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的代号。我们已经知道，它当初是冯·勃洛姆堡元帅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制定的。后来，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向高级将领讲话时，又详细地作了说明。他告诫他们「对捷克人的突袭」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而且可能「早在一九三八年」即予执行。「
显然，由于轻易就征服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也随之开始。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召见凯特尔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讨论总结，内容分为三部分：「政治问题」、「军事决策」和「宣传」。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绿色）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元首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我们记得，过去也曾计划过以这样的「事件」来为德国进攻奥地利制造口实，当时曾打算把巴本作为牺牲品。在希特勒匪帮的世界中，德国驻外使节肯定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已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将军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采取军事行动的头四天，从政治上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军事胜利，肯定会发生欧洲的危机。既成事实一定能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至于战争的宣传方面，现在还不是要用到戈培尔博士的时候，希特勒不过谈了一下「指导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行动」的传单和那些「包含有恐吓捷克人的威胁」的传单。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人深恶痛绝的和约的产物。它也是捷克的两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托马斯·迎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一个大学者，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三个高等学府，后来几乎是一再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一九三五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十六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从这个帝国中分割出来，在一九一八年建国以后己发展成为中欧最民主、最进步、最文明、最繁荣的国家。
但是，就由于它是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它从一开头就苦于一项国内问题，二十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一百万匈牙利人，五十万卢西尼亚人和三百二十五万苏台德日耳曼人。这些民族都依恋不合地仰望着他们的「祖国」——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虽然苏台德人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除了曾是组织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只归属过奥地利。至少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一○○○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占一/四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种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虽然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却遇然不同，主要是因为受了匈牙利人几百年统治的缘故。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美国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兹堡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协议的约束，也没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他说，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即使同西方国家，即使同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也过得并不坏。他们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政党的领袖常常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如此，捷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奥地利人几百年压迫的影响，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他们往往有沙文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不讲究策略。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斯洛伐克人对监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愤慨。都卡在当时是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以「叛国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然而很难说除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还犯了什么别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团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遵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所作的诺言，即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度。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一九三三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S．D．P．），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一九三五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一万五千马克。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三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三月二十八日同希特勒密谈过三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十一月五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五月三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五月七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五月十二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菜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R·威尔逊在五月十四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五月十六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十二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十二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复电来了，列举了十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五月十七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
从五月二十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未，渲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四十八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一九一四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也许主要是由于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可能泄漏所致。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各该国政府认为已迫在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也表现了坚定和团结的精神。此后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这一天，凯特尔将军打电报给当时在上萨尔斯堡的希特勒，提出了绿色方案的新草案，这个草案是元首在四月二十一日会议上决定了总方针以后由凯特尔和他的助手一直在仔细拟定的。凯特尔在就新计划给领袖的一封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的信中，说明新计划已考虑到了「由于奥地利并入德国而造成的局面」，新计划在「您，我的元首」予以批准并且在上面签字以前将不会同三军总司令进行讨论。
对「绿色方案」的新指示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在柏林发出的，它是一个有趣而且重要的文件。它是后来全世界都熟知的纳粹式侵略计划的一个标本。
（新指示一开头就说）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除非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原件为着重体）——发生不可避免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行动，或者欧洲政局的演变给了我们以时不再来的特殊有利机会。
文件中考虑了有三个可以「开始军事行动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其中第一个，「不必有合适的外部借口就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被拒绝了。最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
（a）经过一段时间的日益严重的外交争吵和军事准备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后，再利用这种局面来把战争罪过转嫁到敌方。
（b）根据某一件严重事件，发动闪电式进攻。这种事件使德国遭到无可忍受的挑衅，至少在世界上一部分舆论看来，是构成采取军事行动的迫义上的理由。方案（b）更为可取，无论从军事的还是政治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至于军事行动本身，则要求在四天之内就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其后果足以「向企图干涉的敌国表明捷克军事地位业已绝望，同时向那些对捷克有领土要求的国家提供一种刺激，使之迅即联德反捷」。后一类国家是匈牙利和波兰，这个计划是把它们参加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估计在内的。德国人认为，法国是否会遵守它对捷克人的义务很可以怀疑，但是「预计俄国将企图给捷克斯洛伐克以军事援助」。
德国最高统帅部，至少是凯特尔和希特勒，深信法国不会参战，因此只需「拨出最低限度的兵力来作为西线后卫」，并且还强调「全部兵力都必须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陆军主力的任务」是在空军协助下「击溃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尽快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这将是一场总体战，在德国军人历来的作战计划中，这是第一次强调了指示中所说的「宣传战」和「经济战」的价值，并且把它们编进了全面的军事进攻计划之中。
宣传战（原件为着重体）一方面必须以威胁手段恫吓捷克人并瓦解其抵抗力；另一方面也必须给各少数民族以如何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的暗示，并且影响中立分子同情我们。经济战（原件为着重体）的任务是使用一切经济资源来加速捷克的最后崩溃——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必须协助加强经济战的全面努力，其方法是迅速收集关于重要工厂的情报，并使各工厂尽速恢复生产，因此，在军事行动允许的范围内，保全捷克的各个工厂与各项工程一事可能对我们有决定性竹意义。
这一纳粹侵略方式后来一直保持着基本来变，而且应用时取得了惊人的胜利，直到很久以后，到全世界对此有所警觉以后为止。
五月二十日中午刚过不久，德国驻布拉格公使发出了一封「火，急绝密」的电报，向柏林报告，捷克外交部长刚才用电话通知他，捷克政府对「（德国）军队在萨克森集结的消息颇感困惑」。他说，他已回答说「绝无任何理由对此惊惶」，但是他要求柏林，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马上把情况通知他。
在这个震撼欧洲的周未的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来往中，这是第一炮。震撼的原因是人们担心希特勒即将再次行动，而且这一次免不了要发生大战。就我所知，英国和捷克的谍报局究竟根据什么得知德军在捷克边境集中的情报迄今还是秘密。不过，对于仍然因为德军占领奥地利而惊魂未定的欧洲来说，当时情况不无蛛丝马迹可寻。五月十九日，莱比锡有一家报纸曾发表了一则德军调动的消息。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五月九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而且据说，他在五月十四日自伦敦回国途中曾折赴伯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并且仍然逗留未返。在苏台德发生了开枪射击的骚动。五月整整一个月中，戈培尔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的宣传战有增无已。紧张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当时，德军因为进行春季演习而有若干调动，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然而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迄今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表明当时在捷克边境有任何新的突然集结的证据。相反，倒有两份日期为五月二十一日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上面有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写给威廉街的内部保证，说不论在西里西亚还是下奥地利都没有这样的集结。约德尔在不准备给外国人看到的函电中说，「除平时演习而外」并无他事。然而，这也不是说，捷克边境就没有德国军队了。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德军最高统帅部曾在五月十六日答复希特勒的紧急询问时报告他说，在捷克边境有十二个德国师「随时能在十二小时内挺进」。捷克或者英国的谍报局有没有可能从交换上述情况的电报中得到了什么风声呢？他们有没有可能已经知悉凯特尔在五月二十日电呈希特勒批准「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呢？因为第二天，捷克参谋总长克莱奇将军就告诉德国驻布拉格武官土圣待上校说，他有「无可反驳的证据足以说明有八个到十个（德国）师在萨克森集结」。有关德国师的数目的情报，相差并不太远，虽然关于它们部署的情况多少有些出入。不论怎么说，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宫，在贝奈斯总统主持下举行了内阁紧急会议以后，捷克人就决走立即实行部分动员。有一级服役年龄的后备兵应召入伍了，某些技术后备人员也动员起来了。捷克政府同两个月以前的奥地利人不一样，不准备不战而降。
捷克的动员，虽然只是部分的，也使希特勒暴跳如雷，柏林德国外交部送到上萨尔斯堡来的电报也不能使他息怒。这些电报都是报告英、法大使一再来访，警告德国，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欧洲大战。
德国人从来没有受过像英国人在这个周未所施加的那种疲劳轰炸式的外交压力。英国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三番四次地访问德国外交部，询问德军调动的情况并且告诫德国要小心。汉德逊原来是张伯伦首相派到柏林来，发挥他职业外交家的特长，来对希特勒进行姑息的，而他也确实尽了自己的长才。毫无疑问，他是受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国外交部的催促，因为这位温文尔雅的外交家对捷克人并没有多大同情，当时在柏林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在五月二十一日见了里宾特洛甫两次。第二天虽然是星期天，还去见了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因为里宾特洛甫已经匆促应召到上萨尔斯堡去见希特勒去了。汉德逊递交了哈利法克斯本人出面的一封强调形势严重的信件。在伦敦，英国的外交大臣也在这个安息日召见了德国大使，向他着重指出时局的严重。
从英国的这些外交来往中，德国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英国政府虽然确实知道法国会驰援捷克斯洛伐克，却并没有明白声明英国也会这样做，德国大使冯·狄克森在见了哈利法克斯以后发回来的一份电报中就曾指出这一点。英国人肯做的，像狄克森所说哈利法克斯已做的那样，充其量不过是提出这种警告：「欧洲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能否置身事外，殊难逆料。」事实上，这也就是张伯伦政府充其量所肯做的——等到后来再要制止希特勒就为时已晚了。从那时起一直到最后，作者当年在柏林所得到的印象是，如果张伯伦直率告诉希特勒，英国将采取它后来在纳粹侵略面前终于采取的行动的话，元首是决不会发动后来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冒险的。在研究了德国机密档案以后，我的这种印象就更大大地加深了。这就是这位好心肠的首相的致命的错误。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反复思量，认为自己受到了捷克人的极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他们的伦敦、巴黎甚至还有莫斯科的极大侮辱。对于这位德国独裁者来说，丢人之难堪，莫此为甚。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打算要犯的侵略罪行在将犯未犯之际就受到了控告。就在这一周未，他还审查了凯特尔所提出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计划。不过这一方案现在不能立即执行了。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气，命令柏林的外交部在星期一即五月二十三日告诉捷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捷克边境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布拉格、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政府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危机已经克服了，希特勒已经得到了一次教训。他现在想必已经懂得，他不能再像他在奥地利那样轻易地进行侵略而侥幸得逞了。
这些政治家们实在不怎么了解这位纳粹独裁者。
他在上萨尔斯堡生了几天闷气，心中怒火如焚，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贝奈斯总统报复，他认定后者是存心丢他的面子。五月二十八日，他突然出现在柏林，并且在总理府召集国防军高级军官，下达了一项重大决定。八个月以后，他亲自在对国会所作的演说中谈到这项决定的内容是：
我决心要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苏台德问题。五月二十八日，我下令：一、应当进行准备，以便在十月二日以前对该国采取军事行动。
二、我国在西线的防御工事应大大扩大，并且加紧进行——计划立即动员九十六个师，开始先——
他对在场的党羽戈林、凯特尔、勃劳希契、贝克、雷德尔海军上将、里宾特洛甫、牛赖特大声咆哮：「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的不可动摇的意志！」绿色方案再次提了出来，并且再次修改。
约德尔的日记说明了希特勒报仇心切的思想活动。
元首不想在目前挑起捷克问题的初衷，现在已经改变。原因是捷克军队在五月二十一日作了战略性的集结，而当时并不存在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威胁，也不存在导致集结的丝毫理由。由千德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此一行动的后果损害了元首的威望，这是他不愿重见的。因此，在五月三十日发布了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
希特勒五月三十日签发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其细节与九天以前向希特勒提出的基本上并无不同。不过有两项重大的改变。五月三十一日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而新指示却是这样开头的：「我的不可空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所谓「最近」的涵义，已由凯特尔在一封随件附发的指示信中加以说明。他命令：「务须保证绿色方案最迟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能够付诸执行。」
这是希特勒不惜赴汤蹈火，不惜冒一次又一次危机，甚至不惜冒大战的危险也要锲而不舍，务见其成的一个日期。
约德尔在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在X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儿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四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一九三○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积虑，不惜冒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作战的风险的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德国毁灭。
贝克对希特勒与凯特尔在四月二十一日的会谈曾有所风闻。希特勒在那次谈话中曾指示国防军加速制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五月五日开始，贝克给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上了一系列的条陈，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文章写得十分精辟，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极为坦率，立论也是条分缕析，无懈可击。虽然贝克对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力量，对两国领袖政治上的狡猾，对法国陆军的力量等估计过高，而且对捷克问题的结局的估计后来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德国而言，他的长远预言最后看来都是一一应验，极其准确的。
