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获得独立后，阿马努拉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阿富汗对英俄两国始终怀有戒心，阿马努拉大力发展与在本地区没有殖民传统的德国、意大利及土耳其、伊朗等伊斯兰邻国的关系。阿马努拉从土耳其聘请了军事顾问来为阿富汗训练军队，又与伊朗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阿富汗、土耳其、伊朗三国从此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在改革派人物马赫迈德·塔尔齐等人的辅佐下，阿马努拉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国家改革。一位曾访问过阿马努拉的印度人说：“他（阿马努拉国王）与一个出版《锡拉吉-乌尔-亚喀巴》（意即《新闻之光》或《新闻火炬》）的新闻工作者、一个举世无双的人物马赫迈德·塔尔齐的女儿结了婚。塔尔齐对创建现代阿富汗建树极大。他曾多年居住国外，年轻的国王受这位岳父的巨大影响。开创现代化的阿富汗的功劳部分地归之于这位马赫迈德·贝格·塔尔齐。”当初哈比布拉被暗杀后，马赫迈德·塔尔齐第一次见到阿马努拉时，两人拥抱在一起，塔尔齐对阿马努拉说：“不要哭泣，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在他的鼓舞下，阿马努拉夺取了王位。现在又是经由他的辅佐，阿马努拉推行起全面的改革。
阿马努拉颁布阿富汗王国宪法，宣布阿富汗王国改政体为君主立宪制，下令所有识字的阿富汗人投票选举产生第一届阿富汗国民议会。国民议会设立立法会议，由国民议会投票选出的150名议员组成，每年在喀布尔开会八个月。上下两院的阿富汗王国议会自此而来。阿马努拉广泛改革司法和经济制度，大建工厂，以阿富汗尼取代卢比成为新的国家货币。他广建学校，力图以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兴办报纸、电影院、剧院和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开始采用公历，规定在会计和医生处方中使用阿拉伯数字，要求阿富汗王国政府官员一律穿西服戴礼帽，不得头戴传统的羊皮帽和头巾，将休息日从星期五改为星期日，星期五仍为宗教日。在欧洲人的观察下，阿富汗“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公路交通已经得到改造，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出类拔萃的学校，议会制最近也被采纳。在亚洲的中心，一个全新的国家正在形成中。”
改革的同时，阿马努拉趁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战争之机，出兵中亚，打算在中亚建立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可惜，与所有积弱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一样，他犯了一个错误——太想在一夜之间把国家变得富强。尤其是建立区域性伊斯兰大国的梦想，毫无悬念会激怒北方强邻，招致未来的报复。更不用说他的改革措施在阿富汗国内得不到广泛支持。由土耳其顾问为阿马努拉草拟的行政法规，被毛拉们宣布为非法；阿富汗百姓见到喀布尔城里的外国顾问、医生和工程师就感到气愤；阿富汗军队不受重视，军饷不足，中级以上军官普遍从在欧洲和喀布尔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阿富汗青年中提拔，招致老派军官不满，军心不稳。1924年，这一度激起了霍斯特“瘸子毛拉”阿卜杜拉领导的叛乱。阿富汗军队历时一年才平定叛乱，阿马努拉改革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
1927年12月至1928年7月，阿马努拉国王夫妇出访了印度、埃及、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英国、波兰、苏联、土耳其和伊朗共十二个国家。在印度，他特意发表演说，竭力敦促宗教界要宽大容忍，特别警告自己的穆斯林听众不要被“那些无知的毛拉”引入歧途。欧洲各国在阿马努拉国王来访时，纷纷出动飞机为他护航，邀请他参观阅兵，授予他勋章。尤其在英国，阿马努拉受到英国皇室成员的欢迎，拜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和无名英雄墓。然后，这位阿富汗国王陛下观看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表演，在卢尔沃斯观看了英军坦克演习，还访问了伍尔威治的兵工厂和康伯利的皇家军事学院。在朴茨茅斯，阿马努拉登上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和“虎”号军舰参观，又乘坐一艘悬挂阿富汗国旗的潜艇出海。王后和随从们则乘坐另一艘军舰驶出港口。突然，潜艇在王后面前沉入海底，让她深感震惊。直至她接到阿马努拉国王发来的电报才如释重负：“我在海底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阿马努拉被邀请向靶船发射两枚鱼雷。他亲自按下发射按钮，随后接到信号说两发皆命中，一时无比高兴。他还访问了英国皇家海军，观看了驱逐舰、潜艇和飞机的各种表演。
在苏联，阿马努拉国王受到了加里宁的欢迎，观看了苏联红军的各兵种合同演习。加里宁还赠送他2辆苏联产的拖拉机作为礼物。在土耳其飞机、军舰的护航下，阿马努拉到达伊斯坦布尔，检阅了土耳其军队仪仗队和约50名在土耳其军事学院深造的阿富汗青年军官。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设宴款待阿马努拉国王时，提到了阿富汗和土耳其两国人民的共同起源以及争取独立的光荣斗争，还赞扬阿马努拉国王所从事的改革工作。阿马努拉致答谢词时表达了自己对土耳其的敬慕心情，并宣称：“我们两个姊妹国家都有着相同的政策和相同的义务。阿富汗准备履行这些义务。”
欧洲国家发达的文明，世俗化后的伊斯兰国家快速的发展，都给阿马努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连续五天发表演讲，详述了自己访问的经过，提出了阿富汗未来应采取的政策纲要。演说完毕时，阿马努拉国王同自己的臣民代表：一个士兵、一个官员、一个平民和一个学生亲切拥抱。他决心当阿富汗的凯末尔，从而与毛拉们矛盾重重。苏利亚王后（马赫迈德·塔尔齐的女儿）在欧洲未戴面纱出现于社交场合的照片，在阿富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王后受到毛拉们最不利的批评。她回国后又不戴面纱出席了宴会，更是火上浇油。阿马努拉刚回喀布尔不久，就有一个毛拉的代表团在等候他，抗议王后和贵妇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戴面纱。阿马努拉在答复中指出，阿富汗农村本来就没有妇女戴面纱。毛拉们说，贫苦的农妇们要干活，怎么能戴面纱。阿马努拉接着回答说，等到农妇们戴上了面纱，那时王后在公众面前也会把脸蒙起来的。毛拉们听了，气急败坏地离开。不久又有人散布谣言，说国王计划从欧洲买机器用死尸制造肥皂。阿富汗全国纷纷传言：“国王已经背叛了安拉和伊斯兰教！”
阿马努拉国王不顾一切障碍，以激情和勇气继续强力推进自己的改革。1928年9月，他将阿富汗军队的强制服役期限由两年增至三年，取消所有免役权，此外下令在全国征收附加税，要求每个成年男子缴纳5阿富汗尼，每个官员缴纳一个月的薪金，用来向外国购买武器。他坚称一夫多妻制是腐化的主要原因，任何政府官员如娶第二个妻子就必须辞职。他甚至还在1928年11月颁布命令，要求喀布尔居民和到首都访问的阿富汗人都必须穿全套西装。这个略有些荒诞的敕令颁布后，有人索性就沿路搭棚摆摊，向去喀布尔的乡下人出租西装。据说阿马努拉还亲自扯掉阿富汗人头上的缠头，这些人虽身穿西装，仍舍不得扔掉他们心爱的头饰。马赫迈德·塔尔齐忧心忡忡道：“阿马努拉修建了一座漂亮但是没有基础的纪念碑，抽掉一块砖它就会倒塌。”
1928年11月，灾难果然降临。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的辛瓦里普什图部落开始了叛乱，烧毁了贾拉拉巴德的王宫和英国领事馆，提出了废黜国王的要求。附近部族纷起响应，阿富汗军队主力调往东部，首都喀布尔只剩了少量国王禁卫军和军校学生。来自北方的枭雄哈比布拉趁机率军奔袭喀布尔。哈比布拉是塔吉克人，人称巴洽·沙库，意即“挑水夫之子”，因其父为挑水夫而得名。他年轻时即远走他乡到白沙瓦谋生，因为偷窃坐过牢，在阿富汗军队中当过三年兵，1924年霍斯特叛乱时携枪出逃，靠拦路抢劫和勒索商队渐成气候。他一路奔袭喀布尔，不断有阿富汗正规军倒戈加入，喀布尔的大门向入侵者敞开。1929年1月13日夜，哈比布拉率部偷袭成功。阿马努拉国王眼见军队背叛了自己，宣称“完全出于自愿”，逊位于长兄伊纳雅图拉，与大臣们乘车逃往坎大哈。伊纳雅图拉困守喀布尔内城，身边只有一些家仆，倒戈投到哈比布拉旗下的阿富汗炮兵开炮轰击城堡。伊纳雅图拉无路可走，只得跟叛军谈判，于18日乘英国飞机前往白沙瓦。阿马努拉国王十年的统治就此终结，惨淡经营多年的改革遂告夭折。
攻占喀布尔后，哈比布拉自封为“埃米尔·哈比布拉·汗·加齐”，一面废除阿马努拉的改革措施，一面大肆搜捕前王朝官员和富商巨贾，榨取钱财扩充军队，喀布尔城内一片恐怖气氛。普什图人无法容忍一个塔吉克人的政权，苏联等国也不肯承认哈比布拉（苏联坚信英国是叛军的幕后支持者）。阿马努拉在坎大哈组织起一支军队，反攻喀布尔，却在加兹尼被忠于哈比布拉的部族武装打得大败。这位心灰意冷的前国王携家人前往印度，之后到意大利开始了流亡生活。他终生未能再返回阿富汗，1960年逝世于瑞士苏黎世，后归葬贾拉拉巴德；马赫迈德·塔尔齐则流亡土耳其，于1933年病逝，被埋葬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小山上。
彼时在法国尚有一位重要人物注视着阿富汗局势的一举一动。他就是阿富汗王族成员、第三次英阿战争中的英雄、前国防大臣和阿富汗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迪尔。1924年纳迪尔被外派法国担任大使，后因患肋膜炎退居法国尼斯养病。他让人用担架将自己抬上一艘邮轮，辗转回到了阿富汗。纳迪尔召集起第三次英阿战争中曾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胞弟哈希姆、瓦里和马赫迈德，组织部落武装，展开反攻，两次进攻喀布尔均失败。1929年10月10日，瓦里率军经过三天的激战，终于收复喀布尔——瓦里从此被称作“喀布尔的征服者”。纳迪尔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喀布尔，受到喀布尔百姓的热烈欢迎。喀布尔百姓和部族武装敦促纳迪尔接受阿富汗王位，被纳迪尔拒绝；部族武装大声叫嚷说，如果他拒绝，他们就散伙回家，这才扭转了局面。纳迪尔从此登上了阿富汗王位。
纳迪尔乘胜追击，在库希斯坦的旷野活捉了哈比布拉。11月3日，一代枭雄哈比布拉与他的17名部下被行刑队处以枪决，阿富汗恢复了和平。据说在场的每一名部族战士都朝哈比布拉的尸体开了一枪，以后人人可以吹嘘：“我也帮着杀了这个‘挑水夫之子’。”
1929年的内战为时不长，但给阿富汗带来严重的后果。彼时的历史学家写道：“贸易和农业破坏严重，人民半饥半病，许多人衣不蔽体，四处乞食，村庄被遗弃，房屋遭焚毁，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学校关闭了，国家没有军队和警察，国库空无一文，叛乱与平叛中崛起的宗教和部族势力不允许阿马努拉式的改革重新登场，决心以武力粉碎任何类似企图。相反，有识之士则欢迎纳迪尔，希望他恢复业已中断的改革。
纳迪尔拥有和前任国王一样的改革之心，只是少了几分不切实际的锋芒。他清楚了解国内的政治现状，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建立现代阿富汗。1930年9月召开的阿富汗大国民议会确认了纳迪尔的国王地位，由此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即穆沙希班王朝。由于一脉相承的传统，历史上一般将巴拉克宰和穆沙希班这两个王朝归为一个王朝统称。出使西方的经验给纳迪尔国王带来了开阔的眼界，这在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的阿富汗无疑拥有很大的优势。如此，他的现代化改革效果明显。
1931年，纳迪尔国王主持制订并颁布了著名的阿富汗1931年宪法，确立了现代阿富汗的国家体制。1931宪法参照了1923年的阿马努拉宪法及土耳其、伊朗和法国等国的宪法。新宪法规定，阿富汗的官方宗教是哈乃菲教法学派，阿富汗国王必须是哈乃菲派穆斯林。王位永远属于纳迪尔家族，国王有权任免宰相、大臣和其他官员，拥有宣战、缔和之权，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颁布法令。首相对国王负责，地方政府从属于国王和内阁，首相组织内阁时必须得到国王批准。于是，纳迪尔任命瓦里为首相，任命马赫迈德为国防大臣。宪法规定了阿富汗的两院制议会，上院即国民议会，有立法创始、审议权和质询权，议员由民选产生。下院权限同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立法须经两院批准，然后由国王签字。作为阿富汗特有的政治机构，大国民议会在危急时刻召集，决定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它拥有高于宪法的权力，成员来源广泛。这部宪法塑造出一个现代阿富汗的框架，成为阿富汗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颁布新宪法的同时，纳迪尔加紧粉碎国内的反对势力，主要是不满普什图人统治的其他民族反叛和一些普什图部族的对抗。到1931年底，全国叛乱均为国防大臣马赫迈德平定。1932年11月27日，纳迪尔国王发布著名的《十点政策宣言》，阐释了自己的施政原则。他提出，阿富汗政府须建立在伊斯兰法律原则的基础上，严格禁止酒精饮料，建立军事学校和近代化兵工厂，维持阿马努拉国王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修复电报电话线路、改建道路、征收拖欠的税款、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公共教育、改组大国民议会，等等。纳迪尔渐渐显示出不同于阿马努拉的外交风格。他疏远了与苏联的关系，但仍设法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中立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反之，阿富汗与英国的关系大有改善。纳迪尔在位期间接受的唯一外国援助，就是1931年英国提供的1万支步枪和18万英镑现金。
