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有心反蒋不假，但就算是反蒋，在他眼中也是一桩生意。当然这是一桩投资特别巨大，风险也特别巨大的生意，弄得好，可能盆满钵满；弄得不好，也可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所以阎锡山时时都要权衡其中的损益利弊。像唐生智那样，毫无拥戴他的表示，完全是一副自己要做首领的做派，那就别说投资了，根本连声援的价值都没有。
冯玉祥这边，离谈拢也总差那么几步。当时在建安村与太原城之间奔走，极力鼓吹冯、阎联合倒蒋的，主要是李书城和王鸿一。李书城在唐生智倒蒋失败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冯、阎身上。王鸿一乃山东名士，平生喜谈王霸之术，讲起类似话题也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二人为冯、阎设计的愿景是，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主党，在北平另组新政府，最后消灭蒋政权。
应该说，阎锡山对这一框架基本还是认可的，但他却舍不得放弃冯玉祥这一筹码。因为他认为如果把冯玉祥放在身边，至少可进行操纵，若纵虎归山，以后就难以控制了，特别是不能保证西北军不借机进行报复。
阎锡山不放冯玉祥，联手就无从谈起。被软禁中的冯玉祥对此又气又恨，但他知道现在还不到真正跟阎锡山翻脸的时候，只有先把阎拉下水，自己才有出路。至于和阎的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迟——打倒了蒋，回过头再来收拾阎，就要容易多了。
为了把阎锡山拉下水，冯玉祥想到了要用一个人，定一条计。
冯玉祥想到的这个人就是鹿钟麟。
冯玉祥向来爱战将而不重战将，但他对所谓儒将则是既爱又重。西北军中有两个公认的“儒将”，一个是宋哲元；另一个就是鹿钟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冯玉祥，所以很得冯玉祥的欢心，可惜他自己运气不好，在蒋冯战争中因与孙良诚不和，打了败仗，几乎把陕西都丢掉了。
宋哲元没法再用了，得用鹿钟麟。鹿钟麟长相忠厚老实，然而城府极深，为人处世“外方而内圆”。内圆，其实就是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侍尧则吠桀，侍桀则吠尧”。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还可以为上面遮掩。
在模仿冯玉祥方面，鹿钟麟比宋哲元更胜一筹，几乎能做到天衣无缝，其伪善与矫揉造作的功夫，“与冯焕章（冯玉祥）先生如出一辙”。
你可以就此说鹿钟麟“无男儿骨格”。可是冯玉祥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幕僚，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怕他趁机坐大，同时对自己的所有决策也能做到无条件绝对服从。至于什么眼光啦，点子啦，个性啦，都在其次。
冯玉祥对鹿钟麟的欣赏认可程度，甚至超过了石敬亭等西北军中公认的有识之士。韩、石叛逃后，他对身边的很多谋士、部将，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钟麟始终被他引为身边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冯玉祥这样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来津津乐道。有人用嘲讽的语气评论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钟麟字伯瑞）为其爪牙，补其不足”。
鹿钟麟在蒋冯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已经“离职潜逃”，去了天津租界。乘发生蒋唐战争，蒋介石、阎锡山的注意力转移之机，冯玉祥密召鹿钟麟来建安村面谈。
鹿钟麟得信后，立即化装由天津至太原再转往建安谒冯。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书写了手谕，下令免去宋哲元所兼的代理总司令，让鹿钟麟接替，同时授以远交近攻之计，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冯玉祥已经想清楚了，只有把阎锡山逼到绝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个生意人的立场和态度，就算阎锡山仍然执迷不悟，那要是假劝真唱，拿下山西，也是大赚了一笔。为此，他将不惜与他曾经无比痛恨的蒋介石、韩复榘、石友三建立暂时的战略联盟。
鹿钟麟奉命回陕后，按照冯玉祥的手谕提出新口号：“拥护中央，开发西北。”随即，他就派代表密赴南京拜见何应钦。代表出发时对联蒋反阎还有些心理障碍，鹿钟麟对这位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出于分化西北军内部的一贯目标，何应钦一见鹿钟麟所派代表，马上便对鹿表示好感，希望他掌好西北军的舵，不要上冯玉祥的当。
从冯玉祥被诳至山西开始，太原就成了倒蒋派活动的中心，各地代表来往之密集，已经到了宾馆都住不下的地步。南京政府看在眼里，对阎锡山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极度反感和警惕。现在鹿钟麟表示愿意联合起来共同倒阎，何应钦很是赞成，他承诺说：“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
一与南京拉上关系，鹿钟麟即召集众将商讨。大家一致认为，西北军必须以西北为根据地，但是如不除掉阎锡山，不把山西拿到手，则西北军就要永远受威胁，而一旦西北军占领山西，就可立于进可战、退可守的有利战略地位。
冯玉祥制定联蒋讨阎之策，有一半目的是想逼阎反蒋，到将领们这里可就不太一样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的都没这么深这么远。他们对阎锡山恨之入骨，是真的要除掉阎锡山和想拿下山西！
在鹿钟麟等人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长于守、短于攻，西北军在进攻山西时，只要避免打攻坚战，胜算还是很大的。
要避免打攻坚战，就要尽量采取突袭方式。阎锡山对西北军一向有所提防，靠西北军自己突袭比较困难，但若是韩复榘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韩属于蒋系将领，又受阎锡山指挥，参加讨唐之战，阎的警惕性必然不会那么高。这正是冯玉祥指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的原因所在。
可是因为反叛的事，西北军与韩、石之间已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现在一下子要联合他们，人家会干吗？
冯玉祥不能不有所考虑。薛笃弼见状，便提出了一个建议。
依照韩复榘一直挂在嘴边的说法，他和石友三之所以叛变，并非反冯，乃是因为与石敬亭有隙，才被逼上梁山，走了投蒋这么一条独木桥。薛笃弼认为，既然症结出在石敬亭身上，只要免去石敬亭的本兼各职，请他离开西北军，即可将韩、石召回。
冯玉祥急于施计而行，也没有多加思量，就采纳了薛笃弼的建议。他随即给石敬亭写去了一封密信，说：“吾弟热爱团体，兄所深知。今为召还韩、石，不得不请吾弟权且休息一时，以后另有重用。”
石敬亭收到密信后，不跳不骂，心平气和地离开了西北军。
在蒋冯战争后期，若没有石敬亭力挽狂澜，西北军将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西北亦可能不保，他对西北军实有大功。冯玉祥之举引起很多议论，有人说：“忠贞不贰的免职，叛变投降的召还，像这样倒行逆施，怎能不丧失人心呢？”
韩复榘叛变乃多种因素所诱发，石敬亭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借口，他和石友三当然不会就此重回西北军。不过他们对联合西北军一起打阎却很有兴趣。
对老蒋授意唐生智抓捕自己那件事，韩复榘一直心怀恐惧，他一方面积极进攻唐生智，以图重新获取蒋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重新投奔一个主子。
冯玉祥那里是无论如何不会回去了，北伐前韩复榘和石友三曾投降阎锡山，于是韩复榘便打起了阎锡山的主意。宣布讨唐之前，他专门派人去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拥戴之意，阎锡山也派来亲信杨爱源等人到开封与韩联络。
杨爱源对韩复榘说，蒋介石为人奸诈，把持中央，排除异己，只有北方人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持华北局面，今后才有办法。
韩复榘也装出很坦率很诚恳的样子，竭力为自己过去的变节行为洗白：“我之所以离冯投蒋，完全是石敬亭逼的。他在冯的面前搬弄是非，冯对我越来越怀疑。去年在华阴，冯命我过河压迫你们共同讨蒋，我当时提出异议，几乎被冯枪毙。这都是石敬亭的把戏。我惹不起他，只有躲开他。”
扯完这些陈年老账，他又对杨爱源的话做出回应：“至于蒋介石的阴狠毒辣，我又何尝不知道。如果百公（阎锡山）出来主持华北大局，我是竭诚拥护的。现在河南境内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没有一定的主意，郑州防务现在在第三路（即韩部）的手里，最好请百公来一趟，大家商量一下，即能解决一切问题。”
杨爱源回晋复命，阎锡山当即拨给韩复榘手提机枪五百挺、军饷四十万元，接着便出兵河南，他自己也亲赴郑州督师。
韩复榘存心叛蒋投阎，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阎锡山是吃个鸡蛋还得挑四四方方的人，他对韩复榘这种名声不太好的“二五仔”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而且也不愿冒险突然反蒋，之所以又给钱又给枪，不过是为出兵河南买张门票而已。
韩复榘一个劲儿地抛媚眼，但阎锡山却给他打闷葫芦，见了面总是开口闭口拥护中央。
韩复榘还算是个率直快语之人，不太善于虚与委蛇的一套。在认为阎锡山不够诚实，纯属拿废话搪塞自己后，他立刻感到上了当，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用杨虎城的话来说，就是跟谁都是做杂牌，难道跟你阎老西儿（阎锡山的绰号）做杂牌就香一些？摆什么臭架子！
石友三也积极参与了打阎计划。他本来也曾派代表来太原联系反蒋，负责接待的赵丕廉见石部经济困难，未经请示，即答应提供一百万到两百万元的经费。阎锡山知道后勃然大怒，坚决不予承认。石友三自然恨阎之心更切。
正当韩、石商量如何对付阎锡山的时候，鹿钟麟所派来使正好到达开封。韩复榘问明来意，并得知石敬亭已离开西北军后，不由得抚掌大乐：“好极了，我们正计划着捉老西儿呢。”
韩、石都觉得应该把阎锡山给扣起来，并且认为这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好事：除了能博得老蒋的欢心外，还能以阎为人质，通过以阎换冯，在昔日的西北军伙伴面前挣回一点脸面，取得一些谅解。
韩复榘说：“冯先生在山西很受气，我把阎扣起来，请他放冯先生。他一日不放冯，我一日不放他，他尽管不放冯，我尽管不放阎。”
韩、石跃跃欲试，阎锡山却仍被蒙在鼓里。当他在专车上指挥韩复榘等人断唐部后路时，幕僚突然发现韩复榘卫队人员的数量剧增，怀疑韩复榘有非常举动，于是急忙劝其北返，以免遭暗算。
阎锡山本来也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到郑州后，他就派人常驻电报电话局，检查往来电报并偷听电话。起初，监听电话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风吹草动，阎锡山也就没有把幕僚的话放在心上。
1930年1月14日，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方本仁与韩复榘会商扣阎一事。正巧另外一个杂牌将领王金钰也在阎锡山那里没捞到好处，同样预谋扣阎以献蒋，他给韩复榘打电话商量，韩复榘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更巧的是，阎锡山的幕僚孔繁蔚与王金钰乃莫逆之交，他在王金钰那里打牌，出来小便时就正好听到了这段对话。
无心人说话，只怕有心人来听。孔繁蔚听得汗毛倒竖，急忙找了个借口，溜到专车上去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闻悉，即命副官告诉韩方接待人员：“总司令要安静休息，有事再叫你们。”
接着副官就去跟车站的人讲，说阎命他回去取要紧的东西。车站人员不知就里，便用车头挂了一辆铁闷子车。阎锡山换上便服，携赵戴文、孔繁蔚等人钻进这辆车里，然后星夜出奔新乡，再由豫返晋。
第二天一早，有人才慌慌张张跑来向韩复榘报告：“阎锡山不知为了什么事，昨晚十二点多忽然化装逃走了。”
韩复榘听后甚为愕然，但是不管怎样，事情做也做了。回开封后，他便公开对僚属说：“我要扣阎老西儿的事，你们大概都听说了。因为冯先生在山西受尽了委屈，这次我本想把老西儿扣住，要求他放出冯先生，否则我也不放他，以此报旧日冯对我的恩情。”
说到此处，韩复榘长叹一声：“不料事机不密，让他一下子跑掉了，全怪我说话不留神，真是可惜得很。”
蒋、韩之谋只是你知我知，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脱险后的阎锡山没有傻到嚷嚷得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宣布离开郑州的原因是：“即日返晋一行，料理晋钞兑现事宜。”同时撤回了原驻郑州的晋军。
事件没有发生之前，阎锡山一直以为自己在算计着蒋介石，没有想到蒋介石也会算计他。这一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
阎锡山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倒蒋的问题。他认为历代统治者在感觉坐稳江山后，都很少能保全其同事及其功臣。蒋介石平定了唐生智之乱，江山比过去更稳当了，可是作为他的功臣，处境却比以前更危险了——要不然自己助蒋平乱，本有大功，为什么蒋介石反而不赏而诛呢？
生意只有是在没有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笃悠悠地做起来，现在连生意人的安全都无保障，如何再计较来计较去？阎锡山咬着牙要倒蒋，并且认定，只要能够倒蒋，一切在所不计，诸如善后、收拾烂摊子之类的事暂时也可不予考虑。
阎锡山的幕僚中本有两派，以赵戴文为主的拥蒋派是多数，但赵戴文等人已经回了南京，留在太原的，除军人外，只有贾景德、赵丕廉、梁航标。贾景德、赵丕廉从辅佐幕主当国家元首出发，一贯主张反蒋，尤其贾景德向来都是反蒋的绝对支持者。这三人中，只有梁汝舟持拥蒋态度，因此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梁汝舟系阎行营办公处处长，电务组就是他的下属机构，电务组所破译的“外电”除他和阎锡山外，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阎对他的信任。正是由于身份特殊，梁汝舟在是否要由自己直谏的问题上比较犹豫。后来他发现徐永昌与他意见一致，便有意通过徐永昌向阎陈述，可是徐永昌说他是军人，不便主动说话，还是希望梁汝舟本人设法多进言。
梁汝舟只好鼓足勇气，向阎锡山阐述其间的个人利害关系。他认为在唐生智覆灭后，南京政府内部较以前更为团结，说明国内的反蒋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大家研究的都是如何倒蒋，现在好了，连能否迫使蒋介石自动下野都成了问题。梁汝舟分析说，若贸然发动军事倒蒋，无论胜败，阎锡山都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败了的话，将无枝可栖；即便侥幸成功，也是玉石俱焚，不堪设想。