贝克在五月五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一经济状况比它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机」以后，在总理府召见高级将领，叫嚣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贝克当时也是在场听训的一个。他对元首的讲话仔细作了笔记。两天以后，就在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规定要在十月一日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贝克又给勃劳希契上了一个措辞更为尖锐的条陈，逐点批评了希特勒的论点。为了要使那位谨慎的总司令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贝克亲自向他读了这个条陈。最后，勃劳希契已不大高兴，但他还是对这位比较浅薄的上级强调指出，在「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危机，曾经造成混乱，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是「一片漆黑」。几天以后，贝克又在六月三日给勃劳希契发出了另外一个条陈，他在其中声明，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从军事上看是不妥当的」，陆军参谋总部对此不表同意。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从被缴获的「绿色方案」档案中可以看出，这年夏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击，必须进行「突袭攻坚」的特种演习。凯特尔将军得到通知「元首一再强调必须加速建筑西线的防御工事」。六月九日，希特勒又一次要关于捷克军备情况的情报，并且马上得到了一份有关捷克人所用的各种大小武器的详细报告。同一天，他又电询：「捷克的据点是否仍然由不满员的驻军防守。」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取宠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六月十八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虽然如此，到七月七日，希特勒还是提出了如果法国和英国出而干涉该怎么办的几点「考虑」，他说，「第一点考虑」是要在荡平捷克而能移军西向以前「坚守西线」。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坚守西线，然而在他发热的脑子里却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警告说，「俄国十有八九会进行干涉」，而且波兰是否就不进行干涉，他目前也还不敢肯定。这种后果必须提防，然而他并没有说如何提防。
希特勒当时远在上萨尔斯堡，多少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显然还没有听到陆军参谋总部高级军官中间的不同意见。尽管贝克再三上书勃劳希契，这位参谋总长到七月间也已觉察到，他那拿不定主意的总司令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上达元首。因此，贝克在七月中旬决定：还是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闹穿，七月十六日，他给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指希特勒）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他还具体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应立即全体总辞职。在第三帝国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屡次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的问题：一个军官，除了对元首忠诚而外，还有没有更高的忠诚？在纽伦堡，许多将官以否定的回答来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是，贝克在七月十六日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持这种见解直到最后，虽然多半没有成功。他说，当良心、知识和责任不许可执行某项命令的时候，一个人对最高统帅的忠诚就有了「限度」。他觉得，将官们已经达到了这种限度。如果希特勒坚持要战争，他们就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都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三天以后，七月十九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
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量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贝克把他的改革计划归纳如下：拥护元首，反对战争，反对党魁统治，同教会和解，结束契卡恐怖，开放言论自由，恢复法制，削减拔给党的经费的半数，停建各种厅堂大厦，为平民建造住宅，发扬普鲁士的清廉朴素的传统。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疑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八月四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发聋震聩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任何纳粹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七月十六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能够像他们的先辈在霍亨佐伦皇帝和帝国总理面前一样，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勃劳希契还是鼓足了勇气给希特勒看了贝克七月十六日的条陈。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召见支持这一条陈的抗命的高级将领们，而是召见他们下面一级的军官，即陆军和空军各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批人都是少壮派军官，希特勒以为自己只要鼓其如簧之舌，加一番煽惑就可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批人在八月十日应召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整整一夏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山间别墅——在会餐以后面聆希特勒的演说，据当时在场并且把经过如实记入日记的约德尔说，这篇演说讲了将近三小时之久。不过这一次，元首的辩才并没有像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当时在场的约德尔和曼施坦因，后来都谈到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一场极严重而且最不愉快的冲突」。维特斯海姆是与会的高级军官，当时是威廉·亚当将军所指挥的西线陆军的内定参谋长。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避而不谈的关键问题：在几乎全部兵力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德国在西线已无防务可言，法国势将乘虚而入，他报告说，事实上，西壁防线无法坚持三星期以上。
元首（约德尔在日记中说）闻言大怒，暴跳如雷，他说，情况要是果真如此，整个陆军就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将军先生，（希特勒咆哮说）阵地必然能坚守，不是三星期，而是三年！」
用什么来守，他并没有说。八月四日，亚当将军曾向高级将领会议报告说，他在西线只有五个师可用，如与法军交战，势必寡不敌众。维特斯海姆大概也曾把同样的数字报告给希特勒，但是元首置若罔闻。约德尔虽然是一位精明的参谋，但是当时完全匍匐在领袖的魔力之下，会后颇感沮丧，认为将领们似乎并不了解希特勒的天才。
这种在陆军参谋总部中不幸极为流行的灭自己志气的意见（指维特斯海姆的意见），所根据的理由有好几条。
第一条是，它（指参谋总部）未能摆脱对往事的回忆，而且认为自己对政治上的决定也应负责任，而不仅是用从并执行军事上的任务。应当承认，它是以固有的忠诚来执行这一任务的，然而内心却缺乏热忱，因为，归根到底，它并不相信元首的天才。而人们也许是会把他同查理十二相比的。
这种失败主义（Miesmacherei）将不仅在政治上产生坏影响，因为人人都在谈论将领与元首之间的意见冲突了，而且在部队士气方面也要产生坏影响。这种情况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时机到来之际，元首是能振作士气的。约德尔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希特勒也是能压平将军们的反叛的。据曼施坦因一九四六年在纽伦堡审讯时说，这次会议是希特勒允许军方可以提出问题或进行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八月十五日在于侍堡阅兵时，希特勒对将军们重申，他已下走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这时已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或者说获准——再发一言表示反对了。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八月十八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塞尔这样说他：「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十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竟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元首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从爱国和忠于军队的感情出发，也并没有想把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引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哈塞尔后来说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克劳塞维兹，而没有一点勃吕彻尔或者约克的气味」，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实际行动的人。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他甩掉，使他十分愤懑。贝克的这位传记作家和朋友在若干年后提到，这位将军每当提到他的上级的时候总是「极为愤懑」。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继贝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是五十四岁的弗朗兹·哈尔德——不过他的任命被希特勒保守了几个星期的秘密，一直到危机过去才宣布。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本人原来受过炮兵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参谋部内担任过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活动的时代，他是罗姆的朋友，虽然这件事本来也许会引起柏林方面对他有某种猜疑，他仍然升迁极快，前一年就已担任贝克的副手。实际上，是贝克向勃劳希契推荐哈尔德做自己的继承人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副手同他的见解是一样的。
哈尔德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和天主教徒中间还是第一个，这对军官团新教徒和普鲁士的传统是一次重大的改变。哈尔德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特别喜欢数学与生物（我自己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数理教授），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品德与才干都足以无愧为贝克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级那样缺乏在恰当的时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决心；而如果他并不缺少这种决心的话，他是否会在时机到来之际，具有那种毅力，能够不顾自己效忠于元首的誓言而毅然决然起来反对他。因为哈尔德同贝克一样，虽然并没有一开头就参加当时已在酝酿的反希特勒的密谋，然而并不是毫无所闻，而且显然也像贝克一样，是愿意给以支持的，他在出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第一次认真尝试推翻第三帝国独裁者的密谋中就成了关键性的人物。
在经过国家社会主义的五年半统治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他们心里十分明白，只有陆军拥有能推翻他的实际力量。工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除纳粹党的组织而外，他们别无组织，当然更没有武装。虽然对于德国的「反抗」运动本书以后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然而，它自始至终都极为微弱，当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领导的，却没有群众。
应当承认，仅仅维持本身的存在，在一个侦探密布的恐怖统治的警察国家内就已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一个小小的集团——即使是一个较大的集团，如果有的话——怎么能起而反抗党卫队的机关枪、坦克车和火焰喷射器呢？
一开头的时候，对希特勒的任何反对都是发自文职人员，如上所述，对于将军们来说，纳粹制度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给了他们以重建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任务，他们欢喜之不暇，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反对，大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而领导反对派的文职人员都是曾为元首服务并且身居要职的人，其中大多数最初都曾对纳粹主义抱有热忱。这种热忱直到一九三七年他们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几乎肯定要失败的战争时才归于消失。
这些最早开始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个是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原来是勃鲁宁任命的物价管制局局长，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担任该职三年之久。戈台勒是一个保守派，从内心来说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聪明能干，精力过人，然而失之不够谨慎与刚愎自用。他在一九三六年因为反对纳粹党人的排犹运动和疯狂扩军而同他们决裂，同时辞去了两项职务，一心一意（三百七十三）地进行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用心良苦地警告它们注意纳粹德国的危险。
稍后觉醒的两个后来终于也同谋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两个人都曾因为在改组德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目的方面卓著劳绩而得到过纳粹党的最高勋章——金质荣誉章。两个人都是到一九三八年才开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两个人看来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没有受到反对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机会主义，哈塞尔在日记里曾说，这位国家银行总裁能够「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说贝克将军与冯·弗立契将军对此也有同感。波比茨虽然才华过人，然而见异思迁。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希腊学者，同贝克将军和哈塞尔一起参加了星期三俱乐部，这是一个十六名知识分子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哲学、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问题，它在时机成熟——或者不如说时机坐失——以后形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之一。
乌里希·冯。哈塞尔成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某种外交顾问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曾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他发出来的电报都是建议柏林如何使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纷争不已，从而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后来他开始担心，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交战，这将会使德国导致致命的后果，即使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这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所受的文化教养至深，因此对国社主义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恶鄙弃而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虽然如此，他可也没有自动弃官，不为这个政权服务。他是在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所策划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组中彼刷掉的。哈塞尔出身于汉诺威贵族世家，妻子是德国海军的创始人冯·铁比茨海军元帅的女儿，全部气质都是一个纯粹的老派绅士。他同许多同阶级的人一样，看来非得要等到被纳粹党人一脚踢开后才有所震动而想做点什么来推翻他们。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敏感的、聪明的、矜持的人就专心致志地来从事这项工作，而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极惨的结局。
还有一些别的人，不那么知名，大多也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其中有一个集团的一个杰出之士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是一个乡下绅士，是大诗人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后裔。同他亲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前者从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维德施但报》（《反抗报》）的主编。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和心腹顾问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外曾孙。也有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例如：尤利乌斯·菜伯，雅可布·西泽，威廉·刘希纳。两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阿图尔·奈比（他是刑事警察的头子）和伯尔尼德·吉斯维乌斯（他是一个年轻的职业警官），随着反抗密谋的发展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成了美国检察官的宠儿，并且写过一本书，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还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阴谋的许多真相。还有德国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帅的侄曾孙，后来组织了一个由一批青年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反抗集团，名为克莱骚集团：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侄子；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无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编；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他的先人，不论父系母系都有过杰出的新教教士，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认为「把他消灭」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几乎所有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挠地进行过斗争，最后终于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后，或者被绞死，或者被砍头，或者干脆被党卫队暗害。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组织在吸引军人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方面几乎毫无成就，冯·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以前，德国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既然他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戈台勒同冯·哈麦施坦因曾有过若干接触，但是这位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在一九三四年就退休了，对现役将领没有什么影响。在纳粹政权的初期，施拉勃伦道夫曾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内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有过联系，发现他不但坚决反对纳粹，而且愿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间的桥梁。然而，直到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岁尾年头，在将军们受到一连串的震动以后，他们中间才有人开始警觉到这个纳粹独裁者对德国的危险。这些震动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指挥系统的大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动，他对冯·弗立契将军卑劣的处置。一九三八年八月底在捷克危机日益紧迫之际，贝克将军的辞职起了进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虽然他的袍泽军官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同时引退，但是，事情马上就很明显，这位下野的参谋总长是所有不易驾驭的将官们和文职的反抗领袖们的一个团结的中心。两个集团都尊敬他，信任他。另外一重考虑，两个集团现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须用武力，而只有陆军有武力。然而陆军方面有谁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麦施坦因，甚至也不是贝克，因为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联络上当时实际指挥驻防柏林内外的部队的将领，以便一旦举事就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新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实际上并无兵权。冯·勃劳希契固然能号令全军，但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谋策划者认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不过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让他预闻大事。
