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虽然从来没有画出过全面详尽的蓝图，但从缴获的档案和实际发生的情况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自己是很明白他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新秩序：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它的资源供德国利用，它的人民作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隶，「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许多斯拉夫族，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
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Untermenschen——劣等民族。在希特勒看来，这些人根本无权活在世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给德国主子做奴隶、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而且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须毁灭干净，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们的发达的工业的设备要加以拆除，运到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许从事农业，以便生产粮食供应德国，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纳粹首领们认为，欧洲本身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
「一个俄国人或捷克人的遭遇如何，丝毫不能使我感到兴趣。」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对他的党卫队军官发表一篇机密讲话时这样说。希姆莱这时是党卫队和第三帝国整个警察系统的领导人，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他不仅对八○○○万德国人，而且还对两倍于此数的被征服人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如果这些民族在改进我们的血型方面有些优点可以利用（希姆莱又说），则利用之，必要时还可以把他们的儿童掳掠到德国来，由我们抚养成人，这些民族是生活得富裕还是像牲畜一样饿死，我全都不感兴趣；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化做奴隶的时候，我才对他们感到兴趣。我之所以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沟时是否累死，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是想知道她们为德国建筑的反坦克战壕完成了没有——
一九四三年希姆莱在波森发表的这次讲话，下文还要谈到，因为它涉及到新秩序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在他发表这次讲话以前很久，纳粹领导人对于如何奴役东方人民的问题，就已提出一套主张，并拟定了计划。
一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希特勒已经就捷克人——被他征服的第一个斯拉夫民族——的前途问题作出了决定。他们之中的半数将被「同化」，其主要办法是把他们送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工。另一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则干脆「消灭掉」，有一份秘密报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是用的「消灭掉」这个字眼。
两个星期以前，十月二日，元首对将要征服的第二个斯拉夫民族波兰人的命运，也已明确了思想。他的忠实秘书马丁·鲍曼遗下一份载有纳粹计划的长篇备忘录。希特勒曾把这个计划的要点给波兰残存部分的总督汉斯。弗朗克以及其他官员作了概括。
波兰人生来就该专门干下贱的劳动（希特勒强调说）——对于他们谈不上什么改善生活。波兰人的生活必须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不得有所提高——波兰人很懒，必须强迫他们从事劳动——（波兰的）总督辖区只是我们获得非熟练劳动力的来源——德国每年需要的劳工可以从那里获得。至于波兰的教士：
他们应按照我们的要求传教。若有教士不接我们的要求行事，就除掉他。教士的任务在于使波兰人安分守己、愚昧无知。
还有另外两个阶层的波兰人需要对付，这个纳粹独裁者也没有忘掉谈起他们。
必须记住，不能让波兰绅士阶层生存下去；哪里有这种人，就必须把他们消灭掉，不论听起来多么残忍——
波兰人只应该有一个主人，就是德国人。同时存在两个主人，是不可能、也是绝不允许的。因此，必须把波兰的知识分子的一切代表人物都灭绝。这听起来虽然残忍，但生活的法则就是如此。德国人把自己当做主宰民族、而斯拉夫民族必须做他们的奴隶的这一套痴心妄想，在对待俄国人方面表现得尤其狠毒。德国驻乌克兰专员、残暴不仁的埃里希·科赫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在基辅所作的演说中把这种狠毒用心暴露无遗。
我们是「主宰民族」，我们必须严厉而公正地进行统治——我要取走这个国家的一切财富。我到这儿来不是降福布祥的——这里的居民必须劳动、劳动、再劳动——我们来到这里绝不是给他们散发灵粮神食。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给胜利打基础。
我们是一个主宰民族，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最下贱的德国工人，从人种上和生物学的方面看，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
不到一年之前，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德军逼近俄国的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油田时，希特勒的党务秘书和当时已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的马丁·鲍曼给罗森堡写了一封长信，重申希特勒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罗森堡的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有一个官员把这封信的要点概述如下：
斯拉夫人该为我们劳动。一旦我们用不着他们了，可以让他们死去。因此，强迫他们打预防针以及由德国为他们提供医药是多余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的。他们可以避孕或人工流产——越多采用越好。让他们受教育是危险的。计数能数到一百就够了——每多一个受教育的人就多一个未来的敌人。我们把宗教给他们留下来，作为他们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至于粮食，除了绝对必要的数量之外，一点也不能多给。我们是主人，先得顾我们自己。
德国军队进入俄国之初，在许多地方曾被那些长期受到斯大林暴政压迫和恐怖统治的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战争初期，俄国军队还发生过成批开小差的事。特别是在被俄国占领不久的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在独立运动始终未被完全扑灭的乌克兰，许多人由于能从苏联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哪怕解放他们的是德国人——而感到欢欣鼓舞。
当时在柏林曾有少数人相信，如果希特勒注意策略，采取怀柔政策，答应把俄国人民从布尔什维克的虐政下解救出来（给他们宗教自由、经济自由，把集体农庄改为真正的合作社），最后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是能够把俄国人民争取过来的。当时不仅占领区的俄国人可能与德国人合作，而且非占领区的俄国人也会从斯大林的暴政下争取解放。抱有这种看法的人还说，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崩溃，红军将会瓦解，正如一九一七年沙皇军队的瓦解一样。
但是，在纳粹占领下的野蛮统治和德国征服者常常公开宣布的露骨意图很快就破坏了出现这种前途的一切可能。德国征服者的意图就是：掠夺俄国土地，奴役俄国人民，并把德国人移民到东方来。
有一个德国人奥托·勃劳蒂加姆博士对于这种灾难性的政策以及它所破坏的一切良机，作了再透彻不过的说明。勃劳蒂加姆是职业外交家，又是罗森堡新建立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政治司副司长。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写给上级的一份颇有意见的绝密报告中，大胆指出了纳粹在俄国所犯的错误。我们刚到俄国的时候就看出当地居民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厌恶情绪，他们急切地期待着一些能为他们未来生活提出较好前景的新口号。德国人有责任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却至今未提出来。当地人民把我们当作解放者，欢欣鼓舞地欢迎我们，他们是愿意为我们效劳的。事实上，口号倒是提过一个，但是一下子就给俄国人识破是什么货色了。未开化的人由于东方民族的天生本能立刻发现（勃劳蒂加姆继续说），「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只不过是德国人用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奴役东方民族的幌子——工人、农民很快便看出，德国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平等权利的伙伴，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实现他们政治、经济目标的对象——我们自以为是，毫不客气，把一切政治经验都置诸脑后——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对待东方占领区的民族，认为上帝赋与他们的任务只是替德国人当奴隶——勃劳蒂加姆说，使俄国人反对德国人的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虐待俄国战俘和强征俄国男子和妇女做奴隶劳工。
几十万俄国战俘在我们的战俘营里饿死、冻死，这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来说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战俘像苍蝇一样饿死之后，却又不得不从东方占领区招募几百万劳工到德国来——
我们到处肆无忌惮地糟蹋斯拉夫人，我们所使用的「招募」办法也许只能从最黑暗的贩卖奴隶时代找到渊源。经常抓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论健康与否或年龄大小，一批批的劳工被运到德国——
这位官员在报告中总结说，德国在俄国的政策和措施已经「遭到东方民族的极大反抗」。
我们的政策已迫使布尔什维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我们的联合阵线，俄国人今天之所以以无比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使他们做人的尊严得到承认。勃劳蒂加姆博士在结束他的长达十三页的备忘录时，以肯定的语气要求彻底改变现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向俄国人具体说明他们的未来命运」。但是这种呼声在纳粹德国是无人理睬的。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希特勒早在进攻俄国以前，就对如何对待俄国和俄国人的问题发过指示。他这个人一经作出决定，所有德国人是谁也不能劝他改动分毫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希特勒召集戈林、凯特尔、罗森堡、鲍曼和拉麦斯（帝国总理府长官）到他的东普鲁士大本营开会，再次说明他对新征服区的计划。当时，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还不到一个月，但从德国的初期胜利中已明显看出，很大一块俄国领土即将沦入德国人手中。他在《我的奋斗》中曾清楚表明德国要从俄国取得广大的「生存空间」，现在这个目标终于实现在望了。从鲍曼起草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已在纽伦堡披露）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要求他的这几个得力副手都能清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意图。他还告诫说，他的意图不得「外传」。
（希特勒说）外传是没有必要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自己必须弄清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不应该使任何人能够认识到，这是最后解决的开始。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易地移殖，等等——我们是要采取这些措施的。
希特勒接下去谈到，在原则上，
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样的任务，即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切开这块蛋糕，以便能够：
第一，统治它；
第二，管理它；
第三，榨取它。
他说，他并不在乎俄国人已经下令在德国战线的后方进行游击战：「他们进行游击战，我们就可以消灭任何反对我们的人了。」
希特勒解释说，总而言之，德国要统治远至乌拉尔为止的俄国领土。在这一大片土地上，除了德国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接着，希特勒又逐个地谈到如何处置俄国每一片蛋糕的问题。
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必须与德国合并。——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领土，外国人必须全部从那里撤走，只留德国人在那里安家立业——科拉半岛将由德国占领，因为该地有大片镍矿。必须谨慎地进行准备工作，以便把芬兰归并到德国，使之成为联邦中的一个邦——元首将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然后交给芬兰人。
希特勒命令，要使巴库油田成为「德国的祖借地」，把伏尔加河一带的日耳曼人聚居区归并过来。在讨论到将由哪些纳粹领导人管理这些新领土时，一场剧烈的争吵发生了。
罗森堡表示，他想起用冯·彼得斯道夫上尉，因为他有特殊功绩；大家听了莫不惊讶，人人都表示反对，元首和帝国元帅（戈林）都着重指出，冯·彼得斯道夫肯定是个疯子。在怎样最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俄国人的方法上，也有过一番争论。希特勒建议德国警察应配备装甲车。戈林认为没有必要。他说，他的飞机可以「在发生骚乱时投掷炸弹」。
（戈林又说）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切不敢正眼看你的人统统枪毙。
戈林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又担任开发俄国经济的领导工作。其实说「掠夺」更恰当一些。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他向派往占领区的纳粹官员讲话时就是那样说的。他说：「这过去常常称为掠夺。不过今天情况已变得人道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掠夺，彻底地掠夺。」至少在这一点上，戈林是言出必行的。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的纳粹占领区恣意进行掠夺。这可以说是新秩序的全部内容。
纳粹掠夺的财富总数有多少，永远是个谜；要把它精确计算出来，没有人有这种能力。但是有些数字是可以找到的，其中不少还是德国人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些数字表明，戈林发给他的部下的指示，是如何按照德国人办事彻底的作风贯彻执行的。
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犭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
弄到手的东西可真不少，不仅有货物、劳役，还有钞票和黄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这还不过是头一步。接着便征收数字惊人的「占领费」。据纳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计算，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这种占领费共达四百八十亿马克左右（约合一百二十亿美元），法国比其他被征服国家遭受更大压榨，担负了其中的大部分。到战争快结束时，征收的占领费估计约为六百亿马克（一百五十亿美元）。
