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那里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几乎没有放过一枪。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Sitzkrieg。在西方，人们也很快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假战争」。在这里，正如那位英国将军J．F·C·富勒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二十六个（德国）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了」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是不是感到意外呢？一点也不。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在八月十四日最初那篇日记中就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前面已经谈到，当九月七日波兰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哈尔德就已经忙于制定把德军西调的计划了。
那天晚上，他记下了勃劳希契那天下午同希特勒商谈的结果。
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过了两天，希特勒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指令规定「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或）——我方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以及）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过什么保证？在它一旦受到攻击时，它们将怎样做？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法波军事协议对此曾有明文规定。该条约载明，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三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九月一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参谋总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三十五个到三十八个师。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八月二十三日，当德国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候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
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十月十一日，波兰战事结束了三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四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到法国去。丘吉尔称之为「象征性的帮助」。富勒指出，直到十二月九日英国方面才第一次有了伤亡——有一个外出巡逻的班长被击毙。富勒说：「自从莫利内拉和扎戈那拉之战以来还未见过这样不流血的战争。」
那些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
（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在一九三九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一百一十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二十三个师完全接兵未动的缘故。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
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最初的两个英国师直到十月初才部署好），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
说来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政府和人民当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其次是法国人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记忆犹新，他们决心只要能够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这样一场杀戮；第三，到九月中旬，波兰军队的惨败使他们感到德国人不久就能把优势兵力调往西线，从而把法国最初取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对于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的恐惧心理。真的，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受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德国遭到致命打击。许多德国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九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九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的时候，以及一九三五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但是在海上却有战斗。
德国的海军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十一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六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吨，几乎等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一吨，第三个星期为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四千六百四十六吨——九月分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二十六艘并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二吨，被水雷炸沉的为三艘共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吨。「
这种损失的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九月七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时一星期。」
希特勒同雷德尔在九月七日的会上还作出了另一项决定。那位海军元帅在日记里写道：「等到所有潜艇返航后再着手解决『阿西娜』号事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海上的战争是在英国宣战十小时以后开始的，当时，九月三日晚上九点，满载一千四百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阿西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二百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一百一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二十八名美国人。德国宣传部接到伦敦发出的第一批消息之后就到海军总司令部去查对，海军总司令部的回答说，出事地点附近并没有德国潜艇，于是宣传部当即否认那艘船是德国人击沉的。这一不幸事件弄得希特勒和海军司令部非常尴尬。起初他们还不相信英国方面的报导，因为他们曾经下令所有潜艇舰长遵守海牙公约，不得不予警告就攻击船只。但是由于所有潜艇的无线电台为了保密的缘故全都保持沉默，无法立刻查明事情真相。「虽然如此，不到两天，纳粹的御用报纸就叫嚷说，这艘客船是英国人为了激怒美国使其参战而自行炸沉的。
威廉街的确非常关心美国方面对这次造成二十八名美国公民死亡的惨祸的反应。炸沉船只后的第二天，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代办亚历山大·寇克，向他否认这是德国潜艇干的事。他强调说，在出事地点附近没有一艘德国舰艇。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供认，当天晚上他找到了雷德尔，提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因为德国击沉了「卢西坦尼亚」号后美国才参战的，劝他「尽一切努力」避免激怒美国。那位海军元帅向他保证，「不可能有任何一艘德国潜艇牵涉在内」。
雷德尔海军元帅在里宾特洛甫的催促下，于九月十六日把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请到他那里，告诉他说他现在已经收到了所有潜艇的报告，「结果肯定证实」阿西娜「号绝不是德国潜艇击沉的」。他要求这位武官将这一情况转告他的政府，这位武官即刻就照办了。 这位海军元帅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九月三日出海活动的潜艇还没有全部返航回港，没有返航的潜艇里就包括兰普少校指挥的U一三十号在内，这艘潜艇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进入本国领海停泊。潜艇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在码头上等着这艘潜艇人港。几年以后他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了这件事情，这才使击沉「阿西娜」号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那艘潜艇入港时，我在威廉港的水闸边上见到了舰长兰普少校，他要求和我个别谈话。我立刻注意到他那副郁郁不乐的神情，他马上告诉我说，在北部海峡海面击沉了「阿西娜」号的大概是他。按照我原先的指示，他当时在对不列颠群岛的航线入口上可能出现的武装商船进行严密警戒，他用鱼雷击沉了一条船，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才知道这条船就是「阿西娜」号，当时他还当它是一条正在巡逻的武装商船——
我立刻派兰普坐飞机到柏林去向海军作战参谋部面陈一切。同时，我采取临时措施，命令严守秘密。当天深夜，也就是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海军上校弗立克转来的一个命令：
一、这一事件应予彻底保密
二、海军总司令部认为并无召开军事法庭的必要，因为司令部已经查明，该舰长的这一行动并非有意。
三、政治上的解释将由海总处理。
至于元首否认德国潜艇击沉「阿西娜」号的政治宣传活动，我完全没有参预。邓尼茨必定打一开始就猜到了事情真相，否则他不会到码头上去迎候返航的U－三十号。他说没有参预，实际上却参预了消灭一切可能泄露秘密的证据的活动，篡改了该潜艇的航海日志和他自己的日记。正如他在纽伦堡供认的，他本人曾命令把U一三十号的航海日志上任何提到「阿西娜」号的话都涂掉，同时也把自己的日记里与此有关的话删去。他还要艇上全体人员立誓绝对保密。
毫无疑问，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在战争进行期间都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如果希特勒像雷德尔海军元帅在纽伦堡所供认的那样，命令对「阿西娜」号事件严守秘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值得称赞的话，尤其是海军司令部开始时由于确实相信这事不是德国潜水艇干出的，已经正式否认了，如果后来又迫不得已而加以承认，就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但是希特勒却不以此为满足。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阿西娜」号。戈培尔当时那篇广播演说，作者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阿西娜」号》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报导，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和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非常不满，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外交部里这位自命反纳粹的领导人和这两位海军将领，只要那位恶魔般的纳粹统帅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其他将领们也完全一样。这种态度注定要在德国的历史上造成最黑暗的一页。
「今晚的报纸公开地大谈其和平」，我在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和一些德国人交谈，他们全都满怀信心，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得到和平。他们个个兴高采烈。」
