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胜利的西方协约国中的大多数人看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国，似乎标志着德国人民和他们国家的新时代的来临。伍德罗·威尔逊在停战以前交换的照会中，坚决主张废除霍亨佐伦皇朝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看来德国人似乎是遵从他的要求的，虽然有些勉强。德皇已经被迫宣布退位，逃亡国外，君主政体已经废除，德国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体，共和政府已经宣告成立了。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
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以后，所谓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开会，他们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马克斯亲王刚刚宣布了德皇的退位。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认为德皇威廉的儿子之一——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那个放荡成性的太子——可以继承皇位，因为他主张按照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却惧怕社会革命。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议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亨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不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新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心良好的工会活动家，有着德国其他阶级的人都固有的那种向既有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权威鞠躬低头的劣根性。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权力让给了在现代德国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势力——陆军。因为，陆军在战场上虽然战败了；但是在国内维持原有地位和挫败革命却仍旧是有把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迅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没有几个小时，柏林总理府内埃伯特的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一架特别的电话机，由一条秘密的线路通到设在斯巴的最高统帅部。埃伯特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在书房里。他拿起电话耳机。「我是格罗讷，」那边说。这个前马鞍工人由于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台中的德国的残余政治权力塞人他毫无准备的手中之后还有点感到晕头转向，听到这声音不禁肃然起敬。威廉·格罗讷将军是继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的人。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在斯巴，当冯·兴登堡元帅临阵犹豫的时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军队已经不再效忠于他，他必须下台——这个大胆的行动，是军官阶层永远不会原谅他的。埃伯特和格罗讷自从一九一六年以来就有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当时这位将军：负责军事生产，曾与这位社会党领袖一起紧密合作过。十一月初——仅仅几天以前，他们就在柏林商谈过如何挽救君主政体和祖国。
现在，正当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在当时当地，这位社会党领袖和德国陆军的第二号人物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虽然过了很多年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却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埃伯特答应要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格罗讷则保证陆军支持新政府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它的目标。「陆军元帅（兴登堡）仍旧愿意担任总司令吗？」埃伯特问。
格罗讷将军回答说他仍旧愿意。
「请你向元帅转达政府的谢意，」埃伯特说。
德国军队得救了，但是共和国却在诞生的头一天就没有救了。将军们，除了格罗讷自己是光荣的例外和其他少数人以外，是决不会向共和国效忠的。最后，他们在兴登堡率领下，把共和国出卖给了纳粹党人。
但是，在当时，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国发生的情况，使埃伯特和他的社会党的同志惶惶不安。他们不想变成德国的克伦斯基。他们不想被布尔什维分子代替。在德国各地，正如在俄国一样，士兵和工人委员会纷纷成立，掌握了权力。正是这些委员会在十一月十日选举出来一个人民代表委员会，由埃伯特为首，负责暂时管理德国。十二月，德国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的成员是全国各地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它要求把兴登堡撤职，废除正规军，代之以一支民防队，其军官由士兵选出，归人民代表委员会管辖。
对兴登堡和格罗讷来说，这大过分了。他们拒绝承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埃伯特本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贯彻代表大会的要求。但是陆军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要求它原来同意支持的政府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在圣诞节前两天，在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控制下的人民海军陆战队师占领了威廉街，冲入总理府，割断了电话线。但是通向陆军司令部的秘密线路仍旧畅通，埃伯特通过这条线路求援。陆军答应派波茨但卫戍部队前来援救，但是在它到达以前，哗变的水兵们已经退到他们设在当时仍由斯巴达克斯团据守的皇宫马厩的营房中去了。
斯巴达克斯团，在德国两个最有本领的煽动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领导下，继续争取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在柏林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在圣诞节前夕，海军陆战队师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从波茨但开来的企图把他们驱出皇宫马厩的正规军。兴登堡和格罗讷催促埃伯特履行诺言，镇压布尔什维分子。对这件事，这个社会党领袖大乐意做了。圣诞节后两天，他任命古斯塔夫·诺斯克为国防部长，从这项任命开始，事态就按照凡是知道这位新任部长的人都能预料得到的逻辑发展了。
诺斯克是屠夫出身，在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一步步向上爬，一九○六年成了国会议员，被认为是党内军事专家。他也被认为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和铁腕人物。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派他去平定十一月初在基尔发生的海军哗变，他完成了这项使命，诺斯克身躯魁伟，面目凶狠，体力过人，然而智力低下，正如他的敌人所说，这是他的行业的特点。他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那一天就宣布「总得有人当警犭」。
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就开始下手，在一月十日到十七日之间——后来在柏林有一个时期称这七天为「血腥的一周」——正规军和自由团在诺斯克指示下和冯·卢特维茨将军的指挥下击溃了斯巴达克斯团。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近卫骑兵师的军官俘获杀害。
