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并没有袖手坐待德苏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柏林宣布里宾特洛甫乘机飞往莫斯科缔结德苏协议的消息，使英国内阁行动起来。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内阁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一个公报，断然声明，「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曾经一再公开宣布，并且决心履行，绝不受（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与此同时，议会也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开会，要通过《紧急权力（国防）法案》。此外还采取了某些预防性的动员措施。
虽然内阁声明已经说得尽可能的明白，但是张伯伦还是要让希特勒不发生任何疑问，于是便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立刻又以个人名义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
——柏林某些方面显然认为，德苏协议一经宣布，大不列颠为维护波兰利益而进行干预的可能就已无需再加考虑。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无论德苏协议的性质可能如何，都绝不能改变大不列颠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有人曾经说过，要是英王陛下政府在一九一四年把立场表示得更明确一些，那场巨大的灾难就可能不致发生。姑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这一次英王陛下政府决心不再让这种悲剧性的误解重演。一旦发生上述这种情况，英王陛下政府决心并且准备毫不迟延地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发生之后，其结果是难以逆料的——
这位首相「这样彻底明确地阐明了我国的立场」（这是他自己后来附加的话）之后，再一次呼吁希特勒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他和波兰之间的分歧，并再次表示英国政府愿意提供合作来实现这一点。
这封信由汉德逊大使从柏林乘飞机送到伯希特斯加登，于八月二十三日午后一点过后不久交给了希特勒，这位纳粹独裁者看了之后勃然大怒。汉德逊在拍给哈利法克斯的电报中说：「希特勒暴跳如雷，不论说什么话他都不肯听，当他提到英国和提到波兰的时候，措辞都极为粗暴而又夸张。」关于希特勒那段长篇攻击的内容，汉德逊在这次会见的报告中所作的记载跟后来从被缴获的纳粹档案中所发现的德国外交部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是一致的。他咆哮道，波兰的顽固全是英国造成的，就像一年以前它应该对捷克斯洛伐克不讲道理的态度负有责任一样。波兰有数以万计的日耳曼族人正在受到迫害。他声称甚至还发生了六起阉割事件——这是一桩使他忐忑不安的事。他说他已经忍无可忍。要是波兰人再继续迫害日耳曼人，就会马上引起实际行动。我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和他作了争辩（汉德逊拍给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写道），并且一再指出他的话是不确实的，但结果只是又引起他一通长篇攻击。
最后，希特勒答应两小时以后就英国首相的来函提出一个书面答复。于是汉德逊便回到萨尔斯堡去稍事休息。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召见这位大使，把覆信交给了他。据汉德逊向伦敦提出的报告，同第一次会见相比，这位元首「显得十分安详而且始终没有提高嗓门」。
希特勒说（汉德逊报告道），他已经五十岁了，要打现在就打，他不想等到五十五岁或者六十岁再打。这位德国独裁者在山顶别墅中发出叫嚣时所显露的不可一世的狂妄态度，在德国人的会谈记录中甚至表现得更加露骨。记录在记述了他表示愿意在五十岁的时候打仗而不想等到以后再打的话之后，接着写道：
（希特勒说）英国最好别忘了，作为一个上过前线的军人，他懂得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并且会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不用说谁都明白，如果世界大战（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期间由他当德国首相，德国是不会战败的。
自从波兰人胆敢和希特勒对抗以来，希特勒一直在对国外人士和德国人民吹牛说谎、虚声恫吓。他给张伯伦的覆信就是集这种谎言与恫吓之大成的混合物。他说，德国并不想和大不列颠发生冲突。德国一直准备「以一个真正空前慷慨大度的建议为基础」同波兰人讨论但泽和走廊问题。但是英国对波兰的无条件的保证，只是鼓励波兰人「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一百五十万日耳曼居民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迫害的浪潮」。他宣布，这样的「暴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德意志帝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德国将不再容忍这种暴行。
最后他谈到英国首相保证英国将信守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他用坚定的口吻告诉英国首相说，「这丝毫不能动摇德国政府捍卫德国利益的坚定意志——如果英国竟然发动进攻，它将发现德国是有准备而且有决心的」。
这次函件来往的结果如何呢？现在，希特勒从张伯伦那一方得到了一个庄严保证说，一旦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就要投入战争。而首相从元首方面得到的回答是：这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但是，此后紧张的八天中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在八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对方的话已无转圜余地了。
希特勒尤其是这样。来自莫斯科的好消息使他大为振奋，他相信，尽管张伯伦刚刚写了那封信给他，在俄国转了向之后，英国一定会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履行对波兰的义务的问题，而在英国之后，法国也会重新考虑。因此，这位元首在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当汉德逊飞返柏林的时候，决定了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期：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拂晓四点三十分。
「关于发动进攻的具体日期和时刻，将不再发布命令，」哈尔德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将按计划自动进行。」
但是这位陆军参谋总长没有说对。八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两件事，使希特勒在他的部队按计划应当突破波兰国境之前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候从灾难的深渊边缘缩了回来。一件事发生在伦敦，另一件发生在罗马。
希特勒在八月二十四日回柏林欢迎了从莫斯科归来的里宾特洛甫，听取了关于俄国人方面的情况的第一手报告，然后在二十五日这天上午给墨索里尼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就他何以未能把他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及时通知这位轴心伙伴的原因作了事后的解释。他说他「没有想到」谈判会进展得这样快，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说，苏德条约「必须看成是轴心方面所能取得的最重大不过的收获」。
但是，这封已从缴获的文件中找到原件的信的真正目的，还在于先向这位意大利领袖打一个招呼，告诉他德国随时可能对波兰发动进攻。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把他所定的确切日期告诉他的盟友。他说，「波兰方面如果发生令人不可容忍的事件，我将立即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预言下一个小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没有明确要求意大利给予援助。因为根据意德同盟条约，意大利自动给予援助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他在信中仅表示希望获得意大利的谅解。虽然如此，他仍然盼望立即得到一个答复。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从电话中口述给德国驻罗马大使，于当天午后三点二十分送到那位领袖手里。
在这期间，元首于午后一点三十分在总理府接见了汉德逊大使。他摧毁波兰的决心毫未动摇，但是他比两天前在伯希特斯加登同汉德逊谈话的时候更加急于作最后一次努力，使英国置身于战争之外。据大使发给伦敦的报告，他发现元首「十分冷静和正常，话也说得非常认真，显然流露出诚意」。尽管有着过去一年来的切身经验，汉德逊甚至到了这个时刻还看不透这位德国元首的「诚意」。因为希特勒要说的话是十分荒唐的。他对那位大使说，他「承认」英帝国的存在，他个人准备「亲自保证英帝国的继续存在，并且愿意用德意志帝国的威力来达到这一目的」。
他希望（希特勒解释道），对英国采取一个其性质同对俄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元首准备同英国缔结协议，不仅要在一切情况下（只要涉及德国）保证英帝国的存在，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还愿意保证不论英帝国在哪方面需要援助，德国都将给予援助。他补充道，他「还准备接受一项合理的军备限制」，并且把德国的西部国境看成是最后的疆界。据汉德逊讲，希特勒说着说着又像惯常一样，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一些矫柔造作的话来，虽然这位大使向伦敦发出的电报中重述那段话时并没这样说。元首说：
他的天性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一旦波兰问题解决以后，他就要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作为战争贩子了此余生。
但是这位独裁者却是用另外一种调子结束他的发言的。
元首重复强调（据德国人拟给汉德逊的口头声明说），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这是他最后的建议。如果他们（英国政府）拒绝他所提出的这些意见，那么就会发生战争。在会谈的过程中，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指出，他对英国提出的「慷慨而又全面的建议」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一建议只有「在德波问题解决以后」才能生效。汉德逊一再表示，除非这意味着德波问题的和平解决，否则英国将不能考虑他的建议。希特勒的回答是：「如果您认为我的建议毫无用处，那您就不必把它发回去。」
但是，这位大使刚刚回到威廉街上离总理府没有几步远的大使馆，施密特博士就带着希特勒那番谈话的书面副件（其中颇有删节）扣门求见，同时还带来元首的话说，元首请汉德逊敦促英国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建议」，并且主张这位大使亲自乘飞机把建议送到伦敦去，德国政府可以派一架飞机供他使用。读者已经读完本书这么多章节，自然就会知道，要想看透希特勒那颗狂热的脑袋中的那些离奇古怪、异想天开的想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那个荒唐的「建议」，说要保证英帝国存在，显然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因为两天以前在他和汉德逊讨论张伯伦的来信以及就此覆信的时候，连提都没有提到过这么个建议。即使说这位独裁者神经有点失常，也难于相信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像他对英国大使提出时那样认真。再说，当时张伯伦根本连信也来不及看，纳粹军队就要在第二天拂晓冲进波兰（这位元首此时尚未更改他原定的发动进攻的日期），试问，又怎么能够指望英国政府像他所要求的那样「十分认真」地看待这个建议呢？但是在这个「建议」的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个认真的打算。希特勒显然相信，张伯伦和斯大林一样，也希望得到一个借口，能让他的国家置身于战争之外。「两天以前，他付出一笔代价，让俄国人在东欧方面」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地区内自由行动，已经买得了斯大林的善意中立。难道他就不能向英国首相保证第三帝国永远不会像霍亨佐伦德国那样成为英帝国的威胁，以此为代价买到英国的不干涉吗？可是希特勒当时没有认识到——同样斯大林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使得他后来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现在终于睁开眼睛看清了现实的张伯伦认为，德国称霸欧洲大陆对英帝国来说是一切威胁中最大的威胁。其实，对于苏俄帝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早已说过，若干世纪以来，英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称霸欧洲。
午后五点三十分，希特勒接见了法国大使，但并没有对他说什么重要的话，只是再一次重复「波兰对于德国的挑衅」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说他不会进攻法国，但是如果法国竟然参与冲突，他就要和法国拼到底。谈到这里，希特勒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对法国大使表示送客了。但是考伦德雷对这位第三帝国的元首却还有些话要说，而且坚持非说出来不可。他凭军人的荣誉向希特勒担保，他毫不怀疑，「一旦波兰遭到攻击，法国将以全力支持波兰」。
希特勒的回答是：「想到不得不同贵国交战，是使我感到痛心的事，但是问题不决定于我。请把这个意思转告达拉第先生。」
这是柏林时间八月二十五日午后六点钟的事。首都的紧张气氛在这一天里有增无已。从中午刚过一会儿的时候起，同国外的一切无线电、电报以及电话联系，都按照威廉街的命令被切断了。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批英法记者和无官职平民都已经匆匆奔向最近的国境线。二十五日是星期五，在那一天里，人们都知道了德国外交部已经用电报通知驻在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叫他们要求德国公民选择最快的路线离境。我在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所记的日记到今天还能使我回想起当时笼罩着整个柏林的紧张气氛。天气闷热，所有的人都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这个大城市里，到处支起了高射炮，轰炸机群不断地从头顶上掠过，朝着波兰的方向飞去。
二十四日晚间我在日记上匆匆忙忙地划了这样几个字：「已是一片战争景象。」第二天，我又重复了一句：「战争迫在眉睫。」我还记得，在那两天的晚上，我们在威廉街上看见德国人窃窃私语相互传告：希特勒已经命令部队在第二天拂晓开入波兰国境。
我们现在知道，给他们的命令是要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拂晓四点三十分进攻。而直到二十五日那天下午六点，所发生的事情都不能使希特勒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发动侵略的决心有丝毫动摇，汉德逊和考仑德雷两位大使关于英、法两国一定将履行对波兰的义务的个人保证肯定也没有发生这种影响。但是到了下午大约六点钟，或者说六点稍过一点的时候，来自伦敦和罗马的消息使得这位看起来是意志不可动摇的人犹豫起来了。
德国的秘密档案和威廉街官员们战后的证词，都没有清楚地说明希特勒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知英波正式条约在伦敦签字的，这个条约把英国对波兰的单方面保证变成了一项互助协议。但在哈尔德的日记和德国海军记事册中有一些证据表明，威廉街在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就得到了这一条约将于当天签字的风声。参谋总长在他的笔记中说，中午十二点，他接到最高统帅部的一个电话，问他进攻计划推迟执行的最后时限。他回答说：午后三点。海军记事册也说，有关英波条约以及「意大利领袖的通知」的消息是在中午收到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德国人在墨索里尼的信上所作的标记来看，送到的时间不会早于「午后六点钟左右」。希特勒一直要到那个时间前后才可能知道英波条约在伦敦签字的消息，因为签字直到午后五点三十五分才举行——而且那个时间距离波兰驻伦敦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伯爵接到本国外交部长授权签字的电话的时间也仅仅十五分钟。
