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快结束的时候，由于我的职务从报纸报导改为广播报导，所以我的驻足点便从柏林转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是我在十年前还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时候的旧游之地。虽然在今后的决定性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仍将在德国度过，但是我的报导整个欧洲大陆的新任务，却使我有机会高瞻远瞩，相当全面地来观察第三帝国，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发生前和发生时把我安排在成为侵略对象的那些邻国里。在那些日子里，我仆仆往返于德国和当时正好是希特勒发泄怒火对象的那个国家之间，因而对现在要加以叙述的事件有了亲身的经历。这些事件无情地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虽然我们亲自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但是我们对它们如何会发生的真相却知道得非常之少。阴谋诡计、背信弃义、事关命运的决定、优柔寡断的时刻、主要当事人的戏剧性的遭遇——所有这些决定时局发展的情况，都是在表面的掩饰下秘密发生的，瞒过了外国外交官、记者和间谍的窥伺的眼睛，因此许多年来，其中大部分情况除了少数当事人外，公众仍然不知道。
我们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档案的出现和剧中尚存的主要演员的作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当时不能自由地叙述他们的经历，有许多人陷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因此，下文中所叙述的情况，主要是根据一九四五年以来所搜集的大量事实。但是，叙述这样一段历史的人在发生一些主要危机和转折点时刻亲身在场，或许是有些用处的。例如，在奥地利停止存在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十二日那个值得记忆的夜里，我正好在维也纳。
维也纳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来得和蔼可亲，更会享受当时那样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个多月以来，这个多瑶河畔充满了巴洛克式建筑的美丽的首都却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之中。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博士后来把二月十二日到三月十一日之间这段时期称为「痛苦的四个星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奥德协议的秘密附件中，许士尼格对奥地利纳粹党作了影响深远的让步。自从那时以来，希特勒的驻维也纳特别大使弗朗兹·冯·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坏奥地利的独立和促使它跟纳粹德国合并。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他打了一个长篇报告给元首，叙述他的工作的进展情况。一年后他又向元首打了报告，这一回强调说，「只有使联邦总理（许士尼格）受到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强大的压力，才能够获得进一步的进展」。他的建议，虽然几乎是多余的，却很快就照办了，而且其十足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整个一九三七年中，奥地利纳粹分子在柏林的资助和唆使下，已经加紧了恐怖活动。奥地利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发生爆炸事件。在山区省份里，纳粹党人大规模的而且常常是暴乱的示威，削弱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抄获的一些计划表明，纳粹凶徒们准备像杀害许士尼格的前任一样干掉他。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奥地利警察搜查了一个叫做七人委员会的团体在维也纳建立的办公处。当初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促成纳粹分子和奥地利政府之间的和解，但实际上成了非法的纳粹地下组织的中央机构。警察在那里发现了由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将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发动公开反叛，如果许士尼格企图镇压的话，德军将开入奥地利来防止「日耳曼人内部流血」。据巴本说，其中的一个档案要当地的纳粹分子谋杀他本人或者他的武官莫夫中将，以便为德国的干涉制造借口。
如果说殷勤巴结的巴本知道了根据柏林的党领袖们的命令他又一次成为纳粹暴徒们的暗杀对象以后感到不快的话，那末二月四日晚上打到维也纳德国公使馆来的一个电话也使他感到难受。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从柏林总理府的电话上通知他说，他在奥地利的特别使命已经告终了，也就是说，他已同弗立契、牛赖特和别的好几个人一起被免职了。
巴本后来回忆说，「我几乎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冷静下来以后认识到：希特勒既已清除了牛赖特、弗立契和勃洛姆堡，他显然已决定要在奥地利采取更为剧烈的行动。事实上，巴本冷静下来以后，决定做「一些对一个外交人员来说是不寻常的事情」——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他决定把他和希特勒的全部通讯文件储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弄清楚是瑞士。他说，「第三帝国的一些毁谤运动，我是太熟悉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毁谤运动曾经几乎使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间送掉了性命。
巴本的解职也是对许士尼格的一个警告。他并不充分信任这个态度殷勤的前骑兵军官，但是他很快就看出，希特勒派这个狡猾的大使来，除了来跟他捣乱以外，一定还有更坏的主意，这位大使至少像他一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是个绅士。在过去几个月中，欧洲的外交发展情况对奥地利并不有利。自从罗马一柏林轴心建立后，墨索里尼更靠近希特勒了，对维护这个小国的独立也不像在陶尔斐斯被暗杀时那样关切了。当时墨索里尼曾赶紧派遣四师部队到勃伦纳山口去威吓德国元首。在张伯伦领导下新近采取姑息希特勒政策的英国，以及受到严重的内部政争牵制的法国，最近都没有表示有多大兴趣要保卫奥地利独立，如果希特勒动手的话。而现在，同巴本一起，德国军队和外交部里过去曾对希特勒的巨大野心起着一些抑制影响的保守领袖也都去了职。许士尼格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但是，在他的限度以内，也还是个聪敏人，而且消息很灵通，对他的日益恶化的处境并不抱什么幻想。正如他在纳粹杀害陶尔斐斯后曾经感到过的一样，现在又是进一步姑息这位德国独裁者的时候了。
巴本虽然已被解职，却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决不是一个挨了一记耳光而怀恨的人，如果这记耳光是上级打的。在被免职后的第二天，他就匆忙地赶到希特勒那里去「了解一下情况」。二月五日在伯希特斯加登，他发现元首由于跟将军们进行了斗争而「精疲力竭和心不在焉」。但是，希特勒恢复精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这位被免职的使节很快就使他对一个建议发生了兴趣，这个建议是两星期前他们两个人在柏林商谈时曾向他提出过的：为什么不同许士尼格亲自解决一下？为什么不请他到伯希特斯加登来亲自谈一谈？希特勒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意思，顾不得他才把巴本免了职，就命令巴本回到维也纳去安排这次会谈。
许士尼格立即答应了，但是，他的地位虽然是软弱的，却仍提出了一些条件，他必须预先知道希特勒希望讨论的是什么具体问题；他必须预先得到保证：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签订的协定将保持不变。在这个协定中，德国答应尊重奥地利独立和不干涉奥地利内政。此外，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必须重申两国将继续遵守一九三六年的协议。这是因为许士尼格不愿存到虎穴里去播虎须的侥幸之心。巴本赶紧回到上萨尔斯堡去和希特勒会商。他回来时带来了元首的保证：一九三六年的协议将保持不变，元首只是想讨论自从这个协议签订以来「继续存在的那些误会和分歧」。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位奥地利总理的要求，但是他说他对答复表示满意。会谈定在二月十二日上午举行。二月十一日晚上，许士尼格由他的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特陪同，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乘专车前往萨尔斯堡，次日上午乘汽车越过边界到希特勒的山庄去，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决定命运之行。
巴本到边界上来迎接奥地利客人，而且，许士尼格觉得，在这个结霜的冬天早晨的空气中，巴本似乎「心境极为愉快」。巴本叫他的客人们放心，说希特勒这天情绪极佳。接着来了第一个警告。巴本和蔼他说，元首希望许士尼格博士对三位将军偶然也在伯希特斯加登不要介意，他们是新任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指挥驻在巴伐利亚－奥地利边界军队的莱希蹈和主管该地区空军的斯比埃尔。
巴本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客人时说，这是「一个似乎不大合他们胃口的消息」。而据许士尼格的回忆，他告诉这位大使说，他不会介意，特别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作不了多大的主」。许士尼格是一个那稣会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开始警戒起来。
即使如此，他也没有防到会有后来发生的结果。希特勒穿着冲锋队褐色制服的上衣，黑裤子，旁边站着三位将军，在别墅的台阶上欢迎这位奥地利总理和他的随员。许士尼格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然而拘泥于形式的欢迎。一会儿以后，他就单独跟这位德国独裁者在二楼的一间宽大的书斋里了。从这个房间的一些无格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气象雄伟、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以及山的那一边的奥地利——宾主两人的诞生地。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承认，四十一岁的库特·冯·许士尼格是一个礼貌周全的老派奥地利人。在会谈开始的时候，他自然先来一阵彬彬有礼的寒暄，说几句关于壮丽的风景、当天的好天气诸如此类的话，恭维这个房间无疑是举行过许多次重大会议的场所。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打断了他：「我们不是到这皇来谈风景和天气的。」然后风暴就爆发了。据这位奥地利总理后来作证说，以后的两小时「会谈多少是单方面的」。