柏林战事结束后，德国全国马上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届国民议会的任务是起草新宪法。这次选举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发生「革命」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已经恢复了一些勇气。过去由于没有任何其他集团愿意分担责任而单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党）在三千万选票中获得了一三八○万张选票，在国民议会四百二十一个议席中赢得了一百八十五个议席，但是距多数席位相差还很远。显然，新的德国是不能单靠工人阶级来建立的。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政治运动的中央党和十二月间由原来的进步党同国家自由党左翼合并的民主党一共得了一千一百五十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一百六十六个议席。两党都声称拥护一个温和的、民主的共和国，虽然当时相当一部分舆论是主张君主政体最后复辟的。
至于保守派，他们当中有些领袖在十一月藏匿了起来，另外一些领袖如冯·维斯塔普伯爵则乞求埃伯特的保护。他们的选票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却表明绝没有被消灭。他们改名为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了三百万张选票，四十四个议席；他们的右翼盟友国家自由党（也已改名为德国人民党）得到近一百五十万张选票，十九个议席。这两个保守党派虽然肯定处于少数党地位，但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足够的议席来发表政见。事情也确实是如此，国民议会刚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在魏玛开会，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就起来为德皇威廉二世以及他和他的将领们领导战争的情况辩护。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当时还没有像后来有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变心转意。在一九一九年，他仍旧被认为曾经是最高统帅部在国会中的喉舌——像大家所称的那样，是「鲁登道夫的青年人」——激烈地拥护采取并吞政策的人，狂热地主张进行无限制的潜艇作战的人。
国民议会经过六个月的辩论后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通过宪法，总统于八月三十一日批准了这一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二十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内阁制政府是取法英国和法国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借镜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选票的浪费，并且使得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有权利在议会中享有席位。
魏玛宪法的措词，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听来都是动人而有力的。宪法宣布人民是一国之主：「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凡年满二十岁，不分男女，均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德国人都有权——自由表示意见——所有德国人都有结社或集会的权利——全国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在魏玛宪法的起草工作结束之前，发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玛宪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就是凡尔赛和约的起草。在战后初期动乱不已的和平日子里，甚至在国民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后，德国人民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都还很少考虑。即使考虑了的话，他们看来也颇有自信，在按照协约国的要求驱逐了霍亨佐伦王室、「平定了布尔什维分子、着手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政府之后，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不是以他们战败为基础而是以威尔逊总统的著名十四点为基础的和约。
德国人似乎很健忘，连一年前的事也记不起来了；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当时尚处在胜利中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强迫战败的俄国接受一个「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和无可比拟的羞辱的」和约，这还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在战争所引起的情绪冷却下来了二十年以后发表的看法。这个和约剥夺俄国的领土几乎有奥匈帝国和上耳其加起来一般大，居民五六○○万，亦即其全部人口的三十二％；一/三的铁路线，七十三％的铁矿，八十九％的煤产量，五千多个工厂。此外，俄国还得付给德国六十亿马克的赔款。
一九一九年晚春的时候，德国人受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协约国未经与德国协商片面规定的凡尔赛和约条件子五月七日在柏林发表。对于一个到最后一刻钟还耽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个惊人的打击。全国纷纷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德国拒绝签字。在魏玛议会期间担任总理的谢德曼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五月八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照会固执的克莱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它有什么地方是这么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给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给波兰，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这是使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
赔款数目以后再规定，但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先要付一笔五十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付某些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等。
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的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尔赛和约，不像德国强使俄国接受的和约，在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基本上并没有触动德国，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统一和潜在力量。
魏玛临时政府，除了埃尔兹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张接受和约，理由是它的条件是能够轻易规避的），都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命令——现在大家这样来称呼和约了，站在政府背后作为后盾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从极左直到极右。