无论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午后六点钟左右是个正确可靠的推测——总之，伦敦的消息使希特勒动摇了。这很可能是英国对他那个「建议」的答复，那个建议的内容这时一定已经送到了伦敦。这就是说，他企图像买通俄国人那样买通英国人的打算落空了。报告送到时施密特博士正在希特勒办公室里，据他后来回忆，元首看完报告之后，就坐在书桌旁沉思起来。
他的沉思很快就被罗马传来的同样不利的消息打断了。据施密特博士的描写，这位德国独裁者整个下午都怀着「毫不掩饰的焦躁情绪」等待着意大利领袖的覆信。下午三点钟，汉德逊前脚刚走，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后脚就应召来到总理府，但是这位大使只能告诉元首，他还没有收到罗马方面的回信。这时候，希特勒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叫里宾特洛甫去用长途电话找齐亚诺谈话，可是外交部长没法找到他通话。于是，施密特说，阿托利科就被「不大客气地」打发走了。
若干天以来，希特勒不断收到罗马方面传来的报警消息，说他的轴心伙伴可能在他进攻波兰的紧要关头抛下他不顾。这个情报不是没有根据的。齐亚诺在八月十一日到十三日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举行了那场使他幻想破灭的会谈后，一回去就着手撺掇墨索里尼抛弃德国人，他的这种活动没有逃过罗马德国大使馆严密监视的耳目。这位法西斯外交大臣的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他力图说服意大利独裁者认清大局，及时避免被希特勒拖入战争的种种经过。八月十三日，齐亚诺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当天晚上马上就去晋见领袖，这一条约附有一份秘密议定书，其中声明，条约第一条所提到的两国如遇需要实行军事互助以对付其侵略的那个「欧洲强国」指的是德国。由于这一规定，才使英国政府在苏联红军与德国人合谋侵入波兰东部的时候不致于有必要采取向苏联宣战这一严重的步骤。
向他报告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经过之后，就试图说服他的上司，「德国人已经背弃了我们，欺骗了我们」，并且「正在拖着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冒险」。
领袖的反应变化无常（那天晚上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起初，他同意我的看法。隔了一会他又说，为了信誉关系，他必须同德国人并肩前进。最后，他表示他要把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作为他的一份战利品。
八月十四日——我发现墨索里尼忧心忡忡，于是便毫不迟疑地想尽一切方法极力挑起他心中可能对德国人抱有的反感。我说他的威望已减，他所扮演的是个次要的二等角色。最后，我给他看一堆文件，证明德国人在波兰问题上对我们言而无信。两国同盟所根据的前提条件现在已经被他们否定了；他们既然背信弃义，我们就应当抛弃他们，不必有所顾虑。但是墨索里尼仍然顾虑重重。第二天，齐亚诺为这个事情同墨索里尼彻底谈了六个小时。
八月十五日——领袖——已经相信，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着德国人走。但是——他要有一个时期作好准备才能和德国人决裂——他越来越相信，民主国家一定会打的——这一回就意味着一场大战。而我们却不能卷入战争，因为我们的困难处境不容许我们这样做。八月十八日——上午与领袖谈了一次话。他还和往常一样三心二意。他仍然认为民主国家有可能按兵不动，德国人会做成一笔大有好处的便宜买卖，他不愿看着这笔买卖不能插上一手。同时，他还怕希特勒会发火。他相信，废除同盟条约或类似的行动可能使得希特勒丢下波兰问题而同意大利算账。凡此种种考虑，弄得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八月二十日——领袖突然变了卦。他要在这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中不惜任何代价地支持德国——墨索里尼同我和阿托利科进行了商谈。（那位大使已从柏林回罗马述职。）大意是：现在要背弃德国已经为时太晚了——全世界的舆论都会说意大利胆怯——我试图争辩，但已无济于事。墨索里尼顽固地坚持他的看法——
八月二十一日——今天，我把话说得很明白——我一进屋，墨索里尼就肯定地说，他决心和德国人同进退。「领袖，您不能这样做，万万不能这样做——我到萨尔斯堡本来是去商定共同行动的方针的，但是我所碰到的却是一项Diktat（绝对命令）。背弃盟约的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撕了那个条约吧！把它扔给希特勒！——」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让齐亚诺去和里宾特洛甫安排第二天在勃伦纳山口举行会谈，并且通知他，意大利将置身于德国进攻波兰所挑起的冲突之外。中午时分齐亚诺给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等了好几个钟头都没有来接，但是到下午五点三十分的时候他终于来接电话了。纳粹外交部长表示，勃伦纳会谈通知得这样仓促，他不能立刻作答，因为他「正在等候莫斯科方面的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要过一会儿再给齐亚诺回电话。晚上十点三十分，他回电话了。
八月二十二日——昨晚十点三十分，新的一幕开始了（齐亚诺在日记上说）。里宾特洛甫打电活告诉我，他希望在因斯布鲁克而不在国境在线和我会见，因为会后他就要动身到莫斯科去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政治协议。
对于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来说，这是一个新闻，而且是最为惊人的新闻。他们认定两国外长的会晤「已不再适宜了」。他们的德国盟友不让他们知道德国和莫斯科进行的秘密交易，又一次表现了对他们的轻视。
这位领袖的犹豫动摇，齐亚诺的反德情绪，以及意大利可能背弃《钢铁盟约》第三条所规定的义务，即缔约一方一旦「卷人同另一国家的敌对行动中」时另一方就自动参战，在八月二十二日里宾特洛甫动身到莫斯科去以前，柏林方面就已经知道了。
八月二十日，意大利驻柏林代办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伯爵到外交部拜会威兹萨克。这位国务秘书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告诉里宾特洛甫说，那位伯爵向他透露了「意大利人的心情，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但是我认为肯定必须加以考虑。马吉斯特拉蒂引起威兹萨克注意的是，既然德国没有遵守盟约中规定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保持紧密联系和进行磋商的条款，而且又把它和波兰之间的冲突完全看作德国一国的问题，」这样德国就自己放弃了意大利方面的武装援助「。因此，如果事情的发展同德国的看法相反，德国同波兰的冲突竟然发展成为一次大战，意大利就会认为同盟的」前提条件「已不再存在。一句话，意大利在寻找脱身的借口。
两天以后，八月二十三日，柏林又收到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从罗马发来的警告。他写信给威兹萨克，报告了一些「幕后」情况。根据缴获的这封信上威兹萨克亲笔写下的批语，这封信已「呈交元首」。这封信一定使希特勒打开了眼睛。马肯森在报告中说，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和阿托利科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以后，意大利的态度是：德国如果进攻波兰，就破坏了《钢铁盟约》，因为这盟约的基础是双方同意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不投入战争。而且，同德国的看法相反，墨索里尼相信，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都会出面干涉，「而且过不了几个月，美国也会出面干涉」。当德国在西线处于守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据这位领袖看来，就会倾全力攻打意大利。在这种情势下，意大利将不得不首当其冲，承受战争的全部重担，以使德国有机会在东方收拾残局——
希特勒考虑了这些警告之后，终于在八月二十五日上午给墨索里尼发去一封信，怀着越来越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回信足足等了一天。头天夜里里宾特洛甫向元首详细陈述了他在莫斯科所取得的胜利，半夜刚过不久的时候，他「在元首的指示下」给齐亚诺去了个电话，把「由于波兰的挑衅所引起的极端严重的局势」通知了对方。「威兹萨克有一则笔记透露出，这次电话的用意在于」使意大利人没有借口说事态的发展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到八月二十五日午后三点三十分，马肯森大使在罗马威尼斯宫把希特勒的那封信交给墨索里尼的时候，这位领袖才知道德国人对波兰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希特勒的看法不同，他肯定相信英国和法国会立即参战，这会给意大利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为意大利的海军不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对手，而它的陆军又不堪法国的一击。马肯森晚间十点二十五分发给柏林的急电描述这次会见的情形说，墨索里尼当面把这封信仔细地看了两遍以后声称他「完全同意」德苏条约，他认识到「同波兰的武装冲突已不再能避免」。最后——马肯森报告说，「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将尽一切力量无条件地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是，这位德国大使并不知道，这位领袖写给元首的信里却不是这样说的。这封信是由齐亚诺匆匆地用电话传给已经回到柏林任所的阿托利科的，阿托利科「大约在午后六点钟左右」到总理府亲自把信交给了阿道夫·希特勒。据当时在场的施密特说，这封信就像一颗炸弹一样打击了元首。墨索里尼在表示了他对德苏条约的「完全同意」和「对波兰问题的谅解」之后，就掉转话头，言归正传。他写道（信中的着重体是他自己用的）：至于在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意大利的实际态度，我的观点如下：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是局部化的，那么意大利就会根据德国的要求提供一切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展开反攻，那么我事先通知您，鉴于目前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觉得最好在军事行动方面不采取主动行动。关于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而且及时地告诉过您，元首，也告诉过冯·里宾特洛甫先生。不过，如果德国能立即把军事物资和原料交给我们，以便抵抗法国和英国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进攻，我们就可以立即参战。
在我们历次的会谈中，战争都预定在一九四二年；到那时候，按照预先协商的计划，我在陆、海、空三方面将准备就绪。
我还认为，意大利目前已经采取的纯军事措施以及以后将采取的其他措施，都会在欧洲和非洲牵制住数量可观的法国和英国的兵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忠实的盟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把全部真相如实奉告，并且事前把实际情况通知您，否则将会给我们双方带来不愉快的后果。这就是我的看法。由于我必须在最短期间召开最高级政府机构会议，我请您把您的意见告诉我。
墨索里尼
因此，虽然俄国已经稳在囊中，成为友好的中立国而不参战，但是和德国签订了「钢铁盟约」的盟邦却脱身出去，而且这种情形正好是出现在英国由于同波兰签订了抵抗德国侵略的互助条约而不可挽回地承担了义务的那一天发生的。希特勒看完来信之后告诉阿托利科说，他将立即覆信，然后就冷冰冰地把这位意大利使节打发走了。
阿托利科走后，施密特博士听到希特勒愤慨地说：「意大利人又要玩一九一四年的那一手了。」当天晚上，总理府里到处是责骂这个「背信弃义的轴心伙伴」的不客气的话。但光是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按预走的时间表，再过九小时德国的陆军就要对波兰发动猛攻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八月二十五日午后六点三十分，而计划规定，入侵行动将于八月二十六日拂晓四点三十分开始。面对着来自伦敦和罗马的消息，这位纳粹独裁者必须立刻作出决定，是仍然按照原订计划进攻呢，还是推迟或者干脆取消进攻。
施密特陪着阿托利科走出希特勒书房时，同急急忙忙跑来见元首的凯特尔将军撞了个满怀。几分钟之后，这位将军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兴奋地对他的副官叫道：「进攻的命令又得延期了！」
被墨索里尼和张伯伦逼到墙角的希特勒，已立刻作出了决定。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元首受到极大的震动」，随后又写道：
下午七点三十分——波兰和英国之间的条约已经批准。敌对行动没有开始。一切军队调动必须停止，即使已到了边境也必须停止，如果不可能及早停止的话。
下午八点三十五分——凯特尔证实此事。卡纳里斯说：对英法的电话管制解除了。证实了事态的发展。
德国海军记事册对进攻延期的记载更为简明，并且还提出了原因：战后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墨索里尼这封信件的德文译本中，也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文本中，「德国」一字被勾掉了而在上面用打字机打上了「波兰」的字样，于是念起来就成为「如果波兰进攻——」但是在意大利政府战后公布的意大利文原本上，这段话却是「SelaGermaniaattaccalaPolonia」（如果德国进攻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收藏在他们政府档案中的秘密文件，纳粹也要加以篡改伪造。八月二十五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已经开始进行的「白色方案」将于二十点三十分（下午八点三十分）停止。（八月二十五日中午获悉英波订立互助条约。又获悉意大利领袖通知，他将信守盟约，但要求大量供应原料。）
纽伦堡的主要被告中有三名被告在诘询下各自对延期进攻作了说明。里宾特洛甫说，当他听到英波条约的消息并且「听说」「正在对波兰采取军事步骤」（他仿佛一直不知道有进攻波兰那回事似的）以后，他就「立刻」去找元首，力劝他取消对波兰的入侵。「元首立刻就同意了」。这当然完全是鬼话。
凯特尔和戈林的供同至少看来还比较诚实。凯特尔在纽伦堡法庭上追述当时情况说：「我突然被叫到总理府会见希特勒，他对我说：『立刻停止一切行动。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时间进行外交谈判。』」
戈林在纽伦堡一次预审提讯中也证实，直到这时候，希特勒还相信他能够谈判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来。戈林说：
就在英国向波兰正式提出保证的那一天，元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已经下令停止执行进攻波兰的预定计划。我问他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他说，「不是永久的。我必须看一看能不能避免英国方面的干预」。