头一天下午，我在富丽堂皇的但泽市政厅里听了希特勒的演：六百三十九＝说。这还是他自从九月：日在国会宣告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尽管他因为保卫华沙的波军还在英勇抵抗，使他不能在华沙发表这篇演说而感到恼火，尽管他每次在演说中提到大不列颠时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仍然作出了一点点和平姿态。「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他说，「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祷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将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九月二十六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其要点是：「为什么英、法现在要打仗呢？没有理由要打仗。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
两天以后，俄国一边狼吞虎咽地并吞划归它名下的那一块波兰土地，一边也加入了这场和平攻势。随同德苏边界友好条约及其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的签定，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于九月二十八日又在莫斯科合伙拟制并签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和平宣言。
宣言说，德苏两国政府
在最终解决了由于波兰国家瓦解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共同表示确信，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终止战争状态将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两国政府将为此目的共同努力——务求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但是，如果两国政府的努力竟然归于无效，这就表明英、法两国应对战争的延续负责——希特勒是真要和平呢，还是想继续打下去，借苏联的帮助把延续战争的责任推到西方同盟国家身上呢？他嘴上虽然说得很肯定，但是大概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九月二十六日他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于。」
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他说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以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工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
这只是元首的一种想法。他还对他的将领们谈出来了另外一种想法。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哈尔德在日记里提到，他得到「元首计划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消息」。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决定「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因为法、英联军现在还没有作好准备」。据勃劳希契说，他甚至规定了进攻的日期——十一月十二日。毫无疑问，那一天希特勒被华沙终于投降的消息冲昏了头脑。他大概以为，至少法国会和波兰一样容易屈服，虽然两天以后，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要向元首「解释」，「波兰战役的战术不能依样画葫芦地适用于西线。对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能这样打」。
十月一日齐亚诺在柏林同希特勒作过一次长谈，对这位总理的心理了解得最透彻的，也许就要算他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大臣现在虽然已经对德国人厌恶透顶，但是还是不得不维持着表面关系，他发现这位元首充满了自信。齐亚诺说，他讲述自己的计划时，「只要提到他作战的手段和方法，两眼就闪射着凶狠的光芒」。这位意大利贵宾在总结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时写道：
——今天，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使他的人民得到巩固的和平，也许仍然是希特勒所向往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他牺牲自己认为理所应得的胜利果实，哪怕是牺牲一点点，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宁愿再打一仗的。
当我坐在十月六日中午开幕的国会中聆听希特勒发表他那和平的呼吁时，心里感到好像是在听一张已经放了五、六遍的老唱片。我已经三番四次地听到他每逢凯旋归来以后就在这同一个讲坛上，用同一种表面上听来非常诚恳真挚的调子提出和平建议；这些话如果你没有想到当时那次的受害者，听起来的确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他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是他生平最为冗长的公开演说之一。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这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及其理由：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一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对英国呢？
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关于和平呢？
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呢？是为了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重建波兰国家的问题不能通过西方的战争来解决，而只能由俄国和德国来解决——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要打仗吗？——
如果这一场战争的真正日的仅仅是为了更换德国的政权的话——那么，这将不过是白臼地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罢了——的确，西线的这一场战争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希特勒开了一大张清单：「建立一个波兰国家」（事实上他已经和俄国人商量好不许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了）；「解决和了结犹太人问题」；德国的殖民地问题；恢复国际贸易的问题；「无条件地保证和平」；裁减军备；「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等的限制」；解决欧洲少数民族的问题。
他建议欧洲几个大国举行一次「经过最充分的准备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这样一个会议行将决定本大陆今后许多年的命运（他继续说道），在大炮轰鸣下，在军队被动员起来对它施加压力时，是决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审议问题的。
可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一定要解决，那么，在千百万人被送去作无谓的牺牲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化为灰烬之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让西方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不久，每天的牺牲将不断增长——欧洲的国民财富将为炮弹浪费殆尽，各国的元气将在战场上耗竭——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两个胜利者，而两败俱伤的例子倒是屡见不鲜，但愿那些恃有相同见解的人民及其领袖现在就作出他们的回答。让那些认为战争是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拒绝我伸出的手吧。
这里，他指的是丘吉尔。
但是，如果丘吉尔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番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打下去——在德国的历史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从国会回来以后就在日记上写道，据我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不会「花五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笼统而含糊的建议，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德国人却很乐观。那天晚上我去作广播时，在路上买了一份旱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花体字的标题是：
德国希望和平——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除殖民地以外，德国再无英他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裁减军备——同欧洲所有国家合作——建议举行谈判。
现在我们从德国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当时威廉街陆续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得到那方面传来的报告，因而满心相信法国人没有胃口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早在九月八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国人说，庞纳「鉴于法国人普遍厌战，打算一俟波兰战事结束就设法达成一项谅解。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他正在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触」。
十月二日，阿托利科把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最近打来的一份电报的抄件交给了威兹萨克，内中说，法国内阁大多数阁员赞成和谈，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法国和英国能够保全面子」。不过，达拉第总理显然不在这个大多数之列。
这是个很可靠的情报。
十月七日，达拉第答复了希特勒。他宣布，法国在没有得到关于「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安全」的确实保证以前，将不放下武器。不过，希特勒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法国总理的答复，而是张伯伦的反应。十月十日，在体育馆主持冬赈活动的开幕典礼的简短演说中，他再一次强调声明，他「随时准备接受和平」。他补充道，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同西方国家打仗」。张伯伦于十月十二日作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对德国人民如果不是对希特勒——来说，不啻迎头一盆凉水。那位首相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希特勒的建议是「含糊而不可靠的」，并且指出，「这些建议没有提到如何纠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所犯下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德国现政府」的诺言不能信赖。如他们果真要求和平，「就应该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眼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对和平的诚意。
希特勒的诺言再也不能欺骗这位慕尼黑妥协者了。第二天，十月十三日，德国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宣布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执意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位纳粹独裁者现在算是有了进行战争的借口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知道，希特勒不等那位首相作出答复就发布了准备立刻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
