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
有了《周易》，有了《老》《庄》，还有了佛典；加上正始、竹林、西晋玄学的铺垫及王导、谢安的提倡，东晋的名士们思想开放、行为飘逸，那些率真的人们，大多也很可爱。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导、谢安、顾恺之、鸠摩罗什、支道林、陶渊明……这一连串如雷贯耳名字，就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名士们整日聚在一起，那种闲适的场景，多么舒意畅快，多么让后人羡慕不已！
318年三月，司马睿正式称帝，改元太兴。
在称帝仪式上，司马睿死活要丞相王导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
接受群臣朝贺，这可真是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亘古奇闻。
王导跪地拒绝，司马睿这才接受群臣朝贺。
倘若出现哄抢财物事件，人们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围上去瞧热闹参与哄抢，一种是远远避开。大多数人会去瞧热闹并参与哄抢，但是也有选择避开的，这种人比较理性，相对较少。
同样，面临历史大事件，人们的选择也不外乎这两类。
西晋八王之乱，人们都为最高权力斗得你死我活，但是总有一批牛人与众不同，能够高瞻远瞩谋划未来。出身世家大族、王衍的表弟王导，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牛人之一。
西晋内乱，中原鼎沸，名士王导就建议他的好朋友——琅琊王司马睿远离政治中心，以保存实力。司马睿对王导非常信任，就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参与洛阳争斗。307年，司马睿申请南下镇守建业（为避司马邺之讳，称之为“建康”，即今日南京市），王导作为军司马随行。这个举措意味深长，晋王室的重心，自此南移。
建康是原来东吴的首都，江南财富雄厚，曾支持孙吴独立近百年之久，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叛变也很少涉及这个区域，因此这里非常适合作为发展基地。但是，事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琅琊王司马睿只是一个偏远宗亲的小王爷，一没有功勋，二没有威望，突然就跑来镇守建康，南方当地的士大夫怎么会服他？
所以司马睿赴任一个多月，当地士族没有一个人前来拜见，一个个都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想要在南方站稳脚跟，必须得让当地士族臣服配合。这时候，王导站出来，给司马睿帮了个天大的忙。
王导出身门第高贵，“琅琊王家”这个身份在当时绝对声名赫赫，无论南北士族，谁都要给面子。王导的堂兄王敦手握重兵，在当时也极有影响力。王导就对王敦申明利害，劝说王敦出来挺一挺司马睿：“琅琊王仁德虽厚，但是名望不够。兄长有很高的名望，正好可以站出来帮助他。”王敦答应了。
于是，王导安排了个计划。
三月三日是上巳节，有祭高禖神的庙会，还有到河边春游、沐浴、游玩的习俗，借以洗掉不祥。届时，江南百姓，无论贵贱，一个个都会出门，像过年一样热闹。
司马睿呢，就在这时隆重亮相。他穿戴华贵，乘坐金舆畅轩，敲锣打鼓，仪仗威武、傲然前行。王导、王敦则宽袍博带，神情潇洒，在后面骑马跟着，缓缓而行。人们不由自主分立两旁，给他们让出道来。
想当年，这些一个个都是摆阔出身的，王导、王敦更是石崇金谷园的座上客，讲排场、玩世面，一个赛过一群。江南士族虽然名震一方，比起这几位，终究差了一截。纪瞻、顾荣都是江南名士，一看这阵仗，先吓一跳；再看王导、王敦这等大名士都低眉顺眼的，立刻明白了司马睿不是常人。他们不敢傲慢了，翻身下拜，跪在路旁。
司马睿初次亮相，就引起全城轰动。
王导趁热打铁，出面游说江南士族中最有影响力的顾荣、贺循，请他们支持司马睿，出山做官。这二人也顺水推舟，出任了司马睿的司马。他们一出面，江南的士族们就纷纷归顺了。
不用一兵一卒，不动一刀一枪，仅凭借蕴藉潇洒、形象风流，就赢得士族尊重和民心归附，这种优雅高贵的事情，也只有在魏晋时期，才有可能发生。
311年，永嘉之乱，晋怀帝司马炽被俘，首都洛阳失陷。原来在北方的世家大族们，十有六七南下避难。这些世家大族都是社会精英，当时顶级文化的代表。从此，“衣冠南渡”，文明下移。
在王导的建议下，司马睿专门辟出“侨郡”，用以安抚这些南下的名士大族，并积极结交南下名士，把许多人都招来做掾属，时称“百八掾”。
卫玠就是这时候南下的，南方的人们一听，大名鼎鼎、名震洛阳的美男子卫玠来了，都想看看这个卫玠到底有多美，于是争相拜会。卫玠身体虚弱，架不住这么多人来看他，没多久竟然病死了，于是，“看杀卫玠”一词就此诞生。
南下的名士非常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他年轻时关心国家大事，半夜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锻炼身体，闻鸡起舞就是说他的——没错，他就是祖逖。
祖逖是313年率领家族南下的，当时司马睿名义上是西晋的左丞相，久闻祖逖有大将之才，非常高兴，立刻命祖逖为军咨祭酒，类似军委总参。
祖逖素有大志，他认为西晋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王爷之间争权夺势，内耗严重，使得少数民族有机可趁。只要重整旗鼓，北方老百姓定会响应，失地就能快速收复，于是，他劝司马睿起兵北伐。
司马睿被这无比正义的理由说得没了退路，只好命祖逖为“奋威将军”，又任他为“豫州刺史”。豫州在今天河南东部一代，此时早被后赵占领，封他为豫州刺史，只是一个空衔——能收复豫州，你当真刺史；拿不下来，你徒有其名。
然后，拨给祖逖一千人的军粮、三千匹布，不发铠甲、不发武器，至于军队——您就自己招募吧。
祖逖深知南方尚未安定，没法指望司马睿，于是他率领部众百余家，乘船渡江，自己北上征伐。船行江心，祖逖击桨盟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所谓“击楫中流”，即由此而出。
到了北方，祖逖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很快建立了一支队伍，一路北上，收复了一些失地。当时北方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军事防御体系：一个镇子或者一个村子，筑起高墙，脱离政府管辖，由村民自选领袖，带领大家自卫自战——这种防御体，就叫“坞堡”。有的坞堡较小，有的坞堡很大。坞堡内外，天壤之隔。堡外战火连天，堡内自给自足、安居乐业。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受了坞堡的影响。
祖逖北上途中，收复了几个大的坞堡，所以实力得以增强。后来连败后赵军队，收复了大片失地，一直打到黄河南岸。后赵石勒大为震惊，送信给祖逖，要求和平共处，双方在边境开通互市。祖逖没有回信，但是默许了互市行为。
在祖逖的影响下，基本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南的疆土都得以收复，后赵军队也不敢来犯，老百姓算是过了一阵好日子。
祖逖不仅打仗水平好，政务水平也是一流。他劝课农桑，善待百姓，自己艰苦朴素，不奢侈不浪费，所以名声极好。有次他与百姓一起饮酒，有些老人就感激地哭道：“我们老了，本来死不死也无所谓了，可是碰到您，就像碰到再生父母一样！”席间，还赋诗歌颂祖逖：
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
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就是说，多么幸运啊，黎民百姓免遭少数民族俘虏，老天开了眼，让我们碰到慈父一样的祖逖大人，还赏赐给我们美酒佳肴，我们只有唱歌跳舞为他祝福。
司马睿在王导等一大批名士的帮助下，逐渐稳住脚跟，其中，当然以王导功劳最大。
王导器量洪雅，深谋远虑，他的政治思想基本是道家的，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节约朴素，宽惠待人，于是越发受元帝的器重，当时人们都把他比作管仲。
大名士桓彝南下后，发现司马睿的力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强，非常忧虑，整天长吁短叹：“我因为中州多难，所以南下生活。想不到这里这么寡弱，以后可怎么办啊？”但是当他见到王导，和王导畅聊之后，心中块垒顿时烟消云散，高兴地说：“昨天我见到‘江左管仲’，就不再忧愁了！”王导的能力，可见一斑。
316年，西晋最后一任皇帝司马邺投降，西晋灭亡。
在众人的劝说下，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政权，称“晋王”。317年，司马邺被害的消息传来，晋王司马睿遂正式称帝登基，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在称帝仪式上，司马睿坚决要丞相王导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接受群臣朝贺，这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亘古奇闻。
司马睿倒也不是虚情假意，我相信，他此刻的心情，一定是恳切而真挚的。如果没有王导的支持，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王导坚持不受，跪在地上说：“如果太阳也和地上的万物一样，那么老百姓该到哪里沐浴光辉呢？”
太阳是独一无二的，天子的尊荣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司马睿听了幡然恍悟，不再坚持，大典得以顺利举行。
新政权建立后，国家政务基本由王导主持，军事方面则主要仰仗王敦。王氏子弟在朝中做大官的比比皆是，王家势力大到不行，当时就流行一句俗语，叫“王与马，共天下”。
天下从来只能属于天子的，怎么能允许别人和自己共同享有呢？王导还好，性情温和，宽宏大度，博量雅致，举止得体，但是王敦就不同了。
王敦在年轻时，曾和王导一起到石崇的金谷园做客。作为主人，一定要给客人劝酒。但是石崇众不同，他命婢女向客人劝酒，客人要是不喝，就立刻把这名婢女杀死。
王导酒量不行，但是怕婢女无故被杀，就强撑着喝很多。王敦呢，酒量很好，却故意不喝。石崇就把劝酒的婢女杀了一个又一个，一连杀了三名，王敦都面不改色，坚决不喝。王导心肠软，着急地说：“你快喝啊！不行我帮你喝吧！”王敦却说：“他杀自己家人，管咱们什么事？”
二人脾性，于此可见一般。
王敦手握重兵，驻扎在荆州，嚣张跋扈，气焰熏天。他老觉得东晋天下是自己和王导闯出来的，所以根本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司马睿当然感受到了威胁。他还不至于懦弱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于是，他开始重用刁协、刘隗，来制约王氏兄弟。
刁协是渤海饶安（今山东广饶）人，博闻强记，熟悉各种制度礼仪，生性强悍，喜欢和人顶牛较劲，但是志在匡世救民，办事干练。刘隗是彭城（江苏徐州）人，善于揣摩人的心思，精于刑名。这两人属于典型的儒法结合之士，专抓人细节过失，以苛责著称，和王导宽宏无为的道家主张，截然不同。
比如，庐江太守梁龛的妻子死了，按制，也得守丧，守丧期间当然要很苦情才行。但那么久不让唱歌喝酒，庐江太守实在憋得辛苦，终于，梁龛怀着无限喜悦等到解放。但他神经大条了一下，在丧期结束的前一天，请客饮酒看歌舞表演。要是一般人，对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毕竟守丧已经接近圆满了，最后一天而已。但是刘隗就坚决不放过，他引《春秋》证明，这件事严重违礼，要给梁龛罢官削侯处分，结果司马睿就给准奏了！
东阁祭酒严含，在叔父丧期嫁女，也有点违背礼制。大家族中，长辈那么多，保不齐什么时候去世一个，难道这下一辈儿孙就不能结婚了？所以，当时人们对这种事都不较真，别太过分就行。毕竟守丧重要，传宗接代也很重要，但刘隗可不管这些，上表弹劾！
元兴年间，丞相府杀都运令淳于伯的时候，血溅到柱子上两丈多高又流下来。按说这也正常，是个物理现象，完全符合物理规律。但刘隗就认定不寻常，这是冤案，要求罢免相关人员的官职，搞得丞相王导都上书引咎辞职。
司马睿当然没有罢免王导的职务，但是由此可见，刘隗等人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做事方法。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这种揪辫子、抓细节、过分苛责的做法，必然搞得人心惶惶。
他们不仅这样对待一般朝臣和王导，最后还动到了王敦头上。
刘隗认为王敦权势过大，终不可制，应该早做防范——这说法倒也没错。但是所谓的政治智慧，就是你不仅要能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高明的手段处理问题。
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刘隗劝司马睿派出心腹，驻守在王敦旁边以便监视，司马睿也还真就听从了。他就以北伐为名义，任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守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镇守淮阴；叔叔谯王司马承驻守长沙，以牵制王敦。
这些手段太过拙劣，当然瞒不过王敦。王敦大怒，但是一时间，却也不敢有大的动作。原因是此刻还有一员大将手握重兵——祖逖，他颇为忌惮。只要祖逖活着，他就不敢冒险抗衡朝廷。
可惜老天不长眼，偏偏在这紧要关头，祖逖撒手人寰。321年，祖逖没能完成北伐大业，带着深深的遗憾，病死于河南雍丘，享年56岁。当地百姓大为悲痛，就像死了亲人一样。
《晋书》将祖逖与刘琨同列一传，并且都给了他们很高的评语。所谓国乱显忠良，他们就是活脱脱的标本。二人征战北方，在敌人肆虐之地，始终抗争，坚决不屈服，赢得千古令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真不愧少年时的一番承诺：
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祖逖一死，东晋朝野再也没有大将军王敦的对手了，王敦早已等得不耐烦，他立刻积极备战。
他的性格倒也不失豪爽，既然打算跟朝廷对着干，就挑明了拉拢人才。他开始把中央有名望的士人，都软硬兼施延聘到自己幕府中，比如大名士羊曼、谢鲲，比如大名士、大诗人、大学者、大易学家、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先生。
郭璞时任著作佐郎，相当于国史馆副馆长。322年春正月，郭璞被逼做了王敦的记室参军——类似办公室主任。当时，王敦的另一名谋士陈述（字嗣祖）刚好逝世，郭璞前去吊丧，大哭着说：
嗣祖，嗣祖，焉知非福！
有时候，能死，也是一种福气。
郭璞太牛了。
首先他是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他的游仙诗在中国历史上是开了先河的，其文赋辞藻清雅，是两晋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文学家。其次，他还是大训诂学家、大学者，他给《周易》《尔雅》《楚辞》《穆天子传》《山海经》这些上古时期晦涩难懂的典籍，都做了通俗易懂的注解，直到今天我们读《山海经》《尔雅》，都得用他的注释。
但是，他更为有名的，是在易学史上对术数学的贡献——那简直是宗师级的人物。比如今天非常流行的“堪舆之术”，说白了就是风水学，就尊郭璞为祖师。
郭璞有一本《葬书》，乃风水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讲了如何选择地势，还第一次明确提到风水的概念：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就是说，风水讲究“气”这个概念。气怎么看呢？乘风则散——风太大的地方，气就散了，所以选房子不能选风口；界水则止——碰到水，气就停住了，所以好风水一定离不开水。那么古人找理想的环境，就是要找那种能聚气不散的、流动的气也能停止的地方。得气失气，关键在于风和水的配合，所以这门学问就称之为“风水”。
郭璞的《葬书》还有一个观点，影响了中国几千年，那就是所谓的“葬先荫后”——埋葬先人，可以福荫后人。所以，很多人在父母生前不孝顺，父母死后却脑袋灵醒，突然变成“大孝子”，要给父母找最好的坟地，花再多钱也在所不惜。
郭璞的神奇事迹，在当时广为流传。
相传郭璞渡江后，曾经给自己的母亲找过一块墓地，人们都认为这块墓地距水太近。郭璞说：“没关系，这一带很快就会变为干地了。”并且写了一首诗作为预言：
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垒垒三坟，唯母与昆。
