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说明要使用武装力量对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即使德国因此而卷入对英法的战争也在所不顾，这项决定使他的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感到极大的震惊。牛赖特虽然是个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和道义观念薄弱的人，也因此而发作了几次心脏病。
他后来告诉纽伦堡法庭说，「希特勒的话，使我极度心慌意乱，因为它使我一贯所推行的整个外交政策变成一场空」。在这种心情下，他不顾心脏病发作，在两天后去找冯·弗立契将军和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跟他们商量能想些什么办法来「使希特勒改变主意」。据事后把希特勒的谈话告诉贝克的霍斯巴赫上校说，希特勒的这番话也使贝克「大为震惊」。于是他们三人商定，由弗立契在下一次会见元首时再向他规谏，向他指出他的计划所以是不得策的军事上原因，牛赖特则接着再度向希特勒着重指出政治上的危险性。至于贝克，他立即用书面写下了一份把希特勒的计划指责得体无完肤的批评，但是，显然没有把这篇批评给任何人看。这是这位可敬的将军的意志和性格上的一个致命缺陷的第一个迹象。他起先曾欢迎纳粹主义的得势，而到未了终于在一次要想摧毁它而没有成功的努力中牺牲掉性命。
冯·弗立契将军在十一月九日会见了希特勒。他们这次谈话没有记录，不过可以设想这位陆军总司令重新申述了他反对希特勒计划的军事上的理由，但是毫不生效。不论是将军们还是外交部长的反对意见，元首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拒绝接见牛赖特而径自前往伯希特斯加登的山庄去作长时间的休息了。直到一月中旬，发过心脏病的牛赖特才设法见到了希特勒。
（牛赖特后来在纽伦堡作证说）那一次我力图向他表明，他的政策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不愿同它发生关系——我促请他注意引起战争的危险和将军们的严重警告——我表明了我的一切理由而他却仍然坚持他的意见，于是我告诉他，他只能另找一个外交部长了——
牛赖特当时不知道，这却正是希特勒已决定要做的。再过两星期就是希特勒执政五周年纪念日了，他打算不仅在外交部，还要在军队中间进行一番清理来纪念这个日子。外交部和陆军是他暗地里所不信任的上层阶级的两个「反动」堡垒，他觉得它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真正懂得他的目标，而且，如像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在十一月五日晚上所表现的，它们还妨碍他实现他的野心。特别是后面这两个人，或许甚至还有随和的勃洛姆堡（希特勒靠他帮忙不小），以后也将不得不继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而退隐。因为这个颇有花招的金融家，早期对纳粹主义很热心的人和希特勒的支持者，这时已经倒霉了。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沙赫特曾为希特勒的迅速重整军备殚精竭虑地发挥了他的奇才。作为战争经济全权代表和经济部长，他曾创造出许多异想天开的花招，包括使用印钞机，来为新的陆海空军筹措经费和支付军备费用。但是这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难免要破产。到一九三六年，他认为德国已接近这个限度了。他向希特勒、戈林和勃洛姆堡提出了警告，但是没有效果，虽然后面这位战争部长一度附和过他。随着戈林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德国空军首脑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经济独裁者了。四年计划是一个勉强要使德国在四年后自给自足的计划，沙赫特认为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像沙赫特这样一个虚荣而野心勃勃的人，又那么瞧不起戈林在经济学上的无知，这就使得他自己的地位无法维持下去。在这两个刚愎自用的人发生了几个月的猛烈争论后，沙赫特要求元首干脆把经济政策的指导权完全部交给他的对手，让他辞去内阁中的职务。另外使他感到格外沮丧的是德国许多重要工商业家的态度，如他后来所说，他们当时都「争先恐后拥向戈林的接待室，以期获得定单，而我却仍旧在竭力使人能听从理智的声音」。
在一九三七年纳粹德国的疯狂气氛中，要使人听从理智的声音是不可能做到的，沙赫特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夏天，他又同戈林发生了争论，他指斥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之后就在八月间到了上萨尔斯堡向希特勒正式提出辞职。鉴于沙赫特离职几乎肯定会在国内外部引起不利的反应，所以元首不愿接受他的辞呈。但是这位意气沮丧的部长态度非常坚决，希特勒终于只好同意在两个月后让他辞职。九月五日沙赫特请假离任，十二月八日他的辞呈正式被接受。