陆军怎么样呢？如果拒绝接受和约，陆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埃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最高统帅部这时已迁到波麦腊尼亚的科耳堡。六月十七日，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认为德国军事抵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格罗讷将军推动下答复称：
一旦战端重启，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在波兰），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重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
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符合最优秀的德国军事传统的，但是其诚意却大可怀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德国人民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兴登堡同意格罗讷的看法，这个时候抵抗协约国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但是协约国现在要求德国提出明确的答复。在六月十六日，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议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
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讷。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六月二十四日来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讷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讷，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讷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十九分钟。四天以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讷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十一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十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傲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L·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九二○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一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TheDeclineoftheWest》）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一九二一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七十五：一，次年跌到四百：一，一九二三年年初跌到七千：一。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四/五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持，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一九二三年一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一．八万：一，到七月一日，跌到了十六万：一，到八月一日跌到了一百万：一，到十一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四十亿比一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一千六百四十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九百三十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二百九十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一九二一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Truppenamt），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
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一九二三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这些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样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希特勒不是个能轻易被困难吓倒的人，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持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的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可以在实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再来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舆论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韪，采取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针：「不——不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这才是我们的口号。」
在一九二三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就致力于实现这个口号。二用间，主要是由于罗姆在组织工作上的本领，巴伐利亚有四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九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九月二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一八七○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五十三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纽伦堡开会期间，检阅示威群众游行的时候，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时候以来，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头子就一直在拉拢这位战时英雄。鲁登道夫曾经让柏林卡普政变的策动者利用他的声名，现在既然他继续鼓励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诱使他来支持希特勒心中开始萌芽的那种行动。这位老将军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的；他现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饰他对巴伐利亚人、对巴伐利亚王位可能继承人卢伯莱希特太子、对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最大的一邦的天主教会的蔑视。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并不想要鲁登道夫来担任民族主义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人人皆知，这位战时英雄颇有雄心担当这个角色。希特勒要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但是鲁登道夫的名字，他在军官团和整个德国保守派中间的声望，对这个在巴伐利亚境外还是默默无闻的地方政客来说，却是个本钱。于是希特勒开始把鲁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计划里面。