大意就是，北山高大险峻，大海波涛滚滚，许多年后，这里就只会剩下累累三座坟墓，就分别是我母亲和两位哥哥的。后来，这里果然水势退去，坟墓前几十里地都变为农田。
晋元帝司马睿也懂风水，有一次，他听说郭璞给人看了一块地，自己就打扮成平民前去察看。但是看后大怒，因为这家人把坟墓埋在了“龙角”的位置上。葬在龙角，意味着后代是要出天子的，这就触着了皇帝的逆鳞。
他就责问这家人：“你们怎么能把墓选在龙脉的龙角上呢？这可是犯了大禁，要被杀头的！”
这家人却回答说：“先生有所不知，这墓地是大名士郭璞选的。他说这块地不是‘龙角’，是‘龙耳’。葬在龙耳，三年之内，就会引来天子观看询问。”司马睿听罢大为佩服。
郭璞的易学水平名震当时，王导也时常请郭璞占算，多有神准。有一次，王导又摇了一卦，请郭璞看自己最近的运气。郭璞看后，脸色不好，对王导说：“这个卦不吉利，丞相可能会有雷击之厄。”王导一听吓了一跳，连忙请教该怎么办。
郭璞说：“坐车西行，到某某某地，能看见一棵柏树。你截一段和你一样高的木头，回来放在床上，就没事了。”
王导依计而行，果然见到了那棵柏树，截了木头放自己床上，自己睡别处。几天后电闪雷鸣，木头被击得粉碎，亲友们都去为王导庆贺。王敦对此大为惊讶，说：“你居然能把灾厄推诿给木头！”
可能也是因为这事，王敦就把郭璞招致麾下为自己效命。
郭璞精于占卜，他知道王敦一定会反，自己被逼为记室参军，肯定没有好下场。但是身陷时局，也没有能力逃离避祸，所以非常郁闷。他的游仙诗，写了大量的神仙世界，表达自己对神仙的渴慕。这里面，除了信仰的自然呈现之外，又何尝不是表达厌恶世俗、希望能逃离凶险政局的心情呢？
钟嵘的《诗品》就说郭璞的游仙诗“乃是坎壤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郭璞的《游仙诗》现存十四首，诗里对神仙世界的描写具体而优美，可谓杰出的山水描摹，对后代影响很大——李白就是典型。当然，这些诗，更多的和左思的《咏史》一样，借古喻今，借神仙以说现实。《游仙诗》（其一）写道：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开篇两句直接点题，说京城潇洒放浪，不如山间隐遁；豪门富贵，不如蓬莱求仙。说出了自己的心志，在求仙不在凡间。
接着，就是对仙境进行优美地描摹——可以在水源头撩拨清水，在山间采食赤灵一类的仙药。在美景如灵溪的地方完全可以隐居，何必非要登云梯升天求仙呢？
接下来“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两句，用了大量典故，来说明自己心中诉求。“漆园有傲吏”一句，说的是庄子。庄子曾做过漆园吏，楚王请他做官，他傲然拒绝。“莱氏有逸妻”指的是春秋隐者老莱子妻的故事，楚王请隐士老莱子做官，老莱子许诺了。他的妻子却说：“你要做官，就必然领取俸禄，这样就受人所制了。”老莱子听后，就坚决隐居了。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这句有点不好理解，分别用了《周易·乾卦》和《周易·大壮卦》的卦辞。《乾卦》用“龙”来比喻事物的发展顺序，其中第二爻的卦辞中，有“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句子，意思是“龙”飞跃在田地上，利于大人出来做事，象征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崭露头角。《大壮》卦，则用“羝羊”来比喻事态发展，其中第六爻的卦辞为“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象征一个人进退两难的状态。
这两句综合起来，大意是说只有保持隐退，龙才能自由在在；如果贸然前进，就会像公羊钻进篱笆一样，进退两难，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最后自然得出“高蹈风尘下，长揖谢夷齐”的结论，还是像伯夷、叔齐那样隐居起来，才是最好的选择。
郭璞此时正是王敦手下幕僚，明知道必然没有好结果，但是身在江湖，不能由己。虽然渴慕自由自在，但却像困于藩篱的羝羊一样，进退不能，只能等待悲哀的结果。
322年正月十四日，事变终于爆发。王敦在武昌誓师，上表指责刘隗罪状，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沿江南下，举兵叛变，江南大族沈充也在吴兴郡（浙江湖州）起兵响应。
司马睿不甘示弱，下诏指责王敦过于嚣张，扬言要亲率六军，和王敦决一死战。
大战一触即发，刁协、刘隗、戴渊等人，纷纷从驻地赶回，保卫京师。刘隗还不知道事情的凶险程度，进入建康时，百官迎接，他还一副名士范儿，仰戴冠帽，高谈阔论，浑身洋洋得意的样子。面见司马睿后，刘隗、刁协主张，把留在京城的王姓族人，全部屠杀——当然包括王导在内。可是司马睿脑子很清醒，知道王导并没有参与谋逆，就拒绝了这个要求。刘隗、刁协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开始恐惧起来。
从王导的角度看，这次的事情是闹大了。王敦是明目张胆的造反，自己是王敦的亲堂弟，无论如何也免不了牵连。于是他恓恓惶惶，带着几个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侍中王侃、王彬，以及王姓做官的子弟二十多人，整日跪在宫门外，等候降罪。
大名士周，时任仆射，差不多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周字伯仁，和王导齐名，两人关系也非常要好。有一次王导头枕在周的腿上，指着周的肚子问：“这里面都有啥啊？”周回答：“里面空空如也，但是像你这样的人，装几百个还是不成问题的。”
周为人耿直，潇洒绝伦，在当时很有声望。戴渊曾拜访周，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人问戴渊：“你干吗不说话啊？”戴渊回答：“有周在，我这些雕虫小计有啥好说的呢？”
但是周喜欢喝酒，经常大醉不醒，这一醉就带来祸患。曾经刚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就大醉三日不能理政，结果被人弹劾，罢免了职务，人称“三日仆射”。
看见周进宫，王导跪着大喊：“伯仁啊伯仁，我这一家大小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啊！”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昂首进宫。觐见司马睿后，周却为王导说好话，力保王导忠心耿耿，与王敦之乱没有干系。司马睿当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周一高兴，酒瘾又犯了，在宫中喝得酩酊大醉，才拜辞出门。
出了宫门，王导还在那里跪着求他救命。周不但不搭理王导，反倒对左右人说：“今年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取斗大的印挂在肘后！”回到家里，又怕司马睿改变主意，上表继续为王导辩护，言辞恳切，情理俱足。
周这么做，一来为避嫌，要瞒过一干小人，越是不和王导亲近，为王导辩护才越有说服力；二来是名士风采，做好事不留名，真心实意帮朋友，不愿王导为此欠他人情。周可谓忠肝义胆，清高尊雅，令人佩服。
可是他不仅瞒过了朝廷小人，也瞒过了王导的眼睛。在那种危难时刻，一向脑子清醒的王导也判断失误。他认为周见死不救，罔顾平日深厚的交情——被最信任的朋友背叛，那种绝望而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王导心中就有了嫌隙。
王敦顺江而下，很快攻到首都建康。建康外有一个卫城，就是著名的石头城，石头城的守将是周札。周札是南方士人，东晋建国，尽管也重用南方士人，但是总体而言，南方士人还是受到排挤，所以周札就索性打开城门，把王敦迎了进来。
石头城失守，王敦直接逼近首都建康，其余各地的防线再牢固也没用了。司马睿压根没想到王敦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石头城，于是命刁协、刘隗等人反攻石头城。可惜石头城易守难攻，刘隗等人大败，这场仗，以王敦完胜告结。
刁协、刘隗兵败进宫，司马睿知道大势已去，不忍心看到他们被王敦杀掉，就拨给他们人马，命他们快速逃命。刁协平日待人苛刻，兵士四散逃去，没人管他。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年老不能骑马，还没出南京市呢，就被部下杀死，将头颅送给王敦。刘隗运气好点，逃到北方，投奔了后赵石虎，十多年后战死潼关。
王敦你不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吗？这下刘隗、刁协都被清理了，按理该退兵了吧？不过，政客的口号都是用来掩人耳目的。王敦重兵占据石头城，摆足了谱，就是不去觐见皇帝司马睿，并令手下大肆抢劫。
在僵持之中，司马睿终于屈服，他舍下面子，命文武百官前往石头城拜见王敦。王敦得意洋洋地对戴渊说：“前天的战斗，你是不是还有力量没使出来？”
戴渊回答：“岂敢不尽全力？只是力不足耳。”
周名气很大、才学又高，王敦从心里对周有点畏惧。以前每次见了周，都觉得浑身发热，不停用手扇风。这次自己战胜，就想嘴上讨个便宜。他对周说：“周啊周，你可是对不起我！”早在十多年前周吃了败仗，投奔过王敦，但是这次战斗，周却率大军抵抗他，所以他才会这么说。
周面不改色，昂然说：“阁下发兵攻打天子，我亲率六军，不能阻止你犯罪，所以对不起你！”
周、戴渊都有才名，王敦出身名门，也有名士习气，尽管手握重兵，但是总觉得低二人一头，心里非常嫉妒。
于是王敦找了个机会，装作不在乎地问王导：“周、戴渊二人，名震南北，我想重新组建政府，他们两个出任三公绰绰有余吧？”
王导闭口不答。
王敦再问：“那不让他们出任三公，让他们做尚书令或仆射一类的官呢？”
王导依旧闭口不答。
王敦继续问：“如果这样也不成，那就只有杀了他们！”
王导三缄其口，始终没有说话。
于是，王敦拿定主意，就下令杀了周、戴渊。
周被绑缚刑场，途经宗庙，大声高呼：“贼子王敦，颠覆国家，残害忠良！神明有灵，请赶快诛杀王敦！”兵士害怕他乱说乱喊引起暴动，就用铁戟猛刺他的嘴巴。周血流满身，而神态自若，毫不动容，围观群众纷纷流泪。
王导的表弟王彬，时任侍中，司马睿派他去慰劳王敦。王彬感叹周枉死，就先跑去哭祭周。王敦看到王彬一脸鼻涕眼泪，就问是怎么回事。王彬说：“刚才哭祭周，情不自禁。”
王敦大为冒火：“周自己找死，你哭什么！”
“周是忠厚长者，也是你的好友，为官正直，不结党营私，想不到却遭到你的毒手！”王彬越说越激动，大骂王敦，“你兴兵犯上，杀害忠良，我看你就要大祸临头了！”说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王敦怒道：“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周围的人连忙劝王彬赶紧起身道歉，王彬牛劲上来：“脚脖子疼，不能下拜！”王敦说：“脚疼、脖子疼，哪个更疼？”王彬一点也不怕，始终拗着不肯下拜，王敦也只好作罢。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没多久，王导整理中书省档案，偶然发现周当初上书营救自己的奏章，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好人，他拿着奏章大哭道：
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晋书·王导传》）
这句今天还常说的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王敦战胜晋元帝，开始有了不臣之心，于是在这年四月率师返回武昌，准备肃清反抗力量，然后篡位。
322年闰十一月十日，晋元帝司马睿病逝，年仅47岁。晋元帝节俭恭谦，但是政治手腕明显不足，所以导致最后的悲惨结局。
第二天，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王敦大权在握，遥控朝局，大事都要经过他的手，不臣之心，人尽皆知。
不过，东晋就是那么有趣，即便是要谋逆的权臣，依旧性情豪迈、名士范儿十足，还让人觉得十分可爱。王敦每次喝醉酒之后，都会手持铁如意，敲着痰盂配合节奏，吟诵着曹操《短歌行》中的句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所以，痰盂经常被他打出豁口。
王敦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钱凤，一个叫沈充，这两人是十足的小人，性情阴鸷，纵情任性，违法乱纪，百姓恨之极深。目光短浅、谄媚迎合，是小人的特点，他们深知王敦篡位的心思，于是积极迎合，至于长远如何，他们才不管！
有个名叫熊甫的参军，见钱凤、沈充胡作非为，知道必然大祸临头，有次趁着酒兴，半醉半醒地劝谏王敦：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佞幸在位，鲜不败业。（《晋书·沈充传》）
王敦脸色一变：“小人指的是谁？”
熊甫只好闭口，他知道王敦已无药可救，于是辞职告归。临别前，他写了一首诗，担心即将发生的惨变，抒发心中忧虑之情：
徂风飚起盖山陵，氛雾蔽日玉石焚。
往事既去可长叹，念别惆怅复会难。
这首诗比较好理解，就是说狂风刮起来，笼罩山陵，雾霾蔽日，最终玉石俱焚。过去的事让人无限追忆，今日一别，再想见面恐怕就难了。
熊甫是个明白人，他看得一点也不错，王敦的末日就要来了。
似乎是老天在眷顾可怜的东晋王朝，324年五月，王敦病重，钱凤等人只好密谋加快政变步伐。
纸是包不住火的，王敦重病和密谋叛变的消息一并传到首都建康。晋明帝司马绍比他老爸果断得多，他立刻积极部署，王导、温峤、卞敦、苏峻、祖约、王邃等一批厉害人物，纷纷占据要害，东晋朝廷进入备战状态。
不仅如此，王导还布置了一个王敦的灵堂，放出消息，说王敦已死，借以壮己军威、动乱敌心。明帝司马绍趁机发出诏示，指责王敦、钱凤、沈充等人的种种罪状。
王敦看到诏书，大为愤怒，病情加重，连床都下不了，但是他仍准备躺在床上率军南下——这老兄要是把如此劲头放在收复失地上，估计晋朝早就光复了，可惜，他只懂得窝里斗。临出发前，王敦召来郭璞，让他算一下这次军事行动的吉凶。
郭璞起了一卦，分析后告诉王敦，不能成功。王敦一直怀疑郭璞的立场，听了这话，心中不快，认为郭璞说假话，于是死死盯着郭璞问：“那你再算一算我的寿数是多少？”
这种问题，是摆明了为难郭璞，不过郭璞还真就算了。他又起一卦，低头占算，没多久抬头说：
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意思很明显，要是起兵南下，死期不远；要是待在武昌不动，且活着呢。
王敦大怒，寿数该多少就是多少，怎么还和我造反挂钩了？你这是摆明着威胁我不许我造反啊！他话带杀机恶狠狠地问郭璞：“那你能活多久呢？”
郭璞答：“命尽今日中。”
王敦更加生气——你连死都不怕？那我就让你真死，让你应验你的预言，于是下令，即刻杀掉郭璞。紧接着，《晋书》又写了一大段神奇的事迹，好像郭璞真到了了然生死的地步。
郭璞问行刑者：“打算在哪里杀死我啊？”
“南冈头。”
“哦，那一定在双柏树下。”
到了一看，果然是在两棵大柏树下，郭璞又说：“还应该有一个大喜鹊窝啊。”
大家就纷纷寻找，但是没找到，郭璞说一定有的。后来，果然在树顶找到了，因为枝叶茂密，所以开始没有发现。
十多年前，郭璞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兄，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并送给他一件衣服。这个老兄不认识郭璞，坚决不受。郭璞说：“你拿着吧，日后自然知道我为何如此。”到了这天，这个老兄突然发现，自己奉命要杀的，就是当年馈赠自己衣服的那个人。
郭璞死时，年仅49岁。
杀了郭璞，王敦决意造反到底。自己不能动，就命表哥王含和钱凤发兵，沿江东下，攻打建康。但是朝廷早有准备，王含的军队很快失利。
七月，王敦听到战败的消息，悲愤交加，病情加重。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遂安排后事，命儿子王应在他死后称帝。没多久，就应了郭璞之言，溘然而逝。但是王应根本没按老爹的计划来，他把老爹的尸体埋在议事厅的地下，然后什么事也不管，整日喝酒寻欢作乐。
王敦一死，大势消弭。东晋朝廷的军队反扑起来也是很猛的，王含、王应、沈充、钱凤等纷纷战败，逃亡中都被部下杀死。
东晋建国，尚未安稳就迸发的王敦之乱，就以这样的方式，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353年，即历史上有名的“永和九年”，
以王羲之为首，广邀当时文采风流的大名士共42人，
于春三月三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
趁着修禊的习俗，举办了一次大雅集。
王敦之乱后，东晋又面临了一次小考验。327年，爆发了苏峻、祖约之乱。苏峻在平王敦之乱中还出了大力气，一转脸自己又叛乱；祖约是祖逖的弟弟，这两人也联手来谋反，东晋王室也真是多灾多难。
好在有赖温峤、陶侃等人的努力，终于在329年春平息了这次叛乱。