在希特勒的坚持下，沙赫特仍旧留在内阁里，担任不管部长，并且保留国家银行总裁的职位，从而保持了表面上的一致，使德国和世界的舆论不致怎么惊愕。但是，他已不再起着制止希特勒为战争疯狂地重整军备的作用了。虽然，由于他仍然留在内阁里和仍然担任国家银行总裁，他继续以他的名气和声誉在为希特勒的目的效劳。而且，他不久以后还公开和热烈地赞成这位领袖的第一次赤裸裸侵略的强盗行为，因为，像将军们和把德国交给纳粹党人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的其他保守分子一样，他觉醒过来正视现实的过程是缓慢的。
戈林暂时兼任了经济部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听歌剧时遇见了瓦尔特·丰克，信口通知他说，他将成为沙赫特的继任者。我们记得，这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个子矮小的一无可取的人曾在三十年代初期起过一定作用而使企业界领袖们对希特勒发生兴趣。但是，对他的正式任命却迟迟没有发表。因为这时在陆军中爆发了一个双重危机，在促成这个危机的各种原因中，牵涉了某些常态的和变态的性问题。这个危机直接被希特勒所利用，使他得以趁此把陆军的传统贵族集团打击得一蹶不振，不仅给陆军而且最后还给德国和全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德国陆军就此丧失了它在霍亨佐伦帝国和共和国时期异常狂热地加以保卫的最后一点点独立的痕迹。
「一个女人，即使本人并不意识到，对一个国家的历史，从而也是对全世界，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校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感叹他说，「你好像觉得是生活在一个对德国人民来说是决定命运的时刻里。」
这位卓越的青年参谋军官所指的女人，是埃娜·格鲁恩小姐。在一九三七年即将结束之际，她一定万万没有想到她竟是一个像约德尔所说的那样能够把德国人民推入一个决定命运的危机和对他们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的德国人。或许只有在第三帝国内层人物这时所处的怪诞的、精神病态的世界里，这种情况才有可能产生。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行动，已带有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疯狂性。
格鲁恩小姐是勃洛姆堡的秘书，到一九三七年的年底，勃洛姆堡对她实在倾心，因此提出要跟她结婚。他的发妻是一个退休的陆军军官的女儿，他俩是在一九○四年结婚的，她已在一九三二年去世了。他的五个孩子都已成人（他的最小的女儿在一九三七年跟受他提拔的凯特尔将军的长子结了婚）。他对多少有点孤寂的鳏夫生活也感到乏味，所以认为续弦再娶的时机已经来到。他知道德国陆军的一个高级军官跟一个平民出身的人结婚是不会得到骄傲的、贵族气很重的军官团的赞许的，所以他就去跟戈林商量。戈林认为这个婚姻无可非议——他自己不也是在前妻去世后同一个离了婚的女演员结婚的吗？第三帝国是不容军官团有浓厚的社会偏见的。戈林不仅赞成勃洛姆堡的打算，而且他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愿意去跟希特勒疏通这件事，并且在任何别的方面予以帮助。恰巧，有一个方面他是可以出力帮助的。这位元帅吐露说，中间还有一个情敌。对戈林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要是别人的事情，这类讨厌鬼都是往集中营一送了事。然而，大概是由于考虑到这位元帅的老派道德，戈林表示愿意把这个讨厌的情敌送到南美洲去，而且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勃洛姆堡仍然感到不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约德尔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令人奇怪的话：「元帅（勃洛姆堡）情绪极为激动。原因不详。显然是由于私事。他已前往一个去处不明的地方去休息八天。」
十二月二十二日勃洛姆堡再度出现，在慕尼黑的英烈祠为鲁登道夫将军举行的葬礼上致词。希特勒也在那里，但是不愿讲话。因为自从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时在英烈词前面遇到一排子弹而逃之夭夭以后，这位世界大战的英雄一直不愿跟希特勒发生任何关系。在葬礼举行以后，勃洛姆堡向希特勒说出了他想结婚的意思。使他放心的是，元首祝他婚姻美满。
婚礼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举行，希特勒和戈林都出席了，并当了主要征婚人。这对新婚夫妻才离开德国到意大利去度蜜月，风暴就发生了。他们的元帅跟他的速记员结婚，对于这个打击，古板的军官团也许还能吃得消，但是他跟一个过去经历颇可怀疑的女人结婚，他们却是不准备同意的。这个女人的过去经历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如今开始慢慢泄露出来了。