梁汝舟建议阎锡山，趁此助蒋平乱之机，以最大诚意协助南京政府整编西北军、晋军，然后心甘情愿地辅助蒋介石。这样蒋成则阎有功，蒋败则阎可顺理成章地继任大统。“到那时，您虽欲逃避，亦不可得，何必于此时和他角力以争呢？”
梁汝舟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阎锡山。过了良久，他突然问道：“你说我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
功臣就算交出兵符，人头也会很快落地，这是古代历史书上最常见的记述。阎锡山怕就怕一旦交出“最大诚意”，蒋介石正好给他胸口上来一颗子弹。
梁汝舟曾被喻为“三晋奇材，秀容拔萃”，对历史也很有研究。他说中国古代皇帝那样残杀功臣，都是为了在自己行将老去时，为子孙顺利继位铺平道路。现在蒋介石年富力强，对功臣自有驾驭之法，又何必加以杀戮呢？说到子孙继位，时代毕竟不同了，蒋介石再没脑子，也不至于像袁世凯那样干出恢复帝制的蠢事来吧，而他如果因为这个杀戮功臣，更是匪夷所思。
阎锡山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对梁汝舟说，自己的精神有些异常，心里感到烦躁，看见茶樽酒杯就想摔。他还说，这种情形只在辛亥革命前发生过一次，革命爆发后才恢复正常。
阎锡山的思绪已经凌乱了。他明知继续反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如果中止反蒋，前景真的有梁汝舟描绘得那么好吗？
“削藩”的道理，蒋清楚，阎也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时代的四个集团军大佬，只要有一人坐庄，其他三人的日子就注定不会好过。如今冯、李都失势了，阎能明显地感觉到蒋的矛头已经指向他，即使他不反蒋，蒋也不会容许他的势力继续存在下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阎锡山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蒋活动，其实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其中的内幕老蒋完全明白，也迟早会和他清算这笔账。郑州遇险便是先兆。
阎锡山只要一想起郑州的那一幕，就不能不全身打一个寒战。危险哪，若不是王金钰正好给韩复榘打电话，孔繁蔚又正好出来小便，自己的一条小命离见阎王爷也许就只差一层玻璃纸了。
凌乱来凌乱去，阎锡山还是决定反蒋，而反蒋就要准备打仗。晋军将领绝大多数是阎锡山所一手提拔，而且全都对阎唯命是从，基本上是阎锡山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左右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只有时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不同，他虽然也是山西人，但系来自客军，同时其人非常有头脑和主见，与一般的晋军将领截然不同，其一言一行对山西军政界的影响都很大。
阎锡山主要还是怕徐永昌不同意反蒋，他派人到北平给徐永昌带话：“阎先生教我密告于你，我们要准备与中央摊牌，恐怕有战事，要你去打仗。请您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阴历年过后，即先回太原一趟。”
这是徐永昌第一次听到阎锡山要反蒋。接着，阎锡山为了避免外人注意，又特意让周玳代发电报，邀徐永昌来太原开会。
徐永昌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太原。他先到周玳家中，一见面就问：“有何要事相商？”
周玳还跟他打哑谜：“你猜。”徐永昌脱口而出：“打蒋。”
在周玳予以确证后，徐永昌直接坦露了自己的观点：“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锡山）说来，也不利于打仗。”
徐永昌说，要是不打仗，人人还会像现在这样，争着来吹捧阎锡山，当他是爷爷。可如果打起来，这些人一定又都要向阎要这要那，阎为人又很吝啬，哪能予以满足？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反过来恨他，于是爷爷就变成了孙子。
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打仗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徐永昌很清楚阎锡山的性格缺陷及其弱点，他知道他的“总司令”根本就不能打仗。
如果徐永昌这话让贾景德听到了，对方一定会这样反驳：又不是只有我们晋军打蒋，不还有冯玉祥和西北军吗？
徐永昌原在国民三军，对冯玉祥的认识最为深刻。他以为，冯玉祥在语言和外表都竭力装好人，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手段也很是毒辣。比如冯玉祥平时惯用痛哭流涕的办法来迷惑人，拉近与别人的距离，可是只要有了利害上的冲突，不管亲疏，都会遭其暗算，“多少人都吃过他的亏”。
当初，冯玉祥自统的是国民一军，徐永昌曾亲眼见到他用缴械的方式，将跟着他走的国民二军予以吞并。徐永昌没有跟着跑，才未上冯的当。
以性格而言，阎锡山只适于守财，冯玉祥则更利于打劫。徐永昌知道他的野心非常大，也知道冯玉祥常在背后骂阎锡山“窝囊废”。这样的合作者，能够让人放心吗？
西北军对阎和山西的敌意那就更不用说了：冯玉祥已经被软禁了好几个月，哪有不恨之理。至于其部下，更是恨阎恨得不得了。比如鹿钟麟就常常说要先打阎再打蒋。
无论个人品质，还是双方关系，徐永昌都不认为这种联盟有多么可靠。要是双方协同对蒋作战，到了紧要关头，一旦冯玉祥出什么新花样，阎锡山必然会落得倒蒋不成，反吃大亏的下场。
即便徐永昌觉得西北军不可靠，估计贾景德也不会就此服输：“总司令”只是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们的同盟军多了，除了冯玉祥，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刘文辉，乃至韩复榘、石友三、唐生智，哪一个不反蒋？
对这些“同盟军”，徐永昌同样觉得没有多少相助的价值和作用。说“李白”吧，虽然他们已在广西重夺政权，可是桂军实力与鼎盛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能不能打到武汉都很成问题，加上南北相隔如此之远，实在很难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
刘文辉是川军首领，这时势头也很猛，并且很早就开始派使入晋，与阎锡山商议共同反蒋。问题是四川连自己内部都没能统一，川军也从来没有走出过蜀中，刘文辉究竟拿什么东西来联合反蒋呢？
接着是韩、石，且不说二人起码表面上已投蒋，在郑州还预备对阎下手。就算他们又重新打出反蒋旗帜，以二人已经臭掉的名声，徐永昌也料定，“再过二三年，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
对于唐生智等人，徐永昌更是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唐生智已毫无实力，简直提都不用提。至于其他林林总总的杂牌军头或者说客，都不过是一些没找到饭主满处游飞的家伙，到处诳人骗钱而已，有哪一个靠得住？
徐永昌很恳切地对周玳说：“如果打起来，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担起来，你看这个仗怎么打？我希望开会时你要力主不打。”
当天下午三点，阎锡山将徐永昌召至自己的机要室。徐永昌得知张学良已派代表来太原签字。
如果张学良肯联阎反蒋，徐永昌倒是觉得比其他同盟军都靠谱一些，因此他忙问张学良派来的代表是谁。得到的答复是邹鲁。
邹鲁是西山派成员，当然是反蒋的，可是徐永昌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跟张学良有什么很深的关系，怎么能代表张学良签字呢？换成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还差不多！
面对徐永昌的质疑，阎锡山嗫嚅着说：“此一时之志同，即可以道合，用不着有何深交。”说着他又反问徐永昌对反蒋的看法。
徐永昌说：“第一不要走打仗的途径；第二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
阎锡山听了很是不悦：“要你回来就是和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样说，是不是你认为打仗必败？”
徐永昌直言不讳：“张汉卿（张学良）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
阎锡山听了半晌不语，在屋里绕了好一会儿圈子。他转而说只是要准备打仗，不一定就要打仗，如果徐永昌等将领有决心做出最后倒蒋的表示，仅需一个通电，不用打仗，老蒋也只好乖乖下野。
赵戴文已回太原，也参加了机要室谈话。此老头脑一向清楚冷静，对阎锡山的反蒋企图也绝不赞成，但是他刚刚与阎锡山一起经历过郑州之险，又在南京政府担当要职，说话便有些吞吞吐吐，态度不像先前那样坚决。
谈话无果而终。当晚十点，阎锡山秘密召开将领会议。他首先把蒋介石想用经济手段扼杀晋军的情况叙述了一番，接着说：“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意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次辰（徐永昌字次辰）你看怎样？”
徐永昌回答说：“我一来就和子梁（周玳字子梁）研究，这仗打不得。我并不是怕打仗，但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接着，他当着众将的面，将对周玳说过的不能打仗的理由又重新叙述了一遍。
通过机要室谈话，阎锡山其实已经知道了徐永昌的态度，他只是不甘心而已。沉默几分钟后，他说：“次辰，你说的也对，但是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
徐永昌规劝道：“咱们可以另想不打仗就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阎锡山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次辰，我倒想出一个不打仗的办法——只有我出洋。”
徐永昌觉得这个主意不妥，问：“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阎锡山回答：“这容易，你们可先对付蒋，如果他逼得你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们可以投降他。”
徐永昌听了脸色全变：“总司令，你要这样说，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
阎锡山见状又道：“次辰，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再商量。”
第二天早晨，徐永昌找到周玳：“我看老总已经下了决心。你也不要再提了（指主张不打蒋）。”
如果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阎锡山则有留人之技。自徐永昌投奔山西后，阎锡山始终没有要求对方取消国民三军的番号，并且还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也就是说他与冯玉祥不同，从人格上对这位部下非常尊重。
士为知己者死。尽管徐永昌并不同意阎锡山的意见，但出于三年多来的公谊私交，他也不能不挺身而出，为阎担负作战事宜。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接下来徐永昌就希望研究一下如何打。可是让他感到烦闷不已的是，阎锡山天天研究的还是打不打。
有一天，徐永昌忍不住对阎锡山说：“我说你不要打仗，你非要打不可。我说你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你一定要让我做指挥官。现在我已答应做指挥官了，你要研究怎么打可以找我，若研究打不打，我已说定不可以打，你就不要再跟我研究这个了。”
阎锡山嘴上答应着，可还是天天要来找徐永昌研究打不打。徐永昌都快要被他给逼疯了。每次一谈完这事，就跟害场病一样，过了段时候，徐永昌还真的生了胃病。
就在阎锡山仍纠结于打不打的时候，自编遣会议开始就引发的军队编遣问题重又喧腾起来。大家都知道，第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可是蒋介石却要求把第一集团军与中央分开计算，再外加一个中央区，算成两个单位。
别人才一个单位，还要削减，你有两个单位，还要扩大。这成了助饷之外，引发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最大原因。
可是当初这样的编遣方法，正是阎锡山自己在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他又不能否认，只能眼泪倒回去往肚里流。
哥流的不是泪，是血呀。正好阎锡山已起倒蒋之念，便趁势与蒋介石展开笔战。2月10日和13日，他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戡乱不如止乱，并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以弭争端——以前我糊涂我错了，我都认，可如果你糊涂你错了，也得认！
对于这种突袭式逼宫，蒋介石经历过多次，早就练就了一套金钟罩似的心理素质。他立即复电予以驳斥：“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滔之时。”
一石掀起千层浪。随着蒋阎分歧的公开化，南京为之震动，各种谣言纷传。蒋系的政客幕僚都赶紧拿起笔杆应战，除胡汉民、谭延闿等发电报对阎锡山进行责备外，吴稚晖也亲自出马，给阎锡山发去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
吴稚晖说阎锡山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什么戡乱不如止乱，什么下野出洋，都是虚的。“党国破碎，责在戎首”，明说吧，你就是阴谋发动战争的主谋，再不悬崖勒马可就危险了！
蒋阎正式撕破脸，乃是冯玉祥最乐意看到的。冯玉祥观察到了阎锡山态度上的变化，他派秘书嘱告鹿钟麟等人：“阎对我方抱留有余地之合作。”还说：“你们闹得越厉害，我在此越平安。”
得到冯玉祥的指示后，鹿钟麟即在报上刊登消息，说他愿意按照编遣方案缩编部队，只请南京政府发放西北善后公债两千四百万元。暗中，他派代表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代表熊式辉洽谈真正的条件。
当时中央和地方关于编遣的另一个公开性争议是，二、三、四集团军，也就是西北军、晋军、桂军，愿意按比例裁兵，但是他们希望在裁兵的同时，由南京政府提供一部分军饷。蒋介石则认为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盘，中央也从中收不到税，所以不能助饷。
为了更好地争取鹿钟麟，熊式辉除要求西北军编成十师外，还许诺这十师的军饷由中央关发，鹿钟麟本人还可担任与张学良相等的职务，条件就是让西北军通电反冯。
冯玉祥能够重用鹿钟麟，就是料定鹿钟麟不敢背叛他。西方谚语中将上谀下傲之徒称为“自行车选手”：为了减轻上方的压力，选手要尽量作折腰状，同时为增加车行速度，又必须双腿踢蹬如狂。