当时，东晋有一首童谣是这样唱的：
恻恻力力，放马山侧。
大马死，小马饿。
高山崩，石自破。
这首童谣，基本上就是对苏峻之乱的概括记录。所谓“恻力恻力，放马山侧”，其中的“马”，指的就是司马氏，“山”指的就是苏峻。这一句是对苏峻之乱的整体描述，描写司马氏皇帝的窘迫。
第二句，“大马死，小马饿”，所指就清清楚楚。325年闰八月，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其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晋成帝。晋成帝即位的时候才5岁，没有能力执政，所以两年后就爆发了苏峻之乱。苏峻把小天子晋成帝和一班大臣赶到石头城，他们膳食不足，苦不堪言，所以说是“大马死，小马饿”。
后来，陶侃等人努力作战，苏峻战死。苏峻的弟弟苏逸还据于石头城奋力抵抗，但是很快也被消灭掉——这就是“高山崩，石自破”。“峻”形容高山，所以用高山指代苏峻；而石头，则指代石头城。
苏峻之乱后，东晋朝廷暂时转危为安，于是，王导再度执政。他“务存大纲，不拘细目”，依旧是道家休养生息的政策，老百姓获得喘息机会，东晋逐渐地恢复了元气。
承平之际，一度中断的清谈玄风，又被王导带了起来。
士人南迁后，由于社会动乱，清谈一度中断。国破家亡、山河变色的悲观情绪，始终笼罩在南渡士人心头。甚至他们只要聚在一起，酒喝大了，就会相对流泪，哀叹遭逢乱世。《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一个“新亭对泣”的故事：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自卑消极的心情，需要鼓舞。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复兴民族大业，所以在今天，国学兴盛。王导身为江东宰相、士人领袖，他也要鼓舞大家的精神，所以他的做法也类似——找个旧日兴盛的文化，来复兴一下，于是，玄学清谈重新风靡。
王导是大清谈家王衍的表弟，比王衍小二十来岁。我们可以想一下，出身在琅琊王氏的大家族中，即便是一般的子弟，身边的哥哥叔叔伯伯爷爷都是清谈大家，耳濡目染，怎么也自带三分玄风吧？更何况王导对此也非常喜欢，自然是个中好手。
史载王导过江后，常常和大家谈论三个话题，即“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声无哀乐”“养生”都是嵇康经常谈论的论题。有学者说“言尽意”应该是“言不尽意”的讹传。要真是“言不尽意”的话，那么王导所倡导的观点，就是原原本本继承了何晏、王弼、竹林七贤他们这一脉的玄义了。
社会动乱，大家没工夫清谈。社会承平，王导就立刻摆起谈座，延续玄风。
335年前后，王导主持了一次盛大的清谈辨场。几千年后的我们无法亲闻亲见，只好借助《世说新语》的记载，去大致感受那令人神往的聚会：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世说新语·文学》）
这里面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得介绍下。王导自不必说，殷中军就是殷浩，大名士，大玄学家，时任大将军庾亮的长史。由于庾亮镇守荆州，在长江上游，殷浩沿江而下到首都建康，所以叫“下都”。
桓公，就是大名鼎鼎的桓温，也是东晋中期重要的权臣。桓温不仅是清谈高手，也是超级猛将，掌权后三次北伐，前两次都成功了，收复大片失地。最后也有谋逆的念头，就发兵第三次北伐，当然结果失败了，他有点像是王敦和祖逖的合体。
王长史，是大帅哥、大名士、书画家王濛。王濛有一次身穿宽袍大袖，下车走在雪中，仪态潇洒，人们远远望见，都心仪得不得了，认为是神仙中人。
王蓝田，是王述，性情耿直，有度量，却和王羲之有很大过节。他的儿子王坦之更有名，是东晋中期的砥柱大臣。
谢镇西，是谢尚，字仁祖，是谢安的表哥，也是一个大名士，长得很美，人们都用“妖冶”来形容他。谢氏家族能够后来居上，成为江左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谢尚可以说是奠基人。
这几个人，个顶个都是大牛人，每一位都对东晋未来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每一位在《世说新语》中都有大量有趣的事迹。
年轻的殷浩刚到首都建康，王导久闻其名，就邀来如桓温、谢尚、王述等后起之秀，为他举办了一次清谈雅座。
清谈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辩论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精彩的。王导和殷浩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反复辩难，一直聊到大半夜，其他人只有听的份儿，根本插不上嘴。王导最后高兴地说：“刚才说的那些，尽管最后也没说清楚根本的义理在哪里，但是，咱们言辞比喻之精妙贴切，正始之音，也都该是如此啊！”
正始之音，就是何晏主持谈座的清谈，当时王弼年幼，何晏亲自与之辨析，最终在何晏的推崇之下，王弼成为玄学翘楚。今天的场景何其类似，殷浩也年轻，年老的王导以宰相之尊亲与交谈，这隐隐约约好像在暗示着什么。
某种程度上，王导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一样。这次谈论，不啻是老一代清谈领袖和年轻一代清谈领袖的交接仪式，自此，玄谈之风，在东晋一朝，又开始绵延盛行。
桓温兼有玄学家和武夫的双重身份，所以言辞就更加豪放不羁一些。他对于能参与这次清谈，也倍感荣幸。第二天就对别人吹牛，说王导、殷浩聊得非常好，谢尚还能插几句嘴，自己也有所得，但是王濛、王述两人被谈论吸引，就像“生母狗一样”。生母狗到底是什么样，咱不知道，但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桓温赳赳武夫的形象，活脱脱一览无余。
殷浩没有辜负老前辈王导的厚望，他后来果真成为朝中忠臣、新一代清谈领袖，引领江左玄风，许多人都靠和殷浩谈辩而一夜成名。
衣冠风流，在殷浩手中，光大发扬。
王导历仕三朝天子，都位居三公高官。东晋初的几位皇帝，都对他极为尊重。晋成帝年幼，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又曾在给王导的诏书上写着“惶恐地说”这样的话，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则称“敬问”，这以后都成了定规。正月初一，王导入朝，晋成帝司马衍还亲自起来迎接。王导的地位尊崇得无以复加，琅琊王氏也成为绝对的东晋第一大族。
王氏家门鼎盛，子侄也都风流潇洒，一时儿郎，无论品德、相貌、家世、才华，都是一等一的人选。这样的一群世家子弟帅哥们，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床快婿啊！
还别说，“东床快婿”这个典故，真和王氏子弟有关。
大书法家、大名士郗鉴，也是东晋早期非常重要的名臣，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他都立有大功。后来官拜太尉，位列三公。郗家也是名门望族，家学渊源非常深厚，尤其精于书法。现在的《淳化阁帖》中，还有一个《灾祸帖》（现仅存两行），就是郗鉴的手笔。
郗鉴的女儿郗璇，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郗鉴就想在王氏子侄中选一个做自己的女婿。当时他在京口为官，就写了一封信，让门人带给王导说了这事。
王导对门人说：“可在东厢房见到他们，王氏子侄，任你挑选。”
郗鉴的门人得令，就到王家看了一番。回来后，郗鉴问选得如何，门人回答：“王氏子侄名不虚传，个顶个的帅气。子弟们一听说郗太尉选女婿了，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矜持地站在那里。只有一个帅哥，袒腹床上，无事人一样。”
郗鉴大笑：“就他了！就他了！”
跑去一打听，这个小帅哥，名叫王羲之。
王羲之的大名，我不用再强调了，只要是对中国书法有一点点爱好，哪怕稍微了解一丁点儿的，就一定听说过王羲之的大名——他被尊为“书圣”，后代书法家、学书者，千百年来，没有不模仿他的笔迹的。
王羲之出身王家，老丈人又是郗鉴，两大家族的荣宠集于一身，所以他很早就官拜右将军的高位。但是他生性淡泊，看不惯官场作风，更讨厌当时假名士的矫揉造作，所以大量精力都放在了道教和书法上。
他秉承家学，书法由父亲王旷、叔父王廙启蒙，后来跟从卫夫人卫烁学习。卫夫人是当时有名的大书法家，大帅哥卫玠的姑姑，师承钟繇。卫夫人一看王羲之写的字，就说：“这孩子以后的成就，会远远超过我。”
王羲之一变汉魏以来的书风，结体潇洒飘逸，端庄秀美，笔法灵活多变，刚柔并济，人们常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赞美他的书法，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绝对不可或缺的人物。
关于他的小故事就太多了，什么喜爱白鹅啦，写《黄庭经》换白鹅啦，给老婆婆写扇面啦，入木三分啦，洗墨一池水啦，巧补春联啦，儿子王献之学书的故事啦，等等等等，有真有假，有的附会，有的确有记载。出于对他的崇拜，笔者在这里不想做考辨，这些美好的故事，即便是假的，那也就让他假下去吧！
353年，即历史上有名的“永和九年”，以王羲之为首，广邀当时文采风流的大名士共42人，于春三月三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趁着修禊的习俗，举办了一次大雅集。
这次雅集有意效仿西晋石崇在金谷园搞的“金谷之会”，所以，邀请的都是一等名流，并且有“流觞曲水”的环节——42位名士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溪水两旁，由书僮将斟了酒的羽觞（一种酒器）放入溪中，让其顺流而下。若觞在谁的面前停滞了，谁就得赋诗，若吟不出诗，则要罚酒三杯。
最后，有11人各成诗两首，15人成诗各一首，16人做不出诗各罚酒三杯，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也被罚了酒。
诗成结集，由王羲之自己作序，趁着酒兴，还以鼠须笔一气写就。这篇书法作品，一不小心，就成为中国人人皆知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王羲之文采一流，《兰亭集》中的诗歌，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只是王羲之书名太盛，因此世人不太了解他的文学成就。其实《兰亭序》也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兰亭集》中的许多诗，正是“玄言诗”和“山水诗”过渡时期的产物。
《兰亭集序》就不多说了，这里仅介绍两首这次“兰亭集会”中的诗歌。一首是王羲之的，他在这次集会中写了两首，这里看他的第一首《兰亭诗》（其一）：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气载柔。
咏彼舞雩，异世同流。
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大意是说时光飞逝，忽然又是一年。值此和风柔日的暮春，大家效仿古代的“舞雩”活动，诗词歌咏，一起出外郊游。好朋友们前后逶迤，畅怀山间，好不快乐。
这首四言诗，写得比较古雅，玄义色彩已经没有那么浓了，词语之间，透出轻灵变化，不像许多玄言诗那样充满了空洞词语的堆砌。
相对王羲之的这首，孙统的《兰亭诗》（之一）就可以看成是典型的山水诗了：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回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意思很简单，说山阴兰亭有山有水，人迹罕至。疏竹、修桐、冷风、古松，一片天籁，万里山峰。这首诗基本是对山阴兰亭的景色描写，但是并没有如实描摹，而是在亦真亦幻的景色中，让读者去体会兰亭雅集给人带来的绝佳感受。
玄言诗发展到后来，讲究把精妙的道理蕴藏在优美的辞章、景致中，融为一体，浑不可分，才是上品。单独讲枯燥的玄理，或者义理和景致比喻不够贴切，就称之为“隔”，就不能算好作品。
所以，越到后来，景色描写越来越优美，蕴藏在其中的玄理越来越淡，最终经过陶渊明、谢灵运的陶冶，终于开创了真正意义的山水诗。《兰亭诗》，就可以看成是山水诗的开端。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毋庸置疑的书法瑰宝，一直由王氏子孙保持。后来传到七世孙、隋代大书法家智永手中。智永是出家僧人，他圆寂后就传给弟子辩才和尚。
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字，四处出高价求购，但是辩才死活不愿意出售《兰亭序》。于是，唐太宗就派风流潇洒的监察史萧翼，用计将《兰亭序》骗到手，然后派当时的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临写。以冯承素为首的弘文馆拓书人，也奉命将原迹双钩填廓摹成数个副本，分赐皇子近臣。至于《兰亭序》原本呢，则随唐太宗一并下葬了。
至今我们看到的几个版本的《兰亭序》，都是当时的临摹本。
了解王羲之的字，还有一个很好的帖子，叫《怀仁集王字圣教序》。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回来之后，唐太宗为表彰其功德，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圣教序》。后来由僧人怀仁，从王羲之各个法帖中，选出相应的字，集了一篇书法作品，就是《怀仁集王字圣教序》。这本帖子，成为后代入手学习王字的经典范本。
最后，再一次向王羲之老先生致意，他的书法太美了！
如果想了解书圣王羲之的字到底有多牛，听我说再多也没用，建议您还是上手临上几行。当然，入手最好的，还是《怀仁集王字圣教序》。
自先秦时士人自我意识觉醒后，
中国文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强权功名和人格尊严之间，如何抉择？
有没有平衡之道？尤其是魏晋以来，玄风大畅，道家、儒家互相糅合，
士大夫们更要在名教与自然、济世与独善、功名与天性之间，
找到一条折中的安身之道。
兰亭雅集后第二年，东晋大将军桓温举兵北伐。
北伐，成为东晋一朝努力想要达成却又一直不那么积极的梦想。毕竟偏安一隅，收复失地、统一全国理所当然；但人是有惰性的，在江东待习惯了，舒舒服服的，也没人愿意真正辛苦地北上折腾。
所以，“北伐”逐渐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借口，成为东晋权臣建功立业、震慑朝野、树立威望的手段。正因如此，桓温北伐的冲动，就远比其他人来得真切。
353年正月，桓温上书废殷浩为庶人，从此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同年二月，他率步骑四万北伐前秦。这次北伐很有成效，一直打到关中长安，前秦军队节节败退。可惜桓温太过大意，原本打算用作军粮的麦子被前秦军队提早割去，导致军粮不济，眼看功亏一篑，桓温只好退回江陵。
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这次桓温自江陵出发，一路非常顺利，甚至收复了洛阳，修葺了皇陵。可惜当他返回荆州之后，收复的司隶、豫州、青州、兖州等地再次失陷，洛阳也被前燕慕容氏占领。
两次北伐，虽然都没有最终成效，但是毕竟弘扬军威、震慑敌人，所以桓温在东晋的权势越来越大。
桓温自视甚高，常常自比刘琨。第二次北伐后，他带回来一个老婢女，这个老婢女曾经就服侍过刘琨。老婢一见桓温，就不住流泪。桓温问什么原因，老婢说：“看到你，我就想起当年的刘琨刘司空。”
桓温听了非常高兴，就赶紧问：“哪里像？”
这老婆婆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仔细观察了半天，然后实诚地说：“脸很像，但是薄了点；眼睛也像，但是小了点；胡子像，但却是红色的；体格也像，不过矮了些。声音，声音也像，但是相比起来，尖了不少，像个女人。”桓温听了，心想你这是夸我呢是骂我呢？这还叫像？为此郁闷了好几天。
365年二月，晋哀帝司马丕在太极殿西堂逝世，年仅25岁。皇太后褚蒜子下诏，命司马丕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奕继承大统，是为晋废帝。
桓温手握重兵，权势熏天，到了368年，桓温官拜大司马，掌握朝中一切军政大事，他距离皇帝的宝座，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权力这东西，一旦沉迷其中必然无法自拔。桓温篡位的野心越来越大，但和前代权臣诸如曹操、司马懿、王敦等人相比，桓温自有一种光明磊落的气概。
