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代所形成而从来没有忘记的理论是：革命运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同国家的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这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实现了。总统在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为总理。他的政治权力虽大，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这个政治权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势力，正是靠这三个方面，他才得以上台，而这三方面却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因此，希特勒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他上任还没有满二十四小时，就采取了第一个果断行动，把自以为已经「掌握」他的、老实可欺的保守分子诱进一个圈套，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六个月之后终于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也就是宣誓就职五小时后，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同其他成百上千吨缴获的秘密档案一起出现。它透露了希特勒在狡猾的戈林的帮助下如何马上巧妙地愚弄了他的保守派同僚。兴登堡任命希特勒领导的并不是一个总统内阁，而是一个依靠国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但是参加内阁的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五百八十三个席位中只占有二百四十七个席位，不足以构成多数。为了取得多数，他们需要中央党的七十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几个小时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党领袖谈判，现在戈林回来向内阁报告，中央党坚持要求「一定的让步」。戈林因此建议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在做生意上尽管很成功而头脑仍旧像木头一般的休根堡，既不赞成让中央党参加内阁，又反对举行选举，因为他知道，纳粹党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在选举中可能赢得绝对多数，那样就可以不用他自己和他的保守朋友们的帮忙了。因此他只建议取缔共产党，把他们的一百个席位取消后，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中就占多数了。但是希特勒暂时还不打算走得这么远，最后，他们商定，由总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党领袖会谈，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内阁就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谈判没有什么结果。他请中央党领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结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于是要求希特勒保证按宪法来进行统治。但是希特勒却蒙骗卡斯和他的内阁阁员，向后者伪称，中央党提出了非份的要求，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他因此建议，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这样一来，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脱身，他们只好同意他，虽然在同意之前迫使这个纳粹党领袖作了庄严的保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依旧不变。新的选举定在三月五日举行。
现在纳粹党第一次——也是德国最后一次比较自由的选举——能够利用政府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赢取选票。戈培尔兴高采烈。他在二月三日的日记中记道：「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给大家看看一个宣传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
大企业界人士对于新政府要叫有组织的劳工安分守己、让资方随心所欲地去管理自己的企业这一点感到很高兴，因此二月二十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要他们踊跃输将时，他们很乐意慷慨解囊。这次会议是由沙赫特博士出面召集的，会上，希特勒和戈林向二三十个德国工业巨头说明了他们的方针。这些巨头中有一夜之间变成了热烈的纳粹党人的克虏伯·冯·波伦，伊·格·法本企业的包许和施尼茨勒，联合钢铁公司的伏格勒。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后来保存了下来。
希特勒在开始他的长篇讲话的时候，先给工业家尝了一点甜头。他说：「私人企业在民主的时代里不可能维持；只有在人民对权威和个人有正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财富物资都是上帝的选民努力的结果——我们绝不能忘记，任何文化的好处，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用铁拳来传播。」他向企业家们保证，他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恢复国防军。后者同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和伊·格·法本企业这种工业关系特别大，如果重整军备，它们是肯定有好处的。希特勒最后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最后一次选举了。」他并且向他的听众保证：「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决不会有任何让步。」如果他在选举中不能获胜，他也要「以其他手段——用其他武器」继续执政。戈林所谈的比较联系实际问题，他强调有必要作出「钱财上的牺牲」，「如果企业界认识到，三月五日的选举将肯定地是今后十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后一百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他们承担（这种牺牲）一定会容易得多了」。
所有这些话，在场的工业家是听得很明白的，对于讨厌透顶的选举、民主和解除武装将告一结束的诺言，他们的反应很热烈。据蒂森的材料，军火大王克虏伯在一月二十九日曾要求兴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这时马上站了起来对总理「给我们看到这么清楚的一幅图景」，代表企业家们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着就开始请他们认捐。他在纽伦堡回忆说：「我募集到了三百万马克。」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次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元首一起开会时，我们定下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在竞选运动逐步展开的时候，尽管纳粹党当局的挑衅行动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不论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还是社会党的革命。到二月初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受到了冲锋队打手的捣乱阻挠。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报纸一次又一次不断被勒令暂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逃脱纳粹恐怖。天主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想要在一次集会上讲话，遭到了褐衫队员的殴打。在另外一次集会上，冲锋队员打伤了好几个人，
勃鲁宁不得不要求警察保护。在竞选运动中总共有五十一名反纳粹分子被谋杀，纳粹党方面声称他们也有十八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一职的重要性现在开始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义上的上级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解除了普鲁士的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纳粹党人，其中大部分是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无情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并且警告说，违令者将受到惩处。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二/三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无情地完成这项工作，戈林在二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总共五万人，其中四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一万人来自钢盔队。因此，普鲁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纳粹党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没有头脑的德国人才会向这种「警察」要求保护，抵御纳粹恐怖分子。
但是，尽管这种种恐怖，戈培尔、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没有「爆发出来」。要是挑衅的办法不能奏效，难道不能用捏造的办法吗？
二月二十四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他们有些人已转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国。但是地下室里还有成堆的宣传小册子，这就足够让戈林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档案」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的反应，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看来很明显，在三月五日举行选举之前，必须找到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惊动一下公众。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德国四个最有权势的人分聚在柏林两处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款待总统冯·兴登堡。在郊外戈培尔的家中，总理希特勒来吃便饭。据戈培尔的记载，他们当时没有谈公事，只是听听音乐，聊聊天。「突然，」他后来在日记中说，「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来了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说假话，所以连提也没有向元首提起。」
但是在贵族俱乐部进餐的人距离国会却只有一个拐角。
突然（后来巴本写道）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
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把老总统送回家以后就匆匆赶到起火的国会。与此同时，戈培尔（根据他的日记）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假话」又想了一想，觉得有点不妙，打了几个电话以后知道，国会的确起火了。在几秒钟之内，他和元首就「以一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们早到了那里，头上冒汗，嘴里喘气，兴奋得有点失常。据巴本后来说，戈林还赌咒发誓他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虽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
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以前在旅馆中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很快地沿着原路回到议长府。与此同时，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的头脑愚钝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也偷偷地潜入了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厦，放了几把火。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真是上帝给纳粹党人送来的。他是在几天以前为冲锋队所发现的，他们听到他在一家酒馆里吹牛，说是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中放过火，下一个打算要烧国会了。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有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纵火犯决心要干他们自己决定要干的勾当，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却有事实为证。放火这个念头，最初肯定是戈培尔和戈林想出来的。当时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纶堡作证说：「最初想到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还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在纽伦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经吹嘘过他的业迹。
在一九四二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及其艺术价值。我亲耳听到戈林打断大家的话，大声他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说完，他还用他的手掌拍着大腿。
看来很清楚，范·德·卢勃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他们鼓励他去国会大厦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员干的，当然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后来在莱比锡举行审讯时就确定，这个荷兰傻瓜并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这座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在他潜入大厦以后二分半钟，中央大厅就剧烈地燃烧起来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衬衫当作引火物。根据专家们在审讯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大量化学品和汽油所引起的。显然，这些东西不可能由一个人带进大厦，这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分身到这么多的地方，放起这么多处的火来。