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分钟发生变卦，对希特勒固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从上述证词中显然可以看出，促使这位德国领袖推迟进攻的因素中，比较有力的因素还是英国和波兰签订互助条约这一行动。然而奇怪的是，当天汉德逊大使曾经再次向他提出警告说，一旦波兰受到攻击，英国将参战，并且英国这时又已经在正式条约中庄严地宣布了这一保证；在这之后，他居然仍旧像他对戈林所说的那样，相信自己能够「避免英国方面的干预」。这大概是他根据过去同张伯伦在慕尼黑打交道的经验，以为只要能安排一条出路，这位英国首相就会再次屈膝投降。但是仍然令人不解的是，像他这样一个人，原先对外国政治曾表现出很有洞察力，居然不知道张伯伦这个人和英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毕竟全都是希特勒自己一手造成的。要在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叫德国军队一下子停住，是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许多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在东普鲁士，取消进攻的命令直到晚间九点三十七分才送达贝茨尔将军的第一军。在几个军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急忙追上先头部队之后，才算止住了部队的前进。南面的冯·克莱施特将军那一军的摩托化纵队，在黄昏时分已经逼近波兰边境。一个参谋军官驾着小型侦察机在国境上快速着陆后才把它们在边界上拦住。更有少数地区在打响了以后才接到命令。但是由于好几天以来德国人一直在整个边境沿线挑衅闹事，波兰参谋总部显然没有怀疑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八月二十六日那一天，波兰参谋总部倒的确提出过这样一个报告，「德国匪徒」多股越过国界，以机关枪与手榴弹袭击我碉堡与关卡，「其中一起为德国正规部队所为」。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希特勒取消进攻波兰计划的消息，使得谍报局里的密谋分子欢欣若狂。奥斯特上校把这消息告诉沙赫特和吉斯维乌斯时嚷道，「元首完蛋了」。到第二天早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甚至比他更加想入非非，他宣称：「希特勒绝对经不起这次打击。今后二十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他们俩人都以为没有必要再去为推翻这个纳粹独裁者而操心；他已经完蛋了。原来在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夏季行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星期里，那些自以为是在进行密谋的人曾经又忙碌了一阵。至于他们究竟怀着什么目的，则很难弄清楚。戈台勒、亚当·冯·特罗特、赫尔莫特·冯·毛奇、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和鲁道夫·贝彻尔都曾先后来到伦敦；他们不仅告诉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并且还告诉丘吉尔以及其他英国领导人说，希特勒打算在八月底进攻波兰。这些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可以亲眼看到，整个英国，上至那位手里老带着一把雨伞的张伯伦，从慕尼黑的那些日子以来都已经改变了态度。一年前这些德国人自己曾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决心驱逐希特勒，英国和法国就必须宣布将以武力制止纳粹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现在这一条件已经实现了。他们还要求什么呢？从他们所留下的文字材料来看，这一点是不清楚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印象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虽然他们的用意良善，但是他们的思想混乱，达于极点，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瘫痪了他们的手脚。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也就是对陆军、警察、政府和人民的统治——太严密了，不是他们所能够想出的办法可以动摇或推翻的。
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哈塞尔到沙赫特博士在柏林的独身新寓所中登门造访。这位被解职的经济部长刚刚从印度和缅甸旅行了六个月归来。哈塞尔在日记里写道：「沙赫特的看法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留神等待，他认为事态将循着必然的道路发展。」根据哈塞尔自己的日记记载，他在同一天告诉吉斯维乌斯说，他「也赞成把直接行动暂时往后推一推」。
但是当时又有什么「直接行动」要推迟呢？哈尔德将军和希特勒同样热衷于毁灭波兰，这时候根本不想推翻这位独裁者。至于冯·维茨勒本将军，一年前预定在推翻元首的活动中由他负责领导部队的，现在正在西部指挥一个集团军，即使他有心也无法参加柏林的行动。然而他是否真正有心呢？吉斯维乌斯到他的司令部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从伦敦发出的新闻广播，于是马上就看清了这位将军的兴趣只在于弄清楚当前的局势动向。
至于哈尔德将军，他正在一心忙着拟订进攻波兰的最后计划，根本就不再考虑推翻希特勒的这种造反的念头。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战后纽伦堡的审讯中，问到他和另外几个所谓纳粹政权的敌人在八月的最后几天为什么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推翻那位元首从而使德国免于卷入战争时，他说得非常含糊。他说，「当时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冯·维茨勒本将军被调到西方去了。没有维茨勒本，陆军就不能动手。
那么德国人民呢？美国讯问官山姆·哈里斯上尉提醒哈尔德，指出他说过德国人民反对战争，于是问他：「如果说希特勒已经下了无可挽回的决心要发动战争，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侵略波兰前夕依靠人民的支持呢？」哈尔德回答道：「请您原谅，我听了您的话忍不住好笑。当我听到『无可挽回』这个字眼和希特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必须说没有什么事是无可挽回的。」这位参谋总长继续解释说，即使迟至八月二十二日，当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会议上向他的将领们透露他已经「无可挽回」地下了决心要进攻波兰、并且如果必要也同西方作战时，他本人并不相信元首当真会说到做到。这段话同哈尔德本人在这段时期的日记对照来看，确实令人感到惊讶。但是不仅哈尔德如此，大多数其他密谋分子也如此。
哈尔德的前任陆军参谋总长、公认的密谋分子领袖贝克将军，这时又在哪里呢？据吉斯维乌斯说，贝克给冯·勃劳希契将军写过一封信，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甚至不签个收到信的回条。吉斯维乌斯说，后来贝克同哈尔德作过一次长谈，后者同意，一场大战将意味着德国的毁灭，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是绝不会打世界大战的」，因此当时无需设法推翻他。
八月十四日，哈塞尔同贝克单独进餐，在日记上记述了他们的颓丧情绪。贝克（是）极有数养、极有风采、极有见识的人。不幸的是，他非常瞧不起陆军中的领导人。因此，他认为我们不能在那里取得立足点。对于第三帝国各种政策的罪恶性质，他是深信不疑的。贝克以及他周围那些人的信念是崇高的，但是当希特勒准备把德国投入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德国人却没有一个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他。这一任务显然是艰巨的，而且在这么晚的时候，也许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们连试都没有试一下。
托马斯将军也许试了一下。他在八月中旬亲自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宣读了一份备忘录之后，紧跟着又在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那一天拜访了凯特尔；并且据他自己说，当时还「交给他一份附有图表的统计材料——（这个材料）清楚地表明了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巨大优势以及我们将遇到的灾难」。凯特尔以往常罕见的勇气把这份材料送给希特勒看，希特勒的答复是，他并不像托马斯将军那样「耽心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特别是他现在已经把苏联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
这些「密谋分子」为防止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尝试到此就告终了。只有沙赫侍博士后来还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最后努力，这位精明的理财家在纽伦堡法庭为自己辩护时还把这种努力大大地吹嘘了一番。八月间他从印度归来以后，给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分别写了几封信，在这个紧要关头，所有这些反对派的领袖的行动似乎都仅仅限于写写信和写写备忘录。但是据他后来说，他「万万没想到」这些信件竟然毫无回音。后来他决定到柏林东南几英里的佐森去亲自见见冯·勃劳希契将军，陆军总司令部当时在那里设立了波兰战役作战指挥部。他打算对冯·勃劳希契将军说什么呢？沙赫特在纽伦堡证人席上说，他打算去告诉那位陆军总司令，德国不经过国会批准就进行战争是违反宪法的！因此，这位陆军总司令有义务遵守忠于宪法的誓词！
真可惜，沙赫特博士根本没有去见勃劳希契。卡纳里斯警告他，如果他到佐森去的话，陆军总司令「可能马上把我们抓起来」。在这位希特勒旧日的支持者看来，这个下场似乎并不怎么合他的心意。但沙赫待所以没有到佐森去执行他那可笑的使命（如果希特勒不嫌麻烦，愿意办一下这个正式手续的话，他要让那个橡皮图章似的国会批准他的战争是易如反掌的事），其真正原因由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出庭为沙赫特作证时一言道破。沙赫特原打算在八月二十五日到佐森去，后来因为那天晚上希特勒取消了第二天进攻波兰的预定计划，所以他也就没有去了。据吉斯维乌斯的证词，三天以后，沙赫特又打算到佐森去完成他的使命，但是卡纳里斯告诉他说为时已经太晚了。所以，并不是「密谋分子们」错过了班车，而是他们根本就没到车站去赶车。正像那一小撮反纳粹的德国人没有能制止希特勒动手一样，这时向希特勒呼吁要他避免战争的各中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白费了一番唇舌。八月二十四日，罗斯福总统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分别发出急电，敦请他们解决彼此间的分歧而不要诉诸武力。莫斯切斯基总统第二天就在一封措词颇为得体的复电中提醒罗斯福，「提出要求并且要求让步」的并不是波兰，但是尽管如此，波兰还是愿意按照美国总统的建议，通过直接谈判或者中间调停同德国人解决争端。希特勒则根本没有答复（罗斯福还提醒希特勒说，他还没有答复总统在四月间给他的呼吁）。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罗斯福又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把莫斯切斯基的和解态度通知他，恳求他「同意已为波兰政府接受的和平解决的原则」。
这第二封电报也没得到答复；不过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驻柏林代办亚历山大·寇克，要他转告美国总统，元首已经收到那两份电报，并且已经「交给外交部长，供政府考虑」。
八月二十四日，教皇通过电台广播呼吁和平，「凭着基督的血——祈求强者倾听我们的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肆行不义而变成弱者——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力量成为毁灭的原因的话」。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教皇又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送给德国，波兰、意大利和两个西方大国的政府，「以上帝的名义祈求德意志和波兰两国政府——避免任何不幸事件」，并且要求英、法和意大利三国政府支持这一呼吁，他还说：
教皇不愿放弃通过即将举行的谈判取得公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
教皇，也像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不知道所谓「即将举行的谈判」只不过是希特勒用来给侵略作借口的一个宣传伎俩。实际上，我们不久就可看到，在那最后一个和平的下午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真诚的谈判。无论是即将举行也好，不即将举行也好。
几天以前，在八月二十三日，比利时国王以「奥斯陆」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芬兰和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统治者的名义，也广播了一篇动人的和平呼吁，要求「对事态发展负有责任的人，通过公开的谈判来解决他们的争执和要求」。八月二十八日，比利时国王和荷兰女王联名表示「愿为避免战争」进行斡旋。
尽管这些中立国家发出的呼吁的方式和用意是高贵的，但是今天重读之下，却给人一种不现实和悲观的感觉。仿佛美国总统、教皇和那些北欧民主小国的统治者同第三帝国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似的，他们对柏林方面的事情就同对火星上的情况一样缺乏了解。他们竟全然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性格和目的，全然不知道德国人，除了极少数例外，愿意置伦理、道德、荣誉或基督教的人道观念于不顾，而准备盲目地跟着希特勒走，不论他走向哪里，采取什么道路。他们这样全然无知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使得罗斯福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各国的君主领导下的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这些在最后几天紧张的和平日子里留在柏林企图向外界报导消息的人，对于总理府和外交部所在地威廉街和军事总部所在地班德勒街发生的事情也知道得很少。我们尽可能地密切注意威廉街上政府各部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们每天在一大堆谣言、传闻、谎话，诳骗中间沙里淘金。普通老百姓和我们所认识的政府官员、党的领袖、外交家以及军人的情绪，我们是了解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蒙在鼓里，比如汉德逊大使频繁地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举行会晤，而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其中说些什么我们就没法知道；希特勒与张伯伦之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间、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有书信往返，其中的内容，我们也摸不清；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之间、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之间举行过会谈，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也无从得知；至于那些忙得晕头转向、心慌意乱的外交家与外交部官员之间互相交换的密码电报的内容，以及军方首脑正在策划和采取的各种行动，我们就更莫名其妙了。
当然，有少数一些事情，我们和公众是知道的。比如德国人大吹大擂的德苏条约，大家自然知道，只不过瓜分波兰和东欧其余部分的秘密议定书直到战后才知道。我们都知道，甚至在这一条约还没签字以前，汉德逊就飞到伯希特斯加登郑重地告诉希特勒，这个条约不能阻止英国履行它对波兰的保证。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以后，我们在柏林就感觉到，除非再来一个慕尼黑，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已经是不出几天的事。到八月二十五日，最后一批英、法侨民都离了境。原来预定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坦能堡举行大规模的纳粹集会，希特勒将在会上发表演说。
二十六日，这次集会也宣布取消了。原定于九月第一个星期在纽伦堡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希特勒曾正式称之为「和平的党代表大会」，同样也取消了。八月二十七日政府宣布，食品、肥皂、鞋、纺织品和煤从第二天开始实行配给制，我记得，主要是这个公告使德国人民意识到了战争的迫近，他们对这一公告的牢骚不满是可以很清晰地听到的。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柏林的居民看到源源不绝的军队穿过市区开往东方。他们被装在所能搜寻到的各种各样的运货的卡车里运走。