有一天，他躺在床上，对亲信感叹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意思是说，如果自己甘于现状的话，死后肯定要被司马昭、司马师两人笑话，接着就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晋书·桓温传》）
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
他是这样想的，也的确是这样做的。366年，桓温再次发兵，与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一同出兵，北攻前燕，进行第三次北伐。按他的想法，这次北伐再建立功勋，回来就直接夺权篡位。
桓温文武奇才，打仗能行，说的话也都非常经典。大军途经金城，桓温见到自己早年栽种的柳树，已经有十围那么粗壮，一不小心，又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晋书·桓温传》）
感于时光的流逝，桓温扶着枝干，拿着枝条，竟潸然泪下。
然而，这次北伐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桓温到达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却被燕国大将慕容垂切断粮道，不得不再次退回。这个慕容垂不是别人，就是小说《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英勇祖先之一。
前秦和前燕联手，慕容垂又趁胜追击，桓温狼狈不堪，军队死亡三万多人，大败而归，这就是枋头之战。枋头失利，东晋军队节节败退，许多原来收复的州郡，又重新投靠少数民族政权，淮河以北的土地，基本都重新丧失。
桓温三次北伐最终失败，主要原因都是粮草不济，可见他是孤军深入，没有后援。事实上，东晋朝廷也怕他功劳太大，回来就图谋篡位，也巴不得他失败。所以，桓温北伐注定是没啥结果的。不过这样一来，晋朝复兴大业就再也没有指望了。
桓温枋头兵败，声名顿挫，他原来的计划也被打乱，篡位夺权的步骤只好稍微缓一缓。
371年，桓温收复了寿春，打了一个小胜仗，想借此挽回颜面。他问心腹参军郗超：“这一仗，能不能挽回枋头丢掉的面子？”
郗超的回答很干脆：“不能。”
桓温心中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智囊就是智囊，郗超早已想好了对策。几天后，郗超主动找桓温，与之彻夜长谈。这次，郗超就给桓温支了一招：北伐失利，要是再想在军事上重新建立威信，基本没可能了。目前的办法，只有在政治方面下功夫——效仿伊尹、霍光，废掉天子，重立一个，才能获得绝对权威。
桓温闻言，茅塞顿开。
废天子总得有个借口吧？司马奕自从当上皇帝，就小心谨慎，基本没做什么错事，桓温就只好在个人道德上做文章。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道德”都是攻击对手的超级利器，只要有人被指控道德上有问题，立刻冒出无数八竿子打不着的、道貌岸然的道德家出来，个个都恨不得踩死你。
这一点，西方文明就宽容很多。《圣经》记载，一群人抓住一个妓女，想要处死她。耶稣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犯错的，可以用石头砸死他。”于是，大家静默，然后散去。
谁能没有犯过错呢？只要没犯法，别人私德高低，关你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道德完人、圣人、神明，才能对别人进行道德批判。至于我们凡人，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司马奕犯的道德问题是什么呢？桓温说，司马奕阳痿，有龙阳之好，宠幸男子，所以后宫所生的孩子，都不是龙种，而是他的娈童和妃子的孩子。
于是，民间纷纷谣传皇帝阳痿且“搞基”。于是，司马奕被废，改封东海王——因此他被称为晋废帝，也称作东海王。
新的皇帝，是已经52岁、时任丞相的会稽王司马昱。
司马昱是一位风流儒雅的名士，《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他的身影。由于做了皇帝，《世说新语》都称他“简文帝”。简文帝崇信道教、知识渊博，性情温和、仁慈宽厚——这种性格一定程度上就是懦弱。
桓温之所以选中简文帝，也就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弱点，希望简文帝尽快把帝位禅让给自己。一年后，简文帝司马昱就病逝了。临终前，简文帝打算顺从其意，诏书命桓温当摄政王。摄政王距离皇帝，可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诏书中还有一句话：
若嗣子可辅则辅之，若其无才，君可取而代之！
谢安、王坦之大为反对，王坦之甚至当着简文帝的面把诏书撕得粉碎。简文帝说：“天下本就是意外得到的东西，让就让了吧，没啥好抱怨的。”
王坦之说：“天下，可不止是您的天下，还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的天下！怎么能轻易让出呢？”
简文帝受到鼓舞，于是让王坦之写了新诏书——只让桓温像诸葛亮、王导那样辅政而已。
桓温得知自己没有当成摄政王，更没有被禅让，大为愤怒，就猜到是王坦之、谢安从中作梗。373年春，桓温率大军东下建康，进京“觐见”新天子。说是“觐见”，实则杀机重重。京师谣言纷纷，都认为桓温这是来逼宫夺权的。
新皇帝晋孝武帝，是简文帝的长子司马昌明。司马昌明下旨，命谢安和王坦之前往建康西南的新亭，去迎接桓温。
谢安，这位名冠千古、东晋后期的顶梁宰相，时任吏部尚书，在这次会面中，就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风度。谢安对王坦之说：“天下存亡，就看咱俩的了。”
王坦之知道桓温记恨自己，这次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心情紧张、汗如雨下，笏板都拿反了。谢安则神态自若，宽袍大袖，闲庭信步地走进中军帐，不慌不忙登上台阶，坐到席前，然后以他带有严重鼻炎、夹杂洛阳口音、有特殊魅力的声音，徐徐讽咏嵇康的四言诗：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十三首》）
桓温被这种旷远从容的风度给镇住了，一时间都忘了自己是来干吗的。
谢安笑着说：“我听说诸侯有道，镇守四方。您来见老朋友，用不着埋伏刀斧手吧？”
桓温不好意思地赔着笑道：“我怕有变故，不得不如此。”于是下令把刀斧手给撤了。
一阵风刮来，掀起帐幕一角，藏在后面的郗超被露了出来。谢安就笑着对郗超说：“郗先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啊！”
于是，一场充满杀气的鸿门宴，被谢安的几句话就给化解了。桓温也脑子开窍，度量变大，不再想着图谋篡位了。
在建康没待几天，桓温就病倒了。他不想篡位了，但是想拥有至高荣誉，就暗示朝廷给他加“九锡”。大才子袁宏奉命写“为桓温求进九锡”的文章，写得文辞华美、世所罕有。文章送到谢安那里，却被删改了很多地方。袁宏只好重写，再送给谢安时又没通过，一连改了好多次都不行。
袁宏惊恐，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错，就跟王彪之商议。王彪之说：“听说桓温病重，支撑不了多久了。”袁宏遂明白了谢安的用意。
于是这封“求进九锡”的表文，一连拖了大半年都写不好，直到373年七月十四，桓温等到死都没等到这篇文章，含恨而逝。
树倒猢狲散，桓温的形象忠奸莫辨。他逝世后，少有人光明正大地前去吊唁，但是有人就是不识趣，在桓温灵前哀声痛哭，还写了一首“悼念诗”：
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
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诗的意思很简单，是对桓温之死的惋惜，表达自己悲痛的心情。说山崩塌了、海枯竭了，那么鱼和鸟又该依附何处？大家哭悼您的声音像雷声震山，泪水涌下像黄河注入大海。
这首悼念诗的作者，就是千古名画《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图》的作者，是东晋最有名的大画家——顾恺之。
鲁迅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顾恺之，就是那些“少有的”人物之一。他感桓温的知遇之恩，所以不顾时局，毅然出来哭吊旧日恩主，如同蔡邕悼念董卓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
他们敢于面对周遭的不同意见，敢于在这种尴尬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独立特性、我行我素，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恰恰是这种朴素的真实、诚挚的情感、敢于表露内心的勇气，是区别真假名士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尽管东晋以来鬻名者多，假装淡泊名利、实则贪恋权势，表面上故弄玄虚、实则油滑世故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顾恺之，无疑是个真正的名士。先不说他的画有多好，就凭这次哭吊，就已经足以令时人、令我辈汗颜了。
桓温死后，谢安不可阻挡地成为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晋书·谢安传》说：
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
这就是说，谢安用道家思想治国，不苛责细节，对待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求几个大框架。人们都把他和王导相比，但他比王导更加文雅潇洒。在谢安治国期间，东晋出现难得的盛世中兴局面。
在古代士大夫心中，谢安就是完美理想的化身。
自先秦时士人自我意识觉醒后，中国文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强权功名和人格尊严之间，如何抉择？有没有平衡之道？尤其是魏晋以来，玄风大畅，道家、儒家互相糅合，士大夫们更要在名教与自然、济世与独善、功名与天性之间，找到一条折中的安身之道。
所以，在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中，就大力倡导所谓的“内圣外王”，提出一种“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气不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理想人格，最终，希望用“道家旷远之怀”来“建儒家济世之业”。
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一旦实践起来，就会发现非常难，难得无处下手。既要具备道家出世的思想境界，还要具备儒家入世的积极心态，还得有社会名望，并且有机会、有能力完成功业壮举。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有些甚至自相矛盾，几乎没法完成。
在玄学昌盛的东晋，却偶然地具备了各种条件，王导就成为一个实践的典型，但是真正把这种理想发挥到极致的，则是谢安。谢安人格上潇洒风流、胸怀旷达，功业上则治国安民、奇勋不二，知识分子几千年的理想，在谢安身上完美地呈现出来。
只可惜，遍观中国历史几千年，结合得如此完美的，也就仅他一人而已！
谢安出身很好，前面提到的大名士谢尚就是他表哥。谢安早年没有出仕，隐居在会稽郡山阴县东山的别墅里。虽然隐居，却没有与世隔绝，研究学问，教导谢家子弟，和天下名士交流，比如王羲之、孙绰，甚至当时的高僧支道林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他教育后辈以启发为主，不呆板，不说教，关于这个，还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有一天大雪纷飞，谢安和子侄们在一起聊诗，谢安就问了：
白雪纷纷何所似？
就是说，你们看这大雪用什么比喻合适啊？
侄子谢郎率先说：“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却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大笑。谢道韫这位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才女，就是谢安调教出来的，后来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后人也因此称女子的才华为“柳絮才”，《红楼梦》里就用“柳絮才”来夸赞林妹妹。
谢安隐居东山时期，曾写过一组《与王胡之诗》，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
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膏以朗煎，兰由芳凋。
哲人悟之，和任不摽。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霄。
这是《与王胡之诗》六首中的一首，大意是：鲜洁的冰像玉一样美，一旦遇上太阳就融化；白雪像珍珠一样晶莹，但是维持不过半天；油灯因为能发光而受到熬煎，兰草因为有香味所以被人采摘。列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谢安说，哲人因此而悟出道理：美好就会召来祸患，所以不要轻易显露才华。应该做到外表不嚣张，内在很温润。这样才能像大雁、白鹤一样，翱翔天际，与云为朋。
这首诗，基本就是《庄子》“无用之用”思想的诗歌版，因为有才华，所以会受累，所以不能保全天年，所以要藏锋示拙。
但若真如庄子那样拒绝出仕，谢安就不是谢安了，也就不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了。前面说了，中国士大夫的理想是既不失掉功名利禄，也不被世俗牵累，两头都想要，两头都想好。
谢安虽然隐居，却声名在外，当时甚至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呼声。
最终，谢安还是出仕了。360年，谢安41岁，出任桓温的军中司马，正式踏入官场。
谢安出仕，被很多人讥讽。有人送给桓温一副草药，其中有一味叫作“远志”。桓温拿起来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一种药会有两个名字？”
谢安还没有回答，帐下郝隆就应声而答：“隐居不仕就叫远志，出仕以后就是小草。”
谢安知道是讽刺自己，就对郝隆说：“郝参军知识广博，咱们试着辩一次看？”
桓温于是出来打圆场：“郝参军并无恶意。”
郝隆也知道自己辩不过谢安，讨了嘴上便宜，就不再多说了。
谢安出山后第三年，其兄谢万病逝，谢安回家奔丧。不久，朝廷又征招谢安为吴兴太守，接着又征为侍中，升吏部尚书、中护军，一路青云直上。
谢安就是在这时候，和王坦之一起，挫败了桓温篡位阴谋的。
376年（太元元年），小皇帝晋孝武帝司马曜满14岁，开始亲临朝政。王坦之出京任徐州刺史，这时桓温早已死去，其弟桓冲掌兵权，但却没有丝毫野心。谢安则任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为实际上的宰辅了。
在他执政的十多年，朝局安稳、百姓富足，江南一派繁荣景象。
不过好景不长。在东晋自足安逸的同时，北方却射来一道贪婪的目光，东晋王朝将面临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
此刻的北方，在乱哄哄一堆少数民族国家中，出现了一个强悍的政权——前秦。
前秦，是氐人政权。氐人首领蒲洪，因为看了谶书，见上面有“草付为王”的预言，遂改姓“苻”，名为“符洪”。
351年，符洪的儿子苻健脱离后赵统治，自称大单于、大秦天王，建立政权。352年，改称皇帝，国号为“秦”。因为这一时期叫“秦”的国家有好几个，为示区别，就称苻健建立的这个政权为“前秦”。
苻健死后，其子符生是个天生的暴君。对王公大臣说杀就杀，毫无征兆，整个前秦朝廷处于极度惶恐之中。357年，符生的表哥就杀之自代——这位仁兄，就是大名鼎鼎的前秦大帝苻坚。
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君王中，论能力、论胆识、论气魄、论功业，苻坚都是排得上号的，只是由于他是氐人，所以一般人对他了解较少。在民间，关于他的形象，更多来自历史书上的描写，说他骄傲自大、率性轻敌，最终一败涂地。
事实上，远不止此。
苻坚有个号称“功盖诸葛第一人”的大智囊——王猛。王猛是陕西关中人，少年家贫，但是不妨碍他学了一肚子学问，后来隐居华山，名气也遍播四海。