后来的事实是，很炔就发现了有几位属于要害地位的将领愿意协助，后来也实际参加了酝酿中的密谋。其中有三个人掌握着可以决走大事成败的位置，他们是：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举足轻重的第三军区司令，这一军区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围地区；伯爵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他是波茨坦驻军司令，该驻军由第二十三步兵师组成；埃里希·霍普纳将军，他指挥驻在图林吉亚的一个装甲师，在必要时，这个师能击退任何企图从慕尼黑来解救柏林的党卫队。
到八月底的时候，密谋分子的计划是：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立即逮捕他，把他拉到他自己设立的人民法庭上去，控诉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因而他失去执政的资格。与此同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军事独裁，然后再成立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在适当的时期以后，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
有两点考虑是这次政变成败所系的关键，而且与两个主要的政变策划人哈尔德将军与贝克将军有关。第一点是时间问题。哈尔德同最高统帅部安排好，把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在四十八小时以前通知他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他有时间在德军越过捷克边境以前就把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样他不但可以逮捕希特勒，而且可以防止造成大战的致命的一步。第二点是贝克必须在事先使将军们而且在事后还要（在计划中的对希特勒进行审讯时）使德国人民相信，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英法参战，从而酿成欧洲大战，而德国对这一战争并无准备，必然要归于失败。这本来是他在整个夏天所写的一系列条陈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现在所要做的一切——推翻希特勒以保全德国，使它免于一场他认为会使它毁灭的欧洲战争——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他相当时期以来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
威廉街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五月十四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导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也许还有俄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国家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的电讯的真实性。
六月一日，张伯伦首相曾对英国记者发表了有一部分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就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来拆捷克人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即使这意味着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它第一次建议以公民投票的办法来决定苏台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几天以后，伦敦德国大使馆报告柏林，《泰晤士报》的社论是根据张伯伦的不供发表的谈话写出来的，而且是反映了他的意见的。六月八日，冯·狄克森大使告诉威廉街，张伯伦政府将乐于见到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只要这是由公民投票所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强制措施的干扰」。
所有这些想必是希特勒所乐于听到的。莫斯科来的消息也不坏，到六月底的时候，德国驻俄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柏林说，苏联「极少可能出兵保卫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到八月三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各主要驻外使节说，不必担心英国、法国、俄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干涉。
就在八月三日这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他到布拉格那天，我刚好在那里，在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并且与他的随行人员谈话以后，我在日记上记着，「伦西曼的全部使命气味不正」。七月二十六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我的日记表明，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一举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希特勒，他的将军们，他的外交部长也都忙得像发狂似的。八月二十三日，元首在基尔湾举行海军演习的时候，在帕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恃勒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也是船上的贵宾。但是，当他追问里宾特洛甫「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日子，以便墨索里尼能有所准备的时候，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却顾左右而言他。很清楚，德国人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法西斯盟友能守得住秘密。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俄国人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的致命的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个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为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象到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草拟能使军队准备就绪好在十月一日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的最后计划。八月二十四日，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给希特勒上了一个紧急条陈，强调「确定能给德国进行军事干涉以口实的『事件』的确切日期，实为当务之急」。他解释说，调日的日期完全要根据它来决定。
（他接着说）在X减一日以前不能采取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事前行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显得是蓄意制造这一事件的了。如果由于技术上的理由而认为这一事件应当安排在晚上的话，那未就不能以第二天为X日，X日必须再晚一天——所以提出这一点的用意是想说明军方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切，而且必须及时得悉元首的意图——因为谍报局迄今并未奉命组织这一事件。
到夏天将完的时候，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密准备显然已经诸事就绪。然而，如果法国人履行他们对捷克人的诺言而发动进攻的话，西线的防务怎么办？八月二十六日，希特勒出发到西线巡视工事，随行的有约德尔和负责建造西壁工事的工程师托特博士、希姆莱和党内其他官员。八月二十七日，指挥西线部队的威廉·亚当将军也参加巡视，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亲眼看到希特勒由于莱因兰人对他的热烈欢迎感到乐极忘形，可是亚当将军这位直率而能干的巴伐利亚人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大为吃惊。八月二十九日，在希特勒的专用车厢里演出了惊人的一幕。亚当突然要求同希特勒单独谈话。据这位将军后来说，希特勒在冷笑一下以后就屏退了希姆莱和其他的党羽。亚当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他说明不论把西壁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他用手下现有的军队是守不住的，希特勒急躁了起来，并且对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大吹他已经使德国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强。
「谁要守不住这些工事，」希特勒咆哮说，「谁就是混蛋！」
虽然如此，除了亚当以外的将领们心中对这一点的怀疑还是与日俱增。九月三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当时议定，各野战部队应当在九月二十八日在德捷边境沿线进入阵地，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九月二十七日中午知悉调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对「绿色方案」，的作战计划还不满意，下令作了几处修改。据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笔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劳希契——凯特尔已谄媚成性难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线的问题。希特勒骗他说，他已经下令加速建筑西线的工事了。
九月八日，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来见约德尔。后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将军对西线军事态势的悲观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绪由于受到刚刚开幕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狂热气氛的鼓动而大为高涨，已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顾法国是否干涉。连一向乐观的约德尔也说：「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担心。」
第二天，九月九日，希特勒把凯特尔、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从晚上十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据凯特尔后来对约德尔私下透露（约德尔后来把凯特尔的话写到了日记上），会上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哈尔德先前感到自己处境微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身为要在希特勒下进攻令时举事推翻他的密谋的主角，却不得不十分详尽地解释参谋总部关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后来他又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眼看着希特勒把这一计划撕成粉碎，并且不但把他，而且还把勃劳希契痛骂一顿，骂他们胆小，骂他们在军事上无能。据约德尔在九月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纽伦堡的这一场面和德国陆军首脑人物中的出现的「失败主义」使凯特尔感到「极度震惊」。
向元首提出了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存在着失败主义——凯特尔宣称他决不能容忍最高统帅部有任何军官再事批评埋怨，动摇犹豫，消极悲观——元首已经知道，陆军总司令（指勃劳希契）曾要所属将领支持他，来打开元首的眼界，让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希图一逞的冒险。他自己（指勃劳希契）已再也得不到元首的信任了。
因此纽伦堡的空气极为阴沉，全国都支持元首而唯独陆军高级将领却是例外，诚属不幸。
所有这一切都使少年气盛、自命不凡的约德尔大为扫兴，他已经把自己的前程完全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了。
只有通过行动（这些将军们）才能光荣地弥补由于他们缺乏意志力量与服从精神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同一九一四年一样的问题。陆军方面抗命的例子只有一个，而这就是将军们的抗命。从根子上来说，这是由于他们骄傲自大。他们准也不相信，谁也不服从，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许多人仍然把他看成是世界大战中区区一个下士，不知道他是俸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政治家。
当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并且参与哈尔德的密谋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九月八日同约德尔谈话时，曾向最高统帅部要求书面保证，保证陆军总司令部能在五天以前得到希特勒进攻捷克的命令。约德尔答复说，由于气候难以预料，只能保证在两天以前给予通知。虽然如此，对于反叛分子来说，这也已经够了。
不过，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保证——说到最后，他们究竟能否假定，如果希特勒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英国和法国一定会对德宣战。为此，他们决定派密使去伦敦，不但要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为此目的，将告诉英国政府：希特勒已决定在秋季某一天进攻捷克，参谋总部是知悉这一日期的，也是反对此事的，如果英国能对希特勒坚决反对到底的话，参谋总部准备采取最有决定性的行动来防止此事。
第一个派出的密使是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听选派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在八月十八日到达伦敦，当时早已急干要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的任何东西部给他的汉德逊大使，从柏林电告英国外交部，「在任何官方场合接待他（指克莱施特）都是不明智的」「。虽然如此，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顾问、伦敦方面反对姑息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之一罗伯特·凡西塔待爵士，在克莱施特到达伦敦的当天下午就接见了他，而且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第二天就接见了他。两个人都对来客的严肃和诚恳有极深的印象。克莱施特对他们讲了他受命要讲的活，强调希特勒已定好日子对捷克人发动侵略，大部分将领是反对他的，并且将有所行动，然而如果英国继续姑息希特勒的话，那就是拆他们的台。如果英国和法国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发动进攻，它们决不袖手旁观，如果英国某些知名的政治家肯对德国发出严重的警告，指出纳粹侵略能造成的后果的话，那未，德国将领们就会起来制止希特勒。
丘吉尔写了一封振奋人心的信，让他带回德国去鼓励他的同事：
我确信德国陆军或空军大举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将引起世界大战。我像一九一四年七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我祈求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误信——「
凡西培特对克莱施特的警告颇为重视，因此曾立即就此事向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提出报告。而且张伯伦虽然在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他倾向于「对他（指克菜施特）所说的话大打折扣」，他也还是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们不该有所行动」。他的行动就是在制造了一些空气以后，在八月二十八日把汉德逊大使召回伦敦「有所咨询」。
他指示他驻柏林的大使做两件事情：向希特勒提出严肃的警告，其次，秘密准备他同元首之间的「个人接触」。据汉德逊自己的说法，他劝首相放弃第一点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汉德逊求之不得，当然乐于遵命。这是走向慕尼黑，走向希特勒最大的不流血胜利的第一个步骤。
柏林的密谋分子没有看到张伯伦的这种转向，还想进一步对英国政府提出警告。八月二十一日奥斯特上校派了一个使者去告诉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希特勒想在九月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诉英国人：「如果外国能以强硬行动使希特勒于最后一刻宣布放弃其目前的打算的话，他在受到这一打击后必将垮台。同样，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和英国如能立即干涉，也会使这个政权倒台。」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尽责地把这一警告报告了伦敦，不过却把它说成是「显然是有偏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随着危机的越来越严重，这位温文尔雅的英国大使眼上的尘臀似乎也越来越厚了。
哈尔德将军隐隐感到密谋分子并没有能把他们的信息有效地通知英国人，因此在九月二日派了他自己的密使——已退休的陆军军官汉斯·包姆－待特尔巴赫中校——前往伦敦，同英国陆军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联系。虽然照这位中校自己的说法，他曾见到了伦敦某些有名人物，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最后，密谋分子只好利用德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来进行最后的努力，设法使英国保持强硬，德国驻英大使馆的参赞兼临时代办是西奥多·科尔特，他的弟弟埃里希也在德国外交部任职，是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长。两个人都是冯·威兹萨克男爵手下的红人。威兹萨克身任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无疑是外交部的大脑，他在战后曾大事宣扬自己反对纳粹的历史，然而却一直为希待勒和里宾特洛甫效命出力，几乎到最后。不过，从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确是反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同将领们相同，认为那样做，一定会引起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会导致失败。在威兹萨克的默许之下，在同贝克、哈尔德、戈台勒商量之后，密谋分子一致同意应由西奥多·科尔特去对唐宁街发出最后的警告。他身任大使馆参赞，访问英国当局是不会招人怀疑的。
他在九月五日见到了张伯伦的亲信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认为他的话极端重要、极端紧急，马上从后门把他带进了唐宁街外相官邸。他直率地告诉哈利法克斯，希特勒已计划在九月十六日下总动员令，并且已确定至迟在十月一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陆军已准备在最后下进攻令时起事反对希特勒，如果英法态度坚定，此事定能成功。他也告诉哈利法克斯，希侍勒九月十二日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演说将是有爆炸性的，很可能促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摊牌，那将是英国站出来反对这个独夫的时候。
科尔特虽然曾同唐宁街不断有个人接触，这次又向外交大臣坦率陈辞，但也不知道当时伦敦的风向。然而，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两天以后，看了九月七日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著名的社论以后，就恍然大悟了，这篇社论说：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赞同的计划，也就是割弃某些异族居民所住的与其本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可以想象，捷克斯洛伐克在种族上如能成为一个更单纯的国家，其利益将超过失去边境上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的显著的不利。这篇社论完全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捷克人一旦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以后，将不但失去波希米亚周围作为天然防线的高山，而且也将失去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从而在纳粹德国面前处于无险可守的地位。虽然英国外交部很快就否认《泰晤士报》的社论代表政府的观点，科尔特第二天还是打电报给柏林说，这篇社论可能是「根据首相左右给与《泰晤士报》编辑部的暗示」。其实岂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重重的年月里，已很难回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期间对欧洲各国首都所造成的阴暗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这次大会是九月六日开始的，在九月十二日达到高潮。希特勒预定在这一天向大会作闭幕演说，而世人则预料他将向全世界宣布对捷究竟是战是和的最后决定。我那个星期正在危机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日耳曼人在苏台德区发动的武力骚动，尽管有柏林的威胁，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压力，有担心它们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惧，捷克首都的气氛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静——至少外表上如此。
九月五日，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已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却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于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九月七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根据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谓过火行为这样说不过去的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之间的一切谈判。
九月十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演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但是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广播一点也没有提到戈林的恶骂；那是一篇安详地、庄严地呼吁双方平心静气相见以诚的演说。