这种情况也必然使普通老百姓警觉到要发生什么事了。我记得那个周末又闷又热，大多数柏林人不顾战争已经就在眼前，还是到首都周围的湖泊和树林中去消暑度假。星期日晚上回到城里以后，他们从无线电里听到国会在总理府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的消息。德意志通讯社的公报说：「元首在会上扼要地阐述了局势的严重性。」这是德国公众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告诉他们时局已经严重了。会议的详细内容没有披露，除了国会议员和希特勒的亲信以外，没有一个外人知道那位纳粹独裁者那天的心情。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从哈尔德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看到谍报局奥斯特上校告诉他的当天开会情况的记述：
午后五点三十分在总理府举行会议。有国会议员和若干党内显要参加——局势非常严重。无论如何决心要解决东部问题。最低要求：归还但泽，解决走廊问题。最高要求「取决于军事形势」。如果最低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进行战争：野蛮！他将亲临前线。意大利领袖的态度对我们极为有利。战争将非常困难，也许毫无希望。「只要我还活着，就谈不到投降。」苏联条约在党内受到广泛的误解。这是一个为了赶走魔王而与撒旦结盟的条约——「有人按照一定的暗示鼓掌，但是稀疏零落。」
个人对元首的印象是：疲惫、憔悴、嗓音嘎哑、心事重重。「他现在已经完全被他在党卫队里的顾问包围了。」
一个外国观察家在柏林也可以看到，报纸在戈培尔的巧妙操纵下，怎样欺骗了天真的德国人民。自从纳粹对所有的日报实行「一体化」，摧毁了新闻出版自由以后，六年以来德国人民对于外界真相一直是隔绝的。有一个时期，在德国的大报摊上还可以买到苏黎世和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德文报纸，那上面还登着一些客观的消息。但是近几年来，德国不是在国内禁止销售这些报纸，就是把数量限制到极为有限的几份。懂英文和法文的德国人，偶然可以弄到几份伦敦和巴黎的报纸，不过读到的人却很少。
我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德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看一看过去和今天的报纸，就会有这种感觉」。当时我是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作短期休假后回到德国来的，两天以前离开我在瑞士的家登上火车时，我买了一束柏林和莱因兰的报纸。它们把我一下子推回到了疯狂的纳粹世界，它和我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就好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我到达柏林以后，八月十日又继续写道：
全世界都认为和平将受到德国的破坏，是德国在威胁着要进攻波兰——但是在德国，被本国报纸蒙在鼓里，说法恰恰相反——纳粹报纸正在叫嚷的是：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是波兰在以武装入侵威胁德国——
《柏林日报》以大字标题提出警告：「当心波兰！」并说：「对于肆无忌惮地蹂躏欧洲和平与人权的波兰的答复！」
我在火车上买到的卡尔斯鲁厄《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杨吉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专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你也许会问：德国人民不可能相信这些谎言吧？你就去和他们淡淡吧。很多人是这么相信的。到希特勒原定进攻波兰的日子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顶峰。我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柏林日报》：「波兰完全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十二点钟报》：「这样的玩火行为太过分了——三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为一片火海！」
半夜我到「广播大厦」去，路上买了一份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天版的《人民观察家报》。第一版顶端高达一英寸的通栏标题是：
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一百五十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当然，关于德国的动员情况只字未提，虽然我们亲眼看到德国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开始动员了。
八月二十五日傍晚送到柏林的墨索里尼来函，迎头泼了希特勒一盆冷水。这封信加上英波同盟条约签字的消息，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原定第二天就要发动的进攻；他冷静下来以后，立即给意大利领袖发去一封短信，问他，为了保证意大利能够「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冲突」，「您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原料，并要在什么时限内提供」。这封信由里宾特洛甫亲自于当晚七点四十分用电话传给德国驻罗马大使，在九点三十分就到了那位意大利独裁者手中。
第二天上午，墨索里尼在罗马召集意大利三军首长开了一个会，拟订了一份作战十二个月的最低需要清单。用参加拟制清单的齐亚诺的话来说，这份清单「足能气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清单中包括七百万吨石油、六百万吨煤、二百万吨钢、一百万吨木材以及一长串其他物品，一直到六百吨辉钼矿、四百吨钛和二十吨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要一百五十门高射炮来保护意大利北部距法国空军基地只有几分钟航程的工业区，这是他在当时写的覆信中提醒希特勒的。这封信由齐亚诺于八月二十六日中午刚过的时候用电话传给柏林的阿托利科，后者马上就交给了希特勒。
这封信开列的不仅仅是一长串所需要的物资。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位泄了气的法西斯领袖已经下定决心要摆脱他对第三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元首在读完这第二封信之后，对于这一点不可能再有丝毫的怀疑了。元首，（墨索里尼对他的伙伴写道）如果当初按照我们以前商定的办法，让我有时间来积累物资和加快自给自足的速度，我现在就不会向您提出这份清单，即使提出，项目也会比这少，数字也会小得多。
我有责任奉告，除非我肯定能得到这些物资供应，否则我要求意大利人民作出牺牲——就可能成为徒劳，并可能损害您和我自己的事业。
阿托利科大使本人是反对战争的，尤其反对意大利在战争中参加德国一方，因此他在递交这封函件时自作主张地向希特勒强调说，「所有这些物资都必须在战事开始以前运到意大利」，并且说这个要求是「不可变更的」。「墨索里尼仍然希望会出现另一个慕尼黑事件。所以他在信上特别附上一段说，只要元首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在政治领域内求得解决「，他将一如既往，随时准备给他的德国同志以充分的支持。尽管他们两人个人关系十分密切，并且缔结了钢铁盟约，尽管过去几年中彼此曾经多次大吹大擂地表示要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但是事实仍是：即使临到这个最后关头，希特勒仍然没有把他要毁灭波兰的真正意图推心置腹地吐露给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伙伴仍然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这一天（二十六日）快要完了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个隔膜才最后沟通。在八月二十六日当天，希特勒在不到三小时之内就给墨索里尼的来信回了一封很长的覆信。下午三点零八分，又由里宾特洛甫把这封信用电话传给驻在罗马的冯·马肯森大使，这位大使在五点刚敲过不久的时候连忙把它送给了墨索里尼。希特勒说，意大利提出的某些要求，如煤、钢之类，可以如数供给，但许多其他物资则难以办到。阿托利科坚持这些物资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运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希特勒才终于把他立即就要开始实现的真实目的吐露给他的盟友。
由于法国或英国都不可能在西方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而德国由于和俄国达成了协议，在击败波兰之后就可以腾出东方的全部兵力——所以我即使冒在西线发生纠葛的风险，也不会在解决东方的问题上退缩。
领袖，我了解您的处境，我只请您进行积极的宣传，并适当采取您自己已经向我建议的军事姿态，设法为我牵制英、法军队。
这是德国档案中所出现的第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取消进攻波兰二十四小时以后又恢复了信心，而要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即使冒」同西方作战的「风险」也在所不顾。
八月二十六日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又作了一点努力再次劝阻希特勒。他又给元首写了一封信，齐亚诺又用电话传给阿托利科，这封信在快到下午七点钟的时候送到了帝国总理府。
元首：
我相信阿托利科无意造成的误会已经立即得到了澄清——除高射炮以外，我请求您供给的其他物资可以在今后十二个月内陆续运到。不过，纵使误会已经澄清，您显然还是不可能大力帮助我补足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所耗损的大量军备。
因此我将采取您所建议的态度，至少是在冲突的最初阶段，一方面尽最大能力加速军事准备，一方面就像目前己在进行的那样尽可能多地牵制住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这位意大利领袖由于自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扮演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深感苦恼，尽管如此，他还不死心，仍然认为应当试一试，看看是否有可能再来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
——我不揣冒昧（他接着写道）再次请您试一试寻求政治解决的机会，这决不是出于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和平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政权的利益。我认为现在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一定能使德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完全得到满足。现在已经可以从档案材料看出，当时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努力争取和平是因为他还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是他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很难过。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最后这次信件交换中对希特勒说：「在这行动的时刻，我出于非我力之所及的原因而不能给您真正的支持，此种心情，阁下当可想见。」齐亚诺在这忙碌的一天结束时在日记中写道：「领袖的确很难过。他的好战本能和荣誉感驱使他走向战争。理智现在已经制止了他。然而这使他大为伤心——现在他已经不得不正视严酷的事实了。而对领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经过这番穿梭般的信件往返之后，现在希特勒也只好让墨索里尼临阵脱逃了。八月二十六日深夜，他又给他的轴心伙伴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二十七日零时十分从柏林用电报拍出的，送到墨索里尼手里是那天上午九点。领袖：
我已经收到您表示最后态度的来信。我尊重促使您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和动机。在一定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可能有良好结果的。
但是我认为，先决条件是意大利不应使外人知道它所打算采取的态度，至少在战争开始以前应当如此。因此，我诚恳地请求您用您的报纸和其他手段在心理上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要请求您，领袖，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在军事上采取示威性措施。至少要牵制住一部分英法军队；即使不能如此，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狐疑不定。
不过，领袖，最重要的一点是：事情万一和我所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一次大战，东线的局势就必须在西方两大强国能操胜算之前予以解决。然后今年冬天，最迟也不过明年春天，我将以至少和法、英数量相等的兵力在西线发动进攻——
领袖，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求您鼎力协助。在这一场艰巨的斗争中，您和您的人民所能给我的最大帮助是派来意大利劳工，从事工农业劳动——希望您慷慨应允，对您过去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所作出的努力谨表谢忱。
阿道夫·希特勒
意大利领袖当天下午作了一个温顺的答复，表示外界绝不会「在战争爆发以前知道意大利的态度」，他一定严守秘密，并答应设法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英、法陆海军力量，他还将向希特勒派出所要求的意大利劳工。据冯·马肯森大使对柏林提出的报告来看，墨索里尼那一天在回这封信之前，曾经「郑重其词地」再次向这位德国大使表示，「他仍然相信，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而不诉诸战争还是可能的」，并且说，他将在给元首的信里再一次提出这一点。但是他在信中并没有提及。看来他当时已经心灰意懒，连提也不想再提了。
战争一旦突然爆发，法国虽然能几乎全部提供盟国方面在德国的西方国境在线所需的军队，而且在最初几个星期内，盟军在数量上也会远远地超过那里的德国驻军，但是在八月将尽的那几天里，希特勒对于法国的动向似乎满不在乎。八月二十六日，达拉第总理写给他一封慷慨陈词、颇为动听的信，提醒他法国会采取的行动，并声明一旦波兰遭到攻击，法国就一定出兵作战。那封信中写道：
除非您认为法国人民的国家荣誉感不如我本人认为德国人民所具有的国家荣誉感，否则就不应当怀疑法国将恰守自己对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所作的庄严保证——达拉第在呼吁希特勒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他同波兰的争端之后，补充说：如果像二十五年以前一样，法兰西和德意志在一场时间更长和杀人更多的战争中再次流血，两国人民都会抱着必胜的信心进行决战，但是最有把握的胜利者将是毁灭和野蛮的力量。考仑德雷大使在递交总理的这封信时，还加上了他个人热情的口头呼吁，恳求希特勒「看在人道的份上，为了他自己良心的安宁，不要放过这个和平解决的最后机会」。但是这位大使却不得不怀着「遗憾的心情」向巴黎报告，达拉第的来信未能打动这位元首——「他无动于衷」。
希特勒第二天给法国总理的覆信，巧妙地利用了法国人不愿「为但泽送命」的心理，不过他没这么讲，这话留给法国的姑息妥协派说去了。希特勒宣称，自从归还了萨尔之后，德国就对法国放弃了一切领土要求；因此，两国之间没有理由一定要兵戎相见。如果竟然发生了战争，责任决不在他，而且他会感到「非常痛心」。
在最后那个和平的星期中，德、法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仅此而已。自从八月二十六日那次会见以后，考仑德雷一直到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为止，没有再去见过希特勒。在这个紧要关头对这位德国总理关系最大的国家是英国。正如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希特勒推迟了入侵波兰的行动以后对戈林所说的，他要看一看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涉」。
罗马和伦敦传来的消息迫使希特勒从战争的悬崖边缘退缩回来以后，哈尔德将军曾在他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可是第二天下午，这位参谋总长发现领袖的态度又骤然改变了。「元首非常镇静而开朗」，这是他在那天下午三点二十二分随手写下的日记。这种变化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位将军的日记道出了这个原因。「要为『第七动员日』的早晨做好一切准备。进攻在九月一日开始。」希特勒用电话向陆军总司令部发出了这个命令。
