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夫妇协作调查效果更佳，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丈夫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苦闷和种种不适。在国外，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单身男女同事相伴做田野调查也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况且是上世纪30年代。
1934年夏天，丁文江（字在君）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激烈反对。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汉语语言学；李方桂是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二人在国际语言学界皆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陆军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相威胁。面对两位语言学大腕的坚强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此时，他已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李方桂）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2最好的办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可这不是傅斯年的性格。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3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4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揽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为难，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了结。
1935年，傅斯年视察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工地。坑右站立者为董作宾，坑左戴礼帽者为傅斯年、李济（右起）。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而他也不会再提“携眷调查”旧事，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他们到了云南的路南县尾则村。那次调查的结果，马学良于1941年写成毕业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于1950年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没想到是他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
此后，赵元任也并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殊不知仅隔一年，史语所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5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此次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前后发掘了四座大墓，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
4月初，董作宾（字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元勋，也是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并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
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6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可事情已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 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7，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8
1932年的熊海平。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9还引起过一场风波，他当然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诏”，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10，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11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12所谓“风纪”事，是4月7日午餐时的一次“闹酒”。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闹酒，与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关。董先生原有糠糟之妻，这次由北平带了女友来安阳玩，形同夫妇。可是王湘君背后说，这不是他的表嫂，他另有表嫂。徐中舒先生自谓是“萝卜干”。熊女士这时似在北平一艺术学院读书，酒量颇宏，大家闹着，想灌醉她，结果她没醉，别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13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14。旋涡之中的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15
1931年秋，董作宾在龙山发掘现场。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
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16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仅涉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17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因此照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许有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或双方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对外并未张扬，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这一来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测，引发轩然大波。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
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18
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
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经过之事实本很简单。彦堂新与其夫人离婚，另外追求一个女学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济之说明，就把这位小姐带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语所办事处里面。孟真知道就打电报来辞职（参观原电）。
此外的事实和我个人的态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
（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他（傅斯年）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所以有这次的爆发，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19
此时董作宾也许是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还对傅斯年犹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
适之来，得奉十五日手书，适赴申开会，遂未即覆，惟请适之先致一书，劝兄以工作为重，并述孟真态度，想已入览。兹请再就兄书所言各点，略为申述如下，请兄平心静气，一细思之。
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此处原文为方框“□”）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孟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20
丁大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董作宾终于回心转意。4月30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215月1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5月10日，董作宾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状况”。22
1936年7月27日，董作宾、 熊海平与儿子董敏。
傅斯年题赠董作宾“平庐”条幅。
一池春水，又归于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董作宾四十岁。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谈到丁文江：
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国二十四年，那时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写长信去劝我，他摆着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23
1940年，避难昆明，董作宾为自家在龙头镇皮营村的斋号取名“平庐”。五十岁后，董作宾号“平庐老人”，在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中也常使用“平庐老人”的印章。据笔者妄臆，董作宾夫人名海平。平庐者，爱妻之心也。
（本文参考了潘光哲的《丁文江与史语所》一文，照片由董敏、李光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