起初只有谣传。古板的将军们接到发出吃吃笑声的姑娘们显然是从名声不佳的咖啡馆和夜总会打来的匿名电话，祝贺陆军接纳了一个她们的同道。在柏林的警察总局里，一个调查这些谣言的督察员发现了一份标着「埃娜·格鲁恩」的档案。他看后吓了一跳、连忙把这份材料交给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
这位伯爵是一个参加过自由团和嚣张一时的冲锋队的粗汉，看了文件后也十分惊骇。因为这份材料表明，元帅兼总司令的新夫人在警察局里有着做过妓女的记录，并曾因充当春宫照片模特儿而被判过刑。再说，这位年轻的元帅夫人是在她母亲经营的一家按摩院里长大的，而在柏林，按摩院常常不过是变相的妓院而已。赫尔道夫的责任显然是该把这份极其不利的材料交给他的上级德国警察总监希姆莱。但是，他虽然是一个热烈的纳粹分子，以前却曾经是陆军军官团的一员，因此感染到了它的一些传统。他知道，希姆莱同陆军总司令部不睦已经有一年多，现在渐渐被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是比过去的罗姆更为凶险的威胁，他会利用这份材料去讹诈元帅而使元帅成为他对付保守的将军们的工具的。所以，赫尔道夫勇敢地把这份警察局档案交给了凯特尔将军。他显然认为，凯特尔亏了勃洛姆堡最近才得在陆军中得到擢升，又跟勃洛姆堡是儿女亲家，他一定会设法让军官团自己来处理这事，且还会警告他的首长所陷入的危险处境。但是凯特尔固然意志薄弱，不讲道德，然而却是个傲慢自大和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想因为跟党和党卫队发生麻烦而使自己的前程可能发生危险，因此没有把这份材料交给陆军首长冯·弗立契将军，而却把它交还给赫尔道夫，并向赫尔道夫建议把它拿给戈林去看。没有人会比戈林得到这份材料更高兴了，因为显然，勃洛姆堡现在势将去职了，而他以为必然可以由他来继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这是一个他觊觎已久的位置，这时勃洛姆堡中断了他在意大利的蜜月旅行，回到德国来为他的母亲办丧事。一月二十日，他仍然不知道在酝酿中的事情而到战争部的办公室销假视事。
但是没有隔了多久。一月二十五日，戈林带了这份爆炸性的材料去给才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的希特勒看，元首勃然大怒。他的元帅欺骗了他，而且让他在婚礼上做证婚人，是把他当傻子。戈林马上附和他的看法，在中午就亲自去看勃洛姆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这位元帅似乎因为他的新夫人的历史而难受极了，表示愿意立即和她离婚。但是戈林和气地解释说，这是不够的。陆军司令部要求他辞职；正如约德尔两天后的日记所透露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已对凯特尔说「不能容忍最高级军人和一个婊子结婚」。一月二十五日，约德尔通过凯特尔获悉，希特勒已把他的元帅免了职。两天后，这位六十岁的下台军官离开柏林到卡普利去继续度他的蜜月。
他的海军副官尾随着他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岛上，给这个奇特的悲喜剧加上奇怪可笑的最后一笔。原来是海军上将雷德尔派了这个副官冯·汪根海姆海军上尉去要求。勃洛姆堡为了军官团的体面跟他的妻子离婚。这个海军低级军官是一个狂妄自大和过分热心的青年人，当他来到正在度蜜月的元帅的面前时，他竟越出了他所奉指示的界限。他不是要求他以前的首长离婚，而竟建议他采取光荣的行动，说着就企图把左轮手枪塞在勃洛姆堡的手中。但是，这位元帅虽然倒了霉，却似乎仍然非常留恋生活——显然他仍旧迷恋着他的新夫人，尽管发生了这些曲折。他拒绝接受这个递过来的武器，立即写信给凯特尔说，他和这个青年海军军官「对于生活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和标准」。
毕竟元首曾答应过他一俟风暴过去就重新界予最高级的重任。据约德尔的日记说，希特勒在把勃洛姆堡免职的那一次会见中告诉勃洛姆堡说，「一俟德国的时辰来到，你将仍旧回到我的身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将不加追究」。勃洛姆堡在他的未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希特勒在他们最后一次会见时曾「极其强调地」向他许诺说，在万一发生战争时将委任他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
像希特勒的许多别的诺言一样，这个诺言也没有兑现。冯·勃洛姆堡元帅的名字从陆军名册中永远勾掉了，即使在战争爆发后他表示愿意效劳时也没有重新给予他任何职位。勃洛姆堡夫妇回德国后定居于巴伐利亚的维西小村，在那里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居住到战争结束。像同时代的一位英国逊王的情况一样，他对使他倒霉的妻子至死没有变心。他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在纽伦堡的监狱里死的，当时这个可怜的、惟淬的老人正在那里等待传讯作证。