鹿钟麟不只是“自行车选手”，他还可以被称为是“自行车国手”。此人对上卑恭顺从，对下高傲苛峻，西北军中人，十之八九都对他抱有微词。显然，如果鹿钟麟要想脱离冯玉祥独自搞一套，别说黄袍加身了，可能连性命都堪忧。
鹿钟麟自然不敢答应熊式辉提出的条件，只能说“西北军官既就中央新职，反冯通电似可不必”。蒋介石那边也认准了，只要你不发反冯通电，官帽有价，绝不免费奉送。
蒋介石和西北军一度势不两立，但现在大家毕竟可以谈条件了。倒是曾经关系不错的蒋阎之间却越搞越僵，双方开始互相攻讦，电报措辞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
在短短十八天内，阎、蒋围绕“治党治国的原则”“统一之方式”“国民党三全大会之评价”，往来电文达到二十一封，平均每天就有一封。阎锡山提出要“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而蒋介石则坚持军队“惟党国之命是从”，“若割据称兵，实为内乱”，中央“惟有讨贼戡乱之一途”。
随着阎蒋笔战进入白热化，阎锡山作为反蒋核心的重要性也愈加突显。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从老牌的西山派，再到新晋的改组派，均从平津频频发出函电，敦促阎锡山领导反蒋，新桂系和各路杂牌军头也分别派代表到太原劝驾。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军。鹿钟麟等全体将领一面暗中和南京政府谈编遣的条件，一面推庞炳勋为总代表到太原拥阎。仍被软禁的建安村的冯玉祥更表示，只要阎锡山肯领导反蒋，自己唯命是从，愿竭诚拥护阎为全国军政领袖。
在笔战中被蒋介石弄得脸面全无的阎锡山由衷地感到高兴：泰山虽高，尚有天山，寰海之外，还有渤海，你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看到全国上下对我的支持和拥护没？
就在阎锡山自我安慰的时候，一封有关西北军的密报送到了他的案头。
自郑州突袭失败后，冯玉祥、鹿钟麟并未放弃原来逼阎反蒋或者直接拿下山西的计划，同时仍与韩复榘、石友三保持着密切联系。
蒋阎笔战期间，韩复榘派代表来太原观察形势，代表向他报告：“冯先生（冯玉祥）仍在建安村，每日由晋方送以鸡鸭等好食。”韩复榘认为这都是前期逼阎带来的好处，对倒阎信心更足，他致电鹿钟麟：“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永远不会太平。”
鹿钟麟对韩复榘的态度大加称赞，并且在复电中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
对于联合攻打山西，韩复榘表现积极，石友三也不惶多让。因为他认为可以伺机取得一块自己的地盘，免得再跟个乞丐一样找韩复榘讨饭吃。
鹿、韩、石共同商定：“韩、石会攻天津，我军（指西北军）相机进袭太原。”按照这一办法，石友三已经开始移动部队。
所有这些往来电报均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截获并译出，并密报给了阎锡山，阎锡山闻之大惊失色。
冯玉祥在太原的代表不知道这件事。薛笃弼、邓哲熙仍在到处活动，和晋方要员们会商冯、阎合作反蒋的办法。有一名要员实在忍不住，突然极为愤慨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谈什么合作？你们卖的是什么假药？再谈下去，你们西北军就占了太原了！”
薛笃弼等人听了非常诧异，连忙追问究竟。那位要员气呼呼地说：“你们还是回建安村问冯玉祥吧！”
代表回到建安村后，冯玉祥一听，就知道逼阎反蒋的计划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懒驴终于要被逼得上磨了。
他让薛笃弼直接面见阎锡山，并带话给阎锡山：“第一，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第二，我同阎先生在反蒋的问题上会合作到底。第三，事态紧急，请阎先生相信我，放我回去，我去说服他们（指鹿、韩、石）。”
冯玉祥还说：“现在他们已向山西出兵了。如不相信我，顶多就算我带领他们打山西，而我冯玉祥绝不是那样背信弃义的人。”
冯玉祥的信用早就不知贬值到哪个角落里去了。问题不在于冯玉祥的信用，而在于阎锡山已无路可走：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谋划反蒋活动，且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果他再不迟迟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真的联合起来向山西发动进攻，他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
2月26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拜会冯玉祥。那时阎已很久都对冯避而不见，这次见面不免又要大演苦情戏。两人抱头痛哭了一番，一如冯玉祥刚刚到山西时候的情景。
冯、阎在室内密谈了两三个小时，随后共进午餐。吃完饭还来了个歃血为盟，在李书城、王鸿一等人的见证下，二人誓言：“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阎锡山临走时，约定后天早上八点再来建安村一趟，将冯玉祥迎至太原。
眼看反蒋一事木已成舟，徐永昌的心情极为沉重。在贾景德公馆，他看到庞炳勋、薛笃弼等西北军的说客仍在不停地怂恿贾景德，让贾景德鼓动阎锡山迅速反蒋。
冯玉祥裹挟着阎锡山反蒋，山西必然失败，西北军也讨不着好，这是徐永昌的基本认识。他对庞炳勋说：“你们是成功了。你们本来是没有办法，现在则有了办法，不过你们将三集团拖下水，结果必是弄得一齐没办法为止。”
庞炳勋“矮黑而陋”，其外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宋江，但论气度格局，却与宋公明相去甚远。他对徐永昌的话似懂非懂，也没有徐永昌那种大格局和大视野，一时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只好嘿嘿一笑，算把尴尬场面应付了过去。
2月28日，是阎锡山说好要迎冯回太原的日子，但上午八点就快到了，阎锡山仍迟迟没有现身。冯玉祥有些急了，他问晋方驻建安村的接待人员：“阎总司令怎么不来？你打电话问问！”
接待人员打过电话，告诉冯玉祥：“已经起身，快来了。”
当天，冯玉祥被阎锡山迎至太原。贾景德、徐永昌、周玳、庞炳勋以及各方面代表都出城迎接。
冯玉祥被招待在太原的另一名胜区傅公祠居住。下午，阎、冯与各军代表会议，会上一致公推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冯、阎一起商讨了共同打蒋的计划，阎锡山又将预先拟好的讨蒋通电文稿念给冯玉祥听，征求对方的意见。冯玉祥听罢奋然而起，拍案连呼：“痛快呀！痛快呀！这真是一篇理直气壮的好文章。”
在潼关的鹿钟麟等人收到消息后还是不太放心，他们致电西北军在太原的代表：“日来谣传纷纷，有谓冯公已出洋者，有谓已遭不测者，军心摇动堪虞。”
鹿钟麟希望阎锡山能将冯玉祥送至潼关，或至少让冯在风陵渡照个相，以证明确实已获得人身自由。冯玉祥让代表复电：“这话暂不必说。”
不是冯玉祥不想回潼关，是阎锡山还不肯放人：一则冯玉祥本身的信用成问题，他怕冯回陕后不忘前嫌，对山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二则他还想在蒋进一步施压时，再利用冯玉祥做做戏。
只要阎不让步，蒋就会继续施压，而蒋阎笔战也就不可能从弥漫的硝烟中挣脱出去。
3月1日，南京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开幕。全会做出决议，特派张继、赵戴文等人到山西对阎锡山进行责问，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过脑子的乱发议论，还是真的要起兵谋叛？
蒋介石则指责阎锡山出尔反尔：是你自己说要和冯玉祥一道出洋的，最后是你出洋了，还是冯出洋了？编遣会议的提案可是你拿出来的，到底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电各地党部，更是大揭阎锡山的老底：“阎锡山阴险诈伪，不顾信义，所辖兵力又极薄弱，自觉捣乱之不足，反叛之事难成，于是不惜骗出冯玉祥以增其厚其反动声势。阎自谓与冯相携出洋，不过遮掩听闻而已。”
阎锡山不肯相让。3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政府分别发出“江电”，声称：“主张未蒙鉴纳，请开去本兼各职。”
两天后，阎锡山又演起了“携同出洋”的老把戏。在向南京发去的“歌电”中，他说：“此次主张国是，原为止乱，何忍因止乱而起乱。锡山同焕章即行出洋，以明初志。”
为了一个“携同出洋”，蒋介石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亏，甚至对这个词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极度气恼之下，他给韩复榘、石友三发去秘密的“鱼电”：“特派韩复榘为北路挺进军总指挥，石友三为副总指挥，克日向平津进发。”
被截获并破译的“鱼电”又落到了阎锡山手里，阎锡山在上面批了“次陇”二字，让人送给赵戴文看。赵戴文看后哑口无言。
“携同出洋”连一点点宣传的价值都没有了，而蒋阎关系也已恶化至无可挽救，但问题是阎锡山对放冯回陕仍意犹未决。这让冯玉祥的近侍、幕僚们十分焦急，一夕商谈后，他们公推薛笃弼前去催促询问。
薛笃弼到贾公馆拜访贾景德，痛陈冯玉祥必须回军之利以及不回军之害。他还向贾景德表示，自己是山西人，父母妻女都在山西，如果阎锡山肯放冯玉祥渡河回陕，他愿意留在山西做人质，冯玉祥的夫人也可以不随冯回去。
磋商至午夜，贾景德答应向阎锡山进行传达。
第二天早上，薛笃弼到傅公祠见冯玉祥。冯玉祥对他说：“我除倒蒋外没有第二条路，我只为国，绝不因私害公。可请煜如（贾景德字煜如）转告百川（阎锡山），请他千万放心，我是真诚拥护他的。”
薛笃弼听了，又赶紧把这些话捎给贾景德。
阎锡山听贾景德讲完这些情况后，终于下决心释放冯玉祥。赵戴文问道：“你一定要放他？”阎锡山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作答：“不放他，二集团就跑了。”
赵戴文知道覆水难收，遂掩面大哭而去。
在冯玉祥临行前一天，阎锡山用看似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反蒋，使大哥受到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
行家莫提犁把话，冯、阎都是假客气方面的能手，冯玉祥知道对方的这套检讨和请罪只是前奏，下面必有真意。果然，阎锡山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
他还慷慨许诺：“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阎锡山当场送给冯玉祥现款五十万元、手提机枪两百挺、面粉两千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对于阎锡山而言，这样的诚意倒也足得要溢出来了。
说来说去，还不就怕我打你，放心，我不打你就是了。此时的冯玉祥归心似箭，他慨然表示，对于以往的事确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心一德，共同倒蒋。
3月8日晚，明月当空，周玳把傅公祠的警卫和服役人员集合到偏僻地方做冗长训话。本来人们还要为冯玉祥送行，但他害怕夜长梦多，便趁此机会循着墙影走出门外，然后乘着事先预备好的汽车驰往潼关——阎锡山也颇做得出，他还真把冯玉祥的妻女作为人质给留在了太原。
得知冯玉祥将返回潼关，鹿钟麟等人的心态极为复杂，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老长官脱离牢笼，西北军残局总算有核心负责了，忧的是随着冯玉祥这个“强势婆婆”回归，驱阎取晋的秘密方案很可能将成为泡影。
冯玉祥和鹿钟麟见面时，首先问鹿钟麟：“今后应该怎么办？”鹿钟麟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
冯玉祥听了就把联阎打蒋的计划说了一遍。忧的事情果然出现了，鹿钟麟暗暗叫苦，便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最好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通个气。
第二天，冯玉祥召开师长以上将领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并且说：“我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我们一定要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与会将领中除一名师长主张讨蒋外，其余人在思想上都扭不过弯来，他们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锡山的亏，受阎锡山的骗，如果不把阎锡山打倒，西北军在西北就难以发展。
尽管这么多人有意见，但没有一个敢说出来。所谓商量、通气，到最后仍是冯玉祥的一言堂。
当然开完会发牢骚是另外一回事。孙良诚在会后就对别人说：“我看先生（冯玉祥）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
宋哲元等人的态度要和缓一点，但也认为西北军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不宜马上打蒋。
一句话，西北军将领普遍恨阎不恨蒋，冯玉祥在软禁期间设计的联蒋驱阎计划已接近于弄假成真了。另外，大家通过过去的经验，也都掌握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个性。一般而言，冯玉祥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是个外行；阎锡山则活像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由此可以推测，联阎打蒋纵然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
鹿钟麟的幕僚干脆对鹿说：“应坚持拉蒋倒阎，除去肘腋之患！”
他的理由是，如果冯玉祥与阎锡山合作，就算是侥幸胜了，蒋介石可以在退到江南后凭险固守，冯阎联军连长江都过不了。同时，在联合对付的目标暂时消失之后，冯、阎之间一定又会出问题，结果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等于白忙活了一场。
打胜仗还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幸打了败仗，那就更加不堪设想了，到那时，西北军甚至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
鹿钟麟觉得幕僚的话很对，可是看到冯玉祥的决心那么大，这位“自行车国手”又不敢明确提“拉蒋倒阎”的话，怕挨冯的训。他只能将“拉蒋倒阎”下降为“不拉蒋不联阎”，并在向冯玉祥请示时，拐弯抹角地提出来：“我军可控制在郑州、开封及西南地区，坐观蒋、阎鹬蚌相争。”
冯玉祥不以为然：“我们应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踩了我一脚，我就要踢他一腿。联阎既成事实，就要共同倒蒋。”
冯玉祥的气量其实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大。有一次召见驻宁夏的将领彭国桢，他问对方：“你们知道我这两年在什么地方吗？”
彭国桢回答：“我们知道总司令在太原。”
冯玉祥又问：“你们知道我在那里究竟是做客，还是做囚？”