范·德·卢勃当场被逮，据戈林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当时想立即把范·德·卢勃绞死。第二天，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听说戈林把他株连在内，就自行向警察局投案，几天以后，后来担任了保加利亚总理的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波波夫和泰涅夫被警察局拘押起来。他们后来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结果使得纳粹党人狼狈不堪，特别使戈林狼狈不堪，季米特洛夫自任辩护律师，在一连串的锋利的反洁中，很轻易地使戈林窘相毕露。根据法庭记录，戈林有一次大声向这个保加利亚人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
法官（向警官）把他带下去。
季米特洛夫（被警官带下去）：你害怕我的问题吗，总理先生？
戈林：等我们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混蛋！
托格勒和这三个保加利亚人被判无罪释放，但是这个德国共产党领袖却立即被加以「保护性拘留」，终于在第二次大战时瘐死狱中。范·德·卢勃被判有罪，当即处决。
尽管法庭屈从于纳粹当局，但是这次审讯使戈林和纳粹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了。因为希特勒丝毫没有错过时机，已经充分利用了国会纵火案。
在起火后的次日（二月二十八日），他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规定：
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此外，这项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
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由于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到「公认」，也能够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掌握政权。大约有四千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及自由主义的领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而根据法律，后者有豁免权，是不能逮捕的。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去，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报纸和政治集会固然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党派的集会也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只有纳粹党人和他们的民族党盟友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行竞选。
纳粹党人现在手头掌握了全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财库里有着大企业方面来的充分经费，因此他们这次竞选宣传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每一角落。装饰着※字旗的街道上，冲锋队员列队而过的皮靴声不绝于耳。还有数不尽的群众大会，火炬游行，广场里的扩音器。广告牌上尽是纳粹党的触目的招贴，入晚山顶上燃起了髯火。对选民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国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的褐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又以「揭露」共产党「革命」来恐吓。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项长篇声明，宣称它搜获的共产党「档案」证明：
要焚毁政府大厦、博物馆、宅哪、重要工厂——要把妇女儿童送到恐怖团体面前处死——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已经确定，今天要在德国全国对个人，对私有财产，对和平居民的生活采取恐怖行动，发生全面内战。
它保证发表「证明共产党阴谋的档案」，但是这个诺言从来没有兑现过。不过，普鲁士政府既然保证这种档案确实存在，这一点已经足够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了。
如果再不相信的话，戈林的威胁也许起了作用。他在三月三日即选举的前夕在法兰克福大声叫嚷说：
德国同胞们，任何司法上的考虑，都不能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共产党朋友，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的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
前总理勃鲁宁在那一天也讲了话，但是他的声音几乎没有人听到，勃鲁宁宣称，他的中央党将反对任何推翻宪法的尝试，要求调查可疑的国会纵火案，呼吁兴登堡总统「保护被压迫者抵抗压迫者」。这一呼吁毫无效果。年老的总统继续保持沉默。人民已经受到了震动，现在是他们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他们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用他们所投的票说话了。尽管这种种恐怖和威胁，他们的大多数人仍反对希特勒。纳粹党人在选举中虽然以一千七百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八十票领先——比上次选举增加了大约五百五十万票，但是在全部选票中仍然只占四十四％。希特勒仍旧没有能获得绝对多数。过去几星期的迫害和镇压并不能够阻止中央党的选票得到实际的增加——从原来的四百二十三万零六百票增加到四百四十二万四千九百票；把它的盟友天主教已伐利亚人民党的票数加在一起，它一共得到五百五十万票。甚至社会民主党也保持了它的第二大党的地位，共得七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九票，较前只少了七万票。共产党减少了一百万支持者，但是仍有四百八十四万八千零五十八票。巴本和休根堡领导的民族党的成绩使他们极感失望，一共只得到三百一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票，在全部票数中只占八％，比以前只增加了二十万票不到。
尽管如此，民族党的五十二席加在纳粹党的二百八十八席上面以后，政府在国会中就有了十六席的多数。要执行日常的政府工作，这也许已经够了，但是要达到二/三的多数，那还相差很远，而希特勒为了要实现他的在议会同意下确立他的独裁地位的大胆新计划，是需要二/三的多数的。
这个计划极其简单，而且有着用合法的外衣掩盖攫夺绝对权力的好处。
它的办法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在四年之内授予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说得再简单一些，也就是要求德国国会把宪法规定的职责移交给希特勒，而国会则开始长期休会。但是，由于这需要修改宪法，因此需要有二/三的多数才能通过。
怎样取得二/三的多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就成了一个主要的议事项目。这次内阁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公开了。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八十一个共产党议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戈林认为，余下来的问题就可以用「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理掉。希特勒情绪很高，自信颇大。因为，根据他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诱使兴登堡签署的二月二十八日法令，他可以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党议员，以保证二/三的多数。天主教中央党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要求提供某种保证，但是总理相信，这个党是会同意他的。民族党领袖休根堡并不想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他要求授权总统也参与起草内阁根据授权法颁布的法律。但是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博士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纳粹党方面，他却答复说，「联邦总统没有必要参加」。他很明白，希特勒不想象过去历任共和国总理那样，受到顽固的老总统的掣时。
但是在目前，希特勒希望向老元帅，同时也是向陆军方面和民族主义保守派作一个漂亮的姿态，通过这个姿态，把他的流氓革命政权同兴登堡的威望和普鲁士过去的一切军事荣誉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和三月十三日就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想出了一条妙计，由希特勒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主持他要摧毁的新国会的开幕式。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的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胖德烈大王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兴登堡曾在一八六六年到这里来作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了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了三月二十一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俾斯麦在一八七一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当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海陆军将领们在头戴髑髅骠骑兵的头盔、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德烈大王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临。
兴登堡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且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式进行时一度注意到——他并且记在日记中——老元帅热泪盈眶。总统身穿着灰色军服，胸佩黑鹰缓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慢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
愿这个著名圣地的传统精神贯彻到今天的一辈青年中去，愿这种传统精神把我们从自私自利和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希特勒的答词极其狡猾，旨在打动济济一堂的旧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骗取他们的信任。
无论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战争。只是由于国家的崩溃才迫使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违反它的极其神圣的信念，承担了这次战争的罪过。
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远的兴登堡说：
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的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新的力量能有您领导。
希特勒为了要表示他对总统——也就是对这位总统，他在这个星期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要剥夺其全部政治权力——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活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撩乱的保证以后，」当时在场的法国大使后来写道，「这种人，像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国民族党人，国防军军官们这种人，怎么还会再有他们当初在看到他的党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所怀有的疑惧呢？他们现在还能够不痛快地给予他完全信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权力吗？」
两天以后，在三月二十三日，当国会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复会时，答案就出来了。国会要讨论所谓授权法——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GesetzzurBehebungderNotvonVolkundReich）。它一共只有短短的五节，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四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嘲弄了——总统的权力依旧「未变」。
希特勒向聚集在这所华丽的歌剧院中的议员们发表了一篇特别有节制的讲话，着重指出了最后这两点。这所歌剧院一向专门演出轻松歌剧，它的旁听席上现在都坐满了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他们的满脸横肉和伤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许人民代表在这里胡闹。
政府（希特勒保证）将只有在为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这并不威胁到国会或参议院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未变——各邦的独立地位也不改变。教会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它们同国家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非实行这种法律不可的国内情况是很有限的。
这个脾气暴躁的纳粹党领袖的讲话听起来相当温和，几乎到了谦恭的程度；即使是反对党议员，要在当时第三帝国生命的初期能够充分识破希特勒的保证的价值，为时还大早。尽管如此，在外面的冲锋队员的「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声中还是有一位反对党议员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未来的独裁者。这位议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他的十几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态度镇静，昂然不屈地宣称，政府可以剥夺社会党人的权力，但是剥夺不了他们的荣誉。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来，现在议员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人的颜色。你们来得晚了，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他叫道）——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德国的命运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响了——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们！（热烈掌声。）