（希特勒生气他说）你尽量避免采取一种友好的政策——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没有好一些。这种历史性的矛盾现象早已必须告终，现在是时候了。许士尼格先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下定决心要使这一切告终。德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它解决它的边界问题的话，没有人会出来反对的。
态度温文的奥地利总理对希特勒的发作感到震惊，不过他仍力图保持和解态度而又坚持立场。他说，关于奥地利在德国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他和主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奥地利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希特勒：完全等于零。我告诉你，完全等于零，在整个历史中，每个民族主义的思想都被奥地利破坏了；而且一点不假，所有这种破坏都是哈布斯堡王室和天主教会的主要活动。许士尼格：然而，总理先生，奥地利有许多贡献是不能同德国文化的总的成就分开的。例如像又多芬这样一个人——
希特勒：哦——贝多芬？让我告诉你吧，贝多芬是在下莱因兰出生的。
许士尼洛：然而，奥地利是他卜居的地方，许多别的人也是如此——希特勒：也许是这样。我再一次告诉你，事情不能照这样继续下去。我负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将由我来完成，这是因为上帝注定了要我这样做——凡是不赞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毁——我选择了任何德国人都没有采取过的最困难的道路；我已获得了德国厉之上最伟大的成就，比任何德国人都伟大。而且不是靠武力手段，我告诉你。我是满怀着对我的人民的热爱的——
许士尼格：总理先生，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这种谈话以后，许士尼格要求他的对手把不满意的地方一件件都说出来。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清除障碍，以便达成更好的谅解，只要这是可能的」。
希特勒：这是你说的，许士尼格先生。但是我告诉你，我要设法解决所谓奥地利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他然后说了一大篇不满奥地利在边境构筑工事对付德国的话，许士尼格否认有这种事。希特勒：听着，你当真以为你可以在奥地利移动一块石头而我在第二天不会知道吗？——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功夫你们的全部可笑的防务就将被炸得粉碎。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种行动意味着流血。在军队之后，我的冲锋队和奥地利军团就会开进去，没有人能制止他们的正当报复——甚至我也不能制止。
在这些威胁以后，希特勒要许士尼格（老是无礼地不按外交礼貌称呼他的职衔而直呼其名）注意到奥地利的孤立的和毫无办法的处境。
希特勒：片刻也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使我放弃我的决定。意大利？我同墨索里尼是一致的——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法国？
他说，法国本可以在莱因兰制止德国，「那么我就不得不后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太迟了」。
最后：希特勒：许士尼格先生，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谈成条件的机会。要是我们现在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事情就无法挽回了——考虑考虑吧，许士尼格先生，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只能等到今天下午——
许士尼格问道，德国总理的条件倒底是什么呢？
希特勒说：「我们可以在今天下午谈这个。」
午餐时，许士尼格多少有些意外地注意到，希特勒显得「兴致极好」。
老是由他一个人说话，他谈的是马和房屋。他将建造世界上还没有看见过的最高的摩天楼。他对许大尼格说：「美国人将看到，德国在建造比美国更大和更好的大厦。」至于忧心忡忡的奥地利总理，巴本发觉他显得「心事重重」。他本是一个连续不断抽烟的人，在希特勒面前他却不能抽烟。但是在隔壁房间里喝过咖啡后，希特勒就欠身表示失陪，退了出去，于是许士尼格才有机会第一次过一过烟瘾。他也才有机会告诉他的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希特勒对奥德历史的歪曲看法，我们在早先几章里就已经看到，是他年轻时在林嗣和维也纳前形成的，显然一直未变。
特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消息很快就变得更坏了。
这两个奥地利人在小小的休息室里等了两小时后，才给带进去跟新任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巴本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们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两页「协议」草案，并且说这是希特勒的最后要求，元首不允许对这个协议草案加以讨论。他们必须立即签字。许士尼格后来说，他由于至少已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反而感到安心了。但是在他细看了这个文件后，他的安心之感立即化为乌有。因为这里是德国的一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要他在一星期内把奥地利政府交给纳粹分子。
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要取消，所有监禁着的纳粹分子统统都要释放，要由亲纳粹的维也纳律师赛斯一英夸特博士担任内政部长，他要有主管警察和保安事务的权力。要委任另一个亲纳粹的人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瑞为国防部长，要通过若干措施，包括有步骤地交换一百名军官，来使奥地利军队和德国军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其中最后的要求写道，「要作好准备，使奥地利纳入德国经济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要委任菲许包克博士（一个亲纳粹分子）为财政部长」。
据许士尼格后来写道，他立即认识到接受这个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奥地利独立的告终。
里宾特洛甫劝告我立即接受这些要求。我表示反对，向他提到我在到伯希特斯加登来以前跟冯·巴本作好的约定，并向里宾特洛甫表明，我不是准备来听取这么不合理的要求的——
但是许士尼格准备接受它们吗？他不是准备来听取它们这一点，即使像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个蠢货也显然是知道的。问题是：他愿意签字接受它们吗？在这个困难的决定性时刻，年轻的奥地利总理开始软下来了。据他自己的记载说，他泄气地问道，「我们是否能指望德国的诚意，德国政府是否至少打算在这次交易中守信不贰」。他说他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时巴本来对他下功夫了。这位滑头的大使承认在他看到这个最后通牒时也感到「凉奇」。它是一种「对奥地利主权的没有道理的干预」。许士尼格说，巴本向他道歉，并表示对这些条件「完全感到意外」。虽然如此，他却劝奥地利总理签字接受这些条件。
他还又才我说，我可以放心，如果我签了字井同意了这些要求的话，希特勒一定会使德国今后继续忠于这个协议并且不会再给奥地利带来麻烦。
从上面这些话（最后一段是纽伦堡的宣誓证词中提出的）可以看出，许士尼格不仅软化下来了，而且天真得有点胡涂了。
他还有一个最后的抵抗机会。他再度被带去见希特勒。他发现元首正在书斋里激动地来回踱着步。
希特勒：许士尼格先生——这儿是文件的草案。其中没有什么可以讨沦的。我不会改变其中的一点点，你必须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在三天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要下令向奥地利进军。
许士尼格屈服了，他告诉希特勒说，他愿意签字。但是他提醒他说，根据奥地利宪法，只有共和国的总统才有法律上的权力来接受这样一个协议和予以实施。因此，虽然他愿意吁请总统接受，他却不能担保。
希特勒叫着说道：「你必须担保！」
许士尼格说，他回答说：「总理先生，我可不能担保。」
（许士尼格后来说）听了这个答复，希特勒似乎失去了他的自制能力。他跑到门边去，打开门叫道：「凯特尔将军！」然后又转身过来对我说：「我回头再来叫你。」
这完全是恫吓，这位被纠缠苦了的奥地利总理大概并不知道这完全是恫吓，虽然他一整天都被提醒有这些将军在那里。巴本说，凯特尔后来说起，他闻声赶忙跑进去请示命令，希特勒却对他咧嘴笑着。希特勒笑着说：「没有命令，我只是要你来这里。」
但是在元首书斋外面等待着的许士尼格和施密特博士却上了当。施密特低声说，如果他们两人在以后五分钟内被逮捕起来，他也不会感到意外。三十分钟后许士尼格再度被带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说）我已决定改变我的主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但是我警告你，这是你真正的最后机会了。我再宽限你三天的时间来实施这个协议。
这就是这位德国独裁者让步的程度，虽然最后草案的措词多少温和了些，但是，正如许士尼格后来作证时所说，所作的更动是无关紧要的。许士尼格签了字。这是奥地利的死刑执行令。
人们在胁迫下的行为视他们的性格而有所不同，商且常常是令人费解的。许士尼格虽然比较年轻，却是经历过无情的政治动荡的老手，曾经眼看他的前任遭到纳粹分子的暗杀。他是个勇敢的人，这是很少人会怀疑的。然而，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在武装进攻的可怕威胁下向希侍勒屈服了，这在他的同胞们以及这个决定命运的时期的观察家和历史学者之间留下了一团未解决的疑云，屈服是否必要？是否没有别的出路了？鉴于英国和法国后来面临希特勒侵略时的表现，如果还有谁说，假如希特勒当时进军奥地利的话，英国和法国可能会来帮助奥地利，那未免失之轻率。但是直到那时为止，希特勒还未曾越出过德国边界，他也没有使他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为这种肆意侵略行为作好心理准备。德国军队本身也差不多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可以对付法国和英国的干涉。在几个星期后，由于伯希特斯加登「协议」的结果，奥地利将被当地的纳粹分子和德国的阴谋诡计弄得软弱不堪，使希特勒可以冒比在二月十一日少得多的外国干涉的风险就攫取它。许士尼格本人承认，据他后来所说，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只能」。意味着「奥地利政府的独立的完全告终」。