未等彭国桢答复，他就自问自答道：“我在那里是做囚而不是做客！一个囚犯怎么能和一个执行囚禁的人做朋友呢？你看，将来该怎么办？”
彭国桢说：“没有关系，等咱们打完了蒋介石，回头再去揍阎老西儿。”
冯玉祥点头赞许，认为深得己心。他也拿这一套来教导其他仍然心存疑虑的将领：“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与西北军将领对联阎打蒋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相一致，冯玉祥的幕府中也以倒阎派为多数。倒阎派认为：“阎言万不可信。阎若反蒋，必在危害我军之后，总座（指冯玉祥）往事，可为痛哭！”
有一天，冯玉祥召谋士张文穆到潼关谈话，询问他对时局实际就是倒蒋的看法。张文穆进言：“现在的时机还未成熟，不宜劳师动众，操切从事。”
当时陕甘两省连年遭灾，旱荒不断，饿殍遍野。张文穆主张应首先设法救灾，以纾民困。他还建议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通过修筑公路、开采矿藏、兴修水利、设立工厂等途径，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
张文穆预计，只需一两年的时间，西北便能缓过劲来，到时如果倒蒋，则胜算更大。同时，他也有着与晋军徐永昌一样的想法，即倒蒋必须联合国内一切反蒋势力和中间势力，尤其不能忘记联合关外的张学良。
冯玉祥听完含笑道：“张先生所说甚好，可是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到胡匪儿子（指张学良），何足介意。将来北京新政府成立后，给东北方面一两个阁员就行了。您且看我，不出一个月，就能直抵浦口，活捉蒋贼。”
见冯玉祥听不进逆耳之言，张文穆只好说：“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最好是迅速胜利，早日结束战事。万一旷日持久，就怕东北方面起而乘其敝，终属可虑。”
冯玉祥不以为意，连连说：“张先生不必过虑，张先生不必过虑。”
自此，西北军不再与南京政府就编遣问题进行明里暗里的谈判，反蒋态度昭然若揭。
冯玉祥回到潼关后，他的谋士刘骥作为常驻代表，负责与阎锡山接头，并每天向冯报告各方情况，使用的密码本为“菊密”。实际上，“菊密”早就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所破译，但冯玉祥和刘骥并不知晓。
刘骥在太原拟就讨蒋通电，他随即给冯玉祥发电，请“阅后由潼关太原两地同时拍发”。电报被电务组提前拿到后，梁汝舟按照阎锡山的意思，将“太原两地”抹去，改成“有线无线”四个字，这样全文就变成了“阅后由潼关有线无线同时拍发”。电务组则据此重改电码，然后发给了冯玉祥。
阎锡山卖弄机巧，在仍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同时，又有意为冯玉祥招仇恨。果然，潼关的讨蒋通电一发，蒋阎笔战马上延伸至蒋冯笔战。
3月13日，吴稚晖致电冯玉祥，称冯虚悬爱民之志，实质不过做了阎锡山的傀儡，同时劝他摒除干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投入建设——你有这闲工夫闹事，多救济一下大西北的灾民吧！
冯玉祥接电后大怒，他自认熟读《三国》，又嫌幕僚写的文章太过文雅含蓄，便亲自执笔，用《三国》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笔体，草拟了一封复电。
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老冯游戏笔墨，写来甚是酣畅淋漓，在他的想象当中，吴稚晖一读之后必然会气满胸膛，然后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可惜的是，吴稚晖的脸皮并不像王朗那样吹弹即破，也就不可能发生被骂死的情况，反过来，老冯自己倒很快就被动起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他与张布雷等笔杆子不同，笔战其实不是他的真正强项，他最擅长的还是打嘴仗，“放屁”乃是他的口头禅。冯玉祥亲自上阵来吵嘴，恰好点燃了他急欲喷发的肾上腺素。
吴稚晖先是提笔起草一封复电，将正在得意扬扬中的冯玉祥一顿臭骂。于是，起初讲究论经据典的笔战迅速发展成以人身攻击为主的骂战，“老少年”在其中如鱼得水，好不惬意。
在吴稚晖的诸多“骂作”中，有一篇名为“从东说到西”的文章最为有名。在这篇大作中，他从东到西，将参与反蒋的三个大人物冯、阎、汪全都拎出来骂了个遍——
冯玉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要东张西望，说的就是你。你还不要会错了意，你虽有曹操的野心，可注定取得不了曹操一般的功业。你问我这是为什么，简单，因为你是“草包出身”！
阎锡山：治世的村中魈，乱世的狐狸精。我给你算过命，你终有一天会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中！
汪精卫：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别看你自诩什么党的领袖，没用，成不了多大的气候，最后只会跌进汤罐里，越弄越糟！
……
在“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前，自然谁都不甘心就范。冯玉祥一离开太原，阎锡山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已将冯送回潼关，以后凡涉及冯的事请和冯直接电商，他本人不再负从中调解之责。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阎锡山紧接着又发了一份伪称要下野的通电。通电一发，西北军将领、晋军将领便先后联名发电，坚决对阎锡山进行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奋斗到底。包括西北军、晋军、张桂军在内的国内57名将领更联名通电，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他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一次人气的大测试，蒋介石所面临的局势突然变得相当不利。蒋介石急忙再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
何成浚首先找到周玳，对他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战事。”周玳早有所备，他根据阎锡山交代的意思回答：“只要发清平津卫戍部队的欠饷，并且保证以后按月发放，同时解决山西省发行公债的问题，我可保证不会发生战事，不然就很悬了。”
何成浚等人又去找阎锡山，阎锡山也如此说了一番。
都到了这个时候，阎锡山的生意人本色依然不变，他记挂的还是钱的事。何成浚等三人见状，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并由吴铁城回南京向蒋介石当面进行报告。
吴铁城回南京后给太原发来电报：“委座承认这些条件，可能会照办。”
方本仁、何成浚把电报送给阎锡山看，阎锡山看过之后仍满腹狐疑：什么叫“可能”？得“一定”！让蒋介石亲自打个电报过来才能算数。
过了几天，蒋介石按照要求发来电报，但电报上却没有对此做确切答复。阎锡山十分生气，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
方、何知道阎锡山对蒋不满，赶紧说：“我们回去再与委座谈谈这个问题，看看情况。”
方、何一走，劝阎打蒋的各方代表们便又活跃起来，其中以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新桂系的代表潘宜之怂恿最力。
周玳深恐阎锡山上了这些人的当，劝谏他说：“你不要听这些人的话，冯这人极不可靠，你忘了方顺桥的事吗？这仗是打不得的。”
阎锡山听了摇摇头：“你不能老是看过去。要知道蒋介石几次要收拾冯，冯对蒋恨极了。现在要是和我共同打蒋，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阎锡山认为，自潼关首发讨蒋通电后，冯玉祥在反蒋上已无退路，不太可能再变卦了。
对于今后如何拿捏冯玉祥，他也显得成竹在胸：“（冯玉祥）好贪眼前的小利，只要我们在物质上能满足他的欲望，哪能再生半途捣乱之心呢？他固然很狡猾，打完蒋以后可能会捣乱，但他是个老粗，没有远见。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你不必多虑。”
包括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内，各方反蒋实力派的兵力加一起，要比蒋介石的兵力大一倍有余，阎锡山据此认为准能打垮蒋介石。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把这些实力派都拉拢到一块儿。
韩复榘、石友三是谁都想要的。在正式表明立场之前，这哥儿俩就预先进行了商量，商量下来，认为蒋阎的势力都很雄厚，胜负难料，为将来计，两人应各投一方。这样无论蒋阎之间谁胜谁败，两人中间总有一个投对的，到时仍能互相接济。
韩复榘厌恶阎锡山，选择拥蒋，石友三也不喜欢阎锡山，可是因为浦口之变，他更怕蒋介石不容，所以还是选择了拥阎。
石友三派代表来太原联系。阎锡山认为石部实力相当雄厚，而且军队驻扎地河南新乡又正当要冲，若关系处理不好，将来打蒋会有不小的障碍，于是就派赵丕廉去与石友三洽谈。
以前赵丕廉曾许诺给石友三提供资金，可因没有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事后又被推翻了。这次他多了个心眼，特地就此向阎锡山请示。阎锡山给了句话：“石如要款，你可斟酌答应。”
赵丕廉认为这是放权让自己看着办的意思，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洽谈结果很好，石友三提出打蒋的代价是八十万元，赵丕廉觉得这个价格尚在尺寸上，不算离谱，就当场应允下来。
谁知赵丕廉回晋复命时一谈到许诺的这笔钱，阎锡山的脸就拉了下来，他很不高兴地对正好也在场的周玳说：“咱们的代表一到外边就做起皇帝来了。”并斥责赵丕廉：“你先回去吧！”
阎锡山是嫌给石友三的钱太多了。过了几天，他怕石友三有变，又派别的代表与石友三联系。
石友三对此很生气，但是韩复榘派人对他说：“你已与蒋决裂，就不能再和阎翻脸了。你还是应该派个代表去见阎，商量打蒋的事要紧。”
石友三听了认为有理，这才勉强与阎恢复联系。按照双方重新商洽的结果，“开拔费”由八十万元降至五十万元，阎委任石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外，并将山东省主席许给了他。
除石友三外，阎锡山另外还以河南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等未来虚拟的官帽为饵，拉拢了万选才、孙殿英等其他杂牌军头入伙。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张学良，那个曾经被蒋、冯、阎、李逼到关外，如今却足以左右南北情势的人。
阎锡山所谓邹鲁代表张学良签字一事，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整桩事情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论政治远见，阎锡山比冯玉祥要强多了，他可不认为“胡匪儿子”不用介意，而且也了解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实力。早在与蒋介石发生笔战之前，阎锡山就让邹鲁携带一封电报稿去沈阳，以征询张学良的意见，而这封电报稿就是阎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的那封通电。
鉴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所起争执，主要来自对苏交涉，阎锡山还答应，一旦将来组织起反蒋政府，外交部长可由张学良推荐。
可是直到通电发出，邹鲁别说征求意见，根本连张学良的面都没能见着。
阎锡山只记得蒋、张由对苏交涉引起了纷争，其实那段故事早就已经翻篇了。蒋介石岂能不知道东北军对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除了在日记中发泄发泄外，他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开罪张学良，反而能迁就便迁就，能妥协就妥协。
在与张学良的使节莫德惠谈话，并在日记中发了一通牢骚后，他马上就给张学良发了一封长电，以很委婉的语调阐述了中央在对苏问题上的办法及用意，并在文末嘱咐张学良推荐赴苏代表以及外交部次长人选。
早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就强调要用外交方法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除了在北平密谈中对张学良进行积极拉拢外，又在1929年冬派吴铁城赴东北，对东北军政高层进行宣抚。
吴铁城不是首次来东北，东北易帜就是他的杰作，也是他一生最引为自豪、最为骄傲的经历。当年他曾遍访东北各地，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那时正是东北人心惶惶之时，吴铁城的低姿态和好口才立即博得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界的好感。
再赴东北，吴铁城主要就是为了抚平东北军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所受到的委屈。当年南京政府首颁青天白日勋章，用以奖励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吴铁城代表南京政府，将第一号到六号勋章分别颁发给了张学良等六名东北军将领。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敌意由此少了很多，不过他仍希望与阎锡山站在同一阵线，以便在对蒋问题上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蒋唐战争期间，张学良曾和阎锡山一起发出联名通电，宣布拥护中央统一。
蒋唐战争结束后，当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的力量已经加强，而阎锡山的威信反而降低了时，曾对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开始有意识地在蒋、阎之间选择不偏不倚的立场。蒋阎关系的破裂，对他而言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他乐得不参与其中，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这就是他迟迟不肯接见邹鲁的主因。
闻知邹鲁不得其门而入，阎锡山又派梁汝舟出使东北，并且对他说：“中止反蒋，对各方面牵制掣肘甚多。冯先生（冯玉祥）昨日派人来说，反蒋是正义，不能以利害定行止。我看你还是去沈阳走一趟吧。如能使东北加入反蒋行列，则希望大些。”
梁汝舟回复：“我的意见，义不容隐而不言，至于最后决定，当然是您的事。既然决定继续反蒋，我就起身赴沈阳，并以迅速为好。”
邹鲁只是不为南京政府所容、到处游说的一个无主政客，梁汝舟却是阎锡山身边的要人，可直接代表阎锡山的意志。张学良自然不能再简单地将这位山西来使拒之门外。他接见了梁汝舟，并且说：“我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我。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