对共和国的削弱负有沉重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将要失败，但是至少这一次，愿意坚持原则并且坚决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党却不愿意，而他们在政教斗争时却曾经成功地反抗过铁血宰相。该党领袖卡斯主教曾经要求过希特勒书面保证他将尊重总统的否决权。但是希特勒虽然在选举以前答应作出这个保证，却从来没有交出过这个保证。尽管如此，这位中央党领袖还是站起来宣布，他的党将投票赞成授权法。勃鲁宁继续保持沉默。投票马上举行，结果是四百四十一票赞成，八十四票（全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纳粹党议员们跳了起来呼叫，兴高采烈地跺着脚，然后同冲锋队员们一起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样的地位，成了德国两个国歌之一：
旗帜高高飘扬，队伍整整堂堂，
冲锋队员们齐步向前——
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在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当然，要使整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也是在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用残酷无情的手段和阴谋诡谲的方法做到的。
「街头流氓，」用阿兰·布洛克的话来说，「攫夺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力量的控制权，流浪汉上台执了政。」不过是——正如希特勒从来没有停止夸口的那样——「合法地」用议会的压倒多数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德国人只能怪自己。
德国的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中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各邦被开头刀。在三月九日晚上，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三月三十一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的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总理在四月七日又颁布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Reichsstaathalter），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所制定的总政策」。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满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正如内政部长弗立克所说，「邦政府现在不过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而已」。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法律的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决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的所有政党都已被消灭殆尽了。
不能说它们在被消灭的时候是反抗过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国会中所有没有被捕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毫无异议地一致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此以前九天，戈林的警察还占据了该党的办公楼，没收了它的报纸和财产。但是，社会党人还想依顺希特勒。他们谴责在国外攻击元首的同志。六月十九日，他们选举出一个新的党委员会，但是三天后，弗立克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认为它「颠覆和敌视国家」，这就使他们的妥协尝试告一结束。幸存下来的领袖保罗。洛伯和该党一些国会议员遭到了逮捕。至于共产党人，当然早已遭到镇压了。
剩下来的就只有中产阶级的政党了，但是，它们的寿命也并不长。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政府在三月九日的纳粹党政变中被赶下台，到七月四日就宣布自行解散；它的盟友中央党在过去曾经坚决地反抗过俾斯麦，一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布解散，这样，在德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天主教的政党——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梵蒂冈在两星期后同希特勒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施特莱斯曼的老党人民党在七月四日自杀，民主党则在一个星期前就自杀了。
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国民族党怎样呢？没有民族党的支持，这个前奥地利下士是决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权的。民族党尽管接近兴登堡、陆军、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尽管对希特勒上台有功，它还是同样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他政党所走过的道路。六月二十一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六月二十九日，该党在六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理府的态度强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员「自动地」解散了民族党。
剩下来的只有纳粹党了，七月十四日，一项法律规定：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个月到三年的拘禁。
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四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曾经谈到，自由的工会曾经用宣布总罢工这样一个简单办法，一度击溃过法西斯卡普政变，现在它们也像各政党和各邦一样，被轻而易举地结束了生命，虽然在这以前还对它们施了一个巧妙的诡计。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党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一九三三年五一节为全国性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事庆祝。纳粹党的这种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但贝尔霍夫飞机场，戈培尔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在群众大会之前，希特勒亲自接见工人代表，他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在飞机场对十万工人发表演说时，希特勒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且保证，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用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门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实就是如此。五月二日，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西奥多·莱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的科隆纳粹党头子、嗜酒如命的罗伯特·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和莱伊企图让工人们放心，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莱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说：「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是神圣的。我本人是个贫农的儿子，知道贫困的滋味——我知道无形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一回事。工人们！我向你们起誓，我们不仅将保持现有的一切，而且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他们的权利。」三星期后，纳粹的诺言再一次证明是骗人的空话，那时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律，停止实行集体谈判的办法，并且规定今后将由他任命的「劳动托事」来「调整劳资合同」和维持「劳资和平」。由于劳动托事的决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人人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实际上就是取缔罢工，莱伊保证「要把绝对领导权交还给一个工厂的当然领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权决定一切。许多雇主多年来必须到外面去请人来当『一家之主』。现在他们又恢复做『一家之主』了」。
暂时来说，企业界感到高兴了。许多雇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作的慷慨捐助现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业要繁荣，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定。而在整个春天和初夏，德国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狂热的褐衫队匪帮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正如戈林所说，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元首还在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到人人都驯顺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来——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过——犹太人不是德国人，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消灭他们（在他上台后头几个月里，只有少数人——那是说，少数几干人——被剥夺了财产，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杀害），但是他颁布命令，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大学里教书，从事自由职业。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他下令全国抵制犹太人的商店。
在纳粹党解散讨厌的工会时一度过早感到高兴的企业家们，现在发现纳粹党中左翼分子当真相信该党的社会主义主张，企图控制雇主协会，解散大百货商店，把工业收归国有。成千上万的粗暴的纳粹党官员到过去不支持希特勒的企业登门拜访，有的扬言要没收这些企业，有的要求在企业中担任薪金优厚的职位。经济学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博士现在坚持要实现党的纲领——把大企业收归国有、国家分享利润、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利息奴役制」。好像这还不足以吓坏企业家似的，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里答应农民把他们所欠的债务本金勾销一大笔并且把未勾销部分的利息降低到二％，这使银行家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为什么不这样？希特勒到一九三三年仲夏时已是全德国的主人。他现在完全可以实行他的纲领。巴本尽管狡诈，这时已完全无能为力，他原来以为他和休根堡以及旧秩序的其他保卫者在内阁中对纳粹党保有八对三的优势，能够控制希特勒，利用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令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他自己就被轰出了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来接替。他在全国政府中仍旧担任副总理一职，但是正如他后来悻悻然承认的那样，「这个职位是徒有虚名」。企业界和金融界的辩护士休根堡已经辞职，他的党已经解散。纳粹党中第三号人物戈培尔已在三月十三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像戈培尔一样，被认为是个「激进分子」的达里则担任了农业部长。在德国经济系统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国家银行总裁保守分子汉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职，卷起铺盖到华盛顿去当大使了。认识到纳粹主义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总裁。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气扬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继任了这个职位。在建设第三帝国的经济实力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军备方面，整个德国没有别人比沙赫特对希特勒的功劳更大了。他后来还兼任了经济部长和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不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开始反对他所崇拜的偶像，终于辞去了或者说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甚至参加了那些密谋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伙。他悔不该长期输诚效忠，以自己的声望为之助威，把自己的过人才能供其驱策。但是到那个时候，要在纳粹党领袖面前独挽狂澜，为时已经晚了。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德国，但是当一九三三年夏天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的问题至少有五个：防止出现第二次革命；解决冲锋队与陆军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使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为六百万失业者寻找工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为德国取得平等的扩军权利和加速德国在共和国末期开始的秘密重整军备工作；最后是决定由谁在年老多病的兴登堡去世后继承他的位置。