虽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里是紧张的。在贝奈斯博士讲完了话以后，我在捷克广播大厦的前厅遇见他时，看到他的脸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来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极为困难。威尔逊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犹太人，争先恐后想得到一个位子转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这个周未分发给群众。巴黎来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因为看到有战争的危险而惊慌失措，伦敦来的消息说张伯伦在考虑采取豁出去的措施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当然，是以牺牲捷克为代价。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全欧洲都在等待着希特勒九月十二日在纽伦堡的讲话。然而，这位元首在党大会最后一天晚上对纽伦堡体育场上的如醉如狂的纳粹信徒发表的演说虽然粗鲁激烈，而且充满了对捷克国家，特别是对捷克总统的恶毒咒骂，却还并不是一份宣战书。他——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宣布最后决定，事实上，我们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知道，他早已确定以十月一日为越过捷克边界的日子。在纽伦堡的演说中，他不过要求捷克政府给与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要是它不照办的话，德国就要设法让它一定办到。
希特勒的这番发作，影响颇为可观。在苏台德地区，它引起了一场叛乱，经过两天激战，捷克政府赶紧派兵镇压并且宣布戒严之后方才平息。汉莱因偷渡边境到了德国，宣布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在伦敦日益占上风的解决办法。然而必须首先得到法国的同意之后才能促使其实现。在希特勒讲话以后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三日，法国内阁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内阁认为德国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法国究竟应否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这一点上陷入分裂，无法得出一致意见。当天晚上，英国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正在喜剧歌剧院观剧之际，中途被请去同达拉第总理进行紧急磋商，后者要求张伯伦立即设法同那位德国独裁者谈判，尽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可以猜想，张伯伦先生在这方面毋须促驾，当天晚上十一点，这位英国首相就给希特勒发出一份急电：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
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见我，并请赐告会面的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两小时以前德国驻伦敦的代办西奥多·科尔特，曾电告柏林，说张伯伦的新闻秘书告诉他，首相「已准备研究德国的多方面的建议，包括举行公民投票在内，协力促其实现，并且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
最后在慕尼黑臻于完成的投降就此开始。
「我的天哪！」（「IchbinvornHimmelgefallen！」）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叫了起来。他又惊又喜。那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那位已经是六十九岁高龄而且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肯降尊纡贵，不惮作七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僻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央求，真使他喜出望外，希特勒毫不客气，连建议在莱因兰找一个地点相会都不愿意，而那样原是可以使路程缩短一半的。
英国人似乎认为首相之长途跋涉是要完成阿斯奎斯先生和爱德华·格莱爵士在一九一四年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警告德国：对小国的任何侵略，不但会引起法国而且会引起英国参战，联合反德。然而不论英国人方面如何热心，从德国的秘密档案和以后的事态演变看来，希特勒很明白，张伯伦的行动对他说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倡议实行「德国的多方面建议」，元首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是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首相同他会面还不到一小时，这种事先的估计就成了确定的事实了。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希特勒照例只顾自己说话，双方还是有过一番外交上的小交锋。张伯伦是九月十五日中午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三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他看到一列一列满载德国军队和重炮的火车不断在他眼前开过。希特勒并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来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据德国方面的译员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这时下起雨来，空中一阵黑似一阵，乌云遮住了群山，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了，而张伯伦从天明到现在一直都在赶路。
喝过了茶以后，希特勒和张泊沦到了二楼希特勒的书房，这就是七个月以前这位德国独裁者接见许士尼格的地方。在汉德逊大使的要求下，里宾特洛甫没有参加会谈。这使这位爱面子的德国外交部长大为恼怒，以致第二天竟拒绝把施密特关于会谈的笔记交给英国首相——这是一种罕见的然而典型的不礼貌行为——弄得张伯伦以后竟不能不光靠自己的脑子来回想希特勒和他的谈话。
希特勒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
（据施密特的正式记录说）他希望不要对他的绝对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一○○○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他今年四十九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的全部精力领导德国度过危难——当然，如果由于这个问题而竟然引起世界大战，他将不胜遗憾。不过这种危险决不能使他的决心有任何动摇——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辞，张伯伦简直无法插一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浪费了时间了。」
德国独裁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顶嘴，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沦的反唇相讥看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谈一谈「最后是否也许还有和平解决希望的问题」。接着，他就猛然提出了他的建议。
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的割让？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说真的，他还表示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终于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按照张伯伦根据自己的记忆所作的追述，他回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话说死。按照施密特在作口译时的速记记录，张伯伦确实说了这番话，不过他还加上「他可以代表个人说，他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自从在伯希特斯加登作出这个投降以后，其他一切就跟着都来了。显然，这一投降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惊奇。就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议的当儿，汉莱因从埃格尔给希恃勒写了一封密信，上面目标日期是九月十五日，正是他越过边境到德国的前夕。
我的元首：
我昨天通知英国代表团（指伦西曼代表团），继续谈判——只能以实现同德国的统一为基础。
张伯伦很可能建议这样的统一。
第二天，九月十六日，德国外交部向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其他若干国家首都的大使馆发出了下列密电：
元首昨天告诉张伯伦，他已下定最后决心要在最短期间内用一切办法来结束苏台德区不可容忍的局面。现在要考虑的已不是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自治问题，而是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的问题。张伯伦个人已表示赞同，他现在正在同英国内阁商量并且同巴黎交换意见。元首与张伯伦之间下一次的会谈，计划在最近举行。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商以前，他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时候，首相对元首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想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在一股劲儿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约德尔上校代表最高统帅部同宣传部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日记中把它称之为「在否认我们自己违反国际法方面的联合准备」。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至少在德国方面来看是如此，而戈培尔博士峋工作就是为纳粹的过火行为辩解。关于他如何撒谎的计划，定得极为详细，九月十七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现在拜罗伊特郊外顿道夫的一座古堡中设立总部、从事其活动的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苏台德自由团装备着奥地利的武器，它从元首那里奉到的命令是：同捷克人不断保持「冲突和纠纷」。
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说来，这一天也是一个忙日子。五个军团（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军团）共计三十六个师（包括三个装甲师）的行动时间表下达了。希特勒也批准了十个军团的指挥官人选。亚当将军，尽管桀骜不驯，仍然统率西线德军。奇怪的是，两个密谋反叛的退职将军居然也重新起用，贝克将军指挥第一军团，冯·哈麦施坦因将军指挥第四军团。为了对捷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充满了不断对匈牙利和波兰增加压力，要它们参与分肥的档案，德国人甚至还拉斯洛伐克人下水来制造麻烦。九月二十日，汉莱因鼓动他们把他们的自治条件提得「更加尖锐」。同一天，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畏缩犹豫大加申斥。有一项外交部的备忘录曾详细地谈到这次会晤的情况。
首先，元首对这两位匈牙利先生斥责了匈牙利举棋不定的态度。他，元首，己决意解决捷克问题，即使冒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不过）他深信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干涉。匈牙利要参与大事，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能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他的意见是，最好就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向匈牙利人提出两项要求：
（一）匈牙利应当马上提出在它所希望取得的领土内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二）它对任何方面提出的关于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建议应不作任何保证。从希待勒向匈牙利人说得很明白的话里可以看出，不论张伯伦愿意怎么办，就是残存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让它长期存在。至于对英国首相：
元首宣称，他将把德国的要求直截了当地提交给张伯伦，他的意见是，军队的行动将能提供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过，还是有捷克人可能接受一切要求的危险。在这位德国独裁者同毫不见疑的英国首相以后举行的历次会议上，这是他一直担心的危险。
在柏林的鼓动下，波兰政府在九月二十一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特青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并且把部队开到了这一地区的边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也如法炮制。就在这一天，即九月二十二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的支持下侵占了为德国领土包围的两个捷克边境小城——阿舍和埃格尔。
九月二十二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紧张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张伯伦又再次出发到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现在必须简单回顾一下英国首相两次访问德国元首之间在伦敦做的事情。
在九月十六日回到伦敦的当晚，张伯伦就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让他的阁员们了解希特勒的要求，同时电召伦西曼勋爵从布拉格回国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叫人大吃一惊。热中于姑息希特勒的伦西曼居然比希特勒还要干脆。他主张把主要由苏台德人居住的地区立即移交德国，根本不必费事举行什么公民投票。他竭力主张以合法手段制止「各政党或个人」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所为的一切批评。他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它的山地天险和防御工事已被剥夺因而已处于绝境以后，还要「改变它的外交政策，使各邻邦相信它决不会向它们发动进攻或者由于对其他国家所负的义务而参预反对它们的任何侵略行为」。伦西曼在这个时候居然还会担心一个残存的捷克国家有对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危险，似乎不可思议，但是，他这种异想天开的建议，显然对英国内阁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使张伯伦打算满足希特勒的要求的想法更加加强了。
达拉第总理和他的外交部长乔治·庞纳九月十八日到伦敦同英国内阁商量。根本没有考虑让捷克人参加。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惜任何代价力求避免战争，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商定共同提出一项一定要捷克人接受的建议。凡居民半数以上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领土必须交给德国，以保证「和平得以维持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根本利益亦得以确保安全」。英国利法国则另外同意一起作出一项「担保新边界——不受无端侵略——的国际保证」。这种保证将代替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和俄国之间现有的互助条约。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条方便的下台阶的办法，在庞纳的带头之下（后来的局势演变证明，庞纳已决心在姑息希特勒方面胜过张伯伦），他们立刻抓住不放。然后就发生了下面的一番伪善的哀告：
（他们在给捷克的一次正式照会中说）法英两国政府明白为了和平事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出何等巨大的牺牲。但是由于这一事业既关系到欧洲全体，也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它们认为，它们有责任一起坦率提出获致和平所必需的条件。而且，它们的行动也赶得很紧。德国的独裁者已经迫不及待了。
首相必须立即与肴特勒先生重新会谈，至迟不超过星期三（九月二十二日）。若有可能，越早越好。我们因此感到我们必须请求你们尽早答复。
就这样，英国和法国驻布拉格公使在九月十九日中午一起向捷克政府递交了英法建议。捷克政府在第二天以一项庄严的复照拒绝了这个建议，它的预言一样的解释是，接受这个建议将使捷克斯洛伐克「迟早置于德国的完全统治之下」。复照提醒法国注意它所负的条约义务，并且提醒法国注意一旦捷克屈服以后法国在欧洲所处的地位，然后建议把整个苏台德问题按照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的德捷条约提付仲裁。
但是，英国和法国根本不愿意让「条约神圣」这类的原则来妨碍它们已确定要走的道路。九月二十日下午五点钟，英法驻布拉格使馆刚刚接到拒绝照会，英国公使巴锡尔·牛顿爵士就警告捷克外交部长卡米尔·克罗夫塔博士，如果捷克政府坚持己见，英国就将不再过问捷克的命运。法国公使德。拉克瓦先生也代表法国表示同意这一声明。
同时，伦敦和巴黎对捷克照会也极不客气，张伯伦召集了核心内阁会议，并且整整一晚上都接通了巴黎的电话，不时同达拉第和庞纳通话。双方同意应当对布拉格继续施加压力，必须告诉捷克人，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他们就不必指望能得到法国或者英国的什么援助。
这时，贝奈斯总统已明白他原来以为是朋友的人已经在打算抛弃他了。但是他还是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想至少能拉住法国。九月二十日晚上八点刚过，他让克罗夫塔博士向德·拉克瓦提出了下面这个决定命运的问题：一旦德国进攻的话，法国到底是否准备履行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到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二点一刻，牛顿和德·拉克瓦就把贝奈斯从床上请了起来，要求他收回拒绝英法建议的照会，并且声称，除非他撤回这一照会并且接受英法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只能单独对德作战。捷克总统要法国公使把这番话写成书面文字。他大概已经绝望了，然而还想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
第二天（九月二十一日）一整天，由于疲劳过度、睡眠不足和眼睁睁看着国家被人出卖、大祸即将临头而深感痛心的贝奈斯，同政府阁员、各党派领导人和统帅部高级将领进行商谈，他们在敌人威胁面前曾经表现出勇气，然而在被朋友和盟邦背弃的时候却开始动摇了。英法靠不住，那么俄国呢？就在那一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长利瓦伊诺夫在日内瓦发表了一篇演说，重申苏联将信守它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条约。贝奈斯召见了苏联驻布拉格公使，后者也重申了利瓦伊诺夫的话。可怜的捷克人，他们这时才发现同俄国的条约规定，苏联人只有在法国出兵支持的条件下才能出兵，而法国人这时已经背约了。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捷克政府屈服了，它接受了英法计划，政府发表的一项公报愤懑地解释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在背地，贝奈斯说得更干脆：「我们被卑鄙地出卖了。」第二天，内阁辞了职，陆军总监扬·西罗维将军受命组成了「民族集中政府」。
虽然张伯伦给希特勒带来了后者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中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但是他们在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在莱因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会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德国代办在伦敦飞机场送张伯伦启程之后就立刻给柏林发了一个急电：「张伯伦一行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动身的——毫无疑问，对张伯伦的政策的反对正在增强。」
希特勒则处在一种十分神经质的状态中。九月二十二日早晨，我正在举行会谈的德莱森饭店的阳台上吃早饭，眼看着希特勒走到河边去看他的游艇。他看起来似乎患有一种奇怪的痉挛，每走几步路就要神经质地耸一耸右肩，左腿就往前一提，眼睛下面有一圈黑影。照我那天晚上在日记里记的话，他似乎已处在神经崩溃的边缘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德国朋友轻轻他说了一声「Teppichfresser（啃地毯的人）！」他是暗中鄙视纳粹的一个报纸编辑，他给我解释说，过去几天中，希特勒为捷克问题而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中，曾不止一次地完全失去自制，甚至趴到地上啃地毯的边。因此才叫他「啃地毯的人」。早一天晚上，我在德莱森饭店同几个纳粹党御用文人谈话时，我曾听到过有人用这个名字叫元首——当然，是小声叫的。
张伯伦先生尽管由于国内对他的政策的反对越来越大而忧心忡忡，然而在到达戈德斯堡和驱车到彼得霍夫的时候看来却精神极好。彼得霍夫是一个古堡式的旅馆，坐落在莱因河对（右）岸的彼得斯堡山顶上，张伯伦的行馆就设在这里。为了欢迎他，一路上不但挂着德国的※字旗，而且也挂着英国的米字旗。他此来不但要满足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而且还有所加码。现在已只需要确定细节了，正是为了这一点，他不但带来了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威廉·斯特兰（后者是外交部的东欧事务专家），还带来了外交部文件与法律司的司长威廉·马尔金爵士。
这天下午，首相坐渡船渡过莱因河到了德菜森饭店，希特勒在那里等着他。这一次总算——至少在开头的时候——一直是张伯伦在说话。根据施密特博士冗长的记录来判断，英国首相想必谈了足足一小时以上，他先解释了自己在经过「吃力的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不但使英法两国内阁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元首的要求，然后他就详尽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他已经接受了伦西曼的建议，现在准备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至于杂居地区的前途，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不仅如此，元首极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代替，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无故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说来，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极简单、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一个在场目击的证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自满心情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据他后来告诉张伯伦，他对让步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不禁感到惊奇。
「是的。」首相微笑着回答。
「我极其抱歉，」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胀得通红。不过显然一点也不是因为恨希特勒骗了他，恨希特勒像普通一个敲竹杠的人一样，只要对方一答应，就立刻又涨价。几天以后首相对下院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明了他自己在这一刻的感受：我并不想要下院认为希特勒是在存心骗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看——但是，我原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堡的时候，我尸需同他细细地商量我带去的建议就够了；当他告诉我——这些建议不能接受的时候，对我是极大的震动——