在这笔费用中，法国被迫支付三百五十亿马克，平均每年担负七十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每年所付赔偿费的四倍以上。而当初要德国付出这笔赔偿费，希特勒曾认为是滔天大罪。此外，法兰西银行还被迫给德国「贷款」四十五亿马克，法国政府还被迫支付「罚金」五亿马克。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估计，德国以占领费和「贷款」的名目向比利时榨取的钱约相当于比利时国民收入的二/三，向荷兰榨取的钱也占该国国民收入同样的比例。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统计，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了贡金一千零四十亿马克（约合二百六十亿美元）。「
但是德国甚至连形式上的付款手续都不办而掠夺走的货物，则根本无法统计。纽伦堡国际法庭不断收到从各方面送来的数字，多到你无法对付；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专家能把这笔帐整理出来，计算出总数。例如，估计德国人从法国运走（以「征收实物」名义）九百万吨谷物、全国所生产的燕麦的七十五％、油的八十％、钢的七十四％等等，总值一千八百四十五亿法郎。
备受兵烫和德国野蛮统治的蹂躏的俄国，却不是那么容易榨取。在纳粹档案中有着许许多多关于苏联「交货」的报告。例如，德国人在一九四三年的「交货」清单中，就列有九百万吨谷物、二百万吨饲料、三百万吨马铃薯、六十六．二万吨肉类。此外，苏联调查委员会还有一笔帐，在占领期间，德国从苏联运走九百万头牛、一二○○万口猪、一三○○万只羊，这还是仅举少数几项。但是俄国的「交货」还远不够理想；德国人计算这些「交货」总值才不过四十亿马克（十亿美元）。
贪得无厌的德国征服者对波兰的压榨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德国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博士说，「只要这一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压榨，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压榨出来」。这番话是在一九四二年底说的，他按官价兑换率（两个半德国马克合一美元）约合四百亿美元。但我是按照黑市兑换率四个德国马克换一美元计算的。按购买力说，这样换算比较精确。
不断吹嘘，在占领波兰的三年中已榨取了大量物资，特别是为德国的饥饿的人民榨取到了粮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一九四三年执行了新的粮食计划，光是华沙城内及郊区就会有五十万人无粮食可吃」。
在波兰的新秩序的性质，是在这个国家被征服之初就确定下来的。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弗朗克向陆军传达了希特勒的指示。
我们对波兰的统治，只能采用下列手段来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人力：进行无情的剥削；运走对德国战时经济极关重要的全部粮食、原料、机器、工厂设备，等等；迫使所有波兰工人到德国去劳动；把波兰经济削减到仅够维持当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关闭一切教有机构，特别是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以防止波兰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必须把波兰当作殖民地对待。波兰人应该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
纳粹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也说，希特勒决定「不再重建华沙，元首也不想在总督辖区恢复或重建任何工业」。
弗朗克博士曾经发出公告：在波兰的一切财产，不论其为犹太人所有或为波兰人所有，一律无偿没收。从波兰人手中抢走了无数农场，交由德国移民接收。在并入德国的四个波兰地区（西普鲁士、波森、泽希瑙、西里西亚），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为止计「查封」了七十万处地产，共合一五○○万英亩土地，并「没收」了九千五百个庄园，共合六百五十万英亩土地。在德国「中央地产局」精密表格中，并没有解释「查封」与「没收」的区别何在，这对被剥夺了财产的波兰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占领区中的贵重文物也遭到掠夺。后来从缴获的纳粹档案可以看出，这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希特勒和戈林依靠这种掠夺，大大扩充他们的「私人」收藏。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自己估计，他的藏品价值达五○○○万德国马克。在掠夺艺术品这一特殊领域中，戈林是名副其实的策动者。征服波兰以后，他便立即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受他委派执行这项命令的专员，在半年之内就能作出这样报告：「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物」已被接收了。
但是，欧洲的伟大的艺术珍品多半收藏在法国。这个国家被纳粹征服后不久，希特勒和戈林便下令进行劫夺。希特勒委派罗森堡执行这项特别的劫夺任务。罗森堡设立了一个称作「罗森堡特别工作处」的机构，他不仅得到戈林而且还得到凯特尔将军的协助。凯特尔确曾向德国驻法陆军部队下过一道命令，说明罗森堡「有权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运到德国进行保护。至于这些文物的用途，将由元首亲自决定」。
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戈林为了分配巴黎卢浮宫所收藏的艺术品，特别发布了一道密令。这个命令道出了希特勒决定「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这些艺术品将「按下列几类分别处理」：
一、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权者。
二、对充实帝国元帅（即戈林）的收藏——有用者——
四、适合于迭交德国各博物馆者——
法国政府抗议掠夺该国的文物，指出这种行为违背海牙公约。当罗森堡手下的一个名叫本耶斯先生的德国艺术专家大胆提请戈林注意这个问题时，那个胖胖的艺术专家戈林回答说：
「亲爱的本耶斯，让我来操这份心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令就是决定，你遵照执行就是了。」
从缴获档案来看，本那斯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据他的报告说：
球艺厅中收藏的、准备归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国元帅指定归己的文物，将用两个车厢装运，挂在帝国元帅的专车之后——送到柏林。
以后还有更多的车厢装运文物。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一百三十七辆铁路货车，计有四千一百七十四箱，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件，其中绘画一万零八百九十幅。这些绘画中有伦勃朗、鲁本斯、哈尔斯、弗美尔、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雅、维赛里奥、华托、弗拉戈纳尔、雷诺兹、庚斯博罗的作品。罗森堡早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估计光从法国掳掠的文物就值十亿马克。
德国人掠夺原料、制成品、粮食，尽管把占领区人民搞得山穷水尽，食不果腹，甚至造成饥荒，并且在战争行为方面违反了海牙公约，但是德国人总还可以借口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来为自己开脱，即使这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但是盗窃文物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没有什么帮助。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贪欲，由于希特勒和戈林个人的贪得无厌所致。
被征服各国人民对以上种种掠夺还能忍受得了。因为战争和敌人的占领总不免要带来贫困的。但这只不过是新秩序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温和的一个方面。在幸而短命的新秩序中，最令人难忘的，并不是德国对物质财富的掠夺，而是对人的生命的掠夺。纳粹在这方面的道德堕落是人世间亘古少见的。千百万正直、善良的男女被强迫从事劳动；千百万的人在集中营里遭到严刑拷打；还有千百万的人，其中犹太人便有四百五十万，遭到血腥屠杀或被活活饿死，死者的遗体被付诸一炬，为的是焚尸灭迹。
这些惊人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有充分的文件作证和有凶手亲自供述的话，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下文所述是根据确凿的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根据少数生还者的亲身经历作为旁证写成的。这些记述只是一个概要，由于篇幅所限，无数骇人听闻的详细情节只得略而不谈了。
截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七百五十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他们被装在铁篷货车上运到德国，途中常常吃不上，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没有。到了德国以后，就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不仅被强迫劳动，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饿饭，常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馁而死。
此外，在这些外国劳动力之外还有二百万战俘，其中至少有五十万人被分配到兵工厂和军火厂劳动。这种做法是公然违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这两个公约都规定了不能用战俘从事这些劳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被强迫建筑工事、向前线运送军火、甚至被派去操纵高射炮的几十万战俘。德国人强迫战俘干这些工作，是对德国签过字的各种国际条约的又一违反。德国人把大批劳工运来，害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一家人流落在德国，天各一方。少年儿童中年岁稍大能做点工的，也逃不掉这个命运。甚至德国高级陆军将领也参与劫夺儿童的工作，把他们运回国来从事奴隶劳动。罗森堡的文件中有一份写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备忘录，透露了在俄国占领区劫夺儿童的情况。
中央集团军打算抓四五万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年——运到德国。这个方案原来是第九军团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这批少年主要分配到德国各种行业当徒工——德国企业部门是十分欢迎这个办法的，因为它是解决徒工不足的重要措施。
这种办法不仅可以阻止敌人的兵力得到直接的增援，而且还可以削弱敌方人口增长的潜力。劫夺少年的行动计划有一个代号：「干草行动」。这份备忘录还说，莫德尔陆军元帅率领的乌克兰一北方集团军也在执行这一计划。
德国人抓劳工的办法最初还比较温和，后来却越来越恐怖。人们走出教堂或影院就被一把抓走了。特别在西欧，党卫队往往干脆把城市里的一段地区封锁起来，把身强力壮的男女全部抓走。为了同一目的，在乡村采用了包围全村进行搜捕的办法。在东欧，如果发生抗拒强迫劳动的命令的事情，就干脆烧掉整个村庄，把居民全都运走。在罗森堡的被缴获的文件中，就充满了德国方面的载有这类事件的报告。在波兰，至少有一个德国官员认为事情做得有点过火了。
（他在给总督弗朗克的报告中说道）在城乡各处，在街道、广场、车站，甚至在教堂，夜晚到住户家中，残酷地滥抓人，使得居民惶恐不安，达于极点。人人都处在危险中，不知何时何地会遭到警察突如其来的逮捕，被送到集中营，他们的家属谁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但是，把奴隶劳工抓来还不过是第一步。把劳工送到德国去的运输条件是够恶劣的。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一个叫古德凯尔希博士的人在给罗森堡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一份报告中叙述两列火车相遇时的情景：一列火车上满载着体力已经耗尽而遣送回国的东方劳工；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附近遇到了岔道上另一列上面满载着「新召募来的」俄国工人的火车。他写道：由于回国的劳工乘坐的车厢里的死尸，很可能惹出一场大祸来——在这列火车里，有些妇女生了孩子，孩子在半路上就扔到窗口外面去了。有肺病和性病的人与大家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快要死的人躺在连稻草也没有铺的货车里；有一个死人被扔在铁路路基上。在其他开回去的火车上想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对东方劳工说来，这不是进入第三帝国的一个令人感到光明的前奏，但它至少使他们对即将面临的苦难的历程有所准备。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鞭打、疾病、受冻，住的是没有炉子的房子，穿的是单薄而破烂的衣服。等待着他们的是成日成夜的劳动，什么时候身子撑持不住了，什么时候劳动才算完。
德国制造枪炮、坦克、弹药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工厂是使用奴隶劳工的典型场所。克虏伯用了大批奴隶劳工，其中也包括俄国战俘。战时有一个时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有六百名犹太妇女被送到克虏伯工厂做工，她们「住在」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劳动营里。原来收容在这所劳动营里的是意大利战俘，他们已经迁走了。克虏伯工厂中为奴隶劳工看病的「高级医生」威廉·雅格博士，在纽伦堡所写的一份供词中叙述了他接任这项职务时所看到的情况。我头一次出诊时，看到这些妇女身上害着大块大块的脓疮和别的疾病。在我去以前她们至少已有两星期没有看到医生了——没有药品供应——她们没有鞋穿，光着脚走来走去。每人穿的仅有的一身衣服是麻袋缝成的，麻袋上开了几个口，让头和手臂伸出来。她们的头发都给剃了。营房四周围上铁丝网，由党卫队的警卫人员严密把守着。
劳动营中食物供应的数量很少，质量极坏。到营房走过一趟，没有不挨跳蚤咬的——我的两只手臂和别的地方就被咬起几块大疮——
雅格博士把这种情况报告克虏伯的董事们，甚至报告厂主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的私人医生，但是毫无效果。他所写的几份关于克虏伯工厂其他劳动营的报告，也没有能使情况得到丝毫改善。他在供词中提到，有几份报告，叙述的是住有俄国和波兰劳工的八个营房的情况：住的地方拥挤不堪，因而疾病丛生，而且缺少足以维持一个人活命的食物，缺少用水，缺少厕所。
东方工人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他们不论劳动时或睡觉时穿的都是从东方来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衣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大衣，只得用毛毯当大衣御寒和挡雨。由于没有鞋穿，许多工人只得光着脚上工，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卫生条件恶劣到了极点。在克拉麦普拉茨，一千二百个人使用的厕所，是原来只供十个儿童用的——厕所的地面上到处是大小便——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受的罪最大；由于居住条件太坏，食物粗劣，不能吃饱，加上劳动过度，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许多工人还害着斑疹伤寒。传染这种病的虱子以及无数的跳蚤、臭虫等害虫，折磨着住在这些营房中的人——营房中的供水时常中断，一断就是八天到十四天——一般地说，西方劳工比东方劳工生活得略好一筹——后者在德国人眼中不过是人类的渣滓。但是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雅格博士在克虏伯工厂设在埃森市诺格拉特街收容法国战俘的一个劳动营中所见，可作例证。他们在狗窝、小便池和原来的面包房里住了将近半年。狗官高三英尺，长九英尺，宽六英尺，每间住上五个人。战俘必须四肢着地才能爬进去——劳动营里没有水。「被分配到德国农场劳动的奴隶劳工大约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尽管由于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比在城市工厂中劳动的人要好一些，但远不是理想的，甚至也谈不上是人道的。从缴获的一项关于」波兰籍的外国农场工人的待遇问题「的指令中，可以看到他们所受待遇的一斑。这项命令虽然适用于波兰人——签发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那时还没有能用上俄国人——但后来被用作对待其他国籍的人的通则。波兰籍的农场工人不再有申诉的权利，因此，任何官方机构均不得接受其申诉——严禁到教堂去——严禁到剧院、电影院或其他文化娱乐场所——