「第二次革命」这句话是冲锋队头子罗姆造出来的，他坚决主张要实现第二次革命。戈培尔后来也这么主张，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算账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
纳粹党摧毁了左派，但是右派仍旧存在：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罗姆、戈培尔和纳粹运动中的其他「激进分子」要把他们也清算掉。手下冲锋队已达二百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二十倍——的罗姆在六月间发出警告：
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赢得了一个胜利——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如果有市侩认为民族革命的时间已经太久了——那未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斗争——不论有没有他们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向他们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在八月间，他又在一次演讲时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
但是，希特勒却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手段而已。现在他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对于这些口号就不再感到兴趣了。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地位。至少在目前，必须巴结右派——企业界、陆军和总统。他并不打算使德国陷于破产的境地，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权的生存。绝不能有什么第二次革命。
他在七月一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七月六日，他在总理府对各邦的纳粹党邦长重新提出了这个警告：
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
历史判断我们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造成就业——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权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它越是稳固。因此，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部的职责。
没有比这段话更有权威他说明纳粹革命是政治性的革命，而不是经济性的革命了。为了证明他言之非虚，希特勒撤换了一些企图夺取雇主协会控制权的纳粹「激进分子」。他恢复了克虏伯·冯·波伦和弗里茨·蒂森在这些协会中的领导地位，解散了跟大百货商店捣蛋的中产阶级商人战斗联盟，任命卡尔·施密特继任休根堡为经济部长。施密特是企业家中最正统的一个，原任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总经理，他毫不迟疑地制止了那些把党纲天真地信以为真的国家社会党员们的打算。
在普通纳粹党员中间，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群众运动核心力量冲锋队员中间，失望情绪是很强烈的。他们大多数人属于失业和不满的大军，由于本身经历，生来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相信，他们在街头斗殴，对革命作了贡献，革命就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报酬，不管是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中，应该得到优厚差使。他们在春天时由于采取了一阵过火的行动而陶醉了一个时候，如今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原来的人，不管是否党员，仍将保有原来的职位，并且保有任免大权。不过，这还不是冲锋队员中间骚动不安的唯一原因。
希特勒和罗姆过去在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的问题上的争吵，如今又爆发了。纳粹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主张，冲锋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这支革命军对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义务军对拿破仑的作用一样。现在已是这样的时候了，应该推开反动的普鲁士将军（他轻蔑地称他们为「老傻瓜」），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比罗姆或任何其他纳粹党人更加清楚，没有陆军将领的支持，或者至少说没有他们的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至少在目前，如果他要继续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支持，因为他们仍旧有着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撵走他的实际力量。而且希特勒也预见到，在不会很久的将来，当八十六岁的总司令兴登堡逝世的时候，他在这个关键重大的时刻，将需要陆军对他个人的忠诚。此外，这个纳粹党领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实现他的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目标，因为军官团有着它的军事传统和人才。而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的暴徒，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它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从今以后，就必须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台。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从一九三三年夏天开始到次年六月三十日，这两个又是纳粹运动的元老又是亲密的朋友（恩斯特·罗姆是希特勒以亲密的「你」而不是以客气的「您」相称呼的唯一的人）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简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罗姆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在柏林体育馆对一万五千名冲锋队长发表演讲时，表达了冲锋队员们中间的深深失望的情绪。他说：「我们常常听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警告说，事实并非如此。可是，希特勒的态度很坚决。他于八月十九日在戈德斯堡浴场曾经警告说：「冲锋队同陆军的关系必须是同政治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关系。」九月二十三日，他在纽伦堡讲话时说得还要清楚：
今天，我们应该特别记得我国陆军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要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们可以向陆军保证，我们将永远不会忘掉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我国军队光荣而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将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来支持陆军的这一精神。
在这以前，希特勒曾秘密地向军队作了保证，因此争取到许多高级军官倒向他的一边。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即他就职后两天，他在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的家中向陆海军高级将领讲了两小时的话。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纽伦堡审讯时透露了纳粹总理同军官团第一次会谈的大意。他说，希特勒消除了高级将领们原来以为可能要军队从事内战的担心，他还保证，陆军和海军现在可以放手致力于迅速重新武装新德国的这项主要任务。雷德尔海军上将承认，他对于建立一支新海军的前景是极为高兴的。冯·勃洛姆堡将军后来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也说，元首打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勃洛姆堡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匆忙就任国防部长一职，也就消除了陆军方面要想反对希特勒出任总理的任何打算。
为了要进一步鼓起军方领袖们的热情，希特勒在四月四日设立了国防会议，来加紧执行一项重整军备的秘密新计划。三个月以后，在七月二十日那天，总理颁布了一项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从而恢复了军官团的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许多陆海军将领开始从另外一个比较赞成的角度来看待纳粹革命了。
为了要给罗姆吃些甜头作为安慰，希特勒在十二月一日任命他——与副党魁鲁道夫·赫斯一起——为内阁阁员，在一九三四年元旦又写了一封友好热情的信给这个冲锋队头子。他一方面重申「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境外敌人」，同时又承认「冲锋队的任务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并且承认，冲锋队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罗姆。这封信最后说：
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头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向你，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你保证，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么感激。
你的怀着真诚友谊与感激之情的
阿道夫·希特勒
这封用亲密的「你」来称呼的信，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纳粹党的主要日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对于暂时缓和冲锋队中存在的不满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在圣诞节和新年的普遍善意气氛中，冲锋队和陆军的斗争，激进的纳粹党分子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叫嚣暂时平息下去了。
《西方的衰亡》的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评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在一九三三年征服了德国和把德国纳粹化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不是胜利，因为没有敌手。」他在那年年初就写道：「这次攫夺政权——我是怀着忧惧的心情看着他们那么大张旗鼓地每天庆祝的。如果到取得真正的肯定的胜利时再这样，会更好些，也就是在外交方面取得胜利的时候。别的都不是胜利。」
这位哲学家兼历史学家一度是纳粹党人的偶像，不过为时不长，最后双方都失却了魅力。他当时这种急躁态度未免过分。因为希特勒要着手征服全世界之前必先征服德国。一旦他消灭了国内的反对者——或者说他们自行消灭了——以后，他就马上转到了一直最使他感到兴趣的方面：外交事务方面了。
一九三三年春季，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可能更糟糕了。第三帝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军事上陷于无力的地位，整个世界对于纳粹的暴行，特别是迫害犹太人，感到憎恶。德国的邻邦，特别是法国和波兰，态度是敌对的和多疑的，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波兰在但泽举行了一次军事示威之后，毕苏斯基元帅向法国人表示最好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一次预防性的战争。甚至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上台执政，事实上也并不热心，尽管在表面上他装出欢迎第二个法西斯国家的出现的姿态。一个在潜力上大大地强于意大利的国家的元首，很可能不久就使领袖（Duce）黯然失色。一个狂热的泛日耳曼德国对奥地利和巴尔干各国会有野心，而在这些地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也已经提出过他的领土要求了。苏联对纳粹德国的敌意是很显然的，因为它是一九二一年以来共和制德国的唯一友人。这样，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第三帝国的确是孤立无友的。而且，它又没有武装，或者说，同它的高度武装的邻邦对比之下，相对地来说是如此。
因此，希特勒外交政策的当前战略和策略，是由德国的软弱和孤立处境这个残酷现实所决定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处境又提供了符合他自己和大多数德国人民最强烈的希望的自然目标：在不致引起制裁的情况下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不致引起战争的情况下重新武装。只有在他完成了这双重的短期目标以后，他才有军事力量，能毫无牵制地实现既定的长期外交目的，它的具体目标和方法是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就十分坦率和十分详尽地规定了的。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显然是以宣传裁军和和平的方法来迷惑德国在欧洲的敌手，同时张大眼睛寻找他们集体甲胄中的弱点。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说之一，是欺骗宣传的杰作，它不仅深深地打动了德国人民的心，使他们团结在他的背后，而且在国外造成了一个深刻的、使人有好感的印象。就在前一天，罗斯福总统刚刚向四十四个国家的元首发出了一封动人的信件，概述了美国在裁军和和平方面的计划和希望，呼吁废除一切进攻性武器——轰炸机、坦克、机动重炮。希特勒很快地响应了总统的呼吁，并且加以充分的利用。
我在昨天晚上获悉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建议，德国政府对他的建议表示最热烈的感谢。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这个克服国际危机的方法——对于那些希望合作起来维持和平的人来说，总统的建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装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完全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