陆军总司令男爵瓦尔纳·冯·弗立契上将，是一个有才能的顽固的老派军官，雷德尔海军上将称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总部人物」，他显然是继勃洛姆堡担任战争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人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戈林自己觊觎着这个最高职位。有些人认为，戈林是故意促使勃洛姆堡跟一个他可能先已知道其不幸的过去历史的女人结婚的，以便为他自己肃清道路。如果这是真的话，勃洛姆堡却并不知道，因为他在一月二十七日跟希特勒告别时，他首先建议由戈林来当他的继任人。但是，元首比谁都了解他的这个老纳粹党徒。他说，戈林太任性，既没有耐心，又不勤奋。他也不赞成由冯·弗立契将军继任，他不喜欢弗立契在十一月五日反对他的宏伟计划的态度，对此仍旧耿耿于怀。此外，弗立契也从不隐讳他对纳粹党，特别是对党卫队的敌意。这个情况不但引起了元首的注意，而且使得党卫队头子和警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越来越下定决心要打倒这个领导着陆军的强大敌手。
希姆莱的机会现在来到了，或者，倒不如说他由于发动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诬陷阴谋而创造了机会。这个诬陷之荒谬，即使是在党卫队和国家社会党匪徒横行的世界里，也难以使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至少在一九三八年，同样使人难以相信的是：德国陆军毕竟有其传统，怎么会忍受这种诬陷。紧接着勃洛姆堡丑闻之后，这次诬陷触发了第二个、爆炸性大得多的炸弹，动摇了军官团的根基，决定了它的命运。
一月二十五日，就是戈林给希特勒看勃洛姆堡新夫人的警局档案的那一天，他还给元首看了一件更加使人遭殃的材料。这是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不费吹灰之力提供的材料，意在表明冯·弗立契将军犯了德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鸡奸罪，并且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一直付给一个前科犯人讹诈款项，以便使他不把这件事声张出来。秘密警察的材料看来是那么凿凿有据，因此希特勒颇为相信这种罪状。勃洛姆堡或许是因陆军对他的婚姻采取严厉态度而想在弗立契身上泄愤，所以竟没有去劝阻希特勒相信这件事。他反而告诉元首，弗立契不是个「喜欢和女人来往的男人」，他又说，这个终身未娶的将军很可能已「屈服于嗜好」。
元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在秘密警察的材料出示时在场。他感到十分惊骇，于是公然不顾元首叫他不得把这件事告诉弗立契的命令，立即跑到这位陆军总司令的寓所去告诉他这个指控，警告他已陷入可怕处境。这位沉默寡言的普鲁士贵族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说了一句。「全是卑鄙的谎话！」在他平静下来后，他向霍斯巴赫以军官的荣誉发誓保证说，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第二天一早，霍斯巴赫不计后果，告诉希特勒他已会见过弗立契，说这位将军断然否认这种指控，并要求元首能听听他的意见，给他一个亲自辩明无罪的机会。
出乎霍斯巴赫的意料，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就在当天深夜，德国陆军总司令被召到了总理府。他要在那里尝到一种他作为一个贵族、军官和绅士在长期训练中没有为他作过准备的滋味。这次会见是在总理府的书房里，这次除了戈林外，希姆莱也在场。在希特勒概括地叙述了指控后，弗立契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说这是完全不确实的。但是这种保证在第三帝国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了。这时，等待这次时机已有三年之久的希姆莱，从边门叫人带进来一个步履拖沓、一脸败类样子的人。给带进德国总理府各办公室的人中，他一定是最奇怪的人了，如果说不是身份最低下的人。他的名字叫汉斯·施密特，从他第一次进少年感化院起，后来一直犯案累累，屡进监狱。他的犯罪记录表明，他的主要嗜好是窥探男色活动的秘密，然后趁此进行讹诈。他现在声称，认出冯·弗立契将军就是他在柏林波茨但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看到跟一个叫做「巴伐利亚的裘」的下层社会脚色干不可告人勾当的陆军军官。施密特向德国这三位最有权力的人坚持说，这个军官多年来一直付给他讹诈的钱，要他不要声张这件事，只有在他再度——裆入狱后才停止付钱给他。