严禁与妇女和姑娘性交。
波兰籍的农场工人如与德国妇女性交，按照希姆莱于一九四二年颁发的布告，将被处以死刑。
从事奴隶劳动的农场工人不得乘坐「火车、公共汽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颁布这项指令显然为的是防止农场工人逃出他们不得离开的农场。（指令规定）严禁任意调换工作。农场工人须按雇主要求长期劳动。每天劳动时间的长短，不加限制。
雇主均有权对农场工人进行体罚——如果条件许可，可将农场工人从居处迁到马厩等处居住，在采取这样措施时不能心善手软，
甚至被抓到德国来做家务劳动的斯拉夫妇女，也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早在一九四二年，希特勒便命令沙克尔找五十万斯拉夫妇女到德国来，「以便减轻德国家庭妇女的负担」。这位奴隶劳工专员对她们在德国家庭中劳动的条件作了如下规定：
不许提出工余时间的要求。从东方来从事家庭劳动的妇女，只有为了办家务事才可离家上街——她们不得上饭馆、电影院、剧院，不得上其他类似的场所去。也不得到教堂去——在纳粹的奴隶劳工计划中，妇女和男子显然是同样需要的。在德国人抓来劳动的三百万左右俄国平民中，有半数以上是妇女。大部分妇女被分配在农场从事重劳动或在工厂做工。
奴役征服区的几百万男女，使他们为第三帝国于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是战时的权宜措施。上面引述的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人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言论的很少一部分，但是也可以清楚看出，如果纳粹德国长久维持下去，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庞大的奴隶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东方的斯拉夫人受到的待遇肯定是最坏的。一九四一年七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办法」。一年以后，征服俄国的战事进入高潮时，他教训部下说：
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进集中营！
尽管德国人严重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把战俘送到兵工厂或从事与前线作战有关的各种劳动，但是对于那些被第三帝国俘获的几百万战俘来说，这种规模庞大的劳动还不是他们最发愁的事情。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熬过战争，保全一命。如果他们是俄国人，那未熬过战争保全性命的希望最少。苏联战俘的人数比其他各国战俘合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大约有五百七十五万人。一九四五年盟军解放战俘营中被俘人员时，生还的苏联战俘只有一百万人。在战争时期被德国人释放的或被批准到德军建立的伪军中服役的人大约也有一百万。饿死、冻死、病死的俄国战俘达二百万。其余的一百多万人没有作出交代，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证实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大部分，或者因上述原因而死亡，或者被党卫队保安处处死。据德国方面档案记载，处死的有六万七千人，这肯定只是一部分数字。
大部分俄国战俘，约三百八十万人，是在德国发动侵俄战争的第一阶段，即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六日期间对俄国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被俘的。显然，在战事正在进行和迅速向前进军时，要求任何军队能很好地照顾这么一大批战俘是有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德国人根本未作任何努力。我们从前边引述的纳粹文件中看到，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确实是故意不给饭吃；在一九四一年漫天风雪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时，不给他们安身的地方，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冻死了。
据罗森堡这样有权威地位的人说，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越好。」
愚蠢不堪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个讲人道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对于俄国人。而我们知道，他是在俄国人那里长大的。但是，即使连他这样的人，也曾心有不忍。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致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他写这封信，正是那年冬天苏联军队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击退德军，反攻之势有如破竹的时候；德国人这时已经看出，他们想一举消灭俄国的一场赌博已经输定了，说不定要一输到底了；他们也已看出，在美国已经参加到俄国和英国一边而与德国为敌的今天，德国人很可能在这一场战争中被打败。情况如果真的如此，胜利方面是要追究他们的战争罪行的。
（罗森堡在致凯特尔的信中说）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气候的折磨而死。罗森堡继续说道，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战俘营长官都不许把这些粮食供战俘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的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就被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弃在原地。许多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下雨下雪，战俘也睡在露天里——
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例如各集中营里都把「亚洲人」一概枪决——
岂止亚洲人。俄国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一项协定，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在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意图何在。奥仑道夫与希姆莱手下许多人一样，是个不务本业的知识分子，他曾得过两个大学学位（法学和经济学），并曾在应用经济科学学院当过教授。
（奥仑道夫说）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采用这种办法。
但是这样做也不无困难。俄国战俘的身体往往衰弱得连上刑场都走不了。为此，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提出了抗议，此人短小精悍，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说：
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到达集中营时，已有五％到十％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迭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丝毫也不在乎，他们遗憾的只是每死一个战俘就使刽子手们少一个行刑的对象，但是他们不愿意德国人民看到倒毙于途的惨像，因此「秘密警察缪勒」——他在德国以此著称——下令：自即日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
死了的战俘不能劳动自不必说，甚至饿坏累坏的战俘也都失去劳动能力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德国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比他们原先设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同时也已看出，他们的后备劳动力十分缺乏，被俘苏军已成为德国后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粹放弃了屠杀战俘的政策，而采取利用他们从事劳动的办法。一九四三年，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队人员作了一次讲话，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变这项政策的道路。
当时（一九四一年）我们对这么一大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他们当作原料和工人。战俘饿死累死几万几十万，从几个世代那样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
现在必须让战俘们吃得足以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了。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已有七十五万战俘在兵工厂、矿山（分配了二十万人）和农场劳动，其中包括不少军官。他们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总算可以活命。甚至凯特尔元帅建议在战俘身上打烙印的办法也废除了。
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特别是英美战俘，比对待俄国人相对地来说好一些。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也偶然发生过，但一般都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在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杀七十一名美国战俘，便是一个例子。希特勒也曾亲自下令杀害西方战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杀五十名英国飞行员，这些人于一九四四年春被俘，后来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逃跑未成。戈林在纽伦堡说，他「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一九四三年英美对德国加紧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励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上述事件实际上似乎是他们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德国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战争结束以后，不少犯有这种罪行的德国人受到审判。（一九四四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时，里宾特洛甫主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但希特勒则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与戈林会商以后，只是发布这样一项命令：英美飞行人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紧急着陆的德国飞机者，可不经军法审判即予枪决。
被俘的空军人员有时则被直接交由党卫队保安处进行「特别处置」。一九四四年九月，约有四十七名美英和荷兰的飞行人员（全都是军官）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惨遭杀害。集中营中有一个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击者之一，他在纽伦堡叙述这次屠杀的情况时说：
四十七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一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背上，要他们扛到上边去。头一趟扛的石头约六十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什么时候被石头压垮了，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二十一具尸体，另外二十六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
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常用的「处决」方式，也是杀害无数俄国战俘的若干方式之一。
从一九四二年起，亦即战争的趋势开始对希特勒不利以后，他便下令杀害被俘的盟军突击队员，特别是在西线被俘的人员。（被俘的苏联游击队员被立即枪决，自不必说。）元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八日发布的《突击队绝密命令》，是被缴获的纳粹文件之一。
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俟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服也不赦免。同一天，希特勒又发布一项补充指示，将他所以发布这个绝密指令的理由对司令官们作了解释。他说，由于盟军突击队获得成功，
我不得不严令消灭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部队，并宣布对不服从这些命令者予以严惩——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
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他们）绝不要妄想会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过后也得立即枪决。这种特殊罪行是严格保密的，约德尔将军在希特勒指令上又添加了补充说明，下边还打上重点：「这项指令只供司令官阅读，切勿落入敌人手中。」他们还得到指示，在及时记下内容后，全部文件即悉数销毁。
文件的内容想必已铭记在各级司令官的心中，因为他们都已贯彻执行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谈一下，当然事例还多得很。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夜间，美国陆军第二六七特别侦察营的二名军官和十三名士兵，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距德国阵地后方很远的地方登陆，准备破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一个铁路隧道。这批侦察人员一律身着军装，并没有携带便服。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被俘后的第三天，一队执刑队人员就根据德国陆军第七十五军军长安东·多斯勒将军亲自颁发的命令将他们处死，刑前未经审问。战争结束后不久，多斯勒将军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说，他只不过是遵照希特勒的突击队命令行事。他争辩说，他如不服从，自己将被元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斯洛伐克跳伞降落的十五名英美军事人员，其中有一名美联社战地记者，全都身着军服，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处死刑。这是根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的命令执行的。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继海德里希之后任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这个屠杀罪行如果不是集中营中目击他们处死的一名副官招供出来，恐怕永远也无人知道，因为这个集中营中大规模处决战俘的文件大部分已经销毁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国《灯塔报》刊登了下列通告：
十月二十日上午，受英国和莫斯科雇用的懦怯的罪犯暗杀了南特的战地司令。凶手至今尚未捕获。