此举遭到阿马努拉国王时期大臣贵族们的反对。他们指责“英国已悄悄侵入了阿富汗”，主张阿马努拉回国复位。亲阿马努拉派中实力最强大的，当属贵族豪门恰希家族。纳迪尔国王遂将恰希家族的两个重要人物，阿富汗驻苏联大使古朗姆·纳比和他的兄弟、阿富汗驻德国大使古朗姆·萨迪克先后召回国。1932年11月8日，古朗姆·纳比回国不久，遭指控牵涉进企图让阿马努拉回国复位的叛乱阴谋。纳迪尔国王当面斥责纳比谋反，将此案草草结案，纳比被处以死刑。结果王室与亲阿马努拉派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一场暴力连锁冲突。1933年6月，一个号称抗议英国控制阿富汗边境部族的阿富汗留学生，在柏林刺杀了纳迪尔国王的长兄、阿富汗新任驻德国大使穆罕默德·阿齐兹。阿富汗政府随即枪决了一批被认为与此有关的在押犯人。1933年9月，一名阿富汗中学教师闯入驻喀布尔的英国使馆，企图刺杀英国公使。刺客被捕后供认，自己希望能杀死英国公使，迫使英国再度武装干涉阿富汗。又一批犯人被阿富汗政府处决，据信这摧毁了阿马努拉在阿富汗国内的最后一批主要支持者。然而这远不是暴力的结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1933年11月8日，在王宫庭院里为学生授奖的仪式上，纳迪尔国王正停下来为一个学生祝贺新婚，坐在紧后面座位上的刺客猛然把那个学生推到一边，向国王开了枪。刺客是古朗姆·纳比16岁的儿子，他特意选在父亲一周年忌日这天实施复仇行动；他成功了，纳迪尔国王当场中弹身亡。事发后数小时，惊魂未定的纳迪尔国王独子穆罕默德·查希尔就被推上了阿富汗国王的宝座。查希尔年仅19岁，此后二十年权力实际执掌在先后担任首相的两位王叔，哈希姆和马赫迈德手里。
1933年到1946年，是哈希姆任首相的时期。他以“第三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风云。阿富汗努力与英国、苏联等国保持正常关系，还于1934年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轴心国看重阿富汗的重要战略位置，不断在阿富汗拓展势力。德国设法参与阿富汗境内各种水电站、工厂和道路建设，还从事地质勘探；1936年，阿富汗曲棍球队和体育官员参加了柏林奥运会，成为希特勒的座上宾。德国不断渲染阿富汗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希望在两个民族间架起一座精神之桥。德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到阿富汗与印度的边境地区，煽动当地部族的反英情绪；来自远东的日本人也不甘落后，在喀布尔开设贸易公司，协助参与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还接收了一批阿富汗留学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几位阿富汗政府高官依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常令世人大为惊奇。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富汗宣布中立，坚决希望与同盟国保持友好关系。阿富汗同时驱逐了来自同盟国和轴心国的非外交人员，避免了英苏对阿富汗的潜在借口。
这十多年间，阿富汗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阿富汗大量经营紫羔羊皮出口，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紫羔羊皮市场上的重要地位。1934年，阿富汗国内第一家银行——国民银行成立；1935年，阿富汗政府首次发行纸币，银行也成立了专营紫羔羊皮、棉花和羊毛出口的公司。放任主义的自由经济被视为这一时期阿富汗经济的特征，阿富汗似乎一步步迈向现代。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富汗经济明显恶化。1946年阿富汗农业歉收，导致了历史上第一次进口粮食。物价暴涨，失业增加，激进的阿富汗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结束王权、建立民主的要求。一潭死水的山国出现了新的洪流。
1946年5月，走投无路的哈希姆被迫宣布辞职，以“自由亲王”之名著称的王叔马赫迈德接任首相职位。“自由亲王”采取了制定七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方式重振阿富汗经济。可惜，通货膨胀虽得以缓解，紫羔羊皮价格下跌带来的外贸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20世纪50年代初，七年计划终宣告破产。政治上，“自由亲王”进行了大胆的“自由主义议会实验”。1949年初，阿富汗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大批自由派人士进入国会。他们在议会中就王国预算、官员腐败和美国贷款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尖锐质询，经电台直播，影响巨大。1947年创建的喀布尔大学也成立了学生会，提出了新闻自由的问题。1951年，阿富汗政府通过新的出版规定，允许发行私人报刊，取消新闻检查。多家私人报刊随即出现，围绕这些报刊形成了祖国党、觉醒青年党和人民党三大政党。民主运动高涨，阿富汗政府渐渐难以控制。喀布尔大学学生会被取缔，各私人报刊相继被封闭。1952年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人士无一当选。反对派遂在喀布尔组织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示威，结果数十名参加者被捕。阿富汗的第一次“自由主义议会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外交方面，战后中亚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47年印巴分治，宣告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长达两个世纪殖民统治的结束，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诞生。作为战前“第三国外交”的延续，阿富汗想方设法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希望用美国来填补英国撤出后的真空。1948年，阿美关系升格为大使级，阿富汗在美国设立大使馆。不过，彼时美国对阿富汗兴趣不大，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在美国看来，在该地区须倚重的遏制苏联力量的主要国家是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而不是与苏联有着漫长边境线、与巴基斯坦存在边界纠纷且防御力量薄弱的阿富汗。所以，美国无意过多卷入阿富汗事务。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就是“杜兰徳线”留下的普什图斯坦问题。从30年代开始，普什图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同步。英国宣布印巴分治方案后，阿富汗要求允许印度斯坦西北边境诸省区（包括普什图斯坦）在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公投选择之外，有加入阿富汗或独立的选择，遭到英属印度当局拒绝。1947年的公投遭到许多普什图人的抵制，投票结果是大多数人支持加入巴基斯坦，该结果阿富汗表示不予承认。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关系迅速恶化，边境冲突和宣传战不断，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商品过境实施禁运；两国各自召回驻对方大使，美国从中调解但毫无结果。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恶化，与苏联的关系却开始复苏。两国签署贸易协定，苏联允许阿富汗商品经本国领土国境，还协助阿富汗进行国内工程建设。
阿富汗王国高层的权力斗争依然激烈。1953年9月，查希尔国王的堂兄，中央军团司令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连同其他王室成员发动政变，逼马赫迈德亲王辞职。9月20日，查希尔国王正式任命达乌德为阿富汗王国首相。从1953年9月到1963年3月，达乌德一直任阿富汗首相，成为阿富汗内外政策的决策者和实际实施者。这个时期，在阿富汗当代史上被称为“达乌德的十年”。
达乌德的父亲是1933年遇刺的阿富汗驻德国大使穆罕默德·阿齐兹。达乌德早年留学法国，后进入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与自己的堂弟穆罕默德·查希尔同窗。他们在家里又常一起听叔父哈希姆讲述阿富汗的历史与政治现实状况。达乌德后来历任南方数省的省长兼驻军司令，获上将军衔。他曾是马赫迈德内阁中的内政和国防大臣，因政见不合而辞职，是王室中有名的少壮派。达乌德一方面竭力维护传统的中立外交政策，并用“巴·塔拉非（普什图语中“不偏不倚”之意）政策”来加以命名。他在1955年一次答记者问时说：“中立的定义不言自明，阿富汗不想跟随任何军事集团。”
另一方面，达乌德却大力引进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执政的10年里，达乌德曾4次访问苏联和去苏联治病，两次邀请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还主持成立了“苏阿友好协会”。从1956年8月开始，阿富汗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获得了T-34坦克、米格-17战斗机等武器装备。苏联协助修建和扩建了马扎里沙里夫、信丹德和巴格拉姆附近的空军基地，军事教官和顾问更是源源进入阿富汗。美国国务院顿感阿富汗在“走向共产主义”，一位驻喀布尔的美国外交官曾颇粗暴地对达乌德说，阿富汗“将在几年内跌进共产主义的阴沟”。因为跟苏联走得太近，达乌德获得了一个绰号——“红色亲王”。
其实达乌德很精明，他是用这种方式“刺激”美国援助的增加。鉴于越南局势的发展，美国不武装阿富汗这样小国的理由也不复存在。于是，阿富汗同时从美苏两国获取援助，一时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舞台。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亨利·拜罗德言道，阿富汗乃是“经济上的朝鲜”，即大量获取苏联援助的国家，美苏两国经济冷战的热点地区。
在经济政策方面，达乌德大受苏联计划经济影响，制定五年计划，以国家主义推动阿富汗经济发展。达乌德打算继续当年阿马努拉国王失败的社会改革。他鼓励妇女去掉面纱，创办男女合校，实行男女在政治、职业和社会地位方面平等。1959年8月25日，在阿富汗独立节的庆祝会上，达乌德和他的副首相、王族成员、高级军官的妻子、女儿们出现在观礼台上。这些妇女都没有戴面纱。这个破例的行动使喀布尔市民大为吃惊。他任命妇女做播音员，派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出席亚洲妇女大会，派一名妇女参加联合国的阿富汗代表团。征得家长同意后，达乌德让40个六年级女学生进入陶瓷厂和男工一起劳动。他为妇女在医学、理工、法律、语言等各类学校学习创造条件，还让她们去国外受高等教育。达乌德说：“世上无难事，只要努力，总会取得成绩。”
达乌德的十年中，最大的外交危机仍然来自“杜兰德线”和普什图斯坦问题。1955年，巴基斯坦政府把西部诸省区（包括普什图斯坦）合并为一个省，即所谓“一体化计划”；达乌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巴基斯坦认为这是阿富汗干涉本国的内政，反应强烈。双方互相指责，发展到兵戎相见，边境冲突再度爆发。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都曾出面调解，但未能解决两国边界纠纷。1961年，两国宣布断交。从1961年到1963年，达乌德主动宣布封锁两国边界。阿富汗是内陆国家，对外贸易多半要依靠巴基斯坦的港口运转。边境封锁让阿富汗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从而引起国内不满。更重要的是，查希尔国王已经长大，对自己堂兄的施政愈发担心。
穆罕默德·查希尔是阿富汗的末代国王。少年的查希尔曾在喀布尔上中学，1924年随父去法国，在巴黎读书。留学期间，他迷上了西方文学和古罗马历史，一心想当一位研究文化和历史的学者。他尤其酷爱法国文学，还喜欢打猎、绘画、摄影等。然而，历史过早地将国家的重担放到了他的肩膀上。1930年，他回国修习伊斯兰教教义并在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他从喀布尔步兵军官学校毕业，同年与霍梅拉王后结婚。1932年，年仅18岁的查希尔被父王任命为国防副大臣，后来又担任过代理国防大臣和代理教育大臣。1933年11月8日他因父王遇刺而接过王位时，年仅19岁。在法国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随同父王巡视阿富汗国土时的切身感受，使查希尔自感了解应该如何治理这个王国。他无法接受堂兄达乌德的治国方式。
1963年，查希尔和达乌德的君臣不和明朗化了。达乌德是一个专断独裁、不容异议的家长式人物，他发展个人权势使查希尔深怀疑惧。他们两人在政见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的决裂。查希尔不同意达乌德的对外政策，反对达乌德同巴基斯坦搞僵。1963年，查希尔趁阿富汗同巴基斯坦断交之机，将达乌德赶下台。查希尔国王用“王室成员不得参政”的修改宪法条款，迫使达乌德辞职。辞职后，达乌德发表了《告国人书》，“向普什图斯坦的同胞们致以最诚挚的同情”，“希望普什图人民胜利地实现他们神圣的民族愿望”。
查希尔国王亲掌政权的时代，正是冷战形势错综复杂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希望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加强与美国的关系。1963年9月，国王夫妇首次出访美国，受到隆重接待，随后美国副总统、国务卿相继访问阿富汗。然而，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际形势不利，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持续下降。相反，阿富汗与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密，难以分离。1963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来访。会谈中，苏联与阿富汗双方均表示，“满意两国间现存的、基于互敬互信的关系”，并宣称“决不允许对苏阿友谊睦邻关系的任何破坏”。苏联也对阿富汗的普什图斯坦政策表示“理解”。1965年8月，查希尔国王访问苏联，两国将阿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再延长十年；苏联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各种援助，阿富汗则努力试图与苏联保持距离，坚持“巴·塔拉非政策”。查希尔国王努力与美苏之外的世界发展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5年1月，阿富汗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8月，阿富汗与中国签署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11月，两国在北京签订了边界条约。1964年10月，查希尔国王和霍梅拉王后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中，查希尔国王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银錾花嵌蓝宝石四足椭圆盒，在中国被保存至今。应该说，查希尔国王可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1963年以后，中国开始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并一跃成为主要援助国之一。