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大军驻扎灞上，王猛布衣求见。桓温请王猛谈一下对时局的看法，王猛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捉着身上的虱子，款款而谈天下事，滔滔不绝。并且一言直入，把桓温心中所想都说了出来。桓温暗自称奇，过了许久慢慢抬头说：“江东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
“扪虱而谈”一词，就出自这里。
桓温希望王猛能随自己一起南渡，王猛知道在满是士族的东晋，自己难有大的作为，就慨然拒绝了。后来苻坚和王猛一见如故，结为生死之交。苻坚即位后，王猛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助手。
少数民族政权武力强悍，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文明落后，没有法度，所以往往能迅速崛起，却也容易突然崩溃。王猛帮着苻坚一手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制度，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弘扬儒学，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很快，前秦超越其他政权，变得无比强大。
于是，苻坚一路灭前燕、灭前凉、灭仇池氐族杨氏、灭鲜卑拓跋氏。376年，北方被前秦统一。
柏杨给苻坚的评价非常高，认为：
中国历史上共出现五六〇个帝王……够得上称为“大帝”的，不过五人而已。一是前三世纪秦王朝一任帝嬴政，一是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一是四世纪前秦帝国三任帝苻坚，一是七世纪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一是十七世纪清王朝四任帝玄烨。
苻坚功业显赫，同时度量也极大。十六国政权里，大多数君王都残忍无比，一言不合，视屠杀大臣如同儿戏。苻坚却完全不同，对大臣的讽谏批评，他都诚恳接受，并且鼓励大臣提出异见，即便在今天，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行。
有个官宦，名叫赵整，是甘肃天水人，任前秦秘书侍郎、秘书监，博闻强识、学识渊博，说话风格是快人快语、直来直去。他前后对苻坚提出谏言五十多次，而且就像魏征一样，丝毫不给皇帝留面子。
苻坚宠幸慕容垂的夫人，有一次和她同乘一车在后庭玩耍，赵整就作歌唱道：
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
苻坚听到后脸色一变，向赵整道歉，同时命令该夫人下车。但是苻坚大帝爱江山也割舍不下美人，因为宠幸美人都耽误了朝政。于是，赵整写了两首讽谏诗，当着苻坚的面给他念：
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意思是，那孟津河啊，奔腾千里有一弯曲！这水本来清清的，是谁把它变浑浊了呢？
苻坚听了，笑着说：“你这不是说我吧？”
接着赵整又念了第二首：
北园有一树，布叶垂重阴。
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
说的是北园有一棵树，枝叶茂盛，密条广荫，虽然外面有不少的荆棘刺，其实里面有一颗赤胆红心啊！
苻坚听了大笑：“这个说的是你吧？”从此，便不再像以前那样耽迷女色了。
378年九月，苻坚与群臣饮酒，都喝得烂醉如泥，赵整就作了一首《酒德之歌》：
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
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
大意是说，地下有酒泉，天上有酒池。杜康和仪狄先知先觉，造出了美酒。但是纣王却因为美酒覆亡，夏桀也因为美酒灭国，由此可见，酒实在不是好东西。前车之鉴，我们要记住啊！
苻坚听后非常高兴，命令赵整把这首诗写出来，随时警醒自己，从此再宴请群臣时，他就只是礼节性地喝一点酒而已。
苻坚死后，赵整感其恩德，遂出家为僧，法号道整。我们在《高僧传》中看到的“道整”，就是这位忠心耿耿的赵整。
有能纳谏的天子，才会出现直言敢谏的臣子。看一个君王是否明智，就看他的朝中有多少直言进谏的大臣。
375年，王猛逝世，年仅50岁。
要是王猛不死，或许历史就会与现在不同。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王猛确实死了，于是就发生了那场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战争。
当时，前秦非常强大，统一了整个北方，苻坚因此就想南下。倘若打败东晋，就真的可以建立万世功业，成为千古一帝了。但是，王猛临死前却是再三劝诫苻坚，千万不可攻打东晋，要先解决国内暗藏的民族融合问题。王猛生前提的所有建议，苻坚都采纳了，唯独这次，苻坚没有听从。
379年，苻坚派儿子符丕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一举攻破襄阳，俘获了刺史朱序，接着攻陷彭城、淮阴。
东晋方面呢，谢安命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负责江北军事，前去迎敌。谢玄军事能力很强，谢安不像一般沽名钓誉之徒，为了避讳“任人唯亲”的议论，故意不重用亲人。对于这次军事任命，连政敌郗超也佩服谢安任人唯贤，有大魄力。
谢玄在京口训练了一支军队——北府军，统帅叫刘牢之，非常厉害。很快，北府军就打败了前秦军队，迫使秦军退回淮北。
383年，苻坚准备充足，打算再一次攻打东晋。他在太极殿召开会议，对群臣说：“我即位快三十年了，四方平定，就差南方晋朝政权了。我算了一下，现在麾下差不多有大军九十七万，我打算亲自南征，诸位以为如何？”
群臣纷纷表示反对，只有暂时投降于前秦的鲜卑大将慕容垂表示支持。苻坚迫切听到支持的声音，也顾不上琢磨到底是什么人在支持自己。总之，听到赞成的声音，他就算走完了形式，于是，讨伐东晋的诏命就下达了。
383年八月，苻坚命大将苻融率张蚝、梁成和慕容垂等，以二十五万步骑兵为前锋，自己随后自长安发兵，率六十余万戎卒及二十七万骑兵的主力，缓步南下。
东晋朝廷听闻消息，乱成一团。百万大军来袭，东晋还能有活路吗？
群臣之中，唯独谢安镇定自若。他以征讨大都督的身份负责军事，命谢石为元帅、谢玄为先锋，率兵八万前去抵御苻坚的百万大军。
以八万对阵百万，这仗，好像不用打了！
谢玄虽然骁勇，但是也知道力量悬殊实在太大，心里没底，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前去问叔叔谢安。谢安却说：“不必惊慌，我早有安排。”然后就不发一语。
这不等于白问吗？但是谢安都闭嘴了，谢玄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不过，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谢玄自己不敢问，就请部将张玄再去问。谢安见了张玄，依旧不说话，反倒命谢玄赶紧驾车到山上别墅去。
谢玄听命，以为有新的指示，赶忙驾车上山。到了一看，哇，这儿来了一大堆人，亲朋好友都在。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呢？结果大出意料，谢安让谢玄来，居然是要陪他下一局棋！并且还设了赌注——就是这栋别墅。
谢玄搞不懂叔叔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只好陪坐下棋。谢玄的围棋下得很好，平日里，谢安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此时大不一样，百万胡兵就要压境，这个时候，还能静下心来琢磨棋路吗？
没多久，一弈结束，谢玄大败。
谢安回头看着外甥羊昙说：“这栋别墅就送给你吧。”然后领着大家在别墅游玩，直到天黑才离去。晚上回去之后，谢安才对各位将帅面授机宜。
谢安到底怎么安排部署的，《晋书》中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只说了八个字：
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晋书·谢安传》）
其实，这八个字也是空话，等于没说。
但是不论怎样，仗，还是要打的。
十月十八日，符融攻克寿阳（安徽寿县），然后派信使告诉苻坚：“敌人人数不多，很容易攻克。”
苻坚大喜过望，把大军留在项城，只率领八千轻骑兵赶往寿阳和符融汇合。苻坚仗着自己兵力雄浑，稳操胜券，就派说客前去劝降。
劝降本来没啥错，但是你派谁不好，派去的说客，居然是4年前被迫投降的晋将朱序！怎么会有这么缺乏常识的行为呢？可见“天欲灭之，必先乱之”，老天要灭你，那无论如何也是逃不掉的。
朱序心怀故土，到了东晋那边，不但没有劝降，反倒透露了前秦军情，献了一计——前秦军力虽多，但是战线拖得太长，先锋部队并不多，不如趁早攻击。要是等到苻坚大军都集结完毕，百万大军，投鞭足可断流，那时候，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当时，谢石、谢玄的军队在洛涧（今安徽淮南市东淮河支流）一带与前秦大军对峙，经过慎重考虑，谢石接受了这个建议。
十一月，谢玄命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强渡洛涧，杀死敌将梁成等人。谢玄、谢琰紧跟接应，前秦军毫无准备，急忙逃命，被杀死、淹死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初战告捷，晋军士气大振。接着，谢石率大军登上八公山，安营扎寨。
苻坚满以为稳操胜券了，压根没想到还会吃个败仗。他登上寿阳城头，遥望八公山，见晋军军容严整；又满山草木、风吹摇摆，皆疑为晋兵，心生怯意，有点后悔没听王猛之言。他责备符融说：“这明显是强敌，怎么能说‘很容易攻克’呢？”
淝水，是淮河支流，南北走向，从合肥流至八公山进入淮河，秦、晋两军遂夹淝水布置军力。谢玄派人请求苻坚往后退一箭之地，以便晋军渡河决战。
大家都不同意，苻坚又自作主张：“我们不妨稍稍后撤，等他们渡江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放出铁骑冲刺，焉有不胜之理？”
这个计谋听来很妙，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三军都能准确领会他的战略意图，否则，极易发生混乱。
苻坚大军名义上的百万大军，是在仓促之间将各民族军队拢在一起的，各部队缺乏统一目标，互相之间还有不少矛盾。这种缺乏凝聚力的队伍，看似强大，实则没有多少战斗力。
苻坚下令后退，但是下面的士卒压根不知道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还没开打，就往后退呢？刹那阵脚大乱。朱序趁机在军中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大家一听，不管真假，先逃命再说，于是军队瞬间溃散。苻坚、符融跑来跑去大声呼喊，但是根本控制不住场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人群骚乱的场景，比如元宵节或者其他节日，几千人密密麻麻站在那里还好，一旦发生点什么事，大家拥挤起来，步调不一致，总会发生严重踩踏事件，你挤我、我挤你，人越多越危险。几千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苻坚的百万大军？
就这样，前秦军队瞬间崩溃，晋军趁胜追击。秦军被自己人踏死的不计其数，尸横遍野，淝水都被堵塞不流。苻坚也被流矢射中，狼狈而逃。
八万对阵一百万的淝水之战，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晋军的胜利，实在来得侥幸、来得莫名其妙，是战争史上不可复制的奇迹般的案例。只能说，这仗打的，实在有赖神助！
战报传来，谢安正在和人下棋。看完战报，谢安顺手放在一边，神色如常，继续下棋。大家都焦急地问战况如何，谢安轻描淡写地说道：
小儿辈遂已破贼。（《晋书·谢安传》）
但是当他下完棋，回房休息时，因为实在太高兴了，忘记了还有门槛，脚下木屐的屐齿被碰断都浑然不觉。可见他的淡定、他超然物外的道家修养，也是强行装出来的，所以《晋书·谢安传》接着说了一句：
其矫情镇物如此。（《晋书·谢安传》）
但是不管如何，这场大战是胜利了，东晋得以保全。谢安临阵不乱、淡定从容的神采风度，名震朝野，流芳千古。
淝水之战，为谢家带来无限荣光。谢安晋封为庐陵郡公，谢石封为南康郡公，谢玄封康乐县公，谢安之子谢琰封望蔡公。一门四公，谢氏家族臻于鼎盛，成为南渡士族中，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第二大贵族。
而淝水战却成了苻坚的大败笔，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前秦帝国四分五裂，各民族纷纷叛变独立，北方又陷入多政权并立的混乱时代。
385年八月，苻坚在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被羌人姚苌俘虏，进而遇害于新平佛寺（今彬县南静光寺）内，享年48岁。
桓子野得知是王徽之，于是下马入船，
坐在马扎上，吹了一首曲子。
吹毕离开，主宾没有相交一言。
桓子野走后，王徽之沉浸在曲子中久久不能自拔。
这首笛子曲，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古筝曲、洞箫曲，被各种乐器演奏。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作《梅花三弄》。
苻坚虽然是氐人，属于少数民族，但是对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却至为重要。
中国传统思想，以“佛”“儒”“道”三家影响最大。儒家、道家都源于本土，而佛教则是外来文明。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在魏晋时期迅速发展，最终沁入中国人骨子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想要融入中国，那么佛经翻译就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或许大家并不知道，我们今天非常熟悉、时常阅读、深入人心的一些佛教经典——诸如《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最常见的版本，都和苻坚有关。
382年，淝水之战前，苻坚命大将吕光前往西域攻打龟兹，完成一件特殊的使命。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君主大都笃信佛教，苻坚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听闻西域龟兹有个国宝级高僧时，就迫不及待想把他接到自己身边聆听教诲。
他对部将吕光说：“打龟兹，并不是贪恋那儿的土地，而是因为那里有得道高人。听说那儿有个叫鸠摩罗什的高僧，非常了不起，你给咱跑一趟，打下龟兹，用快马把他给我送回来！”
这个鸠摩罗什，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
为了一位高僧而发兵攻打一个国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例。苻坚的向佛之心，也于此可见。
龟兹是个小国家，很快就被干掉。但吕光是个武夫，觉得年轻的鸠摩罗什并没什么特殊之处。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吕光觉得，你三十来岁，能有多大本事啊？所以就百般戏弄鸠摩罗什，甚至灌醉他，逼他同表妹龟兹公主成婚。就这样，鸠摩罗什被逼破戒。
吕光还让鸠摩罗什骑牛、骑烈马，想把他摔下来。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没有一句怨言。后来，吕光玩腻了，也觉得不好意思，只好罢手。
回军途中，吕光听闻苻坚在淝水之战吃了大败仗，遂在甘肃凉州据地为王，建立后凉政权。鸠摩罗什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潜心学习汉语，直至精通圆熟，为以后弘法传教做准备。
401年，为延请鸠摩罗什弘法传教，后秦君主姚兴（姚苌之子）又发重兵，大败后凉，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并奉为国师。此时的鸠摩罗什，已从三十多岁的青年衲子，变为五十八岁的黄眉老僧了。
在长安逍遥园和西明阁，鸠摩罗什译经说法、招收弟子，并由国家出面，他组织、主持了三千多人的佛经译场。