我已下令先枪决五十名人质，作为这个罪行的抵偿——如果从现在起至十月二十三日午夜，凶手仍未捕获归案，将再枪决五十名人质。
这一类通告常常出现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的报纸上，或者写成红底黑框的海报张贴出来。德国人公然宣称，偿命的比率一律定为一百：一——每有一个德国人被枪杀，就枪决一百名人质。虽然抓人当人质是古代的习惯，例如罗马人就十分爱用这种办法，但是到了近代，一般已不采用这种办法了。只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印度和布尔战争时在南非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陆军却大规模地抓人当人质。凯特尔元帅和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司令官都曾签署过逮捕人质和枪杀人质的密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提出许多这样的密令文件。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凯特尔下令说：「人质当中必须包括著名头面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这一点至为重要」；一年以后，驻法德军司令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也强调指出，「被枪决的人质的名气越大，对凶手所起的威慑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一共处决了二万九千六百六十名人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瘐死」在法国监狱中的四万人。波兰是八千人，荷兰是二千人。在丹麦，他们用一种所谓「肃清暗杀」制度来代替公开宣布枪杀人质。希特勒明令，德国人在丹麦如遭杀害，要秘密采取「以五顶一」的报复办法。由于德国人采取这种办法，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孚众望的人士之一、丹麦牧师、诗人兼剧作家卡伊·门克被残酷杀害了。他的尸体被抛弃在街头，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猪猡，你还是为德国效了劳。」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供称，在他不得不遵照希特勒命令行事而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中，以根据NachtundNebeIEr一ass——《夜雾命令》所犯的罪行「最为严重」。这项奇怪的命令是希特勒专门用来对付西欧占领区的无辜居民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亲自颁布的。正如这项命令的奇怪名称所显示，它的目的在于逮捕「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枪决，而是丝毫不落痕迹地让他们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之中。他们的下落不通知其家属，即使所谓下落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在德国的埋葬地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凯特尔发布一个指令，对希特勒的命令作了解释。「在原则上，」他说，「对德国犯有罪行的人应处死刑。」但是，如果对这些罪犯给以监禁的处分，即使同时还罚做终身苦役，也将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只有对罪犯处以死刑，或者采用使罪犯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办法，才能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
一九四二年二月，凯特尔又对《夜雾命令》作了补充。如果一个人被捕后八天之内还没有被判死刑的话，
应将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国——这些措施将起到威慑作用，因为
（一）这些囚犯将不留痕迹地消失，
（二）不说明他们的下落和命运。
受命执行这个可怕任务的是党卫队保安处。在缴获到的保安处档案中充满了有关「NN」（代表「夜雾」两字）的各种指示，特别是关于要求对被害人埋葬地点严守秘密的指示。到底有多少西欧人士消失在「夜雾」之中，纽伦堡国际法庭根本无法确定这项数字，但是看来难得有人逃出虎口。但是我们从党卫队保安处的档案中，可以得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这是关于他们在占领区中用在俄国的另一种恐怖行动所杀害的人的数字。这种特别的恐怖行动是德国人称做特别行动队干的。从其活动情形看，称为灭绝队更合适些。他们所杀害的人的头一批整数是在纽伦堡偶然查清楚的。有一天，在开审前不久，美国检察官、年轻的海军军官惠恃纳·R·哈里斯少校向奥托·奥仑道夫盘问他在战时的活动情况，人们知道，这个看上去年纪颇轻（三十八岁）而又漂亮的德国知识分子当过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第三处处长，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经济部任对外贸易专家。他告诉哈里斯少校，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柏林任公务员，只有一年是例外。当被问到这一年离开柏林时干了些什么时，他回答说，「当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
哈里斯是律师出身，这时已是熟悉德国问题的有相当权威的情报专家，对特别行动队的情况有不少了解。因此他立即追问下去：
「在你任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队一共杀害了多少男子、妇女和儿童？」
哈里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奥仑道夫耸了耸肩，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九万！」
特别行动队最初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于一九三九年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跟随德军进驻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过了将近两年，在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取得协议，受命随战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决」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组成了四个特别行动队：
A支队、B支队、C支队和口支队。奥仑道夫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之间领导的便是D支队，该支队在乌克兰南端地区活动，附属于第十一军团。约翰，哈兰·阿门上校在法庭上问奥仑道夫曾接受过什么指示，他回答说：
「指示要求我们清算犹太人和苏联政治委员。」
「你所说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杀死』的意思？」阿门问他。「是的，就是杀死。」奥仑道夫回答道，并解释说，杀掉的人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
「为什么要屠杀儿童呢？」俄国法官I·T·尼基钦科将军插口问道。奥仑道夫：命令是必须全部消灭犹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儿童在内？
奥仑道夫：是的。
法官：犹太儿童全部杀死了吗？
奥仑道夫：是的。
奥仑道夫在回答阿门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以及在他的供状中，叙述了一场典型的杀人情况。
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别的支队的领导人要求让被害人平伏在地上，从后颈射进子弹。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为什么？」阿门问道。
「因为这样做会使被害人和执刑的人心理上的负担过重。」奥仑道夫回答说。
奥仑道夫又详细谈到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接到希姆莱的一项命令，要他们改变处决妇女和儿童的方法。此后，妇女、儿童就被送到两家柏林公司专门为杀人建造的「毒气车」上去。这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向法庭供述了这种奇特的车辆怎样进行工作的情况。
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毒气送到车厢里，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便使人致命了。「你们是怎样把被害人引上囚车的？」阿门上校要他说明白。
「我们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奥仑道夫回答。接着他诉说，埋葬毒气囚车上的死难者是教特别行动队人员「受罪的苦差使」。在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叫贝克尔博士的人证实了这一点。据奥仑道夫证明，贝克尔就是制造毒气囚车的人。他在给总部所写的一封信中，反对由特别行动队人员把毒气熏死的妇孺尸体卸下来，他提请注意：
该项工作可能对这些人员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们向我诉说，每次卸下尸体都要感到头痛。贝克尔博士还向上级指出
毒气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对头。司机为了想尽快把工作办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处决的人是被闷死而不是按照我们原来计划昏睡而死的。
贝克尔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下令改进操作技术。
我的指示现在证明，正确调整操纵器，结果死亡来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的。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见到的恶形怪状的死相和遗屎遗尿的现象了。但是据奥仑道夫证明，毒气囚车一次只能处死十五到二十五个人，这完全不能满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屠杀的要求。据特别行动队官方报告，仅仅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毒气囚车是不够的。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五千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八百到一千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十五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十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二十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二十三岁。」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二/三，我估计里面有一千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这个德国工程师又到刑场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大约三十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过后，这些还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脖子上射进去——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说的全是实情。
在红军把德军逐出苏联领土以前，特别行动队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和俄国共产党干部（前者数字远远超过后者）？纽伦堡法庭一直没有统计出确实数字，但是我们从希姆莱的记载（虽然不完全对得起来）中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
奥仑道夫的D支队杀害了九万人，还不如其他一些支队。例如在北方的A支队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报告，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处决了」二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二名犹太人。A支队队长弗朗兹·施塔勒克向希姆莱报告说，他在白俄罗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动手很晚，已是霜冻季节，使大规模行刑更加困难得多。但是，」他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在白俄罗斯）枪杀了四万一千名犹太人。」施塔勒克后来在同年被苏联游击队杀死。他在报告中附了一纸相当详细的地图，上面标出在他指挥之下各地处死的人数——用棺材作为标志。地图表明，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十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名犹太人；另有三万四千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暂时不杀。报告宣布，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
特别行动队的刽子手们在严冬暂停活动一段时候以后，到一九四二年夏天又忙得不可开交。到七月一日，在白俄罗斯已杀死五万五千多犹太人。十月间，明斯克犹太人隔离区剩下来的一万六千二百人在一天之内全被杀光。到了十一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报告，从八月到十月底在俄国已杀死三十六万三千二百一十一名犹太人，虽然为了博得嗜杀的元首的欢心，这个数字不免有些夸大。据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二百万人，差不多全部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浮夸的；党卫队的头目对他们的屠杀成就总是十分得意，他们往往填报加了码的数字，以博得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欢心。这事说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向他报告，住在俄国的六十三万三千三百名犹太人已经「重新安置」——这是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的一种委婉说法。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数字与一些专家后来煞费苦心调查所得的结果正相吻合。加上战争最后两年中杀害的十万人，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数字。
以上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够大了，但是若与希姆莱的灭绝营在贯彻「最后解决」政策时杀害的人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哩。
一九四六年六月晴朗的一天，纽伦堡的三个美国检察官在提审时盘问党卫队大队长奥斯瓦德·波尔，被告曾担任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所从事劳动的工程。他在参加党卫队以前是海军军官，德国崩溃以后隐藏了一阵，直到一年以后，在一九四六年五月才被逮捕归案，当时发现他乔装成雇工，在一个农场劳动。
波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了一个名词。纽伦堡的检察官们当时已忙碌了好几个月，研究几百万字的缴获文件，所以这个名词对他们已很熟悉。波尔当时说，有一个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莱派去搞「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那是个什么问题？」检察官问波尔。
「灭绝犹太人。」他回答道。