男爵冯·弗立契将军因为受到过分的侮辱而气得不愿答复。德国的国家元首、兴登堡和霍亨佐伦王朝的继承者，竟然在这样一个地方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带进来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角色，对他来说是太过分了。他说不出话来，这只有使希特勒相信他是有罪的，于是元首要求他辞职。弗立契拒绝这样做，却要求由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讯。但是希特勒不想让军官团来接手这个案件，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这是一个他不愿放过的天赐机会，可以趁此粉碎不肯屈从于他的意志和天才的将军们的对抗。他当时当地就命令弗立契无定期休假，这就等于是停止他购陆军总司令职务，第二天希特勒同凯特尔商讨了不仅是由谁来继承勃洛姆堡的问题，还有由谁来继承弗立契的问题。主要从凯特尔处获得消息的约德尔，开始在他的日记里作了一些记载，表明不仅陆军司令部的彻底改组，还有整个武装部队组织的彻底改组，都在研究之中，这种改组的结果将最后使军方就范。
高级将领的权力虽然不是绝对的，却是唯一仍然不受希特勒控制的，他们会交出这种权力来吗？当弗立契经历了总理府书房里的那场考验回到他班德勒街的寓所以后，他就跟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商量了怎么办。某些英国历史学说说，贝克敦促他立即发动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军事政变，弗立契拒绝了这种主张。但是给贝克写传记的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福斯特看过贝克的私人文件，他只是说，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晚上，贝克先会见了希特勒，后者告诉了他这种严重罪状，然后他又会见了弗立契，后者否认这种罪状，最后，就在当晚很迟的时候，他又赶到希特勒那里，只要求给予陆军总司令一个在军事荣誉法庭上洗刷自己的机会。贝克的传记作者表明，贝克本人当时也还没有看透第三帝国的统治者们，到后来他看透了，但是为时已经太迟了。几天后，不仅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经去职，而且还有十六名高级将领退休，另有四十四名被调到低级指挥部去，这时弗立契和他的最亲近的部下——贝克是其中之一——的确认真考虑过军方的反措施，也为时太迟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危险的想法。福斯特说，「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军事政变将意味着内战，而且绝不是有成功把握的」。当时，这些德国将领要有把握得胜才肯冒任何重大风险，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据这位德国作家说，他们担心不仅戈林的空军和雷德尔海军上将的海军会反对他们（因为这两个总司令都是完全拜倒于元首的），而且陆军本身也可能不会充分支持它的倒了霉的总司令。
但是，这些高级陆军军官获得了一个该由他们来打击希特勒的最后机会。陆军同司法部合作进行的初步调查，很快就确定冯·弗立契将军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唆使的秘密警察诬陷阴谋的无辜受害人。据查明，这个积犯施密特确曾发现一个陆军军官在波茨但车站的阴暗处犯鸡奸罪行，并且因此讹诈了他好几年。但是，这个军官的名字是弗立许，不是弗立契。他是一个因病卧在床上的退休骑兵军官、在陆军名册里登记为骑兵上尉的冯·弗立许。秘密警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们逮捕了施密特，威胁他说，除非他说是陆军总司令，否则就要杀死他。害病的骑兵上尉也被秘密警察看管起来，以防止他讲出去。但是，他和施密特最后都被陆军从秘密警察的魔掌中夺去，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他们能在审讯弗立契的军事法庭上作证。
陆军的老派领袖们高兴极了。不仅他们的总司令可以洗清罪嫌和复任陆军领导，而且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阴谋，那两个在国内握有无法无天的权力的不择手段的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阴谋将被揭露，这样他们和党卫队将走上四年前罗姆和冲锋队的路。这对党和对希特勒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它将使第三帝国的基础发生剧烈动摇，希特勒本人都可能倒台。如果希特勒要掩盖这个罪行，那么由于真相大自而问心无愧的陆军，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但是，又一次，像过去五年中发生过多次的情况一样，这些将军们不及这位前奥地利下士来得机智狡猾，终于被命运所彻底击败。