一九二三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九月二十六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这个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喉舌是个坚决的保守派，而且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保皇派，他已认定，如果德国要得救，要统一，要恢复强大，那就必须——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国的存在，同协约国妥协，取得喘息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力量。如果再听其自流的话，只会造成内战，也许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在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一场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产党的势力这时也有了增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一起，猛烈谴责共和国。施特莱斯曼面临着来自极右方面和极左方面的严重反叛。关于这一点，他是预见到的，他在宣布改变鲁尔和赔款问题政策的那一天就请总统埃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从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实际上，这就使得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巴伐利亚毫无意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九月二十六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担心巴伐利亚可能退出德国，拥护维特尔斯已赫王室复辟，也许还会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联邦。于是埃伯特总统就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且邀请冯·西克特将军参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陆军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诉他：「总统先生，陆军站在我的背后。」
这位夹着单镜片、面无表情的普鲁士籍总司令的冷冰冰的话，不出所料，并没有使德国总统或者总理感到惊异。他们早已认识到陆军那种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三年以前，当柏林被卡普部队占领的时候，曾向西克特提出过类似的呼吁，当时陆军就站在这位将军的背后，而没有站在共和国的背后。现在一九二三年的唯一问题是，西克特站在哪里。
共和国真是幸运，他这次是站在共和国的背后，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看到，就目前来说，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亚和北方的反叛威胁的陆军，要防止德国陷于灾难深重的内战，支持现政权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驻扎在慕尼黑的那一个师里有些领导军官站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一边。他也知道有个「黑色国防军」的阴谋，其首领是前参谋总部军官布赫鲁克少校，其目的是要占领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现在就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和坚强的决心着手行动，来整顿陆军和结束内战威胁。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晚上，「黑色国防军」部队在布赫鲁克少校指挥下占领了柏林东面的三个炮台。西克特命令正规军去包围他们，两天后，布赫鲁克投降了。他以叛国罪被起诉，后来真的判了十年的炮台禁闭。原来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劳动突击队」名义建立起来为十万名国防军提供秘密后备人员的「黑色国防军」就此解散了。西克特接着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萨克森、图林吉亚、汉堡和鲁尔方面共产党暴动的威胁上去。在镇压左派方面，陆军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在萨克森，当地国防军司令逮捕了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人员，并且任命了一名国家长官执掌政权。在汉堡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很快受到严厉的镇压。柏林现在认为，比较轻易地镇压了布尔什维分子以后，已经剥夺了巴伐利亚阴谋分子声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共和国的借口，并且认为他们现在总该会承认全国政府的权威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如此。
巴伐利亚仍旧违抗柏林。它现在处在三巨头的独裁控制之下，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在已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卡尔拒绝承认埃伯特总统宣布德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命令适用于巴伐利亚。他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国政府要求取缔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特别是西克特、施特莱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尔却轻蔑地加以拒绝了。
柏林方面的第二道命令是：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三个臭名远扬的首脑：海斯上尉、卡普政变中的「英雄」埃尔哈特上尉和罗姆的男宠罗斯已赫中尉。卡尔也置之不理，西克特不能再忍耐了，他命令冯·洛索夫将军取缔纳粹党党报和逮捕这三个自由团人员。但是这位将军却迟迟没有遵命，因为他自己也是巴伐利亚人，而且思想混乱，性格软弱，希特勒的雄辩和卡尔的劝说已使他上了钩，十月二十四日，西克特撤换了他，另帕克莱斯·冯·克莱森施坦因将军接替。但是，卡尔不肯接受柏林方面的片面决定。他宣称，洛索夫将继续担任驻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并且强迫陆军军官和士兵举行特别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这不仅是违抗西克特，而且是藐视宪法。在柏林方面看来，这不仅是政治反叛，而且还是军事反叛。冯·西克特将军现在决心要平定这次双重反叛。
他向巴伐利亚三巨头。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了一个明白的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受到武力的对付。但是对这位纳粹党领袖来说，这时要再后退已经太晚了。他的激烈的党羽都要求行动起来。他的冲锋队队长之一威廉·勃鲁克纳中尉则要求他马上采取行动。「时候到了，」他提醒说，「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特勒也认识到，如果施特莱斯曼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且恢复国内平静成功的话，他自己的机会就会丧失。因此他要求卡尔和洛索夫趁现在柏林方面还没有向慕尼黑进军之前就向柏林进军。他开始怀疑，三巨头不是胆怯了，就是打算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搞政变，闹分离，要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希特勒狂热地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统一的德国，对于这种政变他是绝对反对的。