这就是说，希特勒准备动手打波兰了。这一点既然已确定，他就要尽一切可能使英国置身局外。哈尔德的日记道出了元首及其亲信在八月二十六日那个决定命运的一天的想法。
传说英国有意考虑德国的全面建议。汉德逊归来后就可知道洋情。另外有谣言说，英国强调，波兰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是必须由英国来宣布的事。在法国，向政府提出的反战抗议书越来越多——计划：我们要求取得但泽，一条穿过「走廊」的走廊，在和萨尔相同的基础上进行公民投票。英国也许会接受。波兰多半不会。这是分化它们的楔子。
着重字体是哈尔德自己写的，在某种程度内这无疑正确地反映了希特勒当时的想法。他想在波兰和英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并给张伯伦一个借口，让他摆脱对华沙的保证。在命令军队准备于九月一日进军以后，希特勒就等着看伦敦方面对他那个「保证」英帝国存在的狂妄自大的建议有什么反应。当时他与英国政府有两次接触，而伦敦的德国大使馆没有参预那最后一刻钟的紧张的谈判活动，因为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森正在休假。一次接触是通过汉德逊大使的官方接触，汉德逊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一清早带着元首的建议乘坐一架德国专机飞到了伦敦。另一次接触是非官方、秘密的，而且结果证明是相当外行的接触。这次的中间人是戈林的瑞典朋友，那位喜欢到处奔走的比尔格·达勒鲁斯，早在前一天他就带着这位德国空军司令给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从柏林飞到了伦敦。
「在这个时期，」后来戈林在纽伦堡法庭的一次提讯中说，「我同哈利法克斯在正常外交途径之外通过一个特别信使保持着联系。」这位瑞典「信使」在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六点三十分飞到伦敦就是去找英国外交大臣的。前一天，戈林把他从斯德哥尔摩找到柏林来，告诉他，尽管前一天夜间签订了德苏条约，德国还是想同大不列颠达成一项「谅解」，他把自己的一架专机交给这个瑞典人使用，以便让他能火速飞往伦敦，把这件重要的事情通知哈利法克斯勋爵。
这位在一小时以前签订了英波互助协议的英国外交大臣感谢达勒鲁斯的奔走，并告诉他说，汉德逊刚在柏林同希特勒进行了商谈，马上就要带着元首的新建议飞回伦敦；既然柏林同伦敦之间的官方联系现在已经重新打开，他认为这位瑞典人的居间奔走已经不再需要。但是不久证明这种奔走还是需要的。当达勒鲁斯于当晚打电话给戈林报告他同哈利法克斯会谈经过时，那位元帅告诉他，由于英波条约的签订，局势已经恶化，大概只有英、德两国代表举行会谈才能挽救和平。据戈林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和墨索里尼一样，当时都想再来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
当天深夜，那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把他同戈林的谈话通知了英国外交部，次日早晨他接到邀请同哈利法克斯再作一次会谈。这一次他说服了英国外交大臣给戈林写了一封信，他把戈林说成是唯一能够防止战争爆发的德国人。那封措辞笼统的信很简短，而且话说得很含混。它只是重申了英国对于达成和平解决的愿望，并且强调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办到。「虽然如此，这位肥胖的元帅却认为这封信」极其重要「。达勒鲁斯于当晚（八月二十六日）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戈林，当时戈林正坐着一列专车去柏林郊外奥兰宁堡空军司令部的途中。专车在第二站就停住了，两人临时征用了一辆汽车直奔总理府。到那里时已经半夜了，总理府一片漆黑，希特勒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戈林一定要把他叫起来。到这时为止，达勒鲁斯也和很多其他的人一样，总认为希特勒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他会像一年前在慕尼黑所做的那样，接受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个瑞典人这回却要破题儿第一道领教这位天赋神赐的独裁者的思想多么荒唐离奇，脾气多么喜怒无常。这是一次使他灰心丧气的经历。
达勒鲁斯从哈利法克斯那里带来的这封信，戈林认为事关重要，必须在深更半夜把元首叫起来看看，可是希特勒却根本不加理睬。他反而对这个瑞典人滔滔不绝他讲了二十分钟他早年的奋斗经过、他的伟大成就以及他为了同英国人取得谅解而作出的各种努力。接着，当达勒鲁斯插上一句说他曾经在英国当过工人时，这位总理马上就询问他有关这个古怪的岛国和这个古怪的民族的情形，他说他曾花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始终还没有能了解他们。接着他又大谈了一通德国的军事威力，有些地方还是从技术角度来谈的。达勒鲁斯后来说，这时候他认定他的夜访「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了」。不过这个瑞典人到底抓住一个机会，把他所了解到的一些英国人的情况告诉了他的主人。
希特勒一直听下去，没有打断我的话头——但是后来他突然站起来，变得非常激动而且神经质，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一面自言自语地说，德国是不可抗拒的——突然，他在房间中央站住，眼睛直挺挺地望着前面。他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他那样子完全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他断断续续地说道：「如果发生战争，我就要造潜水艇，造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潜水艇！」他的话越来越不清楚，最后根本就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了。接着他定了定神，就像在对大庭广众发表演说似地拉开嗓门，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我要造飞机，造飞机，飞机，飞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那神情活像小说里的一个妖魔，而不像是个真人。我惊讶地注视着他，又回过头来看看戈林的反应，他却若无其事。最后，这位激动的元首大踏步走到他的客人面前，对他说，「达勒鲁斯先生，你是很了解英国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想同英国达成协议，可是总也不能成功？」达勒鲁斯自称他「最初犹豫了一下」不知怎样回答，但是后来答道：据他个人看来，原因在于英国人「不信任他和他的政府」。
「这些白痴！」据达勒鲁斯说，当时希特勒把右臂一甩，用左手拍着自己的胸口，对他吼道，「我这一辈子几时说过谎话？」
随后这位纳粹独裁者平静下来，他们讨论了希特勒通过汉德逊提出的建议；最后决定让达勒鲁斯飞回伦敦去，再交一份建议给英国政府。戈林反对把它写下来，他要这位脾气随和的瑞典人把它记在心里。这个建议包括六点：
一．德国希望同英国缔约或者同英国结盟。
二、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走廊，但是波兰可以在但泽拥有一个自由的港口，保留波罗的海上的格丁尼亚港和通在该港的走廊。
三、德国将保证波兰的新国界。
四、德国要收回自己的殖民地或者与此相当的土地。
五、必须对波兰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出保证。
六、德国方面将保证保卫英帝国。
达勒鲁斯牢牢记住这些建议之后，于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上午飞往伦敦，中午十二点多钟，为了避开那些到处打听的新闻记者，被悄悄地绕道带到了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的面前。显然，英国政府现在十分重视这位瑞典信使。
他身上带着记述头天夜晚同希特勒和戈林会见经过的个人笔记，这是他在飞机上仓促草就的，那两位英国内阁领导人这时接过来仔绸阅读，他在其中力称，会晤时希特勒是「安详而镇静的」。虽然在外交部的档案中找不到有关这次星期日破例会见的记录，但外交部档案汇编在第三辑第七卷中根据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贾德干所提供的材料以及那位密使的备忘录追述了这件事。英国政府文件上的说法和达勒鲁斯在他的书中以及在纽伦堡法庭上所说的情形有一些出入，但是把各种说法放在一起来看，下面的叙述似乎是我们所能得到的一个最可靠的报导。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立刻看出他们所面临的是希特勒的两套建议，一套是交给汉德逊带来的，一套是现在由达勒鲁斯带来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套建议说希特勒将在他同波兰人算了帐以后再来保证英帝国的存在，而第二套建议似乎是说：元首准备通过英国来谈判归还但泽和走廊的问题，然后他将「保证」波兰的新边疆。张伯伦前回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已经吃过希特勒一次苦头了，这话在他听来完全是一套老调，他对达勒鲁斯代表元首概述的建议不敢轻信。他对这个瑞典人说，他「从这些条件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波兰人可能让出但泽来，但是他们宁可作战也不会放弃走廊。最后大家同意让达勒鲁斯产刻回柏林去，把他们初步的非正式答复告诉希特勒，然后在正式答复拟好并由汉德逊第二天晚上带到柏林去以前先把希特勒的反应告诉伦敦。据英国的文件，正如哈利法克斯所说：」由于通过达勒鲁斯先生的这种非正式的秘密接触，问题可能发生一些混乱。（因此）有必要说明，达勒鲁斯于当晚回柏林去，不是传递英王陛下政府的答复，而是为汉德逊送去的正式覆信准备条件。「
这位默默无闻的瑞典商人作为欧洲两个头号强国政府的谈判中间人，地位已经非常重要，所以据他自己说，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曾向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建议，「他们应该让汉德逊在伦敦等到星期一（第二天），以便他们在听到希特勒对英国立场的反应之后再作答复」。
那么，什么是达勒鲁斯要对希特勒阐明的英国立场呢？关于这个问题，双方说法有些混乱。根据哈利法克斯的概略记录，他给达勒鲁斯的口头指示中所表示的英国立场仅仅是：
一、庄严保证谋求G．（德国）与Gt．B．（英国）之间充分谅解的愿望（缩写字母是哈利法克斯原来用的）。没有一个政府成员不是如此想法。二、Gt．B．有责任履行自己对波兰的义务。三、德波争端应当和平解决。
但是根据达勒鲁斯的说法来看，英国政府托他转达的非正式答复却更为全面：
自然，第六点，关于保卫英帝国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同样，只要德国还处于动员状态之中，他们就不能讨论殖民地问题。关于波兰边界，他们主张由五大国来保证。关于走廊，他们建议立即同波兰举行谈判。至于（希特勒建议的）第一点，英国在原则上愿意同德国达成一项协定星期日晚上达勒鲁斯飞返柏林，将近午夜时见到了戈林。那位元帅认为英国的答复不是「很令人满意」，但于半夜谒见了希特勒以后，戈林在深夜一点钟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住在旅馆里的达勒鲁斯，对他说，如果汉德逊星期一晚上带来的正式答复与他所说的一致的话，总理准备「接受英国的立场」。
戈林很高兴，达勒鲁斯当然更高兴。这个瑞典人在半夜二点钟叫醒了英国大使馆的参赞乔治·奥吉尔维·福比斯爵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达勒鲁斯不仅转达了这个消息，由于至少他自以为他当时已经处在那种能说话的地位，所以他还对英国政府提供了意见，告诉他们在正式答复中应当说些什么。达勒鲁斯强调说，汉德逊在八月二十八日这天带来的那份复照应当保证英国将说服波兰同德国立即举行直接谈判。
达勒鲁斯刚从戈林办公室里来过电话（后来福比斯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一份电报中这样说），他认为提出以下两点建议是极端重要的。
一、英国政府给希特勒的答复绝不能提及罗斯福的计划。
二、希特勒怀疑波兰人恐将设法规避谈判。因此答复中应该明确说明，已经竭力劝说波兰人立即同德国进行接触和举行谈判。
这时这个已满怀信心的瑞典人，在整个这一天里不仅接二连三地向福比斯提供意见（福比斯都用电报如实地转给了伦敦），而且还亲自打电话给英国外交部，向哈利法克斯转去进一步的建议。
在世界历史的这个危急关头，这位临时客串的瑞典外交家的确成了柏林同伦敦之间的枢纽人物。哈利法克斯一方面从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另一方面从达勒鲁斯本人打给外交部的电话中知道了这个瑞典人的紧急意见以后，就在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用电报通知英国驻华沙大使霍华德·肯纳德爵士，要他「立刻」去见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促使后者授权英国政府通知希特勒，「波兰准备同德国立即开始直接磋商」。哈利法克斯急不可待。他想要把波兰方面授权英国这么做一点列入汉德逊等着在当天带回柏林向希特勒提出的正式复文中。他叫他的驻华沙大使尽快把贝克的答复用电话向他报告。傍晚，贝克根据要求同意授权，这一点马上就列入了英国的复照中。汉德逊于八月二十八日晚间带着这个复照返回柏林，到达总理府时党卫队仪仗队举枪击鼓致敬，这种表面上的外交礼貌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维持着。然后他被带到希特勒面前，这时是夜间十点三十分，他把复文的德文译本交给了希特勒。这位总理立刻就打开来看。
照会说，英国政府「完全赞同」他的主张，认为「首先」必须解决德波之间的分歧。「可是，」照会接着说，「一切问题取决于解决办法的性质以及达成解决的方式。」照会指出，关于这一点，德国总理一直「避而不谈」。希特勒「保证」英帝国存在的建议被婉言谢绝了。英国政府「不能为了许给大不列颠的任何利益而同意采取一种使曾经得到大不列颠保证的一个国家的独立受到危害的解决办法」。
这一保证必须信守，但是德国总理不可因为英国政府「一丝不苟」恪守本身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就认为不盼望问题获得公平解决。
因此，下一步骤应该是开始进行德波两国政府之间的直接磋商，其基础是——维护波兰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并争取国际上来保证这一解决办法。
（英国政府）已经收到波兰政府明确保证，他们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磋商，英王陛下政府希望德国政府也愿意赞同这一方针。
——德波问题的——公平解决可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如果解决归于失败，德国同大不列颠之间取得谅解的希望就会归子破灭，两国将因此而发生冲突，并且很可能使全世界投入战争之中。这样的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希特勒看完照会以后，汉德逊开始根据他的笔记对照会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告诉希特勒说，这是他同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谈话时记下来的。他后来说，在他同希特勒历次会见中，唯有这一次大部分是由他在说话的。他所说的无非是英国希望得到德国的友谊并且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希特勒进攻波兰，英国就一定要出兵。当时这位元首并未缄口不言，他的回答是唠叨不休地大谈波兰的罪状和他自己为了谋求同波兰达成和平解决而提出的「慷慨」的建议，他说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建议，以后不会再提了。事实上，今天「只有归还但泽和全部走廊才能令他满意，同时还须改正西里西亚的现状，那里的居民在战后公民投票中有九十％都投德国的票」。这一点并非事实，同样，他接着提出的另一个辩驳也不是事实，那就是他说一九一八年以后有一百万德国人被赶出走廊，其实据一九一○年德国的人口调查，那里只有三十八万五千个德国人。当然，这时候这位纳粹独裁者以为所有的人都会毫不辨察地听信他的谎言。那位英国大使又听信了这种谎话，因为他在《最后的报告》中宣称，「这一回希特勒的态度又表现得很友善而且通情达理，看来对我带给他的答复并没有感到不满」。不过，这是他出使柏林的失败史上最后一次听信希特勒的谎话了。
汉德逊于凌晨二点三十五分拍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这次会晤情况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最后我向他提出两个干脆的问题」。
他是否愿意直接同波兰人谈判？他是否准备讨论交换居民的问题？对于后一点，他作了肯定的答复（虽然我毫不怀疑他同时在考虑修改边界）。
至于第一点，他表示首先要对英国的整个照会作一番「仔细的考虑」再说。汉德逊在电报中追述道，当时总理转身对里宾特洛甫说：「我们必须把戈林找来同他商量商量。」希特勒答应第二天，即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对英国的来照作出书面答复。