或许他是因为受到严峻的考验而弄得有点晕头转向。在枪口下签掉了他的国家的独立以后，他竞跟希特勒进行了一番奇异的交谈，其内容他后来记载在他的书里。他问，「总理先生是否认为目前世界上的各种危机可以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元首信口回答说可以——「如果听从我的意见的话」。于是许士尼格说（显然毫无讥嘲的意思），「当前的世界局势看来是颇有希望的，你说是不县」？
在这样一个时刻说这样的话，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就是这个被打败了的奥地利总理说他自己说过的话。希待勒还有一个羞辱要给他尝尝。当许士尼格建议在他们的会谈公报中提一提他们的讨论重新肯定了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协定时，希特勒喊道：「那不行！首先你得履行我们协议的条件。报上登的将是：『今天元首兼国家总理同奥地利联邦总理在伯格霍夫举行了会谈。』仅此而已。」
在婉辞了元首的共进晚餐的邀请后，许士尼格和施密特驱车下山到萨尔斯堡去。这是一个灰蒙蒙的多雾的冬天夜晚。无处不在的巴本陪同他们一直到边界，对他所谓的「难堪的沉默」多少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忍不住要想鼓舞起他的奥地利朋友们的兴致来。
他向他们大声说道：「啊，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元首有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下一回我敢说会有所不同。你们知道，元首也可以是非常可亲的。」
希特勒要许士尼格在四天之内，即到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为止，给他一个将实现这个最后通牒的「有约束力的答复」，另外又宽限三天，即到二月十八日为止，来履行这个最后通牒中的具体条件。许士尼格在二月十二日上午回到维也纳，立即去见米克拉斯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是一个辛辛苦苦工作然而才能平庸的人，维也纳人说他生平的主要成就是生了一大窝子女。但是他身上具有一种农民的朴实性格，作为一个为国服务将满五十二年的官员，在遇到这个危机时，他将比任何别的奥地利人表现出更多的大无畏精神。他愿意向希特勒作某些让步，如释放奥地利纳粹分子之类，但是他不同意让赛斯一英夸特主管警察和陆军。巴本及时地在二月十四日晚上向柏林报告了这种情况。他说许士尼格希望「在明天以前使总统放弃反对」。
在这天晚上七点三十分，希特勒批准了凯特尔将军所拟订的对奥地利施加军事压力的命令。
散布并无其事但是听起来很可信的消息，使人听了必然认为对奥地利在进行军事准备。事实上，许士尼格才离开伯希特斯加登，德国元首就在开始采取虚拟的军事行动，以便使奥地利总理能按照叫他做的那样去做。约德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切情况。
二月十三日下午凯（特尔）将军要卡（纳里斯）海将和我到他的寓所去。他告诉我们说，元首的命令是，由虚拟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军事压力要保持到十五日。拟订了关于这些措施的建议，在电话上报告给元首并请他批准。
二月十四日效果是迅速而有力的。在奥地利，已经造成了德国正在进行认真军事准备的印象。约德尔将军没有夸大。在武装侵入的威胁下，米克拉斯总统屈服了。在宽限的最后一天即二月十五日，许士尼格正式通知冯·巴本大使说，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商定的协议将在二月十八日以前实施。二月十六日，奥地利政府宣布了对纳粹分子的大赦，那些在杀害陶尔斐斯案中定罪的纳粹分子也被释放，并且公布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被任命为公安部长。第二天，这个纳粹部长就赶到柏林去见希特勒，接受他的命令。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头一个吉斯林，是一个样子讨人喜欢的聪明的维也纳青年律师。他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就具有强烈的欲望，要看到奥地利跟德国结合在一起。在战后的头几年中，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思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停战后的第一天，维也纳临时国民议会刚刚推翻了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和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也声明「日耳曼人的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想这样来实现德奥合并，胜利的协约国不同意这样做，而到希特勒上台的一九三三年时，没有疑问，大多数奥地利人都是反对他们这个小国跟纳粹德国结合起来的。但是在赛斯一英夸特看来，正如他后来在纽伦堡受审时所说的，纳粹分子是坚定地主张德奥合并的，因此他支持他们。他没有参加纳粹党，而且也没有参加该党的暴行。他为奥地利纳粹分子充当了一个体面的门面人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协定以后，他被任命为国务参事，他在巴本和其他德国官员及特务分子的帮助下，竭力从内部进行破坏。奇怪的是，许士尼格和米克拉斯差不多一直到底似乎都是信任他的。米克拉斯跟许士尼格一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后来承认，他是由于看到赛斯是「一个赴教堂做礼拜从不缺席的人」而对他产生好印象的。这个人笃信天主教，像许士尼格一样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提罗尔禁卫步兵团里服过役，还受过重伤——这些似乎就是这位奥地利总理信任他的基础。不幸的是，许士尼格有一个致命弱点，不能从更为切实而重要的方面来判断一个人。或许他认为他可以干脆用贿赂来使他的纳粹新部长就范。他在他的书里曾讲到一年前一笔五百美元的贿赂在赛斯一英夸特身上所发生的神奇效果，当时赛斯一英夸特扬言要辞去参事之职，后来由于接受了这区区的数目而又收回辞呈了。但是许士尼格很快就会知道，希特勒有更大的赏赐来诱惑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律师。
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了大家等待已久的演说，这是由于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和他自己对奥地利的阴谋而从一月三十日拖延下来的。这位元首热烈地谈到许士尼格的「谅解」以及促成奥德密切了解的「诚意」，这番假话使张伯伦首相印象很深刻。但是，他又发出了一个警告，对于这个警告，尽管伦敦方面怎么粗心而没有注意到，维也纳，还有布拉格，都是不会不注意到的。
有一千多万日耳曼人住在同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有一件事情是决不能有什么怀疑的。不能由于政治上同德国分开而使权利——那就是自决的一般权利——也遭到剥夺。一个世界大国不能忍受它的旁边的同种族弟兄因为对整个民族、它的命运和它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表示同情或者一致而经常遭受到最厉害的折磨。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我们之界上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的职责。
这是直率而公开的通知：今后希特勒认为，七百万奥地利人和三百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国的事情。
许士尼格在四天后，二月二十四日，向奥地利联邦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答复了希特勒。这个议会的议员们，像德国国会的议员们一样，也是由一党独裁政权所一手挑选的。许土尼格虽然对德国采取了和解态度，但是他强调说，奥地利已经让步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并且说『到此为止不能再退』」的极限了。他说，奥地利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独立的，他在结束演说时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红一白一红（奥地利国旗颜色），誓死效忠！」（这句话在德文也是成韵的。）
许士尼格在战后写道，「二月二十四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他焦急地等待着德国元首对他的反抗演说的反应。巴本在第二天打电报给柏林，叫外交部不要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篇演说。他说，许士尼格表现了他的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为了挽救他在国内的地位；由于他在伯希特斯加登作了让步，维也纳有人阴谋要推翻他。同时，巴本告诉柏林说，「赛斯－英夸特的工作——正在按计划取得进展」。第二天巴本正式向奥地利总理辞行而到基茨布尔去滑雪去了。他在奥地利进行了多年阴险的工作就要得到收获了。
希特勒二月二十日的演说，曾由奥地利广播电台转播，在奥地利各地引起了一连串大规模的纳粹示威运动。在二月二十四日广播许士尼格的答复之际，在格拉茨有两万名纳粹党暴徒闯入了该市镇的广场，拆下了扩音器，卸下了奥地利国旗而升上了德国的※字旗。由于是赛斯一英夸特主管警察，当然没有作什么努力来制止纳粹的骚扰。许士尼格的政府在垮下来。不仅政治上发生了混乱，经济上也开始发生混乱。银行里有大批外国户头和本国人民提款。外国商行担心出事，纷纷向维也纳取消定货。外国游客原来是奥地利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也被吓跑了。托斯卡尼尼从纽约打电报来说，「由于奥地利的政治局势」而取消在萨尔斯堡音乐节的演出，这个音乐节每年夏天要吸引几万游客。局势变得如此之绝望，以致于被放逐的哈布斯堡王室太子奥托，竟从比利时的家里写了封信来，据许士尼格后来透露，他请求许士尼格看在前帝国军队军官的效忠誓言的份上委任他为总理，如果许士尼格认为这样一种步骤也许能挽救奥地利的话。
许士尼格急了，只得去求助于奥地利工人，他们的自由工会和政党社会民主党，是在陶尔斐斯一九三四年野蛮地把它们击垮后继续由他加以镇压的。这些人占奥地利选民的四十二％，如果在过去四年中的任何时候，这位总理能够把他的眼光放开到超出他自己的天主教一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狭隘范围以外，争取他们这些人的支持来组成一个温和的、反纳粹的民主联合政权的话，那末人数比较少的纳粹分子本来是可以很容易地对付的。但是许士尼格没有这样的气魄来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尽管他为人正直规矩，但是他也像欧洲的某些其他人一样。看不惯西方民主，非常喜欢极权的一党专政。
社会民主党人走出了工厂和监狱——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最近同纳粹党人一起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三月四日全体一致响应了总理的号召。他们说，他们不究既往，仍然愿意帮助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总理已经许给纳粹党的那一点东西：拥有他们自己的政党和宣传他们自己的原则的权利。许士尼格同意了，但是已经太晚了。