在西克特提出警告后，卡尔、洛索夫、赛塞尔的确是开始丧胆了。他们没有兴趣作无益的姿态而自毁前途。十一月六日，他们告诉战斗联盟：不能催促他们采取轻率行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采取行动，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希特勒是战斗联盟的主要政治人物，因此这等于告诉希泞勒，他必须自己掌握主动。他如果要单独举行政变，还没有足够的后盾。他必须得到巴伐利亚邦、军队和警察的支持，这是他在维也纳流浪的日子里学到的教训。他总得想个办法使卡尔、洛索夫、赛塞尔处在不得不与他一起行动而且没有退步余地的地位。这需要大胆，甚至冒险，现在希特勒用事实证明他是有这种魄力的。他决定劫持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
这个主意最初是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这两个从俄国逃出来的人向希特勒建议的。后者借他妻子的姓充起贵族来，自称为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里希特。他是个来历可疑的角色，像罗森堡一样，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俄国省份里度过的，战后同其他难民一起从苏联逃到慕尼黑，在这里加入了纳粹党，成了希特勒亲信之一。
十一月四日是德国阵亡将士纪念日（Totengedenktag），慕尼黑市中心要举行军事检阅，报上已经宣布，在一条通向英烈祠的狭隘街道上设立的检阅台上，接受军队敬礼的，除了众望所归的卢伯莱希特太子之外，还有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施勃纳——里希特和罗森堡向希特勒建议，用卡车装运几百名冲锋队，在受检阅的军队来到之前包围这条小街道，用机枪加以封锁。希特勒然后登上检阅台，宣布革命，在手枪威胁下劝说这些权贵参加革命，帮助他领导革命。这个计划很中希特勒的意，他表示热烈赞成。但是在约定的那天，当罗森堡提前赶到这个地方作侦察时，他颇为沮丧地发现，这条狭隘的街道被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完全警戒起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革命」，不得不因此放弃。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推迟了而已。他们又想出了第二个计划，这一次，即使有警察把守要冲，也不能阻挠其实现。在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日的夜间，冲锋队和战斗联盟的其他武装团体将集中在慕尼黑正北方向的弗罗特曼宁格荒地，在十一日可恨又可耻的停战纪念日上午就开入市内，占据战略要地，宣布全国革命，使踌躇不前的卡尔、洛索夫、赛塞尔面临既成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公告使希特勒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另想办法。原来报上有一条简短的通告说，应慕尼黑某些企业团体之请，卡尔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日期是十一月八日晚上。通告说，这位长官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巴伐利亚政府的施政纲领的。冯·洛索夫将军和冯·赛塞尔上校以及其他显贵也将列席。
有两点考虑使希特勒作出了迅速的决定。第一点考虑是，他怀疑卡尔可能利用这次集会来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和维持尔斯巴赫王朝在巴伐利亚复辟。十一月八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设法会见卡尔，然而没有如愿，卡尔要到九日才肯见他。这只有增加了这位纳粹党领袖的怀疑。他必须先发制人。而且——这是第二点考虑——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集会提供了十一月四日所错过的机会：把三巨头一网打尽，在手枪威胁下强迫他们同纳粹党一起进行革命。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十一月十日的动员计划取消了；冲锋队临时改派到这家大啤酒馆执行任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上九点差一刻的时候，卡尔对三千名左右坐在粗木桌子边、以巴伐利亚方式用石缸子咕噜咕噜大口喝着啤酒的市民已经讲了半小时的话，这时候冲锋队包围了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正好在他手下的人在门口架起了一挺机关枪的时候，希特勒跳上一张桌子，为了吸引注意，拿出手枪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卡尔马上停止了讲话。听众转过身来看这是怎么回事。希特勒在赫斯和乌里希·格拉夫——前屠夫、业余摔交家、打手，现在是领袖的卫士——的簇拥下走向讲台。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拦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枪对着他，继续前进。据目击者说，卡尔这时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从讲台上退了下来。希特勒占据了他的位置。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叫喊道，「这个地方已经由六百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字旗下向市内挺进。」最后一点是假的，纯属虚声恫吓。但是在混乱中谁也没有把握。而希特勒的手枪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已经开过一枪。冲锋队和他们的步枪及机枪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希特勒现在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台后一间私室里去。在冲锋队员的推操下，巴伐利亚的这三个最高级官员乖乖地听从希特勒的吩咐，而群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
但是他们也怀着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许多企业家仍旧认为希特勒是个刚刚窜上来的暴发户。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向警察叫道：「别像一九一八年那样胆小，快开枪！」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长都那么驯服，而且冲锋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大厅，一动都不敢动。希特勒早已在警察局安插了一个纳粹党的坐探威廉·弗立克，要他打电话给啤酒馆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干预，只须报告情况就行。人群开始越来越愤懑，以致戈林认为有必要走上讲台，叫他们安静点。「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大声叫道，「我们没有恶意。因此，你们没有不满的理由，喝你们的啤酒吧！」他还告诉他们，在隔壁房间里正在组织新政府。
的确是在组织新政府，不过，这是在希特勒的手枪胁迫之下进行的。他一等到把三个人赶进隔壁房间之后，就告诉他们：「没有我的许可，谁都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他接着又告诉他们，他们三个。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亚政府中或者在他与鲁登道夫一起组织的全国政府中保有重要的职位。同鲁登道夫一起？那天傍晚，希特勒已派了施勃纳——里希特到路德维希斯霍伊去接这位对纳粹党政变毫不知情的著名将军前来啤酒馆。
这三个人起先连话也不愿同希特勒说。但是他却继续向他们发表宏论。他们三个人都必须同他一起宣布实行革命，参加新政。府；他们都必须接受他——希特勒——派给他们的职位，谁要不干「谁就别想活」。卡尔将担任巴伐利亚摄政者；洛索夫将担任国防军部长；赛塞尔将担任国家警察局长，可是这三个人一个也没有被这种高官显爵所打动。他们根本没有答理；他们继续保持沉默，这使希特勒焦躁起来。最后他向他们挥动着手枪说：「我的手枪里有四颗子弹！如果你们不肯跟我合作，三颗留给你们。最后一颗就留给我自己！」他举着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嚷道：「如果明天下午我还没有成功，我就不要这条命了！」
卡尔虽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胆子却很壮。「希特勒先生，」他答复道，「你尽管吩咐他们把我枪毙，或者你亲自动手也行。我死不死没有什么了不起。」
赛塞尔也说了话。他谴责希特勒没有遵守他保证不对警察举行政变的诺言。