随着战事的进展，纳粹高级领导人的词汇里和档案中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名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名词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意思，显然可以使他们免得彼此提醒对方真实含意而感到内疚，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如果犯罪的档案一旦泄露出去，这个名词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们的罪行。绝大多数纳粹头子果然在纽伦堡受审时不承认他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戈林还争辩说，他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审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时，摆出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的一项指令。他发布这项指令正是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兴致勃勃地执行灭绝任务的时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说最后解决一词的含意，因为早在快一年以前、占领波兰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自己就曾用过这个名词。在那次会议上，他概述了「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市里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样最后处理他们的命运就不费事了。
就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最后解决」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盘算过并且在战争爆发以前公开谈论过的。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在国会讲话时就说过：
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结果将是——整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全被消灭。
他说，这是一个预言，他后来在其他公开讲话中又一字不易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五次。其实，把欧洲推进武装冲突深渊的并不是「国际犹太金融家」，而正是他自己，不过这个问题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现在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他已征服了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广大地区，从而使他有机会执行他的「消灭」计划。到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时，他已经发布了必要的命令了。
纳粹高级领导人物所熟知的「元首关于最后解决的命令」，显然一直没有写成明文——至少在缴获的纳粹档案中没有找到一份成文的东西。种种迹象表明，这项命令很可能是希特勒口头上告诉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再由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秋时候往下传达的。不少证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听到过」这个命令，但是谁都说未见过文件。后来，德国总理府长官、顽固不化的汉斯·拉麦斯出庭作证时，在被追问之下回答说：我知道元首有一项命令由戈林传达给海德里希——这项命令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拉麦斯跟许多被告一样声称，他在纽伦堡听到盟国律师向他说明这个情况以前，真的不了解这项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一九四二年初，据海德里希的意见，应该是对「最后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加以澄清的时候了，以便这项工作可以最后得到贯彻和结束。为此，海德里希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柏林郊区风景美丽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记录对后来纽伦堡的一些审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德军在俄国正受到挫折，纳粹官员仍然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德国眼看就要统治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在内的整个欧洲了。因此，海德里希对参加会议的十五名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一一○○万」。然后他就谈了各国犹太人的数字。在德国旧有版图上，只剩下十三万一千八百名犹太人（一九三九年有二十五万人）。他说，但是在俄国还有五百万犹太人，在乌克兰还有三百万，在波兰总督辖区还有二百二十五万，在法国还有七十五万，在英国还有三十多万。言外之意显然是要全部消灭这一一○○万犹太人。然后他又说明了如何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换句话说，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强的人则干脆处死。至于原来就住在东方、已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二百五十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二百五十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在那里。
（贝勒博士最后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这个老实的国务秘书，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上自希特勒的纳粹高级领导人的急躁心情。在这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一九四二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太晚了。早先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办法，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入侵俄国之初采用的。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执刑队大规模枪杀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死在他们手里的有七十五万人。
希姆莱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在波森对党卫队将领们作报告。当时他心中盘算的就是这个实现「最后解决」的方法。
——我要很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非常坦率，但是绝不要向别人公开——
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一百具、五百具或一千具死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这个戴眼镜的党卫队领袖为了寻欢作乐，曾经要人枪杀包括妇女在内的一百名东方的犹太人给他看，当场却几乎晕倒过去；因此，他在看到党卫队军官们在灭绝营的毒气室中有效率地工作时，想必把这种杀人法看作德国历史上更加光荣的一页。因为正是在这些死亡营中，「最后解决」获得了最骇人听闻的成就。
纳粹设立的三十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在这些集中营里。虽然集中营当局都有记录，每个集中营都有正式的死亡登记簿，但并不完整，而且在胜利的盟军逼近时，许多登记簿都被销毁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来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死亡了三万五千三百一十八人。一九四二年底，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感到特别迫切时，希姆莱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下面这项报告时大不高兴：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十一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十三万六千七百名囚徒中，死亡者约七万零六百一十人，处决者九千二百六十七人，「转移」者二万七千八百四十六人。所谓「转移」就是送到毒气室的别名。这样，剩下来可以当劳工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四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
有一个时期，用何种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在党卫队领导人之间曾有过不少竞争。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六千人的新纪录。一度担任过该营长官的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曾犯谋杀罪的罪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述了他所使用的毒气是优越的。
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意味着彻底灭绝欧洲的全部犹太人。一九四一年六月，我奉命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设备。当时在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了其他三个灭绝营：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瓦尔西克——我访问特莱勃林卡，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灭绝工作的。特莱勃林卡营长官告诉我，他在半年之中已经消灭了八万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他用的是一氧化物的毒气，我认为他的办法效率并不十分高。因此，我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营时，用的是一种结晶的氢氰酸叫「齐克隆B」。我们把这种药品从一个小洞投到死亡室里去，这样杀死死亡室里的人，约需三分钟到十五分钟，视天气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我们一般等待半个小时再把门打开，把尸体搬走。尸体搬走以后，我们的特别队人员就从尸体上取下戒指，挖出假牙上的金子。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我们建造的毒气室同时可容二千人，而特莱勃林卡的十个毒气室每个只能装二百人。
接着霍斯又说明送往毒气室去的死难者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所以要挑选，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因为要把其中一些人送到伊·格·法本化学厂和克虏伯工厂去做工，直到他们耗尽了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
我们有两名党卫队医官在奥斯威辛专管检验运来的囚犯。一名医官叫囚犯列队行进，就在他们走过他面前时，当场作出决定。适合劳动的人被送迸集中营，其余的人立刻被送到灭绝工厂。未成年的儿童都被处死，因为他们年轻，做工还不行。
霍斯先生总是不断改进大规模杀人的艺术。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特莱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被杀害，而我们在奥斯威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去消灭身上的虱子。当然，他们也常常看出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骚乱和麻烦。妇女往往把孩子藏到衣服底下，不消说我们一发现就把孩子送去处死。
上级要求我们把这种灭绝屠杀干得不让人知道：但是继续不断地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不可避免地要充斥这整个地区，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奥斯威辛是在进行灭绝工作。霍斯解释说，有时候对少数「特别囚犯」——显然指的是俄国战俘——则干脆注射石脑油杀死。「我们的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
奥斯威辛幸存的囚犯和看守也叙述了当年集中营中人们被杀害和被处置的情景。他们的叙述可以补充霍斯的直率的供词。「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在铁路的岔道上进行的。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有的长达一星期——因为许多人是从法国、荷兰、希腊那样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虽然在这时出现了夫妻、子女被强行拆散的悲惨情景，但是正如霍斯和幸存的人所说，他们谁也想不到自己将落到怎样的下场。事实上有些人还拿到印有注着「瓦尔德湖」字样的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要他们签上字寄给亲人。明信片上印有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怎么也看不出这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因为在所有集中营消灭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哩！
演奏的是轻音乐。据一个生还的人回亿，从囚犯中挑一些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领到毛巾。他们一走进「淋浴间」，这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马上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磨菇形通气孔，它们给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备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氢氰化物或称「齐克隆B」的结晶药物投下去。「齐克隆B」原本是作为强烈的消毒剂制造出来售卖的，而现在，如前所述，霍斯先生却自鸣得意地发现了它的新的用途。
有些曾从附近房屋里目击当时情景的幸存的囚犯回忆说，有一个时期，向勤务兵们发出讯号，要他们把药物投下去的是一个穆尔中士。「好吧，给他们点东西尝尝。」他说完就会大笑一阵，药物就从气孔里倒进去，倒完马上把气孔封上。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据莱特林格说，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一大堆裸露的肉体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人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以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怕的工作的报酬。他们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莱特林格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再用绳套和铁钩把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分开来，这是今人毛骨悚然的搜寻黄金和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的前奏；德国人认为这些牙齿和头发都是战略物资，接着，便开始了这样的旅程：先用电梯或轨道货车将尸体运往焚尸炉，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灰末，最后，用卡车把它们运到索拉河，撤入河中。
许多记载表明，德国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供应这种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艾尔福特的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在集中营的档案中找到的连篇累牍的信件，暴露出这家公司的商业经营的情况。从该公司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的一封信中可见其一斑：