查希尔国王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其实是在内政方面。查希尔国王一亲政，立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的新宪法。穆罕默德·优素福出任首相，同样是阿富汗历史上平民第一次出任首相一职。1964年10月，大国民会议通过新宪法，由国王签署生效。新宪法在维持国王最高权力的同时，强调三权分立，第一次授予妇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规定实行直接的无记名投票，而且强化政教分离，未规定哈乃菲教派为国教，仅称以它指导宗教仪式，司法方面更规定在没有相关世俗法的情况下才实施伊斯兰法。这部宪法标志着阿富汗王国“新民主”的序幕正式拉开，阿富汗走入了由查希尔国王本人主导的“宪政十年”。
然而，“宪政十年”却是阿富汗政局长期动荡不宁的十年。从1963年到1973年的10年中，阿富汗王国更换了5届首相，平均两年发生一次内阁危机。达乌德似乎无声无息地蛰居了整整10年，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阿富汗政局动荡，并非来自传统的右翼保守宗教势力，而在于苏联操纵，以“共产党”革命面目出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创建于1965年1月，该党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主要领导成员是前阿富汗官方巴赫塔通信社处长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另一位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哈菲佐拉·阿明。
塔拉基是普什图人，生于加兹尼一个贫穷的农牧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辍学。15岁的塔拉基到水果公司当差，但他勤奋上进，到喀布尔大学夜校学习，成绩优良。后来他成了公司驻印度孟买代办处职员，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结识了几名印度共产党党员，经常与他们探讨了社会正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塔拉基回国后开始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他进行小说和诗歌创作，撰写评论政治的文章，成为闻名全国的作家和诗人，在阿富汗青年和知识界中有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他的作品被视为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被誉为“阿富汗的高尔基”。塔拉基后来去莫斯科大学进修，将阿富汗的贫穷落后归之于君主制。“卡尔迈勒”意即“劳工之友”，是巴布拉克的笔名。卡尔迈勒是塔吉克人，父亲是陆军上将，曾任阿富汗南部军区司令兼帕克蒂亚省和赫拉特省的省长，族谱可以追溯到克什米尔的印度教王公时代。他中学时就热衷于参加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的活动，就读于喀布尔大学时因杰出的演讲才能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53年卡尔迈勒因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被捕入狱，1956年达乌德政府颁布大赦才获释出狱。1965年1月，两人在喀布尔共同创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分别任总书记和中央书记。1965年8月的阿富汗议会选举中，卡尔迈勒当选国民议会议员。首相优素福再度受命组阁，遭到卡尔迈勒等激进派人士的强烈反对。10月24日，支持人民民主党的阿富汗学生占领了议会大厅，在首相官邸和议会附近游行；当天下午5时，阿富汗军队向游行学生开枪，造成伤亡。这天是阿富汗传统历法的8月3日，“八三事件”成为阿富汗政局走向沸腾的一个转折点。
仅仅两年，塔拉基与卡尔迈勒便分道扬镳。卡尔迈勒不认同塔拉基的地位，对后者的激进策略也表示不赞同。1967年，卡尔迈勒在阿富汗议会中公开称查希尔国王是“亚洲所有国王中最进步的一位”。为了对抗卡尔迈勒，塔拉基竭力拉拢党内的后起之秀哈菲佐拉·阿明。阿明属于普什图人吉尔扎伊部族，1929年出生于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小职员家庭，自幼丧父，由哥哥抚养长大。他从小聪明好学，学业优良，早年就读于喀布尔大学，毕业从教，后来得到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时，阿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便在阿富汗学生中争取到一大批支持者。1962年，阿明又获奖学金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他被选为阿富汗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由于参加政治活动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他回国后参加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与总书记塔拉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成为塔拉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
1967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终告分裂。党内分为两派——塔拉基、阿明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的“旗帜派”。卡尔迈勒的“旗帜派”自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全体劳动人民先锋队”，因创办《旗帜报》而得名“旗帜派”；塔拉基和追随者则把自己改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因出版《人民》周刊，他们在阿富汗以“人民派”著称。两派虽然在口头上都承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纲领、目标、任务和党章，但实际上都拥有自己独立领导机构、机关刊物和成员。两派各自领导斗争，1968年到1969年阿富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学潮和工潮。20世纪70年代初阿富汗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社会脆弱不堪。埃特马迪首相一度提出“真主、祖国和国王”的口号，却根本无法改变国内四分五裂的现状；任何努力都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君主制度了。作为阿富汗君主政权的最后支柱，军队受到最严密的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阿富汗君主制的最后打击，正是来自军队。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冷战中正处于优势的苏联对阿富汗志在必得。早在1907年，沙皇政府就曾毫不掩饰地说——对俄罗斯，在中亚具有最大战略意义的不是阿富汗，而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从彼得大帝的时代开始，俄国人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要以阿富汗为跳板，直指伊朗和巴基斯坦，进而南下印度洋。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战略，苏联对阿富汗觊觎已久。苏联一直试图向南实施分阶段的推进，以实现在印度洋寻求暖水港和出海口，并切断欧洲和远东联系的战略。所以，控制阿富汗是苏联实现南下战略的关键步骤。对苏联来说，等待已久的机会已经到来。克里姆林宫方面看中了蛰居在家的“红色亲王”达乌德，准备让他出面主持新政府。而苏联打算借重的力量，正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阿富汗是伊斯兰国家，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发动革命是一项费力费时的工作，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等不及的，他们要走一条捷径。塔拉基依据人民革命理论，提出了在封建的阿富汗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依据。他认为——由于国内无产阶级人数太少，革命必须找到一条捷径，即先在军队的帮助下夺取政权，然后通过社会、经济措施来赢得民众的支持。简而言之，就是控制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无论是阿明还是卡尔迈勒，对此都是深表赞同。于是，“人民派”和“旗帜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都在阿富汗军队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彼时查希尔国王提拔自己的女婿、中央军团司令兼宫廷侍卫长阿卜杜勒·瓦里；瓦里又大量任用亲信，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在阿富汗军队中引起强烈不满，倾向于“红色亲王”的人数不断增多。
1973年7月初，查希尔国王在瓦里的陪同下出国，赴意大利治病和休养，王储艾哈迈德摄政。艾哈迈德缺乏威信，难以驾驭阿富汗军队。达乌德和他的同谋者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的有穆斯塔加尼中将、海德尔中将和库马中将以及50名年轻军官。塔拉基亲自向达乌德表示，支持他的反国王行动，军中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服从他的命令。瓦里获悉国内有政变阴谋，中途归国协助艾哈迈德主持国务。为人骄横的瓦里得到的却是内政部提供的假情报，未能采取有力措施。
7月16日晚，由谢里夫丁·奥马拉尼将军指挥的首都装甲师和伞兵部队，从距喀布尔50公里的哈尔卡沙夫基地向喀布尔秘密调动，理由是操练独立日军事检阅。由于傍晚时分，军事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已下班休息，戒备最为松懈。政变部队未遇到任何阻拦盘问，径直进入首都。到晚上10时，政变部队占据了喀布尔市内各交通要道，封锁了首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围了电台、各政府大楼和王宫。
17日凌晨2时，政变部队开始行动，首先逮捕阿富汗军队总司令部的负责人、喀布尔卫戍司令以及政府大臣，随后开始向王宫进攻。政变部队进展非常顺利，成功逮捕了瓦里和王族的其他重要成员。只遭遇轻微抵抗，政变部队就击溃了王宫卫队和喀布尔警察部队，控制了整个喀布尔。达乌德曾表示应尽量减少流血，不应无故屠杀反对派，必须善意对待王族成员，因此政变中一共只死了8个人：一名坦克手为了避免和一辆汽车相撞，连人带坦克掉进了喀布尔河，车毁人亡；7名警察在混乱中被误杀。王室的主要成员都被捕，没有被杀害。
7月18日清晨，达乌德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鉴于达乌德在阿富汗国内的巨大影响，各地驻军司令均采取观望态度。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达乌德指出：民主制度将确保全体人民的权利和国家主权，但自己当年的民主化建议为假民主所取代，后者依赖的是个人和阶级的私利，最终导致了无政府的状态，演化为最卑鄙的独裁制度。“宪政十年”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政治和行政的全面崩溃，因此阿富汗的爱国者，尤其是军队决定结束这个腐败政权的统治，建立共和政权，后者才符合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
当天，阿富汗共和国宣布成立，穆沙希班王朝从此终结，阿富汗的君主制历史告一段落。新政府宣布废除1964年宪法，解散国会，取缔所有非政府报刊。国家行政工作由中央委员会负责，达乌德自任总统，又身兼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四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都是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身份的军官。政变发生时，查希尔正在罗马治病。消息传来，这位阿富汗当代史上在位40年的君主，只得于8月宣布引退，每月领取阿富汗政府发放的1万美元补助金，从而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废黜国王的行列。
达乌德以军事独裁者的身份继续推行他的改革。他模仿苏联，推行经济国有化、土地改革，超越了阿富汗极端落后的国情，结果阿富汗经济每况愈下。达乌德试图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行政权力，削弱部族和宗教传统势力，结果引起部族首领和宗教人士的对抗，有些地方再次出现了部族武装的叛乱。