张伯伦看到他以捷克人为牺牲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的和平大厦就嫁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他告诉希特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应当有理由说元首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掷——他被英国某些人士指责为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独裁者屈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还有人嘘他。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动元首的铁石心肠。他仍然要求，苏台德地区必须立即由德国予以占领。这一问题「至迟要在十月一日完全地、最后地解决」。他手头有张地图说明哪些领土必须立刻割让。
这样，据张伯沦后来告诉下院说，他心里「充满了凶事临头的预感」，只好退回到莱因河波岸去「考虑我该怎么办」。那天晚上，他在电话中同自己的阁僚以及法国政府的大员商量以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希望，大家只好同意伦敦和巴黎应当在第二天通知捷克政府：它们不能再「继续承担建议捷克政府不要动员的责任」。
这天晚上七点二十分，凯特尔将军从戈德斯堡打电话给陆军总部说：「（X日的）日期还不能最后确定。继续按照计划进行准备。如果绿色方案执行的话，也不会在九月三十日之前，如果提前执行，多半会临时修正。」这是因为阿道夫·希特勒自己这时也处在进退两难之中。当然张泊伦不知道，元首的真实意图，如他在五月危机以后在给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中所说的那样，是「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捷克人（不论多么不情愿）已同意接受的英法计划，不但可以把苏台德日耳曼人给予希特勒，而且可以有效地消灭捷克国家，因为此时它已毫无防御可言。然而这样就不是用军事行动了。而元首却已下定决心，不但一定要羞辱五月间惹恼了他的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政府，而且要暴露西方国家没有骨头的可怜相。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必须要有军事占领。它可以像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那样是不流血的，然而仍然必须是军事占领。对于傲慢的捷克人，至少得要报复到这种程度。九月二十二日晚上，两个人并没有进一步接触，但是张伯伦在带着问题睡了一宵，再加上在俯瞰着莱因河的阳台上来回踱步了一早晨之后，吃完早饭就坐下来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他表示愿意把德国的这些新要求提交给捷克人，但是他不认为他们会接受。事实上，他毫不怀疑，如果德军立即占领的话，捷克人定将用武力抵抗。不过，既然各方面都已同意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德国，他还是愿意向布拉格建议，在该区正式移交以前，由苏台德日耳曼人自己来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
对于这样一种妥协，希特勒听都不要听。他让英国首相等了几乎一整天，才终于回了一个措辞激烈的照会，再次长篇大论地重弹捷克人如何对不起德国人的老调，再次拒绝改变自己的态度，最后的结语是：只有战争「看来才能解决问题了」。张伯伦的答复很简短，他要求希特勒把新要求写成书面，「附上一张地图」。由他「作为调解人」送交布拉格。他最后说：「我看不出我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因此我打算回英国。」
在这样做以前，他再次来到德莱森饭店同希特勒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从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三十分开始。希特勒以备忘录的方式提出了他的要求并且附有地图。张伯伦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的限期：捷克人应在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两天以后上午八点开始撤出割让地区，而在九月二十八日撤退完毕。「这不是无异下最后通牒吗！」张伯伦慨叹说。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希特勒立刻反驳，当张伯伦反唇相讥说这里用得上德文Diktat（命令）这个字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命令。请看，文件上明明写着是『备忘录』。」
这时，一个副官给元首送来了一份急电，他看了一眼就把它扔给了正在翻译的施密特并说：「把这念给张伯伦先生听。」
施密特遵命照念：「贝奈斯刚刚在电台上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总动员。」
据施密特后来回忆，房间里顿时一片死寂。然后，希特勒开口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定局了。捷克人根本不想把任何领土割让给德国。」根据施密特的笔记，张伯伦不同意这种说法，继之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希特勒说）是捷克人先动员的。张伯伦对此表示不同意。是德国首先动员的——元首否认德国已经动员。
这样，谈话一直继续到凌晨一点多钟，最后，张伯伦问希特勒，德国的备忘录是不是「果真绝无商量余地」，希特勒回答说确是如此。接着，首相回答说，继续会谈己无意义。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他的努力已归失败。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因为他到德国来的时候所抱的希望已成泡影。那位德国独裁者并不愿意张伯伦就此脱钩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
「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是难得的一个。」他说得挺爽快，「我准备只给捷克人撤退的期限规定一个日期－十月一日——如果那样能便于你完成任务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拿一技铅笔自己把日期改掉了。这当然根本不是什么让步。
十月一日一直就是X日。
然而对英国首相来说，这却似乎颇有作用。据施密特的记录，他曾说「元首在这方面的考虑，他十分领情」。不过，他又说，他不能对这项建议表示接受还是拒绝，他只能转达。
无论如何，僵局总算是打破了。当会谈在凌晨一点三十分结束的时候，不论在此以前发生了什么，两个人在个人关系方面似乎比他们初次会面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更亲近些。我自己有幸在二十五英尺之外一个看门人的小屋里（我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广播室）亲眼看到他们在离旅馆大门不远的地方道别。他们彼此的亲密态度使我感到惊奇。我当时听不见的话，施密特记下来了。
张伯伦真挚地同元首道别。他说他感到由于过去几天的会谈在他和元首之间已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仍然希望目前困难的危机将能克服，那时他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同元首讨论其他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
元首感谢张怕伦的这一番活，并且告诉他，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他已经说过几次，捷克问题是他要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希特勒否认还要攫取领土的声明看来对告辞回国的英国首相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随后在下院发表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希特勒作这番表示时「怀有极大的诚意」。
当张伯伦在将近凌晨二时回到旅馆时，有一个记者问他：「先生，局势是不是已经绝望了？」张伯伦回答说：「我并不想这样说。现在一切要取决于捷克人怎么办了。」
十分明显，他根本没想到，局势也要取决于德国人和他们那种荒谬绝伦的要求。
事实上，首相在九月二十四日回到伦敦后，就马上设法做他曾告诉希特勒他不会做的事情：说服英国内阁接受纳粹的新要求。不过，这次他碰到了没有料到的反对。海军大臣达夫·古柏坚决反对他。令人惊讶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也反对他，虽然十分勉强。张伯伦已控制不了他的内阁了。他同样也不能说服法国政府，后者在九月二十四日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在同一天下令部分动员。
当达拉第总理率领法国部长们在星期天（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的时候，两国政府都已知道了捷克政府正式拒绝戈德斯堡建议的行动。法国人除了重申他们将履行自己的诺言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时予以援助而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们还得了解一下英国人打算怎么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或者看起来是这样的情况下），张伯伦最后同意通知希特勒，如果法国由于履行其对捷克人的条约义务而与德国交战的话，英国也将感到必须予以支持。
但是，他要先向德国独裁者作一次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原定九月二十六日要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为了劝诱希特勒不要把文章做绝，张伯伦又一次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希特勒，并且在九月二十六日下午由他的心腹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乘专机赶送到柏林。
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张伯伦离开德莱森饭店以后，德国人就陷入了优虑之中。战争现在看来就在面前了，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些人并不怎么高兴，这天凌晨作者留在旅馆休息室里还在吃着头一天晚上耽误了的晚饭，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凯待尔将军和地位稍次一些的人物都站在附近，说得很起劲，看来，战争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有点茫然。
就在这一天，我后来到柏林的时候，发现希望又渐渐在复活了。在威廉街，人们的感觉是，既然身居英国首相之尊的张伯伦已经同意把希特勒的新要求转达布拉格，就必须假定这位英国领导人是支持希特勒的建议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假定——就假定的范围而言——是完全正确的。
九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这是柏林一个可爱的风和日暖的日子。毫无疑问，这年秋天只有最后这么一个气候宜人的周末了，因此，全城居民倒有一半都涌到郊外的湖畔和森林中去。尽管有消息说，希特勒因为听到戈德斯堡的最后通牒被巴黎。伦敦和布拉格所拒绝而暴跳如雷，柏林并不感到有什么大的危机，更谈不上有什么战争狂热。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着：「简直很难相信会打仗。」
到紧跟着来的星期一，局势突然恶化了。下午五点钟，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在汉德逊大使和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艾冯·寇克帕特里克陪同下，带着张伯伦的信到了总理府。他们发现希特勒脾气极坏——很可能是故意在酝酿情绪，准备在三小时后在体育馆发表演说。
施密特博士开始翻译这封信，其中说到捷克政府正如张伯伦在戈德斯堡时曾经预言过的那样，已经通知首相，戈德斯堡备忘录「完全不能接受」。这时，据施密特说，希特勒猛一下跳了起来，一边叫：「再谈判已毫无意义！」一边就向门外走。
照施密特的说法，这真是令人难受的一幕。「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希特勒完全失去理智。」照在场的英国人的说法，元首后来又大步回到椅子上，不断大声叫嚷地打断施密特的翻译。「把德国人当黑人看——到十月一日我就要捷克斯洛伐克乖乖地听我的话。法国和英国要是决定干涉，那就随它们的便——我一点也不在乎。」
张伯伦在信中建议，由于捷克人已经情愿把希特勒所要的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应立即各派代表举行会议「达成协议」来解决「移交这块领土的办法」。他还说，他愿意让英国代表也列席这次会议。希特勒的答复是，只有捷克人先接受了（他们刚刚拒绝了的）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同意德国在十月一日占领苏台德区，他才肯同他们谈判细节。他说，他一定要在四十四小时内——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以前得到肯定的答复。那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已破釜沉舟，把一切后路都绝了，至少在我们那些在挤得满满的柏林体育馆内愕然听他那疯狂地叫嚣的人看来是如此，他时而狂吼，时而尖叫，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任性发作到这种地步。他恶毒地对「贝奈斯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宣称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现在要看捷克总统怎么办来决定，不论怎么说，他都要在十月一日拿下苏台德区。他滔滔不绝、怒不可遏的语言和群众中不断迸发的欢呼喝采，使他忘乎所以，如醉如狂。虽然如此，他还是很狡猾，没有忘记给英国首相一点甜头。他感谢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并且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他鄙夷不屑地嘟囔：「我们不想要捷克人！」
在整个演说的过程中，我一直坐在刚好在希特勒顶上的楼座里，尽力想把他的演说当场随讲随译广播出去，可是不大容易。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着：
自从我观察他这么些年以来，他今天晚上看起来完全失去了自制，在他坐下来以后，戈培尔就跳上讲坛，对着话筒大叫：「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九一八年再不会重演了！」希特勒抬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疯狂、急切的神色，似乎这句话就是他想了一下午而没有想出来的。他跳了起来，眼睛里闪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狂热的光芒，把右手大挥了一下，然后向桌子一捶，用尽了他那强有力的肺部的全部力量大叫一声：「Ja（对）！」接着就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椅子上。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中午，他第二次接见霍拉斯·威尔逊爵士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位英国特使并不是受过什么特殊外交训练的人，不过也像首相一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急于把苏台德区送给希特勒，只要这位独裁者肯和和平平地接受。他请希特勒注意张伯伦昨天后半夜为答复元首在体育馆的演说而在伦敦发表的一项特别声明。张伯伦说，鉴于德国总理对捷克问题的诺言缺乏信心，英国政府将认为自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证捷克的诺言「顺利地、充分地而且以尽量合理的速度」付诸实现。他相信总理将不会拒绝这一建议。
但是，希特勒对此并不感到兴趣。他说，他再也没有什么信要带给张伯伦先生。现在一切要看捷克人了。他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他的要求。要是他们拒绝的话，他怒气冲冲地大叫道：「我就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继续发出这一威胁，显然极为得意。
即使对于好说话的威尔逊来说，这显然也太过分了。他站起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奉首相之命作下述声明：『如果法国为履行其条约义务而参加对德作战的话，联合王国将认为有义务支持法国。』」
「我只能表示已注意到这种态度，」希待勒火气很大地回答说，「这意味着，如果法国决定进攻德国的话，英国将感到也有义务进攻德国。」霍拉斯爵士回答说，他并没有这么说，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最后要看希特勒如何办来决定了。这时，希特勒已经把情绪酝酿到了火儿相当大的程度，他叫道：「要是法国和英国要打，就让他们打罢！我根本不在乎。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就在打仗了。」
从施密特关于会议的正式记录来看，威尔逊显然还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但是汉德逊大使劝他停下来。虽然如此，这位毫无经验的特使还是在会谈完了以后趁自己同元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向他谈了一句话，他向希特勒保证，「我将设法使那些捷克人头脑清楚一点」，后者表示他「对此表示欢迎」。也许，元首一定认为，还可以哄张伯伦再走几步，来让捷克人「头脑清楚一点」。总之，那天晚上，他就口授了一封措辞狡猾的信给首相。
写这封信是有充分理由的，柏林——还有别的地方——在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有许多情况已经改变了。
下午一点钟，威尔逊刚走不久，希特勒就发出了一个「绝密」的命令，命令由大约二十一个加强团，也就是七个师组成的突袭进攻部队，从训练地区进驻捷克边境的出击点。命令说：「他们必须在九月三十日准备好按照『绿色方案』行动，决定将在前一天中午十二时作出。」几小时以后，元首又下令作进一步的秘密动员。在当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有一项是又动员了五个师到西线。
但是即使希特勒一股劲儿进行军事行动，这一天之内还有许多事情使他感到犹豫不前。为了在群众中激起战争狂热，希特勒下令在黄昏时分乘几十万柏林人下班上街的时候在德国首都检阅一个摩托师。结果，至少对最高统帅说来是一场大失败。普通的柏林老百姓根本就不想听到战争。我那天晚上的日记记下了这一幕令人感到意外的景象。
我到了菩提树下大街，当时（军队的）队伍正转向威廉衔。我预料将看到一场盛大的示威。我想象着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一九一四年的情景，那时，就在这条街上，欢呼的人群向行进中的士兵投掷鲜花，少女们跑上去吻他们——但是今天，他们只顾急急走到地下铁道站，根本就不想看·稀稀落落站在人行道上的那几个人也是一声不响，完全沉默——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触目的反战示威。
在一个警察的怂恿下，我沿着威廉街走到总理广场。希特勒就站在总理府的阳台上检阅队伍。
——那里大约有二百来人，希特勒的脸色由阴沉而转为恼怒，很快就回到了屋里，让军队自己行进，根本不加检阅。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事情几乎重新燃起了我对德国人民的一点信心。他们是十足反对发动战争的。
在总理府内，还有更坏的消息——这是从国外来的。从布达佩斯来的消息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通知匈牙利政府，如果它进攻捷克的话，它们就将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这样战争就要扩大到巴尔干，而这却是希特勒所不愿见到的。
巴黎来的消息更严重。那里的德国武官打来一份不但是给外交部而且是给最高统帅部和参谋总部的「特急」电报，它报告说，法国的部分动员几乎不亚于总动员，「因此我估计，到下动员令以后的第六天，第一批六十五个师就可以在德国边境部署完毕」。希特勒明白，在这样大的兵力面前，德国人一共只有十二个师，其中半数是战斗力成问题的后备部队。不但如此，德国武官还报告说：「一旦德国采取战争行动——法军很可能立即从下阿尔萨斯和洛林向美因兹发动进攻。」
最后，这位德国军官报告柏林，意大利在法意边界上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牵制法国军队。那位豪迈的盟友墨索里尼看来是要在决定性的关头抛弃希特勒。
而且，美国总统和瑞典国王也突然横加干涉，就在前一大，九月二十六日，罗斯福向希特勒发出呼吁，请他协力维持和平。虽然希特勒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就给了他答复，说和平完全取决于捷克人。可是美国总统在当天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又发来了一份电报，建议各有关国家立即举行会议，并且暗示，如果爆发战争，全世界将视希特勒为戎首。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中曾证明是德国忠实朋友的瑞典国王，态度更为直率。这天下午，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给柏林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国王匆促召见了他，告诉他，如果希特勒不把十月一日的限期推迟十天的话，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爆发。德国是唯一要对此负责任的国家，而且，「从目前各个国家的组合情况看来」，同样不可避免地，德国一走要失败。在斯德哥尔摩冷静、中立的气氛下，这位精明的国王至少在估计军事形势方面要比柏林、伦敦和巴黎的政府首脑客观得多。
罗斯福总统，也许是因为必须考虑到美国人的心情，强调指出美国对战争不会干涉，甚至也不愿「在目前的谈判中」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他的两次和平呼吁就大大减少了力量。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汉斯·狄克霍夫因此认为必须在当天就发一个「特急」电报给柏林。他指出，如果希特勒最后诉诸武力而英国对此反对的话，他有理由假定「美国的全部法码都将投在英国这一边」。而且，这位通常在元首面前进言的时候总是十分胆怯的大使还加了一句，「我认为我有责任大大强调这一点」。他不想看见德国政府在估计美国的态度方面重犯它在一九一四年犯过的错误。
那末布拉格如何呢？那里是不是有了软化的迹象呢？这天晚上，德国武官土圣特上校给最高统帅部来了一个电报：「布拉格情况平静，最后的动员措施业已完成——征召入伍的兵员总数估计为一百万人，其中野战军占八十万人——」这个数目等于德国在东西两线所有有训练的兵员的总数。捷克人和法国人加在一起，兵力超过德国人一倍以上。
面对着这些事实与发展，而且无疑也充分考虑到威尔逊临走时的话和张伯伦的性格及其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希特勒在九月二十七日天刚黑就口授了一封信给张伯伦。应召前来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的施密特博士，感到这位独裁者似乎是「在要采取极端步骤」的时候缩了回去。那天晚上，英国政府已下令舰队动员，希特勒对此事是否知悉，无从证实。不过，雷德尔海军上将要求在晚上十点钟晋见元首，可能德国海军已经探悉英国的行动。英国的动员令是晚上八点钟下达，十一点三十八分公布的，关于这些，雷德尔可能都已在电话中报告了希特勒。不论怎么样，雷德尔到了以后，他所做的是请求元首不要打仗。
希特勒这时确实知道的是：布拉格毫无畏惧，巴黎在急速动员，伦敦态度转硬，他自己的人民漠然无动干中，他的将领坚决反对他，而他关于戈德斯堡建议的最后通碟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就要到期了。
他这封信措辞极妙，用意深沉，一字一句都算好了要打动张伯伦，信的语调是温和的，它否认希特勒的建议会「剥夺掉捷克斯洛伐克得以生存的一切保证」，否认他的军队到了分界线以后会继续前进。他打算同捷克人谈判细节。他打算「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部分以正式的保证」。捷克人所以坚持已见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英国和法国的援助下发动一场欧洲大战。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准备对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砰然关上大门。
（他最后说）我必须请你来判断，在这些事实面前，你是否认为应当继续努力——来破坏这种阴谋并且使布拉格政府在这个最后时候恢复理智。