致奥斯威辛党卫队和警察局中央建筑处：
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和第三个火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建造五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体的电梯和一个紧急时用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设备。但是，做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的，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这一家。在纽伦堡审判中，还提出另外两家公司的名称和它们的一些信件。其他许多集中营对死尸的处理，也曾引起商业竞争。例如，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菜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且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
将尸体送入焚尸炉，我们建议只要在滚动的圆筒上安装一个金属叉子。每座焚尸炉的炉膛只需二十四英寸高、十八英寸宽，因为棺材是不用的。从贮尸处将尸体运往焚尸炉，我们建议用轻便的有轮子货车。随函附上按比例绘制的设计图。另外一家钻营贝尔格莱德这种生意的公司是科里公司。它强调在这方面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建造了四座焚尸炉，为卢布林建造了五座，而且它说它们「在实际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曾在口头上和你们谈过关于提供构造简单的焚尸设备，现再送上我们的已臻完善的焚尸炉的设计，这种焚尸炉用煤做燃料，使用情况迄今令人十分满意。我们建议给你们计划中的建筑物装置两座焚尸炉，但请你们进一步研究，两个焚尸炉是否肯定能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们保证这些焚尸炉效率高、耐用，并且用上等材料和精湛技术制造。等待你们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随时为你们效劳。
希特勒万岁！
C·H·科里
科里公司总经理
最后，即使德国的自由企业尽了极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技术，还是满足不了焚烧尸体的需要。在许多集中营，结构完善的焚尸炉远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一九四四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它每天要焚毁六千具的尸体（据霍斯提出的数字则多达一万六千具）。例如，一九四四年夏天的四十六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名。甚至毒气杀人室也赶不上需要，而不得不用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然后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埋怨焚尸炉不仅不敷应用，而且「不经济」。首先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B」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两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三/四吨。它们的提货单曾在纽伦堡拿出来作证过。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辩解说，他们出售这些产品只是供消毒用的，并不知道被用来杀人，但是，这种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从已经发现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的一些信件来看，这些信上谈到不仅供应产生毒气的结晶药品，而且还供应灭绝室的换气和保温设备。而且，那个与众不同的霍斯一旦开始供认，就供认得相当彻底，他还证明，特奇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的用途，因为他们提供的毒物足以杀害二百万人。英国的一个军事法庭在审问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布鲁诺·特奇和卡尔·维恩巴赫尔时确信这一点；这两个人都在一九四六年被判死罪并被绞决。第二家公司，德骚的达格奇公司的董事格哈德·彼得斯博士受到的惩罚较轻，德国法庭只判处了他五年徒刑。
战后，在德国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一定是最平凡和正派的人，就像任何地方的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的栋梁。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的人，特别是俄国战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二百五十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五十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三十Q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一百一十三．五万人。一九四五年一月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数字是四百万。莱特林格根据自己的详细研究，认为奥斯威辛用毒气处死的受难者的数字「连七十五万」也不到。他估计有六十万人左右死于毒气室，此外还要加上大约三十万或三十万以上「失踪者」的「未知数」，这些人是被枪杀或病死饿死的。不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数字都是巨大的。特别队人员在一堆堆冰冷粘湿的尸体旁边工作着，死者如有假牙，他们就把镶的金子拔出来。未被拔掉的，尸体被焚毁后，假牙上镶的金子还留存，就从尸灰中拣出来。这些金子被熔化以后，同其他从罹难的犹太人身上搜到的贵重物品一起运给德国国家银行。根据希姆莱和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博士签订的一个秘密协议，这些东西都存在党卫队帐上。账户用的一个假名字叫「马克斯，海利格」。从这些灭绝营中劫掠而来的贵重物品，除了牙齿上的黄金以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甚至还有眼镜框子——因为党卫队欺骗犹太人说要「重新安置」他们，鼓励他们把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带在身边。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特别是金刚钻和银器，以及大迭大迭的钞票。
事实上，「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财物在德国国家银行里几乎是满坑满谷。早在一九四二年，银行在保险库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图的董事们便设法将这些物品交给市政当局主办的当铺去处理，换成现钞。德国国家银行于九月十五日致柏林市营当铺的一封信谈到「第二批货物」的事。它一开头便说：「我们将下列贵重物品交给你们，请尽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所附清单很长，并且分门别类，其中包括一百五十四只金表，一千六百零一个金耳环，一百三十二个金刚钻戒指，七百八十四只银质怀表和「一百六十个各种镶金假牙」。到一九四四年初，这家柏林当铺已被这些源源不绝送来的赃物堆满。它通知德国国家银行，不能再继续接受了。盟军占领德国以后，在纳粹藏匿过部分文件和赃物的一些荒废的盐矿中，发现了许多在「马克斯·海利格」帐上留下来的财物，它们足以堆满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三个大保险库。
银行家们知道不知道这些独特的「寄存物品」的来路呢？德国国家银行贵重金属物资部经理在纽伦堡供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许多批货物都是从卢布林和奥斯威辛运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是集中营所在地。金牙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送来的第十批货物中出现的。金牙日渐增多，数量十分可观。
臭名远扬的党卫队经济处处长奥斯瓦德·波尔曾经专门负责党卫队的这门交易工作。他在纽伦堡强调指出，丰克博士和德国国家银行的负责人与董事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要典当出去的这些货物的来路。他相当详细他说明了「丰克和党卫队之间进行的关于把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运给德国国家银行的交易」。他记得他和银行副总裁艾米尔·波尔博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对这一点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将要交付的物资都是从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来的。所谈的物资包括戒指、表、眼镜、金条、结婚戒指、胸针、别针、金牙和其他贵重物品。
波尔谈到，有一次在视察了德国国家银行中存放「来自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的那些保险库之后，丰克博士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招待前往视察的人员。在宴会中，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这些战利品的独特的来路。
不止一个目击者说过，许许多多犹太人是抱着听天由命的精神来迎接纳粹毒气室中或特别行动队的集体屠杀坑中的死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么乖乖地听人处死的。一九四三年春天，被圈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约六万犹太人就曾经对纳粹刽子手进行过反抗和斗争。这六万人是一九四○年像牲畜一般被赶进这个区域的四十万人中的残存者。
关于这次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也许没有一个人留下的记载会比镇压暴动的那个扬扬得意的党卫队军官的记载更为可怕和具有权威性。这个德国人就是党卫队联队长、警察少将雨尔根·施特鲁普。他那本写得绘声绘色的官方报告书至今还留存着。那份报告用皮面精装，有着丰富的插图，用七十五页精致的厚证书纸打字而成，题目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一九四○年秋末，党卫队把约四十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的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周围将近二英里半长、一英里宽的地区之内，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十六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犹太人还不准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因此，他们只能在围墙内的几个军火工厂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这几个军火工厂都是德国武装部队经营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隶劳动来攫取大量利润的贪得无厌的德国商人经营的。至少有十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扎。
但是，犹太人隔离区的居民并未按照希姆莱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饿死、病死，因此他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发布命令，以「治安的原因」为辞，迫使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全部迁出。七月二十二日，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行动开始了。据施特鲁普的统计，自那天起到十月三日，一共有三十一万零三百二十二个犹太人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说，他们已被运往灭绝营（其中大多数被运往特莱勃林卡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
希姆莱还是不满足。一九四三年一月，他突然到华沙进行了一次视察，发现犹太人隔离区中还有六万人活着，就下令一定要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完成「重新安置」的行动。结果证明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冬天的气候如此严寒，加之当时陆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跟着又在俄国南部节节后退，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因此党卫队很难找到必要的火车车皮来完成最后的「重新安置」计划。而且，据施特鲁普报告，犹太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对他们的最后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莱的命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决定采取连续三天的「特别行动」来清除犹太人隔离区，但结果却花了四个星期。在上年三十余万犹太人迁出以后，德国人得以缩小四周围着高墙的隔离区的范围。当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早晨，党卫队的施特鲁普将军指挥他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袭击这个地区时，它的面积已只有一千码长、三百码宽，然而，它却像一个蜂窝似的，布满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拼命挣扎的犹太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的防守据点。他们的武器很少，只有一些手枪和步枪、偷偷运来的一二十挺机关枪和土制的手榴弹。但是，在这个四月的早晨，他们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施特鲁普率领了二千零九十名士兵，其中约有一半是正规军或武装党卫队，其余的则是党卫队的警察，加上三百三十五名立陶宛民团和一些波兰警察及消防队员。他们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鲁普曾用电传打字机每天发出报告，其中第一篇报告说）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匪徒们的猛烈的集中射击。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受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猛击——由于遭到了敌人的这种反击，我们只得后撤。
德国人重新进行了攻击，但是，遇到很大阻碍。
约在十七点三十分，我们遭到一排建筑物中敌人的猛烈抵抗，包括机枪射击。有一个突击队击败了敌人，但是，未能捉到抵抗者。犹太人和罪犯们从一个据点到另一个据点且战且退，进行抵抗，最后逃走了——在第一次攻击中，我们损失了十二个人。
起初几天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大炮的攻击下，武器少得可怜的守卫者节节败退，但仍然坚持抵抗。施特鲁普将军表示不能理解「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这是他对那些被围困的犹太人的称呼）为什么不肯屈服和不甘心被清算。
（他报告道）在几天以内，事情已看得很清楚：犹太人不再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安置，而是决心要反抗疏散——开头几天还能捉到相当数量天生是胆小鬼的犹太人，但是，在行动的后一阶段，要抓到匪徒和犹太人就越来越困难了。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组成二三十人的新的战斗小组，组内还有数量相等的妇女，燃烧起新的反抗火焰。
施特鲁普写道，妇女们都是先锋队，惯会「双手开枪」和投掷手榴弹，这些手榴弹藏在她们穿的灯笼裤里面。