张学良所说的老前辈，是指和他父亲张作霖同一辈的东北军元老，如张作相、杨宇霆、万福麟、汤玉麟。之前，杨宇霆因被主所忌，已遭到诛杀，张学良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由于他上台系得到了“辅相”张作相等人的支持，因此仍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的意见。
过了几天，张学良来到梁汝舟下榻的寓所，对他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思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
话说得这个份上，梁汝舟不可能再勉强人家，只得动身返晋。
梁汝舟成为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达沈阳并得以与张学良会晤的人。五天后，南方的方本仁才奉蒋命来到沈阳。
方本仁曾是北洋政府旧人，做过江西督军，传说和张作霖还有金兰之谊。方本仁自然是要劝说张学良拒阎拥蒋，但因为已被梁汝舟捷足先登，此行收效不大。
蒋、阎发生笔战时，张学良采取的方式是通电呼吁和平。蒋、阎都给张学良发了复电，阎锡山在复电中说：“我主张戡乱不如止乱，正是为呼吁和平。”蒋介石则声明他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
虽然张学良在通电中没有明显偏向于任何一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电文中却把蒋、阎同等看待，称为“介、百二公”。显然，这就是张学良所说的实际偏向于阎方的“善意中立”。蒋介石因此在复电中专门叮嘱张学良要仗义执言，促阎悔悟。
正是看到张学良在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阎锡山又增强了拉张的信心。阎锡山对张学良的估计是，张学良是少年派，子承父统的威力还相当大，这个年轻人不太容易抓住。不过张学良在关外因受到日本的控制和威胁而头疼，因此也一直有向关内发展的趋向。
张学良要向关内发展，首先要进入的区域便是华北。阎锡山认为，如果他提出关外东北各省和关内黄河沿岸各省实行统一合作，一定可以引起张学良的兴趣。因为东北华北统一合作，并不就意味着反对南京政府，而是可以视为“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同样张学良也不需要动用东北的兵力，从他的立场和利益考虑，应该可以接受。
阎锡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主张公道”。所谓“公道”，按照他的解释，就是要大家为公，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共同解决问题。不管到哪里讲话，他张口闭口总是“主张公道”或“主持公道”。口头如此，公文上也最喜欢用这四个字，甚至后来出师南下的晋军士兵都戴着“主持公道”的袖章，因此有人将阎锡山戏称为“主张公道的将军”。
阎锡山用以抓住张学良的办法，就是首先由阎领衔，冯、张副署，共同发表一份通电。这份拟好的电稿发至沈阳后，阎锡山对周玳说：“张汉卿（张学良）可能会同意照办。此电如由沈阳发出，力量就大得多了。张如能参加打蒋，那么我们就既无后顾之忧，还能增加一股很大的生力军。”
在阎锡山看来，要是张学良能参加打蒋自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只要他能采取“主张公道”的态度，站在阎、冯一边说话，就可以解决一大半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见方本仁、何成浚在阎处铩羽而归，又改派赵戴文持自己写给阎锡山的亲笔信，由南京赴太原，再度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有兵刃的气壮，无家伙的胆虚。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赵戴文此行威风了不少。他一到太原，立即见阎，并且声色俱厉地对阎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忸怩着说：“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谈。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还没等阎锡山说完，赵戴文就打断了他的话：“委座（指蒋介石）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阎锡山尚未能回过神来，贾景德和薛笃弼恰好来到了阎府。这二位并不知道赵戴文回晋，只是有事找阎，没承想一进门就撞上了怒气冲冲的黑煞神。
贾景德虽然平时也雄论滔滔，但正所谓“蓝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他怕就怕遇上赵戴文。过去十多年，赵戴文都住在阎锡山的督军署里，结果贾景德就不敢踏进督军署半步。贾、阎商谈，只能利用一条仅通两人的电话以交换意见。
作为阎的主要幕僚，赵、贾应该说对阎都无二心，但在拥蒋还是讨蒋问题上，态度泾渭分明。赵戴文是明知阎不是蒋的对手，不愿阎因触龙须而遭不测之祸，贾景德则一心想着要辅佐阎成为国家元首。因此之故，两人更不相能，几乎到了有你无我，有赵无贾的程度。
一看到贾景德，赵戴文便气势汹汹地拿手杖指着他说：“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薛见势不妙，急忙落荒而逃。逐走冤家对头后，赵戴文更加精神抖擞，他接着规劝阎锡山：“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起，赵戴文已在南京待了一年多，他了解蒋介石的实力：“他（蒋介石）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可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吗？他们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
赵戴文对赶集似的跑来太原的说客最为不屑：“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给赵戴文这么一敲打，阎锡山讨蒋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准确地说，是被吓住了。他随即电告张学良暂时不要发布讨蒋通电。
对于要不要列名于三人联衔的讨蒋通电，特别是还要由关外发出，张学良也正处于犹豫彷徨之中。他固然不肯冒险，可是如果冯、阎真的停止反蒋，就怕面前的跷跷板失去平衡，自己在与蒋的关系上重新处于不利位置。
恰在左右为难之际，阎锡山来了这么一个电报，让张学良心里更加没底。他不知道阎锡山究竟在捣什么鬼，难道蒋阎又和解了？
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奉命到太原察看动静，并重申张学良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以便万一蒋阎真的和解，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结果王树翰去了一看，居然是这么一回事：一心要做反蒋领袖的阎锡山被人几句话就给吓尿了！
荒唐啊荒唐，最荒唐的不是别的，是阎锡山竟然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
张学良闻报，便顺势复电阎锡山，称这份联衔电稿尚有需要商酌的地方，因此不必急行，等彼此酌定后再如何如何。
晋军将领在惊疑不定的同时，也都为“总司令”的窝囊之举感到脸上无光。周玳跑去问阎锡山：“这是干什么？”阎锡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吓尿了，勉强找了个理由说：“这是缓兵之计，是应付省党部的。省党部见报，必然告诉蒋，这就会稳住他的心，不再做积极准备。”
周玳听了，知道阎锡山这么说是纯粹为了给自个儿遮脸，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徐永昌看到阎锡山将谈话登报后，也急匆匆地找到周玳，一见面就说：“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
徐永昌和赵戴文的意见原来的确是完全一致，但那还是在放冯玉祥回陕，或者说决定打不打之前。现在冯玉祥已经回陕，蒋阎也已经决裂，“打不打”早就变成了“如何打”，这时怎能再轻易动摇决心？
赵戴文虽然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但作为一个文人本质的政客，有时亦不乏腐儒之见。在徐永昌看来，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不是不知道阎锡山起兵在即，已难以勒住缰绳，他是故意安排了一场阴谋：先以造反的罪名吓住赵戴文，再通过赵戴文吓住阎锡山，这样无论阎锡山最终出兵与否，最后对内对外的威信都将一落千丈。
除了影响威信外，徐永昌料定，在蒋阎决裂之后，蒋介石必然已抱定一劳永逸地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的决心。若是山西方面就此软下来，让蒋介石得寸进尺，各个击破，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过河的卒子难回头。到了这个阶段，徐永昌表现得义无反顾。他对周玳说：“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指阎锡山）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玳作为代表，向阎锡山陈述了徐永昌及各将领的意见。阎锡山听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入府进行详细商讨。
各方面代表闻知因为赵戴文来晋，阎锡山在讨蒋上又产生动摇，也纷至沓来，对阎进行游说。
这个攻击赵戴文：“赵次老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蒋介石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连走路都予以照顾，如出门口和上下台阶，蒋介石必亲自扶持，赵次老受宠若惊，早就迷糊了。他不晓得这是蒋介石惯于使用的虚伪手段，所以他对蒋也就忠心耿耿了。”
那个让阎锡山放宽心：“蒋的内部情况，决不是铁桶子，除了少数嫡系之外，都是同床异梦。至于那些杂牌军队，更不会为他卖死命，千万不要再犹豫。”
阎锡山至此才拿定了讨蒋的最后决心。他对王树翰这样解释：“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所以仍请汉卿（张学良）支持。”
你以为讨蒋是儿戏吗？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对他缺乏尊重，纯粹在耍他玩，因此内心十分不满。针对阎锡山“照前进行”的要求，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联络张学良的大事，就这样让赵戴文给贻误了。阎锡山悔恨交加：“唉，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
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虽未能改变山西联冯讨蒋的结果，但却为他自身在拉张的竞赛中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隙。方本仁在2月底再到沈阳，自此一直到东北军入关，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驻于关外，除负责搜集北方情报外，也从未放弃对张学良进行拥蒋的游说。
此时蒋氏幕府中已产生出一个观点，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张学良。在这一观点上，吴铁城和杨永泰基本一致，吴铁城凭借两赴东北的经验，更认为如果像方本仁那样，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去打动东北君臣是不够的。
3月中旬，吴铁城第三次奉命前往沈阳。这一次，他是在花钱方面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同意后才成行的。一到沈阳，吴铁城并不急于对张学良进行说项，而是整日在所下榻的饭店里与东北军政要员们欢宴赌博。
东北军政界赌博之风十分盛行，上至张学良，下至一般官员，几乎没有人不打麻将、玩牌九，而且赌资不小。吴铁城与张学良的重要幕僚顾维钧、汤尔和等人一起搓麻将，输赢常在数千元之巨。
吴铁城是麻将桌上的高手，也常常是当仁不让的赢家。如果那天他赢了钱，除留下五百元作为酒宴开支及赏钱外，其余全部退还；而一旦输了，则痛快掏腰包付账。
有一次吴铁城举行宴会招待东北要员，一共开了十几桌。饭后打麻将，他在每张桌子的四个抽屉里各放两万元，给要员们做赌资，输赢在所不计。
吴铁城和方本仁，一个花钱，一个动嘴，加上阎锡山自身在讨蒋上的前后反复，使得张学良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对阎“善意中立”慢慢转向完全中立。
一股规模空前的反蒋浪潮在中原大地上呈迅速蔓延之势。自阎锡山发出讨蒋通电后，各方反蒋将领立即联合发表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南宁同时宣布就职。随即阎、冯一再电催张学良就副总司令职，但张坚守中立，未予理会。
当战火铺开，河南成为反蒋联军第一个要杀入的区域。之前冯玉祥多次联络韩复榘，希望韩复榘能够一道参加他的联阎反蒋行动。
韩复榘则已抱定了反阎拥蒋的念头。在致冯玉祥的密电中，他列举了阎锡山过去对不起西北军的种种旧事，说明自己为什么在郑州会有“扣阎之举”，言辞之中，仍对那次突袭的失手表示惋惜：“惜事机不秘，致阎走脱。”
韩复榘坚持“如若讨阎，愿为前锋”，但如果是附冯打蒋，他是绝不愿意干的。与此同时，他又不想与西北军作战，除了多少有些顾念旧情外，怕部下倒戈投冯是主要原因。为此他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至山东境内抵御晋军。
蒋介石认为韩复榘是一员悍将，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强，以此在山东抵挡晋军应该是合适的，于是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事实证明韩复榘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在率兵东撤时，麾下一个骑兵师乘机脱离队伍，回归了西北军。
随着韩复榘东撤，河南空虚，西北军兵不血刃，顺利进占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
至4月中旬，全国反蒋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阎、冯的几大盟友，南方的新桂系虽然受到广东粤军的牵制，但在讨蒋上已做好了军事准备，说出发就能出发。汪精卫则给予了阎、冯极大的政治支持，明确同意在讨蒋上与阎、冯进行合作，共襄盛举。
只有东北的张学良还没什么动静，不过也答应可以将武器弹药卖给阎、冯。这表明只要形势一直好下去，东北军入兵讨蒋绝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阎、冯由此信心大增。有人在太原写了一首诗，用以描述阎锡山的心情：漫多晋北望江南，云气盘空剑气酣！云里乱穿关外月，几时飞过太行山？