他不仅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更大的贡献，在于翻译佛经。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开始，至413年圆寂，12年中，他主持译经35部共294卷。他的翻译忠于原文，典义精妙，嘉雅质朴，并纠正了四百年来他人译经之误，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佛教经典，他被后人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师之首。
今天在汉地流行最为广泛、人人熟知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就是唐玄奘法师在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上，稍作修改而成的。
除了前面说的经典之外，鸠摩罗什还译了非常重要《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十住毗婆沙论》等论典。后人以这些经论为基础，发展出了三论宗、四论宗、成实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
413年秋，鸠摩罗什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就召集门人弟子，对大家说：“如今我在大众面前，发诚实誓愿——如果我所翻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这年八月二十日，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依佛制，于逍遥园火化荼毗。飞灰烟灭后，形骸俱散，只有舌头依然柔软如生。
他的舌舍利，至今被供在甘肃武威市的鸠摩罗什寺，见证着他的伟大功业。
在这个魅力无限的时代，除了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外，还有一批僧人，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留下了赫赫美名。
东晋偏安，南下的僧人为了传播佛教教义，往往出入于贵族门第，来往于名士之间，借助和佛教思想有点类似、大家已经熟悉的老庄思想，来比喻、阐明佛教义理。他们所用的语言，也都借用玄学词汇——这就是佛教史上的“格义”现象。
同样的，玄谈的名士们也纷纷学习佛教知识，用以提高自己的辩论水平。
这样一来，佛教思想中融了不少玄学意趣；而玄学体系中，又不自觉注入了佛教血液。
所以东晋的玄谈又不同于正始、竹林、西晋时代，加入了名僧身影，充满了别样意趣。
康僧渊是个胡僧，生于长安，大约晋成帝司马衍时期过江。刚南下建康的时候，他并没有多少名气，只好托钵行乞于集市。后来，殷浩召开谈座，康僧渊遂前往相见。当时满座宾客，大家都不把这个外表怪异的胡僧放在眼里。出于礼貌，殷浩请他坐下，还客气地问寒问暖。后来，话题逐渐聊到玄学义理上，康僧渊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瞬间征服所有人，从此，康僧渊名气大振，跻身名流。
康僧渊广目深鼻，典型少数民族长相。王导有一次拿他的面貌开玩笑，结果康僧渊不卑不亢回答：
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
这几句回答机智无比，借用传统面相之术，为自己做了巧妙的辩解，一时传为美谈。
在当时，比康僧渊更为有名、更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僧支道林。
支道林，俗名支遁，世称“支公”。他出生于314年，很小就寓居江东，精通儒、道经典，25岁出家为僧，精研《般若经》，名震一时。他的《述怀诗》中，有两句提到自己的学习经历：
总角敦大道，弱冠弄双玄。
就是说自己七八岁就喜欢道家文化，到了二十来岁更是精通《老子》《庄子》。
他精通《庄子》是出了名的，尤其对《逍遥游》中的“逍遥义”，独有见解。名士孙绰见识过支道林的才华，就给王羲之推荐：“有个和尚支道林，玄谈义理很厉害，你要不要见一下？”
王羲之隽秀清雅，一般人根本看不上，就没见。但是孙绰没有放弃，就和支道林一起去找王羲之。王羲之一看支道林长得丑陋，心中厌恶，就要出门。支道林说：“你别急着走，贫道和你简单聊几句。”
于是，支道林洋洋洒洒讲说《庄子》逍遥义，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羲之听得入神，遂更换衣服，不再出门了。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游玩。
支道林长得非常丑，又黑又丑，所以在注重仪容的魏晋时代，很不好混。但是他后来成名，在一堆美男子中，丑反倒成为他的特征。
王濛生病在家，告诫仆人不管谁来都不通报，一天，仆人前来，小心翼翼地说：“有一个长相奇特的异人在门口站着，我不敢不通报。”
王濛一听，哈哈大笑，说：“这一定是支公到了。”迎入一看，果不其然。
王濛夸支道林谈玄的功夫不在王弼之下，而殷融曾经见过美男子卫玠，赞叹卫玠清谈之学后人难以企及，但是见到容貌黑丑的支道林，居然说：“真如重见卫氏！”
清谈的风度、学识遮掩了容貌的不足，可见支道林的水平。
当时名士如谢安、刘剡、殷浩、许恂、桓温、郗超等，都和支道林频繁交往。
支道林喜欢鹤，有人送了他两只小鹤，他精心饲养，很快鹤就长大了。他担心鹤飞走，就把鹤翅膀的羽毛给剪了。鹤拍拍翅膀飞不起来，看着自己的双翅，好像很委屈的样子。支道林见状，既像对鹤又像对自己叹道：“哎，你们本来就是冲天之物，怎么能沦为玩偶呢？”于是等鹤的羽毛再长全，就把它们都给放了。
有人送他五十两黄金和一匹马，支道林把黄金送给别人，却把马留下饲养。人们笑话他说：“黄金是宝贝，你却送人；马还要吃草料，你却养着，你真是不会办事啊！”
支道林听到，说：“他们哪里知道，贫道爱其神骏之性耳！”
唐代大画家韩幹，就画有一幅《神骏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是绝对的绘画精品、无价之宝，画的内容，就是支道林爱马的典故。
支道林佛学精湛，是当时般若思想“六家七宗”其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但是，从他的作为看，更像是一位谈玄说妙的名士。
高僧慧远，是东晋后期不能不提的人物。
慧远，俗姓贾，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县）书香门第。他资质聪颖，精通儒学、老庄。21岁那年，听了高僧道安法师讲的《般若经》，就明白佛理，感叹地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从道安法师出家。
后来慧远南渡，在庐山修行，开始驻锡西林寺，后来得大名士、江州刺史桓伊之助，兴建东林寺，遂主持东林寺，立派开宗。
早期的佛教，被大家当作“西域术数”对待。后来，高僧们借助玄学名词解释佛理，大家开始逐渐认识其哲学思想——但是因此也容易让人造成误解，人们大多分不清佛家和道家乃至儒家思想的区别。
比如当时的名士孙绰就明确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简单明快表达了儒佛一致的思想。其他人把佛教和玄学等同的例子，就更比比皆是。
甚至直到今天，还会有很多人会毫不负责又自以为是地来一句“都一样”，认为佛儒道三教没有差别——要真的没有差别了，干吗还要叫“三教”啊？
早年的慧远也受时风影响，用玄学解释佛家，认为佛道区别不大，但是到了晚年，他则清晰地认识到三教的不同，表现出“净化”佛教思想的强烈愿望。比如他曾经和鸠摩罗什书信往来、讨论佛理，写过一首名为《报鸠摩罗什偈》的偈子：
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
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
惑相更相乘，触理自生滞。
因缘虽无主，开途非一世。
时无悟宗匠，谁谓握玄契。
末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
这首偈子牵涉到比较深的佛教思想，不太好理解，这里不做过多解释。但可以说的是，偈子中虽然用了“有无”之类的玄学词语，根本旨趣却已经和玄学大相径庭了。
400年，慧远率领僧俗弟子、名士友人等三十余人，有规模、有组织地举行了一次文咏游览活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文人组团旅游”活动。
大家从庐山东林寺出发，入山游览石门涧。到了景点后，大家纷纷作诗，慧远也写了诗，还作了一篇序——《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这篇序，不小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山水游记。
慧远这次游览所写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则明确厘清了佛道不同，并对道家神仙之说进行了否定：
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
驰步乘长岩，不觉质自轻。
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
端坐运虚轮，转彼玄中经。
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这首诗很像游仙诗，前面四句是对神仙境界的优美描写，其中有大量的道家神仙术语，比如“云驾”“灵阙”“太清”“虚轮”等。但是最后一句的结语，却是对神仙的否定，我们稍作一点解释。
“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这句指出，神仙同万物一样，只是万物变化中的一种，神仙依旧有所“执着”，仍然是“有无”二元思维的产物。
人们常常把佛教的“空”等同道家的“无”，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误解。道家的“无”，是相对“有”而言，是二元对立的产物；而佛教的“空”，则是另一种思维的结果，认为万物都是众多条件聚合而成的现象，所以本质是“空”，空是打破二元对立思维的概念。
所以，在佛教看来，“成仙”“为善”“长生”等等，都是二元对立下的“一元”。佛教所要追求的，是参透世界“空性”本质，自然就“跳出”了二元思维的框架。
因此，慧远说“未若两俱冥”，就是要打破二元思维，“有”“无”都要归于寂灭状态。
慧远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还是依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创立了念“阿弥陀佛”四字真言的“净土宗”，东林寺，也就成为净土宗祖庭。大诗人谢灵运曾为东林寺左右广种白莲，所以净土宗也称作白莲宗。
可悲的是，慧远大师努力净化佛教思想，剔除混杂其中的儒家、道家观念，结社白莲，倡导佛行。没想到，后世大多学净土的徒子徒孙，却都混混沌沌地高举“三教合一”“无分别”的大旗。
“三教合一”论，在中国的市场很大，后人为此还编造了一个“虎溪三笑”的故事。
说的是慧远在庐山修行，三十年不下山，绝对不会越过“虎溪”。一年，著名高道陆静修、大诗人陶渊明相携来访。临别，慧远送行，三人相谈甚欢，不觉走过虎溪，甚至虎啸多次也没发觉。直到越过虎溪，三人惊觉，但旋即会心地纵情大笑起来。
这个故事很著名，李白在《别东林寺僧》就写道：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分别代表佛、儒、道的三人同时大笑。这一笑，三教就想当然地“大同”了。
有了《周易》，有了《老》《庄》，还有了佛典，加上正始、竹林、西晋玄学的铺垫，加上王导谢安的提倡，东晋的名士们思想开放、行为飘逸，那些率真的人们，也还大多可爱。
殷浩和桓温小时候就是朋友，桓温爱赌博，殷浩非常瞧不上他。后来殷浩北伐失败，桓温把控朝廷，位高权重，带着胜利的语气问殷浩：“你和我比怎么样呢？”殷浩说：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宁做我”三个字，掷地有声，桓温心中佩服。所以尽管是政治对手，桓温一直替殷浩辩护：“殷浩的失败，不怪他自己，而怪朝廷把他放错了位置。”
美男子谢尚——谢安的表哥，出身显赫，任镇西将军时出镇安徽寿阳。他曾在酒楼上，穿漂亮的紫色罗襦，坐在马扎凳上，手弹琵琶，高唱自己写的《大道曲》：
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
人来人往，并不知道他就是谢尚，更不知道他已位列三公。
他一副蔑视凡尘、活得潇洒、毫不在乎的样子，油然透出一股孤傲之气，但是其中，却又隐隐透着一股莫名的悲凉。“桃红柳绿”这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
王羲之的五子王徽之，字子猷，名士范儿比老爹有过之而无不及，脍炙人口的段子很多。
他曾任大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整天无所事事、蓬头垢面、不理政务。桓冲问他：“你到底管什么工作？”
王徽之答：“不知道，经常见有人牵着马来，大约是管马的。”
桓冲也糊涂，就接着问管多少马。王徽之的回答极为漂亮，顺口引《论语》的句子回答：
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桓冲又问死了多少，王徽之这次引《论语》的句子更为直接贴切，他张口就说：
未知生，焉知死？
这种机智和才学，一般人想模仿都模仿不了。
他喜欢竹子，认为竹子高雅有节，远胜一般俗物，所以他号称“不可一日无竹”。中国文人喜欢竹子的癖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吴中有个士大夫家的竹子长得很好，主人知道王徽之喜欢竹子，就洒扫庭院，坐在客厅，等待王徽之。王徽之到后，直接去竹子下讽咏了半天，根本没搭理主人，主人大为失望。王徽之讽咏完了，就像没事儿人一样打算直接走，主人大怒，命下人把大门关了。没成想这门一关，竟然得到王徽之的好感，于是他和主人相谈良久，才告辞离开。
太和年间，王徽之官拜黄门郎中，但是没两年，他就辞官不做，回到山阴隐居。一个冬天的晚上，大雪遍野，四山茫茫，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名士戴逵（字安道）。当时戴逵住在剡溪，距离山阴还有一段距离。于是王徽之夜乘小舟，逆流而上，走了一夜才到戴逵家。但是到了门前，却没有进去，又掉头返回。船子问这是为何？王徽之说：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乘兴而来、兴尽而归，这两个词语，便出典此处。
桓伊桓子野，吹得好笛子，弹得好筝，是当时最有名的音乐家，《晋书》称其为“江左第一”，曾任桓温的参军，还是桓温的同族亲戚。王徽之少年乘船进京时，桓子野已经位高权重。
当时王徽之停泊清溪边，正值桓子野的仪仗行过。二人素不相识，但彼此久闻大名。船中恰好有人认出桓子野，王徽之立刻请人上去拦住车驾，传话：
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
桓子野得知是王徽之，于是下马入船，坐在马扎上，吹了一首曲子，吹毕离开，主宾没有相交一言。桓子野走后，王徽之沉浸在曲子中久久不能自拔。这首笛子曲，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古筝曲、洞箫曲，被各种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名字，叫作《梅花三弄》。
王徽之雪夜拜访的戴逵，也是一个大牛人，他是大雕塑家、音乐家、画家，一生不愿出仕，他哥哥戴逯却志在建功立业。谢安很好奇地问：“你们兄弟俩一母同胞，为啥处世态度如此悬殊？”
戴逯回答：“因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贫，而家弟也改变不了他的乐趣。”
戴逵心灵手巧，善于琢磨。他十来岁时，不小心打碎鸡蛋，就用手绢顺手擦了擦，第二天发现手绢变得僵硬。他由此受到启发，把瓦灰磨粉，与鸡蛋清和在一起，塑成一个小碑，趁没干的时候刻上字，称之为《郑玄碑》。见过这个《郑玄碑》的，都惊叹不已，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吧？
中国最早的汉式菩萨塑像，也始于戴逵。
会稽山阴灵宝寺的僧人，求戴逵为之刻一尊丈六高的无量寿佛木像。佛像刻成后，观者赞叹不已，可戴逵总觉得不够好。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在夸他。戴逵心想，恐怕是碍于我的面子不好说真话，于是就藏在屏风后面听人议论。果然听到了观者们的真正意见，戴逵就把这些意见记下来，仔细琢磨、反复修改。
三年后，他终于刻成一尊符合佛教仪轨又符合民族审美的完美佛像。自此，汉地佛像塑型都仿效这尊无量寿佛，变成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腴肚的固定形象。