十月十日，他召见了军事将领们，对他们宣读了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说明了战争的局面和世界的形势，并把第六号作战指令扔给了他们。这位元首原来在九月底固执地提出要在西线尽早发动进攻的要求，曾使陆军司令部陷入一片慌乱。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在其他几位将领的支持下，曾经共同去向希特勒解释，立刻发动攻势是办不到的，他们说，整修在波兰用过的坦克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托马斯将军以具体数字说明德国每月缺钢六十万吨。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说，手头的军火只「够我们一/三的部队打十四天之用」——要在十四天内打败法国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当那位陆军总司令和那位参谋总长于十月七日就陆军方面的弱点提出正式报告时，元首却不予理睬。约德尔将军是最高统帅部里仅次于凯特尔的第二名唯命是从的应声虫，他警告哈尔德说，由于陆军反对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中」，元首「由于军人不服从他的命令非常恼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于十月十日上午十一点召集将领们举行会议，会上根本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注明为前一天签发的第六号指令告诉了他们应当怎样行动：
绝密
如果最近的未来事态表明，英国以及跟在它后面的法国无意于结束这场战争，我决心不作多大耽搁就采取有力的进攻性的行动——
因此，我命令：
一、为穿越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攻击战作好准备。必须尽早——实现这一攻击。
二、其目标在于尽量歼灭法国作战部队以及与其并肩作战的同盟国部队；同时，在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尽可能多占领土地，以便作为对英国进行有利的空战和海战的基地——我要求三军总司令尽快根据本指令制定计划，向我提出详细报告，并把各种情况随时报告我——希特勒在把指令交给他的军事将领们之前，曾向他们宣读了签署日期同为十月九日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这位前奥地利下士所写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文件之一。这份备忘录不仅表明希特勒从德国人的观点出发对于历史的理解，还表明他有杰出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同时也表明他对于西线战事的发展与结果具有预见，这一点不久就将得到证实。他说，自从一六四八年的缪恩施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德意志第一帝国以来，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就一直在进行着斗争，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要打个明白的斗争」。但是，自从在波兰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只要不「危及」德国在波兰的既得利益，「我们并不反对立刻结束战争」。
但是研究这一方面的可能性，哪怕是对这种可能性加以考虑，都不是本备忘录的目的，我只准备谈另一个问题：继续战斗的必要性——德国的战斗目标，是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迅速解决西方问题；也就是说，摧毁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世不能再反对德国人民在欧洲的国家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这一长远目标对外讲来在宣传上将不得不作种种适应——这并不改变我们的战争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而且永远是摧毁我们的西方仇敌。
将领们对这样仓促地在西线发动进攻曾经表示反对。可是他告诉他们，时间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他提醒他们，波兰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德国实际上只有一条战线。这种形势仍未改变——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没有任何条约或协议能够有把握地保证苏俄永远保持中立，目前，一切情况都不利于俄国放弃中立。但过了八个月、一年，乃至于几年，这种局面就可能会改变。近年来，各方面的情形都说明条约的不足凭信。防御俄国进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地显示德国的力量。至于意大利，「意大利支持德国是否有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墨索里尼是否活着，以及德国是否能有更大的新胜利去吸引那位领袖。在这里，时间也是个因素。比利时和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英、法的压力下放弃中立，这是德国不能坐待其发生的事情。甚至对美国来说，「也应当认为时间是不利于德国的」。
希特勒承认，持久战对德国有很大的危险，他列举好几个危险的因素。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中立国家（他好像主要考虑的是俄国、意大利和美国）有可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被拉到敌对的一边去。而德国「有限的粮食和原料基地」，也会使德国难于取得「物资进行战争」。他说，最大的危险是鲁尔的地理位置易受攻击。一旦德国这个工业生产的心脏遭到破坏，就会「导致德国战争经济的崩溃，从而丧失抵抗能力」。
必须承认，在这篇备忘录里，那位前奥地利下士一方面显示了他对于战略战术的惊人理解力，可是同时也显示了他为人丝毫不讲道德。有好几页论述了坦克和飞机在波兰战役中所发展的新战术，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战术如何在西线战场上运用以及具体地在什么地方运用。他说，最主要的是避免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那种阵地战。装甲部队必须用来进行决定性的突破。不得使装甲部队陷身于比利时城镇的迷魂阵般的大街小巷中。根本不必用它们去攻城，而是——用来保持大军通畅无阻地前进，并在找出敌方防守薄弱的阵地后以密集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突破，以打破战线僵持不下的局面。
这对未来西线战局是惊人精确的预测，今天读到它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的盟国方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见地？
希特勒在战略方面的见地也是卓越的，他说，「唯一可能进攻的地区」是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首先应该记住两个主要的军事目标：摧毁荷、比、法、英的军队，从而在海峡沿岸和北海之滨取得立足之地，这样德国空军就可以从这里起飞对英国进行「无情的轰炸」。
他回过头来又谈战术问题时说，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
这一战役的特殊性质，可能使我们有必要最高度地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在某些地点需要集中超过一般比例的进攻或防御的兵力（比如坦克或反坦克部队），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需作低于一般比例的集中。
至于进攻的时间，希特勒告诉他的那些满心不情愿的将领们说，「不能开始得大早。但是只要有可能，无论如何必须在今秋发动」。
德国的海军将领们与陆军将领们不同，尽管英国舰队占有压倒优势，但是他们在采取攻势方面却无须希特勒的任何催促，事实上，在从九月末到十月初的那些日子里，雷德尔一直不断地在要求元首解除对海军活动的限制。这一点是慢慢实现的。九月十七日，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西南击沉了英国的航空母舰勇敢号。九月二十七日，雷德尔命令袖珍战舰德意志号和斯比伯爵号离开待命地区，对英国船运开始进攻。到十月中旬，它们就已经击沉了七艘英国商船，卤获了一艘美国船弗林特市号。
十月十四日，德国潜艇U－四十七号在古恩特·庇里恩少校指挥下，突破了英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斯卡帕弗罗港看来无法突破的防御，用鱼雷击沉了停泊在港内的皇家橡树号，这艘战舰上有官兵七百八十六人殉难。这一了不起的成就，提高了海军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戈培尔博士利用这件事大吹大擂了一番。
但是陆军将领方面的情况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希特勒给他们写了一长篇考虑周密的备忘录，尽管发下了第六号指令要他们作好准备以便立即在西线发动攻势，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地规避。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有什么道德上的顾忌，而只是因为他们对在这个时候进攻是否能取得胜利深为怀疑。但是也有一个例外。
在莱因河上和沿着马奇诺防线与法军对峙的C集团军司令威廉·里特·冯·李勃将军，不仅对于西线的胜利表示怀疑，而且，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唯有他至少部分从道义立场出发反对进攻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在希特勒召见陆军将领们的第二天，即十月十一日，李勃自己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把它分送给勃劳希契和其他将领。他写道，全世界都会反对德国，因为它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进犯中立的比利时！德国政府仅仅在几星期以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并尊重这种中立！
当他从军事上详细申述了不能在西线发动攻击的理由之后，最后他发出了和平的呼吁。他说，「全国都渴望和平」。
但是，这时候希特勒却渴望战争和厮杀，他认为将领们的那种怯懦是不可原谅的，使他感到腻烦。十月十四日，勃劳希契同哈尔德聚首长谈了一次。那位陆军总司令觉得目前有「三种可能：进攻、观望、根本性的变化」。哈尔德在他那天的日记里这么记着，后来在战后他解释说，所谓「根本性的变化」指的是「除掉希特勒」。但是主性怯懦的勃劳希契认为这种激烈的办法「本质上是消极的，并且会使我们处于挨打的地位」。他们最后认为，这三种选择都不能提供「决定性胜利的前景」。唯一可做的是继续在希特勒身上下功夫。
勃劳希契于十月十七日再次谒见了元首，但是他告诉哈尔德说，他的争辩毫不起作用，事情已「毫无希望」。哈尔德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英国人只有在挨了打以后才会坐下来谈判。我们应该尽快地给他们几下子。进攻日期最迟不得超过十一月十五日到二十日。」此后又同这位纳粹统帅谈了几次，他终于在十月二十七日对将领们宣布了不可更改的决走。在一次授勋仪式上，希特勒将铁十字骑士勋章授给十四名将领之后，就开始布置西线进攻事宜。当勃劳希契试图说明陆军需要一个月也就是要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能准备就绪时，希特勒的回答是「那太晚了」。他命令进攻必须在十一月十二日发动。那天散会回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垂头丧气。那天晚上，他们互相安慰了一番。「勃劳希契显得疲惫而又沮丧，」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
密谋分子们再一次立即开始行动的时刻到来了，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是到来了，发愁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面临着严酷的抉择：或者是采取他们在十月十四日所想到的第三种「可能」（即除掉希特勒），或者是在西线发动他们认为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四十八）的进攻。军队和文职机关中所有突然活跃起来的「密谋者」都力主走第一条道路。
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坦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早在九月三日英国政府宣战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饭店匆忙会见奥吉尔维·福比斯的时候，把这个阴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十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十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十月十七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里茨）·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勃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
但是勃劳希契甚至比他的参谋总长还要胆小怕事。「如果勃劳希契没有足够的魄力作出决定的话，」贝克将军对哈尔德说，「你就应当作出决定，给他来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哈尔德坚持认为，勃劳希契是陆军总司令，最后责任应当由他负。大家就这样推来推去，谁也不愿负责。哈塞尔在十月末的日记中悲叹道：「哈尔德的胆略和威信都不足以胜任此事。」至于勃劳希契，就像贝克所说的，只是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这时密谋分子由陆军方面的经济专家托马斯将军和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首，继续在哈尔德身上做工作。哈尔德终于同意，至少他们认为如此，只要希特勒进攻西方的最后命令一下，就发动政变。但哈尔德本人后来却说，这仍然要以勃劳希契作最后决定为条件。不管怎样，十一月三日，据哈尔德和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个心腹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说，哈尔德通知贝克将军和戈台勒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要他们从十一月五日起随时准备行动，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酝酿阴谋活动的温床。