冯玉祥同样激情澎湃，他对幕僚说：“这次行动，我们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政治上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阎、冯一致认为大举讨蒋的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瓜熟蒂落，就应该积极准备进攻了。5月1日，两人会于新乡，之后又同车抵达郑州。
到郑州的第二天，阎锡山即举行军事会议，确定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进攻目标，分三路发动进攻，其中晋军主攻陇海线、津浦线，西北军主攻平汉线。
会后，有幕僚对冯玉祥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
在很多人心目中，晋军善于打防守战，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却缺乏经验，之所以要包下陇海、津浦两线，只不过是想“先入关中者为王”罢了。
不过冯玉祥没有计较，他对幕僚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这是阎、冯最齐心的时候。之前，西北军驻天津的代表经太原返回潼关，沿途见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刷的许多旧标语仍然残留着，比如“打倒西北叛逆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于是便给刘骥发去电报，请他转告山西方面予以除去。
这份电报被山西电务组截获。尽管山西省、县的国民党党部早就被查封解散，但阎锡山看到电报后仍然很重视，他当即限令各县县长在三天内将旧标语洗刷干净，尤其是对公路两旁、车站附近等显要地段更要派专人督办，绝对不准再留下痕迹。
等到刘骥去找阎锡山交涉时，事情早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
5月6日，郑州会议结束，阎锡山返回太原，冯玉祥亦回洛阳。
临行前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
阎锡山的合作态度让冯玉祥十分满意，对前途也表现得越来越乐观。一回到洛阳，他便把西北军主力集中起来，举行阅兵誓师。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阅兵过程中，冯玉祥率领作为阅兵官的将领们骑马绕场一周，对以营为方队的各部进行检阅。某部军容较为整齐，引得众人纷纷勒马赞叹：西北军所处环境艰苦，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冯玉祥听到后立即下马，高声问营长在哪里。营长听见呼喊，也赶紧下马驱前行礼。冯玉祥握着他的手说：“老兄弟，辛苦了！”营长按照上级通知的措辞回答：“为民服务，不辛苦！”
接着，冯玉祥回头让随从人员拿出一条俄国毛毯、一只金壳手表，作为奖品赠送给这位营长。此谓树标兵以励斗志。
阅兵已毕，轮到主帅训话。冯玉祥让孙殿英先讲，孙殿英推托不过，只得开腔道：“我是孙奎元哪（孙殿英的名字，殿英是他的字）！这个名字大家大概不常听说，孙殿英大家比较常听说，在河南最响的名字是孙老殿！”
一说“孙殿英”“孙老殿”，台下有很多人耳熟——这不是那谁，盗东陵的盗墓贼吗？
果然，台上的人应承了：“我在东陵偷过皇上家的坟！”
孙殿英原属蒋介石旗下，新近刚刚加入反蒋联军。对于那段“鬼吹灯”的经历，他不仅没有丝毫羞赧之色，还从中就势牵出了叛蒋讨蒋的理由：“我在慈禧太后的坟里，弄出她枕头里的一个翡翠西瓜，一双珍珠鞋。宋美龄听说后（想要这些东西），便许给我装备新武器的一个混成旅，但是东西骗走后，什么也不给（我）。”
孙殿英俨然以下层可怜人自居：“大家想想，我是偷坟劫墓的贼小子，她骗了我还有人味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
在这里，孙殿英把因果完全颠倒了。实际上，是东陵案发后，他自己主动把翡翠西瓜和珍珠鞋拿出来，四处打点贿送，以求逃脱罪责。现在加入反蒋阵营，跟什么宋美龄骗他也没丁点关系，而纯粹只是出于杂牌们“顺风草、见风倒”的势利本性。
孙殿英固然难登大雅之堂，可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在只要谁肯跟着他一道拿菜刀去砍老蒋，冯玉祥都愿意吸收和接纳。
轮到冯玉祥讲话了。冯玉祥体格比一般人都更胖大魁梧，站在讲台上十分醒目。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出了名的大嗓门，面对十几万人讲话，根本就不用麦克风：“铁喇叭不如我的肉喇叭！”
如何煽动士兵的情绪，冯玉祥比“盗墓贼”孙殿英要内行得多。他讲到此次出征的意义时，着力强调打倒蒋介石不仅是为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救中国——此间的逻辑关系就是蒋介石乃卖国贼，打倒卖国贼自然就是救中国。
说到最后，冯玉祥先把双臂前伸，然后按扇形方向，上下颤动着从队伍的一侧移动到另外一侧，嘴里高呼：“咳！咳！咳！”不知情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军队里负责布道的洋牧师呢。
阎、冯发动中原大战时，孙连仲的部队分驻于甘肃、宁夏和青海，孙连仲本人也不太愿意与中央军作战。接到冯玉祥要求全军东下的命令后，孙连仲起初还想留下一些兵力以控制西北局面，冯玉祥坚决要求他把全部兵力调出来，在电令中甚至还说出了“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这样的话。
孙连仲见状，不敢违令，只好将兵力全部东调。
什么时候得用力气，就是这时候得用力气，而且是全力。历次反蒋，以这一次老冯下的决心最大，铆的劲最足。西北军的总兵力一共二十六万余，被他一个不少地动员到了前线，真正是到了砸锅卖铁、破釜沉舟的地步。
对此时的冯玉祥来说，打蒋就是一切，谁挡着这条道，谁该死。
早在蒋冯战争时，谋士张钫因多次进言，坚持休养生息，反对仓促讨蒋，从而引起了冯玉祥的不满和猜忌，遂被冷落一旁。直到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冯玉祥有所感悟，对张钫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从山西回到潼关后，张钫从冯玉祥那里接到一个差事，让他劝韩、石及地方有关方面参加讨蒋。如果是鹿钟麟那样的乖觉之辈，幕主说煤是白的，他不说是黑的；幕主说太阳从西边出，他绝不说从东边出。抑或是薛笃弼、邓哲熙之类纯靠嘴皮子混饭吃的说客，替幕主拉人乃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既然幕主吩咐下来，岂有不去之理。
偏偏张钫是个有头脑有见识的，且禀性忠直，无论自身处于何种境地，都不会认同太阳从西边出这样的谬论。他从大局出发，不顾冯玉祥已对自己产生了成见和看法，再次去电劝谏：“去春西去，今春东来，旌旗所指，民心惶惑，意若大战将临，大难即至，人心如此，公意若何？”
说完真实的民心民意，张钫又提到了退处西北的计划：“公如登陇，我愿追随，否则不敢苟同。公如不察，与阎合作，必贻后悔。”
劝冯玉祥休养生息的幕僚并不是只有张钫一人，另一位谋士张文穆也提出过相同的意见，但张文穆不敢犯颜，在憋宝似的憋了几句大实话之后，一看冯玉祥神色不对，马上就知难而退，转而祝冯玉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
张钫的话最直接、最坦率也最容易得罪人，他甚至还在电文中写道：“秦豫荒旱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冯玉祥看到这些话后，认为张钫是在有意动摇军心，不仅不听忠谏，反而勃然大怒。
张钫体察民情，也愿意帮着百姓说话。冯玉祥派孙良诚率部乘车前往河南作战，部队与难民争车，以致发生冲突。张钫见此情景，连忙致电冯玉祥，让他约束军队，以恤灾黎。
冯玉祥一收到电报便跳了起来：这是在败坏我的军誉，阻挠我到河南的大计，杀！
一说杀，马上就有人头落地。冯玉祥的军法官萧楚材支持张钫的见解，并且对冯玉祥的举动也曾有所批评。冯玉祥派人将萧楚材予以逮捕，未经审讯，即活埋于开封。
处决萧楚材的同时，冯玉祥给前敌司令官鹿钟麟下达了一道密令，让鹿钟麟在郑州就地逮捕张钫。
此时西北确如张钫所言，灾民流离，嗷嗷待哺，各处救援西北的运粮车络绎于道，张钫正在郑州负责接收赈粮车。
在将赈粮分拨于灾民后，尚不知情的张钫前往西北军前敌司令部拜访鹿钟麟。鹿钟麟看到张钫后，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马上说他现在要接见外国人，让张钫先到里屋坐一会儿，稍等再谈。
张钫进屋后见到了同为幕僚的秦德纯，而秦德纯的态度也和平时不同。虽然想不到事情会那么严重，但张钫此时已有所警觉，他对秦德纯说：“我要找秘书长王钊志谈谈。”
王钊志一来，张钫就试探着说自己将去洛阳见冯玉祥。王钊志为人老实，说：“这样做好极了，老朋友一见面，啥闲话都完了。”
张钫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全明白了。他对王钊志说：“瑞伯（鹿钟麟字瑞伯）会外宾完了还在等我，有话要谈，谈完我就开车到洛阳去。”
与王钊志握手辞别，张钫即从别的院子绕出门去，乘汽车逃往开封。
发现张钫逃走后，手枪旅旅长吉星文派兵对郑州火车站以及张钫所住旅馆进行包围搜查，但一无所获，只得回去向鹿钟麟报告。
鹿钟麟让吉星文坐下来研究，结果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研究出一个结论和方案——张钫在西北军中有一定声望，而且在冯玉祥回潼关之前，鹿钟麟自己对讨蒋也存有异议，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他内心里不同意对张钫下毒手，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好让对方逃脱。
驻军开封的杂牌军将领万选才过去曾是张钫的部下，刚刚才被阎、冯授以河南省主席。他告诉从郑州逃回来的张钫：“您这次去郑州真是危险极了，冯不原谅您，要逮捕您，回来就不要紧了。过两天孙殿英要来，我俩会到洛阳去向冯疏通。”
虽然万选才这么说，但对张钫而言，危险仍如影随形。这时他仍未忘记自己身负赈济灾民之责，经过两昼夜不眠不休的努力，在将救济款和存储的粮食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后，他才乘卡车离开开封。
张钫先登泰山，继而打算由青岛转赴天津蛰居，并从此闭门谢客。可是他下泰山的那天晚上，却被驻军山东的马鸿逵知道了。马鸿逵乃西北军旧人，知道张钫曾是冯玉祥帐下的重要谋士，因此一边向蒋介石和韩复榘报告，一边把张钫“请”至济南。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从会场上走出来，将领们相视愕然，神情极度不安，显然他们也都被蒋介石的情绪给感染得不轻。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听说张钫在济南，蒋介石大喜过望，连忙让韩复榘等人去对张钫进行劝说，约其至徐州一晤。
张钫本不愿再过问时事，可惜这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了。到济南后，他得知，自己在开封的家已被冯玉祥查抄，和他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多被捕杀，老母也被迫自陕西入晋逃往天津。
冯玉祥斩尽杀绝、诛连九族的举动，无疑把张钫逼上了梁山。蒋介石对他则是另外一种态度，在济南的蒋系军政人员，从韩复榘起，都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逐一前来拜访说好话，要张钫去徐州。
有人讥讽蒋介石有用人之量，所以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虽然才能平庸，却也能被拿来充关羽、张飞、赵云，而根本想不到替换更强的新人。不过话说回来，蒋之用人尤其是使用政治型幕僚，确有冯、阎不及之处，起码人家是知道哪一种谋士有真材实料，而且也肯拿出三顾茅庐般的诚心诚意。
张钫一来无路可走，二来盛情难却，遂应约前往徐州。
5月8日，张钫在徐州蒋介石的专车上与蒋见面。蒋介石说他要讨伐冯、阎，即日起兵，并且马上和张钫商讨起了作战计划。
张钫虽早就被冯玉祥排斥于决策层之外，但对旧部万选才的情况非常了解。当谈到万部固守的归德城时，他告诉蒋介石，归德现由万选才的部将万殿尊防守，万殿尊最不禁打，一攻即下，不过以后当中央军前进至兰封时，就很难通过了。
听张钫说完这句话，蒋介石拿起地图正准备察看，刘峙、杨杰等将领幕僚入帐。张钫一见，便很自觉地退了出去。
当天日落时，蒋介石统兵西进，向反蒋联军发起进攻。
中原大战的整个形势是，陇海线位于全局中央，津浦、平汉是其左右两翼。蒋介石认为，陇海线的得失胜负，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不仅亲自对这一战场进行指挥，而且把主要兵力都用在了这一方面，手下能打一些的将领及其中央军精锐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其间。
按照郑州会议的决议，阎、冯在战略目标上曾将徐州与武汉同等看待，即陇海、平汉两线兼顾，但在两边幕僚的建议下，最后决定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徐州。起初由晋军单独主打陇海线的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调整为晋军、西北军共同主打陇海线。
阎、冯任命徐永昌、鹿钟麟为陇海线的前敌指挥官，所使用部队包括晋军的三个主力军以及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在各自体系中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劲旅。
战略可以随时调整，距离却不能任意加以改变。在战争初期，西北军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驻于关中平原，离陇海路较近外，其他大多东调不易：张维玺、刘汝明驻于陕南，沿途需经过山岳地带，行程艰难，而且还受到襄樊一带中央军的牵制；孙连仲更是远在甘、宁、青，全靠徒步行军，要到达陇海战场需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之相比，蒋介石掌握着铁路和航运等主要交通线，军运便捷，短时间内便可将兵力集中于陇海战场。
冯、阎经过磋商，决定采用败中取胜之计，即在西北军全部到达陇海线之前，先以晋军、杂牌军为主打。其中，作为杂牌军三大主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又用在晋军之前，分三路向徐州搜索前进。若行动顺利，自当按计划直取徐州；若遭遇挫败，三部抵敌不住，则诱敌深入，撤至晋军两翼，此谓“先计败”。之后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便合兵一处，对中央军实施两翼包抄，此谓“后计胜”。
5月11日，中央军与陇海线上的万选才、孙殿英开始大规模交战。万选才所部对外号称十万，其实只有五六万人，战斗力不济。孙殿英仅有近万人，打起仗来更差劲。激战几天后，万、孙两军渐渐不支，于是只得按照“先计败”的预定计划节节后退，其中万部退至归德，孙部退至亳州。
张钫说万殿尊不禁打，蒋介石便决定把刚刚训练好的教导第一师（以下简称教一师）拉上去试试身手。
蒋唐战争之前，蒋介石曾邀唐生智帮他重新训练中央军，还说已找来了德国顾问。事实上，早在第一次编遣会议召开时，蒋介石身边就已经有了德国顾问。即便是开会期间，他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让德国顾问给他上一节军事课。