因为这位领袖知道如何利用命运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却不知道。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整个最后一星期中，一种使人想起一九三四年六月底情况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柏林。首都又充满了各种谣言。希特勒废黜了陆军的两个最高人物，原因不详。将军们在反抗。他们在策划着军事政变。弗朗索瓦－庞赛大使接到弗立契的请帖，请他在二月二日吃饭，后来弗立契又取消了这个邀请。大使听说他已被逮捕。传说陆军打算在一月三十日国会开会听取希特勒的五周年演说时包围国会，逮捕纳粹政府全体人员和它一手挑选的议员们。由于国会宣布会议无限期延期，这些传说显得更为可信了。这位德国独裁者显然陷在困难之中。他终于遇到了他的敌手——德国陆军的不屈的高级将领们。至少后者一定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错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德国内阁举行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不论希特勒碰到了多少困难，他现在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在这过程中还清除了那些妨碍他的人——不仅是陆军中，还有外交部中。他那一天在内阁中很快地通过了一项命令，并在午夜前不久就在电台上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这项命令开头说：
「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率权。」
作为国家的首脑，希特勒不用说就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是现在他接掌了勃洛姆堡的总司令职务并取消了原来也是那位发花痴的新郎所主管的战争部。代替战争部而设立的是一个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全世界所熟知的机构，叫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der．Wehrmacht，简称OKW），陆海空三军都隶属其下。希特勒是它的最高统帅，在他下面有一个参谋氏，却有一个叫得很响的头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这个职位畀予了奉承拍马的凯特尔，后者设法一直担任到底。
戈林本来一直自以为是能够继任勃洛姆堡的职务的，希特勒为了减轻他自尊心的伤痛，授予他元帅的称号，这使他成为拥有第三帝国最高军衔的军官，显然使他欢喜不置。为了消除公众的不安，希特勒宣布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因健康不佳」而辞职。这样，弗立契甚至在没有得到军事荣誉法庭审讯以前就永远地被摈除了，因为希特勒是知道这种审讯会使弗立契洗清冤枉的。在高级将领们看来，这似乎特别岂有此理，但是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因为他们也在同一命令中被排斥了。其中十六人，包括冯·伦斯德、冯·李勃、冯·维茨勒本、冯·克鲁格和冯·克莱施特这些将军在内，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四十四个被认为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的人，被调职了。
希特勒在经过一番踌躇后挑选了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继弗立契统率陆军。勃劳希契将军在将领们中间名声颇好，但是后来证明，在碰到希特勒喜怒无常的脾气突然发作时，这位将军却和勃洛姆堡一佯软弱恭顺。在这个危机中间有几天里，又出现了一个会使勃劳希契像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一样丢官的两性问题。因为这位军官正要离婚，这是一件贵族军官们所看不惯的事。永远好奇的约德尔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桩错综复杂的事情。在一月三十日，星期日，他记载凯特尔召来了勃劳希契的儿子，「以便打发他去见他的母亲（他要去取得她对离婚的同意）」。两天后约德尔记载勃劳希契和凯特尔跟戈林碰头，「为了讨论家庭问题」。戈林似乎已自任为将军们性纠纷的仲裁人，他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同日，约德尔又写道，「勃劳希契的儿子带了他母亲的一封非常得体的信回来」。意思是她不会妨碍她的丈夫。戈林和希特勒也不反对离婚，这位陆军新司令在就任新职几个月后实现了这件事。因为戈林和希特勒都知道，他要娶的夏洛特·施密特夫人，像乌里希·冯·哈塞尔所说的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过激的纳粹分子」。婚礼在当年秋天举行。它将证明——约德尔可能会再度指出——这又是一个女人影响历史的事例。