十一月五日是关键性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比、卢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十一月二日和三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利」。于是陆军总司令带着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了的大批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托马斯等人的论据汇集成的一份备忘录，而且，用哈尔德的话来说，另外还带了一份「反备忘录」，那是对希特勒十月九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十一月五日这一天，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是这样了解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据吉斯维乌斯说，戈台勒甚至已经着手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了，后来还是头脑较比冷静的贝克制止了他才没有这样做。那时只有沙赫特一个人对这问题极感怀疑。「你们瞧着吧，」他警告道，「希特勒准会闻出气味不对，明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跟以前一样，他们全都错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宫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见得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计无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据哈尔德说（他的日记是这次极机密的会谈的主要来源），希特勒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他要勃劳希契说出来：「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据哈尔德的日记说，可怜的勃劳希契本来想故意夸大一下事实，以便「吓退希特勒的」，现在却惹得元首大发雷霆地训了一顿。「陆军总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元首吼叫道，「枪毙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实上「是你们陆军不想打」。
「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勃劳希契在纽伦堡追忆那次不愉快的会见时在法庭上说，「于是我只好退了出来。」据别人回忆说，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十八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时还惊魂未走，甚至在叙述会见经过时最初都有点语无伦次。
「佐森密谋」就这样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时期的「哈尔德密谋」一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两次密谋中，密谋分子们为自己的行动所提出的条件都实现了。这次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当碰了一鼻子灰的勃劳希契走了之后，希特勒还用电话向佐森司令部重申了他的命令。当哈尔德要求书面的命令时，书面的命令立刻就送来了，密谋分子们曾经说，要推翻希特勒必需有一个书面证据，也就是要由希特勒下令发动一场他们认为行将使德国遭到惨祸的战争；现在证据有了，但是他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毫无所为。他们乱成一团，急急忙忙地焚毁了可能惹祸的文件，掩盖了他们密谋活动的痕迹。只有奥斯特上校好像还保持了镇静。他向比利时和荷兰驻柏林公使馆发出了警告，要这两国提防十一月十二日早晨的进攻。然后他就动身到西线去，想试探一下，看看他还能不能再次说动冯·维茨勒本将军来干掉希特勒，结果毫无所获。包括维茨勒本在内，所有的将领都知道他们已失败了。那位前下士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们。几天以后，指挥A集团军的伦斯德召集他所属的军级和师级司令官开会，详细讨论了进攻的计划。虽然他本人对这次进攻的成功仍有疑问，他却劝他的将领们撇开怀疑。他说：「陆军已经分配了这个任务，不论怎样都得执行！」希特勒冲着勃劳希契发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吓得要死之后，第二天就着手草拟一个宣言，对荷兰和比利时人民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提出辩解。哈尔德日记中提到的借口是「法国军队必将开进比利时」。
但是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的日期，使得将领们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绝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于柏林
——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听取了气象和铁路运输方面的报告以后，发布命令如下：「A日」「推迟三天，下一决定将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六点作出。凯特尔
整个秋天和冬天希特勒发布了十四道推迟进攻的命令，这是其中的第一道。欧战结束时，从最高统帅部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些命令的副本。这些命令表明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从没有放弃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只不过是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而已。他在十一月九日把进攻推迟到十一月十九日；而临到十一月十三日又把它推迟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像这样一直推下去，每次都是在五六天以后前通知改期，往往是以天气作为理由。这也许是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对将领们的迁就，也许是他意识到陆军尚未准备就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没有充分拟好，因为他还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希特勒第一次推迟进攻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十一月七日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西欧战争开始激烈进行以前」斡旋和平，这一来使德国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希特勒在他所草拟的宣言中本来打算说，德军开入这两个低地国家是因为获悉法国军队即将开进比利时，但是在比荷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之后，这个借口就很难取信于人了。
同时，希特勒也可能得到了风声，知道他进攻比利时这个中立小国已经起不到奇袭的作用，而他原来正是倚仗这一点的，十月底，戈台勒曾经到布鲁塞尔去了一趟，带去了威兹萨克的秘密委托，要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贝劳一许汪特私下警告比利时国王「局势极为严重」。那位大使遵命照办，利奥波德国王马上就赶到海牙，同荷兰女王商量，于是便拟定了上述的联合宣言。但比利时人还得到了比这更为明确的情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情报一部分是从奥斯特那里来的。另外，十一月八日，贝劳一许汪特还用电报通知柏林，利奥波德国王曾告诉荷兰女王，说他获得「准确的情报」，得知沿比利时国境线已有德军集结，说明德军将「在两三天」内穿越比利时国土发动进攻。
接着在十一月八日晚间和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一连发生了两桩怪事：一桩是险些使希特勒送命的炸弹爆炸事件，另一桩是德国党卫队人员在靠近德国边境处绑架了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间谍。这两起事件虽然最初分散了那位纳粹统帅的注意，使他无暇考虑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最后却增加了他在德国的威信，同时吓坏了那些实际上同这两起事件全然无关的佐森密谋分子。
十一月八日晚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为纪念一九二三年啤酒馆政变而对党内「老卫队」战友发表每年一度的演说，这篇演说比他往常的演说都短，在他讲完之后十二分钟，预先安置在讲坛后面的柱子内的一枚炸弹爆炸了，死七人，伤六十三人。这时候所有的纳粹要人都已经跟在希特勒的后面匆匆离开了会场。在往年，他们照例都要留下来，一面慢慢地喝着啤酒，一面同党内的老战友们回忆话旧，谈着当年的政变。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自己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独家刊登了谋刺元首的新闻。这家报纸说这桩肮脏的勾当是「英国特务机关」、甚至说是张伯伦干的。那天晚间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件未遂的『谋刺案』无疑将激起舆论支持希特勒，并将煽起对英国的仇恨——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一事件很像是一次新的国会纵火案。」
除开戈培尔的狂热脑袋中所想象的以外，英国特务机关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纳粹立即设法制造这样一种关系。慕尼黑的炸弹爆炸后一、两个小时，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菜打电话给杜塞尔道夫的一个正在走红运的年轻下属瓦尔特·施伦堡，根据元首的指示，命令他第二天越过荷兰边境，把两个同施伦堡保持联系的英国特工人员绑架过来。
希姆莱的这道命令引起了战争中一桩最离奇古怪的事件。施伦堡同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一样，也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流氓知识分子。一个多月以来，他同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谍报官s·潘恩·贝斯特上尉和R·H·斯蒂芬斯少校建立了联系。在他们面前，他自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反纳粹军官「夏梅尔少校」（这位少校倒也确有其人），并且编造了一套活龙活现的故事，说明德国将领们如何决意推翻希特勒。他说，他们希望英国方面保证伦敦政府将公正地对待未来的反纳粹新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英国人曾经从其他方面听说过德国军人有这么一个密谋，那些密谋分子也曾经要求过这样的保证，英国政府便有意同这位「夏梅尔少校」发展进一步的联系。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给了他一部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双方在无线电上往来频繁，并且在荷兰不同的城市见了若干次面。十一月七日，双方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荷兰文洛镇上见面时，那两个英国间谍给「夏梅尔」带来了伦敦方面寄给德国反纳粹领袖的一封相当含糊的信，十分笼统地谈了同一个反纳粹政权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基础。当时说妥，「夏梅尔」将在第二天把一位反纳粹的领袖（一位德国将军）带到文洛来开始举行最后的谈判。这一会晤后来又推迟到九日。
直到这时为止，双方的目标是明确的。英国方面打算同德国密谋政变分子建立直接联系，以便鼓励和帮助他们。希姆莱则打算通过这两个英国人来发现德国的密谋分子是那些人，以及他们同英国间谍机关有什么关系。显然，希姆莱和希特勒对于某些将领以及谍报局里的奥斯特和卡纳里斯这样一些人已经有所怀疑。但是到了十一月八日的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感到需要改变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的新目标是：绑架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并把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爆炸案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现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登场了。原先在格莱维茨地方对德国电台表演了那出「波兰袭击」的阿尔弗雷德·瑶约克斯，现在又率领了十几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打手来帮助施伦堡完成绑架的计划。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十一月九日下午四点，施伦堡在文洛镇的一家咖啡馆的凉台上嚼饮着开胃酒，等候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来赴约。最后，那两位英国间谍驾着他们的别克牌汽车来了，他们把车子停在咖啡馆的后面，刚下车就遭到候在党卫队汽车上的瑙约克斯那群暴徒一阵枪击。历来伴同这一对英国人去会见施伦堡的一位荷兰谍报官克洛普中尉受了致命的重伤。据瑞约克斯后来说，他们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连同受伤的克洛普「像一捆草似地」扔进了那辆党卫队的汽车之后，汽车便开足马力，冲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境内。