后来随着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的地盘和税收都有了大幅增长，其建军条件也是“鸟枪换炮，越吹越壮”，最让他感到得意的就是建立了教一师。
教一师是蒋介石按照德军制式，并聘请德国顾问进行训练的第一支新型部队。该师共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新兵多为由江苏各县征来的青年壮丁，装备的武器则全部从德国购进。
当时国内的步兵建制通常是一营四连，但教一师是一营三连，三连之外再配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小炮排。所谓小炮，乃是平射曲射两用步兵炮，或者是高射平射两用机关炮，其威力要超过迫击炮，而在一般部队，一个营里别说配置德国小炮，能有两门迫击炮可用，就得向上磕头烧高香了。
教一师不仅装备优良，而且官兵的待遇也比其他部队要好，军官穿呢子军服，士兵穿黄卡其布军服，一看排场就不一样。
可是漂亮和实用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归德之战是攻城战，也就是搬着云梯不顾性命地往上爬的那种。教一师官兵均缺乏实战经验，打这类硬仗、恶仗，远不及那些成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职业老兵，结果攻了半天也攻不下来。
教一师攻城不下，蒋介石只得另谋他法。
作战期间，杨永泰一直随军参赞。他的“削藩策”可概括为“四法对四军”，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以政治方法应对阎锡山的晋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桂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四法对四军”，蒋介石先后度过了编遣会议、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等一系列危机。
现在这套谋略里面有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那个“以经济方法瓦解西北军”。只不过杨永泰又重新进行了引申，名之为“银弹外交”。
归德城内设有孙殿英的军官学校，该校校长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派人与这名校长和另外一名黄埔出身的教官进行了联络。两人作为内应，打开归德大门，把教一师放入城内。
万部在撤退出城后又遭到教一师的伏击，部队大半被缴械，万殿尊本人也被俘虏。
闻知部将折戟，身在开封的万选才急忙将防务交由晋军，星夜赶到前线进行督战。途中他路过刘茂恩军部驻地，于是决定先见一见刘茂恩。
刘茂恩是附属于晋军的杂牌，归晋军直接指挥，但在部队部署位置上，万部位于战列部队之前，刘部位于战列部队之中，万选才觉得既来前方督战，便有必要跟刘茂恩打声招呼。
万选才和刘茂恩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一道打江山的哥们儿。
早在辛亥革命时，张钫在陕西振臂一呼，率部出潼关讨伐清军。彼时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乃张钫的手下，后来刘镇华独立发展，下面才有了万选才和刘茂恩。也就是说，若追溯起来，他们这些人都是由张钫带出来的，张钫是他们的“师公”。
刘镇华在清末时中过秀才，是个正统思想很浓的人。他认为蒋介石把持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一定能成功，因此虽为杂牌，然而拥蒋之心坚决。这使得刘氏兄弟在蒋冯战争中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万选才则是土匪出身，他虽由刘镇华收编，但一直对刘氏兄弟心怀不满，原因是刘镇华在军需、人事及作战任务的分配上，对他的弟弟刘茂恩多有偏袒。
感到在刘部无发展空间，万选才便趁蒋冯战争的空隙叛刘投冯。刘氏兄弟猝不及防，在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情况下，只得暂时投阎自保。
刘部是杂牌。杂牌就跟孤儿一样，虽然看似到处都可以找到养父、养母，但你不是人家亲生的，得到的待遇就完全不同，尤其阎锡山素以悭吝著称，做他的杂牌就更为不易。
自从投阎后，刘部一直处于“饥寒交迫，困难万状”的境地。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冰雪载地，而刘部还穿着单衣，一夜之间竟冻死了三十七人。刘茂恩请阎锡山发给棉衣，得到的复电却是“库无存储，无衣可发”。
无可奈何之下，刘茂恩给基层官兵下令，要他们只要感到寒冷，就随时集合跑步，以御寒意。从此无论昼夜，刘部军营都可以听到跑步声、唱歌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
伙食方面，刘部能得到的标准也只是不饿死就好，士兵每天就着食盐吃小米，连用于下饭的青菜都没有，于是一个个都变得面黄肌瘦。
刘部在蒋介石那里是做杂牌，在阎锡山这里也是做杂牌。可同是做杂牌，有官有钱的蒋介石比阎锡山还是要大方得多，起码不会用“蚊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肉”的一套办法来克扣他们，棉衣和吃饭的钱总是有的。
如果不是阎锡山看得紧，刘氏兄弟早就跑回去找蒋介石了。在他们内心里，更是依旧认定蒋介石才是“真命天子”，有机会一定还要拥蒋。
当中原大战刚开始露出苗头时，刘镇华就曾奔走调停，希望阎、冯不要反蒋。最后发现于事无补，为避开这个是非旋涡，刘镇华决定出洋考察，只留下刘茂恩控制军队。
阎锡山决定要联冯打蒋了，才开始找刘茂恩谈心，并问他有没有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北方各将领讨蒋通电。
刘茂恩当然看到过，但是他回答说他近来根本就不读报，自然什么消息也不知道。
阎锡山感到很是惊奇：“为什么你连报纸都不看？”
刘茂恩说：“报告副总司令（蒋介石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我不敢欺骗你，可以说我每天都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阎锡山更加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消极？”
刘茂恩：“因为看到我所带的这群饥军，太可怜了！”接着，他便趁势讲起本部挨饿受冻的窘境，并且强调他们已经很久没能从太原方面领到军饷了。
阎锡山听得明白，这是向他讨要军饷的，便敷衍道：“这种情形我根本不知道，今后自当想法。”
阎锡山的意思是要刘茂恩发一个电报，以响应将领们的讨蒋通电。刘茂恩很不情愿，但嘴上也只能胡乱答应，正好阎锡山派他到陇海前线，他便把发响应电的事给支吾了过去。
“银弹外交”的“银弹”并不是乱扔的，得看人，如果对方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要投奔你的迹象，扔了也是白扔。正是因为看出刘茂恩意有所动，所以蒋介石才通过大将陈诚，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携重金前去对刘茂恩进行游说。
这一颗“银弹”扔过去可谓是正逢其时，立即得到了刘茂恩的响应。刘茂恩随即派人间道赴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部队近况，请示今后机宜。
派出去的人尚未回来，却来了一个万选才。虽然内心不免有些忐忑，但为避免打草惊蛇，刘茂恩还是硬着头皮前往迎接。
一见面，刘茂恩首先问道：“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早？”当得知万选才系因前方战事不利，不得不星夜赶来督战时，他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万选才有抽鸦片的嗜好，趁其吞云吐雾之际，刘茂恩将话题慢慢地引入眼下时局，意在对万选才的态度与趋向进行观察。
万、刘的对话，鲜明地体现出当时各杂牌军头对形势的不同看法——
刘茂恩问：“你看此次阎、冯与中央对抗，将来胜负谁属？”
万选才答：“胜败因素很多，很难确定，若按一般情形而论，胜利定属阎、冯。”
刘茂恩又问：“阎、冯胜利的条件是什么？”
万选才说，若从兵力上比较，阎、冯的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而蒋介石所指挥的中央军，最多也不过四五十万。
刘茂恩显然不相信，但万选才有万选才的算法。按照他的估计，晋军约有三十万人以上，西北军也有四十万，他万选才、孙殿英、石友三等杂牌军加一块亦在二十万以上，如此，正好是百万以上。
可蒋介石不也有杂牌军吗？万选才动用春秋笔法把这个环节给去掉了，他的理由是：“蒋的部队虽然在名义上很多，但是很多省份都反对他，不仅不会出兵帮他打仗，反而还要牵制他的很多军队，尤其四川、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不出兵来打他，已经是好的了，哪还有出兵帮他的呢？”
刘茂恩不便反驳：“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胜利条件？”
万选才说：还有。
晋军、西北军在自家地盘里自然是正牌，但对于南京政府来说又是杂牌。他们“一向受到中央歧视，军中怨气沸腾”，特别是西北军，一直吃不饱，穿不暖，更是“怒气冲天”。相比之下，中央军待遇优厚，士兵生活安定，且以正统自居，难免产生一种骄气。
在万选才看来，前者怨怒，遂有必死决心；后者骄傲，则厌战而无斗志。
说到这里，万选才忽然反问刘茂恩：“你对这场战争胜败谁属的看法如何？”
当时刘茂恩因不明虚实，身边只带了一个随从，而万选才的随员警卫却有满满两卡车五六十人。刘茂恩哪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经反复催促，才迟疑着说道：“你一定要我讲，我只好讲，但不管说得对不对，你可不要取笑我。”
投阎之前，万选才与刘茂恩地位相当，甚至因刘镇华的缘故，无形中还低刘茂恩一头。如今却不同，万选才和冯、阎的关系更为接近，还被封为河南省主席，他就有些瞧不起刘茂恩，相应也没有原来那么防范。
刘茂恩欲言又止，万选才还真以为对方是出于见识所限而不敢议论，于是很大方地一挥手：“咱们兄弟，多少年来都是无话不谈。你说得对不对，我还会笑你吗？请你快说好了。”
发现万选才确无疑心和戒备，刘茂恩也想趁机说动对方一道投蒋，开始侃侃而谈：“依我不成熟的看法，与你有点不同。胜败的因素，实在太多。”
刘茂恩举出了蒋介石必胜的三大条件，首当其冲者，就是刘氏兄弟一直念念不忘的正统观。
中央军出兵作战，打的旗号是讨伐叛逆，维护国家统一。你甭说合不合理，至少人家站在他那位上，做这些都理所当然，名正言顺。阎、冯则不然，不管他们如何数落南京的罪状，只要一出兵，就有了动摇国本、称兵作乱的罪名，舆论上极其不利。
在前面的作战中，中央军确实暴露出了中看不中用、实战经验欠缺等弱点，但各部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阎、冯各有领袖，双方全系利害结合，各为其利而避其害，部队形同散沙，哪里还谈得上团结，指挥上更不可能做到灵活机变。
举完两个条件，刘茂恩又举了最后一个条件：天意。
万选才笑了：“你还讲迷信吗？”
其实刘茂恩说的天意并非卜卦算命，而是指民心，也就是张钫、张文穆等有识之士屡次提及的“民乱迭起，民灾频仍，人民望治之心久矣”。
万选才听了若有所思，时而频频颔首，时而手摸烟枪，默然无语，看得出他也认为刘茂恩说的不无道理。
刘茂恩见状，大起胆子，以质问的语气对万选才说：“去年春末，总指挥（刘镇华）曾对咱俩说过几句话，你还记得吗？”
那还是蒋冯战争的时候，刘镇华做反冯动员，他对万选才、刘茂恩说：“四集团（李宗仁）之事刚了，二集团（冯玉祥）之变又接踵而来，长此以往，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其不亡国可乎？你们记着，我们永远只有一条路，就是跟着中央走，我们只有一条心，就是保国保民的心。这也就是做人的道理。”
万选才突然恍然大悟：“你不要再往下讲。你的意思我已明白了，是不是想叫我到中央去？”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万选才说：“你想得太天真。我已同老蒋打了这么多天，他还会饶我吗？”
刘茂恩以为万选才已经心动，赶快说：“此次变乱，罪在阎、冯，其余多系被动，中央绝能原谅。倘若能够率队而往（指投蒋），中央只有欢迎，怎肯再加罪责？”
与刘茂恩认为阎锡山刻薄寡恩，时时想离开不同，万选才从冯、阎那里得到的好处更多一些，纵然蒋不加罪，对眼前的待遇也颇有恋恋不舍之情。他对刘茂恩说：“冯、阎对我不薄，给我做了主席。我如果背叛他（阎锡山），不唯不义，也太对不起他。”
万选才不提“主席”还好，一提刘茂恩就是一肚子气：不都是杂牌吗？就因为你万选才早投了冯、阎，便弄了个主席当，而我刘茂恩就只配挨饿受冻，临到要打仗了，才临时敷衍几句？
刘茂恩很激动地说：“正因为他（阎锡山）给你做主席，就该揍他！你仔细想想，阎、冯部下，文武人才有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派你们石、万、孙三个做省主席？”
为什么？摆明是不信任哪，“怕你们在后方捣乱，故以高官来笼络你们，使你们在前方与中央拼命、对销实力，以减弱他们敌人的力量。”
刘茂恩预言万选才的主席交椅一定坐不长久：“若中央败退，你的军队就得向前推进，这个位置就再也不会给你了。如你被中央军打败，他会说你作战不力或擅自后退，然后解除你的武装，绳之以法，这个主席自然也随之丢掉了。”
当然，更不妙的还有一种——“你被中央消灭”。到那时，“他更是乐得解除内顾之忧，这时主席还是你的吗？”
刘茂恩一股劲地往坏里说，希望说到万选才彻底改变主意，“当机立断，速与中央联系”。与此同时，他也多留了个心眼，没有将自己与蒋介石已暗中通好的事情泄露出来。
不仅如此，为了麻痹对方，刘茂恩还特意装出很恳切的神情对万选才说：“你要到中央去的时候，千万要把我带过去，并请中央把咱的部队编在一起，使我能追随大哥，永不分离。”
万选才就此以为刘茂恩只是跟他讲讲体己话，便也和盘托出了内心所想：“你的看法也很有道理，不过绝不是那么简单。老弟还不知道，我与孙殿英、石友三之间早已定有密约，只要阎、冯危害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我们就一致对付他们。”
刘茂恩见状，连忙附和：“你们的秘密结合，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出来？害得我替你瞎操心。”
看来，万选才无论如何不会舍得丢弃他那个省主席的宝座，也绝不会轻易投蒋。刘茂恩下定决心，他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写了一张给部将武庭麟的字条，令武庭麟在路上将万选才予以扣押。
写好之后，他喊随从送手纸，趁此机会把字条塞给了随从，并让随从前去送信。
约二十分钟后，随从返回。刘茂恩又说要去解手了，万选才觉得奇怪：“你不是刚解手回来吗，怎么还要去？”
答道：“腹泻。”
按照刘茂恩先前的吩咐，随从装作倚门咳嗽，将回执偷偷交给刘茂恩。刘茂恩在厕所里展开一看，上面写着“遵命办理”四个字。
等刘茂恩再回到屋中时，万选才起身告辞。刘茂恩担心武庭麟那边还没准备好，就以鸦片可以止泻为由，将万选才的鸦片要过去吸了一会儿，然后才任由万选才乘车而去。
万选才一走，就在公路上被武庭麟逮个正着，刘茂恩随即宣布反阎投蒋。万部不仅失去首领，而且背后还被捅了一刀，只得全线溃退。在亳州的孙殿英由此孤悬一隅，与友军失去了联系。
刘茂恩一不做，二不休，又向驻地附近的晋军发起进攻，晋军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也纷纷朝兰封一线溃退。