希特勒的信是用急电拍给伦敦的，在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十点三十分到达张伯伦手中，首相刚刚过完了忙碌的一天。
这天下午刚回到伦敦的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带来了关于他同希特勒第二次会谈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起了刺激张伯伦和他的核心内阁采取行动的作用。他们决定了动员英国舰队，征召空军辅助队，并且宣布了紧急状态。在公园和广场上已经开始挖起防空壕来，伦敦学校里的儿童也开始疏散。首相还马上给布拉格的贝奈斯总统发出了一份电报，警告后者，他从柏林得到的消息「表明，如果到明天（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没有接受德国的条件的话，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但是张伯伦虽然尊敬地把消息通知了捷克人，却还是忍不住要在电文的最后一段教训他们：「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蹂躏，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不论做什么，都不能挽救你的国家和你的人民免于这种命运。不论世界大战的结果如何，都一定是这样。」
这样，张伯伦就不是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希特勒头上，而是把它成到了贝奈斯的头上。他在这里所提出的军事上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连德国的将军们都认为是胡说八道。不过，他最后还是加了一句，他不愿承担告诉捷克人该怎么办的责任。这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然而，难道真的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吗？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这一回，张伯伦可是努力要告诉捷克政府该怎么办了。他建议在十月一日接受德国人的某种有限度的军事占领——即占领处于捷军工事之外的埃格尔和阿舍——然后由德、捷、英三方联合组成一个边界委员会迅速确定其他应转交给德国人的地区。接着，首相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
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别无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损失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接原有疆界重建故国。
这样，捷克人受到了他们的朋友的警告（法国也参加这些最新的建议），就是说：即使他们和他们的盟邦在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也必须把苏台德区让给德国。含意十分明白：既然苏台德区终归不是你们的了，为什么还要冒险把欧洲投入战争？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首相就在晚上八点三十分向全国广播：
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
希特勒已经得到了「他实际上所要求的东西」。英国已经保证捷克人将接受这一要求，并且付诸实施。
我将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去作第三次访问，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有好处——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如果我们要打仗，也必须是为了比这更大的问题——我从灵魂深处来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对我说来无异于梦魇；但是，如果我看到任何国家执意要用武力的恐怖来统治世界的话，我将认为必须予以抵抗，因为在这种统治之下，信仰自由的人们将感到生活己失去价值。但是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进入战争以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我们所不惜冒险以争者确实是重大的问题。
按照惠勒一贝纳特的记载，英国大部分人在听了这一广播以后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认定英国和德国将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开战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那天深夜在唐宁街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
十点三十分，希特勒的信到了。这正是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
读了你的信以后，我确信你可以不必打仗，而且不用等待就会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已准备立刻亲自到柏林来同你和捷克政府的代表以及同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一起讨论有关移交的各项安排，我深信，我们能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将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首相还发了一份电报给墨索里尼，请他敦促元首接受这一计划，并且同意出席拟议中的会议。
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主意已经在首相心里酝酿相当久了。早在七月中，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就曾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他建议由德、意、英、法四大国来解决苏台德问题。但是英国外交部告诉大使和首相，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将很难排除其他国家参加。所谓「其他国家」指的就是同布拉格订有互助条约的俄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从戈德斯堡回来以后就深信希特勒决不会同意参加任何包括苏联在内的会议，他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首相本人也并不希望有苏联参加。虽然连英国最普通的人都明白，万一对德开战的话，苏联参加到西方一边来将有极大的价值，丘吉尔也曾一再向英国政府首脑指出这一点，但是，首相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我们所知，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以后，俄国曾建议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对付德国下一步侵略的问题，但是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尽管有莫斯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尽管直到当时利瓦伊诺夫还在声明俄国将信守这一保证，张伯伦却无意让苏联人来干涉他把苏台德区给希特勒为代价来维持和平的决心。
但是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他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把捷克人排除在会议之外的地步。而且就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布拉格方面拒绝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提出的要求以后，首相还曾召见了捷克驻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应当同意在「有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上进行谈判。第二天，捷克政府表示接受这一建议。现在，我们从张伯伦九月二十七日深夜给希特勒的电报中看到，他特别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应当参加拟议中的德、意、法、英会议。
被称为「黑色的星期三」的九月二十八日来临的时候，柏林、布拉格、伦敦和巴黎都惴惴不安，满怀重忧。战争看来是躲不过了。
「一场大战再也难以避免了」，这是约德尔在日记里记下来的戈林在这天早晨说的一句话。戈林还说：「战争可能要进行七年，而我们一定会胜利。」
在伦敦，挖防空壕，疏散学童，迁移医院，一切都在继续进行。在巴黎，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已经塞得满满的火车上挤，在城外的公路上，汽车挤得开都开不动。德国西部的景象也差不多。约德尔在那天上午的日记中记下了德国难民逃离边境地区的消息。下午两点，希特勒所定下的要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戈德斯堡建议的期限就要到了。然而布拉格并没有任何会接受这些建议的迹象。不过，别的迹象倒还有一些：威廉街的活动极为紧张，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大使发狂似地来而复去，去而复来。但是，一般群众，事实上还有德国的将领们，对此都是蒙在鼓里的。
对某几个将军，特别是对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来说，实现他们推翻希特勒的密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他们要这样来挽救自己的祖国，使它不致于投入一场他们认为注定要失败的欧洲大战。据幸存者后来的记述，整整九月一个月，密谋分子一直都在忙着筹划这件大事。
哈尔德将军同奥斯特上校以及后者的上司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卡纳里斯设法使哈尔德随时能知悉希特勒的政治行动和国外情报。我们上面已经知道，密谋分子曾把希特勒准备在九月底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心通知过英国，并且曾请求英国政府表明，英国将同法国一起以武力回击德国的侵略。几个月以来，负责柏林军区因而应提供大部分军队来实行政变的维茨勒本将军一直有所犹豫，因为他怀疑伦敦与巴黎已在暗中容许希特勒在东方自由行动，因而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参战——这种见解也是其他几个将军所共有的，也正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希望别人持有的。如果事实确是如此的话，那未照维茨勒本和哈尔德这样的将军们看来，推翻希特勒的计划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在第三帝国目前这个阶段，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想法除掉元首来避免一场德国在其中绝无取胜希望的欧洲大战。如果确实没有触发大战的危险，如果张伯伦打算满足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而不会打仗，那末他们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举行叛乱。
为了要让这些将军们确信法国和英国真的会打，奥斯特上校和吉斯维乌斯给哈尔德将军和冯·维茨勒本将军安排了同沙赫特会面。沙赫特因为曾为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筹款并且仍然留在内阁内而在军方享有根高的威信，除此而外，他还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沙赫特向他们担保，如果希特勒想以武力来对付捷克的话，英国是会打的。
九月十三日深夜，密谋分子之一埃里希·科尔特在德国外交部得到了张伯伦紧急提议「立即坐飞机前来」设法和平解决捷克危机的消息。这个消息在密谋分子中间引起了惊愕。他们本来估计希特勒在纽伦堡开完党大会以后就会在十四日回到柏林，并且，据科尔特说，计划在这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起事。然而，元首并没有回到首都，「相反，他到慕尼黑去了，而且在十四日又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在那里等候英国首相第二天来访。
密谋分子感到极度失望，理由有两层：第一，只有希特勒在柏林，他们的计划才能实行，由于纽伦堡大会己使捷克危机更为激化，他们认定他一定要立即回到首都。第二，虽然有几个密谋分子像英国人民一样，自安自慰地认为，张伯伦飞到伯希特斯加登去是为了警告希特勒在估计英国在德国发动侵略时会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点上不要重犯威廉二世在一九一四年的错误，但是科尔特是深悉底蕴的。科尔特曾见到张伯伦的紧急电报，上面明明说他想见希特勒是「为了要设法求得和平解决的办法」。不但如此，他还看到过他的哥哥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西奥多·科尔特发来的电报，报告说，首相准备大大满足希特勒对苏台德区的要求。
科尔特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计划的影响肯定是致命的。在英国首相要前来德国同希特勒讨论『世界和平』的时候，要举事推翻希特勒，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如此，据埃里希·科尔特说，到九月十五日晚间，也已参加密谋的保罗·施密特博士（我们知道，他是希特勒一张伯伦会谈中的唯一翻译者——也是唯一的目击者）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暗号」通知他，元首仍然执意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他已向张伯伦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希望会遭到拒绝」。这个情报使得密谋分子又振奋了起来。科尔特当晚就把它通知了奥斯特上校。后来的决定是，等希特勒一回到柏林就执行原计划。「不过最重要的是」，奥斯特说，「我们必须让这只鸟儿飞回到它在柏林的笼子里来。」这只鸟儿在戈德斯堡会谈完了以后，就在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回到它的「笼子」里来了。九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黑色的星期三」的早晨，希特勒在柏林已经呆了将近四天了。在九月二十六日，从他在体育馆那一场发作看来，他显然已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后路都绝了。九月二十七日，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从他那里回到伦敦的时候，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英国政府的反应是下令舰队动员，并且警告布拉格防范德国的突然进攻。我们也知道，希特勒在这一天还曾命令他的「进攻部队」进驻捷克边境的阵地，并且准备在九月三十日——即三天以后——「行动」。
密谋分子还在等什么呢，他们自己所规定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希特勒在柏林，他已决定打仗。他已选定在九月三十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离现在只有两天了。要就马上举事，要就坐失时机。
科尔特说，在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密谋分子选定了采取行动的日子：九月二十九日。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作证的时候以及在他写的书里都说，将军们——哈尔德与维茨勒本——在九月二十八日得到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向张伯伦「提出无礼要求」的「侮辱信」的一份抄本以后，决定立即行动。
那天（九月二十七日）深夜，奥斯特得到了这封「侮辱信」的一份抄本，九月二十八日早晨，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维茨勒本。维茨勒本又带着它去见哈尔德。现在，参谋总长终于得到了他所希望的、毫不含糊地证实希特勒并不是在虚声恫吓而硬是要发动战争的真凭实据了。哈尔德脸上滚下了愤怒的眼泪——维茨勒本坚持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他劝哈尔德去见勃劳希契。过了一会，哈尔德回来了，他说他带来了好消息：勃劳希契也生气了，很可能会参加起事。
但是，要不是这封信在转抄过程中有了改动，就是将军们误解了它的意思，因为，我们上面已看到，这封信在语调上实在是十分温和的，它充满了要「同捷克人谈判细节」并且「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部分以正式保证」的诺言，在建议张伯伦不妨继续努力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富有和解精神，因此英国首相在接读以后，立即打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召开大国会议来解决各项细节问题，并且同时致电墨索里尼请他也支持这一建议。
将军们对这最后一刻钟的姑息行为，显然毫无所知，但是，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可能微有所闻。据吉斯维乌斯说，维茨勒本从哈尔德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勃劳希契，告诉他一切均已就绪，请求他亲自领导起事，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置可否。他告诉哈尔德和维茨勒本说，他得先到元首的总理府去看一看，搞清楚将军们对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吉斯维乌斯说，维茨勒本接着就急急忙忙赶回他的司令部。
「吉斯维乌斯，」他兴奋地宣布，「时间已经到了！」
九月二十八日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德国外交部科尔特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齐亚诺从罗马打来了电话，要求立即同德国外交部长讲话。里宾特洛甫当时不在——他在总理府——因此那位意大利外相就要求把电话改接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德国人偷听了这次通话并且把它录了音。原来是墨索里尼，而不是他的女婿要讲话。
墨索里尼：我是领袖，听得清吗？
阿托利科：听得清。
墨索里尼：要求立即会见总理。告诉他，英国政府通过珀思勋爵要求我出面调停苏台德问题。双方分歧很小，告诉总理，我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他。他必须作出决定。不过，告诉他，我赞成接受这个建议。听清楚了吗？
阿托利科：听清楚了。
墨索里尼：快去！
当阿托利科大使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这是翻译员施密特博士注意到的）赶到总理府的时候，希特勒正同法国大使弗朗索瓦一庞赛在密谈。弗朗索瓦一庞赛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总理的。早一天深夜，执意要超出张伯伦一头的法国外交部长庞纳，曾打电话给他的驻柏林大使，指示他尽快去见希特勒，提出法国关于交出苏台德区的建议，其内容比英国建议还要慷慨得多。英国首相在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时向希特勒发出的建议还只是让希特勒在十月一日占领苏台德区的第一区——这不过是对一块被包围的领土的象征性占领——现在法国人竟然建议在十月一日交出三个大区，其中包括绝大部分双方意见有分歧的地区。
这是一项诱人的礼物，然而法国大使要把它送出去居然还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他在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打电话求见总理，到了十点钟还没有回音，于是他就派他的武官赶到参谋总部去把这个他还无法提出的建议通知德国的将军们。后来，他请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帮忙，这位随时乐意为任何可能——不论什么代价——防止战争的人效劳的英国大使马上给戈林元帅打了一个电话。戈林回答说，他将设法安排这一约会。事实上，汉德逊在设法给自己找一个见希特勒的机会，因为他奉到命令要向希特勒提出一封「首相亲自写的最后信件」，也就是张伯伦在前一天深夜写的信「，其中保证希特勒」不必打仗，不用等待「就能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并且建议召开大国会议来确定细节。
希特勒在上午十一点十五分接见了弗朗索瓦一庞赛，大使发现他神情甚为紧张不安。法国大使手里拿着一张仓猝画成的地图，上面标着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盟国法国现在准备拱手交给希特勒的大片捷克土地。他竭力劝说希特勒接受法国的建议，使欧洲得以避免一场大战。尽管里宾特洛甫作了否定的评论（据法国大使自称，对这些评论曾不客气地加以驳斥），希特勒听了倒是颇为动容——特别是，据施密特博士的观察，对大使提出的那张慷慨的地图颇感兴趣。
到十一点四十分，谈话突然被打断了，有人通报说，阿托利科带着墨索里尼给元首的紧急口信来了。希特勒带着施密特走出去欢迎那位气喘吁吁的意大利大使。
「我给你带来了领袖的紧急口信。」天生一副粗嗓子的阿托利科，隔着老远就嚷了起来。他转达完了以后，又加上一句说，墨索里尼要求元首不要下动员令。
据现在还活着的唯一见证人施密特说，就在这个时候作出了维持和平的决定。这时正当中午，离希特勒给捷克人的最后通牒所规定的限期只有两小时了。
「告诉领袖，」希特勒对阿托利科说，显然感到松了一口气，「我接受他的建议。」
高潮过去了，这一天余下来时间内所发生的事就只是尾声了，汉德逊继阿托利科和弗朗索瓦一庞赛之后来到了希特勒的面前。
「在我的伟大的朋友和盟友墨索里尼的请求下，」希特勒告诉汉德逊说，「我已经延迟二十四小时动员我的军队。」「他将在同墨索里尼再次商量之后再就诸如拟议中的大国会议等其他问题作出决定。
在此以后，柏林和罗马之间打了不少电话——施密特说两位法西斯独裁者还曾直接通过一次话。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以前几分钟，就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碟即将到期之际，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对英法意三国政府首脑匆匆发出了请帖，请他们在第二天中午到慕尼黑来与元首会同解决捷克问题。对布拉格和莫斯科没有发出请帖。希特勒不能容许与法国一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在受到德国进攻时维护其领土完整的俄国来插手干涉，至于捷克人，则甚至在被判决死刑的时候也不让他们参加。
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在回忆录中把在这一关键时刻挽回和平的功绩主要归于墨索里尼，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绝大部分写这一章欧洲史的历史学家的支持。然而这肯定是慷慨过度了。意大利是欧洲大国中最弱的一个，它的军事力量实在无足轻重，以致德国的将军们，就像他们的文件中所表明的那样，简直视之为一个笑柄。英国和法国是德国人心目中唯一要盘算的力量。然而，从一开头起就千方百计说服希特勒，要他相信可以不战而取得苏台德区的却正是英国首相。造成慕尼黑从而保持了整整十一个月和平的是张伯伦，而不是墨索里尼。对他自己的国家，对它的盟邦和朋友来说，这样一桩功绩所花的代价，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不过，不论这笔帐怎么算，按其后果来看，这种代价几乎是无可忍受的。
「黑色的星期三」二点五十五分，伦敦的天气似乎不像早晨那样黑暗阴冷了，英国首相就在这时开始向下院演说，他详尽地报告了捷克危机的经过以及他和他的政府为企图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按照他的说法，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然而已经有了好转，他说，墨索里尼已成功地使希待勒把动员令推迟了二十四小时。现在已是四点一刻了，张伯伦已讲了一个钟头又二十分钟，他的演说已将近结束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演说突然被打断了。坐在前排的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递给他一份文件，那是坐在贵族席上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传过来的。
不论尊贵的议员诸君对墨索里尼先生有什么看法，（张伯伦这时正在说）我相信人人部会欢迎他这种——维护和平的表示。
首相停了下来，看了一下文件，然后笑了。
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下院。我现在得到希特勒先生的通知，他请我明天早晨到慕尼黑去同他会面。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经接受了邀请，我毫不怀疑达拉第先生也将接受。我也没有必要说我的答复将如何了——确实已没有必要了。这所古老的议事堂，这个巴力门（议会）之母，以它悠久的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狂热掌声来回答首相的演说。欢呼狂叫响成一片，议事日程单扔得满场乱飞，许多人热泪纵横，在这番狂乱激动之中，大家听到一个超乎一切的声音，它表达了所有人的深切感情：「为我们的首相感谢上帝！」