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希姆菜对公众宣布，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谋杀希特勒的阴谋案，已经真相大白。这件案于是出于英国谍报局的主使，主谋的两名英国人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已经于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在荷德边境在线」被捕。实际动手的凶手据称是住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的木匠。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对这件谋杀案的细节描述在我听来「气味不正」。但是希姆莱却不折不扣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我曾记道：「希姆菜那一帮匪徒的企图，显然是想要那些易受愚弄的德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打算以谋杀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的方法来赢得战争。」
这次爆炸究竟是谁主使的，迄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谜。艾尔塞虽不像国会纵火案里的马里努斯·范·德·卢勃那样愚蠢，但却是个不怎么聪明的老实人。他不仅承认犯有制造和放置炸弹的罪行，并且为此扬扬得意。他在这次谋杀事件之前当然没有同斯蒂芬斯和贝斯特见过面，但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却同贝斯特交上了朋友。他在集中营里面对这个英国人讲了一个说来话长而且曲折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不完全合情合理。
他说他是那年仲夏被当作共产党的同情者关进达豪集中营的，十月间某日，他被叫到集中营的长官办公室里，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说他们需要把元首的几个「心怀贰意的」追随者搞掉，办法是十一月八日晚上等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发表了例行的演说离开大厅之后，紧跟着在那里爆炸一枚炸弹。炸弹将安置在讲坛后面的一根柱子里。由于艾尔塞是一个手艺高明的家具匠、电工兼补铝匠，他们说这事由他来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成之后，他们将帮助他逃往瑞士，并且给他一大笔钱，让他舒舒服服地在那里过上一辈子。为了表明他们说话算数，他们答应当时就改善他在集中营中的待遇：改善他的饮食，给他穿普通的便服，还给他许多烟卷——因为他是个烟瘾很大的烟鬼——并且给了他一个木匠工作台和一套工具。艾尔塞就在这里用一只可走八天的闹钟和一个同时可以用电钮引发爆炸的特殊装置制造了一枚看起来粗糙但效率并不差的走时炸弹。艾尔塞说，在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他被带到那个啤酒馆去，把他那个玩意儿放进了那根位置合适的柱子中。
他说，十一月八日晚上，大约在那颗炸弹根据规定的时间快要爆炸的时候，他的同谋者把他带到了瑞士边境在线，给了他一笔钱，并且有意思的是，还给了他一张印着那家呻酒馆内部照片的明信片，照片里那根放置炸弹的柱子上还划了一个叉。结果，他并没有得到帮助越过边境，这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对这一点仿佛颇感意外。相反，他却被秘密警察逮捕了，那张明信片和其他东西一并落入秘密警察手中。然后秘密警察便教唆他在即将开庭审讯的国家法庭上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牵连进来，而且告诉他，在这次审判中，他将名噪一时，成为众所注目的人物。
这个审判一直没有举行。现在我们知道，希姆莱由于做贼心虚，不敢举行这次审判。我们现在还知道，艾尔塞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住了一个时期后又被移到达豪集中营，所得到的待遇在那种环境下讲来是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这显然是根据那位从爆炸案中得到了很大好处的希特勒的特别指令。但是希姆莱一直牢牢地监视着他到底。让这个木匠活到战后去把他的故事四处宣扬是不行的。于是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秘密警察宣布，格奥尔格·艾尔塞已在前一天盟军空袭时被炸身死。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被秘密警察杀害的。
幸免于难的希特勒，或者说使人看来仿佛幸免于难的希特勒压下了将领中的反抗之后，便来进行他的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计划。十一月二十日，他发下了第八号作战指令，命令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并且规定了灭亡荷兰、比利时的方案，接着，希特勒为了给那些胆怯的将领们打一打气，使他们具有在大战前夕所必须具有的劲头，于是便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中午把那些担负指挥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人员召到总理府来。
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们所作的秘密精神讲话中一次最能说明问题的讲话。由于盟军在弗伦斯堡发现了一些最高统帅部档案，这篇讲话便被保存下来了，这是某位不知名的与会者的笔记。
这次会议的宗旨，（希特勒一开始便说）是要使你们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为这支配着我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态度；此外我还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他在这次与会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说话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异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象力丰富然而极不正常的脑子里的一切思想活动的轮廓。他还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作了极其准确的估计。但是，很难想象有谁听了这番讲话还能有任何怀疑，仍旧不相信这个掌握了德国和全世界命运的人已经全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自大狂者。
在谈到早年的奋斗时，他说：
我对于历史事态的可能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作出无情的决定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谋刺我的阴谋以后可能还会有。我对我的才智能力和决断能力是深信不疑的——从未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在我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即使现在全世界都在恨我们——国家的命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自然当仁不让。
他斥责将领们在他作出「坚决的决定」要退出国联、宣布征兵制、占领莱因兰、在莱因兰设防以及吞并奥地利时不该表现怀疑和动摇。他说，「在那时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下一步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他在叙述他的征服业绩时，态度极为寡廉鲜耻。可惜张伯伦没能听到他这番话。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为满足的。那仅仅是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便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这样征服波兰的基础就奠定了。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十分明确，是应该先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最后还是先打波兰，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要打了又打。但我认为，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日益增长的（德国）人口，要求有更大的Lebensraum（生存空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人的数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间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斗争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衰亡——在这里，一切巧计良策都将无济于事，刀剑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拿不出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希特勒说，包括俾斯麦和毛奇在内的过去那些德国领导人的毛病是「不够坚强。只有在一个有利时机对一个国家发动进攻才能解决问题」。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多面受敌。因而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希特勒继续说道：
今天，第二幕戏正在编排。六十七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了两线作战——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从根本上说来，我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养兵不用。我一直都有决心要发动进击。
想到目前单线作战的好处时，这位元首提起了俄国问题。
就目前来说，俄国还没有什么危险性。它已经由于许多内部问题而被削弱了。况且，我们同俄国还订有条约，但是，条约只有在它们还能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时候才会得到遵守。俄国只有在它认为这个条约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遵守它——俄国仍然抱有长远的目标，特别是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至于意大利，一切取决于墨索里尼，「他一死情况就可能全盘改变——正像斯大林如果死了一样，意大利领袖一死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一个政治家是很容易遭到不测的，最近我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美国「由于有中立法」，所以希特勒那时候还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同时它对盟国的援助也还很有限。然而，时间是对敌人有利的。「目前是一个好机会。再过六个月就可能不再如此了」。因此：
我的决心是不可变更的。我要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法。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并没有多大关系，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破坏中立的行为，我们不会提出一九一四年那样笨拙的借口。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不仅仅是一个作战行动，它所关系到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接着，他的讲话就开始结束：
我们历代伟人的精神一定会使我们鼓起勇气来。命运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比对德国历代伟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