三月三日，消息老是很灵通的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道：「奥地利问题就要到最后关头了。一百名军官要派到德国来，元首要亲自接见他们，他们的任务不是使奥地利武装部队能对我们更好地作战，而是要使他们根本不打。」
在这个决定性关头，许士尼格决定再采取一个最后的豁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是自从二月分最后那几天纳粹分子开始在各省接掌政权以来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的。他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要问奥地利人民，他们是否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的、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是或否」？（他后来写道）我觉得作出明确的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双手给上了铐，等待着，等到几星期后再被封住了口，这样似乎是不负责任的。现在的赌博需要作最后的超人努力。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后不久，许士尼格就把希特勒的威胁告诉了奥地利的保护者墨索里尼。他立即得到这位意大利领袖的答复，说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态度不变。现在在三月七日，他打发驻罗马的武官去见墨索里尼说，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大概将不得不举行公民投票」。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答复说，这是一个错误——「C『eunerrore！」他劝许士尼格仍旧照以前那样做去，事情在好转；罗马和伦敦之间关系即将缓和，而这将大大有助于减轻压力。这是许士尼格从墨索里尼那里听到的最后的话了。
三月九日晚上，许士尼格在因斯布鲁克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布，将于四天后——三月十三日星期日那天——举行公民投票。这个意外的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约德尔三月十日的日记描述了柏林的初步反应：
许士尼格出人意外地而且没有跟他的部长们商量就下令在三月十三日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元首决不容忍这件事。当天晚上，就是三月九－十日的夜间，他把戈林叫了来。冯·莱希瑙将军也从开罗奥林匹克委员会召了回来。还命令冯·舒伯柠将军（在奥地利边界上的慕尼黑军区的司令）和（奥地利）部长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玲前来，后者——在巴拉丁那特——里宾特洛甫正留在伦敦。牛赖特接管了外交部。
第二天，三月十日星期四，柏林忙碌异常。希特勒已决定要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他的将军们无疑对此感到极为意外。如果要用武力阻止许士尼格在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陆军必须在星期六以前开入奥地利，然而却没有这样匆促进军的准备计划。希特勒要凯特尔在上午十时去见他，但是这位将军在赶忙去见希特勒之前先同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马克斯·冯·维巴恩将军会商了一番。富于智谋的约德尔记起了奥托特别方案，那是拟定出来对付哈布斯堡王室的奥托在奥地利复辟的企图的。既然这是当时存在的用军事行动来对付奥地利的唯一计划，希特勒决定只好用它。他下命令：「准备奥扎方案。」
凯特尔赶紧回班德勒街的最高统帅部去和参谋总长贝克将军会商。当他要求了解奥托方案的详情时，贝克回答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都没有」。于是贝克也被召到总理府去。他拉住了正要离开柏林去担任一个师部职务的冯·曼施坦因将军，跟他一同驱车去见希恃勒。希特勒对他们说，陆军必须准备好在星期六以前进军奥地利。这两位将军都没有对这种武装侵略的建议提出反对。他们只是担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临时把军事行动准备就绪有困难。曼施坦因回到班德勒街去着手拟定必要的命令，在下午六时，即五小时内完成了他的工作。据约德尔的日记说，在下午六点三十分，向陆军三个军和空军下达了动员令。第二天，三月十一日上午二时，希特勒发布了关于奥托军事行动方案的第一号指令。他匆忙得连名字都忘记签，直到下午一时才补上了签字。
绝密
一、如果其他措施不成功的话，我打算用武装部队侵入奥地利，以建立法治的条件和防止对亲德国的人民的进一步暴行。
二、整个军事行动将由我自己指导——
四、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必须准备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入侵，至迟不得晚于十二点钟——
五、军队的表现必须使人觉得，我们不愿意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发动战争——因此，要避免任何挑衅行为。但是，如果遇到抵抗，则必须用武力予以无情摧毁——
几小时以后，约德尔代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发布了补充的「绝密」命令：
一、如果在奥地利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或者民兵部队，要把他们认为是具有敌意的。
二、意大利人则在任何地方都须当作朋友对待，特别是因为墨索里尼已经说他对解决奥地利问题不感兴趣。
希特勒一直在担心墨索里尼。三月十日下午他已决定了军事入侵后。立即打发黑森亲王菲利普坐了专机带着一封信去见意大利领袖（所署日期为三月十一日），信中把希特勒所筹划的行动告诉他，并请这位意大利独裁者谅解。这封信集谎言之大成，完全歪曲了他如何对待许士尼格以及关于奥地利的情况，他竭力使这位意大利领袖相信，奥地利的情况「正接近于无政府状态」。这封信开头完全是一派哄人的胡言，以致于后来在德国公布时希特勒把开头的话删去了。他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阴谋使哈布斯堡王室复辟，并准备「以至少两千万人的巨大力量来打击德国」。他然后扼要地叙述了他对许士尼格的要求，并竭力使墨索里尼相信，这些要求「简直是温和之至的」。他又说到许士尼格未能实现这些要求，还谈到要举行「一次所谓公民投票」的那场「玩笑」。
从我作为德国元首兼总理的职责和作为这块土地的儿子的职责出发，我不能再在这些事态发展面前继续无所作为了。
我现在已决心恢复我祖国的法律和秩序，并使人民能够以明白无误的公开的方式，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不论这次公民投票将以什么方式进行，我现在愿意庄严地向阁下，法西斯意大利的领袖，保证：
一、认为这个步骤只是一种民族自卫的步骤，因此是任何有骨气的人都会同样采取的一种行为，如果他是处在我的地位的话。阁下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的，如果意大利人的命运发生危险的话————
二、在意大利的一个决定性关头，我曾经向您证明了我的同情的坚定性。请相信以后在这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三、不论即将发生的事情产生什么后果，我已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边界线，现在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也划了一道同样明确的边界线。它就是勃伦纳——
你的永远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许士尼格博士没有注意第三帝国边界上正在进行的紧张的入侵准备，三月十日晚上他去睡觉了。据他后来作证时说，他深信这次公民投票将会是奥地利的一次成功，纳粹分子「将不会成为克服不了的障碍」。说真的，那天晚上赛斯一英夸特博士还曾向他保证，他将支持这次公民投票，甚至将广播一篇赞成这次公民投票的演说。
在三月十一日星期五早晨五点半，这位奥地利总理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所惊醒。打电话来的是奥地利警察局长斯库布尔博士。他说，德国人已经封闭了萨尔斯堡地方的边界。两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已经中断了。传说德国军队正在奥地利边界集中。
六点十五分，许士尼格在前往鲍尔豪斯广场他的办公室途中，决定先到圣斯蒂芬大教堂去一趟。教堂里，在朦胧的晨曦中，正在作早弥撒，他不安地坐在座位上，想到警察局长报告的不祥消息。他后来追述，「我不能十分确定，这种消息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它会带来某种变化」。他凝视着圣母玛利亚像前面燃烧着的蜡烛，偷偷地向四面望望，然后画个十字，就像无数维也纳人在过去困难的时候在这个像面前所做的那样。
在总理府里，一切都很平静；甚至没有奥地利驻国外外交人员在这一夜发来过什么令人不安的电报。他打电话给警察总局，要求警察在内城和政府建筑物四周布置警戒线，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还召集了他的内阁同事们。只有赛斯一英夸特没有来。许士尼格到处都找不到他。实际上这位纳粹部长正在维也纳机场。巴本在头天晚上接到命令要赶回柏林，在上午六时乘专机启程，赛斯一英夸特在给他送行。现在这位第一号吉斯林正在等待着第二号——格拉斯－霍尔斯特瑙，他像赛斯一样也是许士尼格内阁的一个部长，而且也像赛斯一样在干卖国的勾当。他将从柏林来，带着希特勒指示他们该怎么对付这次公民投票的命令。
命令是要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两位先生在上午十时及时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许士尼格，还说希特勒非常生气。许士尼格在同米克拉斯总统、内阁同事们和斯库布尔博士磋商了几小时后，同意了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位警察局长很不得已地告诉他说，由于警察中大量地混入了按照伯希特斯加登最后通牒而复职的纳粹分子，所以政府不再能依靠他们了。另一方面，许士尼格肯定地认为，陆军和爱国阵线——奥地利执政的极权主义政党——的民兵是愿意战斗的。但是在这个决定性关头，许士尼格决定不对希特勒进行抵抗，如果抵抗要流日耳曼人的血的话。希特勒是很愿意流血的，但是许士尼格一想到这种可能前途就不寒而栗。他后来说，事实上，对这个问题，他早已打定主意了。
下午二时，他召见了赛斯一英夸特，告诉他要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位温文尔雅的犹大立即打电话到柏林去通知戈林。但是按照纳粹的方式，软化的对手作了一个让步后必须很快逼他继续作出另一个让步。戈林和希特勒当即增加赌注。关于其中的详细经过，关于所使用的威胁和欺骗手段，说来很有讽刺意味，竟是由戈林自己的Forschungsamt（「研究所」）把详尽细节记录了下来。它记下了在三月十一日下午二点四十五分开始的二十七次从元帅办公室打出来的电话的交谈内容。这些文件是战后在德国空军部发现的，奥地利的命运在以后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中怎样为柏林打出来的电话所决定，这个记录是很说明问题的。在赛斯下午二点四十五分第一次打电话给戈林时，这位元帅告诉他说，光是许士尼格取消公民投票是不够的，他在同希特勒商量后再回他电话。他在三点五分回了电话。他命令说，许士尼格必须辞职，而且必须在两小时内任命赛斯一英夸特为总理。戈林然后又叫赛斯「照约定的那样打电报给元首」。这是第一次提到一个要在以后几小时的整个疯狂事件中突然出现的电报，这个电报将被用来作为幌子，使希特勒可以向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外交部把他的侵略说成是正当的。