反蒋联军想靠“先计败”来取得“后计胜”。可是还没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包括一个晋军炮兵团在内，联军损失的兵力高达三万多人，而且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
“银弹外交”打开胜利之门，中央军由此士气大振。蒋介石亲往归德督战，指挥刘峙的第二军团向兰封发动猛烈进攻，希望能够一鼓作气，趁西北军尚未赶到，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完全击垮。
不料与晋军的作战很不顺利。第一天，第二军团就伤亡了五六千人，而且见不到敌踪。
蒋介石闻报很是吃惊，他想起张钫曾说过兰封难以通过的话，便给陇海铁路局局长发电，要求立刻派车将张钫送来归德。
等张钫赶到归德时，蒋介石恰好已返回徐州，他就径直去前线找刘峙了解情况。
据刘峙介绍，两日来该部死伤已逾万人，可还是搜索不出晋军的主力所在。更严重的是，“火力从三方面射来，进退都要有重大损失，敌人若趁此时机反攻，我们就万分危险”。
张钫长在北方，对兰封地区的地理非常熟悉。兰封一带河堤重重，沙岗连亘，南北百里柳墩密布，最适合用来掩护。晋军又向来善于打防守战，这就是中央军不见敌踪而伤亡很重的原因。
张钫向刘峙献计：“停止前进，退后十里布防。”
地形宜守不宜攻，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张钫估计，只要中央军后退布防，晋军亦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这时蒋介石来了电话，说已到归德，并命令刘峙马上将张钫送来见面。
见到张钫后，蒋介石开口即问：“兰封为什么这样难攻，你在前方是如何与经扶（刘峙字经扶）商谈的？”
张钫复述了一遍，蒋介石听了给刘峙打去电话：“你就按照伯英兄（张钫字伯英）所谈的办法即刻办理。部队今夜要全部转入新阵地。”
陇海战场的形势就此稳定下来，双方由一攻一守变成了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
正在这时，孙殿英派人前来接洽，称愿意投降。蒋介石便派张钫前去进行招抚。
归于蒋氏幕府之初，张钫只答应从旁帮忙策划，不愿担任名义，然而蒋介石仍任命他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让他在归德组织省政府。
那时河南全省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只有六七个县，所谓河南省主席，亦不过是挂一块招牌，但这也表明了蒋介石的器重，毕竟张钫还没来几天，以前的身份又是敌方谋士。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明知此行不无危险，张钫仍无可推辞地踏上了去亳州的行程。
张钫到亳州后，孙殿英称平汉路上所运货物和友人还未到，需迟几天表明态度，让张钫再等等。实际上，他和万选才一样，都不想投蒋，只是因为亳州处于中央军的左后方，又是孤军，为缓敌待援，才想出了这么一个拖延时间的招。
张钫只身犯险，倒让孙殿英被动起来。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有代表驻于亳州，发现张钫到了亳州，两边的代表立刻向阎、冯进行了报告。冯玉祥让孙殿英把张钫解送郑州，条件是赏银三十万。阎锡山则要孙殿英将张钫解送到晋，他愿出的赏银虽没冯玉祥多，但也喊出了二十万的高价。
阎锡山的电务组给力，蒋介石的无线电系统也不是吃干饭的，阎、冯的无线电消息均被其截获。于是蒋介石也致电孙殿英：你既请张钫前去做客，就不应卖友，希望即日将张放回。
阎、冯不是都出了价吗？蒋介石干脆把他们两方的赏格加一块，一口价，五十万！
钱谁不喜欢，何况是曾经的盗墓贼孙殿英，问题是这钱并不好拿，烫手哇，而且拿哪家的都是。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张钫开玩笑说：“你老就在这里多住几天吧。现在票价越来越高，你放心，我不会卖你，我将来还可以多多分润哩！”
除了蒋、阎、冯，鹿钟麟也跑来凑热闹。他给孙殿英发来电报：“闻张伯英（张钫）到兄处，张是兄之老长官，又是侠义之士，兄千万不能献长官以邀功，但也不可将他放走。彼去则无异添了十万敌人。”
鹿钟麟让孙殿英不要把张钫交给蒋、阎、冯中的任何一方，只是扣住不放，并要孙殿英转告张钫：“如果我们战胜，我们两人赠送你二十万元，送你出洋游历。蒋介石如战胜，你自有事做。你实立于不败之地，请静以俟之。”
孙殿英拿着鹿钟麟的电报给张钫看。张钫自然一心想的都是如何脱身，他对孙殿英说：“你们大家为我计划得很好，但是这种办法于你是不是有利，你也应该考虑一下。”
不管张钫怎么说，孙殿英仍然觉得鹿钟麟的办法不错，到底还是不肯放他离开。
孙殿英虽处于中央军的后方，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中央军已构不成威胁。蒋介石不但不攻孙殿英，对石友三等部也没有用什么兵力去打，而仅仅是采取监视态度。他所需要操心的还是如何从正面攻下兰封，毕竟不能老这么对垒着呀。
在对兰封的地理特点和晋军主阵地的位置进行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蒋介石集中刘峙师、顾祝同师、陈继承师、陈诚师、蒋鼎文师等雄厚兵力，向陇海正面的晋军防线展开了潮水般的进攻。
这时阎锡山也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并且宣布谁肯打仗就优先给谁补充，从而使得敢打仗的部队在建制上始终能保持充实完整。
按照中央军的编制，一个师就相当于晋军一个军，所以中央军在兵员数量上仍占有优势，但即便这样，仍难以撼动对方阵地。
晋军在北伐前就有善守之名。他们的防御阵地布置严密，凡有利的地形都用上了，所编织的步兵火力网可以直射、斜射、侧射，从多个方向对敌军进行阻击。
除了阵地设计巧妙外，晋军步兵的防守还依赖于手榴弹。这些手榴弹系山西兵工厂为防御战和山地战而特制，俗称“地瓜”，其个头比一般手榴弹要大，爆炸时范围又细又宽，而且很少会瞎火，有人戏称它是“又干又脆，一炸粉碎”。
晋军平时就很注重手榴弹的投掷训练，官兵投弹技术普遍较好，这使得晋军手榴弹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机步枪。
山西兵工厂不仅制造大量“地瓜”，还能够独立生产山炮、迫击炮和炮弹。作战时，晋军炮兵分散配置，集中射击，对步兵火力起到了很大的协同作用。
见正面攻坚不利，蒋介石下令陈诚由陇海路南侧挺进，沿晋军右翼进行迂回。
侧翼迂回的战术在最大程度上削弱了晋军的优势，转而发挥出中央军的长处。中央军的步兵武器相对优良，尤其是轻重机枪较多，轻机枪平均每连达到九挺。当时的轻机枪是新式武器，晋军、西北军都缺乏轻机枪，好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轻机枪是什么模样。在步兵第一线，只要听到轻机枪的声音，基本就可以判定该方向作战的部队为中央军。重机枪方面，中央军可装备至营以上，平均每个步兵营有六挺，而且弹药充足。同时，经过规范化训练的中央军部队，一般来说射击技术都很不错。
所有这些长处在陈诚师身上表现明显。陈诚师出击后进展很快，使得晋军侧后受到极大威胁。
发现情况紧急，冯玉祥不得不在后续西北军主力尚未赶到的情况下，让控制在郑州，原本只作为机动预备队使用的孙良诚部提早投入战斗，同时派吉鸿昌协同孙良诚，在杞县对陈诚展开侧击。
在冯玉祥返回潼关之前，吉鸿昌本已下狱。原因是他不但不听从鹿钟麟的命令，还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并印成名片到处散发。每遇到一个西北军将领，吉鸿昌都要先递名片，然后阐述一番“开发西北，安定民生”“反对内战，枪口决不向内”之类的言论。
这类言论若由张钫等谋士向冯玉祥进谏，尚属职责范围，然而出于吉鸿昌之口，又是在冯玉祥尚未回归的情况之下，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对团体的背叛和挑衅。
宋哲元、孙良诚等人共同密议，认为吉鸿昌为人狂妄、桀骜不驯，实在难以驾驭，弄得不好，陕西地盘沦于此人之手也说不定，于是便请鹿钟麟将其收捕法办。
鹿钟麟即借召吉鸿昌来潼关开会之机，扣押了吉鸿昌，解除了他的兵权。
正在此时，冯玉祥恰好回到潼关，鹿钟麟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冯玉祥有一个特点，如果下下级绕过下级向他报告或对他负责，他总是特别高兴，并视之为掌握基层部队的独门绝技。吉鸿昌等人都是通过种方式由士兵一级级爬上来的，有人戏称：“冯先生相信只有自己亲自孵出来的鸡娃才会下蛋。”
吉鸿昌犯上这件事，如果犯的是他冯玉祥，那他绝不会手软，可吉鸿昌犯的不是鹿钟麟吗？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等将领们散去，冯玉祥把吉鸿昌叫来，一见面就揍了他两拳，骂道：“你这小子，我不在家，谁的话你也不听！”
一般人做出这种举动，表明已愤怒至极，那个挨了打骂的下级基本上也就可以拿着铺盖卷滚蛋回家了。可冯玉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有一个副官长因“纳妓”与“滥赌”，触犯了军令，曾被冯责打了数十军棍，然而打过之后没几天，冯玉祥又突然下令，将这名副官长提拔为经理处长。
由于知道冯玉祥有这种“规矩”，西北军中颇有些求官逐利之徒，整天巴望着老冯的军棍能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呢。
犯上作乱性质严重，非“纳妓”“滥赌”可比，当然不能升吉鸿昌的官。冯玉祥另有计较，他随手写了一张“高级副官室”的字条，对吉鸿昌说：“把这条子贴在你住房的门口，跟我来当副官。”
不久，冯玉祥便让吉鸿昌官复原职，率原部开来河南作战。
冯玉祥此举，令其他西北军将领极为不满，可又无可奈何。孙良诚就在背后发牢骚说：“好不容易才把吉鸿昌拿掉，现在冯先生又恢复了他的师长职。将来如何，冯先生自然会知道。”
还有人说得更直白：“总司令一回来就让他官复原职，将来遇变，必成祸水。”
不管怎样，吉鸿昌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他号称“吉大胆”，一口大刀片舞得虎虎生风，手下的大刀队更是如狼似虎，猛不可当。
陈诚师的官兵就怕大刀片，一看到大刀，抱着脑袋就往回跑。吉鸿昌趁势举刀大吼：“兄弟们，杀呀！不关饷、不扰民的铁军，一定能打过关饷扰民的公子少爷豆腐兵啊！”
在西北军中，同样经常被冯玉祥夸赞为“铁军”的还有孙良诚部。在这两支“铁军”的猛攻下，陈诚师遭遇很大挫折，几度被围。幸亏该部武器优良，靠轻机枪组成的炽盛火力才得以突围而出。
蒋军射术尚可，但劈刺技术很差，除陈诚师外，其他部队也被打得节节后退。有的一线部队甚至还没打，就被突然跃出来的吉鸿昌大刀队给吓退了。有的部队则靠拆毁民房筑成地下堡垒，才勉强挡住吉鸿昌等部的凌厉攻势。
反蒋联军中，以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最快，但是两翼的晋军却前进迟缓，大大拖了西北军的后腿。鹿钟麟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徐永昌对此叫苦不迭：“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吗？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比了。”
抛开步兵武器，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各有优势，阎锡山有炮兵，冯玉祥有骑兵，蒋介石则有空军。
当时中国国内拥有飞机的一共只有两家，除了蒋军就是东北军。蒋军一共拥有大小飞机五六十架，分布于东西战场。蒋介石夺取归德后，为了便于对西北军、晋军进行监视，同时也为了给己方的指挥和通信联络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情报，就在归德部署了一个临时航空班。
临时航空班的飞行员主要由飞行教官和学生组成，所驾驶飞机为无武装的英国教练机。这种飞机需要的机场面积很小，随便找一块平地就可降落。
就在兰封正面激战之际，冯玉祥派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对归德机场实施了偷袭。5月31日晚，郑部骑兵疾驰八十余里，将归德机场予以破坏，共烧毁十二架飞机，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人。
对蒋军而言，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行动组织者对归德方面的情况能够做到完全掌握，蒋介石的损失还将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他的专车就停在机场附近的柳河车站内！
那天午夜，专车上熟睡的所有人都被枪声和爆炸声惊醒了。看到飞机场上空火光冲天，蒋介石连忙下令开车，但因为没有准备，火车头与他们坐的车厢不在一起，没法开。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急得大叫：“火车头呢？”
专车上只有一个特务营，共两百多名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万一骑兵到达车站，蒋介石就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见情况紧急，蒋介石连通常从不离身的黑色披风也顾不上披，便带着几名卫士跳下火车，然后往东急奔，一直跑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村庄才停下脚步。
郑部在破坏机场后，也曾打算往车站方向突进，但机场到车站这个方向已被密集的火力封锁，加上机场周围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骑兵们发动几次冲击都冲不过去，只得原路返回。
孙良诚也是突袭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日后一提起这件事就叹气，说真是便宜了老蒋，如果当时分开来，一部袭击飞机场，一部去烧火车捉老蒋，估计这两个任务会同时完成。
得知险情解除，蒋介石专车上的人都长吁了一口气：“好险哪！”蒋介石在庆幸之余还非常生气，因为他之前曾特地指示负责归德外围防御的顾祝同，让对方提防西北军用大刀队实施袭击。
现在大刀队变成了骑兵部队，可道理是一样的，西北军袭击成功，就说明顾祝同有失职之处。蒋介石把顾祝同叫过去，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自此，顾祝同更加小心翼翼，每当师部移动，总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就怕夜间再遭到西北军的偷袭。
激战十余天，中央军在陇海线上已全线动摇，不得不继续向后撤退。
蒋介石集重兵于陇海线，本欲一锤定音，不料一波三折，仅有的胜利和进展居然都是靠“银弹”给搞定的，实在令人汗颜。南京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不无担心地问蒋介石：“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将来何以善其后呢？”
蒋介石听后愤然作色。他是一个毅力和韧劲都很强的人，虽然蒋军包括教导师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颇让他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流露出丝毫颓唐的神情。
口袋里的法宝又不是只有一件，这件不行不会用另一件吗？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对质疑者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