战斗打到第五天，怒不可遏的希姆莱命令施特鲁普「用最严酷和无情的顽强手段」「扫荡」隔离区。
（施特鲁普在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因此我决定用烧光所有的房子的办法把整个犹太区摧毁。
接着，他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情况。
犹太人留在大火燃烧着的屋子里，直到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才从楼上跳下来——即使骨头已被摔断，他们还是尽力想爬到街道对面尚未着火的房子里去——尽管面临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犹太人和匪徒们往往还是宁想回去葬身于烈火之中，而不愿冒被我们活捉的危险。
施特鲁普这一类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宁愿在烈火中战死，而不愿在毒气室中平静地送命。此刻他正在把那些未被杀害的俘虏送到特莱勃林卡去。四月二十五日，他打了一个电传打字电报给党卫队总部，报告他抓到了二万七千四百六十四名犹太人。他说：
我正在设法搞一列火车车皮，明天开往T二（特莱勃林卡）。如搞不到的话，就只好明天在这里清算他们了。
清算常常是就地进行的。第二天，施特鲁普向上级汇报：「有一千三百三十名犹太人被拉出战壕，立即消灭；有三百六十二名犹太人死于战斗。」只有三十名俘虏被「撤走」。
到暴动将近结束时，抵抗者躲到下水道中去。施特鲁普想往下水道总管里灌水，把他们淹出来，但犹太人设法把水挡住了。有一天，德国人从一百八十三个下水道探洞往里投烟幕弹，但施特鲁普懊恼地报告说，他们未能获得「预期效果」。
最后的结局自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陷入绝境的犹太人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斗争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施特鲁普在一次每日汇报中是用另一种不同的口吻说的，他抱怨「犹太人和匪徒们使用种种狡猾的战斗方法和诡计」。到四月二十六日，他报告说，许多抵抗者被「热、烟和爆炸」弄得「快要发疯了」。这一天，又有好几排房子被烧成焦土。这是迫使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到地面上来的唯一的和最后的办法。
五月十六日是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施特鲁普发出了最后一天的战况报告。
一百八十名犹太人、匪徒和劣等民族已被消灭，过去的华沙犹太区已不复存在。二十点十五分，炸毁华沙犹太会堂，这一场大规模行动至此结束——
总共处置了五万六千零六十五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抓到的和证实已被消灭的犹太人。一星期以后，总部要他对这个数字作一说明。他回答道：
在这五万六千零六十五人中，有七千人在大规模行动期间在前犹太人隔离区中被消灭。六千九百二十九人被押送到特莱勃林卡后消灭了；因此，被消灭的犹太人的总数是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人。此外，有五○○○－六千名犹太人是被炸死或在烈火中烧死的。
施特鲁普将军的算术做得不十分清楚，因为还有三万六千名犹太人没有交代。但是，他在那本精装的最后报告中说的确是实情：他抓到了「总共五万六千零六十五个犹太人，他们确实已被消灭」。毫无疑问，有三万六千人是在毒气室里被毒死的。
据施特鲁普报告，德国人的损失是：
十六人被杀，九十人受伤。从这个将军亲自描述的十分可怕的战斗细节和逐屋争夺战的残酷性质来看，真正的数字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为了不去刺激希姆莱的敏感的神经，他把数字报得很低。施特鲁普最后说：德国的军队和警察「本着忠诚的精神，毫不懈怠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全都是士兵的好榜样」。
「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这个数字一直在争论中。据两个党卫队中目击者在纽伦堡供述，仅仅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就杀死了五六百万人。艾克曼是从事这种罪行的纳粹大专家之一，在「最后解决」创导者海德里希的指使下进行这个工作。纽伦堡起诉书上的数字是五百七十万，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估计数字一致。莱特林格对「最后解决」曾作过详细调查，他推断的数字要少一点——在四百一十九万四千二百人到四百五十八万一千二百人之间。
一九三九年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一○○○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他们肯定已被德国人消灭了将近一半。这就是纳粹独裁者的神经错乱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和付出的惊人代价；这种神经错乱是他早在青年时代在维也纳过流浪生活时患上的，而且又传给了他的众多的德国信徒们，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患这种病症。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也许对精神病医生说来，这两者之间才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因为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科学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少的，如果说有任何好处的话。这是德国医学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个恐怖的故事。虽然进行「试然」的是不到二百名的残忍的江湖医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医学界的地位甚高——但是全国的成千上万名第一流医生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而从所有的文件看来，这些医生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最轻微的公开抗议。
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了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男女囚犯，甚至还有德国人。「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如果不能把他杀掉——如前所述，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奴隶劳动的需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疑问——可以使他不能生育。事实上，波科尔尼医生告诉希姆莱，他认为他已找到了完全恰当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杯芋属植物。他说这种植物有永远绝育的效果。（这个高明的医生在写给党卫队头子的信中说）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同其他人的专业有所不同。他在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菜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把自己这一专业作了以下的说明：
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
在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希尔特博士答应，接到这些头颅以后他将进行工作，进一步作科学的测量。希姆莱高兴极了。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希尔特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的供应者是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有趣的纳粹分子。他在纽伦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后的「医生案件」中，花了许多时间充当见证人。在「医生案件」中，他也是一个被告。西佛斯原来是一个书商，后来爬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的地位。这个研究所是希姆莱为追求他的许多疯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个荒谬绝伦的「文化」组织。据西佛斯说，它有五十五个「研究分支机构」，其中有一个称为「军事科学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长。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漆黑的胡须。在纽伦堡，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纳粹蓝胡子」——「蓝胡子」是一个著名的法国杀人犯。像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保藏着一本小心记录的日记，这本日记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来，对他走上断头台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希尔特博士作「科学测量」的骨胳之用。西佛斯报告说，「总共处理了一百一十五人，其中有七十九名犹太男子，三十名犹太妇女，四名『亚洲人』和二名波兰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纽伦堡的一位英国检察官曾经问到「处理」这个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
西佛斯回答道：「人类学的测量。」
「在他们被杀害之前，他们要经过人类学的测量？这就是处理的全部过程，是吗？」
「还做了模型。」西佛斯补充道。
以后的情况是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叙述的，他是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的一名老刽子手，曾经以「贝尔森野兽」之名而威震一时，后来被一个英国法庭在卢纳堡判处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送到解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威辛的囚犯。
一九四三年八月初，我收到了八十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十五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们将被毒死。
这时，纳粹的技术已经十分完善了。
（克拉麦接着叙述道）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混身都是粪便。
克拉麦上尉作证说，他这样反复做了几次，直到八十名囚犯都被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希尔特教授了。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说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案，这个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国的一种极难为人理解的现象的本质。他说：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八十个人的。而且，我正足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另一个证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三十个妇女的尸体——这三十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五十六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胳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述这些困难以后，本人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斯，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
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八十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示」。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胳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剖学研究所时法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三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一）全部收藏都保存下来；（二）销毁一部分；（三）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
一九四四年九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样。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
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四十八岁以后还生育了三个子女的新闻，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三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去拐骗来的。
一九四一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覆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三十分钟。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第三十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三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腊彻尔博士对二百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二百人中约有八十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一九四二年五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十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进行的。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三十六．五度至五十三．五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七十九．五度，肠部低至七十九．七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八十二．五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六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一百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五十三分钟。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六十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话翻译给腊彻尔听，虽然译的与原话稍有出入。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个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初期冷冻试验的名义上的「主持人」是个叫霍尔兹洛纳博士的基尔大学医学教授。他有一个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们和腊彻尔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以后，认为他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可以试验的办法。于是这三个医生就给空军写了一份长达三十二页的绝密报告，题为《人体的冷冻试验》。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还在纽伦堡召开了一次德国科学家会议来听取和讨论他们的试验报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根据「医生案件」中的证词，当时有九十五名德国科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医学界的一些最著名人物。虽然这三个医生使大家毫无疑问地知道试验杀害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任何问题，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霍尔兹洛纳教授和芬克博士这时退出了试验，但坚持不懈的腊彻尔博士仍然独自坚持下去，从一九四二年十月一直进行到第二年的五月，除了其他试验以外，他还要进行一种他所谓的「干冻试验」。他在写给希姆菜的信中说，在奥斯威辛