原来那天下午从柏林来到维也纳代理巴本的职务的希特勒驻奥地利特别代表威廉·凯普勒，给赛斯一英夸特看了该由后者打给元首的电报的草槁。电报要求派遣德国军队到奥地利来镇压骚乱。赛斯在纽伦堡的宣誓供词中说，他拒绝打这样一个电报，因为并没有骚乱发生。凯普勒坚持说，必须这样做。他匆忙地赶到奥地利总理府，厚颜无耻地在那里跟赛斯和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瑙一起设立了一个临时办公室。许士尼格在这个决定性关头为什么容许这些外人和卖国贼硬闯进来，公然在奥地利政府的办公楼中窃据要津，这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他确实让他们这样做了。后来他说，当时总理府看来「像个乱哄哄的蜂房」。赛斯一英夸特和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瑞在一边「接见朝臣」，「在他们周围忙碌地进出着奇奇怪怪的人」；但是这位弄得莫名其妙的彬彬有礼的总理显然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撵他们出去。
他已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的压力屈服并且自己辞职。在他还在和赛斯关起门来密谈的时候，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墨索里尼，但是这位意大利领袖不能马上来接电话，于是几分钟后许士尼格挂断了这个电话。他认定，要求墨索里尼帮助「等于浪费时间」。甚至奥地利的这个自负的保护者，也在患难之际抛弃了它。几分钟后，当许士尼格要设法说服米克拉斯总统同意他辞职的时候，外交部送来了一个信息：「意大利政府说，在目前情况下它不能提供什么意见，如果要求它提供意见的话。」
威廉·米克拉斯总统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是一个顽固的、正直的人。他勉强地接受了许士尼格的辞呈，但是他拒绝让赛斯一英夸特继任。他说，「这是完全办不到的。我们决不会被吓倒」。他叫许士尼格通知德国人，拒绝接受他们的最后通牒。
赛斯一英夸特很快地在下午五点三十分把这件事报告给戈林。
赛斯一英夸特：总统已接受了（许士尼格的）辞呈——我提出要他把总理职位委任给我——但是他愿意委往给一个像安德那样的人——
戈林：这不行！绝对不行！必须立即告诉总统说，他一定得把联邦总理的权力交给你，接受照原来安排的那样的内阁。
这时电话中断了一下。赛斯一英夸特让缪尔曼博士来接电话。缪尔曼博士是许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曾经看到过在后面虎视眈眈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他是戈林的朋友。
缪尔曼：总统仍旧坚决不同意。我们三个国社党人想亲自去跟他说——他甚至不让我们见他。到现在为止，看来他仍然不愿让步。
戈林：让赛斯跟我通话。（对赛斯说）现在，记住下面这些话：你立即跟莫夫中将（德国武官）一起去告诉总统说，如果不立即接受条件，已经在向边境前进的部队将在今晚全线开入，奥地利就将停止存在——告诉他，现在没有时间开什么玩笑。现在的局势是，今晚将在奥地利全境开始入侵。只有我们在七点三十分以前得悉米克拉斯己委任你为联邦总理，入侵才能防止，军队才能在边界上停下来——然后把全国各地的国家社会党人都叫出来。他们现在应当到街上去。因此要记住，必须在七点三十分以前提出报告。如果米克拉斯不能在四小时内了解这点，我们将使他在四分钟内了解这点。但是这位不屈不挠的总统仍然坚持不让。
六点三十分戈林又在跟凯普勒和赛斯一英夸特通电话。两人都报告说，米克拉斯总统拒绝同意他们。
戈林：那好吧，赛斯－英夸特必须把他废掉！只需上楼去告诉他，赛斯将动员国家社会党警卫队，五分钟后军队将奉我的命令开入。
在这个命令后，莫夫将军和凯普勒向总统提出了第二道军事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他不在一小时内即在七点三十分以前屈服的话，德国军队将开入奥地利。米克拉斯后来作证说，「我告诉这两位先生，我拒绝这个最后通牒——只有奥地利才能决定由谁来当政府的首脑」。
这时奥地利纳粹分子已控制了街道和总理府。那天晚上我的妻子因难产而发生了危险，幸赖剖腹产术才使婴儿得以诞生。六点钟光景，我从医院里回来，在卡尔广场的地下铁道走出来时，发现四周尽是蜂拥冲向内城的大叫大喊、歇斯底里的纳粹暴徒。这些兴奋的面孔是我以前在纽伦堡的纳粹党的集会上曾经看见过的。他们在大声喊叫：「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吊死许士尼格！吊死许士尼格！」警察站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而仅在几小时以前，我还曾看到他们毫不费事地驱散了一小批纳粹分子。
许士尼格听到了这些暴徒的脚步声和叫喊声，这些声音把他吓坏了。他赶紧到总统办公室去作最后的请求。但是，他后来说：
米克拉斯总统坚定不移。他不愿委任一个纳粹分子为奥地利总理。我坚持要他委任赛斯一英夸特，于是他说道：「你们现在都背弃我了，你们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除了委任赛斯一英夸特外没有别的出路。我把迹剩下的些微希望，寄托在他向我作过的一切诺言上，寄托在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个正直的人的个人名誉上。
许士尼格到最后还抱住他的幻想不放。
这位下台的总理然后建议由他广播一篇告别演说和说明他为什么辞职。他说米克拉斯同意了这点，虽然这位总统后来否认如此。这是我所听见过的最感动人的广播演说，扩音器就装在离陶尔斐斯被纳粹分子用枪暗杀的地点约五步路的地方。
——（许士尼格说）德国政府今天交给米克拉斯总统一个最后通牒，还有一个时限，命令他任命德国政府所指定的一个人为总理——不然德国军队就将侵入奥地利。
我向全世界宣布，德国所发出的关于工人闹事、血流成河和局势己非奥地利政府所能控制的传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米克拉斯总统要我告诉奥地利人民，我们已向武力屈服，因为即使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我们也不准备流血。我们已决定命令军队不作抵抗。
因此，我用一句从我心底深处发出的德语告别话向奥地利人民告别：上帝保佑奥地利！
总理告别了，但是顽强的总统却还不准备告别。戈林在许士尼格广播后不久打电话给莫夫将军时获悉了这点。戈林对他说：「最好是米克拉斯辞职。」
莫夫回答：「是啊，但是他不肯。这是很戏剧化的。我对他讲了差不多十五分钟。他说他绝不向武力屈服。」
「是这样吗，他不向武力屈服吗？」戈林不能相信这种话。
「他不向武力屈服。」这位将军重复道。
「那末说，他是要人撵他出去吗？」
莫夫说，「是啊，他赖在那里不走。」
戈林笑道：「嘿，养了十四个孩子，只好赖在那里不走。不管怎么样，叫赛斯去接过手来。」
仍然有那个电报问题没有解决，希特勒为了要辩解他的侵略，需要有那封电报。据在柏林总理府里跟元首在一起的巴本说，元首现在「处在一种接近于歇斯底里的状态」。顽强的奥地利总统正在挫败他的计划。还有赛斯一英夸特，因为他没有发那封要求希特勒派军队进入奥地利来平定骚乱的电报，希特勒怒不可遏，在三月十一日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发出了入侵的命令。三分钟后，在八点四十八分，戈林跟维也纳的凯普勒通了电话。
仔细听好。应由赛斯一英夸特把如下的电报发到这里来。用笔记下。
「在许士尼格政府辞职后认为本身任务是建立奥地利的安宁和秩序的临时奥地利政府，向德国政府发出紧急请求，要求支持它完成这个任务和帮助它防止流血事件，为此目的，它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德国军队。」
凯普勒叫元帅放心，他一定立即把「电报」内容给赛斯－英夸特看。戈林说：「他甚至不必发这个电报。他只需要说一声『同意』就行了。」
一小时后凯普勒回电话给柏林。他说，「告诉元帅，赛斯－英夸特同意了」。 这样，第二天我经过柏林街道时，发现《人民观察家报》刊载着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日耳曼人的奥地利幸免于乱。报上有戈培尔所捏造的描述维也纳大街上共产党骚动——殴斗、开枪、劫掠——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还有德国官方通讯社德意志通讯社所发的那个电报的内容，说是赛斯－英夸特在头天晚上发给希特勒的。实际上，战争结束时，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里找到了跟戈林所口授的完全相同的两份「电报」。巴本后来解释它们是怎么会在那里的。他说，它们是过了一些时候由德国邮电部长所伪造而存放在政府档案里的。
希特勒在整个疯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仅是等待米克拉斯总统屈服，而且是在等待着墨索里尼的表示。这位奥地利保护者的沉默态度使人感到惴惴不安。在晚上十点二十五分，黑森亲王菲利普从罗马打电话到总理府。希特勒亲自把耳机抓过去。戈林的技术员记录了随后的交谈：
亲王：我才从威尼斯宫回来。意大利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你问候——许士尼格告诉了他消息——墨索里尼说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希特勒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大喜过望。
希特勒：那么，请告诉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亲王：好的，阁下。
希特勒：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愿意跟他订一个完全不同的协议。
亲王：好的，阁下。我也曾把这点告诉过他。
希特勒：一俟奥地利事件解决，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不论发生任何情况！
亲王：好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我愿意订任何协议。我已不再害怕万一我们发生冲突军事上会存在的可怕处境了，你可以告诉他，我的确是从心底里感谢他，我将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点。
亲王：好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我为了这件事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他万一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中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亲王：好的，我的元首。
那么，大不列颠、法国和国际联盟在这个危急关头又采取什么立场来制止德国对一个和平的邻邦的侵略呢？什么都没有。当时法国又处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中。三月十日星期四，夏当总理和他的内阁辞职了。在戈林用电话把他的最后通牒告诉维也纳的决定性日子，即三月十一日星期五，巴黎整天都没有人能采取什么行动。直到十三日德奥合并已经宣布后，才有了一个由莱翁·勃鲁姆组成的法国政府。