这是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演说，虽然几乎所有的将领都不相信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可能取得胜利，但据我们所知，当时却没有一个将领站出来表示怀疑，也没有任何人起来质问进攻比利时和荷兰是否违反道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中立和边界是得到德国的庄严的保证的。据当时在场的某些将领们说，希特勒对陆军高级将领和参谋总部里所存在的消极情绪的批评，比上面所说的要厉害得多。
当天傍晚六点钟，那位纳粹统帅又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叫了去，就「佐森司令部的情绪」狠狠地训了那位陆军总司令一顿，参谋总长则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孩子一样站在元首办公室的门外等着。希特勒申斥说，陆军总司令部从上到下全都染上了「失败主义」情绪，而哈尔德的参谋总部则「抱着顽固的态度同元首闹别扭」。勃劳希契沮丧已极，据他自己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当时提出辞职，但是希特勒不准。这位总司令回忆说，希特勒还严厉地提醒他，「我必须像所有其他的军人一样，完成我的职责，履行我的义务」。那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中用速记符号写了这样一句：「危机重重的一天！」从各方面来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标志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甩开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国最高军政大权的陆军，已被希特勒最后决定性地制服了。从这天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不仅认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他的将领们高出一筹，而且认为自己的军事见解也是如此。所以他从此不再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许他们批评——其最后结果为全人类带来了灾难。
「我们之间从此有了裂痕，」勃劳希契在谈到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时对纽伦堡法庭说，「虽然后来弥补上了，但是芥蒂始终存在。」
希特勒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对将领们所发表的这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说，对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不啻当头一棒，使他们不敢再怀有一点点推翻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念头。他已经警告他们，他将「消灭」一切碍他手脚的人。哈尔德说，希特勒还特别补充一句，他将「以暴力」镇压参谋总部对他的任何反抗。哈尔德至少在当时还不敢挺身反抗这种骇人的威胁。四天以后，十一月二十七日，托马斯将军在沙赫特和波比茨的怂恿下去见哈尔德，力劝他对勃劳希契下功夫，使他采取行动反对元首。（「必须把希特勒搞掉！」据哈尔德后来回忆，托马斯当时曾这样说，）但是这位参谋总长对他说了一大堆的「困难」。他说他还不能肯定，勃劳希契是否「会积极参加政变」。
过了几天，哈尔德用一些极为可笑的理由向戈台勒说明他为什么不再打算推翻那位纳粹独裁者。哈塞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理由。除了「大敌当前不能叛变」这一条之外，据哈塞尔所记，哈尔德还补充了以下各点：「我们应当给希特勒一个最后的机会，把德国人民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目前我们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伟大人物了——反对派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对于年轻的军官，我们没有把握。」哈塞尔又去找最早的密谋分子之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要他动手，但是毫无所获。「他对陆军将领的反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这位卸任的大使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里写道，「并且认为再沿着这条路搞下去只是白费力气」。过了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记道，「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已经完全变成了希特勒听话的小厮了」。
德国进攻波兰后没有几天，我的日记就开始充满了关于纳粹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中的暴行的记录。后来大家知道，许多其他人的日记也都连篇是这类的记载。哈塞尔在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上说，他听到了「党卫队骇人听闻的兽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兽行」。过了几天，他在日记里记述了从波森省一个德国地主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
他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区党部头子，命令把牢门打开。他枪杀了五个妓女，而且企图强奸另外两个妓女。
十月十八日，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同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一次谈话的摘要，那一天后者曾同希特勒谈到波兰的未来命运的问题——波兰的未来的命运将是黯淡悲惨的。
我们无意于重建波兰——不能把波兰建成一个德国式的模范国家。绝对不能让波兰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
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可怕的计划。德国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缴获的德国档案和纽伦堡历次审讯所得到的证据，对纳粹在波兰恐怖统治的开始情况作一简短的叙述。这只不过是德国人对所有被征服民族的黑暗恐怖统治的先声。但是波兰的遭遇比起其他地方来，自始至终是最惨的。纳粹的野蛮兽性在这里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进攻波兰的前夕，希特勒曾在上萨尔斯堡八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预先告诉过他的将领们，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合德国将领们的胃口」的事情。他警告他们，「不得干涉这一类事情，应当只管本身的军事职责」。他在讲话的时候是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波兰，本书作者都马上得到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消息。这种消息纷至沓来，不胜暇接。德国的将领们当然也不例外。九月十日，当波兰战役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一个事例，后来很快就在柏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五十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大会堂，然后，用哈尔德的话，「把他们屠杀了」。军事法庭判处凶手监禁一年。甚至第三军团司令冯·库希勒将军当时也拒绝批准军事法庭对于凶手量刑过轻的判决，认为判决过于宽大了，虽然他后来也变得狠心起来了。但是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希姆莱出面干涉之下连这一年的徒刑判决也给勾销了，理由是他们属于「大赦」之例。
以正直的基督徒自居的德国将军们对这种情况开始感到不安。九月十二日，凯特尔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元首的火车上进行了一次谈话，后者对波兰境内的暴行提出了抗议。那位对希特勒一向俯首听命的最高统帅部长官干脆地回答道，「元首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如果陆军「不愿意参加这类事情，就得同意让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来唱对台」，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队中都会驻上一名党卫队特派员来「执行灭绝政策」。在纽伦堡审讯时，卡纳里斯的日记曾拿出来作证，他在上面写道：
我向凯特尔将军指出，我知道已经作出了计划，要在波兰进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贵族和教士将被全部消灭。可是最后世界舆论会要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行为负责的。希姆莱很狡猾，当然不会让陆军的将领们逃避责任。九月十九日，希姆莱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把党卫队「清除（波兰）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计划告诉了瓦格纳将军。哈尔德听到瓦格纳报告了这件事之后，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反应：
陆军坚决要求「清除」工作推迟到军队撤走和整个国家由民政当局接管之后再进行，也就是要等到十二月初。
陆军参谋总长的这一则简短的日记，为我们了解德国将领们的道德观念提供了一把钥匙。他们并不打算认真地反对「清除」工作——即消灭波兰的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他们只打算请求把时间「推迟」到他们离开波兰以后，以便逃脱责任。当然，外国舆论是必须考虑到的。哈尔德在第二天就波兰境内的「清除」问题同勃劳希契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能做出任何事情让外国有机会以此为根据发动任何指责德国残暴的宣传。居然要杀天主教教士！目前要这样做是不实际的。
第二天，九月二十一日，海德里希给陆军总司令部送去了一份关于「清除」工作的初步方案。第一步工作是把犹太人全都赶到城市里去，因为在城市里比较容易把他们一网打尽加以消灭。他说，「最后解决」需要隔一个时期才能实施，而且必须「严守秘密」。但是所有看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将领都明白，所谓「最后解决」就是斩尽杀绝。不出两年之内，当这项方案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最后解决」就成了德国高级官员之间提到战争期间纳粹这一惨绝人衰的滔天罪行的代号。
在俄国抢占了东部地区，以前属于德国的各省以及一些后来增加的西部土地又被德国正式合并之后，波兰所剩下来的地区就是元首十月十二日的法令所划定的「波兰总督辖区」。这道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维也纳的卖国贼赛斯一英夸特为副总督。弗朗克是典型的纳粹流氓知识分子。他是一九二七年从法学院毕业后不久入党的，很快就博得了纳粹运动法律权威的名声。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不仅精通法律，一般的知识也相当渊博，爱好艺术，尤其是音乐。纳粹执政以后，他就成了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初担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后来是全国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学院院长兼德国律师协会主席。他肤色黝黑，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家里有五个孩子。他的才智和教养抵销了一部分幼稚的狂热，到这时为止，还是希特勒身边最不引人反感的一个人。但是在这张文质彬彬的画皮的后面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黑暗的纳粹世界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档案，他的四十二本生活和工作日记就是其中之一，曾在纽伦堡法庭上拿出来作证。这部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作事干净利落、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段不漏地都写进去了。
他在就任新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七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七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至于消灭犹太人的事，希特勒指定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负责。弗朗克的任务除了从波兰榨取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及强迫征集劳工之外，就是消灭那里的知识分子。纳粹分子给这种行动起了一个好听的代号，叫做「特别绥靖行动」（AusserorenlicheBefriedi－gungsaktion，后来以「AB行动」著称）。为了实现这个行动，弗朗克花了不少时间。直到第二年暮春，当德国在西线的大规模攻势把世界的注意力从波兰引开的时候，他才开始取得成绩。据他的日记所载，到五月三十日，他已能够在对警察部门的喽啰们作精神训话时吹嘘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几千」波兰知识分子已经送命或是将要送命。「先生们，我要求你们，」他说，「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