「不错，我自食其言，」希特勒答复说，「请原谅我，但是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不得不如此。」
冯·洛索夫将军轻蔑地保持沉默。但是当卡尔在他耳旁开始低语时，希特勒马上说：「住嘴！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交谈！」
可是他自己的讲话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这三个掌握巴伐利亚政权的人，即使是枪口对着胸膛，一个也没有同意跟他走。政变没有能按预期计划实现。这时希特勒忽然心血来潮，他一言未发就冲到外面大厅里去，走上讲台，对着愤愤不满的人群宣布，隔壁房间里的三巨头已经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政府。
「巴伐利亚政府，」他叫道，「已经撤换——十一月罪人的政府和总统也已经被宣布撤换。新政府将在今天在慕尼黑这个地方宣布成立。德国国防军将立刻组成——我建议，在同十一月罪人算清总账以前，由我接管全国政府的政策指导工作。鲁登道夫将担任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德国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罪恶的渊薮柏林的进军和拯救德国人民——要是明天还不能成立一个德国全国政府，我们就都杀身成仁！」
希特勒撒巧妙的谎话，这既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他的谎话居然奏效。当人群听到卡尔、冯·洛索夫将军和警察局长冯·赛塞尔已经同希特勒合作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马上转变了。有人高声欢呼，这些欢呼声打动了仍旧被关在隔壁的三个人。
这时好像变戏法一般，施勃纳——里希特接来了鲁登道夫将军。这位战时英雄对于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完全把他蒙在鼓里随便摆弄很是生气，一等到进了后室，知道要担任德国独裁者的竟是这个前陆军下士，而不是他自己时，他就更加不满了。他对这个鲁莽无礼的小子一句话也不愿说。但是希特勒并不在乎，他只要鲁登道夫肯把他的大名借给他干这件冒险勾当，使这三个迄今为止没有被他的劝说和威胁所打动的巴伐利亚领袖回心转意就行了。这个要求，鲁登道夫是答应的，他说，现在这已成了一个重大的民族的事业，他奉劝这三位先生予以合作。看到这位老将军也这么热心，这三个人就有些退让了，虽然后来洛索夫否认他曾同意听命于鲁登道夫。卡尔在他念念不忘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问题上哺咕了一阵，最后还是说，他愿意作为「国王的代表」一起合作。
鲁登道夫的及时来到，救了希特勒。这样一个幸运的转机，使希特勒喜不自胜，他马上率领众人回到讲台上，每个人都讲了几句面短的话，并且宣誓互相效忠和忠于新政权。大厅里的人群兴奋得都跳上了椅子和桌子。希特勒高兴得阖不拢嘴。「他有着一种我永远不会忘掉的孩子气的坦率的快活表情，」当时在场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这样说。希特勒再次登上讲台，向在场的人们说了他最后的几句话：
我现在要履行我五年前在军事医院里一时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
会议至此宣告散会。在出口处，赫斯在冲锋队员的协助下，扣留了一些企图混在人群里溜出去的巴伐利亚内阁阁员和其他要人。希特勒自己则监视着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这时消息传来，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决定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亲自解决争端，把啤酒馆里的事交给鲁登道夫处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洛索夫是第一个想溜走的人。他告诉鲁登道夫，他必须到陆军司令部去，发出必要的命令。当施勃纳——里希特表示反对时，鲁登道夫绷着脸说：「我不许你怀疑一个德国军官的话。」接着，卡尔和赛塞尔也一个个溜了。
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回到贝格勃劳酒馆时发现，鸟儿已飞出了笼子。这是这个晚上的第一个打击，他不禁目瞪口呆。他满以为他的「部长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新任务，鲁登道夫和洛索夫也已经拟出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了。但是结果是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甚至连慕尼黑也没有被革命军占领。只有罗姆带领了另一个武装团体「德国战旗」的冲锋队占领了舒恩菲尔德街陆军部的办公处，除此之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占领，甚至连电报局也没有占领，政变的消息就从这里传到了柏林，冯·西克特将军要巴伐利亚军队镇压政变的命令也经过这里发了回来。
虽然下级军官和一些士兵中间，有些人同情希特勒和罗姆，但是高级军官在慕尼黑卫戍司令冯·丹纳将军的领导下，不仅准备执行西克特的命令，而且对于冯·洛索夫将军所受到的待遇极为不满。按照陆军的惯例，一个平民竟敢以手枪对着一位将军，就应该当场格杀不论。洛索夫到了第十九步兵师的营房以后，就同丹纳一起会商，立即发出命令，要郊外的驻军赶到城里来增援。到清晨时分，正规军已在陆军部四周布置了封锁线，包围了罗姆的部下。
在此以前，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到陆军部来见罗姆，估计一下整个局势。罗姆出乎意料地发现，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关键性的地点。希特勒竭力想同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恢复联系。但是以鲁登道夫名义派到第十九步兵师营房去的信使却没有一个回来。前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现在是希特勒的拥护者，他被派同休恩莱因少校和一队冲锋队去占领警察局。但是他们一到那里就被逮捕了起来。
这时巴伐利亚政府首脑古斯塔夫·冯·卡尔在干什么呢？原来他离开了贝格勃劳凯勒以后，立刻恢复了理智和勇气。他不想再冒当希特勒和他的打手的俘虏的危险，因此把政府迁到了累根斯堡。但是在此以前，他已在慕尼黑到处贴了如下的告示：
一些野心勃勃的同志的背信弃义和欺骗行为，已经把一次符合民族觉醒利益的表示变成了一场个人作呕的暴行。我、冯·洛索夫将军和赛塞尔上校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及高地联盟和德国战旗这两个武装团体勒令解散。
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胜利，入夜以后都迅速化成泡影了。他一直坚持的政治革命要成功所必需具备的基础——诸如陆军、警察、执政的政治集团这种地位确立的机构的支持——现在已经垮了。事情很清楚，甚至鲁登道夫的大名也不能把巴伐利亚邦的军队争取过来。希特勒建议，他同老将军一起退到罗森海姆附近乡间，动员农民支持武装团体袭击慕尼黑，局势也许还可以挽救。但是鲁登道夫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
也许还有办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不利的结局，鲁登道夫的私人死敌卢伯莱希特太子在听到了政变消息之后，马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要求立即加以镇压。现在希特勒决定要求卢伯莱希特出来向洛索夫和卡尔斡旋，谋求一个体面的、和平的解决，希特勒和卢伯莱希特的共同友人，一个名叫纽恩蔡特的中尉担起这个困难使命，在黎明时分被派到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他由于找不到汽车，只好等火车，因此到中午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这时，局势已经急转直下，这是希特勒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鲁登道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希特勒打算做的事是一场政变，不是一场内战，尽管他情绪极为激动，但是他还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认识到他没有力量对付警察和陆军。他原来的打算是同陆军一起进行革命，而不是对陆军进行革命。尽管他在最近的演说中和用枪口对着已伐利亚三巨头的时候显得杀气腾腾，但是他并不想让共同憎恨共和国的人自相残杀。
鲁登道夫也是如此。正如他对他妻子所说的一样，他很希望把埃伯恃总统和他那一帮人捆起来，高兴地看到他们吊死在绞刑架上。但是他并不想杀害警察和士兵，他们——至少在慕尼黑的警察和士兵——是同他一样都主张全国反革命行动的。