「虽然双方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汉德逊特别告诉哈利法克斯说，「谈话却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尽管汉德逊同他的东道主亲身打过不少交道，大概他还是没有完全了解为什么希特勒要制造这样一种友好气氛。这位元首仍然决定在这个周未进攻波兰。尽管英国政府和汉德逊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他仍然相信能够使英国置身事外。
希特勒显然是受了不学无术、一味逢迎的里宾特洛甫的怂恿，压根儿就不相信英国人所说的是真话，尽管嘴上说相信。
汉德逊拍出那份长电之后，第二天，又追加了一段：
希特勒再三声明，他不是虚声恫吓，谁要是认为他是虚声恫吓，那就会铸下大错。我回答他说，我对于这一点毫不怀疑，不过我们也不是在虚声恫吓。希特勒先生表示，他对于这一点完全明白。话虽这样说，但他真的明白么？因为他在八月二十九日的答复中还是竭力企图欺诳英国政府，看样子他当时一定是认为，他这样就既捡了便宜又卖了乖。英国的答复和希特勒的初步反应，在柏林，特别是在戈林的巢穴里，产生了一阵乐观的气氛，那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达勒鲁斯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这个瑞典人接到那位元帅的一个副官从总理府打来的电话。汉德逊走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戈林三人在那里研究了英国的复照。达勒鲁斯从他的德国朋友那里听到的是，英国的答复「非常令人满意，战争的威胁极有希望已成过去」。
当天早晨达勒鲁斯就用长途电话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英国外交部，他告诉哈利法克斯说，「希特勒和戈林认为和平解决现在肯定有可能了」。上午十点五十分，达勒鲁斯见到了戈林，戈林热情洋溢地和他招呼，使劲儿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道：「要和平了！和平保住了！」有这样可喜的保证撑腰，这位瑞典信便立刻前往英国大使馆，把这个喜讯告诉至今尚未和他见过面的汉德逊。据那位大使描述这次会见的电报说，达勒鲁斯对他讲，德国人极为乐观。他们同意英国答复中的「主要观点」。达勒鲁斯说，希特勒「仅仅」要求取得但泽和走廊——不是全部走廊，而是通往但泽的铁路沿线的窄窄一条走廊。达勒鲁斯还对他说，事实上，元首准备采取「极其讲道理的态度。他愿意尽量同波兰人妥协」。
那时终于有点醒悟过来的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并不那么相信。据他的客人说，他告诉他的客人，希特勒的话一句也信不得，达勒鲁斯的朋友赫尔曼·戈林也是一样，他曾经对这位大使说过「无数次」谎话。汉德逊认为，希特勒正在玩弄一套背信弃义的把戏。
但是，那位瑞典人当时正处于事件中心，汉德逊没法让他改变看法。他的醒悟甚至比汉德逊还要晚。他为了加一层保障，不使自己劳碌奔波的成果受到那位大使难以理解的悲观情绪的破坏，在黄昏七点十分的时候又打了一个电话，叫英国外交部给哈利法克斯留一个口信，告诉他「德国的答复中不会有什么困难」。不过这位瑞典人劝英国政府叫波兰人的「行为必须得体」。
五分钟以后，即八月二十九日晚上七点十五分，汉德逊到总理府去取元首的正式答复。事情马上就清楚了，戈林和他的瑞典朋友空欢喜了一场。在这次会见时，据这位大使事后立刻给哈利法克斯的报告，「双方争吵得非常激烈，希特勒先生远不如昨天讲道理。」
德国的正式书面照会重申了德国希望同大不列颠友好的愿望，但强调指出，「不能牺牲德国的根本利益来换取这种友谊」。接着照会上就长篇大论地重弹老调，指责波兰人的过错，波兰人的挑衅和「上天难容的野蛮虐待行为」，然后才破天荒第一次用书面正式提出希特勒的要求：归还但泽和走廊，保护波兰境内的日耳曼人。照会接着又说，要消除「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拖多少日子，更谈不上再拖几星期，恐怕只能有几小时的时间」。照会接着说，德国不能再同意英国的看法，认为通过同波兰的直接谈判可以取得解决办法。不过，「完全」为了让英国政府感到满意，为了维护英德友谊，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波兰进行直接谈判」。「如果重新划分波兰领土」，德国政府未经苏联同意是不能给予任何保证的。（英国政府当然不知道德苏条约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照会宣布，「至于其他方面，德国政府在提出这些建议时绝对无意触犯波兰根本利益或对独立的波兰国家的存在表示异议」。
接着，到最后，来了圈套：
因此，德国政府接受英国政府的建议，同意由英国出面斡旋，请波兰派遣一位全权特使前往柏林。本政府指望该特使子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三到达。
德国政府将立即拟出一个自己所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且愿意在可能办到的情形下将该方案在波兰谈判代表到达之前交给英国政府。
汉德逊阅读照会的时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一声不响地在一旁看着他。最后他看到了德国期望波兰全权特使于第二天到达的那一段。「这口气听来像最后通牒，」他说。但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矢口否认。他们说，他们只是想强调指出，「当两国充分动员的军队已在严阵对峙的时候，时机是多么紧迫」。
这位大使无疑还记得希特勒给予许士尼格和哈查的接待，因而问他，如果波兰全权代表来了，是否会受到「良好的接待」，磋商是否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那当然。」希特勒回答说。
接着在某一点上由于希特勒提出了一个「毫没来由」的指责（汉德逊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舌战。希特勒的指责是这位大使对于有多少日耳曼人在波兰遭到屠杀的问题「一点儿也不在乎」。汉德逊说，他对于这一点立刻作了「激烈的驳斥」。「
「那天晚上我从德国总理府出来时，心里充满了最阴黯的不祥之感。」汉德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追述，不过他在当晚发给伦敦的电报中似乎没有提到这一点。在谈话中，希特勒曾经对他说：「我的士兵在问我，『打还是不打？』」他们已经错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不能再损失一个星期了，「因为波兰的雨季将有利于他们的敌人」。
虽然如此，从这位大使的正式报告和他后来写的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他还不太明白希特勒这个圈套的用意所在；直到第二天，当希特勒又扔出一个圈套时，汉德逊才识破了他的诡计。这位独裁者的把戏从他的正式照会中来看是昭然若揭的。他在八月二十九日晚上要求参加谈判的波兰全权特使在第二天就在柏林出现。毫无疑问，他是打算用对待奥地利总理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那一套办法在类似的情况下来对待波兰的特使。如果波兰人像他所确信的那样，不赶紧帕特使前来柏林，或者即使派来了谈判代表而又拒绝接受希特勒的条款的话，他就可以把拒绝「和平解决」的罪名加在波兰头上，这样就可以诱使英法在波兰受到攻击时不予援助，这个圈套很幼稚，但是却简单而又明了。
但是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汉德逊还没有看得这样明了。他一面草拟拍给伦敦的报告他同希特勒会昭情况的电报，一面把波兰大使请到他的大使馆来。他把德国的照会以及他本人和希特勒的谈话统统告诉了波兰大使。根据他自己的记述，他「竭力使对方明白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我请他为了波兰本身利益着想，敦促他的政府立即指派一名代表出席建议中的谈判」。但是在伦敦外交部里，头脑则比较清醒。哈利法克斯在仔细估量了德国的答复以及汉德逊关于同希特勒会晤的报告之后，于八月二十九日清晨二时电告这位大使说，英国虽将慎重考虑德国的照会，但「要我们今天就在柏林变出一个波兰代表来显然是无理的，德国政府不应当作这种指望」。这时候，外交家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都日以继夜地忙个不停，汉德逊在清晨四点三十分就把这个电报送到了威廉街。
八月三十日这一天，他又传达了四份伦敦的来电。一份是张伯伦给希特勒的私人短简，告诉他英国政府正在「紧急」考虑德国的复照，将在当天下午较晚的时候作出回答。在此之前，这位首相要求德国政府避免边境冲突，他说他已经向波兰政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至于其他方面，他说「在目前的意见交换中，英德之间表现出互相谅解的愿望，是值得欢迎的」。第二份是哈利法克斯的一封内容类似的信。第三份是英国外交大臣致德国政府的照会，说英国政府接到关于德国人在波兰境内进行破坏的报告，并要求德国人停止这类活动。第四份是哈利法克斯于下午六点五十分发来的电报，其中反映出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态度都在趋于强硬。
汉德逊经过进一步的考虑之后，曾在这一天早一些时候给伦敦拍去了一份电报。
一方面我仍然主张，波兰政府应该作出最后的努力，直接同希特勒建立联系，即使仅仅是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准备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牺牲，也应当如此；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我们从德国的答复中只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希特勒已经拿定主意，如果可能，就以所谓和平而公正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不可能，就诉诸武力。
到这时候，甚至连汉德逊也对另一次慕尼黑式的妥协没有胃口了。至于波兰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给自己搞这样一种妥协。八月三十日那天上午十点，英国驻华沙大使电告哈利法克斯，他确信「不可能说服波兰政府派贝克先生或任何其他代表立即前往柏林，在希特勒建议的基础上讨论解决办法。他们宁愿战斗而死，也不愿接受这样的羞辱，特别是已经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他指出，如果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谈判，就应当在某个中立国家举行。
哈利法克斯的强硬态度得到驻柏林和驻华沙大使的支持之后，就给汉德逊发了一个电报，说明英国政府不能「劝使」波兰人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遣全权代表前往柏林。这位外交大臣说：「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你是否能够（哈利法克斯补充说）向德国政府建议，请他们在建议拟好之后按照正常程序为见波兰大使，把廷议交给他转呈华沙，并征询关于进行谈判的意见。对希特勒最后那次照会，英国政府已经答应提出答复，这个复照于八月三十－三十一日午夜由汉德逊交给了里宾特洛甫。接着就开始了一次场面非常紧张激烈的会谈，当时唯一在场的施密特博士后来说：这是「我当二十三年翻译以来所参与的一次最激烈的会谈」。
「我必须告诉您，」事后那位大使马上就电告哈利法克斯说，「在这次不愉快的会晤中，里宾特洛甫整个态度完全模仿希特勒的最恶劣的表现。」汉德逊在三个星期以后写的《最后的报告》中，迫述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当时「深怀敌意，我每转达一段话，他的敌意态度就随之强烈一步。他情绪极其激动，不断地从椅子上跳起来，问我的话说完了没有。我就不断地回答他说：『还没有完』」。据施密特博士说，汉德逊也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那位唯一的目击者说，有一次两个人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彼此怒目相视，其气势之凶，使这位德国翻译官生怕他们会动起手来。
但是对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与英王陛下政府驻柏林大使八月三十－三十一日午夜会晤中的这个滑稽场面，而是在这次暴风雨式的会见中的一件事，这件事是希特勒这场骗局中的最后一着诡计，终于使汉德逊在第三帝国的真面目上受到了全面的事实教育，虽然为时已晚。
原来里宾特洛甫对英国的照会几乎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也根本不听汉德逊的解释。当汉德逊鼓起勇气，问起希特勒在上一份照会中答应向英国提出的德国与波兰和解的建议时，里宾特洛甫以轻蔑的口吻驳斥他说，既然到了半夜还不见波兰特使来到，现在已经太晚了。不过，德国人已经把建议拟好了，说罢里宾特洛甫就开始宣读。
汉德逊报告说，他用德语读，「速度飞快，也可以说是稀里胡涂地尽快对我念了一遍，声调极其不耐烦」。汉德逊在报告中说：
十六条之中，我只能记住六七条的大意。但是，如果不细对原文，就是这几条也不可能保证绝对准确。因此，当他读完之后，我要求他让我看看原本。里宾特洛甫竟断然拒绝，以极其轻蔑的姿态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扔，说由于直到半夜仍然没有波兰代表前来，这份建议已经过时了。这份建议可能是过时了，因为德国人是有意要使它过时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德国人从来就没打算要别人认真对待这个建议，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事实上，这个建议是个骗局。这只不过是用来欺骗德国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用来欺骗世界舆论的东西，企图要天下人相信，希特勒在最后一分钟还在为合理解决他对波兰的要求而努力。希特动也承认是这样。施密特博士后来听到他说：「我需要一个口实，特别是要向德国人民表明，为了保持和平，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这就说明了我为什么要提出关于但泽和走廊问题的慷慨建议。」
和他最近一些日子以来的要求相比，这个建议的确是慷慨的，慷慨得令人吃惊。在这个建议中，希特勒所要求的只是把但泽归还德国。走廊的命运由公民投票决定，而且要留待十二个月以后当大家的激动情绪都已经平静下来的时候再投票。波兰将保有格丁尼亚港。无论哪一方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走廊，都将让另一方保留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穿过走廊的公路和铁路——这同他在春天提出过的「建议」完全相反。还要进行一次居民交换，并给本国境内的另一国居民以充分的权利。
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这些建议是认真提出来的，无疑至少可以成为德波两国谈判的基础，很可能使得这个世界在一代之内不会发生第二次大战。这个建议在希特勒发出进攻波兰的最后命令八个半小时以后，于八月三十一日晚九点在电台上向德国人民广播了。就我在柏林所看到的情况来看，这个建议达到了欺骗德国人民的目的。肯定地说，作者当时也被这个建议迷惑住了，当我从无线电里听到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这个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并在那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对美国广播时这样说了。
汉德逊后来说，当他在八月三十－三十一日那个深夜回到英王陛下大使馆的时候，他相信「和平的最后希望已经破灭了」。但是他仍在努力。半夜两点，他把波兰大使从床上叫起来，请他赶紧到英国大使馆来，「有意毫不夸张地以客观的态度叙述」了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提到德国建议中主要两点是割让但泽和在走廊地带实行公民投票，并且说，据他看来，「这些建议还不算太不合理的」，他主张利普斯基建议本国政府，立刻提出由斯密格莱一利兹元帅同戈林元帅举行会晤。「我党得应该补充说明一句，」汉德逊说，「如果德方的谈判代表是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话，那么我就不能想象谈判会成功。」
在此期间，那位不知疲倦的达勒鲁斯也没有闲着。八月二十九日夜间十点戈林把他找到家里去，把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同汉德逊刚刚进行完毕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谈经过」告诉了他。这位满身脂肪的元帅那股歇斯底里的老脾气又发作了，他当着这位瑞典朋友把波兰人和英国人臭骂了一通。平静下来以后，他郑重地告诉他的客人，元首正在给波兰起草一份「宽宏大量的」（「grosszuegig」）建议，其中唯一的要求是归还但泽，而把走廊的未来归属问题慷慨地交由「国际监督」下的公民投票去决定。达勒鲁斯轻轻地问了他一句举行公民投票的地区范围，于是戈林随手从一份旧地图中扯下一页，用红蓝铅笔标明了「波兰」部分和「德国」部分；德国部分不仅仅包括战前的普鲁士所属的波兰，还包括一九一四年边界以东六十英里处的工业城市罗兹。这位毛遂自荐的瑞典中间人当然没法不注意到第三帝国决定这样重大问题时竟然如此「随便轻率」。不过他还是答应戈林，可以立刻飞回伦敦，向英国政府强调指出希特勒仍然希望和平，并向他们暗示希特勒正在准备对波兰提出最慷慨的建议，以此作为证明。