苏联人本以为达乌德政府会是一个对苏联言听计从的亲苏政府，未及想达乌德重新执政后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奉行中立原则。1973年至1975年，达乌德先后亲自出访或派特使访问了苏联、印度、伊拉克、伊朗、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他同苏联和美国保持着大致对等的关系。经济援助上，苏联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1975年9月，达乌德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阿富汗同苏、美、中的关系时说：“我们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军事集团，但是我们始终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他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国的政策是同一切国家友好，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会因为友谊而忽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基于这种立场，达乌德逐步加强改善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系。于是，阿富汗得到了伊朗的巨额援助，达乌德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实现了互访。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次访问阿富汗，达乌德公开宣称阿富汗与美国的关系“是头等重要的”，“阿富汗特别重视它同美国的真诚合作”。下一步，达乌德就要接受邀请访问美国了。达乌德非常自信，他力图推行一套平衡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利用“复杂的平衡对抗”策略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得到利益。正如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精辟地指出：“当达乌德使用苏联火柴点燃手里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然而，达乌德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如何上台的。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玩走钢丝的危险游戏，除了需要高超的技艺，更需要有能够充分控制国内局势的超强实力。事实是，苏联向阿富汗的渗透已经对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构成了致命威胁。苏联曾力图用它的经济力量影响达乌德。但在1975年以后，达乌德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便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1975年12月，苏联与阿富汗延长了1931年签订的中立和互不侵犯协定。然而，莫斯科已经开始着手为“后达乌德时代”谋划，推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两派的联合。苏联明白，这是自己在阿富汗可以再次借重的力量。
达乌德政变上台时得到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两派的支持。政变以后，两派在军队中，特别是在高级军官中继续发展党员。为数不少的阿富汗军官，特别是曾受过苏联培训的年轻军官，陆续加入人民民主党，或表示对该党的支持，阿明更在塔拉基的直接领导下，在军队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结识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上校、坦克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等人在内的不少重要人物。而且阿明是普什图吉尔扎伊部族乡下人的骄傲，他的成就极大振奋和鼓舞了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们。很多吉尔扎伊部族的学生进入了喀布尔军事学院，完成学业后大部分人都成了军官，构成了支持人民民主党乃至未来支持阿明的中坚力量。
达乌德意识到人民民主党两派在军队中活动的危险性。他清楚，人民民主党的两派都是坚决的亲苏派，他们虽然支持过自己上台，但发现自己试图排除苏联影响并坚持中立政策，便一直持反对立场。实际上，这批左派人物已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加上宗教界人士强烈反对亲苏，达乌德本人也需要西方的更多支持，他决定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1977年2月14日，达乌德正式就任阿富汗共和国宪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他开始筹组“国家革命党”，以增强自己的势力。同月，达乌德宣布解散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以亲苏人士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阁，撤换有人民民主党党员身份的政府官员和亲苏的军官。
达乌德的这一转变，遭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猛烈抨击，苏联也表示极端不满。达乌德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合作关系破裂，苏联趁机于7月出面将人民民主党分裂的两派重新合并。塔拉基仍任总书记，卡尔迈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阿明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颠覆达乌德政府成了人民民主党的主要目标。
1977年4月，达乌德再访苏联，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抱怨，北约国家在阿富汗援助项目中增加人员过多，他们甚至进入了一向未被允许进入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阿富汗政府应当驱逐这些“帝国主义间谍”。达乌德当即反驳：“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聘用外国专家完全是阿富汗国家的特权。如果有必要，阿富汗可以继续贫穷，但其行动和决策是自由的。”当苏联方面问及，这些西方国家的专家何时撤离，达乌德的回答是：“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言下之意是，我们连苏联人也不要。
两国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达乌德迫使苏联与之签订新的协定——自1979年始，阿富汗向苏联供应的天然气价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经提供的天然气，苏联按原价格给予18％的补偿。最后，勃列日涅夫直言规劝达乌德，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达乌德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达乌德为此缩短了访问日程，临行时勃列日涅夫亲赴机场送行，企图挽回局面；两人只谈了五分钟，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正如达乌德的助手后来回忆，达乌德此举等于“在自己的死刑状上签了字”。
紧接着，达乌德政府在1978年初遇到巨大的困难。经济发展因资金短缺、人力物力不足而停滞不前，土地改革受到民间的顽强反抗以至无法进行，人民生活空前困苦。面对这些困难，达乌德加强军事独裁统治以控制局势，结果人民对立的情绪更加强烈。达乌德的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同样激烈。达乌德素以专断出名，对待部长们就如同“将军对待中士一样”。新内阁中，仍由他本人兼任总理，内阁部长包括他的“朋友、朋友的儿子、马屁精甚至被废黜的王室旁系成员”，而且政府日常工作依赖一个非正式的四人核心内阁，其中还有达乌德的弟弟，非内阁部长的纳伊姆，这招致政府内部广泛不满。1978年2月，达乌德再次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人民民主党开始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几个月中至少进行了十次模拟政变。阿富汗即将陷入血与火的深渊。
1978年4月17日，人民民主党的著名政治家、“旗帜派”领袖、工会领导人米尔·阿克巴尔·卡比尔被暗杀。这件事引爆了阿富汗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成为人民民主党展开政变行动的导火线。人民民主党指责这次暗杀事件是达乌德策划的，进行了激烈的谴责。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了1.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几百名年轻军官和军校学员参加了游行，高呼“打倒刽子手达乌德”的口号，结果遭到军警的镇压，发生了流血事件。
4月25日，达乌德政府开始大逮捕，以违宪罪逮捕人民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两百多名参加反政府活动的军官首先被捕。当晚，人民民主党政治局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就在会议要结束时，达乌德的宪警队突然冲了进来，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政治局委员都被抓进了监狱。
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在会场。警察即刻集结到其住宅进行搜捕。庆幸的是，负责搜捕的奥马尔·扎伊尔警官是“旗帜派”一名秘密成员。他考虑到阿明没有参加秘密会议，估计不知道政变计划，所以凌晨3点搜查结束后，奥马尔只是将阿明软禁在家中。在塔拉基等政治局委员都被关进监狱的情况下，阿明成了人民民主党唯一一位没有被捕的领导人，他开始思考如何实施原定计划。
精明的阿明与警察周旋起来，为政变争取时间。他表示：“诸位警官，现在都近凌晨四点了，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坐下来喝杯上等好茶缓缓神，反正我已经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心了，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吗？等到7点天亮了再把我送进监狱也不迟。”警官们搜查了一夜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接受了阿明的“好意”。他们喝着茶、聊着天，不知不觉5个半小时过去。最后阿明怀着一丝笑意、无憾地被送进了监狱。就在这5个半小时内，阿明将政变计划交给了儿子，由儿子交给了阿富汗陆军第4坦克旅参谋长、人民民主党党员穆罕默德·拉菲。经过拉菲的传递，营长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塔拉詹少校、谢尔贾恩·马兹都尔亚少校和阿富汗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尔上校等人很快得知了消息。
早上7点，卡迪尔上校和瓦塔拉詹少校等人调动坦克和装备向喀布尔方向推进。拉菲留守指挥部，采取防范反政变的措施。首先，他们欺骗旅长为坦克发放弹药，并将坦克移动到了喀布尔附近。上午9时，瓦塔拉詹少校面见并说服了旅长。卡迪尔上校指挥政变部队陆续开进首都喀布尔，切断了首都与外省的联系。上午10时，达乌德按原定计划正在总统府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镇压反对派的措施和处置塔拉基等人的问题。据说，政变前夕一些西方国家大使馆的情报官员已得到人民民主党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喀布尔当局，却被有关人员忽视。当坦克陆续开进喀布尔时，达乌德才感到大祸临头，立即命令国防部长胡拉姆·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离开会场组织部队抵抗。达乌德则不听从下属的劝告，拒绝离开总统府，只是命令总统卫队加强戒备。海德尔·拉苏利将军的座车驶出总统府，见到街上军队往来众多，司机惊慌失措下将汽车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海德尔·拉苏利将军受伤动弹不得。这失去了召集救援部队的机会，注定了达乌德政府的命运，达乌德坐困总统府更是犯下了致命错误。后来，拉苏利将军被政变部队开枪打死。
1978年4月27日中午12时，政变部队开始行动。他们首先抢占电台、国防部、内政部等要害部门，在国防部、内政部、空军司令部和国际机场等地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政变部队攻占了监禁政治犯的监狱，救出了塔拉基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并将他们护送到设在电台的政变总指挥部。瓦塔拉詹少校指挥包围总统府的坦克开炮轰击。总统府即旧王宫，是一座四周高墙的堡垒，周围布置了高射炮；总统府卫队是一支1800人的部队，装备精良。达乌德总统全家都居住在总统府。政变军队的进攻遇到总统府卫队的激烈抵抗，坦克被阻于总统府围墙之外。政变部队占领了俯瞰总统府的后山，但未能消灭总统府向外扫射的机枪和火箭炮。
喀布尔周围已被政变部队控制，达乌德只有命令距喀布尔800公里外仍忠于他的驻信丹机场空军前来支援。由于航程远、往返耗油量大，战斗轰炸机只能在喀布尔上空停留十多分钟。又因未能与地面取得无线电联系，达乌德召唤来的战机未投掷一弹而返。其实，无线电联络设备已被苏联的克格勃特工暗中破坏。下午3时后，卡迪尔上校指挥支持政变的空军米格战斗轰炸机从临近机场起飞，向总统府俯冲投弹。总统府的高射炮因操纵机械被事先破坏而失灵，只能任凭飞机轰炸，密集的炸弹摧毁了抵抗的据点，总统府燃起熊熊大火。当晚，坦克履带碾过总统府的台阶。总统府被攻占，躲在地下室里的达乌德全家被俘。
政变领导人对失败者采取了肉体消灭的血腥手段。被俘的达乌德和他的弟弟纳伊姆拒绝劝降，政变部队当着他们的面枪杀亲属。达乌德的3个儿子和儿媳、孙子和孙女被杀后，再枪杀本人。达乌德一家30余口，除一名孙女幸免于难外，全部被枪杀。达乌德被杀时68岁。据说达乌德本人身中一百余弹，尸体惨不忍睹。
政变成功后，政变领导人仍命令大批屠杀被俘或投降的前总统府卫队、警察部队和其他治安部队人员。据保守的估计，这次政变中死亡人数达2000。达乌德政府的副总统赛义德·阿卜杜勒·伊拉、国防部长海德尔·拉苏利、内政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司令穆罕默德·穆萨等军政高官也被处决。达乌德被杀后，阿富汗新政权没有立即公布其死亡，而是宣称达乌德“因健康原因辞职”。直到30年后的2008年，人们才从喀布尔郊外两处大型坟墓中发现了达乌德及家人的遗体。最终确认达乌德遗骸的依据，除了牙模，还有遗体旁的一部小型黄金《古兰经》。这部黄金《古兰经》曾是沙特阿拉伯国王赠予达乌德的礼物。