鲁登道夫现在向彷徨的年轻纳粹党领袖提出了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许还能够为他们带来胜利而不致流血。他相信，德国士兵，甚至德国警察——他们大多数是退伍军人——是不敢对他这个曾经在东线和西线领导他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传奇人物一样的司令官开火的。因此他建议由他和希特勒带领他们的支持者游行到市中心去，随后加以占领。他完全有把握的是：警察和军队不但不敢阻挠他，甚至还会跟着他走，听他的命令作战。希特勒开始时将信将疑，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当时看来也没有别的出路。他也注意到，太子并没有答复他的调停请求。
十一月九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上午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三千人的一队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花园里出发，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同他们并肩走在行列前面的，有冲锋队长戈林、施勃纳——里希特、罗森堡、希特勒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个纳粹党的其他头目和战斗联盟的领袖。一幅※字旗和高地联盟的旗帜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在头几排行列后面跟着一辆卡车，架着机关枪，载着机关枪手。冲锋队员们肩上挂着马枪，有的还上了刺刀。希特勒手中握着手枪。这并不是一支什么了不起的军队，但是曾经统率德国百万雄师的鲁登道夫显然认为，要实现他的目的，这已经够用了。
离开啤酒馆往北，刚走了几百码，这些反叛分子就遇到了第一重障碍。在横跨伊萨河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维希桥上，有一队武装警察把守着，不让他们通过。戈林一跃向前，对警察队长说，如果警察向他们开枪，他就要把据他说押在队伍后面的人质枪毙。在前一夜里，赫斯等人已经搜捕了一些人质，其中包括两个内阁部长，目的就是为了要应付这种万一情况。不管戈林是不是虚声恫吓，反正那个警察队长显然相信了他的话，不再阻挠就让队伍过了桥。
在海军广场，纳粹党队伍遇到了正在听纽伦堡来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讲话的一大群人。施特莱彻是在一听到政变消息后马上赶到慕尼黑来的。他不想被抛在革命之外，就中断了演讲，参加了反叛分子的行列，紧紧地跟在希特勒的后面。
中午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近了他们的目的地：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员们被国防军包围的陆军部。到这个时候为止，被围者和包围者都还没有发过一枪。罗姆和他的手下人员都是行伍出身，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有不少战时伙伴。双方都无心杀人。
为了要到陆军部去救罗姆出险，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现在领导他们的队伍穿过狭窄的府邸街，这条街在英烈祠旁边，通向开阔的奥第昂广场。就在这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有大约一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不准队伍通过。他们位居战略要冲，这一次，他们不再退让了。
但是纳粹党人又想用计骗过去。他们中间那个忠实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声向带队的警官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即使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德国革命者，甚至一个业余摔交家和职业打手，也还没有忘记应该怎样称呼一个贵人。希特勒也叫了起来：「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个不知名的警官并不投降。显然，鲁登道夫的名字对他并不能起魔术般的作用。他们是警察，不是军队。
究竟哪一方面先开枪，这一点后来一直没有查明。双方都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有一个旁观者后来作证说，是希特勒先用他的手枪开头一枪的。另一个人认为是施特莱彻。不止一个的纳粹党人后来告诉作者说，就是因为施特莱彻的这一个行动，而并不是因为任何其他行动，才使得他长期受到希特勒的眷顾。「
不管怎么样，反正有人开了一枪，接着就是一阵双方互击，顿时使希特勒的希望化为泡影，施勃纳——里希特倒了下来，受了致命的重伤，戈林大腿上中了一枪，伤势甚重，也倒了下来。在六十秒钟之内，枪声就停止了，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躺在街上——总共十六名纳粹党人和三名警察，有的已经毙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还有不少人受伤，其余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卧倒在地躲避子弹。
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而如果大家效法他的榜样的话，这一天的结局就可能不同了。鲁登道夫并没有卧倒。他以最优秀的军人传统，傲然挺立，在副官施特莱克少校的跟随下，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地继续前进，一直到达奥第昂广场。当时看来，他一定是个孤单的、奇怪的人。没有一个纳粹党人跟着他，甚至连他们的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也没有跟着他。
未来的第三帝国总理是第一个飞奔逃命的人。当游行队伍走近警察的封锁线的时候，他原来用左臂挽着施勃纳——里希特的右臂的（这是一种奇怪的但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姿势），后者倒地的时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为自己受了伤，他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发现是肩膀脱了臼。但是事实仍旧是，据当时也参加游行的他自己党内的追随者瓦尔特·舒尔兹医生的证词（并且得到其他证人的证明），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伤同志抛下不顾，他登上一辆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护理，也就是在那里，两天以后，他被捕了。
鲁登道夫是当场被搏的。对于没有勇气同他并肩前进的反叛者，他只有蔑视的份儿，对于陆军没有投向他的一边，他感到非常怨恨，因此他宣布，他从今以后不再同任何德国军官打招呼，他自己也不再穿军官制服。受伤的戈林被抬到附近的一家银行里，由那家银行的犹太老板给他进行了急救，然后由他妻子陪着，偷偷越过边境到了奥地利，进了因斯勃鲁克的一家医院。赫斯也逃到了奥地利。罗姆在英烈词前面的队伍溃败以后两小时在陆军部投降了。过不了几天，除了戈林和赫斯以外，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纳粹党政变以失败收场。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来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完蛋了。它的独裁领袖听到枪声一响就飞奔逃命，名誉似乎已经完全扫地，他的彗星似的政治生涯已经告终。
但是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暂时中断了一个时候，而且时间也不大长，希特勒是个很精明的人，他看到他受审判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本身也不清白却把他逮捕起来的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这次审判将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假勃卢登堡大街步兵学校旧址举行。到二十四天后审判结束时，希特勒已经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以他的滔滔雄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得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个囚徒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兹·古特纳是这个纳粹党领袖的老友和保护者，他尽量做到让法官保持满不在乎和宽大为怀的情绪。希特勒可以任意打断证人的活，对他们反诘盘问，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时间不受限制——他的第一次发言花了四个小时，而这不过是他许多次长篇发言的第一次。