英国呢？在二月二十日，就是许士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屈服后的一个星期，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辞职了，主要是因为他反对张伯伦首相对墨索里尼的进一步姑息。接替他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柏林对这种更动表示欢迎。张伯伦在伯希特斯加登最后通牒后向下院发表的演说，也受到柏林的欢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在三月四日用电报把这篇演说详尽地报告给柏林。据这份报告引张伯伦的话说，「（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两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措施——看来很难认为，只是因为两位政治家商定了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某些内部变动——为两国的关系着想，是值得想望的变动——就可以说，一个国家已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它的独立。相反的，在联邦总理二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演说中，没有东西可以使人认为联邦总理（许士尼格）本人相信他的国家放弃了独立」。
据我本人当时获悉，维也纳的英国公使馆曾把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给许士尼格的最后通牒的详细内容告诉张伯伦，所以，三月二日向下院发表的这篇演说是令人惊奇的。但是它使希特勒感到高兴。希特勒知道，他可以进军奥地利而不致和英国发生什么纠葛。三月九日，新任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到伦敦来结束他在大使馆的事务，在此以前他是驻英大使。他同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都进行了长谈。他向柏林报告说，他对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印象部「很好」。在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里宾特洛甫在三月十日直接向希特勒报告，「如果奥地利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英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根据他在伦敦的会谈，他基本上相信「英国不会对奥地利采取什么行动」
三月十一日星期五，里宾特洛甫正在唐宁街跟首相和他的同事们共进午餐，突然一个外交部的信使闯进来，交给张伯伦一批关于来自维也纳的惊人消息的紧急电报。仅仅在几分钟以前，张伯伦还要求里宾特洛甫把「他所希望的解决德英关系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告诉元首。现在，接到了这个奥地利来的、令人不快的消息后，这些政治家就到首相书房里去，张伯伦在那里向感到不自在的德国外交部长念了维也纳英国公使馆发来的关于希特勒最后通牒的两份电报。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说，「这次讨论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向平静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还要激动，后者至少在外表上还显得平静和沉着」。里宾特洛甫对「这些报告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这似乎使他的英国主人们平静了下来，因为，他报告说，「我们的告别是完全亲切的，甚至哈利法克斯也恢复了平静」。
张伯伦对维也纳来的消息的反应，是命令驻柏林大使汉德逊写一个通牒给代理外交部长冯·牛赖特，说如果德国致奥地利最后通牒的消息是确实的话，「英王政府认为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词提出抗议」。但是在这样晚的时候提出一个形式上的外交上的抗议，希特勒是一点也不害怕的。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正当德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入奥地利的时候，牛赖特回了一个轻蔑的答复，说奥德关系只是德国人民的事情，而不是英国政府的事情，并且再次撒谎说，并没有德国致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只是应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的「紧急」请求才派遣军队前去的。他叫英国大使去看这个「已经公布在德国报纸上」的电报。
希特勒在三月十一日晚上唯一认真担心的是墨索里尼对他的侵略的反应，不过，柏林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会怎样做也有些不放心。但是，不知疲倦的戈林很快就把这点解决了。虽然他正忙于用电话指导在维也纳的政变，他还是设法在这天晚上溜到HausderFlieger（飞行员之家）去呆了一会儿。他在那里以主人身份招待一千个高级官员和外交人员，举行一个盛大晚会，欣赏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队、歌唱家和芭蕾舞团的表演。当捷克驻柏林公使马斯特尼博士来到这个盛大的晚会上时，这位挂满勋章的元帅立即把他拉到一边，拿名誉向他担保说，捷克斯洛伐克不必对德国有什么恐惧，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只不过是一件家务事而已」，希特勒希望改善同布拉格的关系。反过来他要求捷克保证不会动员。马斯特尼博士离开了晚会，同布拉格的外交部长通了电话，然后回到晚会上去告诉戈林说，他的国家没有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无意干涉奥地利事件。戈林放下了心，重申了他的保证，并说他受权申明，希特勒也立誓支持这些保证。
也许，甚至机警的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那天晚上也来不及认识到，奥地利的灭亡也就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在那个周未，欧洲有些人认为捷克政府目光短浅，他们说，鉴于纳粹占领奥地利后，德国军队从三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后者在战略上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又鉴于如果它出面拯救奥地利，可能会使俄国、法国和英国，还有国际联盟都同第三帝国发生冲突，而这是德国人所吃不消的，所以捷克人原该在三月十一日晚上采取行动的，但是本书下文不久就要谈到的随后发生的情况，无疑使这种论据完全站不住脚。不久以后，当西方的两个民主大国和国联有一个更好的遏制希特勒的机会的时候，它们却退缩了。无论如何，许士尼格在这个多事的一天一直没有正式向伦敦、巴黎，布拉格或者日内瓦呼吁过。或许，如他的回忆录所说的，他认为这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另一方面，米克拉斯总统则有这样的印象（这是他后来作证时说的）：奥地利政府马上把德国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巴黎和伦敦，并且整个下午都在继续同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会谈」，以图探明它们的「想法」。
当事情越来越清楚，它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发发空洞的抗议的时候，米克拉斯总统在午夜前不久屈服了。他任命了赛斯一英夸特为总理，并接受了他的内阁部长们的名单。他后来难受他说：「我在国内外都被完全抛弃了。」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以他通常的蔑视真理的态度把他的侵略说成是正当的，并提出诺言说，奥地利人民将在「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中选择他们的前途。这篇声明由戈培尔在三月十二日中午在德国电台和奥地利电台加以宣读。然后，希特勒就出发到他的祖国去了。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迎。在每一个为了他的到来而匆忙装饰起来的乡村里，都有欢呼的人群。下午他到达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林嗣，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学童时代。在这里，对他的欢迎狂热之极，希特勒深受感动。第二天，在打了一个电报给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一」——以后，他在利昂丁他的双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花圈，然后回到林嗣去发表了一篇演说：
在多年前离开这个市镇时，我怀着完全和今天心中所怀着的同样的信仰。在那么多年以后，我能够使这种信仰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我现在感动之深。如果上帝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市镇去当德国的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与了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使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我相信这个使命，我活着为这个使命而斗争，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把它实现了。
十二日下午，赛斯－英夸特在希姆莱陪同下乘飞机到林嗣来会见希特勒，并骄傲地宣称圣歇尔曼条约第八十八条已经归于无效。该条约第八十八条确认奥地利的独立是不能让与的，并规定国际联盟为它的保证人。对于被奥地利群众的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希特勒来说，这还不够。他命令内政部次长威廉，斯图卡特博士立即到林嗣来。
斯图卡特是他的部长弗立克赶忙派到维也纳去拟定使希特勒成为奥地利总统的法律的。使这位法律专家多少有些感到意外的是，元首命令他，「草拟一项规定德奥完全合并的法律」，这是他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的。
斯图卡特在三月十三日星期日把这个法律草案提交给在维也纳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这一天本是许士尼格的公民投票预定要举行的日子。上文已有述及，米克拉斯总统拒绝签署这个法律，但是已经接掌了总统权力的赛斯一英夸特签了字，并在当天深夜飞回林嗣去把它提交给元首。它宣布了奥地利的告终。它开头说，「奥地利是德国的一省」。赛斯－英夸特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欢喜得掉下了眼泪。这个所谓德奥合并法还在同日由德国政府在林嗣颁布，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弗立克和赫斯在上面签了字。它规定在四月十日举行「一次自由而秘密的公民投票」，奥地利人可以在这次公民投票中决定「同德国合并的问题」。希特勒在三月十八日宣布，德国人也要就德奥合并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时还要举行国会的新选举。