「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达到德国的集中营里去。」他说，这些人将在波兰就地消灭。根据弗朗克的日记，在这次会议上，保安警察的头子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大约两千名男人和几百名妇女在「特别绥靖行动一开始时」就被抓了起来。其中大部分已经受到「即决裁判」——这是纳粹对人身消灭的婉转说法。第二批知识分子现在正开始集中，「等待即决裁判」。总数「大约为三千五百人」的最危险的波兰知识分子就将这样收拾掉。
弗朗克并没有放过犹太人，虽然秘密警察已经不声不响地从他手里把直接灭绝犹太人的任务抢走了。他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一九四○年十月七日的日记记载了他那天在波兰的一个纳粹集会上的讲话，其中总结了他在第一年中所作的努力。
亲爱的同志们！——我不可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把所有的跳蚤和犹太人全都肃清。（在此处他自己注道：「全场活跃」）但是，如果诸位肯帮助我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
第二年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弗朗克在克拉科夫总督府举行的一次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致闭幕同时说：
至于扰太人的问题，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消灭干净——先生们，我要请你们收起你们的怜悯心，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
他承认，「要把总督辖区内的三百五十万犹太人一下子枪毙或毒死」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终将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把他们消灭掉」。这话和后来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
波兰的战事刚一结束，就开始把犹太人和波兰人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赶走。
十月七日，希待勒在国会发表那篇「和平演说」的第二天，就任命希姆莱去负责一个新的机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简称R．K．F．D．V．）。任务是先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直接并入德国的那几省中驱逐出去，然后把德国人和「日耳曼族人」迁进来。所谓日耳曼族人就是从受到威胁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边远地区不断涌来的外国国籍的日耳曼人。哈尔德在两星期以前就听说了这个计划，他在日记里写道，「有一名德国人迁入这些地区，就要有两个人被放逐到波兰去」。
十月九日，希姆莱在接任新职后两天就宣布，居住在并入德国各省中的六十五万犹太人中有五十五万人将同其他不适合于「同化」的波兰人一道迁往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总督辖区」。于是一年之内，就有一百二十万波兰人和三十万犹大人被逐出了家园，迁往波兰东部地区。但是搬进来顶替他们的日耳曼族人却只有四十九万七千人。这比哈尔德的比率还要高一点：赶走三个波兰人和犹太人，让一个德国人占据他们的家园。
作者记得，一九三九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雪纷飞，「迁移」的工作是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进行的，常常还顶着大风雪，因此而死掉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实际上比死在纳粹行刑队枪口下和绞架上的人还要多。这可以引希姆莱本人的话为证。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夏天，希姆莱在对党卫队禁卫团讲话时，把他手下的人在西方进行的强迫移民工作同已经在东方完成的工作作了一番比较：
在波兰，工作是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进行的，我们得把成千、成万、成十万的人拉走。我们不得不硬着心肠——你们应该听一下，但也应该立刻就把它忘掉——枪毙掉几千个有身份的波兰人——先生们，有许多时候同一连敌人战斗倒容易，而要镇压那些文化水平低、碍手碍脚的老百姓，要执行处决，要把人拉走，要把歇斯底里地号哭的妇女从家里撵出去，却要难得多，早在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集中营督导处头子、党卫队的大队长理查德·格吕克斯在克拉科夫附近视察了一周以后告诉希姆莱说，他在奥斯威辛为新的「隔离营」找到了一处「合适的营址」，奥斯威辛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坐落在沼泽地区的市镇，有居民一万二千人。镇上除了几家工厂以外，还有一座奥地利骑兵留下来的营房。工作于是立刻开始了，六月十四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正式使用，囚在这里的是德国人打算给予最严酷待遇的波兰政治犯。不久这个集中营的罪恶就远不止此了。在这个当儿，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德国最大的化学托拉斯的董事们也发现，兴建新的工厂来从煤中炼油并制造合成橡胶，奥斯威辛是一个「合适的」厂址，在这里，无论是修建新厂房还是新工厂的生产都能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
为了管理这座新集中营，并为了向伊·格·法本公司提供奴隶劳动，一九四○年春天，一伙经过精选的党卫队的恶棍来到了奥斯威辛。其中有后来为英国公众所熟知的「贝尔森的野兽」——约瑟夫．克拉麦。另外还有一个叫鲁道夫·弗朗兹·霍斯的，这个家伙曾因杀人服过五年徒刑，以后就一直当监狱看守，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九四六年，也就是他四十六岁的那年，他在纽伦堡法庭上扬扬得意他说，在奥斯威辛由他监督消灭的就有二百五十万人，还不算另外「听任饿死」的五十万人。
奥斯威辛注定不久即将成为最有名的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我们必须把灭绝营同集中营区别开来，因为集中营里到底还有少数一些人活了下来。像伊·格·法本公司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企业，其中的董事全都被推崇为德国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居然会有意识地把这个死亡营选作它进行谋利活动的合适场所，这对于我们借此来了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甚至最有体面的德国人，是不无意义的。
大战开始后的第一个秋天，罗马－柏林轴心就发生了龃龉。
在一些分歧问题上，双方各级官员互相指责。一方指责德国人没有履行前一年六月间的协议从意大利的南提罗尔撤退「日耳曼族人」；德国人没有按月供应意大利一百万吨煤。另一方则指责意大利人未能突破英国的封锁将原料供应德国；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大做其买卖，趁机发财，包括把战争物资出售给他们；齐亚诺的反德情绪愈来愈浓厚。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样，忽冷忽热，齐亚诺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摇摆不定的情形。十一月九日，这位领袖在草拟祝贺希特勒遇刺脱险的电报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写得热情些，但又不想过于热情，因为据他看来，意大利人对希特勒的幸免于难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领袖尤其如此。
十一月二十日——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是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不可忍受。
圣诞节的后一天，意大利领袖表示了「希望德国战败」的情绪，他指示齐亚诺把比利时和荷兰即将受到攻击的情报秘密地通知这两个国家。但是到了除夕之夜，他又谈起要站在希特勒一边投入战争了。
两个轴心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亲俄政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苏联红军进攻芬兰，使希特勒处于非常屈辱的境地。为了与斯大林签订条约，他已经被赶出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忙忙地迁走几百年来定居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家庭，现在他还得正式同意俄国对一个小国的无端进攻。而这个同德国关系密切的小国，主要靠了一九一八年德国正规军的干涉，才向苏联争得了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独立。这是叫希特勒哑叭吃黄连，可是他硬着头皮吞了下去。德国驻外使团和德国的报刊电台都奉到严格训令，要支持俄国的侵略行动，不得对芬兰人表示丝毫同情。
大概就是这件事使得墨索里尼感到忍不住了，因为意大利各地所爆发的反德示威使他穷于应付。总而言之，一九四○年一月三日，新年刚过，他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压在他心头的话。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希特勒这样坦白、这样直率地提出了尖锐逆耳的忠告。
他说，他「深信」德国即使有意大利的帮助也永远不能「使英法屈膝，甚至不能将它们拆伙。如果认为有这种可能，那就是自欺欺人。美国绝不会听任民主国家完全失败」。因此，既然希特勒的东部边疆现在已经巩固下来了，是否还有必要为了战败英法「而去孤注一掷地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墨索里尼说，如果德国允许「一个纯粹由波兰人构成的、安分守己的和解除武装的波兰存在」，就能得到和平。他又说：「除非你已经下了无可更改的决心，非把战争进行到底不可，否则我认为波兰国家的建立——将是解决战争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奠定和平的一个充分条件。」
但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最关切的还是德国同俄国的交易。
——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坐收战争之利。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长久地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我也有责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将在意大利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
墨索里尼的这封信不仅警告希特勒，意德关系已经恶化，并且还击中了一个要害：元首同苏俄的蜜月已经开始使双方都感到不安了。希特勒同苏俄的勾搭，使他得以发动战争，灭亡了波兰。此外他还得到了一些别的好处。例如，缴获的德国档案暴露了一项封锁得极严的战时秘密：苏联在北冰洋、黑海和太平洋等地提供港口，让德国进口迫切需要的原料，这些原料不通过这些港口就会因英国的封锁而无法进口。
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甚至答应，所有这些货物在俄国铁路上的过境运费一概由苏联政府负担。苏联政府允许德国船舰（包括潜水艇在内）在摩尔曼斯克东边的北冰洋港口帖里别尔卡进行修理和添加燃料——莫洛托夫认为摩尔曼斯克「还不够偏僻」，帖里别尔卡则「较为妥当，因为它更偏远，没有外国船只进出」。
一九三九年整个秋天和初冬，莫斯科和柏林双方一直在谈判增加两国贸易事宜，到十月底，苏联日经向德国提供了为数可观的原料，特别是谷物和石油，但是德国方面还要更多的原料。不过德国人渐渐发现，苏联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讨价还价起来也是一个精明厉害的对手。十一月一日，戈林元帅、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凯特尔上将「分别」（威兹萨克语）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说俄国对德国战争物资要求得大多了。一个月后，凯特尔又向威兹萨克抱怨说，俄国对德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讲理了」。
但是，如果德国想从俄国那里得到粮食和石油，他们就得用莫斯科所需要的东西来偿付。被封锁的德国极其迫切的需要俄国供给这些必需品，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最严重的时候，希特勒甚至下令，向俄国送交战争物资应当先于德国武装部队。「德国甚至一度把尚未竣工的重巡洋舰卢佐夫号也贴进去给莫斯科方面抵付一部分现款。在这以前，十二月十五日，雷德尔海军元帅曾经建议把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俾斯麦号（四．五万吨）的蓝图和图纸售给俄国，只要他们肯出」一笔很高的代价「。