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达勒鲁斯于八月三十日一早四点飞往伦敦，他在赫斯顿机场驶往城里的途中，为了甩掉报馆记者的跟踪（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一个记者知道他的存在），曾经换了好几次汽车，于上午十点三十分到达唐宁街，立刻得到了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威尔逊和贾德于的接见。
但是前三位制造慕尼黑事件的英国设计师（贾德干是外交部的常任官员，从来就没有受过纳粹的迷惑）现在已经不会再上希特勒和戈林的当了，对达勒鲁斯的努力，他们并没有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看待。这位好心的瑞典人发现他们对于德国的两位领袖「很不信任」，并且「倾向于认为现在已经无法阻止希特勒对波兰宣战了」。此外，他们还毫不隐讳地告诉这位瑞典中间人，英国政府并没有中希特勒的诡计而要求波兰全权代表在二十四小时内来到柏林。
但是达勒鲁斯，就像在柏林的汉德逊一样，还在继续努力。他给柏林的戈林打了电话，建议波兰和德国的代表「在德国境外」会晤，对方给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希特勒在柏林」，因此会谈必须在柏林举行。
于是这位瑞典中间人这次飞行算是白跑了一趟。他于半夜回到了柏林，应当说，在柏林他又得到了一个可以多少帮些忙的机会。他在午夜十二点半钟来到戈林的总部，发现那位空军统帅兴致又特别好。戈林说，元首刚刚把他对波兰提出的「民主、公平而且切实可行的建议」让里宾特洛甫转交给汉德逊。在唐宁街会谈之后，达勒鲁斯好像清醒了一点，他于是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的福比斯查询这事，这才知道里宾特洛甫念那个建议的时候是「稀里胡涂」地飞快念过去的，汉德逊没有能够完全听清，而且这位大使要一份原文也遭到了拒绝。据达勒鲁斯说，他当时曾对戈林说，这绝不是「对待像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帝国的大使」所应有的态度，他要求这位元帅准许他把十六条建议的内容（戈林手里正有一个副本）用电话告诉英国大使馆。戈林略微踌躇了一下就同意了。
就这样，由于一个无名瑞典商人的劝说，在那位空军元帅的默许下，终于瞒过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让英国方面知道了德国给波兰的「建议」。这位元帅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决不是不聪明的，也并非毫无经验，这时也许已经比元首和他那位善于奉承的外交部长先一步看出了，把这个秘密终于透露给英国人可能得到什么好处。
为了加倍可靠地使汉德逊知道这个建议的准确内容，戈林又于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上午十点打发达勒鲁斯把一份十六条建议的打字副本送到英国大使馆去。汉德逊仍在想办法说服波兰大使同德国人建立「所希望的接触」，上午八点，他又一次催促利普斯基（这回用的是电话），警告他如果波兰到了中午还不采取行动，战争就要爆发了。达勒鲁斯带着德国建议来到大使馆不久，汉德逊就打发他同福比斯一道到波兰大使馆去。利普斯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达勒鲁斯这样一个人，见到这个瑞典人时有点莫名其妙。利普斯基这时候就像柏林大多数重要的外交官一样紧张不堪，疲于奔命。因此当达勒鲁斯催他立刻到戈林那里去接受元首的建议时，他不耐烦了。他请那位瑞典人到隔壁屋里去向他的秘书口授那十六条建议，然后抱怨福比斯不该到了这个时候还把一个「陌生人」扯到这么重大的问题中来。这位受到打扰的波兰大使一定为了汉德逊对他和他的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以刚才偷偷地通过非正式途径送来的那份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而感到很不高兴；但是这位英国大使又重复前一天夜里对他说过的话，说觉得这个建议「总的来说，还不算太不合理」。他不知道汉德逊的看法并未得到唐宁街的认可。他只知道自己不打算接受一个来历不明的瑞典人的劝告，尽管这个人是英国大使打发来的；同时他也不打算到戈林那里去接受希特勒的「建议」，即使他被授权这样做他也不愿意，何况他并没有这种权力。
英法政府自以为已使德国人和波兰人同意进行直接谈判之后，尽管它们对希特勒深为怀疑，但还是集中力量为实现这一谈判而努力。在这项活动中，英国走在头里，法国则在柏林，特别是在华沙从外交上予以支持。虽然英国人没有劝波兰人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碟，在八月三十日派一个全权特使到柏林去（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要求，正如哈利法克斯在给汉德逊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他们却敦促贝克上校宣布准备「毫不迟延地」同柏林举行谈判。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在八月三十日深夜拍给驻华沙大使的那封电报的大意。根据这份电报，肯纳德须把汉德逊准备提交给里宾特洛甫的英国照会的内容告诉贝克，向他保证英国将忠于对波兰的义务，但是强调波兰必须同意立刻和德国举行直接谈判的重要性。哈利法克斯的电报说：从德国内部形势和国际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至为重要的是，只要德国政府表示准备谈判，就不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把引起冲突的罪责推在波兰身上。
肯纳德于半夜访晤了贝克，这位波兰外长答应在请示他的政府以后在八月三十一日中午再给他一个「慎重的答复」。英国外交部于上午八时收到了肯纳德叙述这次会见的报告，哈利法克斯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中午时分——这已经是八月的最末一天了——他又打电报给肯纳德，叫他「偕同」驻在华沙的法国同事（法国驻波兰大使利昂·诺尔）一起去提醒波兰政府，
他们现在应该告诉德国政府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给德国政府的最后答复；而且还应当证实，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这话最好是由他们自己直接告知，否则就通过我们告知。法国政府耽心德国政府会利用波兰政府方面的沉默。
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于他的波兰盟友仍然感到不放心，过了不到两小时，也就是午后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又给肯纳德拍去一份电报：
请立刻转告波兰政府并劝告他们：既然他们已经接受了直接谈判的原则，便应当立即指示波兰驻柏林大使告知德国政府，如果德国有什么建议，他随时准备转致本国政府，以便他们能立即考虑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便及早讨论。
但在这份电报发出之前不久，贝克为了回答半夜那个demarche，已经用书面照会通知英国大使，波兰政府「证实准备——同德国政府直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他还曾口头向英国大使保证，他定将指示利普斯基去会见里宾特洛甫，告诉他「波兰已经接受英国的建议」。肯纳德间贝克，利普斯基如果接到里宾特洛甫交来的德国建议时将怎么应付。这位外交部长的回答是，他不打算授权给他的柏林大使接受这种建议，因为「鉴于过去的经验，这种建议很可能附有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贝克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接触，「然后再就谈判的地点、人选以及谈判的基础等细节进行讨论」。根据这位一度亲德的波兰外长所提到的「过去的经验」来讲，他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据肯纳德在电报中向伦敦报告，贝克还说：「如果德国邀请他去柏林，他当然不去，因为他不想去受哈查总统所受的那种接待。」实际上，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和上面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并没有让利普斯基去对德国人说，波兰「接受」了英国建议，而是要他说波兰「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的建议，并且「最迟不出数小时」即将作出正式答复。贝克给利普斯基的指示还不止于此，这一点德国人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波兰人的密码。
由于一个我们不久就会明白的简单而充分的原因，德国人并不急子接见那位驻柏林的波兰大使。当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午后一点，也就是收到华沙发来的电报指示几分钟以后，利普斯基就去求见里宾特洛甫，说要传达波兰政府的一个照会。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他才接到威兹萨克的电话，后者代表德国外交部长问他，是作为全权使节还是「以某种其他身份」前来会晤。「我回答他，」利普斯基后来在他的最后报告中说，「我以大使的身份请求会见，递交我国政府的一项声明。」
接着又等了很久。午后五点，阿托利科来访里宾特洛甫，说「领袖迫切希望」元首接见利普斯基，「至少要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为避免最后的决裂所必须的最低限度接触」。德国外交部长答应把意大利领袖的这番心意「转达」给元首。在这八月的最末一天，为了设法挽救和平，这位意大利大使到威廉街来奔走，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天上午九点，阿托利科向罗马报告说，局势「极为严重」，除非「出现某种新变化，否则几小时后战争就要爆发」。于是墨索里尼就在罗马和齐亚诺凑在一起商议，企图寻找「某种新变化」。他们商量的第一个结果是，齐亚诺打电话告诉哈利法克斯说，除非能给希特勒送去一个「相当大的好处：但泽」，否则墨索里尼就不能出面调停。可是这位英国外交大臣没有上钩。他告诉齐亚诺，目前最要紧的是先通过利普斯基在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建立直接接触。
于是，午前十一点三十分阿托利科到德国外交部去见威兹萨克，告诉他，墨索里尼正在同伦敦方面进行接触，建议以归还但泽为解决德波问题的第一步，但是领袖需要一定的「时间宽限」来完成他拯救和平的计划。在此期间，德国政府能不能接见一下利普斯基呢？
利普斯基要求接见之后足足等了五个多钟头，在午后六点十五分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才接见了他。会见的时间并不长。这位大使虽然疲惫不堪，而且心力交瘁，但是举止不亢不卑。他向纳粹外交部长宣读了一份书面照会。昨夜波兰政府从英国政府方面获悉，英国政府曾与德国政府就波、德两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
波兰政府正以赞成的态度考虑英国政府的建议，并将于未来数小时内对此作出正式答复。「我还声明，」利普斯基后来说，「我从午后一点起就一直在等着要递送这份照会。」里宾特洛甫问他是不是受权前来谈判的代表，这位大使回答道，「目前」他只接到指示要他传递方才宣读的照会，说毕就把那份照会交给了这位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他还以为利普斯基是作为「全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当这位大使再一次声明这并不是他的任务以后，里宾特洛甫就站起来送客了。他说，他将报告元首。
「当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利普斯基后来说，「就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同华沙取得联系，因为德国人已经把我的电话线切断了。」
威兹萨克和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询问这位大使的谈判代表身份，纯粹是一个形式，无疑为的是好把他的回答加载记录；因为事实上在中午利普斯基收到华沙拍来的那份照会时，德国人就已经知道他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以全权代表身份前来的。他们当时立刻就译出了那份密码电报，并将一份抄件送交戈林。戈林把它拿给达勒鲁斯看，并要他火速送给汉德逊，以便让英国政府「尽快地知道波兰的态度有多么顽固」。这是这位陆军元帅后来在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释的。戈林在法庭上宣读了当时利普斯基所收到的秘密指示，根据这份指示，这位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任何正式的谈判，而必须坚持他「并未受有全权」，他仅仅受命递交本国政府的正式照会。这位陆军元帅在供词中在这一点上大作其文章，妄图说服纽伦堡的法官们，是波兰「破坏」了希特勒为和平而提出的最后建议；而且照他自己说，他戈林本人并不希望打仗，而且为了避免战争曾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戈林的话的可靠性，比里宾特洛甫强不了多少；例证之一是，他竟进一步在法庭上说，希特勒只是在利普斯基于八月三十一日六点十五分来过威廉街之后才决定「第二天入侵的」。
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实际上一九三九年八月最末一天下午和晚间，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们背后指挥的疲惫不堪的政府决策者，在这最后关头急急忙忙进行的活动，完全是水中捞月、枉费心机；而在德国人方面，则完全是一场蓄意的欺骗。
因为八月三十一日中午十二点半钟，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敦促波兰人采取较为和解的态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见里宾特洛甫以前，在德国人公布他们对波兰的「宽宏大量」的建议以前，并且在墨索里尼试图调停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经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把这个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战争中的决定性命令。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绝密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于柏林
第一号作战指令
一、用和平方式处理东部国境上为德国所不能容忍的局势的政治可能条件既已告罄，我已决定以武力解决。
二、对波兰的进攻将按照「白色方案」所规定的准备工作进行，但陆军方面由于目前部署儿乎已经全部完成，故有所变更。
任务分配以及作战目标则照旧。
进攻日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进攻时间：拂晓四点四十五分（时间是用红铅笔填入的）。
这一时间规定也运用于格丁尼亚、但泽湾以及德却奥桥的作战行动。
三、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启战端的责任完全在英国和法国方面。目前对于无足轻重的侵犯边界活动，应当只用局部行动加以应付。
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中立我们曾经给予保证，应该认真遵守。在地面，不经我明确准许不得越过德意志西部疆界。
在海上，同一原则适用于一切战争行动和可以视为战争行动的一切行动。
四、如果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开始作战，西线武装部队的各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以便保持必要条件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在此限度之内，尽可能地摧毁敌军及其战争经济资源。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转入进攻。
陆军应坚守「西壁」并作好准备，以防西方国家破坏比利时或荷兰的领土主权，假道该两国从北方包抄「西壁」——
海军将攻击商船，主要是针对英国——空军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法国和英国的空军袭击德国陆军以及德国的Lebensraum（生存空间）。
对英国作战时，应准备用空军切断英国的海上供应，炸毁其军火工厂，并阻止其向法国派遣军队。要把握一个有利战机，对密集的英国舰队，特别是战斗舰与航空母舰，进行有效的袭击。对伦敦的攻击听候我的决定。
要作好进攻英国本土的准备，同时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以不充足的兵力取得不完全的胜利。