希特勒直到三月十四日星期一的下午，才凯旋地进入他曾经在那里流浪过那么久的维也纳。这是由于两件没有预见到的事而推，迟的。尽管奥地利人由于将在首都看到元首而高兴得如醉如狂，希姆莱要求再给他一天的时间来完成安全措施。他已经在逮捕数以万计的「不可靠分子」，在几个星期内，单是维也纳一地就将达到七万九千人。还有一件事就是，吹嘘得很厉害的德国装甲部队，竟在还没有看到维也纳的山头以前就出了毛病而抛锚了。据约德尔说，约有七十％的装甲车停在从萨尔斯堡和巴索到维也纳的公路上，虽然指挥装甲部队的古德里安将军后来说，他的部队只有三十％陷于停滞。无论如何，希特勒对这种延迟大为生气。他在维也纳只过了一夜，下榻在帝国饭店。
不过，衣锦荣归，回到这个他认为曾经冷待过他、使他在青年时期过着饥饿困苦的流浪生活、而现在又以极其热烈的欢欣心情来欢迎他的前帝国首都，不可能不使他兴致勃勃起来。无处不在的巴本由柏林乘飞机赶来维也纳参加庆祝，他赶到时，希特勒已站在哈布斯堡皇室故宫霍夫堡对面的检阅台上。巴本后来写道，「我只能说他是处在二种大喜若狂的状态中」。他在以后四个星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这种状态，这时他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地巡行，煽起群众的热情来对德奥合并投赞成票。但是在精神横溢的演说中，他仍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中伤许士尼格，或者贩卖现在已经变成陈腔滥调的关于德奥合并是如何实现的那种谎言。在三月十八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硬说许士尼格要举行「伪选举」而「食了言」，又说「只有一个发痴的、盲目的人」才会干出这种行为来。三月二十五日在柯尼斯堡发表的演说中，「伪选举」在希特勒心中已变成「这个可笑的喜剧」，希特勒声称，已发现一些信件，证明许士尼格曾有意欺骗他，拖延不履行伯希特斯加登协议，直到「一个较为有利的时刻来煽动外国反对德国」。
外国报纸曾对希特勒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和甚至不等公民投票的结果就宣布德奥合并的这种诡计加以嘲笑，希特勒在柯尼斯堡的演说中答复说：
某些外国报纸说，我们对奥地利使用了暴力方法。我只能说：它们甚至在死后也不能不说谎。我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深得我的人民的爱戴，但是当我越过以前的边界（进入奥地利）时，我所看到的人民的爱戴的表现却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们不是作为暴君，而是作为解放者来到的——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我乃决定不等到四月十日而立即实现合并——
如果说，这番话在外国人听来不大合乎逻辑或者不大老实的话，对德国人却无疑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国会的演说结束之际，希特勒用充满感情的声音恳求说：「德国人民，再给我四年任期，以便我现在可以利用已经实现的联合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这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其热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以往在这个讲台上受到的欢呼。
四月九日，即投票的前夕，元首在维也纳结束了他的竞选运动。这个曾作为一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流浪汉在这个城市的人行道上踯躅的人，不过四年前才在德国取得了霍亨佐伦国王的权力，而现在又拥有了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不免充满了一种天赐使命之感。
我相信，是上帝的意志打发一个青年从这里到德国去，让他成长起来，把他培养成这个民族的领袖，以便使他能够领导他的祖国回到德国。
上苍自有它的意志，而我们都只不过是它的意志的执行人而已。三月九日许士尼格先生违背了他的协议，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觉得现在上帝已对我发出了号召。以后三天里发生的事只能认为是上帝的这种愿望和意志的实现。
三天里，上帝惩罚了他们！——在发生背信行为那一天赐给了我天恩，使我能够把我的祖国同德国结合在一起！——
我现在要感谢上帝，他使我回到我的祖国，以便我现在可以领导它同我的德国结合起来！明天愿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这个时刻，估量到它的意义，谦恭地在上帝面前低头，他在几个星期中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迹！
原来无疑会在三月十三日对许士尼格投赞成票的奥地利人，有一大部分在四月十日也会向希特勒投赞成票，这是一个预定的结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真的认为，最后同不论什么样的德国，即使是纳粹德国，结合起来，是一种理想的和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在一九一八年同原来的广大的斯拉夫和匈牙利内地割断了的奥地利，终究是不能依靠自己而体面地存在的，它只能作为德国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除了这些奥地利人以外，还有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为不论找差使的人或是已有差使的人都为纳粹的成功所吸引，急于想改善他们的处境。在这个天主教徒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许多天主教徒无疑为红衣主教因尼茨尔的一篇广为宣传的声明所左右，这篇声明对纳粹主义来到奥地利表示欢迎，并敦促教徒投赞成票。
我认为，如果举行公正和诚实的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和许士尼格的天主教社会党人都能自由地公开进行竞选，在这次公民投票中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目可能是会差不多的。事实是，只有非常勇敢的奥地利人才敢投反对票。像在德国一样，选民们害怕不投赞成票会被查出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那个星期日下午我在维也纳所参观的投票站中，各投票棚的角上都开着很大的裂缝，使坐在几英尺外的纳粹选举委员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们怎么投票。在乡下选区里，差不多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在投票棚中秘密投票；他们都是公开投票的，让大家都能看到。我正好要在那天晚上七点三十分广播，这是在投票结束后半小时，选票还正在开始点数。一个纳粹官员在我广播前竭力使我相信说，奥地利人九十九％都会投赞成票的。这正是以后公布的官方数字——大德意志九十九．零八％，奥地利九十九．七十五％的人投了赞成票。
因此，作为奥地利来说，在历史上它暂时消失了，它的名字被那个存心报复的奥地利人抹掉了，他现在已使它同德国合并了起来。奥地利的古老德文名字Osterreich（东部帝国），被取消了。奥地利变成了Ostmark（东部边疆），但是很快就甚至连这个名字也不用了。柏林方面用区的行政建制来管理这个国家，区大体上相当于历史上的邦，如像提罗尔、萨尔斯堡、斯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维也纳变成了德国的一个城市，一个区的行政中心，它渐渐地衰落了。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出身的独裁者，把他的祖国从地图上擦去，并且使它一度光辉灿烂的首都失去了最后一点光荣和重要性，奥地利人中间产生失望情绪，是不可避免的。
在头几个星期中，维也纳纳粹分子的行为比我在德国看见过的任何情况都要坏。他们肆无忌惮地发泄他们的虐待狂。日复一日，可以看到大批犹太男女在擦去人行道上许士尼格的口号和打扫街道。他们趴在地上做这种清洁工作，冲锋队员则站在旁边监视着，人们都围拢来侮辱这些犹太人：数以百计的犹太男女在大街上被抓去打扫公共厕所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营房的厕所。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了起来。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或者被盗窃。我从普洛斯尔胡同的寓所窗口望出去，看到一队队的党卫队人员从隔壁的罗茨彻尔德邸第里把银器、地毯、绘画和其他掠夺品用车子装走。路易·德·罗茨彻尔德男爵本人后来由于把他的钢铁厂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工厂作为买路费，才得以逃出维也纳。这个城市的十八万犹太人，大约有一半是在战争开始以前由于把他们的财产交给纳粹分子而才买到了移居国外的自由的。
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下面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犹太移民局」，在人身自由上做发财生意。该局成了有权发给犹太人出国许可证的唯一纳粹机构。这个机构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由一个奥地利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同乡、林嗣来的卡尔·阿道夫·艾克曼主持的，它终于变成一个不是移民而是进行灭种的机构。它组织了对四百多万人的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利用德奥合并的头几个星期留在奥地利的机会，在多瑙河北岸恩斯附近的毛特豪森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一再把千千万万的奥地利人运到德国的集中营去是太麻烦了。希姆莱认定，奥地利需要有一个自己的集中营。在第三帝国垮台以前，非奥地利被拘人员比本地被拘人员的数目还要多，而且毛特豪森是官方公布杀人最多的德国集中营（在东方的灭绝营是另外一回事）：在它存在的六年半中杀死了三万五千三百一十八人。
尽管在德奥合并后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领导的秘密警察恐怖统治，还是有几十万德国人前来奥地利。因为他们可以用马克在奥地利享受到在德国多年吃不到的丰餐美食，在奥地利的优美无比的山水之间度过极便宜的假期。德国商人和银行家蜂拥前来，以只占其本身价值极小一部分的代价购买被霸占的犹太人和反纳粹人士的产业。在这些笑容满面的来客中，也有那个别人仿效不来的沙赫特博士。他虽然跟希特勒发生过争执，仍然是德国内阁中的一个部长（不管部长），仍然是国家银行的总裁。他对德奥合并感到大喜过望。他甚至在公民投票以前就到奥地利来代表国家银行接管奥地利国家银行，在三月二十一日对这家奥地利银行的职员们发表了演说。沙赫特博士嘲笑了外国报纸对希特勒实现德奥合并的方法的批评，而坚决地为这些方法辩护。他说，德奥合并是「外国对我们实施的无数次背信弃义和残暴行为的结果」。
「感谢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已创造了德国意志和德国思想的一致——他用新加强的国防军来支持这种一致，然后，他终于使德国和奥地利的内在一致获得了外表形式——