进行这种试验要比在达豪适合得多，因为那里更冷，同时因为那里地方大，在集中营内引起的骚动可以少一点。（受试验者在受冻时要大喊大叫的。）
由于某些原因，改变地点一节未能实现，因此腊彻尔就在达豪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巴望着来个真正的严冬天气。
（一九四三年初春，他写信给希姆莱说）感谢上帝，达豪又出现了一阵突然的严寒。一些人在户外二十一度的气温下呆了十四小时，他们的体温落到七十七度，身上出现冻伤——在「医生案件」中，证人奈夫又用外行话描述了他的上司所进行的「干冻」试验。
晚上，一个囚犯被赤身放在营房外的一副担架上，身上盖一条被单，每小时往他身上泼一桶冷水。这个受试验的人就这样躺在外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都记录了下来。后来腊彻尔博士说，给受试验者盖被单和泼水是错误的——将来，受试验者身上绝不要盖任何东西。下一次又用十个囚犯来依次进行试验，他们一个个都被脱得精光。当囚犯们慢慢冻死的时候，腊彻尔博士或他的助手不断记录着他们的体温、心脏活动和呼吸状况等等，受难者的悲号不时划破夜晚的沉寂。（奈夫向法庭解释道）起初腊彻尔禁止在麻醉状态下进行这种试验。但是受试验者的狂喊乱叫，使腊彻尔不对他们施行麻醉就无法继续试验。
冬夜，受试验者被扔在达豪营房外的冰水桶里或赤身躺在地上冻死——希姆莱说，这些人只配死。即使没有冻死，他们马上也会被杀死。但是，如果是勇敢的德国飞行员和水兵们（这些试验表面上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的）掉进北冰洋的冰水里或者陷在挪威、芬兰或俄国北部北极圈内的冰天雪地之中，则只要可能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于是，这个天下绝无仅有的腊彻尔博士便在达豪对那些「活人豚鼠」进行所谓「回暖试验」。他想知道，要使冻僵了的人回暖起来，并能把他救活，究竟用什么办法最好？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给他那伙忙忙碌碌的科学家提供「实际」解决办法方面，从来是不落后的。他向腊彻尔建议，可以试用「动物的体温」来回暖，但这个医生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个想法。他写信给这个党卫队头子说：「用动物的体温——动物或女人的身体——来回暖太慢了。」可是，希姆莱坚持要说服他。
（他写信对腊彻尔说）我对用动物体温进行试验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个人认为这种试验可以取得最好的、最有效的结果。
腊彻尔博士虽然有怀疑，但他不是一个敢漠视党卫队头子的建议的人。他立即动手进行所有试验中最荒诞的「试验」，并且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各种骇人听闻的详细记录。四个女犯从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集中营被送到达豪来给他。但是，在这些被列为妓女的女犯中，有一个使这位大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上司汇报说：
在指派给我的女人中，有一人表现出她具有地道的北欧民族的特点——我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情愿当妓女，她回答道：「为了脱离集中营。」当我表示反对说自愿做妓女是可耻的事情时，她对我说：「在妓院里混半年总比在集中营里关半年强——」当我想到一个外表看来纯系北欧民族的姑娘在劣等种族的集中营犯人面前赤露身子时，我的种族良心感到受了侮辱——为此，我拒绝用这个女孩子来进行我的试验。但是他用上了另外那些头发不那么金黄、眼睛不那么碧蓝的女人。他的研究结果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写成一份「秘密」报告，送呈给希姆莱。受试验者按照惯常的方式受冻——穿着衣服或是脱得精光——他们被浸入不同温度的冷水里——当他们肛门温度到八十六度时，就被从水中移出。
在八次试验中，我们把一个冻僵的男人放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中间。指示这两个女人尽量紧挨着蜷伏在冻僵了的男人的身旁，然后用毯子把三个人盖起来——受试验者一旦苏醒过来，他们就再也不会失去知觉，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贴近女人的裸体。然后，他们的体温逐渐上升，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紧裹下的回暖速度几乎完全一样——有四个受试验者发生了例外的情况，他们在体温达到八十六度至八十九．五度之间时，进行了性交。性交以后，他们的体温迅速上升，同用热水洗澡差不多。
腊彻尔博士发现，一个女人使冻僵者回暖的速度比两个女人还要快，他对这一发现颇感惊奇。
我认为这是因为用一个女人来回暖，就避免了那种个人的抑制，她会更紧地贴近冻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恢复知觉特别迅速。只有一个人没有恢复知觉，只是稍稍有点回暖。这个受试验者出现脑溢血的症状后死去，解剖的结果证明确实是脑溢血。
概括说来，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得出结论说，用女人来使「冻僵了的」男人回暖，其「进程非常缓慢」，用热水洗澡的办法更有效些。
（他总结说）在受试验者中，只有那些身体状态允许进行性交的人，才能以惊人的速度回暖，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
从「医生案件」中的证词看来，有三百人被用来进行了约四百次「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其余的人（除极少数例外）后来都被杀害，有些人发了疯。腊彻尔博士本人没有出席这次审讯作证。他继续进行他的血腥的新试验，为数之多，不胜枚举，直至一九四四年五月同他老婆一起被党卫队逮捕时为止。他们被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为了他那些杀人的「试验」，而是因为他和他老婆被控在他们的子女的出生问题上进行了欺骗。这种欺骗行为是崇拜德国母亲的希姆莱所不能容忍的。他曾经真的相信，腊彻尔太太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开始先后生育三个孩子的，当他知道这些孩子是拐骗来的之后，他大为震怒。于是，腊彻尔被关进了他所熟悉的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牢房，他的老婆则被押往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这个医生曾经从那里得到许多妓女来进行「回暖」试验。夫妻两人都没有活下来，据信他们是希姆莱本人下令处死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行动之一。否则，他们可能成为尴尬的证人。这样尴尬的证人，确实有一些活下来受审了。其中有七名被判死罪并已被绞决，他们直到最后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杀人试验是为祖国服务的爱国行为。「医生案件」中唯一的一个女被告赫塔·奥伯休塞博士被判二十年徒刑。她承认曾给五六个被关在腊文斯勃鲁克的波兰妇女（一共有几百人）注射致命的毒针，使她们受到各种「试验」的折磨。有不少像臭名昭著的波科尔尼那样想使千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医生被宣告无罪。有几个人表示悔罪。在第二次审讯这些医界败类时，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艾德温·卡成仑包根博士要求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大声说：「你已经在我的前额刻上了该隐的标记。任何一个医生如果犯了我所被控的那些罪行，都应当处死。」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战争进行到中途时，发生了一件报复行动：新秩序的匪首们因为屠杀被征服的人民而遭到了一次报复。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的副首领、三十八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了暗杀。这个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对冷酷的眼睛的恶魔警官，是「最后解决」的创始人，在占领区中被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
日夜图谋取得更大权力并且阴谋取代他的上司希姆莱的海德里希，在他的其他许多职务之外，又谋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的职位。前任「保护长官」，那个可怜的老牛赖特于一九四一年九月被希特勒用长期病假的名义赶走了，海德里希代替了他，占据了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古堡——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所在地，但是，他在这个宝座上没有坐很长久。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早晨，当他乘坐敞篷的曼赛德斯牌竞赛用汽车，从乡村别墅驶往布拉格的古堡时，一颗英制炸弹向他投来，把他的汽车炸得粉碎，把他的脊椎骨也炸断了。这颗炸弹是两个捷克人投掷的，他们一个叫扬·库比斯，一个叫约瑟夫·加拜克，属于当时在英国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空投下来的。他们有执行这个任务的良好装备，在施放烟幕后逃走，并且得到了布拉格的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神甫们的掩护。海德里希于六月四日伤重身死，接着，德国人就进行野蛮的报复。为了他们的英雄之死，按照古老的条顿民族原始仪式，一场地地道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根据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有一千三百三十一名捷克人，其中包括二百零一名妇女，被立即处死。真正的刺客和一百二十个隐藏在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的捷克抵抗运动成员一起，被党卫队包围起来，杀得一个不剩。然而，由于这个反抗主宰民族的行动而受害最深的，还是犹太人。他们之中有三千人被赶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照顾的」犹太人隔离区，运往东方被消灭。在爆炸的当天，戈培尔就在柏林的少数尚未被捕的犹太人中逮捕了五百人；在海德里希死去的那天，枪决了其中的一百五十二人，以示「报复」。
但是，在海德里希之死所引起的后果中，离布拉格不远的克拉德诺煤矿城附近的利迪斯村的命运，也许是文明世界所最难忘却的。在这个和平的小村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野蛮屠杀，原因只不过是为了杀一儆百给被征服的人民看看，因为他们居然胆敢杀害一个征服者。
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早上，有十辆大卡车满载德国保安警察，在马克斯·罗斯托克上尉的率领下，到达了利迪斯，包围了这个村庄。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这个村庄，只许外出的村民回来。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因为吓怕了，想偷偷逃走，当场被枪杀。有一个农妇跑向村外的田野里，背后中了一枪身死。全村的男子都被锁在村长霍拉克的谷仓、马厩和地窖里。
第二天从天亮时起一直到下午四点钟，他们被押到谷仓后的花园里，十人一排，被保安警察的执刑队枪决。在那里处决的共有一百七十二个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青年，此外还有十九个男村民在大屠杀时，正在克拉德诺矿场里工作，后来被抓到后在布拉格处决。
有七个妇女在利迪斯被捕后，被押到布拉格枪决。这个村庄的所有其他妇女，一共一百九十五人，都被运往德国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在那里，七人被毒气毒死，三人「失踪」，四十二人被虐待致死。有四个将要分娩的利迪斯妇女，起初被送往布拉格的产科医院，她们的新生婴儿被杀害后，她们自己又被运往腊文斯勃鲁克。
留下来要德国人处理的只有利迪斯村的儿童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都死了，母亲都被囚禁起来了。必须说明，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也枪决掉，甚至男孩子也未枪决。他们都被送到格奈斯瑙的一个集中营。他们一共有九十人，其中七个不满一周岁的孩子经过希姆莱的「种族专家」的适当检查以后，被纳粹挑选出来送往德国，取了德国名字，准备培养成德国人。后来，其他孩子也得到同样的处置。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提交纽伦堡法庭的一份关于利迪斯的官方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已完全没有下落了。」
幸运的是，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些人后来被找到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五年秋，我在当时盟军管制的德国报纸上看到一些侥幸没有死亡的利迪斯村的母亲们所发出的可怜的呼吁，她们要求德国人民帮助她们寻找她们的子女的下落，并把他们送回「老家」。
实际上，利迪斯这个村庄本身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在屠杀了男人、运走了妇女和儿童以后，保安警察立即烧毁了村庄，炸光了断垣残壁，并且把它夷为平地。
虽然利迪斯村成为纳粹所犯的这类野蛮罪行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但是，它并不是德占区中得到这种悲惨结局的唯一的村庄。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个这样的村庄，勒扎基；在波兰、俄国、希腊和南斯拉夫也有几个。甚至在新秩序的屠杀罪行较少的西欧，德国人也曾一再重演利迪斯这样的惨剧，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挪威的塔勒伐格，他们只不过是在将村中所有房屋夷成平地以后，把男子、妇女和儿童分别送往不同的集中营。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亦即利迪斯大屠杀后两年零一天，法国里摩日附近的格拉尼河畔奥拉多村，又发生了恐怖的屠杀惨案。以在俄国进行恐怖行动出名而不是以战斗出名的德国党卫队「帝国师」的一支特遣队，包围了这个法国市镇，勒令居民到市中心的广场集合。司令官在广场宣布，据报村子里藏着炸药，必须进行搜查和核对身分证。于是，全村的六百五十二个居民都被监禁起来。男人被赶入谷仓，妇女和儿童被赶入教堂。整个村庄都被纵火焚烧。然后，德国兵就来处置居民。关在谷仓里而尚未烧死的男子，都被机枪扫射身死，关在教堂里的妇女和儿童也遭到机枪扫射，未中弹者也在德军纵火焚毁教堂时葬身于大火之中。三天以后，里摩日的主教在已被焚毁的讲坛后面发现有十五具烧焦的儿童尸体堆在一起。
九年以后，一九五三年，一个法国军事法庭确定，在奥拉多的大屠杀中，一共有六百四十二人罹难，其中妇女二百四十五人，儿童二百零七人，男子一百九十人。只有十个人幸免于死。尽管当时被烧伤得很厉害，他们靠装死而逃脱了出来。同利迪斯一样，奥拉多也始终没有重建起来。它的断垣残壁成为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一个纪念碑。内部全毁的那个教堂在一片和平景象的田野里十分令人注目，使人记起那个收获前夕的、美丽的六月的日子。那一天，整个村庄和它的所有居民突然消失了。在教堂原先的一扇窗户那儿，有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洛芳西夫人，当年教堂内唯一生还者，在此窗户脱逃」。前面有一座小小的、钉在生锈的铁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本章所述，便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的开端，便是「纳粹匪徒帝国」在欧洲初显身手的情况。对人类说来，幸运的是，这个新秩序在婴孩时代就被摧毁了——不是被德国人民反对这种野蛮倒退的起义所摧毁，而是由于德军的战败和其后第三帝国的垮台。现在剩下要谈的就是这个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