随着总统府的陷落，阿富汗各地的驻军相继宣布效忠新政权。美国方面迅速反应，美联社的新闻稿说——是“克里姆林宫之手”策划了阿富汗政变。苏联塔斯社随即反驳——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是从报纸上得知阿富汗发生政变的。无论如何，隆隆的枪炮声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首都喀布尔夺取了政权。1978年4月28日，塔拉基宣布将“阿富汗共和国”改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塔拉基当选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兼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卡尔迈勒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兼第一副总理，阿明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政变首要功臣阿卜杜勒·卡迪尔任国防部长。这标志着自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完全掌握了阿富汗。1978年8月，塔拉基兼任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第二年又兼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主席。从此，阿富汗走上了苏联的轨道。塔斯社评论这次阿富汗政变时说，阿富汗新政府的诞生是“阿富汗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转折点”。阿富汗人民保持了沉默，喀布尔离他们千里之遥，达乌德早已不得人心；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舶来品对山区和农村中的阿富汗地方部族百姓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人民民主党坚信，历史、真理和进步都在他们一边，他们将带领阿富汗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内阁会议上，塔拉基宣布：“用十年的时间实现目标！”阿明反对说：“五年就够了！”想这样快就实现目标，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后，立即表示要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7月11日，塔拉基对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说：“阿富汗的革命所以胜利和发展，是因为有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作为苏联的邻邦，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希望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的参加者和成员。”当天，阿明又向这位苏联大使表示：“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的著作的教育。”阿明还说：“我们对苏联朋友没有秘密，因为我们总是想用四点基本品质教育党员，这就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主义、国际主义。”
塔拉基把推翻达乌德政府的政变称作“四月革命”，声称要在阿富汗进行彻底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包括社会生活和国家机构民主化，进行土地改革等等。“四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阿富汗同苏联签订了40多项经济协定。1978年12月，塔拉基访问苏联，苏联与阿富汗又签署了重要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双方开始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合作”。这种“全面合作”将阿富汗与苏联的全球战略连接在一起。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进入阿富汗，使阿富汗的一切重要部门和军队连以上单位都置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严密控制中；阿富汗的国旗也改成与苏联相似的单一红色；喀布尔街道两旁的房屋门窗都涂成了红色，整个首都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这些做法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反感和愤怒。阿富汗人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在苏联的帮助下，塔拉基政府大力整顿军队，大量清洗不可靠的军官。阿富汗军队中被清洗的军官达350人，中央军团司令、治安部队司令以及步兵第8、18、20师和装甲兵第15师师长等中上级军官先后被撤换，大批老军官和非人民民主党军官被迫退休。新政权筹建了一支3.5万人的“核心正规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在楠格哈尔、拉格曼、坎大哈、乌鲁兹冈、查布尔、法拉等11个省，建立了以忠于人民民主党的知识青年为主的民兵队伍，每省约一个营的兵力，加强对各地的监视和镇压。阿富汗军队同时在喀布尔成立突击部队，配备运输机，以作为机动力量支援地方武装。以强化的军事力量为基础，新政府每周都把阿富汗人赶上街举行游行，表示忠诚，“颂扬革命成就和伟大的领袖塔拉基”。
塔拉基政府天真地认为只要照搬苏联的经验，就能使他很快赢得人民的支持。塔拉基相信阿明，他的口号是——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苏维埃政权在60年来所做的事。于是，阿富汗全国开始对工商企业、农村、宗教领域实行“全线社会主义改造”。塔拉基不顾阿富汗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绝大部分居民是虔诚穆斯林、部族力量强大的国家，仓促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如土地改革、教育改革、解放妇女等；这些改革非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反而激起了阿富汗国内的部族首领、宗教首领和广大人民的极度不满。各项改造项目中，以土地改革的影响最大。土改法规定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6公顷，超过部分一律收归国有进行再分配。新政府还宣布取消贫穷者的一切债务，引起了富有者的强烈反对。禁止买卖婚姻、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也招致普遍反感。
这些对政府现行政策不满的人，又遭到塔拉基政府的镇压。塔拉基政府在革命的口号下，大规模镇压所谓的“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把所有在野党、反对政府改革法令的人士一概斥之为“人民的公敌”。清洗运动在阿富汗全国大规模开展，有不同意见的军官、国家干部、党务工作者、政治组织领导人、部落代表和宗教界人士均遭镇压，监狱里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被枪决，阿富汗国内政治经济由此陷入长期动荡。
在阿富汗内政外交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反政府武装出现了，阿富汗人纷纷拿起武器，进入深山。他们以“圣战者”的名义宣告，要将“圣战”进行到底，直至推翻人民民主党政权。“四月革命”后短短几个月，阿富汗的领土上就出现了十多个穆斯林武装组织。抵抗运动自发在阿富汗全国展开，政府军同穆斯林武装力量的战斗从阿富汗东部、南部发展到西部和北部省份，极大威胁着立足未稳的阿富汗“革命”政权。
随着阿富汗新政权威信的不断降低，越来越不得人心，阿富汗政府军内部开始爆发严重的兵变，阿富汗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安。1979年3月在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政府军一个师反戈一击，成千上万的市民也参加了战斗，几十名苏联军事顾问及家属被杀。前来镇压的阿富汗政府军占领该城后，报复性地枪杀了几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仅仅一个月之后，贾拉拉巴德又发生了一次兵变，再次有苏联军事顾问在兵变中死亡；6月，在哈扎拉地区还爆发了起义。接二连三的兵变和起义搅得苏联人心神不宁，连苏联的军事顾问和专家的生命都失去了保证，看来塔拉基政府已经无力单独镇压这些“叛乱”，需要苏联的干预了。
阿富汗国内的混乱还因新政权内部的不和变得更加不可收拾。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塔拉基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的“旗帜派”争斗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最后进入白热化。组织新内阁时，两派围绕权力分配问题斗得不可开交，最终以“人民派”占11席、“旗帜派”占10席，两派基本平分秋色而暂时平息。“旗帜派”因未占据主要领导位置而不甘心，私下组织力量夺权。而“人民派”则自恃有苏联撑腰，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和排挤“旗帜派”。
1978年6月，“人民派”控制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扩大革命委员会编成的决议》和《关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统一的呼吁书》，在人民民主党内开展清洗，清洗的矛头直指“旗帜派”。属于“旗帜派”的内政部长努尔·艾哈迈德·努尔、社会事务部长阿娜希塔·拉特布扎德、广播电视部长希塔以及外交部秘书瓦克尔等6人被赶下台，派往国外当大使。卡尔迈勒本人也遭清洗，被解除副总统职务，派往捷克斯洛伐克任大使。卡尔迈勒当时拒绝出任驻外大使，声称是他将“把阿富汗从这伙国家叛徒的魔爪下解放出来的”，但面对塔拉基的枪口，他却不能不走。卡尔迈勒从此流亡东欧，处于苏联的保护之下。
7月，塔拉基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军队中设立政治机构，各级指挥官中设立政治副职，强调军队服从于党的领导。塔拉基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和总参谋长沙赫普尔等人的强烈不满。塔拉基发现这一情况后，于8月中旬以企图发动政变为由，逮捕了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总参谋长沙赫普尔、计划部长苏丹·阿里·基什特曼德、公共工程部长穆罕默德·拉菲等人，将以前派往国外当大使的6名“旗帜派”成员召回国、免职，并将他们开除出党，后多人遭处决。“旗帜派”势力从此一落千丈。
“旗帜派”被清洗了，“人民派”内部的矛盾又随之爆发，两个最高领导人塔拉基和阿明为争夺权力而明争暗斗。塔拉基曾说：“阿明就像我的指甲和肉一样，不可分离。”阿明大力构建以塔拉基为中心的个人崇拜。在党和政府的会议上，阿明总是称呼塔拉基为“伟大领袖”“东方之星”或“大思想家”。当时阿富汗官方报纸称阿明是塔拉基“最亲密的战友，最忠贞的门徒”。塔拉基一向对这位“忠诚老实的同志”深信不疑，他想不到，阿明竟也会成为同自己争夺权力的对手。塔拉基渐渐轻视阿明的建议，引起阿明的不满。阿明则宣称，自己塑造出了一个政治怪物，个人崇拜使塔拉基变得过于自信，只相信自己的辉煌。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两人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这场权力的角逐中，阿明实力不断增强。1979年3月，塔拉基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由阿明接任总理；同年7月塔拉基又被迫辞去国防部长兼职，成了徒有其名的“精神领袖”。阿明逐渐控制军政大权，对塔拉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无奈之下，塔拉基准备依靠苏联的力量，一举除掉阿明。
1979年9月9日，塔拉基在日内瓦参加完不结盟首脑会议后，于返国途中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老对手卡尔迈勒，讨论了阿富汗国内岌岌可危的局势。塔拉基答应与卡尔迈勒和解，让他返回喀布尔，帮助自己整顿政务和军务。有迹象表明，他们三人一致同意，把错误归咎于阿明，指责阿明采取了过火的镇压手段。他们甚至已经在讨论以何种方式来对付阿明，是从肉体上消灭，是流放，还是排挤在政府之外？
风声无疑走漏了，阿明绝不会坐以待毙。塔拉基的卫队长早已暗中倒戈，使阿明得悉莫斯科的阴谋。阿明决定立即先发制人。阿富汗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萨杜拉赫·萨尔瓦里获知阿明策动政变的消息，将这一情报紧急报告给塔拉基。塔拉基立即召开人民民主党政治局会议，讨论萨尔瓦里的报告；阿明矢口否认，并指责塔拉基加害自己，双方争执不下。阿明势力已大，塔拉基不敢贸然下手。
1979年9月14日，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帮助塔拉基密谋策划诱捕阿明。这一天，阿明不顾塔拉基的反对，解除了3名塔拉基亲信的部长职务，并改组了内阁。身为国家元首的塔拉基拒绝签字批准，两人的斗争公开摊牌。当天下午3时，塔拉基在与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拉诺夫密商后，打电话请阿明到已经改称“人民宫”的阿富汗总统府参加商讨内阁人事问题的会议。塔拉基表示，会议目的是调解部长任免纠纷，还邀请苏联大使普拉诺夫参加。按照计划，塔拉基准备在会场上逮捕阿明，如抗拒就当场枪杀。
阿明拒绝去人民宫出席会议。他在电话中对塔拉基说，自己已得知，会议上塔拉基将用武力对付自己，因为塔拉基的卫队长已将计划泄露给阿明。苏联大使普拉诺夫立即与阿明通电话，保证阿明的人身安全。阿明勉强答应出席会议，同意带8名贴身保镖来人民宫。当阿明一行人进入人民宫的大门时，警卫只允许阿明一人进去；他的保镖坚持必须随着主人出入。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的总统府警卫们猝然发难，马上向阿明的保镖密集射击，枪战爆发。
阿明有保镖们筑成的“人体碉堡”遮挡，自己又行动敏捷，一边拔枪射击自卫，一边转身冲出大门。8名忠诚的保镖全部战死，换取了左手受伤的阿明逃出生天。阿明在卫队的掩护下逃回国防部，立即命令喀布尔卫戍部队进攻人民宫，逮捕塔拉基。塔拉基的卫队被击溃，塔拉基在炮击中受重伤被俘。
塔拉基本想在苏联大使的协助下除掉阿明，没想到却被阿明借机推翻。这是这个国家5年之内发生的第三场政变，按照阿富汗的传统，阿明身佩长剑、腰挂手枪参加内阁会议，登台独掌国家大权。虽然喀布尔的市民都目睹了人民宫的激烈战斗，但喀布尔当局保持沉默。1979年9月16日，喀布尔电台宣布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塔拉基由于健康原因提出辞呈，由阿明接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主席、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职务。阿明从此集总统、总理和总书记大权于一身，这就是所谓的“九月事件”。