捷克公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父的儿子扬·马萨里克从外交官席上皇卜采，看到这一幅景象，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到唐宁街拜会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想探明他那将作出全部牺牲的国家是否会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议。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它不会被邀请，希特勒不会赞成。马萨里克，眼睁睁地盯着这两个敬神畏天的英国绅士，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们在牺牲了我的国家后能够维持住世界和平的话，」他最后说，「我将是第一个向你们欢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么，两位先生，愿上帝拯救你们的灵魂！」
那些密谋分子，那些将军和文官，哈尔德将军、冯·维茨勒本将军、沙赫特、吉斯维乌斯、科尔特以及其他的人们，他们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中午前不久还曾相信（如维茨勒本所说）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又怎么样呢？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作简单的答案。不过，这些话都是事情过了很久，一切已成陈迹以后才说出来的，这时他们急于要向世人表白，他们多么反对希特勒和多么反对他那使德国在经过一场长期的流血的战争后归于完全毁灭的蠢剧。
全是尼维尔·张伯伦不好！他们都这样说。由于他同意参加慕尼黑会议，因而逼得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他们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计划！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进行了很久的纽伦堡审判临近尾声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受到了美国检察当局方面一位纽约青年律师山姆·哈里斯上尉的单独盘问。
（哈尔德说）原来的计划是，本着避免流血的精神，用军队占领总理府，占领为党员和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所把持的政府各官署，特别是各部，然后就在德国全国人民面前审判这一集团——到了这一天（九月二十八日），维茨勒本在中午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请我给他下执行的命令。我们讨论了其他的细节——诸如他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同意到希特勒这里来作进一步谈判的消息。维茨勒本当时在场。我因此收回了执行的命令，因为，由于发生了这一情况，采取行动的全部基础已经消失了——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但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扭转了——需要使用武力的时机避免掉了——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到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说，要是张伯伦不到慕尼黑来的话，你们的计划就会执行，而希恃勒早就会被推翻？」哈里斯上尉问他。「我只能说计划会执行，」哈尔德回答说，「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
在纽伦堡审讯中和在战后所写的书中显然夸大了自己在历次反希特勒密谋中的作用的沙赫特博士，也认为德国人所以没有实行九月二十八日的计划，罪在张伯伦：
从历史后来的发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由维茨勒本和我所策划的第一次政变的尝试是唯一真正能够扭转德国命运的一次尝试。它是唯一及时计划好并准备好了的一次尝试——在一九三八年秋天，仍然有可能指望把希特勒交什最高法院审判，但是以后历次想推翻他的努力，就都须设法搞掉他的生命才行了——我曾经及时地作好了发动一场政变的一切准备，而且差一点儿就大功告成。历史执意与我作对。外国政治家的干涉是我所不能事前估计在内的事情。
在纽伦堡审讯中在证人席上成为沙赫特最坚决的辩护士的吉斯维乌斯补充说：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张伯伦和达拉第飞到慕尼黑来了。我们的起事完蛋了。有几个钟头，我一直在设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起事。但是维茨勒本不久就告诉我，部队决不会反叛取得胜利的元首——张伯伦救了希特勒。
是不是他救了希特勒呢？还是说，这只是德国的文官和将军为他们没有及时行动找到的借口呢？
哈尔德在纽伦堡受讯问的时候，向哈里斯上尉解释说，进行「革命行动」要能够成功，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第二个条件是，人民群众愿意拥护革命的主张，第三个条件是，要正确选择时机。照我们看来，第一个条件所要求的清醒而坚决的领导是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我们认为也是具备的。因为——德国人民不要战争，因此，全国人民因为害怕战争是愿意同意革命行动的。第三个条件——正确选择时机——也很好，因为我们原来预料在四十八小时内就会得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因此，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
可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避免了。
人们大可怀疑哈尔德将军的第一个条件究竟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具备。因为，要是果真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的话，这些将军怎么会犹豫了四天之久呢？他们手里有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扫除掉的军事力量：维茨勒本在柏林城内外有整整一个军——第三军；勃洛克道夫一阿尔菲尔德在波茨坦附近有一个精锐的步兵师；霍夫纳在南边还有一个装甲师，此外在首都还有两名高级警官冯·赫尔道夫伯爵和冯·德·舒伦堡伯爵，他们掌握着很大一支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可为臂助。据密谋分子自己说，只要哈尔德一声令下，所有这些军官就可以以压倒的兵力应声行动，而被希特勒将挑起战争一事吓得要命的柏林老百姓会——就作者本人亲身体会所能判断而言——自动地起来支持这一政变。
要是张伯伦不同意到慕尼黑来的话，哈尔德和维茨勒本到底会不会行动，是一个永远不能有多少把握来回答的问题。这些将军当时所以想推翻希特勒，只是为了避免一场肯定要失败的战争，而不是为了结束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与暴政。考虑到他们这个具体态度，那末要是没有慕尼黑会议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采取行动了。然而，到底这个密谋是否确已准备得十分充分，武装部队是否确已枕戈待命，而哈尔德与维茨勒本是否确实差一点儿就要下令行动，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材料足以证实这一切。我们只有几个密谋参加者的一面之词，他们在战后都急于表白自己多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自辩之词往往是相互矛盾而且混淆不清的。「如果，像这些密谋分子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曾经如箭在弦上的话，那末，张伯伦宣布愿去慕尼黑的消息肯定是拆了他们的台。在人人都能看到希特勒不用战争就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这些将军确实很难把他逮捕并且把他当作战争罪犯来审判。
在这一切不能肯定的情况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里必须承认沙赫特博士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对于想推翻希特勒、迅速结束第三帝国、挽救德国和世界免于战争的德国反对派来说，这样的天赐良机是一去不返了。如果可以一概而论的话，那末可以说，把自己的无能倭过于外国人，正是德国人的弱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达拉第和庞纳，对慕尼黑从而也对此后一切灾难性的结局所负的责任是超乎一切的。但是，他们没有十分认真地看待德国内部有一批将军和文官准备「谋反」的消息，这却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批人中大部分直到当时都还在以他们极大的才干为希特勒尽忠效力，张伯伦等，至少是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某些顾问，也许还会回忆起最近的德国历史上的一些阴暗事实：正是军队，它帮助这个前奥地利下士取得了政权；正是军队，因为希特勒给了它以重新武装的机会而满怀欢喜；军队也显然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摧毁；而且，军队对它的自己人施莱彻尔将军之被暗杀，自己的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之被卑鄙诬陷以致兔职也都不吭一声；就在最近，军队还支持了对奥地利的并吞，事实上还提供了武装力量助其实现。不论伦敦和巴黎的那些主要的绥靖姑息主义者头上可以加上什么样的罪责，而且尽管这种罪责无疑极大，事实仍然是，德国的将军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文官共谋者错过了大好时机，没有能毅然采取行动。
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十二点三十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巴洛克式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黯后室里开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大街上遭到啤酒馆政变失败惨剧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那天一清早，他就到前德奥边境上的库夫施坦因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刻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齐亚诺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此外，终有一口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表示同意。
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事实上，我们这些在慕尼黑同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有接触的人中间，有许多人都越来越看清楚，张伯伦到慕尼黑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让捷克人，甚至也不让法国人，阻碍他同希特勒迅速达成协议。「至于达拉第，他整整一天都像是晕头转向地那样跟着跑，根本不需要提防他，然而业已下定决心的首相还是不放心。会谈是十二点四十五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据在场负责德、法，英三种文字翻译工作的那位不知疲劳的译员施密特博士的观察，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汉德逊大使后来回忆说，」他们在会谈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热「。没有人当主席，整个进程都是很随便的。根据战后发现的德国人的记录来看，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如下的开幕发言以后，他们还要拼命地迎合他：
他在体育馆演说里声明，他无论如何都要在十月一日进军。他得到答复说，这一行动将具有暴力行动的性质。因此需要使这一行动不具有这种性质。虽然如此，仍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会议在墨索里尼发言时接触到了实质问题。他是第三个发言的（达拉第被留在最后）。他说，「为了提供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的来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我相信，张伯伦到死都不知道，从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的回忆录来看，他们两个人也是蒙在鼓里。事实上，在这两位独裁者不得善终以后很久才真相大白。意大利领袖当作他自己的折中方案拿出来骗人的东西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背着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草拟出来的，因为他们三人不相信他的判断。戈林把它拿去给希特勒看，希特勒说可以。于是马上就由施密特博士赶译成法文，送给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阿托利科把它全文用电话传到罗马，那位意大利独裁者在要上火车赴慕尼黑之前刚刚收到。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协议的基本条款，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柏林制造出的德国建议。建议的措辞同希特勒被拒绝的戈德斯堡要求极为相似，因此，上面这一事实本来似乎应当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达拉第和张伯：伦或者现在随他们来开会的英法驻德大使来说，却并不是如此。据德国人的记录说，法国总理「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说它是本着客观和现实的精神提出来的」，英国首相「也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并且宣称他本人也想到过一个同这个建议相似的解决办法」。至于汉德逊大使，据他以后写的书说，他认为墨索里尼「巧妙地结合了希特勒的建议和英法建议而作为他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弗朗索瓦一庞赛大使的印象是，与会者是根据「由霍拉斯·威尔逊起草的」一项英国备忘录在进行工作。这些不惜一切代价一心只想姑息的英法政治家与外交家真是容易欺骗啊！
既然「意大利」建议受到全体与会者这样热烈的欢迎，剩下的就只有少数细节还要推敲了，也许本来就不意外，过去是生意人出身而且曾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人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希特勒（据弗朗索瓦一庞赛说，他因为不能像墨索里尼那样听得懂用英、法文进行的谈话，看起来脸色不大好而且心情也颇为烦恼）激动地回答说，根本不给什么赔偿。首相反对规定捷克人在迁出苏台德区时，甚至不能带走他们的牲畜（这原来是戈德斯堡建议的一条），他说：「难道这是说，农民要被逐出，而他们的牲畜倒要被留下吗？」这时，希特勒冒火了：「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对张伯伦嚷了起来。首相就此再也不提这回事了。
他开头确也曾坚持应当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话来说，「随叫随到」。他说，「如果没有来自捷克政府的保证的话，他的国家当然不能担保这一地区（指苏台德）能在十月十日（这是墨索里尼建议的日子）撤退完毕」。达拉第给了他不怎么热心的支持。他说，法国政府「绝不容许捷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拖延」，不过，他认为「在必要时能供咨询的捷克代表如能出席，是有好处的」。
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让。他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达拉第驯顺地退让了，但是张伯伦最后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大家同意，像首相所建议的那样，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那天下午会议上果然来了两个捷克代表，一个是捷克驻柏林公使伏伊特赫·马斯特尼，一个是布拉格外交部来的休伯特·马萨里克博士，他们被冷淡地带进了隔壁一个房间里。他们在那里冷冷清清地从下午二点一直等到下午七点，最后，天终于打他们头上坍下来了。就在七点钟的时候，曾参加伦西曼代表团而现在又跟张伯伦当随员的弗朗克·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跑过来向他们宣布了坏消息。已经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不过他还不能告诉他们细节，总之，它要比法英建议「苛刻」得多。马萨里克问他能不能让捷克人陈述意见，据这位捷克代表后来向政府报告说，这个英国人的答复是「我似乎太不了解大国的处境多么困难，而且我简直不懂得同希特勒谈判多么难办」。晚上十点，这两个郁郁不乐的捷克人给带去见首相忠实的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代表张伯伦把四国协议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给他们一张捷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区的地图。当两个捷克使者想提出抗议的时候，那位英国外交官打断了他们的话头，他说，他没有话要说了，接着就马上离开了房间。两个捷克人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希东一格瓦特金也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地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说得更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他们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虽然这话必然使两位捷克使者十分伤心，但说的却是老实话。九月三十日凌晨刚敲过一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就顺这个次序在慕尼黑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协议规定德国军队将如元首过去一再预言的那样，在十月一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十月十日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希特勒已经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没有得到的东西了。
现在还剩下一件痛苦的——至少对牺牲者来说是痛苦的——事情要办，那就是通知捷克人该在什么时候放弃什么东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这一部分仪式不感兴趣，接着就退席了，任务于是就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盟邦法国和英国的头上。马萨里克在对捷克外交部的正式报告中，对这个场面有十分生动的叙述：
凌晨一点三十分，我们被带到举行会议的大厅。在场的有张伯伦先生、达拉第先生、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莱若先生（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希东一格瓦特金先生、马斯特尼博士和我。气氛是令人窒息的，判决马上就要宣布了。法国人显然十分紧张，看来还竭力想在法庭面前保持法国的成信。张伯伦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介绍了协议的内容，并且把协议的文本交给了马斯特尼博士——
捷克人开始问了几个问题，但是张伯伦先生不停地打呵欠，一点也不想掩饰他的倦怠，我问达拉第和莱若两位先生，他们是否希望我国政府对这个协议作一项答复或者发表一项声明。可以看得出来，达拉第先生的神情十分紧张，莱若先生回答说四位政治家没有多少时间。然后他以一种故作随便的态度急急忙忙接着说，并不要求我们作答复，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已被接受，我国政府必须在这一天，至迟到下午三点钟，派代表到柏林去参加国际委员会的会议，最后还说，捷克斯洛伐克要派出的军官应当在星期六到柏林，去商定第一个地区撤退工作的细则。他说，空气已开始变得对全世界都危险了。
他对我们讲话的态度称得上是够生硬的了。这还是一个法国人——张伯伦先生一点也不想掩饰他的困倦，他们给了我们另一张略有改正的地图。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话就说完了，我们可以走了。
我还记得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夜里，希特勒在开完会以后趾高气扬地走下元首府宽阔的台阶时眼睛里闪耀出的那种胜利的光芒，还记得穿着那特制的民兵制服的墨索里尼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还记得张伯伦打呵欠的样子和回到摄政宫饭店的时候那副睡意盎然的模样。
至于达拉第，（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被打败而且完全垮了的人。他到摄政宫饭店同张伯伦道别——有人问他，或者说刚开始问他：「总理先生，你对这个协定满意吗？」他转过身来，口里似乎要说什么，然而他这时已精疲力尽，因此话没有出口就一声不响踉踉跄跄地推门出去了。
张伯伦同希特勒会谈世界和平问题还没有完。第二天（九月三十日）早晨，他经过几小时的睡眠，精神已经恢复过来了，心里也（四百一十九）为前一天劳累的成绩沾沾自喜，他又到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去看希特勒，想同他进一步讨论欧洲的局势，并且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一点他显然认为会加强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的小小让步。
据给这次意料不到的会面当翻译而且是唯一的见证人的施密特博士说，希特勒这天显得脸色苍白，情绪阴郁。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位精力过人的英国政府首脑表示，相信德国在「实施慕尼黑协议方面会采取大度包容的态度」，并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人不会「不讲理到制造什么困难」的程度，而如果他们造成了什么困难的话，希望希特勒不会轰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损失」。这些话还只是张伯伦所要说的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的开端。要不是施密特把它记录在德国外交部的正式报告上的话，即使张伯伦在前一天夜里已经对德国独裁者作了那样下贱的投降，人们也简直不能想象这番话会出自一个英国首相之口。就是在今天，人们在读这个缴获文件的时候也很不容易相信。
不过，这位英国领袖的开场白还只是后文的前言。在那位脾气不好的德国独裁者听来，张伯伦的话想必都不过是滔滔不绝的空话。他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意大利的「志愿军」正在为佛朗哥赢得胜利），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俄国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和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议和英德海军协议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据施密特在正式报告中说，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施密特的印象是元首本来「有几分勉强——只是为了让张伯伦高兴」才同意的，而张伯伦，据他接着说，「对元首表示热烈感谢——再三强调他预料这一文件将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如几个德国和意大利秘密档案很久以后所透露出来的那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将「并肩」对英国作战。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也识不破在希特勒那阴郁的心底里已经又有许多别的东西在酝酿着了。