「凡是不全心全意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我们这里是找不到前途的——国家银行将永远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不然我将不再成为它的经理。」
接着沙赫特博士使奥地利职员们宣誓「忠于和服从元首」。
沙赫特博士高声说道：「谁要是违背誓言，谁就是混蛋！」然后他领导他的听众们三呼「SiegHeil！（胜利万岁！）」
与此同时，许士尼格博士已被逮捕，而且受到了极其屈辱的待遇，很难使人相信这不是希特勒亲自布置的。他从三月十二日到五月二十八日处于软禁之下，在这段时期内秘密警察想出了一些非常卑鄙无聊的方法来不让他睡觉。然后他被带到了设在维也纳大都会饭店里的秘密警察总部去，在五层楼的小房间里又关了十七个月。在那里，他被迫用发给他个人使用的毛巾去收拾党卫队卫兵的宿舍、脸盆、污水桶和厕所，并且被迫做秘密警察想出来的各种下贱工作。到他垮台后的第一周年，三月十一日，他的体重已减少了五十八磅，然而党卫队医生却报告说他的健康状况极佳。许士尼格后来在他的书里描述了他在这些年受到单独禁闭和后来在达豪和萨赫森豪森这种最坏的德国集中营里「在活死人中间」的生活。
在他被逮捕以后不久，他被允许用请人在狱外代理的方法同前伯爵夫人维拉·捷尔宁结婚，她同前夫的婚姻关系已由教会法庭所取消。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她被允许带着一九四一年生的孩子和他在集中营里一起过活。他们竟能度过这种监禁的磨难而幸免一死，真是一个奇迹。到最后，另有一些在希特勒激怒下遭殃的显贵人士也和他们一样被关入集中营，如沙赫特博士、前法国总理莱翁·勃鲁姆和他的夫人、涅穆勒牧师、一批高级将领、黑森亲王菲利普。后者的妻子，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被党卫队一九四四年在布痕瓦尔德杀害，作为元首对她父亲维克多·爱麦虞埃背弃他投向盟国的报复。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这批显贵的囚徒匆促地从达豪南撤，以免被由西方挺进的美国军队所解放。他们到了南提罗尔山区的一个乡村里。秘密警察军官们给许士尼格看一张名单。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名单上的人要处死，以免落入盟军之手。许士尼格看到他自己和他妻子的名字「清楚地印在上面」。他的心冷了半截。历尽困苦苟延了那么久——可是在最后一分钟还是不免一死然而，在五月四日，许士尼格却能够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下午二点钟，警报！美国人！
一支美国部队接管了这个旅馆。
我们自由了！
希特勒不费一弹，而且没有受到其军队本来可以压倒他的大不列颠、法国和俄国的干涉，就为德国增加了七百万子民，而且获得了一个对他将来的计划具有莫大价值的战略地位。不仅他的军队在三面包围着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他现在还拥有了维也纳——这个通向东南欧的大门。作为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欧和东南欧的交通和贸易中心。现在这个神经中枢落在德国人手里了。
或许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英法仍旧不肯动一根毫毛来阻止他。三月十四日张伯伦在下院谈到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既成事实，伦敦的德国大使馆用一连串紧急电报把辩论的经过情况报告给柏林。希特勒没有什么害怕的了。张伯伦说，「无可动摇的事实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制止（奥地利）实际发生的事情——除非我国和其他国家当初准备使用武力」。
希特勒清楚地看出，这位英国首相不仅不愿意使用武力，甚至不愿意同其他大国协作来制止德国以后的行动。三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建议在国际联盟内或国际联盟外举行一次各国会议，来考虑务使德国不再进行侵略的办法。张伯伦对举行这种会议表示了冷淡态度，三月二十四日更在下院中公开拒绝了这种主张。他说，「任何这类行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会加剧建立排外的国家集团的趋势，而这种集团一定——是不利于欧洲和平的前途的」。显然，他忽视了或者没有认真看待罗马－柏林轴心或者德意日的三国反共公约。
在这篇演说中，张伯伦还宣布了他的政府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定使希特勒更为惬意了。他直率地拒绝了这种建议，即英国不仅应当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时去帮助它，而且应当在法国必须履行法捷协议的义务时支持法国。这个直截了当的声明使希特勒的问题轻松了许多。他现在知道，在他扑向一头羔羊时，英国将仍然袖手旁观。如果英国不采取什么行动，法国不是也会这样吗？他的以后几个月里的秘密文件表明，他确信法国也将这样。而且他知道，根据俄国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缔结的协议的条款，苏联在法国未采取行动之前没有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他要立即实施他的计划，知道这些情况就完全够了。
希特勒在德奥合并成功后可以认为，那些态度勉强的德国将领不再会妨碍他了。如果他对这点还有些怀疑的话，那未弗立契事件的结局当可消除这种怀疑。
我们前已谈到，军事荣誉法庭审理冯·弗立契将军被控男色罪一事在三月十日第一天开庭后就突然中断，因为戈林元帅和陆海军两位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去处理跟奥地利有关的更紧急的事务去了。审讯在三月十七日恢复，但是由于中间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所以这次审讯必然变成虎头蛇尾的了。几星期以前，高级将领们深信，当军事法庭揭穿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陷害弗立契的难以相信的阴谋后；不仅他们的倒霉的总司令将复职，而且党卫队，或甚至还有第三帝国，可能甚至还有阿道夫·希特勒，都将动摇而垮台。结果却是一场泡影！二月四日，希特勒亲自接掌了武装部队的统率权，废黜了弗立契和他周围的大部分高级将领，从而粉碎了旧军官团的迷梦。现在他又不发一枪地征服了奥地利。在这种惊人的胜利以后，德国没有谁再去为冯·弗立契将军操什么心了，甚至那些宿将们也是如此。
不错，他很快洗雪清白了。在经过戈林——他现在可以装作是最公正的法官了——的一些威吓后，那个进行讹诈的积犯施密特在法庭上顶不住了，供认秘密警察曾威胁他，如不诬陷冯·沸立契将军就要他的命（附带说一句，这个威胁在几天后实现了），并说，由于弗立契跟确曾因好男色而受他讹诈的骑兵上尉冯·弗立许两个名字相似，得以进行这种诬陷。弗立契或者陆军方面都没有作什么努力来揭露秘密警察的幕后作用，也没有揭露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捏造假罪状的罪行。第二天，三月十八日，审讯结束，判决不言而喻是：「证明没有犯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
这洗雪了冯·弗立契将军个人的罪嫌，但是并没有使他复任原职，也没有使陆军恢复它以前在第三帝国中有一些独立性的那种地位，因为这次审讯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公众并不知道这回事，也不知道其中所牵涉到的问题。三月二十五日，希特勒致电弗立契，祝贺他「诙复健康」。仅此而已。这位被黜的将军在法庭上不愿指控希姆莱，现在却采取了一个最后的无益的姿态。他要跟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决斗。由贝克将军亲自严格按照过去的军人传统拟就的挑战书，交给了冯·伦斯德将军，要他作为陆军年资最长的高级军官转交给党卫队头子。但是伦斯德有点害怕，把这封信在口袋里放了几个星期，最后竟给忘了。
冯·弗立契将军，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德国生活中消失了。但是他最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在十二月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玛高特·冯·舒茨巴男爵夫人，从信里可以看出，他像许多其他将军一样，在思想上陷入了多么可悲的混乱状态。
尽管元首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功，但仍有许多人对前途愈来愈感到担心，这真是奇怪的现象——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德国要再度强大的话，我们必须在三个战斗中取得胜利：
一、对工人阶级的战斗——希特勒已经打赢了这一仗。
二、对天主教教会，或许说得更明确些是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
三、对犹太人。
我们正处在这些战斗的过程中，而对犹太人的战斗是特别困难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个战斗的错综复杂性。
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正当战云密布之际，他写信给这位男爵夫人说：「不论是在和平时期或者是在战争时期，在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我将同我的团在一起，只是作为一个活靶子而已。因为我不能呆在家里。」这确实就是他所做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他被任命为他的旧部第十二炮兵团的名誉团长，这是一个完全名誉性质的职衔。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在围攻华沙的时候，成了一个波兰机枪手的靶子。四天后，在一个寒冷、阴暗的雨天早晨，他在军事荣誉仪式下被埋葬在柏林。据我的日记所载，这是我在柏林的整个期间天气最糟的一天。
随着弗立契在二十个月以前被免去了德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希特勒已经对德国可能反对他的最后一个堡垒——老派的、传统的陆军军官阶层——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由于他在奥地利的妙计获得成功，他又进一步控制了陆军，表现出他的大胆的领导才能，强调出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陆军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而已。而且，他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陆军获得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置于无法防御地位的战略位置。必须赶紧利用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
四月二十一日，纳粹在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后的十一天，希特勒召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讨论绿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