苏联人没想到阿富汗局势如此逆转，无奈木已成舟，只好对阿明表示“祝贺”。苏联是第一个宣布承认阿明新政权的国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评论中，称阿明是“苏联的一个忠实朋友”，实在言不由衷。但是阿明不再买苏联人的账了，“九月事件”让他对苏联异常仇视，苏联方面同样不愿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苏共中央选定对阿富汗方针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以阿明为首的政府打交道。”苏共中央指示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只做一些态度平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塔拉基于10月9日死去。10月10日，《喀布尔时报》刊登了一则短讯：“前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因久病治疗无效于昨晨去世，其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对于这一通告的真实性，阿明、苏联人和阿明的反对派都心如明镜。塔拉基之死，在阿富汗国内一直是一个谜，直到卡尔迈勒在苏联支持下回国，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塔拉基被捕以后，一直被关押在监狱。1979年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处死塔拉基。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总统卫队通信官阿卜杜勒·沃杜德和另一名军官后来供出了处死塔拉基的经过。
阿卜杜勒·沃杜德的供词：
塔拉基被带到一张床铺跟前，他的喉咙变干了，他告诉我给他弄一杯水……当我回来时，我看见塔拉基躺在床上，罗济（总统府政务军官）突然用手按住他的喉咙，伊克巴勒坐在他的胸部。罗济用手掐住他的喉咙，有时，他把一个小枕头压在他的嘴和鼻子上。十或十五分钟后，塔拉基殉难了。
伊克巴勒的供词：
罗济搬了一张床，命令塔拉基躺在床上。他躺下以后我就开始哆嗦，我不能动弹了。罗济封住了塔拉基的嘴，塔拉基开始踢腿。罗济叫沃杜德按住他的腿。于是沃杜德抓住了他的腿，但是他的两条腿仍在踢。罗济叫我按住塔拉基的膝。此后，罗济把一个椅垫塞进了塔拉基的嘴。当罗济放开塔拉基时，他已经死了。
就这样，曾经显赫一时的塔拉基，被阿明的手下活活闷死了。
政变后第一次召见苏联大使普拉诺夫时，阿明开门见山地提出暗杀自己的阴谋计划问题，向普拉诺夫提出警告，并要他转告苏联领导人：希望苏联不要继续干涉阿富汗内政，如果苏联政府不接受这一“劝告”，自己将不得不效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做出驱逐苏联顾问、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苏联驻军，乃至废除《苏阿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而最后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1979年10月16日，阿富汗外交部长瓦里奉阿明之命专门召见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特意向他们揭露苏联大使普拉诺夫策划谋杀阿明的真相及其经过；阿富汗和世界舆论哗然，使苏联政府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久，阿富汗政府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召回一直在阿富汗从事颠覆活动的普拉诺夫大使。迫于压力，苏联方面只得将普拉诺夫召回，任命原苏共鞑靼州委第一书记塔别耶夫为苏联驻阿富汗大使。
紧接着，阿明要求苏联撤回在阿富汗的3000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不许苏联人操纵阿富汗的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也不许苏联人控制阿富汗军队。阿明为了消除克格勃对阿富汗情报机构的控制，全面改组了秘密警察组织——阿富汗革命成果保卫部，成立了名为“阿富汗工人情报组织”的新机构，任命自己的侄子阿萨杜拉为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还让自己的兄弟们出任各省保安首脑。阿明一方面命令阿富汗政府军在帕克蒂亚省等地向穆斯林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另一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政策——释放政治犯，颁布新的宪法，保障宗教信仰，尊重农村所有制，等等。当然，这些最后均有名无实。
阿明和苏联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关系，但他几次拒绝了苏联向其发出的访苏邀请。当时苏联领导人一再要求阿明访问莫斯科，希望双方交换意见以消除误会，并商讨如何对付穆斯林游击队的问题。阿明借口阿富汗内部危机紧迫不能脱身，一再婉言拒绝。其实，他是害怕去莫斯科后被软禁，或苏联趁他离国时策动政变。阿明还坚决拒绝苏联政府的一再要求，坚决不肯将亲苏的卡尔迈勒从苏联召回阿富汗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协助自己处理人民民主党内部事务和国家事务。
对苏联刺激最大的还是阿明的外交政策。阿明上台后，为了逐步摆脱苏联的束缚，开始在外交上疏远苏联，与美国逐渐缓和。阿明提出要实行“更为平衡的外交方针”，公开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他亲自与美国驻阿富汗代办秘密接触（据说与处决塔拉基同时进行），答应为美国文化中心在阿富汗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甚至要求美国恢复对阿富汗的援助。阿明公开提出，要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穆斯林武装力量迅猛发展，波及阿富汗全国28个省中的23个省，阿富汗政府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勃列日涅夫既不愿看到阿明的权力扩大，又不愿看到阿富汗出现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两者都是苏联不能容忍的。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
早在1978年6月，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附近的库纳尔省和帕克蒂亚省就出现了几个穆斯林武装组织，率先打起了“民族救亡阵线”的旗号。8月，另一个穆斯林武装组织“伊斯兰党”也在巴基斯坦境内宣布成立。接下来，穆斯林武装组织越来越多，迅速由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向全境蔓延。这些组织大多是由穆斯林宗教首领和各部族首领发动的，由于伊斯兰教教派不一，各部族间矛盾重重，所以这些穆斯林武装也往往各自为战，互不通气，甚至经常发生组织分裂和相互冲突。此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穆斯林武装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逊尼派穆斯林武装。这些武装组织的力量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各派首脑主要活动于巴基斯坦境内，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最初有六个较大的组织：古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布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协会”（又称“伊斯兰促进会”）、尤努斯·哈利斯领导的“伊斯兰党”（与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不一致）、赛义德·艾哈迈德·伊凡提·盖拉尼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穆罕默德·纳比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和西卜迹图拉·穆贾迪迪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其中前三个组织坚持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理论，以捍卫伊斯兰教的同一性为己任，又合称为原教旨主义派；后三个组织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们没有理论和指导思想，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要求恢复以前的阿富汗，让人民享受更多的公正和平等。这六个组织的总部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巴基斯坦境内的白沙瓦，他们一方面独立组织和指挥国内的战斗，一方面不停地在国际上开展外交活动，要求得到资助，是构成阿富汗抵抗力量的主体。
第二类是什叶派穆斯林武装。这些组织一直得到伊朗的支持，他们的基地或者在伊朗，或者在阿富汗国内，在伊朗均设有办事处。其中较大的组织有八个：“伊斯兰胜利党”“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卫士”“伊斯兰团结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党”“伊斯兰呼声”“伊斯兰力量”和“真主党”。这八个组织主要活动于阿富汗的中部和西部，思想上较为激进，主张进行伊斯兰革命，军事力量不如逊尼派强大。
第三类是国内部落武装和左翼武装。这类组织估计有100—200个，数量最多也最为分散，大多是以村落、部落或亲属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独立的地方武装。他们主要通过缴获和自制的方法获得武器，并有很多原阿富汗军队中退出的军官和士兵在指挥、参与战斗，较大的组织有阿富汗中部山区的哈扎拉人抵抗力量、北部由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人组成的萨马组织以及东部库纳尔地区一部分由努里斯坦人组成的武装力量。
第四类是主要由前国王查希尔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组成的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组织，这些人多流亡在欧美各国，在国内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
阿明狂热崇拜斯大林，斯大林的肖像一直摆在阿明的办公桌上。他喜欢不断重复说：“斯大林同志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非常好！”按照这套逻辑，阿明完全忘记了上台之初自己承诺的政策，转而不断向阿富汗人民施加“痛苦”。
上台后的三个月里，阿明处决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军人以及被怀疑有“反阿明情绪”的人。此时的阿富汗已经到了全面失控的边缘，各种穆斯林武装合计已拥有4万兵力，控制了阿富汗全国80％的领土。当时的阿富汗全国有4万座清真寺和30万毛拉，伊斯兰信仰鼓舞着阿富汗的穆斯林武装与政府军战斗，这样的战斗甚至快要蔓延到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几个伊斯兰加盟共和国。阿富汗政府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武器全面“清剿”穆斯林武装的活动地区；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惨烈的内战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阿富汗难民约11万人，1979年底达到80万人左右。逃往邻国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越来越多，许多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境内加入游击队，又返回阿富汗与政府军作战。阿明政权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难以驾驭，而是临近崩溃。
苏联面临抉择：要么丢掉阿富汗，要么军事干涉。
事实上，早在1979年3月15日赫拉特爆发兵变时，塔拉基政府就已经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至19日讨论了阿富汗政府的出兵请求，结论是——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暂不出兵。勃列日涅夫答应向阿富汗再提供10万吨小麦的粮食援助，除已在阿富汗的3000多名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之外，再增派1000名军事顾问和高级党务工作者。塔拉基政府先后20次请求苏联出兵，均未得到回应；阿明上台后自然不承认那些请求，苏联人却马上不请自来了。