戴逵的儿子戴颙也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和技艺，尤其精于塑像。后来瓦罐寺铸造丈六佛祖铜像，铸成之后，才发现脸太瘦。可是这怎么改啊？总不能往脸上贴铜粉吧？关键是这样也不好看啊。大家没办法，请来戴颙商量。戴颙一看就说：“不是脸瘦，是胳膊太粗，显得脸小而已！”工人听了，恍然大悟，连忙磨细佛像胳膊，再看，果然没问题了。
王献之，王羲之的小儿子，小楷、行书、草书冠绝古今，和乃父并称“二王”，其传世的《洛神赋十三行》《鸭头丸帖》《中秋帖》等，都是国宝。
王献之不仅书法、诗文精彩，更是位一往情深的痴情种子。
桓温弄权，简文帝司马昱为了拉拢王家，想把自己的女儿新安公主司马道福嫁给风流蕴藉的王献之。可是王献之早就和自己的意中人——与他青梅竹马的姨表姐郗道茂结为夫妇。少年夫妻琴瑟和鸣，燕尔洽洽。简文帝遂下令王献之离婚，娶自己的女儿。
王献之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为此用艾草烧伤双脚。可是公主司马道福并不放弃，反倒更加喜欢王献之。王献之无奈之下，只能休了郗道茂。郗道茂父亲已死，只能投奔伯父家。回到娘家后，终生不嫁，郁郁而终。而王献之，也成为半残废，后半生足疾严重，行动不便。
关于情种子王献之，还有个和爱妾的故事，更是民间热传的话题。王献之有一位爱妾，名叫桃叶，桃叶昵称王献之为“团扇郎”。瞧这称呼，就知道两人有多腻歪。
王献之为自己的爱妾写了一首小情诗《桃叶歌》，时常轻吟浅唱，收录在《玉台新咏》中：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明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
很典型的江南民歌。说桃叶啊桃叶，渡过江来不用船楫。你只管渡江不要担心，我亲自在江边迎接你。这里的渡江、迎接，暗含嫁娶的意思。
小桃叶既然能被王献之看上，显然也是个才貌双绝的女子。桃叶就回了一首《桃叶歌》：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同样用“桃叶”起兴比喻。说桃叶衬桃花，没有风也婀娜多姿。春天的花那么多，感谢郎君你选中了我！
这种小情诗简单明了，情感表露直接大方，但是又隽永无穷，爱意绵绵自然流露，真是越品越有味道。
不仅如此，可爱的桃叶姑娘还写了三首情诗《答王团扇歌》，送给他的“团扇郎”。
七宝画团扇，粲烂明月光。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其一）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随郎手，因风托方便。（其二）
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其三）
没有生僻字词，简单做个解释。
材质珍贵漂亮的团扇，就像璀璨的月光一样。送给我的郎君驱热祛暑，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青青的竹子，可以做素雅的百团扇。希望郎君玉手轻摇的时候，能够引来风带给你方便。
团扇啊团扇，我用它来遮住脸面。因为我容貌憔悴，实在不好意思和郎君相见。
翻译出来就没了趣味，个中甜蜜绵绵的情感，还是请读者朋友自己揣摩吧。
晨露微熹，好花凋零。美好的事物，总是难以保持。那个可爱有趣的名士时代，就随着可爱有趣的名士们一个个死去，而逐渐消亡。
347年，王濛重病，自知将不久矣。一天晚上，他挣扎起来，侧卧灯下，来回抚摸着象征清谈的麈尾（类似拂尘），轻轻叹道：“如此人物，怎么就活不过四十？”
等他出殡，名士们纷纷前来送行。丹阳尹刘惔把一枚犀角为柄的名贵麈尾放在王濛棺中，大哭不止，哀恸欲绝。
365年，高僧法虔圆寂。
法虔是支道林的好朋友，两人俱为一时名僧，经常辩论，每每争得难解难分。法虔一死，支道林顿时“精神损丧，风味转堕”，常对人说：“当年匠石因为郢人亡故，再也不动斧头；伯牙因为子期亡故，再也不弹古琴。推己及人，确实不假。知音离去，我的话再没人欣赏。我心中郁结难受，大概也离死不远了。”
一年之后，支道林黯然圆寂，世寿仅53年。
361年，王羲之病重，请道士杜子恭前来诊病。
杜子恭精通医学、易学，术数神通，名震一时；治病活人，惠者千计，曾为尚书令陆纳治病。当时陆纳眼看快死了，服下杜子恭的药之后竟活了过来。杜子恭预言陆纳寿数七十，后来果被言中。
但是这次，杜子恭却拒绝了，理由是：“右军没啥大病，用不着我。”
王羲之听后，心中就明白了八九，不再强求。十天之后，溘然而逝，享年58岁。
385年，谢安病重，自广陵（扬州）还京治病，自西州门入城。没多久，就病死在首都建康，时年66岁。
谢安死后，外甥羊昙无比哀痛，一年多不听音乐，坚决不走西州门。
有一天羊昙喝醉了酒，沿路放歌，不觉来到西州门。左右提醒“此西州门”，他猛然发觉，悲感不已，就用马鞭捶打城门，大声反复吟诵曹植的诗：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
遂痛哭而去！
386年，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同时病重。
王徽之比王献之大6岁，兄弟两人关系很好，时常派人互问病情。没多久，王献之先行一步，离开人间。大家怕王徽之伤心，就隐瞒没告诉他。
但王徽之心有感应，问左右：“怎么好几天不见弟弟的消息？恐怕是没撑住，他先走了。”
说话语气，平静如常，于是吩咐车舆，前去奔丧，路上也没有哭一声。
王献之字子敬，除了书法成就极高之外，也酷爱弹琴。等来到灵堂，王徽之说了一声：“完了！”就一屁股坐在灵床上，取王献之的古琴来弹。但是琴弦怎么也调不好，于是王徽之把琴狠狠摔到地上，大哭道：
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世说新语·伤逝》）
一个月后，就也故去了……
陶渊明太有名了，念过书的都知道他写的《桃花源记》。
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
是隐逸文学家的代表，是东晋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名士。
他的后半生，亲眼见证了东晋衰落乃至灭亡的过程，
而他大量的诗作，就是对这段历史活生生的写照。
东晋，注定了要和高冠博带紧紧相连，名士们纷纷逝去，东晋的国祚，也就走到了尽头。
谢安死后，孝武帝司马曜的亲弟弟司马道子掌握大权。司马曜、司马道子都嗜酒如命，常常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司马道子更是权术高手，重用小人、排挤大臣，朝纲日益松弛。
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为官，就是在这个时期。
393年，29岁的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之职。
陶渊明太有名了，念过书的都知道他写的《桃花源记》。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是隐逸文学家的代表，是东晋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名士。他的后半生，亲眼见证了东晋衰落乃至灭亡的过程，而他大量的诗作，就是对这段历史活生生的写照。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初年的大将陶侃。陶侃出身寒族，但是战功显著，一路高升。最后又因平定王敦之乱，稳定东晋政权，官至侍中、太尉、大司马、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官做到太尉就算士族了，并非如此。出身寒门、因军功而跻身高层，依旧被士族们瞧不起，不被士族接纳，刨根问祖，依旧算寒族身份。不过，要是陶侃的子孙兴旺，加强教育，再立军功，过上几代，陶家也可能会成为后起的士族，可惜的是，陶家人丁稀少，后继无人。
陶侃的儿子，也就是陶渊明的爷爷陶茂，做过太守，没有特别耀眼的政绩。再下一辈，陶渊明的父亲陶逸，也做了个太守。可惜陶逸非常年轻就去世了，留下一妻一子一女，这时候的陶渊明，仅仅9岁。
陶逸去世，陶渊明一家的生活顿时陷入贫困。据颜延年的《陶征士诔》记载，陶渊明“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生活非常艰辛。好在陶渊明的母系家族还有一些势力，能够给点照顾。
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是个大名士，年轻时曾任桓温的参军。有次重阳，桓温率大家登龙山宴饮赏菊。一阵风吹来，把孟嘉的帽子吹落。桓温见状，暗示大家不要声张，看孟嘉有何反应。孟嘉没有察觉，依旧谈笑风生。过了一会儿，孟嘉上厕所，大家就趁机把孟嘉的帽子捡回来，并在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写了小短文嘲讽他。
孟嘉回到座位后，发现自己帽子放在那里，才知道自己落帽失礼。他镇定自若地戴上帽子，从容地扫了一眼那篇短文，随后不假思索，挥笔而就一篇辞采俊美、诙谐幽默的佳作，为自己辩护。大家传阅后，无不击桌叹服，后人就用“孟嘉落帽”形容临阵不乱、才思隽美的名士气度。
孟嘉典型的名士派头，对陶渊明影响很大。一定程度上说，他是陶渊明骨子里一直效仿的对象。
但是，东晋的真名士毕竟是少数，假名士实在太多。
大家都知道名士好当，当了名士身名具泰，既能做大官享受，又不用具体干活儿，还有好的声誉、处处受人尊敬，这样舒坦的生活谁不喜欢？
于是，朝野上下，装名士、学名士的比比皆是。说话不好好说，张嘴前言不搭后语的“文艺腔”；做事不好好做，一惊一乍故作高深的圣人样。没啥学问思想，但偏偏要学人家清谈，于是扯来扯去都是漫无边际的抬杠、是非；粗俗无比，却要学人家附庸风雅，于是张口闭口都是很外行的琴棋书画。
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虚伪的风气。这种虚伪，渗透了上层社会的每个角落，不但日常生活虚情假意，甚至最需要真诚对待的信仰，也都被玷染脏污。何充信奉佛教、好修佛寺，供养数百僧人，花费过亿。但是这样一个“大菩萨”“大护法”，却从不援手救助穷困的亲友，就这样，还广发宏愿，想要成佛。
阮裕讽刺他：“你真是志向远大，勇气冠绝古今。”
何充不明白，问为什么，阮裕说：“我想当个大点儿的官都没成功，你却想做佛，你这志向还不够大吗？”何充不以为然，一如既往，“持八关斋，结会诵经，终生不倦”。
何充的弟弟何准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谢万将此兄弟与信奉天师道的郗愔、郗昙兄弟相比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
说他们其实都是用钱贿赂鬼神，假充信仰而已。
我想起时下北京特别流行的四大俗，分别是：弹古琴、喝普洱、唱昆曲、拜上师。当然，“四大俗”版本略有不同，“开会所”“玩古董”等花样也位列其中。
一旦高雅的东西失却真实的内涵，徒具表面形式，高雅也便沦为了粗俗。所以，时下所讽的“四大俗”，原本都是高雅的东西，却活生生被俗人搞成了俗物。
历史是何等惊人得相似！一如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所说的：
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这种环境下，出身寒族的陶渊明，能好混吗？所以没多久，他便“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第一次出仕就这样终结了。
多年后，陶渊明的《拟古》诗第八首，写了自己少年时的想法和转变过程：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说自己少年时一副胸怀壮志的样子，持剑独自游行，甚至都能游历到北方的幽州地带，饿了吃“首阳薇”，渴了喝“易水流”。首阳薇，用的是伯夷叔齐不吃周粟、宁愿在首阳山采薇吃的典故；易水，用的是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借这两个典故，写出自己当时颇有锋芒、一副侠义心肠的样子。
可是，现实很快挫败了他。没有知遇者，却只能看到古代的坟墓。路边两个坟墓是谁的？伯牙和庄子的。伯牙因为钟子期死而摔琴，庄子因为惠施死而哀叹。借这两个知音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现实遇挫后孤独无助的感觉。
诗的最后，他哀叹像庄子、伯牙这样的知音再也难以找到，自己光有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
陶渊明平生第一次大的挫败感，就是来自这次出仕。后来他又拒绝了州主簿的职位，在浔阳老家隐居躬耕了六七年。
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在宫中饮酒。喝着喝着喝大了，让宠妾张贵人与他对饮。张贵人也喝不动了，就百般推辞。司马曜一急，就说醉话吓唬她：“当年是因为你年轻好看才封你做贵人，现在你已年近三十，明天就废了你！”
张贵人听后，又气又恨、心生恐惧。《晋书》（卷九）记载：
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
《晋书》卷十一则直接说：“（司马曜）为张贵人所弑。”因为一句醉话，引得妃子杀死自己，这在皇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孝武帝司马曜死的时候，才35岁。
新即位的是晋安帝司马德宗，大家还记得西晋有个白痴皇帝吧？不曾想东晋末期，也有个白痴皇帝，而且白痴程度大大超过前者，是绝对的弱智。
白痴皇帝司马德宗即位，叔叔司马道子辅政。司马道子随口封赏，甚至戏子、盗贼都能为官，如此一来，朝中更乱，于是，以王恭、桓玄为首的大臣接连两次发兵反抗。
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桓玄的野心一点不比老爸小。399年，桓玄趁乱杀了杨佺、殷仲堪，并吞荆州、江州、雍州，兵力日盛。而长江下游京口地区，则为北府军将领刘牢之控制。东晋朝廷政令所及，只有吴郡、吴兴、会稽等“三吴”而已。
在内斗中，东晋逐渐分裂成三块。
就在此刻，爆发了一场对东晋致命打击的“农奴起义”8，但是，或许叫作“孙恩之乱”更为确切。
细读历史，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孙恩，不是别人，正是孙秀的后人。
孙秀，还记得吗？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导火索之一，赵王司马伦的谋士，设计杀死贾后势力，逼死美女绿珠，杀掉欧阳健、石崇、潘安的大坏蛋，西晋覆亡，和孙秀有绝大的关系。没想到他的后人，又来祸害东晋。孙氏一族，你们不是老天专门派来对付司马家的吧？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张角等人借用“太平道”名义，发展教众，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晋末年，政局混乱，又是一样的模式——借助“天师道”的力量，爆发了孙恩之乱。
两次起义，都打着“道教”的大旗。两次道教起义的中间时期，就是魏晋两朝。本书所写，始于道教起义，也终于道教起义。历史，真的很精彩。
客观上说，孙恩起义，也是被东晋制度压迫到极致的产物。老百姓要是安居乐业，谁愿意起来反抗呢？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农民起义往往缺乏纪律和约束，一旦暴力之门被打开，就全然成了亡命之徒。要是再被一些领袖人物一忽悠，简直就成了魔兵下界，烧杀屠戮，无恶不作。
所以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都是无奈被逼的，他们起义的理由非常正当。可他们是就是逃不出暴力屠戮的轮回，每次农民起义，要么变成大屠杀、大抢劫，要么就变成纯粹的破坏，最成功的也只是沦为政变棋子，被少数政客利用，一如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所写的：
他们（农民起义）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
孙恩之乱也是如此，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远远大于给予晋朝士族的惊惶。
琅琊人孙泰，信奉天师道，曾经还当太守，很重信义，在百姓中口碑很好，他以法术眩惑士兵百姓，徒众甚多。吴郡杜氏、会稽孔氏、吴兴沈氏等士族豪门，也都是他的弟子。慢慢地，他发展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398年，有人告发孙泰意图谋反，于是司马道子使计，诱杀了孙泰及其六子。孙泰的侄子，就是孙恩。孙恩只身逃出，一路宣扬孙泰是平日飞升的，已经得道成仙。不少百姓都深信不疑，纷纷资助孙恩逃亡。孙恩逃到海上舟山群岛，聚集一帮信众，攻陷了会稽郡。