张伯伦胜利地回到了伦敦——达拉第也同样地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首相挥舞着他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来迎接拥到唐宁街来的大群人们。他们向他高喊「好佯的尼维尔」！还对他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张伯伦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十号三楼的阳台上向他们讲了几句话。「我的好朋友们，」他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
《泰晤士报》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居然有一个自发的运动来筹集一笔「全国感恩基金」来向张伯伦致敬，不过，他谦虚地拒绝了。只有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一个人因此辞职，在继之而来的下院辩论中，当时仍是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那篇值得纪念的发言中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然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暴风雨般的抗议声平息以后才能接着讲下去。
布拉格的情绪当然大相径庭。九月三十日清晨六点二十分，德国代办就把捷克外交部长克罗夫塔博士从床上叫起来，交给他慕尼黑协定的文本和一份要捷克斯洛伐克派两名代表参加「国际委员会」下午五点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邀请书。这个国际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的。
贝奈斯总统整个上午都在赫拉德欣宫中同政界与军界的领袖会商。对他来说，除了屈服而外，别无其他出路。英国和法国不但抛弃了他的国家，而且如果他拒绝慕尼黑条件的话，它们还将支持希特勒使用武力。下午十二点五十分，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为此发表的官方公报说，它是带着「对全世界提出的抗议」投降的。新任总理西罗维将军在下午五点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广播中愤懑地解释说：「我们被抛弃了，我们是孤独的。」
一直到最后，英国和法国都还在对被它们诱骗、出卖的国家施加压力。这一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见了克罗夫塔博士，想确实弄清楚捷克人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起而反对投降。德国代办汉克博士在发给柏林的一份电报里描述了这个场面。
法国公使想对克罗夫塔说些安慰的话，然而被外交部长打断了：「我们是被迫落到这种地步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今天轮到的是我们，明天轮到的就是别人了。」英国公使期期艾艾地踉上去说张伯伦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也得到了像法国公使得到的一样的答复。外交部长已经是一个完全垮了的人。他暗示只有一个愿望：三位公使赶快离开。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的要求下于十月五日辞职，后来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险，就飞到英国，开始度流亡生涯。他所遗下的总统职务由西罗维将军暂代。十一月三十日，国民议会选举心地善良然而性格软弱的六六衰翁、最高法院院长艾米尔·哈查为残存的捷克一斯洛伐克的总统，从这时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
凡是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忘了给德国的东西，都由所谓「国际委员会」一一交出了。这个草草组成的委员会由意、英、法三国驻柏林大使、捷克驻柏林公使和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男爵组成。每一次德国人多要土地时，委员会就总是按照他们的愿望来解决问题，不止一次是在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扬言要用武力的威胁下这么做的。最后，委员会在十月十三日表决通过取消慕尼黑协议关于要在有争议地区举行公民投票的规定。这一套已经用不着了。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扬言要对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像食尸的饿鹰一样，乘虚而入，分得了一片土地。在以后十二个月中即将成为本书下章主角的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的要求下，波兰得到了特青周围大约六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居住着二十二．八万居民，其中倒有十三．三万是捷克人。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十一月二日给匈牙利分配了一块大一点的土地，共有七千五百平方英里，上面住着五十万马扎尔人和二十七，二万斯洛伐克人。除此而外，柏林还逼着这个肢体残缺、防务荡然的国家成立一个显然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亲德政府。人人都了然，从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只是在第三帝国领袖的鼻息之下苟延残喘而已。
根据慕尼黑协议，希特勒得到了他在戈德斯堡所要求的一切，而「国际委员会」又在他的威胁之下拱手奉上更多的东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最后解决，强迫捷克斯洛代克割与德国一．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二百八十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八十万捷克人。在这个地区之内有着大量的捷克工事，它们构成了在当时来说是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可能除外。
这还不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道、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在被肢解以后丧失了六十六％的煤，八十％的褐煤，八十六％的化学工业，八十％的水泥工业，八十％的纺织工业，七十％的钢铁工业，七十％的电力工业，四十％的木材工业。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繁荣的工业国仅仅在一夜之间就被瓜分豆剖而破产萧条了。
无怪乎约德尔在慕尼黑协定签字那天晚上那样兴高采烈写他的日记了。慕尼黑条约已经签字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国家力量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元首的英明睿断，由于他那甚至世界大战都决不回避的决心，我们再一次不用武力就取得了胜利。现在希望的是，那些怀疑成性、意志薄弱而犹豫观望的人也许已经转变过来了，并且希望他们今后这样保持下去。
许多犹豫观望的人转变了，至于少数没有转变的人就陷入了绝望之中。像贝克，哈尔德、维茨勒本这样的将军和他们的谋士们再一次证明是错了。希特勒得到了他要求得到的东西，他不发一枪就完成了又一次伟大的征服。他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没有一个像作者那样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到过德国的人能够忘记德国人民的狂喜，他们因为战争业已避免而如释重负。他们对希特勒的兵不血刃的胜利感到得意洋洋，这不但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而且是对英国和法国的胜利。他们告诉你，在短短六个月之内，希特勒征服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给第三帝国平添了一○○○万人口和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为德国称霸东南欧打开了大门。而赢得这样的丰功伟绩竟不曾牺牲一个德国人的性命！他以德国历史上所罕见的天才人物的本能，不但看穿了那些中欧小国的弱点，而且看穿了西方两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的弱点，逼得它们向他的意志屈服。他发明了一套可以称为政治战的新的战略战术，而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政治战已经使得真刀真枪的战争成为不必要了。
在仅仅四年有半的时间内，这个出身微贱的人已经使一个在政治上一片混乱、在军事上解除武装、在经济上接近崩溃的德国，欧洲大国中这个最孱弱的大国，一跃而被认为是旧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所有其他的国家，甚至英国和法国，都在它的面前发抖，在这个令人目眩的跃进过程中，没有一个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阻挡过它的进路，即使在它们有力量这样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的胆量，事实是，在他取得了最大的胜利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还曲意予以支持。而且想必使希特勒自己也最感诧异的，也肯定使贝克将军、哈塞尔以及参加他们那小小的反对派的一伙人莫名其妙的，是主宰着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那些人（元首在慕尼黑会议后有一次在背后轻蔑地管他们叫「小蛆虫」）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由于他们对这位纳粹领袖的每一步侵略行动都不加回击而造成的后果。
在英国，似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人比他十月五日在下院的演说里把慕尼黑的后果说得更明白的了。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之中。到多瑙河的门户——到黑海的门户已经洞开了。所有中欧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它不过是开始——
然而，丘吉尔并不是在朝之身，他的话并没有受人注意。
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的投降是有必要的吗？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在虚声恫吓吗？
说来矛盾的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所有战后还活下来的接近希特勒的将军都一致认为，要是没有慕尼黑的话，希特勒就会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还认为，不论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会出现什么样暂时的犹豫，英国、法国和俄国最后都一定会参战。而对这一段历史说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的将军们一致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将打败仗，而且败得很快。支持张伯伦和达拉第的人——他们在当时占绝大多数——说，慕尼黑妥协挽救了西方，慕尼黑妥协不但使西方免于战争，而且使西方免于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因而也保全了伦敦和巴黎，使它们没有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这种论调至少就后两点来说，受到了最有资格作判断的德国将军们，特别是最接近希特勒而且从头至尾最狂热的支持他的德国将军们的有力的驳斥。
后一类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凯特尔将军，他是最高统帅部长官，又是经常随侍在希特勒身边的宠臣。在纽伦堡审讯时，当间到德国将领对慕尼黑妥协的反应是什么时，他回答说：
我们特别高兴，因为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要用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工事的装备是不够的，从纯军事的观点看，我们缺少能突破边境工事的手段。盟国的军事专家总是估计德国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捷克斯洛伐克，然而凯特尔的证词却说情况并非如此。除此而外，还必须加上后来成为德国最杰出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冯·曼施坦因元帅的证词。当他在纽伦堡（不像凯特尔和约德尔那样，他没有受到可能判处死罪的起诉）就慕尼黑事件时期的德国实力作证时说明当时的情况说：
如果战争爆发，无论是我国的西部边境还是我国的波兰边境，都无法有效防守，而且不论怎么说都毫无疑问的是，只要捷克人起而自卫，我们就会被他们的工事所栏阻，因为我们没有突破它的手段。
那位最高统帅部的「智囊」约德尔，在纽伦堡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要以五个作战师和七个后备师的兵力在还只是一个施工现场的西线工事来挡住一百个法国师的进攻，是完全谈不上的，这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确实像这些德国将军承认的那样，希特勒的军队缺乏突破捷克防线的手段，而且要在西线抵挡占压倒优势的法国兵力，德国又确实处在一种「军事上不可能的」形势，不但如此，像我们前面所知道的那样，在将领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陆军参谋总长都在准备推翻元首以躲避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既然如此，那末，为什么法国和英国的参谋总部居然会不知道？还是说，他们毕竟是知道的呢？如果他们确实知道的话，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首脑又怎么能在慕尼黑被逼到牺牲自己那么多的根本利益的地步呢？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碰到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的慕尼黑时代的一个谜。甚至对军事问题素来关心的丘吉尔来说，在他卷帙浩繁的回忆录中，也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不能想象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和两国政府会不知道德国陆军参谋总部反对欧洲大战。因为，上面已经说过，柏林的密谋分子在八月和九月之间至少曾通过四条线把这一点告诉了英国人。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连张伯伦本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到九月初，巴黎和伦敦决不能不知道贝克将军的辞职，也决不能不知道德国陆军中威信最高、能力最强的领袖的抗命对部队的影响。
当时在柏林的人一般都承认，英国和法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是做得相当好的。简直难以相信，伦敦和巴黎的军事首脑人物会不知道德国陆军与空军的显著的弱点以及它们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事实。法国陆军参谋总长甘未林将军——就算他天性谨慎达到极点也罢——掌握着将近一百个师，到底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对付不了德国人摆在西线的五个正规师和七个后备师而不能摧枯拉朽，长驱直入到德国去呢？
总的说来，据甘末林后来自己说，他并没有多少怀疑。九月十二日，就在希特勒在纽伦堡大会闭幕会议上大发雷霆对捷克斯洛伐克百般威胁的那一天，这位法军统帅曾经向达拉第保证，如果战争爆发的话，「西方民主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和平条件」。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达拉第说明他所以如此乐观的理由。九月二十六日，正当捷克危机在戈德斯堡会议以后处于最高潮的那一天，随法国政府领导人同赴伦敦的甘未林又向张伯伦重申了他的保证，并且具体分析了军事形势，想不但给英国的首相而且也给自己那位动摇的总理打气。他在这一方面显然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就在达拉第飞赴慕尼黑前夕，甘末林又向他简括地说明了在苏台德区问题上要作出领土让步时可以不致危及法国安全的最大限度，主要的捷克要塞，还有铁路干线，某些战略性的支线和主要的国防工业，决不能给德国。除此而外，他还说，决不能让德国人切断摩拉维亚山峡。要是在法德交战时捷克斯洛伐克能对法国有什么用处的话，这些都是不错的意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达拉第不是能照此行事的人。
在慕尼黑时代，人们说得极多的是，张伯伦投降的理由之一是害怕伦敦将被德国的轰炸所毁灭，毫无疑问，法国人也是一想到他们美丽的首都会从空中被炸毁就胆战心惊的。但是据现在所弄明白的德国空军在当时的实力看来，伦敦人和巴黎人，同他们的首相和总理一样，是惊慌过度了。德国的空军已同陆军一样用来集中于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了，因此也就同陆军一样不可能在西线进行严重的战斗。即使德国人能匀得出那么几架飞机去空袭伦敦和巴黎的话，也很可怀疑它们能不能到达目的地。英国和法国战斗机的防御力量尽管很弱，德国人也并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来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就算他们有战斗机，它们的基地也大远了。
也有人，特别是弗朗索瓦一庞赛和汉德逊这两位大使，认为慕尼黑妥协给了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一年的时间，使它们能在整军方面赶上德国。事实证明，这种论点不过是谎言。正如丘吉尔所说，而且也为盟国方面一切严谨的军事历史学家所同意的那样，「号称因慕尼黑妥协而『得到』的一年喘息时间，使英国和法国同德国对比起来处于比慕尼黑危机时期坏得多的地位」。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德国方面一年以后所有的军事计划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以后发生的事变，当然又消除了任何怀疑。
现在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德国秘密档案和德国人战后自己的亲口供认，回过头再来看这一段历史，就可以作出在慕尼黑时代所无法作出的下面这样一个总结。
德国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没有能力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英国作战，更不用提再加上一个俄国了。要是它打的话，它将很快、很容易地被打败，那也就会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要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德国陆军的干预而避免了一场欧洲大战的话，希特勒就可能被哈尔德和维茨勒本以及他们的同党所推翻，他们将在他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之际按照预定计划把他逮捕。
希特勒公开吹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将在十月一日进军苏台德区，因此就给自己堵死了退路，弄得自己下不了台。他已处在贝克将军所早已预见到的「无法维持」的地位。要是他在作了这一番斩钉截铁的威胁和宣言之后自己又退了回来的话，他就存在不了多久，独裁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他的独裁政治尤其是如此。对他来说，后退，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端困难的，要是他想后退的话，那末，他在欧洲，在本国人民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将领当中，势必威信扫地，其结果就将置他于死地。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要什么就给什么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之行，还有最后那一次决定命运的慕尼黑之行，挽救了希特勒，使他有了下台的梯子，把他在欧洲、在德国、在军队中的威信，提高到几个星期以前还无法想象的程度，这一切也把第三帝国同西方民主国家和俄国相抗衡的力量提高到无可估量的程度。
对法国来说，慕尼黑是一场大灾祸。实在不懂的是，为什么巴黎当时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如果德国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法国的军队决不及德国军队的半数以上，因为德国的人口几乎比它多一倍；法国的军火主产能力也比德国为小；由于这两个原因，法国煞费苦心地在东欧即在德国——还有意大利——的侧翼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潜力也抵得上一个大国。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三十五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国军队失去这支力量无异乎失去一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信誓有什么信任呢？同法国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能听到的答复是：价值不大。这些首都现在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尚未太晚的时候，同纳粹征服者做一笔尽可能不赔本的买卖。
莫斯科虽然没有发生争先恐后的忙乱，但是也引起了一些活动。虽然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都有军事同盟，法国政府却径自同德国和英国打交道而一声不吭就把苏联排除在慕尼黑会议之外。这一手是斯大林决不能忘怀的，而两个西方民主国家也为此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十月三日，也就是慕尼黑会议以后四天，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瓦尔纳·冯·提伯尔斯克希向柏林报告了慕尼黑事件对苏联政策的「后果」。他认为斯大林将由此「得出结论」；他肯定苏联将「重新考虑它的外交政策」，将对它的盟邦法国不那么友好，而对德国的态度将「更加积极」。事实上，这位德国外交官认为「目前的局势给德国与苏联间缔结新的更广泛的经济协议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在德国秘密档案中，这是第一次提到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风向要转了，不论这时的风势如何微弱，用不了一年，它就会产生重大的后果。尽管希特勒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也尽管他不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给了西方民主国家以难堪的屈辱，希特勒对慕尼黑妥协的结果还是感到失望。沙赫特曾听见他在回柏林途上对他的党卫队警卫人员嚷着说：「那个家伙（指张伯伦）破坏了我进入布拉格的计划！」这是他心里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自从前一年的十一月五日他对他的将领们第一次讲过这种打算以后，这也是他一再向他们说到过的东西。当时他就向他们说明，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东方大规模夺取生存空间和在西方同法国在军事上一决雌雄的前奏。他在九月二十日曾对匈牙利总理说过，最好的事情还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这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所担心的「危险」就是捷克人会向他的全部要求屈服。「
现在，张伯伦先生拿着他那把名闻天下的雨伞来到慕尼黑，逼着捷克人接受了他的全部要求，这样就剥夺了他进行军事征服的机会。从材料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就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后一桩曲折的心事。他后来曾向他的将领们吐露，「从最初起，我就明白，我不能以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土地为满足，这只是一种部分的解决办法」。
在慕尼黑事件以后没有几天，这位德国独裁者就开始把实现全面解决的计划付诸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