1979年12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核心会议，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出动规模不大的兵力，即7.5万至8万名军人，解决阿富汗问题。10日再次开会，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奉召到会；他反对出兵，理由是这些数量的军人解决不了问题。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粗暴地打断了他：“还轮不到您教训政治局！您只需执行命令。”最终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停止犹豫的决定性因素，是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能打到苏联纵深的中程导弹。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这样做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决策者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处二把手苏斯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随后政治局委员全体拥护，只有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没有签字，接着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认同了这一决议。这种表决方式在苏共中央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它反映了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态。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克夫1996年在其回忆录《阿富汗战争的秘密》中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做出的困难最大、最富有戏剧性的决定之一。问题提得如此突然，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容不得进行长时间的考虑。出兵阿富汗的建议不是安德罗波夫提出来的，而且谁都谈不上是决定的起草人。可以说，从苏联、阿富汗本身和苏阿关系的战略利益考虑，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考虑的都是一个问题，即苏联对阿富汗形势的发展不能漠不关心。因此，他们谁也不劝说对方放弃对阿富汗‘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想法，分歧只在于如何实施军事援助。”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合法依据”是塔拉基活着时的“请求”，以及另一张快要被人遗忘的王牌——一直流亡在苏联的卡尔迈勒。其实，在1979年9月阿明发动政变后，苏联就开始为入侵做精心的准备。12月初，苏联向阿富汗空运了3个营的兵力，实际控制了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12月8日，苏联的运输机把一队队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运到喀布尔。这些人都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外表与阿富汗人极为相似。早在1978年春，20架苏军直升机被派往阿富汗，协助阿富汗政府军镇压穆斯林武装。在阿富汗行动的苏军直升机全被重新涂装成阿富汗空军的颜色，由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飞行员驾驶。阿富汗的人口中，塔吉克族占25％，乌孜别克族占8％，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直升机在阿富汗坠毁时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
1979年11月底，驻守首都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军4个师“奉命”被调往外地，喀布尔防守空虚，完全被苏联军队所控制。与此同时，部署在喀布尔以南的阿富汗政府军第7师和喀布尔以西的阿富汗政府军第8师这两支精锐部队在做奇怪的事——他们在苏联顾问的劝说下“清点弹药”，封存轻武器，实际上失去了战斗力。在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苏联顾问又以“维修检查”为名，从阿富汗军官手中“暂时接管”了通信线路。其他喀布尔以外的阿富汗军队，苏联顾问和专家们以对坦克进行换季维修以适应冬季训练为理由，把阿富汗政府军的坦克拆得七零八落，根本无法抵抗任何突然袭击。
直到这时，苏联人还信誓旦旦地向阿富汗政府军的将军们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苏联入侵阿富汗前的第二十天，恰逢《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勃列日涅夫亲自向阿明致电祝贺，声称苏联将继续向阿明提供“全部无私的援助”。另外，苏联《真理报》还突出报道了阿明当选为阿富汗保卫革命全国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得到阿富汗绝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此期间，苏联对西方接连发动引人注目的外交攻势和宣传攻势，大力宣传苏联从东德部分撤军，猛烈抨击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在阿富汗问题上，苏联宣传部门大力谴责巴基斯坦、美国和中国对阿富汗进行“破坏”和“颠覆”，以制造入侵借口。就在入侵前的第四天，苏联《真理报》还特意辟谣，指责西方关于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报道是“不折不扣的捏造”。
苏联所有这些外交欺骗措施，都是为入侵阿富汗提供烟幕。1979年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也颇为有利：这年初，霍梅尼在伊朗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这场宗教革命导致伊朗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到1979年11月，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爆发，美伊之间的人质危机更使两国关系紧张到极点；美国派出航空母舰对伊朗进行军事威慑，伊朗则扬言，如果遭到进攻就处决人质。美国在人质问题上已是焦头烂额，无力顾及阿富汗，西欧也是鞭长莫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区性大国也有这样那样的国内问题，无暇他顾。苏联抓住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对阿富汗动手近在眼前。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主要负责“特殊任务”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安排下，苏联内务部负责安全的第一副部长维克多·帕普京中将率代表团于12月5日来到喀布尔。帕普京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曾长期供职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在许多国家组织间谍网，并成功地策划过几次政变。帕普京中将的代表团在评估阿富汗局势后指出——为了加强阿富汗治安力量和武装部队的实力，建议由苏联帮助改组阿富汗军队、警察部队和情报机构。阿明指责这一建议等于削弱自己对武装部队和治安力量的领导权，立即予以拒绝。帕普京又提出苏联政府愿意出兵帮助镇压穆斯林游击队，阿明对苏联的意图表示怀疑，也婉言谢绝了。
整个入侵行动方案是在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领导下，由苏联国防部、苏军总参谋部、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共同制定的。在拟定方案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阿富汗东西正面宽、南北纵深短的地理特点和境内交通状况，认为这是检验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战役理论的大好时机。他们最终决定：以铁尔梅兹—喀布尔为主要突击方向，以库什卡—赫拉特—坎大哈为辅助突击方向，分进合击，实行钳形攻势，对阿富汗实行东西合围。
12月12日，苏军在毗邻阿富汗边界的铁尔梅兹建立了相当于军一级的前方指挥部，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地面和空中行动。同时，苏军还在该地增设了卫星地面接收站，开设了专门的指挥通信网。
为了增大入侵行动的突然性，苏军采用了就地动员、就地扩编、迅速展开、快速推进的做法。除空降部队外，主要使用中亚军区和土耳其斯坦军区靠近阿富汗边境部署的6个师。12月14日至15日，苏军将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第103空降师和南高加索军区所属第104空降师各一部，以远程空运演习为名，转往莫斯科附近，尔后调至中亚军区的巴尔喀什和奇姆肯特。同时，苏军中亚军区所属的第105空降师秘密进驻铁尔梅兹。
等到12月24日，苏军的6个摩托化步兵师、2个空降师、3个武装直升机团和2个运输直升机团共12.5万人已基本完成入侵前的战略准备和展开。这支强大的入侵部队，共拥有坦克2000余辆、步兵战车1000辆、各种火炮2000门、汽车2.5万辆、各型固定翼飞机200架、直升机150架。这些装备除少量留在苏联境内外，其余大部分全部投入了入侵行动。
从12月24日夜间开始，大批苏军被运进了喀布尔。据当时的目击者说，由于苏军大规模空运部队，喀布尔市区的夜晚简直无法入睡，大批飞机在低空轰鸣，震得窗户上的玻璃格格作响。喀布尔机场上，一架架巨大的银白色“安东诺夫”运输机起降不息，巨大的苏军安-12和安-22运输机在跑道上连发动机都不关闭，等士兵们冒着螺旋桨卷起的风沙走下飞机后，运输机立即起飞，返回苏联运载另一批士兵。机场上到处摆满了坦克、大炮、装甲车、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机场附近帐篷林立，苏军士兵来回巡逻，往日空旷的机场热闹得像集市。
这批被空运来的苏军，正是第105空降师和第103、104空降师一部。他们是入侵行动的先遣部队。
入侵行动将在黎明开始。
在12月中旬，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别耶夫以保护阿明安全为由，劝说他暂时离开喀布尔的总统府人民宫，搬到喀布尔郊外的达鲁阿曼宫居住。达鲁阿曼宫是喀布尔众多王宫之一，也是具有新古典风格的欧式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它曾是阿马努拉国王推行改革的重要象征。阿马努拉国王下台后，该宫曾先后用作喀布尔博物馆和国防部办公楼。这里地形险要，防守严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阿明接受了这个建议。阿明就这样离开了喀布尔市区，留下了信息和权力的短暂真空。
1979年12月27日傍晚，夜幕在喀布尔降临。市区南部的大小商店相继关门打烊，穆斯林居民们吃过晚饭后大都早早地歇息了。喀布尔市区北部则是霓虹灯争相闪烁，呈现出一片欢乐气氛。圣诞节刚过，距1980年元旦只剩4天，驻阿富汗的西方国家使馆官员和新闻记者正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之中。一些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酒吧和咖啡厅内人影晃动，喧闹声和与伊斯兰教音乐大相径庭的现代爵士乐不时传出，丝毫没有反常迹象。
达鲁阿曼宫中的阿明此时却接到了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塔别耶夫的电话。塔别耶夫的意思明确——尊敬的哈菲祖拉·阿明同志，鉴于阿富汗目前政治局势混乱、反革命势力猖獗和日益扩大的反苏倾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阁下作为阿富汗总统、总理和人民民主党主席，已经丧失了控制局势和领导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开展斗争的能力。因此，为了避免阿富汗局势的恶化，避免喀布尔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反苏势力的附庸，防止不必要的流血事件，莫斯科建议阁下辞去阿富汗总统、总理和人民民主党主席职务。这是最后通牒。
为了拖延时间，阿明谎称要考虑一下。塔别耶夫表示同意，并告诉阿明，一小时以后将有4辆苏军的装甲车来接其全家撤离。
阿明放下电话，立即下决心调动阿富汗政府军，与苏联人做最后一搏。当他拿起电话准备向忠于他的将军们下达命令时，才发现达鲁阿曼宫通往外界的电话线除保留了同苏联大使馆的专线外，其余全被切断。早在当天下午，一批苏联专家就以检修通信设备故障为名，闯入喀布尔电话局，截断了达鲁阿曼宫与外界的一切电话联系。在现代化的牢笼中，阿明与外界彻底隔绝。
苏联大使馆内，由塔别耶夫主持举行的盛大宴会正在进行。阿富汗政府的部长们、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大多数都被邀请到这里。宴会主人频频劝酒，阿富汗人感到盛情难却，为苏阿友谊而开怀畅饮，不少人已被烈性的伏特加灌得昏昏沉沉。
时钟刚刚敲过7点，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喀布尔市的宁静，位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中央电信大楼燃起了熊熊大火，首都与外界的通信联络随即中断。几乎与此同时，喀布尔街头响起了夹杂在一起的坦克履带声、大炮轰鸣声和各种轻武器射击声。出席宴会的阿富汗政府军政要员们无不惊慌失措，倒是出席宴会的苏联客人一个个镇定自若，他们早已知道要发生什么。
阿富汗政府的军政要员们急忙拿起电话询问情况，但通信联络早已被切断。喀布尔电台中断了播音，片刻之后又恢复播送阿富汗的民族音乐，而电视信号中断以后没有再恢复。喀布尔市内到处漆黑一片，政府首脑机关、交通要道周围，到处是头戴皮帽的、说俄语的苏军士兵。喀布尔的战略要点未经激烈战斗就统统被苏军占领，市内的十字路口、大小广场、政府各部门办公楼、电视台、广播电台、桥梁、汽车站，无一不由苏军控制。
驻喀布尔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这才恍然大悟。早在几个月之前，美国《新闻周刊》驻莫斯科记者科尔曼曾有报道，他在苏联的土库曼共和国看到了令人不解的一幕——已是盛夏的土库曼首府阿什哈巴德大街上，有两种装束完全不同的苏军士兵：一种头戴钢盔、身着单衣，另一种头戴皮帽、身穿大衣。显然，后者是刚从寒冷的北方调来的。那时，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料到，这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前奏。科尔曼以记者所特有的敏锐政治眼光意识到，这是苏联军队在其南部边境集结的一个明显迹象。也许，除了定位于苏联领空上的美国军用侦察卫星之外，科尔曼是第一个察觉到苏军这次重要军事入侵行动的外国人。不过，当时那篇报道未能引起注意，现在来看，更是晚了。
人在达鲁阿曼宫的阿明听到喀布尔市区的枪炮声后，立即感到情况不妙。他想给武装部队下命令，但由于电话线已被切断，只好派身边的两名保镖前往国防部传达命令。两名保镖刚刚离开，阿明的秘书便接到了来自苏联大使馆的电话——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帕普京将军要求会见。阿明意识到，这又是来劝他辞职的。
8时许，帕普京带4名警卫人员来到达鲁阿曼宫。宾主刚一坐定，双方便唇枪舌剑开始了论战。帕普京指责阿明上台以后投靠帝国主义，背叛苏维埃与社会主义阵营，要求阿明立即发表声明辞职。他表示，自己的任务是负责说服或强迫阿明做两件事：一是主动要求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二是把权力顺利地交给卡尔迈勒。阿明不甘示弱，针锋相对进行还击。最后，阿明对帕普京下了逐客令。帕普京拍案而起，带着他的警卫人员离开了会客室。帕普京刚走出门口不远，埋伏在四周的阿明保镖从背后向帕普京和他的警卫人员开了火；维克多·帕普京中将全身多处中弹，当场死亡，达鲁阿曼宫的院子里留下了5具苏联军官的尸体。本想抓帕普京作为人质的阿明，这时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最后资本。