希特勒二月四日的整肃不是只以将军们为限。他还把牛赖特清除出了外交部，而代之以思想浅薄、态度恭顺的里宾特洛甫。两个老资格职业外交官，驻罗马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也被免职。驻维也纳的巴本也是如此。不中用的丰克正式被任命继沙赫特为经济部长。
第二天，二月五日，《人民观察家报》刊载着这种触目惊心的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只有这一次，这家纳粹党报没有过甚其词。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是第三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它走向战争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不妨说，在这一天，纳粹革命完成了，妨碍希特勒走上他久已决心要在德国一旦充分武装后走的道路的最后一些保守分子，已被清除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是兴登堡和老派保守分子所安置，是要他们起遏制纳粹党的过分行为的作用的，后来又添了一个沙赫特。但是在争夺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控制权以及德国军事权力的控制权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他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他们在道义上既没有足够的骨气，在政治上也没有足够的本领来和希特勒对抗，更不必说要胜过他了，沙赫特洗了手。牛赖恃让了位。勃洛姆堡，在他自己的袍泽的压力下辞了职。弗立契，虽然遭到了匪徒式的诬陷，却也毫无反抗表示就接受了解职。十六位高级将领温顺地接受了解职——还接受了弗立契的解职。军官团曾谈论过军事政变，但仅仅是谈论而已。事实证明，希待勒一直到死都对普鲁士军官阶层保持着轻视，这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一声都不吭地让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道夫将军遭到官方认可的谋杀，他们现在又因循苟安地听任他们的高级将领被黜免解职。柏林多的不是急于想代替他们，急于想为希特勒效劳的年轻将领吗？陆军军官们所自诩的团结精神在哪里呢？它不是个全属子虚的神话吗？
在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这个冬季日子为止的五年中，军队一直拥有推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实际力量。当他们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知道他在把他们和德国引往哪里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尝试这样做？弗立契本人在下台后作了答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个星期日，他在索尔陶附近阿希特堡的宅邪里宴请被解职的大使冯·哈塞尔，这所宅邪是陆军在他退休后拨给他居住的。哈塞尔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见解的要旨」：「这个人——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不论是好还是坏。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弗立契认为他会这样做的——他将把我们统统拉着与他同归于尽。我们是没有办法可想的。」外交、经济和军事的决策大权已经集中在他的手里，武装部队也直接在他的统率之下，希特勒现在就沿着他的道路前进了。他以前没有给弗立契一个洗雪名誉的机会就把他解职了，现在为时过迟地给了他这种机会，设立了一个军事荣誉法庭来听取这个案件。由戈林元帅充当主席，陪审的是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另外还有两个最高军事法庭的职业法官。
这次不许报界和公众旁听的审讯，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在柏林开始，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去就突然中止了，前一个晚上深夜从奥地利传来的消息，使元首大动肝火。别的地方正迫切需要戈林元帅和冯·勃劳希契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