阿道夫·希特勒
就这样，希特勒在八月三十一日中午十二点以后不久正式用书面下达了于次日拂晓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命令。正如他的第一号作战指令所表明的，他还不太清楚英国和法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他打算自己先不去攻击它们。但如果对方采取敌对行动，他就准备迎击。也许事情会像哈尔德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只在表面上作一作对波兰信守义务的姿态，「虚应故事地打一打」。如果真是这样，元首是不会因此而「见怪」的。
这位纳粹独裁者的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决定，大概是在八月最末一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分之前不久的时候作出的。前一天午后六点四十分，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冯·勃劳希契将军的副官库特·西瓦尔特中校给他的一个通知：「作好一切准备，以便能够在九月一日拂晓四点三十分发动进攻。如果由于伦敦的谈判而需要推迟，则改在九月二日发动进攻。果然改期，我们将在明天下午三点以前接到通知——元首说：不是九月一日就是九月二日。过了九月二日，一切作罢。」由于秋季多雨，进攻必须立即开始，否则就得完全取消。
八月三十一日一早，希特勒还在声称他正在等着波兰的谈判使节的来到，而德国军队就已经接到了命令。上午六点三十分，哈尔德写道：「帝国总理府的消息，进攻令已下，定于九月一日。」那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他又记道：「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进攻时间定在零四百四十五（清晨四点四十五分）。据说西方干涉将不可避免，尽管如此，元首仍然决意进攻。」一小时以后，正式的第一号指令就下来了。
我记得那一天柏林笼罩在一种阴暗而凄惨的气氛中。每个人都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上午七点二十五分，威兹萨克给「密谋分子」之一乌里希·冯·哈塞尔去了一个电话，要他赶快来见他。这位国务秘书认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希望：就是由汉德逊去说服利普斯基和他的政府立刻指派一个全权代表，或者至少是声明打算派遣这样一个代表来。他问解职在野的哈塞尔能不能为此目的马上去拜访一趟他的朋友汉德逊和戈林。哈塞尔去尝试了一下。他到汉德逊那里跑了两次，还去找了一趟戈林。尽管他是外交界的老手，现在又是个反纳粹分子，可是他却好像还没有认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所能挽回的了。他也没有认清他自己以及威兹萨克和所有那些「好心的」德国人思想胡涂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德国人要和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要的是建立在德国条件上的和平。因为，到了八月三十一日这一天，他们应该已经看清楚，要么希特勒让步，要么波兰人让步，否则就只有战争，可是不论哪一方都丝毫没有让步的可能。然而正如哈塞尔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表明的，他还在期望波兰人会让步，期望他们会步奥地利人和捷克人的后尘，走上那条国破家亡的道路。
汉德逊向哈塞尔指出，「主要的困难」是由于德国人所用的方式引起的，他们想要「对待傻孩子」那样地把波兰人呼来喝去。哈塞尔竟反驳说：「波兰人一味沉默也不见得就对。」他还表示「一切都取决于利普斯基的出场——不是来提问题，而是宣布他愿意谈判」。可见就连哈塞尔也认为，波兰人虽然岌岌可危地即将在纳粹捏造的罪名下遭到进攻，但也没有提问题的权利。当这位前任大使就战争爆发的问题作出「最后结论」时，他一方面责备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有意冒同西方作战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把许多责任推在波兰人甚至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身上。「从波兰人这方面来说，」他写道，「他们既有波兰人的狂妄自大，又有斯拉夫式的任其自流的脾气，仗恃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把避免战争的最后机会全都错过了。」人们不禁要问，除了向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屈服之外，他们还错过了什么机会？哈塞尔还说：「伦敦政府——在这最后的时刻放弃了努力，而采取一种『管他娘』的态度。法国亦步亦趋，只不过更加犹豫迟疑而已。倒是墨索里尼真正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如果像哈塞尔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学问、有经验的外交家在思想上还如此胡涂，那么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欺骗了德国人民群众又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在那最末一天的和平日子行将消逝的下午，还发生了一个有点滑稽的插曲。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根据那天的决定，空军司令戈林要执行次日黎明即将对波兰展开的大规模空袭的任务，这位元帅想必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事实却不然。中午达勒鲁斯把他邀到爱思普兰德饭店去吃饭，用美酒佳肴殷勤地向他劝杯敬菜。达勒鲁斯请他喝的白兰地真是酒中上品，以致戈林临走时还非带走两瓶不可。提起了他的兴致之后，达勒鲁斯就建议他把汉德逊请来谈谈。戈林在请示了希特勒以后，便邀请汉德逊和福比斯下午五点到他的寓所去喝茶。达勒鲁斯（汉德逊在他的《最后的报告》或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有这个人在场）说，他当时建议由戈林代表德国到荷兰去和波兰代表举行谈判，汉德逊应允将这个建议转达给伦敦。据这位英国大使在他那《最后的报告》中的叙述，在这次茶会中，戈林「谈了两小时波兰的罪状以及希特勒先生和他自己同英国友好的愿望。这是一场毫无结果的谈话——我的总印象是，这是他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想使英国抛弃波兰——他在这样的时刻竟肯让我占据他这么多的时间，对此我当时有一种非常不妙的预感——如果不是事无大小，一切都安排停当了，他决不会在这种时候还有时间来陪我谈话的」。
关于这次奇特的茶会，福比斯在纽伦堡回答戈林的辩护律师的询问时，作了第三方面的、同时也是最辛辣的一种描述。
当时的气氛是沉闷紧张的，虽然尚为友好——戈林对英国大使说的话是：如果波兰人不肯让步，德国就会把他们像虱子一样掐死，如果英国决定宜战，他将感到非常遗憾，但英国以后会知道这是一种极为轻率的举动。
据汉德逊自己说，那天晚上他给伦敦拟发了一份电报：「现在如由我再向他们提任何建议，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任何建议都会被目前形势的发展抛在后面，我们唯一能采取的方针就是表示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以武力对付武力。」
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好像已经感到彻底幻灭了。几年来为了千方百计满足这位欲壑难填的纳粹独裁者，他费尽了心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出使德国还是辱命了。在这个八月的最末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思想浅薄但态度温文的英国人极其盲目地在柏林搞了一阵个人外交之后，准备勇敢地面对他的希望归于破灭，计划归于流产。虽然第二天，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还要犯一次更为典型的和令人难于置信的过错，但是他已经开始认识到一条古老的真理：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正像他终于说出的那样，武力必须以武力对付。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夜幕笼罩欧洲的时候，一百五十万德国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波兰沿境的最后阵地，只等次日拂晓出击；这时希特勒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动宣传机器，玩弄一套欺骗伎俩，使德国人民对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侵略战争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当时的德国人民正需要这样一剂药。在戈培尔和希姆莱的帮助下，希特勒早已成为精于此道的专家。我当时曾在柏林街头上徘徊，同许多普通德国老百姓谈过话，那天上午我在日记里写道：「人人都反对战争。人们公开地这样说。当人民这样坚决地反对战争的时候，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投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呢？」尽管我对第三帝国有这样一段亲身体验，却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问题！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知道得非常清楚。一星期以前他岂不是在巴伐利亚的山顶上对他的将领们说过，他要「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并且叫他们「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他告诉他们，「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
晚间九点，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德国电台都广播了元首对波兰的和平建议，当我从无线电中听到这些建议的时候，我这个受骗的记者感到这个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希特勒从来没有向波兰人提出过这个建议，甚至对英国人也不曾正式提出过，只不过是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含糊其词地而且非正式地向英国大使提了一下而已，这一事实广播电台却完全没说。这位总理发表了一篇十分冗长的声明，向德国人民解释德国政府如何为了保持和平用尽了一切外交手段；的确，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用尽了自己那一套弄虚作假、混淆视听的手法，当然少不了戈培尔的协助。这篇声明说，八月二十八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为德、波两国之间的争执出面斡旋，第二天德国政府就作出了如下的答复：
尽管我们对波兰政府愿意达成谅解的诚意抱着怀疑，但是仍然宣布，准备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接受英国的调停或建议——我们认为，如果要避免一场灾祸的危险，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刻采取行动。我们宣布，我们准备在八月三十日夜间以前接待一位波兰政府指派的代表，但该代表不仅要有进行讨论的权力，而且要有进行谈判和缔结协议的权力。
但是，德国政府表示愿意取得谅解之后，所接到的第一个答复不是行将派遣一名受权代表前来谈判的声明，而是波兰动员的消息——
不能指望德国政府无尽无休地一再声明愿意举行谈判并且实际上作好这种准备，而结果却只让波兰方面用空洞的逅辞和毫无意义的宣言拖延时日。
波兰大使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再一次证明：该大使既没有参加讨论的全权，甚至也没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元首与德国政府就这样空等了两天，始终来见波兰谈判代表来到。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建议这一次又被——拒绝了，虽然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按照同时也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方式，完全是诚恳的、公道的和切实可行的。希特勒和戈培尔从经验中懂得，好的宣传如果要有效果，仅仅依靠言词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实际行动，不论其中有多大成分需要捏造出来。现在德国人民已经相信（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可以根据亲身的观察作证）是波兰人拒绝了元首慷慨的和平建议，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制造一个行动来「证明」先动手的是波兰而不是德国。
读者想必记得，德国人已经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为这最后一桩见不得天日的勾当小心翼翼地作好了准备。党卫队那个有文化的恶棍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已经在靠近波兰边境的格莱维茨等候了六天，准备对当地的德国电台表演一场伪装波兰方面的进攻。这个计划已经作了修改。由穿着波兰陆军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开枪射击，把事先麻醉过去的集中营囚徒放在地上，充当电台方面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这套把戏的这个「喜剧性」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用的角色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号叫「罐头货」。他们准备制造若干起这种伪造的「波兰进攻」，但最主要的一起预定发生在格莱维茨电台。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瑙约克斯在纽伦堡法庭上供称）我从海德里希那里接到预定在当天晚上八点进行攻击的密令。海德里希说：「执行这一攻击前，可向缪勒领取『罐头货』」。我照办了，并且指示缪勒把那人弄到电台附近来交给我们。我收到了这个人，就把他放在电台的门口。他还活着，但已完全失去了知觉。我掰开他的眼睛看一看，不过我不能从他的眼睛上辨别出他是否活着，只是他还有呼吸。我没有见到枪伤，但是他脸上抹满了血污，穿的是便服。
我们按照命令夺下了电台，通过一个紧急备用发射台广播了三四分钟的演说，用手枪打了几枪之后才离去。
那天夜晚，除了报导元首对波兰的「建议」和波兰「进攻」德国领土的外发新闻电报和电台广播以外，柏林同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我想和华沙、伦敦以及巴黎通电话，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同这几国首都的通讯连络已经切断了。从外表上看来，柏林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不像巴黎和伦敦，这里没有疏散妇孺，也不像其他国家首都所发出的消息所报导的那样，商店的橱窗前面也没有堆起沙袋。九月一日清晨四点钟光景，我作完了最后一次广播，从广播大厦驱车返回阿德隆饭店。街上空荡荡的。住家的屋子里一片漆黑，人们正在熟睡。我心里这样想，他们也许是抱着最好的希望——对和平的希望——上床安息的。
希特勒本人这一天却心情舒畅、精神奕奕。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六点，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记道，「元首镇定自若；睡得很好——决定（在西部）不疏散这点说明，他预料法国和英国不致于采取行动」。
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反纳粹密谋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心情却泅然不同。卡纳里斯集团曾经发誓要搞掉这位独裁者来避免战争，现在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推入战争，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可是却不见这些密谋分子有何动静。
接近黄昏的时候，吉斯维乌斯被奥斯特上校请到最高统帅部来。这个德国军事力量的神经中枢里乱哄哄的，显得忙碌不堪。卡纳里斯把吉斯维乌斯拉到一条灯光黯淡的走廊里，感情激动地对他说：
「德国这一下算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