一支苏军特种部队已经在逼近达鲁阿曼宫。
这是苏军的入侵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按照苏军的计划，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合成化、强战力、小规模地面部队消灭敌对集团首脑节点的特种作战，目标是将敌方首脑集团一网打尽，瘫痪阿富汗全部作战体系。按照作战指示，决不能放过哈菲祖拉·阿明。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属于克格勃系统的“阿尔法”和“信号旗”快速反应部队完成了这次突袭行动，它们在当时的名称是“雷霆”和“天顶”。其实，真正作为主攻部队的是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俄文缩写GRU，中文简称“格鲁乌”）下属特种部队，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科列斯尼克少将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官。
1979年5月2日，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局长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大将把科列斯尼克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命令科列斯尼克组建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科列斯尼克已经在格鲁乌工作两年多了，担任特种侦察副局长职务，上校军衔。此前科列斯尼克一直在苏联中亚军区服役，调离前担任该军区第15特种兵旅旅长。
第154特种兵分队基本上是一个营的建制，兵员总额在520人左右，下设4个连和4个独立排，分别是1个步兵战车连、2个装甲运输车连、1个混成连（包括火箭筒排、火焰喷射器排和工兵排），通信排、自行火炮排、汽车排和后勤保障排。尽管没有人告诉科列斯尼克组建这个分队的目的，但是从人员编制和武器装备来看，科列斯尼克能猜出这个独立分队将接受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最令人费解的是，侦察总局对该分队人员的民族成分有特别要求，只能挑选乌孜别克族、土库曼族和塔吉克族的官兵。人员选拔制度非常严格，士兵必须要求已服役时间在1年至1年半期间，必须训练使用特种兵装备，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必须是一流的。
总局允许科列斯尼克在苏联的两个亚洲军区（即中亚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所有摩托化步兵和坦克兵部队里挑选人员。一个半月后，分队组建完毕，每个连里都配备了军事外语学院的实习学员。直到后来科列斯尼克才明白，原来这三个民族的主要居住地都与阿富汗接壤，其中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会说阿富汗的普什图语。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由此得到了一个绰号——“穆斯林营”，分队指挥官由贝洛诺夫上校担任。
1979年11月19日至20日，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全体队员和装备物资搭乘安-12和安-22运输机进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随后，分队开始在巴格拉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训练中，特种兵们常身着阿富汗政府军制服，左臂捆绑白绷带作为识别标志。部队安置好后，科列斯尼克返回莫斯科。临行前，科列斯尼克向全体队员传达了上级命令：他们将在指定的时间内进入喀布尔，抓住或击毙阿明。
1979年12月13日，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根据命令要求进入喀布尔，任务是加强对阿明的“警卫”工作。一周前，苏联曾通知阿明，称“将对他加大支援，并将于近日派遣一支极富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到阿富汗来保证阿明与巴基斯坦之间冲突时的优势”。
16日，科列斯尼克乘飞机前往阿富汗。在飞机上他遇到了和自己肩负同样任务的德罗兹多夫将军和科兹洛夫海军中校，他们将分别指挥克格勃的“雷鸣”和“顶点”特种部队。来到喀布尔后，科列斯尼克先拜见了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武官穆罕默多夫将军，他向科列斯尼克介绍了一下喀布尔的局势，并对他们的“警卫”工作进行了安排。
阿明目前的住所达鲁阿曼宫共有三层警卫部队，最里面一层是阿明的私人警卫连，第二层是苏军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第三层是阿富汗警卫旅。18日，科列斯尼克拜见了阿富汗警卫旅的旅长占达特少校。随后，他们开始就阿明的警卫工作交换了意见。占达特少校毫无防备地向科列斯尼克介绍了达鲁阿曼宫的一些情况，还陪科列斯尼克一起在达鲁阿曼宫周围转了一圈。科列斯尼克没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阿富汗警卫旅的兵力部署情况。
18日晚，科列斯尼克在驻地设宴款待阿富汗警卫旅军官，为的是和阿富汗人“搞好关系”。阿富汗警卫旅共来了15名高级军官。很快，苏联人的伏特加就发挥了作用。警卫旅的一名军官在酒精的作用下，情绪高涨，毫无保留地向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讲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们是如何用枕头闷死阿富汗前总统塔拉基的。克里姆林宫马上收到了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上报的关于塔拉基遇害的真相。当时苏联领导人并不知道塔拉基已经死了，而阿明在与苏联的交涉过程中，一直在欺骗苏联，他还将保证塔拉基的人身安全作为谈判王牌。苏联领导人在获得这一情报后，更坚定了要清除阿明的决心。
克里姆林宫收到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情报后的第二天，科列斯尼克被召到苏联大使馆。在这里他见到了克格勃总顾问伊万诺夫中将，伊万诺夫中将和使馆参赞穆罕默多夫上将一起向科列斯尼克传达了克里姆林宫要推翻阿明政府的命令。根据他们的计划，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要派出5个排分别占领机场、总参谋部和通信枢纽部等军事政要地，随后，再用1个连和2个排的兵力攻占达鲁阿曼宫。克格勃的“雷霆”和“天顶”两支特种部队也将各有30名士兵参加此次突袭行动。他们分别由德罗兹多夫将军和科兹洛夫海军中校指挥，将搭乘BMD-1步兵战车和BTR70装甲车投入战斗。
达鲁阿曼宫位于喀布尔南郊约30公里，由钢筋水泥构成，整体呈圆柱形，有4个大门，仅宫墙就有1米厚。宫殿建在比周围高出60米的山丘上，四周是平地，山丘上的五个边角上各修建了一座警卫楼，每座都部署有警卫力量。山丘也被休整成数层梯田的模样，要将车辆开上山顶，需要通过一条绕山一圈的环形公路。达鲁阿曼宫有4层高，总统阿明和其他重要人物住在二楼，底楼驻有警卫人员，三楼是随从人员和服务人员，四楼上布置有探照灯。
达鲁阿曼宫后面隐藏了3辆苏制T-54坦克，可以随时向四周开阔地射击。阿富汗警卫旅的3个警卫营约2000人驻扎在达鲁阿曼宫外围的营房里。外围还部署了1个防空团，装备有12门100毫米高射炮、16部防空导弹发射架以及许多14.5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喀布尔市郊甚至还有阿富汗政府军的2个坦克旅和机械化步兵营能为阿明的警卫旅提供支援。达鲁阿曼宫围墙内的防御力量是阿明的私人警卫连300人，其中200人驻扎在五个警卫楼，宫内约有100人。他们的军服不同于其他阿富汗政府军士兵，一律配发装饰有白色带的帽子、白色腰带和白色枪套，装备精良，战斗力不可小觑。
从人数上比较，除2个坦克旅外，阿富汗政府军就有约3000人，而苏军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只有520人。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必须用自己的3个连对付警卫旅的3个营，所以攻占达鲁阿曼宫的兵力只剩下1个连了。为此，科列斯尼克向将军们要求提供增援。伊万诺夫和穆罕默多夫将军让科列斯尼克回去等两个小时，可是科列斯尼克整整等了18个小时。再次来到使馆，穆罕默多夫将军任命科列斯尼克为清除阿明行动的总指挥，然后把他带到使馆的机要室，拨通了苏军总参谋部的电话。
电话里，科列斯尼克详细地向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汇报了达鲁阿曼宫的警卫情况和地理优势，以及敌我兵力对比状况，并申请增援一个空降连和一个反坦克导弹排。奥加尔科夫将军认真听完汇报，对科列斯尼克的作战计划表示赞同，决定立即给科列斯尼克增派援兵。于是，突袭开始前苏军第345近卫空降团一个连也将被调配来支援行动。
1979年12月27日晚，就在阿明的警卫射杀帕普京中将时，突袭阿明的战斗打响。苏军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分别向达鲁阿曼宫、阿富汗内政部和喀布尔广播电台进发。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指挥官贝洛诺夫上校亲自率部逼向达鲁阿曼宫。
突袭行动开始时，由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副营长萨哈托夫率领着12名队员已经乘坐“嘎斯”汽车提前5分钟出发了。当他们经过阿富汗警卫旅第3营驻地时，这里已经拉响了警报；所有阿富汗士兵携带枪支弹药在营房前戒备，营长和其他指挥官就站在队伍前面，禁止苏联人进入他们原来直接布防的第二层防御圈。萨哈托夫当机立断，命令汽车全速冲向阿富汗军队的指挥官。眨眼之间，第3营的指挥官就被碾在了“嘎斯”的车轮下。萨哈托夫和队员跳下车，占据有利地形，开始向阿富汗警卫旅第3营射击。失去指挥官的阿富汗士兵变成了一堆拥挤的人群，在2挺机枪和8支冲锋枪的射击下，200多名阿富汗士兵顷刻间全被消灭。随后，萨哈托夫又成功抢夺了达鲁阿曼宫后面的T-54坦克。
听到萨哈托夫与敌人交火后，科列斯尼克立即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在火焰喷射器的作用下，阿富汗警卫旅第1营的士兵根本冲不出营房。科列斯尼克命令装甲运输车连和步兵战车连封锁阿富汗警卫旅驻地，然后集中力量攻击达鲁阿曼宫主楼和四周5个警卫楼。攻坚组配备了防弹衣、头盔和攀援器械，由贝洛诺夫上校率领，乘坐10辆步兵战车，在2辆zsu-23-4“石勒喀河”自行高炮的掩护下沿着环形上坡路冲向达鲁阿曼宫。
苏军的BMD-1步兵战车在设计上偏重于机动性，没有稳定火控系统，且防护不足。由于没有稳定火控系统，战斗车上的14.5毫米高射机枪和73毫米炮在战车高速运动中往往很难打准，无法发挥稳定精确的持续火力；所以，冲击的时候苏军战车必须短停射击，以保持稳定。偏偏战车的防护不足，射击的同时几乎成为敌方的固定靶。冲击部队推进至山脚的时候，是阿富汗警卫旅火力最强的时候，机枪发射的7.62毫米穿甲弹射穿了第一辆BMD-1步兵战车；步兵战车随即起火，上面的步兵跳车用云梯攀爬，余下的9辆推开第一辆，继续沿着环形上坡路冲向达鲁阿曼宫，开到了正门前。
与此同时，第154独立特种兵分队其余人员分乘20辆步兵战车，散开攻击四周的5个警卫楼。每4辆BMD-1步兵战车和2辆zsu-23-4“石勒喀河”自行高炮负责攻击一个警卫楼，掩护攻坚部队冲上山顶。自行高炮具有稳定密集的低伸火力，射程也较远，有效压制了阿富汗警卫旅从窗口射出的火力；如果没有zsu-23-4“石勒喀河”自行高炮参战，恐怕苏军会损失更多的BMD-1步兵战车。
炸开正门后，154独立特种兵分队与克格勃的“雷霆”“天顶”特种部队一起冲进了达鲁阿曼宫，同阿明的私人警卫连展开了激烈枪战。随后不断有完成攻坚警卫楼任务的苏军特种兵从各个窗户进入室内，参加战斗。
贝洛诺夫率领队员从达鲁阿曼宫的中央入口冲进楼内。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搜遍了一楼所有的房间，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他们小心翼翼顺着楼梯准备向二楼冲去。阿富汗人从二楼不断向苏军特种兵扔下手榴弹，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顽强阻击着苏军的进攻，短兵相接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走廊和楼梯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双方人员的尸体。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苏军终于冲上了二楼。他们数人为一组，沿着走廊交替掩护，搜索前进。遇到房门先是一阵横扫，接着踢开房门扔进手榴弹。就这样，队员们迅速肃清并俘获了不少阿富汗警卫。苏军特种兵又向三楼猛冲，三楼的警卫没进行较大抵抗就退守到四楼，苏军很快占领了三楼。
正当贝洛诺夫准备率领队员向四楼发起攻击时，发现通往四楼的通道已被预置的水泥障碍牢牢堵死，阿富汗警卫连还击的火力更加猛烈。贝洛诺夫明白阿明就在四楼，离此次行动的核心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决不能动摇信心。他冒着误伤自己人的危险，下令苏军特种兵用火箭筒近距离轰击水泥障碍。随着几声巨响，水泥障碍被炸得粉碎，苏军特种兵不等硝烟散尽，一股脑地冲上了四楼。
在走廊内苏军特种兵与阿明的卫兵进行了激烈的拉锯战，卫兵的抵抗意志出乎苏军意料，最后苏军付出很大代价才将他们全部消灭。之后，苏军逐屋进行搜索，发现一间屋子被铁门紧紧锁住。贝洛诺夫明白阿明肯定在里面，于是下令立即炸门。随着房门被炸开，苏军特种兵冲了进去。
阿明果然在里面，他身穿白色阿迪达斯运动服，背后是一个酒吧吧台，他的一个儿子站在旁边。至此，哈菲祖拉·阿明从历史上彻底消失了，具体细节不详。有人说，是克格勃的特种部队乱枪打死阿明，一枚手榴弹的弹片炸死了他儿子，其家人全部被俘获。还有一种说法，贝洛诺夫上校要求阿明在早已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内容是阿富汗政府自愿邀请苏军出兵阿富汗，却被阿明撕得粉碎，随后阿明和他的4个妻子、24个子女全都死于乱枪扫射之下。
20分钟后，达鲁阿曼宫被全部占领。阿明的尸体被地毯草草包裹起来，拖到达鲁阿曼宫外的战壕里掩埋。据说，下葬前盖在他身上的蒙尸布上还写着“美国间谍”的字样。
整个突袭过程用了40分钟。有目击者说，这次突然袭击造成大约2000名阿富汗士兵死亡，事后有60辆满载尸体的卡车从达鲁阿曼宫开走。
事后，阿富汗新政府对外宣布——“美国代理人”阿明政权已被推翻。经过阿富汗人民革命法庭的审判，“美国间谍”哈菲祖拉·阿明被判处死刑，已被阿富汗人民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