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参加者的覆辙，据他后来说，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的致命伤——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行为——走到法官面前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想要摧毁国家』」。
现在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傲然声称：「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一九一八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三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政府的三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他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
这三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要有讲话里带刺的本领，卡尔和赛塞尔不是希特勒的对手。只有冯·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接着把一个老军官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
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吏，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是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
他援引了瓦格纳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都对历史贡献了他们的名字而不愿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命运已经这样决定了。
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着思想家的大脑，夜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他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虽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对「治理一国人民」的天赋义务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在监牢里静候审判的时候，他已经分析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并且立誓要在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他实现了他的目标以后回想到这些思想时，他对聚集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纪念政变十三周年的老部下说：「我可以平心静气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还捏一把汗——要是今天你看到我们一九二三年时的那一小队人走过，你会问：『他们是从哪个劳动感化院里逃出来的？』——但是命运没有为难我们。它并没有让那个行动成功，因为那个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也必然会由于当时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及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我们认识到，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随时准备好——在一九三三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当他在审判期间同法官和检察官以唇枪舌剑作战的时候，他已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纳粹国家了。举一端来说，下一次，他就要争取德国陆军赞成他，而不是反对他。他在最后发言时，就表现了同陆军修好的想法。他没有片言只字谴责陆军。
我相信，时候总会来到，今天在街上站在※字旗下的群众到那时就会同向他们开过枪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听说开枪的是绿衣警察，不禁感到高兴，因为沾污清白历史的不是国防军；国防军仍一如既往，白壁无残。总有一天，国防军不分官兵，都将站在我们一边。
这是个准确的预言，但是说到这里，主持审讯的法官打断了他。「希特勒先生，你刚才说绿衣警察沾污了清白历史。我不许你这么说。」这个被告一点也不去理会庭上的训斥。在使旁听者都听得入迷的最后一段话中，希特勒说。
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佰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和好如初。
他那闪闪发亮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法官们。
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实际进行判决的法官所决定的刑罚——如果不是所定的罪——正如康拉德·海登所说，同历史的判决相距也不太远。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和其他被告被判定有罪。但是，尽管法律——德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希特勒仅仅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五年徒刑。即使在当时，陪审法官也表示判得过严，但是主审法官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六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他仍拥有奥地利国籍——驱逐出境的尝试毫无结果。判决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作出的。不到九个月以后，在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希特勒就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推翻民主国家的活动。法律归法律，如果你是极右派的人的话，叛国罪的后果是并不过分严重的，许多反共和分子都看到了这一点。
政变虽然是场大失败，可是却使希特勒成了全国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爱国志士和英雄。纳粹党的宣传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伟大传奇之一。每年，甚至在他当政以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都要在十一月八日晚上回到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来，同那些跟着元首参加了当时看来是一场滑稽戏的失败政变的老战友叙旧。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已经当了总理，他命令把在那次短时间交火中毙命的十六名纳粹党徒的尸体挖掘出来，改葬在英烈祠的墓室中，这地方就成了一个国家圣地。关于这些人，希特勒在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说：「他们现在已是德国永垂不朽的人。他们站在这里捍卫德国，监护我国人民，他们躺在这里，是我们运动的真正证人。」他没有补充一句，而且似乎也没有德国人记得，他们也是希特勒：从地上爬起来逃命时丢下不顾，听其死去的那些人。
一九二四年那个夏天，在俯瞰列赫河的兰德斯堡旧炮台监狱中，阿道夫·希特勒得到贵宾待遇，独处一室，窗外景色动人。他婉辞了源源不断来向他问候致敬、馈送礼物的访客，召来了最后终于回到慕尼黑而被判处徒刑的忠实的鲁道夫·赫斯，一章接着一章开始口授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