一九三九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参加了同德国贸易代表团举行的谈判。德国的经济专家们发现他是一个门坎很精的生意人。缴获的威廉街文件中，有好几份很长的备忘录详细地记述了同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独裁者三次难忘的会谈。他事无巨细无不熟悉，使德国代表们为之吃惊。他们发现斯大林是吓不倒、哄不过的，相反，他有时要求极苛，而且，正如纳粹谈判代表之一施努尔博士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所说的，他时常会「激动起来」。斯大林提请德国代表注意，苏联「已经帮了德国一个大忙，（并且）由于向德国提供了这种援助而树敌」。因此，苏联希望柏林方面能够给予某些补偿。一九三九年除夕，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
斯大林指出，飞机的总价格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比实际价格高出了好多倍。如果德国不愿意交付这些飞机，不妨把话说清楚。
二月八日午夜，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斯大林要德国代表提出一个合适的价格，不要像以前那样索价太高。他还举出实例说，飞机的总价是三亿马克，而且德国把巡洋舰卢佐夫号作价一·五亿马克。不要认为苏联老实可欺。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一项复杂的贸易协议终于在莫斯科签字了。协议规定未来十八个月内的最低限度换货额为六．四亿马克。这是对前一年八月间达成协议的一．五亿左右的年度贸易额的补充。俄国除了卢佐夫号巡洋舰和惮斯麦号的蓝图以外，还将得到海军重炮和其他装备，约三十来架最新式的德国作战飞机，包括麦塞施米特一百零九型和一百一十型战斗机和容－八十八型俯冲轰炸机。此外苏联还将获得石油和电力工业方面的机器、火车头、涡轮机、发电机、柴油机、船只、工作母机，还有德国的大炮、坦克、炸药、化学战装备等等的样品。
德国方面在第一年中得到的物资，在最高统帅部也有记录——一百万吨谷物，五十万吨小麦，九十万吨石油，十万吨棉花，五十万吨磷酸盐，还有相当数量的各种其他重要原料和从苏联过境的一百万吨满洲大豆。
外交部经济专家施努尔博士代表德国方面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他回到柏林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报告他为德国争得了一些什么利益。他说，斯大林除了向德国提供德国所亟需的原料以外，他还答应「大力协助」，「在第三国代购金属和原料」。
（施努尔最后说道）这项协议为我国打开了通向东方的广阔门路——英国封锁的效果肯定将大大削弱。
希特勒当时之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采取在德国极不得人心的政策，支持俄国侵略芬兰，并且听任苏联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陆空军基地（归根到底这还不是为了对付德国吗？），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斯大林帮助他克服了英国的封锁。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使他有了单线作战的可能，使他能够在西线集中全部军事力量给法国和英国以致命的打击，征服比利时和荷兰，至于在这以后怎么办，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打算告诉他手下的将领了。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波兰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提醒凯特尔，波兰领土
从军事观点看来对我国甚为重要，它可作为我们前沿出击点和军队战略集中点。为此必须妥善保护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路。
一九三九年这个重要的年头临近结束之时，希特勒认识到，正如他在十月九日的备忘录中告诉将领们的那样，德国不能永远指望苏联保持中立。他说过，八个月或一年以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对各将领的长篇谈话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只有在西线毫无后顾之忧的时候才可能对俄国发动攻击」。这是他那忙碌的头脑所念念不忘的事。
这个决定命运的年头就在一种奇怪的，乃至可以说是怪诞悲惨的气氛中，逐渐变为历史的陈迹了。虽然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陆地上并没有战斗，在天空，巨型轰炸机所投掷的只是一些宣传小册子，而且是写得异常拙劣的宣传小册子。惟有在海上才有真正的交战。潜水艇继续在荒凉寒冷、惊涛骇浪的北大西洋上击沉英国船只，有时中立国船只也有遭殃的。
在南大西洋，德国三艘袖珍战舰有一艘斯比伯爵号已经从待命地区钻出来，在三个月内击沉了总吨位达五万吨的九艘英国货轮。接着，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德国报纸上印着狂热的大标题，无线电广播中飞也似地传出公报，到处传布海上大捷的消息，德国公众欢欣若狂。消息说，前一天「斯比伯爵」号在距蒙得维的亚四百英里处同三艘英国巡洋舰遭遇，把它们打得不能作战了。但是狂喜很快就变成了困惑。三天以后报纸宣布，这艘袖珍战舰已在上述乌拉圭首都港面的帕拉他河口自行凿沉。这算是什么大捷呢？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军总司令部宣告「斯比伯爵」号舰长汉斯·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已「随舰殉职」，「他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无愧于元首、德国人民和德国海军对他的期望」。他们始终没有告诉可怜的德国人民：「斯比伯爵」号为三艘火力不及它的英国巡洋舰所重创，不得不驶入蒙得维的亚港修理，乌拉圭政府按照国际法只让它停留七十二小时，这当然是不够的，可是那位「英雄」兰格斯道夫舰长又不敢开着他那艘遍体鳞伤的战舰出来同英舰继续作战，于是只得自行凿沉。他自己并未随舰殉职，而是两天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孤寂的旅馆房间里悄悄开枪自杀的。德国人民当然也无从得知十二月十八日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下的那件事：元首「对」斯比伯爵『号未经一战就自行凿沉一事极为震怒「，于是把雷德尔海军元帅召来臭骂了一顿。
十二月十二日希特勒颁发了另一项绝密指令，推迟了对西线的进攻，指令上注明新的决定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才能作出，而「A日」最早也只能是一九四○年一月一日。他说，这样一来圣诞节就可照常给假。对德国人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据我的日记所载，那年冬天柏林的圣诞节是冷冷清清的，很少人家互赠礼物；食物限制很严；男人都出去打仗了；大街上由于灯火管制一片漆黑；百叶窗紧闭着，全拉上了窗帘。人人抱怨战争。恶劣的饮食和寒冷的天气。
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互电贺圣诞节。希特勒的贺电是：
祝您个人幸福，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繁荣富强。
斯大林的复电是：
德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万古长青。
在柏林，冯·哈塞尔大使利用假期同他的密谋伙伴波比茨、戈台勒和贝克将军进行了商议策划。他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里记载着他们最后商得的方案：
让几个师在「从西线调往东线的途中」留在柏林。这时，维茨勒本突然在柏林出现，解散党卫队。以这个行动为基础，贝克将军将前往佐森从勃劳希契年里把最高司令权接过来。由一名医生宣布希特勒因病不能继续任职，然后将他监禁起来。随即向全国人民呼吁：防止党卫队的暴行，恢复法治和基督教道德，继续作战，但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是这完全是幻想，完全是空话。这些「密谋者」的思想甚至胡涂到这种程度：哈塞尔在日记中竟有一大段写的是考虑要不要留用戈林！戈林这时候却正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莱伊以及其他国社党的头子们利用新年发布冠冕堂皇的文告。莱伊说：「元首永远是正确的！服从元首！」那位元首本人则宣称，发动战争的不是他而是「犹太人和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他接着又说：
我们举国团结一致，在经济上彻底做好了准备，军事上全副武装，跨入德国历史上这个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愿一九四○年带来结果。不论发生什么情形，这个结果必将是我们的胜利。十二月二十七日，希特勒把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日期又推延了「至少两个星期」。一月十日他下令最后决定进攻日期为一月十七日「日出前十五分钟——即上午八点十六分」。空军须在三天以前（即一月十四日）就开始出击，它的任务是炸毁法国境内的敌方机场，但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不包括在内。这两个中立小国的命运要让它们捉摸不定，一直到最后一刻。
但是，一月十三日这位纳粹统帅突然又「鉴于气象状况」再次下令延期。此后直到五月七日，缴获的最高统帅部的档案再没有提到西线的进攻日期。一月十三日下令取消原定的进攻，气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主要原因是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一月十日有一架极为特殊的德国军用机不幸被迫在比利时境内降落；另一件事是这时北方出现了新的机会。
一月十日，希特勒下令定于十七日假道比利时与荷兰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架从缪恩施特飞往科隆的德国军用机在比利时上空云层中迷失方向，被迫在缪斯河畔梅克林附近降落。机上的德国空军重要参谋军官赫尔莫特·莱因博格少校公文皮包里装着附有地图的西线德军进攻计划。当比利时士兵逼近时，这位少校慌忙钻入邻近的树丛，点起火来打算烧毁公文皮包中的文件。比利时士兵注意到这桩离奇的行动以后，扑灭了火焰，抢救了残余的文件。莱因博格被押到附近的驻军司令部。一位比利时军官把未焚毁的一部分文件刚放在桌上，这位少校便不顾死活地扑过去，抓起文件就朝火炉里扔。那个比利时军官连忙将文件从火炉里抢了出来。
莱因博格立刻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报告柏林空军总部，他已将文件焚毁，「剩下的只是一块巴掌大的小残片」，但是柏林的高级人员中间已为这事惊慌失措。约德尔立刻就「敌人可能知道那些情况和可能不知道那些情况」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如果全部文件落入敌人手中，」他于一月十二日晋见元首以后在日记里写道，「情况就非常糟糕了」。当晚，里宾特洛甫给布鲁塞尔德国大使馆拍去一份「特急」电，要他们立刻报告「公文皮包焚毁的情况」。约德尔的日记透露，一月十三日上午，戈林同匆忙飞返柏林的驻布鲁塞尔空军武官以及空军高级军官开了一个会。约德尔记道：「结论是：公文皮包确已焚毁。」
但是约德尔的日记里说得很清楚，这不过是黑暗里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根据他的日记，那天下午一时，最高统帅部「用电话命令哈尔德将军：一切行动停止」。
同一天，一月十三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紧急通知柏林，「由于比利时参谋总部接到了告警的报告」，比利时军队有大规模的调动。第二天德国大使又向柏林发去一份「特急」电：比利时政府下令进入「D级阶段」，这离总动员的最后阶段只差一步了；同时还新召两级适龄壮丁入伍。他认为原因在于比利时得到了「德军在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调动的报告，并且知道了德国空军军官身上找到的那块没有烧完的文件的内容」。
一月十五日晚，柏林高级将领们开始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莱因博格少校是否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把那份惹出麻烦的文件烧掉了。于是为这件事又开了一次会，会后约德尔在日记上说，大家认为文件「大概是焚毁了」。但是一月十七日，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一亨利·斯巴克约见德国大使，直截了当地通知他（德国大使随即转告了柏林）：
由于一月十日紧急着陆的一架飞机，一份性质严重、非比寻常的文件落入比利时手中。这份文件中有企图进攻的明白证据。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普通作战计划，而是一份除了时间有待填入以外每个细节都作了规定的进攻命令。
德国方面始终未能完全肯定斯巴克是不是在蒙德国人。至于盟国方面，英法参谋总部已经获得了这份德国进攻计划的抄本，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德国文件是一个「圈套」。丘吉尔说他当时曾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悲叹对于这么严重的警告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希特勒获悉这事的第二天，他就下令推迟了进攻的日期，而且，等到春天再作决定的时候，整个战略计划都根本改变了。
但是，德国飞机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和气候恶劣并不是延期进攻的唯一原因。这时德国悍然袭击更靠北方的另外两个中立小国的计划在柏林渐趋成熟，而且当时准备先予执行。随着春天的到来，至少在德国方面，假战争快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