会稽郡太守，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凝之的媳妇，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才女谢道韫。
当初谢道韫想着，王羲之家的子弟，各个都是风流倜傥的帅哥，嫁给谁都会幸福，最后却嫁给了王凝之，她对叔叔谢安抱怨说：
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
就是说，我谢氏一门，叔父辈，阿大（谢尚）、中郎（谢琚）；兄弟们，则有封（谢韶）、胡（谢朗）、羯（谢玄）、末（谢川）。咱们一家子俊杰人才，怎么天底下居然有王凝之这样的蠢货！
不知道这话是不是小夫妻秀恩爱的昵语。客观地说，王凝之才华俊秀，也是一时人物。但是王凝之最大的问题，就是笃信天师道，非常迷信。孙恩攻打会稽，他不听手下进言，不设防备，祷告鬼神，坚信已请得“鬼兵”助阵，结果，孙恩以百人之众屠了会稽城。
谢道韫命大逃出，最终也郁郁而死。
宗教的力量非常可怕，不到一月，孙恩就聚集起一支万余人的队伍，整个江南八郡的信众纷纷响应，乱民所过，一片狼藉。
孙恩用道教名义起事，他的行为也充满怪异。他称呼义军军士为“长生人”，每次打仗前都画符念咒、降神相助。占领城池后，就召集百姓加入“长生人军”，不服从的直接灭族，连婴儿也不放过。愿意加入“长生人军”的，为明心志，就放一把火把自己家烧掉。老婆孩子是累赘，所以统统不要，投入火中烧死；或者把这些妇女儿童，全部用竹笼装起来，沉水淹死。围观的信众们则纷纷拍手称赞，恭祝他们早一步“得道成仙”。
宗教一旦和政治结合起来，必然带来无穷无尽的罪恶！
东晋朝廷见状，连忙拉拢刘牢之，请北府军出面镇压起义。
孙恩知道刘牢之的厉害，不敢与之正面交战，就退回舟山群岛。他担心走不脱，一路上扔掉许多财物。北府军忙着抢夺这些宝贝，就顾不上追他们了。没多久，孙恩率众又登陆抢劫。这次北府军有备而来，将领刘裕大显神威，大败孙恩的长生人军，让无数长生人没法长生。孙恩再次败回舟山群岛，和剩下的几百名“长生人”，一起投海而亡。
镇压黄巾之乱，让曹操脱颖而出；镇压孙恩之乱，让刘裕脱颖而出。
历史，就是这么惊人的相似。
桓玄雄踞荆州，实力雄厚，一副很有作为的样子。
陶渊明和桓玄相似，都是寒族出身。两家的祖辈，都是凭借军功跻身高层。并且，陶渊明的外公孟嘉，还和桓玄的父亲桓温关系非常好。有了这层关系，陶渊明业已放弃的功名念想，又活跃起来。400年，他放下隐居的生活，来到荆州，投效桓玄，做了参军。
可是，稍微一接近，陶渊明就发现，桓玄绝对不是善茬儿，他只是想割据一方，混水摸鱼，这可不是陶渊明所期望的。
刚好孙恩大乱，桓玄遂以“保卫京师”的名义，打算南下，陶渊明被派去出使建康，报告此事。到了建康后，陶渊明很快摸清了局面。他既确信东晋政权必然完蛋，又确定了对桓玄的判断。所以，他开始后悔出仕桓玄，既丧失了节操，又恐落下骂名。
五月份，他在返回荆州的路上，船被风浪困在“规林”这个地方。这里，大约在安徽宿松江边，距离老家浔阳不远。他就顺路回家探亲。当他一呼吸到家乡自由宁静的空气，就又立刻产生厌恶政治的念头来。
第二年（401年），桓玄的野心越来越明显，陶渊明在诗中写道：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舍去隐居生活，跑去做官呢？”看得出，他萌生退意，严重后悔。这年冬天，陶渊明母亲去世，他遂借机辞职回家，再次隐居。
403年十二月，桓玄筑坛告天，于十二月正式登位为帝，并改元“永始”，建立“桓楚”政权，然后把晋安帝封为平固王，迁于浔阳监管，而陶渊明隐居之地，就在浔阳。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写道：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完全一副“你们闹吧闹吧，爱咋咋地，和我没关系”的姿态。但是，若真能这么潇洒豁达，还需要故意表现出“漠不关心”吗？桓玄十二月篡位登基，陶渊明十二月就写了这么一首诗，说自己“漠不关心”，可能吗？
可是，时局世局，又岂是自己能管得了的？除了做书生之叹，又能如何呢？
陶渊明说是“不关我事”，其实，完全不是如此。
桓玄篡位纯属闹剧，他根本不是治国的材料，只是趁乱而起，侥幸捡了个便宜而已。他一称帝，立刻引来天下不满。这时候，大败“长生人军”的刘裕，早已成为北府军的实际领袖，出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他率先反对桓玄。
404年二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架不住刘裕的攻击，三月初就兵败逃离建康，跑到浔阳，然后挟持了傻子晋安帝逃到江陵。
这时候，陶渊明的选择呢？陶渊明后来写了一组诗《咏古》，借古喻今、抒发心志，其中第二首，歌咏的是汉末“义士”田畴。
田畴？田畴是干吗的？田畴是汉末高士。董卓乱政，朝廷征招田畴出仕，甚至允以“三公”的高官，但他都避不出山。后来曹操北征乌桓，田畴却主动投奔曹操，还立了大功。
大约知道了吧？陶渊明歌咏田畴，其实就是表露自己的心思和选择。东晋乱局，何尝不是汉末乱局？桓玄篡位，何尝不类似董卓乱政？曹操当年破黄巾、击董卓，功震九州、建立霸业；现在，破孙恩之乱的刘裕，正在发兵攻打桓玄，在陶渊明看来，刘裕难道不是曹操的翻版吗？
那么，自己还等什么？自己就要效仿田畴，积极投身明主，建功立业，不负一身学问，方能“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于是，陶渊明离开隐居的家，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晋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给了刘裕。
或许一般人不愿相信，不为外物所动、飘然出尘、一心隐居的大隐士陶渊明，怎么会前后不一，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呢？其实很正常，他也是人，他也有基本需求。绝对超然物外、高蹈出尘的“陶渊明”，只是历代文人的假想罢了。
陶渊明也不能免俗，也得吃喝拉撒，虽然他讽刺“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说到底，他也是诸多“大伪”之一罢了。
中国文化，从来不敢面对血淋淋的现实，不敢承认赤裸裸的人性，妄图多宣传“美好的理想”，就能改变人性的恶。其实这样做，只是把问题藏住，让人变得更加虚伪罢了。
再来看这个情报——桓玄挟持晋安帝逃到江陵的事情，难道只有隐居乡下的陶渊明知道？刘裕就没有情报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情报”，谈不上多大价值。陶渊明此举，只是借以表明心迹、找个理由来出仕罢了。面对跑了几百里前来投奔自己的名士，刘裕当然给予优待，命他为镇军参军。
陶渊明第三次出仕——至少这时候的他，对仕途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404年五月，桓玄兵败被杀，傻皇帝司马德宗重新坐回了宝座。
据说，桓玄篡位前两年，衡阳有母鸡变成雄鸡，八十日后鸡冠却萎缩了——这也是个征兆。后来从桓玄建立桓楚政权到兵败逃离建康，刚好就是八十日。当时还有个有童谣：
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后年斩诸桓。
“郎君”即司马元显，司马元显于元兴元年（402年）被桓玄所杀。桓玄篡位是大罪，失败后桓氏灭门，时间正好是“后年（404年）”。
桓玄之乱被平，一时间，朝廷大肆封赏。刘裕首功，被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朝政。可是封来封去，甚至连曾为桓玄心腹的王谥，都被封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职位，也没见有陶渊明什么事。
王谥是王氏贵族，即使曾为叛军，凭借关系，依旧高官厚禄，而像刘裕这样的寒族出身，就必须得有绝大武功。
陶渊明只是个文士，本来想在平乱中建立功业的，可惜他给的情报实在没什么用，实在没帮上什么忙。论功行赏，当然没有他的份儿。他的存在，就像个不尴不尬的多余人。换作一般人，多余人也就多余人吧，能有口饭吃也不错。可是陶渊明心高气傲，他是名士啊！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
与其不冷不热晾在这里丢人现眼，不如自己走人。所以，陶渊明在一腔埋怨和失望中，辞职隐居。好在这次总算有了一定身份，混了脸熟。很快，他又于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下，任建威参军。
不过时运不济，他在刘敬宣手下带了不到两个月，刘敬宣就辞官了。主公辞职，没有了官职，幕僚还能怎么办？于是陶渊明又没了着落。这年秋天，陶渊明的叔叔陶逵给他介绍了个职位——彭泽县县令。这是陶渊明一生最大的正式官职了，陶渊明也因此被称为陶彭泽。
县令，是最基层的小官，寒族士人，一般也就混一些低级官职了。陶渊明想凭借才学跻身名士，获得好仕途，没有成功；想凭借军功，立身中层以上职务，也没有成功。末了，辗转得了一个彭泽令！他心中的失落感，可想而知。
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视察工作，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这时，他才深刻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没有贵族身份，名士时代也已过去，清谈的环境也不复存在，在这种环境下，自己是没有出路的，加之不屑弯腰于小人，于是他毅然辞职。
这回，他是真的想通了，我们上学都学过的《归田园居》，就是此刻的写照：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我相信，这首诗是真诚的。此后的陶渊明，才是真正的隐士，再也不心存幻想，不渴望以名鬻爵、建功立业了。一定程度上说，他这也是无奈之举。一如《水浒》中的林冲，尽管后来毅然反宋，但终归是被逼上梁山的，始终不如鲁智深活泼可爱、洒脱天真、主动上山。
所以，从这方面讲，鲁智深才是第一等的真隐士，林冲终究差了一头。
不过，正因为陶渊明的不完美，他的人物形象也才更真实，也才更像个凡人，像个赌气隐居、孤高自傲的文人，所以鲁迅说：
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欣赏的，正是一个活生生的陶渊明，而非一个石膏模子、没有情感的圣人蛋。
桓玄之乱后，东晋进入一个短暂的安定时期。可是这时候的安定，犹如人之将死的回光返照，预示着大限的到来。
410年，天师道众再次起义。这次起义的领袖，是孙恩的妹夫——卢循。孙恩起义失败后，卢循归顺朝廷，被封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但是他的部众天天嚷着要为孙恩报仇。卢循无奈，只好重新祭起天师道的大旗，北攻建康。
不过他们的对手是刘裕，所以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411年二月，卢循在刘裕、刘藩的打击下，兵败广州，最终逃至交趾郡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他看大势已去，遂鸩杀妻子十余人，又问妓妾：“我今将自杀，谁能伺者？”
信众糊涂，认为他死就是成仙，但是这些姬妾们却都明白如镜，没人愿意殉葬，于是卢循杀掉众姬妾，然后投水自尽。
刘裕自409年开始，四处征伐，消灭各地割据势力，不仅平定了卢循之乱，还灭了西蜀，平定一系列小的内乱。到了415年，南方基本又归为一统。东晋政权，尽归刘裕之手，司马氏政权，早已名存实亡了。
真的很像当年的曹操！就像曹操一心要收服孙吴、刘备，统一天下一样，刘裕也想一统天下。不过曹操生前没有篡位的心，而刘裕则希望活着就能看到新政权。所以，刘裕为了提高自己寒族身份的威望，增加改朝换代的政治筹码，决定出兵北伐。
416年，刘裕自建康出兵，渡江北伐，各地军队也都按计划配合。他这次北伐，是东晋建国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灭掉后秦、收复洛阳、攻克长安。基本上，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汉水上游的大片地区，都为刘裕据有。
北伐的巨大成功，使刘裕在朝廷的地位显赫无比。经过连年战乱，人们对司马氏都没什么期望了。突然出现了个刘裕，帮着支撑东晋国祚这么久，还出现了“小阳春”，人心都逐渐归附刘裕，他改变时代的壮举，就要来临。
但是，当时却流传一句谶语：“昌明之后，尚有二帝。”昌明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字，就说在司马曜之后，还会出现两位皇帝，晋朝才会结束。
按说，白痴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算一帝，桓玄篡位当了几天桓楚的君主，也算一帝。又或者，司马德宗在位期间，桓玄篡位，有一段时间被废为王，后来又重新当皇帝——这么一来，也算二帝。
但是谶语嘛，怎么能说那么清楚呢？以上两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算“二帝”，这谁也不敢说了。为了保险起见，为了迎合谶语，刘裕决定再立一帝。于是，刘裕和心腹密谋，杀了白痴皇帝司马德宗，立其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新皇帝。
司马德宗虽是个傻子，但是却有个好弟弟。司马德文亲自照顾哥哥的饮食起居，从不离身，一时间，众人也没有机会下手。
后来，司马德文生病，搬出宫住，中书侍郎王韶之就趁机在东堂用衣服勒死了晋安帝。419年，司马德文被立为帝，年号元熙，史称晋恭帝。但这只是个形式，只是为了凑“二帝”的数。所以在第二年的六月，即420年六月，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
自此东晋灭亡，刘宋建立。刘裕就是第一任皇帝，史称宋武帝。
龙床宝殿再无马，国姓从此更作刘。
刘裕出身寒族，最终凭借战功，以统一南方、成功北伐的业绩，建立刘宋，而且简朴节约，薄赋轻傜，在历史上的评价很高。甚至在东晋政权已经覆亡的情况下，他还能大败桓玄，南征北战，延续晋祚十几年，以至于历史学家夏曾佑称赞他：“二十四史中，人主得国之正，功业之高，汉高而外，当推宋武。”
他认为二十四史中，只有刘邦和刘裕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其余的都多少有瑕疵。这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想法，也是刘裕代晋顺顺当当，没有遇到士大夫强烈反对的原因之一。
在这一点上，刘裕比曹操、比司马懿父子，要成功许多倍。
但是刘裕却有一个污点，无论如何也洗不掉。
或许是出身寒族的原因，或许是为政权稳固的原因，他杀了禅位于他的晋恭帝司马德文。在他以前，新政权建立，都是会善待旧君，保其体面。从他开始，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后代纷纷仿效。
天下易姓，对隐居在乡下的陶渊明来说，没有什么触动。他和其他士人观点差不多，认为刘裕功大于过，代晋建宋，是顺应潮流之举。但是，出于本能的悲悯，出于人性的真诚，他不自觉站在弱者一边，对被杀掉的司马德宗、司马德文二帝，充满同情和义愤。
在《读山海经》（第十一）中，他用神话故事，诅咒行恶的后果：
臣危肆威暴，钦违帝旨。
窫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
明明上天四，为恶不可履。
长枯固已剧，鹗岂足恃！
这里牵涉到《山海经》中的两个神话故事。“巨危肆威暴”“窫窳强能变”，出自《山海经·海内西经》，说“贰负神”的臣子“危”，造反杀了天神“窫窳”。于是，老天给“危”戴上刑具、关在疏属山，还用他自己的头发反绑他的双手，拴在山上的树下。“窫窳”本来人面蛇身，被杀后，就变成了龙头蛇身，声音如婴儿哭，并且吃人——“窫窳”还能变化，并没有真死。
“钦违帝旨”“祖江遂独死”的故事，出自《山海经·西山经》，说“鼓”和“钦”二神，杀死了天神“葆江”（亦名“祖江”），所以老天就把“鼓”与“钦”给杀了。然后，“钦”化为一只大鹗，出现就预示战争；“鼓”化为鸟，出现就意味着旱灾，而“祖江”却没法再活了。
这两个故事都是小神杀了天神，行不义之事，最后遭到天帝的惩罚和当时实际情况一对比就知道，这是对刘裕杀二帝的抗议。
作为一介文士，无力改变事实，就只能寄希望于天理昭然、善恶有报了。或许，这正是宗教的可贵之处，让人能有所敬畏，让人能有个底线。
这种人性的本能的悲悯同情，在我看来，比他超逸的隐士风范，更能打动人心。
晋恭帝被杀后第七年，427年十一月，63岁的陶渊明溘然长眠……
刘宋代晋后，再没有出现过像东晋这样，世族、皇权互相制衡，共同治理天下的情况了。皇权开始不断扩大，集权制度被不断完善。
魏晋，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贵族时代，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