这篇演说，还有不少温和的辞句和热爱和平的表白，使得忧心忡忡的世界感到又惊又喜。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它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纳粹德国并不希望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德国化」。「上一世纪的心理状态使人们认为他们要把波兰人和法国人变成德国人，这种心理状态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法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客观现实，否则，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警告。德国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军备方面。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国宁可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但是在西方世界同声庆贺希特勒出乎意料的讲道理的时候，这个警告没有得到注意。伦敦《泰晤士报》也认为，希特勒的平等待遇的要求是「驳不倒的」。工党机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要求相信希特勒的话。保守的伦敦《旁观者》周刊认为希特勒已响应了罗斯福的呼吁，这个姿态使惶惶不安的世界有了新的希望。在华盛顿，据德国官方通讯社引述总统的秘书的话说：
「总统对于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感到很鼓舞。」
从这个性格暴躁的纳粹独裁者口中出来的，竟不是如许多人所预料的强横威胁，而是甜言蜜语，全世界都给迷住了。而在国会中，甚至社会党议员，那些还没有被投入牢中或自行逃亡的议员，也没有一个表示异议，都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说，使得国会能够一致地予以通过。
但是，希特勒的警告并不是空口说说的，当十月初看到协约国坚持要在八年之后才肯把它们的军备降低到德国水平的时候，他就在十月十四日突然宣布，由于其他大国在日内瓦不肯给予德国平等待遇，德国立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与此同时，他采取了其他三个步骤：解散了国会，宣布他将把他的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交付全国公民投票来认可，最后命令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向军队发出秘密指示，如果国际联盟采取制裁行动，就要抵抗武装进攻。
这个轻率的行动表明，希特勒在春天的和解演说是多么虚伪。这是他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公开赌博。它意味着从此以后，纳粹德国打算不顾任何裁军协定和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这是有意的冒险——也是许多次有意冒险中的第一次。后来在纽伦堡公布出来的勃洛姆堡发给陆海军的秘密指示，不仅说明希特勒冒了可能受到制裁的风险，而且也说明，如果当初真的受到制裁，德国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这项指示规定了德军在西方对付法国和在东方对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防线，命令它们要「尽可能久地守住」这些防线。从勃洛姆堡的命令中可以看出，至少德国的将军们对于德国防线是否能守住片刻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在以后持续三年的时期中，直到德国一九三六年重新占领了已经被解除武装的莱因河左岸，曾经发生了许多次危机，目前这次危。机只是其中的第一次而已。当时，协约国本来是可以实行制裁的，倒不是因为希特勒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而是因为违反凡尔赛和约中解除武装的条款，这种违约行为在德国存在至少已有两年了，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肯定他说，协约国在当时的军力是很容易压倒德国的，同样也可以肯定他说，如果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在第三帝国诞生的头一年就可以把它掐死。但是，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他对国外对手有多少胆略就像他当年对国内对手的估计一样，了解得极其到家，简直不可思议。在这次危机中，正如在以后一直到一九三九年连续不断出现的更大的危机中一样，胜利的协约国由于分歧太深刻、感觉大迟钝、眼光大短浅，以致不能了解莱因河对岸所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或者方向，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估计是很正确的，正如过去和以后他对本国人民所作的估计一样。他很知道，在公民投票中，德国人民会表示什么意见。他把公民投票和国会清一色的纳粹党议员的新选举规定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这是在德国人的记忆中仍引起怨恨情绪的国耻日一九一八年停战纪念日的后一天。
十一月四日，他在布累斯劳举行的一次竞选大会上说：「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么记载：在十一月十一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了它的荣誉，而在十五年后的十一月十二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它的荣誉。」在投票的前夕十一月十一日，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支持希特勒：「明天你们要表现出坚决的民族团结和对政府的支持。同我和国家总理一起拥护权利平等和光荣和平的原则，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够维持德国的在经过了十五年的挫折失望和对战败后果怀了十五年的愤懑不平以后，德国人民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合格选民之中约有九十六％参加了投票，其中有九十五％赞成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至于赞成国会的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休根堡和寥寥几个非纳粹党人）的则有九十二％。甚至在达豪集中营中，被拘的二千二百四十二人中有二千一百五十四人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话也不错，在不少地方，对于没有出来投票或者票投得不对的人，曾经进行过威胁；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曾经有人担心，如果投票反对这个政权，可能被侦察出来而受到报复。但是，即使把这种种保留计算在内，这次选举（至少其计算是诚实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次惊人胜利。毫无疑问，他那样反抗外面世界，是得到德国人民的压倒多数的拥护的。
在举行了公民投票和选举后三天，希特勒邀见波兰新任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在会谈结束时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这一公报不仅使德国公众而且使外面世界都感到惊异。波兰政府和德国政府一致同意「用直接谈判的手段来解决两国共同有关的问题，并且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在相互的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
在德国人的心中，波兰是甚至比法国更为可恨和更受卑视的敌人。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缔造者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用一条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同德国隔绝，成立但泽利伯维尔和把波兹南省及一部分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割让部分的居民虽然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自从瓜分波兰以来一直是德国的领土。在共和国时期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愿意把波兰的占领看成是永久不变的事情。施特莱斯曼甚至不愿考虑同波兰签订东方洛迦诺条约来补充同西方签订的洛迹诺条约。国防军之父和共和国初期外交政策的决定者冯·西克特将军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告诉政府，「波兰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与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并存。波兰必须消灭而且一定是会消灭的。」他又说，消灭波兰，「必须是德国政策的基本动力之一——波兰灭亡以后，凡尔赛和约的最坚强支柱之一法国的霸权也将完蛋」。
希特勒看到，在灭亡波兰之前，必须先使它脱离同法国的联盟。他现在所采取的方针，除了最后的长远利益以外，还可以取得好几次眼前利益。由于宣布放弃用武力来对付波兰，他就能够加强他的和平宣传并且减轻由于他突然退出日内瓦会议而在西欧和东欧所造成的疑惧。由于诱使波兰人同他进行直接谈判，他就能够绕过国联并且削弱它的权威。此外，他不仅能够打击国联的「集体安全」概念，而且也能够破坏法国在东欧的联盟关系，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波兰是个重要的堡垒。德国人民向来仇视波兰人，对此可能不了解，但是在希特勒看来，独裁政权所以优于民主政体，有一点就是，不得民心的政策，如果长远来说能得到重要的结果，是可以暂时执行而不致引起内部吵闹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希特勒在他执政第一周年纪念日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前四天，德国和波兰宣布了签订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这一天起，波兰——在毕苏斯基元帅的独裁下，它自己也刚刚肃清了议会民主的最后残余——开始逐步脱离自从一九一九年复国以来的保护人法国，而越来越接近纳粹德国。这是一条导致它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远远没有满期之前就亡国的道路。
当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回顾过去一年的情况时，他可以自豪他说，这是在德国历史上获得空前成就的一年。在十二个月之内，他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共和国的民主，消灭了一切其他党派，只留下自己的政党，摧毁了邦政府和它们的议会，统一了德国，取消了联邦制，清除了工会，取缔了任何民主结社，把犹太人驱出了政治主活和自由职业界，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扼杀了司法独立，在纳粹党统治下使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体化」。他的这一切成就和他在外交事务上的坚决行动——使德国退出日内瓦国际联盟和宣布德国坚持享有大国平等待遇——都得到德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秋天的公民投票和选举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当他的独裁政权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纳粹党的头上出现了一些乌云。
天际出现乌云是由于三个互相有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党和冲锋队中的激进派领袖继续叫嚷「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冲锋队和陆军之间冲突的问题；兴登堡总统的继承问题。随着春天的到来，兴登堡的寿命终于快到尽头了。
冲锋队现在已经扩大到了二百五十万人，它的参谋长罗姆并没有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阁员这样一种姿态或元首在元旦给他的友好的亲笔信而就此罢休。他在二月间向内阁上了一份长篇条呈，建议以冲锋队为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而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在军官团看来，再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粗汉罗姆和他嚣闹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阶层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们听到现在已开始广泛流传的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一批有相公寐者的腐化堕落的传说，不免大为震惊。正如冯·勃劳希契将军后来在作证时所说：「重整军备这件事情是太重要大困难了，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有相公癖者参与其事。」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二月二十一日还秘密告诉前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安东尼·艾登，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二/三，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训练，也不武装。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促进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随着一九三四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冯·勃洛姆堡将军之间常常发生激烈争吵，三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在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冯·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显然，在这个时候，不像头脑简单的罗姆和他的部下，希特勒考虑到了年老多病的兴登堡万一去世后的情况。他知道，老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早在四月间，当纽台克方面向他和勃洛姆堡传来秘密的但是权威的消息说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要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几乎任何让步。同陆军进行秘密商谈的机会不久就自动出现了。四月十一日，总理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男爵冯·弗立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的伴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从基尔出发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在东普鲁士举行的春季演习。希特勒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后，他在唯命是从的勃洛姆堡的支持下直率地提出，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据说希特勒还向弗立契和雷德尔指出了陆海军大事扩充的前景，只要他们愿意支持他。对于一味讨好奉承的雷德尔来说，他愿意支持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弗立契是个比较难办的人，他先要征求一下他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这次意见征求会是五月十六日在瑙海姆浴场举行的。在把「德意志号协议」告诉他们以后，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支持希恃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对陆军来说，这个政治决定不久就会证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于自愿地把自己交给一个自大狂的独裁者的不受拘束之手，陆军这一行动就决定了它本身的最后命运。至于对希特勒来说，这笔交易将使他的独裁统治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顽固的老元帅去世以后，在霍亨佐伦王室复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后，一旦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时，他就可以毫无忌惮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为了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付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是牺牲冲锋队而已。现在他有了一切权力，他就不再需要冲锋队了。冲锋队是一群乱哄哄的乌合之众，它的存在只会使他感到难堪。希特勒对将军们那种心胸狭隘的轻视，在这一年春天一定大大增加了。他一定这么想，只要付出少得惊人的代价就可以把他们收买过来。就是他，除了六月间曾有一段情况不妙的时刻以外，一直到末日——他自己的未日和他们的未日——都没有改变的看法。
但是，夏天来临后，希特勒的困难还远远没有克服。柏林笼罩在一阵不祥的紧张气氛中。「第二次革命」的叫喊更响亮了，不仅是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甚至戈培尔本人，在演讲中和他控制的报纸中，也发出了这种叫喊。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人、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员们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
在纳粹党内部，当时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无情的争夺权力的新斗争。罗姆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敌人戈林和希姆莱联合起来反对他。四月一日，戈林任命当时尚在罗姆指挥下的、属于冲锋队的一个分支机构的黑衫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子，希姆莱立即开始建立一个他自己的秘密警察帝国。戈林在上一年八月经兴登堡晋升为步兵将军（虽然他是航空部长），他当然很乐意地脱下他那敝旧的褐色冲锋队制服而换上他那新军阶给他带来的比较漂亮的新军服，这次换装是有象征意义的：作为一个将军和军官阶层的一个成员，他在陆军反对罗姆和冲锋队的斗争中，立刻站到陆军一边。为了在这场目前正在进行的弱肉强食的斗争中保护自己，戈林组织了他个人的警卫队「戈林将军邦警察队」，一共有好几千人，驻扎在他当年人伍的地方利希特菲尔德的前士官学校旧址，这个学校位于柏林郊外的战略要冲。
由于阴谋和反阴谋的谣言纷纭，柏林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冯·施莱彻尔将军不甘寂寞，也不甘心默认他已不再享有兴登堡、将军们和保守分子的信任，因而已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又开始参加了政治。他同罗姆和格利戈尔·施待拉塞保持着联系，当时有谣言（这些谣言有的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说，他正忙着想达成协议，由他来代替老怨家巴本为副总理，由罗姆担任国防部长，冲锋队与陆军合并。当时柏林流传的内阁「名单」不可胜数，有的把勃鲁宁列为外交部长，施特拉塞为经济部长。这些消息，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对戈林和希姆莱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他们因为各有自己的理由，要打倒罗姆和冲锋队，同时与施莱彻尔和不满的保守分子算账，所以就把这些消息加油添醋地传到希特勒那里。而希特勒本来就多疑，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别人进什么谗言。戈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的目的不仅是要清洗冲锋队，而且要清算左右两边的其他敌人，包括那些过去曾经反对过希特勒而现在在政治上不再活跃的人。五月底，勃鲁宁和施莱彻尔得到警告说，有人已预定要暗杀他们。勃鲁宁悄悄地乔装逃亡国外，施莱彻尔则到巴伐利亚去度假，但是在六月底又回到柏林。
在六月初的时候，希特勒同罗姆摊了牌。据希特勒后来在国会所作的报告，这次摊牌持续了几近五个小时，「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说，这是他想要同他的运动中最亲密的友人达成谅解的「最后一次尝试」。
我告诉他，我从无数谣言和许多忠实的老党员及冲锋队长的报告获得这样的印象，没有良心的人正在策划一个全国性的布尔什雏主义的行动，这种行动只会给德国带来无穷的不幸——我最后一次恳求他自动放弃这种没有理性的做法，协力防止发生在任何情况下只会以灾难收场的事情。
据希特勒说，罗姆临分手以前向他「保证将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好好地解决」。但是实际上，据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开始「准备在肉体上消灭我」。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确实的；虽然关于这次清洗的全面情况像国会纵火案一样也是永远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头子从来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缴获的档案对这次清洗和对国会纵火案一样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在这两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关的档案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销毁了。
总而言之，不论这两个老纳粹党人之间的长谈内容如何，在这次谈话以后一两天，希特勒就给了冲锋队整整一个月（七月）的假，在假期中，冲锋队员不得身着制服或举行游行或演习。六月七日，罗姆宣布他本人也请了病假，但是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罗姆在离开柏林之前，邀请希特勒在六月三十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也许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应前往的时候所可能想到的。因为——据他后来向国会承认——他犹豫「再三，才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够使我的运动和冲锋队不致发生分歧这种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这种不幸的事而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必须承认，」他补充说，「在五月最后几天里，不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吗？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如果确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六月初离开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当儿离开德国，从而给冲锋队领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确实的；虽然关于这次清洗的全面情况像国会纵火案一佯也是永远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头子从来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缴获的档案对这次清洗和对国会纵火案一样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在这两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关的档案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销毁了。
总而言之，不论这两个老纳粹党人之间的长谈内容如何，在这次谈话以后一两大，希特勒就给了冲锋队整整一个月（七月）的假，在假期中，冲锋队员不得身着制服或举行游行或演习。六月七日，罗姆宣布他本人也请了病假，但是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罗姆在离开柏林之前，邀请希特勒在六月三十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也许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应前往的时候所可能想到的。因为——据他后来向国会承认——他犹豫「再三，才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够使我的运动和冲锋队不致发生分歧这种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这种不幸的事而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必须承认，」他补充说，「在五月最后几天里，不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吗？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如果确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六月初离开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当儿离开德国，从而给冲锋队领传部长戈培尔博士说：
公开的光明正大的讨论比——譬如说——目前德国的新闻界状况对德国人民更有益处。政府（必须）记住这旬老沽：「只有弱者才怕批评。」——伟大人物不是靠宣传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想同人民失去联系和团结，我们就不能低估他们的了解能力：我们不能老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任何组织，任何宣传，不论如何出色，光靠本身是不能长期维持人民的信任的——不能靠煽动——也不能靠对全国人民中无所凭借的一部分人进行威胁，而只有靠向人民开诚布公，才能维持人民的信任和忠诚。你把人民当笨伯，人民就不会信任你——我国全体同胞现在应该互相友爱，彼此尊重，团结起来，避免扰乱正直之士的严肃工作，制止狂热之徒的胡言乱语。
这篇演说传开以后，在德国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在吉拉开会的一小批纳粹党人中间，却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样。戈培尔立即采取行动，尽可能封锁这篇演讲。他禁止电台按原定计划在当天晚上广播这篇演讲的录音，并且禁止报上提到这篇演讲。他还命令警察到街头去没收已经刊载了这篇演讲的摘要的《法兰克福日报》。但是，即使这位宣传部长的绝对权力也不足以防止德国人民和外界知道这篇反抗性演讲的内容。狡猾的巴本事先已把讲稿印发给驻柏林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他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报》也匆匆赶印了好几千份，秘密散发出去。
希特勒听到马尔堡演讲后，不禁勃然大怒。他在同一天下午在吉拉发表的讲话中，谴责「自以为靠几句话就能够使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复兴大业停顿下来的诛儒」。巴本因为演讲被封锁，也很气恼。他于六月二十日赶去见希特勒，表示不能容忍「一个下级部长所采取的」这种封锁措施，坚称他是「作为总统的委托者」说话的，接着便提出了辞呈，并且警告说，他「将把此事立即报告兴登堡」。
这个威胁显然使希特勒感到担心，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为了要估量一下这个危及纳粹政权继续存在的危险的严重程度，他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飞到了纽台克去见兴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担心。接见他的是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立刻看出，他的这位国防部长平常对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突然变了。相反，勃洛姆堡现在成了个严厉的普鲁士将军，他硬绷绷地告诉希特勒，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希特勒，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见到了兴登堡时，老总统在短短几分钟里也只证实了勃洛姆堡传达的最后通牒。
对于纳粹党总理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转折。不仅他继任总统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且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个人和纳粹党政府也将完蛋。他在当天飞返柏林时，一定考虑到，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履行对陆军的诺言，镇压冲锋队，停止冲锋队长们所要求的继续革命。显然，有着德高望重的老总统的支持，陆军是不肯接受比这个还低的让步的。
尽管如此，在关系重大的六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至少在这一点上犹豫不决：究竟对那些帮了他很大的忙的冲锋队头子们采取怎样激烈的措施。不过，戈林和希姆莱帮助他作了决定。他们已经开列了他们要算的帐，他们要消灭过去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只要使元首相信反对他的「阴谋」的严重性和迅速采取无情行动的必要性就行了。据希特勒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在纽伦堡的证词，最后使希特勒相信「罗姆要发动政变」的是希姆莱。弗立克又说：「元首就命令希姆莱制止政变。」他说，希姆莱被派在巴伐利亚，戈林被派在柏林制止政变。
陆军也在怂恿希特勒，因此对不久就要发生的野蛮暴行也负有一份责任。六月二十五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命令陆军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军队不得离营外出。六月二十八日，罗姆被开除出德国军官联合会——这等于是清楚地预告这个冲锋队参谋长要倒霉了。为了要使得没有人——尤其是罗姆——对陆军的立场抱有任何错觉，勃洛姆堡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于六月二十九日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陆军——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后——他始终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因此，陆军是在要求进行清洗，但是它又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这件事必须由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用他们的黑衫党卫队和戈林的特别警察来进行。
希特勒于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离开柏林前往埃森，去参加当地一个纳粹党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这次旅行及其目的很难说明他当时是感到有场严重危机迫在眉睫。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莱命令党卫队的特遣队和「戈林警察」处在准备状态。由于希特勒不在柏林，他们显然认为可以放手自由行动了。
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元首视察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劳动服役营，下午回到莱因河畔的戈德斯堡，下榻在一个战时老战友德莱森在河畔开设的旅舍。那天晚上，戈培尔到了戈德斯堡，在这以前，他似乎一直在犹豫不决，不知投向哪一边好，事实上，他一直与罗姆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时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报告了希特勒后来称之为来自柏林的「逼人情报」。卡尔·恩斯特已经动员了冲锋队。恩斯特原来是旅馆茶房，后来又在一家有相公癖者时常光顾的咖啡馆中当保镳，罗姆看中了他，让他当了柏林冲锋队长。他虽然长得俊秀，但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当时相信，而且在二十四小时左右内死去以前也相信，他遇到了右派的政变，他要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死去。
希特勒后来说，直到这个时候——六月二十九日为止——他只决定要「剥夺参谋长（罗姆）的职务，暂时把他看管起来，逮捕一部分罪证确凿的冲锋队长——而且要向其他队长发出诚挚的呼吁，命令他们回来值勤」。
但是（他在七月十三日在国会中说）——在夜里一点钟，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来的两份关于紧急集合的急电：第一份电报说，在柏林方面，已下令在下午四点紧急集合，五点钟要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击，占领政府各部——第二份电报说，在慕尼黑方面已经向冲锋队发出紧急集合令，在晚上九点钟集合——这是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作出一个决定——只有无情的流血的镇压也许还能防止反叛的扩大——
清晨二点钟，我飞往慕尼黑。
希特勒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两份「急电」是从谁那里发来的，但是不言而喻，「急电」是戈林和希姆莱发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情况是过于夸大了。在柏林方面，冲锋队长恩斯待所想到的最激烈措施不过是在那个星期六同他的新娘驱车前往不来梅，以便搭船到马德拉度蜜月。至于在南方，冲锋队「阴谋家」集中在哪里呢？
六月三十日清晨二时，当希特勒在戈培尔伴同下从波恩附近的汉格拉机场起飞的时候，罗姆上尉和他的冲锋队部下还在特格恩西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的房间中高枕酣睡。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是个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著名的有相公癖者，身体魁梧，像个钢琴搬运工人，但是却有一张女孩子气的脸。他正搂着一个小伙子睡在一张床上。从罗姆把他的卫队留在慕尼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些冲锋队头子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举行反叛。看来，他们寻欢作乐的迹象很不少，阴谋叛乱的证据却没有。
希特勒和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包括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平庸但是忠诚的汉诺威冲锋队长维克多·卢策这时也参加进来了）于六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四时在慕尼黑着陆，发现已经采取了行动。原来纳粹党党内法庭调查解决委员会负责人瓦尔特·布赫少校和巴伐利亚邦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在从前被判过刑的、同希特勒争夺过吉莉·拉包尔的艾米尔·莫里斯和马贩子出身、前舞场保镳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希特勒老同伴的协助下，已经逮捕了慕尼黑的冲锋队头子，包括冲锋队邦队长施奈德休勃，后者又兼任慕尼黑的警察局长。希特勒现在把他的怒气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在内政部看到了这些囚犯。他大步走到前陆军上校施奈德休勃前面，撕下他的纳粹肩章，责骂他「叛国」。
天刚蒙蒙亮，希特勒一行就坐了一长列汽车离开慕尼黑到维西去。他们发现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在汉斯尔包尔旅馆还高卧未起。他们粗暴地弄醒了他们。海因斯和他那年轻的男宠被拉下床来，押到旅馆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枪决。据奥托·狄特里希的记述，元首单独走进罗姆的房间，把他痛骂了一顿，下令把他带到慕尼黑，关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个冲锋队头子在一九二三年参加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曾在这里服过刑。这两个朋友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对于第三帝国的恐怖和堕落，比任何其他人起的作用都大，他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是在发生危机、遭到失败、感到失望的时候却总是站在一起的。在历经十四年的艰辛患难之后，他们现在终于分手了。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这个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显然认为这个最后的举动是够朋友的。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据说他这么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据二十三年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慕尼黑战后审判中一个警官的目击证词说，两个党卫队军官进了牢房，对准罗姆开枪。这个证人说：「罗姆当时想说话，但是党卫队军官禁止他开口。于是罗姆就站得笔直——他上身给脱光了——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他就这样死去了，死况之暴烈不下于他生前的作为，对于他曾经出了很大力气帮助达到任何其他德国人所从未达到过的那么高地位的那个朋友，只有轻蔑的份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像那一天横遭杀戮的好几百个人一样——比如施奈德休勃，据说他当时大声说：「各位先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请对准开枪吧。」——他一点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一生之中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的中间，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一百五十名左右冲锋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所组成的行刑队枪决。
被枪决的人中有卡尔·恩斯特，他的汽车驶近不来梅时，他的蜜月旅行就被持枪的党卫队人员打断了。他的新娘和司机受了伤；他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觉，用飞机送回柏林就刑。
在这个血腥的夏天周末横遭非命的不仅仅有冲锋队人员。在六月三十日早晨，在柏林郊外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将军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了，他身后的新婚只有十八个月的妻子——他以前一直独身未娶——也当场被杀。施莱彻尔的好友库特·冯·布莱多夫将军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几小时后根据戈林的亲自命令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秘密警察狱中被杀。
巴本比较幸运。他侥幸躲过了一死。但是他的办公室被党卫队搜查，他的主要秘书包斯在办公桌旁被击毙，他的秘密合作者埃德加·荣格先几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被杀死在狱中，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埃里希·克劳斯纳在交通部办公室中被杀。巴本的其余工作人员，包括私人秘书斯托青根男爵夫人在内，都被投入集中营。当巴本前去向当时已没有功夫说废话的戈林表示抗议时，据巴本后来追述，戈林「多少可以说」是向巴本下了逐客令，把他软禁在他的别墅中，外面有武装的党卫队重兵把守，割断了电话线，并且禁止巴本同外界有任何联系——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这位德国副总理居然厚着脸皮受了下来。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竟再次屈尊，从杀死他的朋友的纳粹党人手中接受了德国驻维也纳公使的新职。当时纳粹党人刚刚在那里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确定过。希特勒七月十三日在国会发言时宣布枪决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十三人因」拒捕「被杀，三人」自杀「——总共七十七人。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书》中说有四百零一人被杀，但它只举出了其中一百一十六人的姓名。一九五七年在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一千多人「。
许多人纯粹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而受到报复被害的，有的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内慕情况大多因而被杀灭口的，至少还有一个人是因为被弄错了人而冤枉死去的。我们在前章已经讲到过古斯塔夫·冯·卡尔镇压一九二三年啤酒馆政变的事情，卡尔从此以后就一直退隐不问政治。但是他的尸体却被发现在达豪附近的一个沼泽中，显然是用利斧砍死的。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原谅他。希罗尼摩斯派神父伯尔尼哈德·施丹佛尔曾经帮助编写《我的奋斗》，后来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人吉莉·拉包尔如何自杀的内情传布得太广了，他的尸体出现在慕尼黑附近的哈拉青森林中，脖子折断，心房中了三颗子弹。海登说，杀他的一帮凶手是由曾经向吉莉·拉包尔求过爱的老犯人艾米尔·莫里斯带领的。其他「知道内情太多」的人，还包括三个冲锋队员，据信他们是恩斯特火烧国会案中的同谋犯。他们同恩斯特一起被杀。
还有一个被杀的人值得一提。慕尼黑著名大报《慕尼黑新消息报》的著名音乐批评家维利·施密德博士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二十分在慕尼黑沙克街他的寓所书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准备晚餐，他们的九岁、八岁和两岁的三个孩子在客厅里玩着。门铃刚响，就有四个党卫队员出现，他们不问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四天以后，他的尸体放在棺材中抬回来，同时带来了秘密警察头子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开棺材，原来党卫队暴徒把从来不过问政治的维利·施密德博士误认为当地一个冲锋队长维利·施密德了，而后者也由另外一队党卫队逮捕枪决了。
究竟有没有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活动？关于这一点，只有他的片面之词，见请官方公报和七月十三日他在国会的演说。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罗姆生前从来没有隐讳过他要想使冲锋队成为新军队的核心和由他领导新军队的野心。关于这一点，他肯定同施莱彻尔是有联系的，这最初是在后者担任总理的时候讨论过的。据希特勒的说法，施特拉塞也许也「被拉进来了」。但是这种谈论肯定不能构成叛国大罪。希特勒本人同施特拉塞也有联系，据奥托·施特拉塞说，在六月初还向施特拉塞表示愿意让他当经济部长。
起先，希特勒指责罗姆和施莱彻尔想寻找某个「外国」——显然指法国——的支持，并且指责冯·布莱多夫将军是「外国政策」的中间人。这是控诉他们是「卖国贼」的一部分罪状。虽然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重又提出这些指责，并且用讥刺的口气谈到「一个外国外交官（不可能不是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辩称同罗姆和施莱彻尔的会见是完全没有不良企图的」，他还是提不出证据来证实他的指责。他强词夺理地说，第三帝国中任何一个负责的德国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使去看看外国的外交官，就足以构成罪行。
如果德国有三个卖国贼安排——同一个外国政治家会晤——并且嘱咐别人不要让我知道这次会晤的消息，那么我就要把这种人枪决，即使他们能够证明，在这次对我保守秘密的会晤中他们所谈的不过是气候、古钱之类的话题。
当弗朗索瓦－庞赛强烈抗议那种说他也参与了罗姆「阴谋」的暗示时，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法国政府说，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德国政府希望大使依然留任。事实也的确如此，作者本人可以作证，弗朗索瓦一庞赛以后同希特勒的个人关系，继续比任何其他民主国家使节为好。
在开头发表的一些公报中，特别是在元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提供给公众的一份令人心惊胆战的目击者记述中，甚至在希特勒的国会演讲中，对于罗姆和其他被杀的冲锋队领袖的道德堕落情况谈得很多。狄特里希说，在维西的旅馆床上逮捕海因斯和一个小伙子时的场面是「不堪描述的」，希特勒进行了头一批处决后，六月三十日中午在慕尼黑向剩余的冲锋队长们讲话时也说，这些人仅仅从道德堕落这一点来说就罪该一死了。
但是希特勒从纳粹党成立之初起就一直知道，他的最亲信和最重要的跟随者之中有很大一批人是性变态者，是判过罪的杀人犯。例如，海因斯常常派冲锋队到德国各处为他寻找合意的男宠，是家喻户晓的事情。这种事情，希特勒过去不仅容忍下来，而且还为他们辩护；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诫他的党内同志对于一个人的个人道德不要过分挑剔，只要他是纳粹运动的狂热战士就行了。而现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他却表示：他的一些老部下的道德堕落情况使他大吃一惊。到七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从慕尼黑飞返柏林，这时在总理府花园中举行茶会。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的「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且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星期二，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勃洛姆堡并且向全军发布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新冲锋队的融洽关系」。
没有疑问，陆军对它的敌手冲锋队的被消灭，当然是感到高兴的，但是一个军官团竟然默许而且公开赞扬政府进行德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屠杀，而在这场屠杀中，军官团自己的两名领导军官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多夫将军被诬为卖国贼而被悍然杀害，那么它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更不用说面子了。只有八十五岁的陆军元帅冯·马肯森和前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出来抗议这次对他们两个袍泽的杀害和对他们两人提出的叛国罪名。军官团的这一行为是德国陆军史上的一个极大污点；这也是陆军目光短浅到今人难以置信程度的标志。
这些将军们同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违法乱纪行为沆瀣一气，甚至可以说是同杀人匪徒的行为沆瀣一气，就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以后就永远不能反对纳粹党将来在国内的恐怖行为，不仅如此，即使这种行为是针对国境以外，甚至是针对他们自己人时，他们也无法反对。因为陆军支持了希特勒的这一狂妄要求：他就是法律。或者按照他在七月十三日的国会演讲中的说法：「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obersterGerichtsherr）。」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警告在以后整整十年中几乎一直伴随着这些将军们，直到他们之中终于有人奋不顾身，胆敢举起手来打击他们的「最高法官」。
此外，军官团以为，在六月三十日那一天，他们终于一劳永逸地除去了纳粹运动对他们的传统特权和权力的威胁，这种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去了一个冲锋队，又来了一个党卫队。七月二十六日，党卫队因为执行处决有功，脱离冲锋队而独立，由希姆莱担任全国领袖，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没有多久，这支纪律严明得多的忠实部队的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当初冲锋队的力量，而且作为陆军的对头，罗姆的褐衫队所做不到的，它却做到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将军们却踌躇满志，颇为自信。因为希特勒在七月十三日的国会演说中重申，陆军将继续是「武器的唯一持有者」。在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下，总理终于除掉了竟敢不服从这一金科玉律的冲锋队。现在是陆军方面来履行「德意志号协议」的时候了。
在整个夏天，似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身体一天比一天坏，八月二日上午九点，他终于逝世了，享年八十七岁。三小时后，中午时分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他在兴登堡死后不举行继任选举就已违反了宪法），而是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一九三四年八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使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但是这个誓言在不少的高级军官中间也会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当他们公认的领袖走上了一条他们所反对的并且认为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但是这个誓言也使更多的军官有了借口来开脱他们个人在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而犯下的难以名状的罪行中的责任，这个最高统帅的本性已在六月三十日的大屠杀中表露无遗。德国军官团的惊人错误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就是这种「荣誉」冲突所产生的。作者根据亲身经验可以证明，所谓「荣誉」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个字眼，他们对此可以说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在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有遗嘱。但是在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四天，不是别人，竟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四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
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
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作为临终希望。但是遗嘱的这一部分内容，阿道夫·希特勒却没有公开。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也许不是全部——老总统遗嘱的真相。虽然巴本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证人，他也许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但是他的证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兴登堡的遗嘱就是由他亲笔起草的，据他说，这是应老元帅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巴本在回忆录中说）建议，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我特别提到合并总统和总理职务是不适宜的。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当然也有一些嘉许纳粹党政权肯定的成就的话。巴本说，他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间把草稿交给兴登堡。
几天后，他要我再去见他，他对我说，他决定不采用我的草稿。他觉得——应该由全国人民来决定他们希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因此他打算把关于他为国服务的叙述作为遗嘱，而把他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作为一个临终希望在一封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来。当然，这说明我原来的建议的全部意义都取消了，因为关于复辟的建议己不再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后来曾对这一点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这一点，没有别的德国人比巴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兴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是否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问奥斯卡·冯·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谢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卡根奈克到纽台克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因为我在五月底兴登堡离开柏林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销毁那份遗嘱。
奥斯卡在他父亲死后没有能够马上找到这个重要的文件，这时突然找到了。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兴登堡的副官冯·德·舒伦堡伯爵后来在解除巴本纳粹罪嫌的审判时所提供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据他透露，总统在五月十一日签署了两个文件，他的遗嘱和临终希望。前者致「德国人民」，后者致「国家总理」，兴登堡最后一次离柏林去纽台克时，舒伦堡是带了文件同他一起走的。巴本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秘书不久就从纽台克回来，带来了奥斯卡·冯·兴登堡给他的两个密封信封。
八月十五日，巴本把它们带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给希特勒。
希特勒极其仔细地读了这两个文件，并且同我们讨论了其中的内容。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的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写的致「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点。他说：「故总统的这些建议是向我个人提出的。是否发表它们，我以后再作决定。」我要求他把这两个文件一起发表，但是没有结果。交给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只有兴登堡叙述他为国服务的经过的一个档案，其中就写有嘉许希特勒的话。
另外一个建议由霍亨佐伦王室一个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档案，后来下落如何，巴本并没有说起，也许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档案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档案，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马上销毁了。
如果希恃勒当初足够大胆地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结果也许不会有什么不同。早在兴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内阁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总统权力。那是在八月一日，也就是老元帅死前一天。如果说这项「法律」是非法的，这一点在前奥地利下士已成为法律本身的德国也是不会造成什么不同结果的。这项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显的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施莱彻尔执政期间，国会曾经以二/三的必要多数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在举行新选举之前应由最高法院院长而不是总理代行总统职务。虽然授权法（这是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授权总理可以制定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确禁止他窜改总统制度。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巴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欣然从命，到维也纳去担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纳粹党刺杀陶尔斐斯总理后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去了。在将军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急于努力加强希特勒的军队。在工业家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已经热心地转向有利可图的重整军备的生意。老派的保守分子，像外交部的冯·牛赖特男爵和国家银行的沙赫特博士这样「正直的」德国人都并没有辞职。没有一个人辞职。事实上，沙赫特博士在八月二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夺将死的总统的权力的那一天，还兼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
那么德国人民呢？在八月十九日，合格选民中约有九十五％去投了票，其中有九十％——三千八百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四百二十五万德国人有勇气——或者说有愿望——投反对票。
难怪九月四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希特勒信心百倍。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挂满旗帜的卢特波尔德大厅像一个战胜的皇帝一样，迈步进入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三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他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伐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元首的文告。
今后一○○○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十九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一○○○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他是个凡人，不免一死，无法活到一千岁，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他将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从。的确可以说，现在整个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为最后一批反抗者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永远消失了。
「真是好极了！」在举行了一个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游行、演讲、盛大场面的活动，对一个政界人物进行了作者所看到的最狂热的颂扬以后，他在纽伦堡对外国记者们这么赞叹道。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很大的努力从维也纳的街头爬到今天的地位。他现在只有四十五岁，今天的成就还仅仅是个开端。甚至在共和国覆亡后第一次回到德国的人也可以看出，不论希特勒对人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他已经把德国人民身上长期压抑着的无可计量的动力发挥了出来。至于是为了什么目标，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和成百上千篇演讲中已经说得很明白，然而第三帝国国内的许多人，尤其是国外的许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理睬，或者只是觉得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