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一份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电报。戈林在电报中问，希特勒“坚守在柏林的堡垒里”的决定，是否意味着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已经生效，可以让他，帝国元帅，在希特勒已被剥夺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全权接任领袖这一位置。
戈林来电询问，心里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以前，他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让特地从柏林赶来的科勒尔将军汇报了地下避弹室内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希特勒执意要留在首都，以及他前一个晚上说过的让凯特尔和约德尔从现在起与帝国元帅共同做出必要决定的话，给了他一个信号，因此他让人把他最信任的顾问们都召集起来，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所有到会的人，包括帝国总理府的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部长，一致认为该启动接班程序了。电报几易其稿，最后的定稿中措辞是柔顺忠心的，电报中请求在二十四点以前给予答复，结尾是这样写的：“愿上帝保佑您，我希望您还是能离开柏林上这儿来。”尽管戈林的老对头马丁•鲍曼使出浑身解数，把电报说成是一份最后通牒，可希特勒开始时却安之若素。
晚上六点左右，帝国元帅的又一份电报不期而至，电报中命令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接班规定生效的情况下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直到此时，鲍曼才成功地让希特勒怒火中烧。他说，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之中，戈培尔也随后插话说，要捍卫荣誉，忠心耿耿，要去战斗，直至死亡。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能勉强掩盖他对戈林要夺取剩余权力企图的不满，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接班人了。附和者们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和以前一样，这吵闹声很快就感染到希特勒，而他总是把它当作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多年来对戈林的明显不满终于大爆发了。在越来越激动的震怒之中，大骂他懒惰、不中用，指责他开了“在我们国家里腐败”的先例，称他是一个“吸食吗啡的人”。根据在场人员的描述，他越说越火，愤怒得不能自制，最后“像一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
末了，怒火慢慢平息下来以后，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由鲍曼起草的无线电通讯稿。在文稿中，他指责戈林犯下了叛逆罪，谁都清楚，犯此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而他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戈林放弃他的所有职务，并放弃做元首继承人的要求的话。可随后，就像在这些天里经常情绪多变那样，他又变得麻木不仁，并轻蔑地说道，现在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戈林完全可以与人谈判去。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谁做这件事，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戈林后来为自己辩护时援引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最后时刻的盛怒之下，这种宽容就不复存在了。末了，希特勒又发起火来，指示上萨尔茨贝格的党卫军指挥官，把戈林和他的部下统统抓起来，并把他们带往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军营。
第二天中午获悉，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已在柏林的东南方向会师，形成了对城市的合围。不一会儿，个别的先头部队挺进到了康德街，双方开始激烈交火，此时科涅夫得到命令，说攻占市中心的任务是留给他的竞争对手的。但在此时已形成了从策伦多夫到新克尔恩连成一片的战线，而北部的特格尔和来因尼肯多夫已告沦陷。同时，苏军部队在向两个机场，滕珀尔霍夫和加托夫逼近。为了保持空中通道的畅通，希特勒让人把东西主干道——几年前他身穿漂亮的军装为其举行了落成典礼——作为临时的机场跑道，出于这个目的，他不顾施佩尔的强烈反对，把竖立在这条繁华大街两边的枝形路灯给拆了。他还在等待邓尼茨允诺的一百五十名精锐海军士兵的到达，他在形势分析会上说，另有一支党卫军大队也将抵达，这是希姆莱所许诺的“最后一支后备军”。
这条机场跑道目前对他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可以用来迎接驻守在慕尼黑的空军第六军军长里特尔•冯•格莱姆上将的到来。没有人能打消他要将军本人来的要求，因为至少是在目前，他的到来能把他从地下避弹室的黑暗中解救出来，能给予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外面，在帝国总理府和巴黎广场之间，仍在往墙壁上轰着枪眼，仍在部署反坦克大炮，可地下避弹室却在俄国大炮的轰炸下越发地抖动不已。
第二天，里特尔•冯•格莱姆驾驶着一架型号为“福克–沃尔夫一九〇”的单座歼击机，降落在加托夫机场，飞机的行李舱做了改装，作为女飞行员汉娜•莱契的座位。他打电话给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得知通往火车站的所有通道以及通往波茨坦大街的一段路都已落入苏军部队之手。可希特勒坚持要面见他，出于什么原因，没人告诉他。
尽管要穿过这些街道几乎是毫无指望的，可将军和汉娜•莱契还是坐进了一架等候在那儿的菲施勒“白鹳” 战斗机。飞机起飞后，在密集的炮火中忽上忽下，摇摇晃晃，紧贴着这正在死去的城市的黑沉沉的轮廓上方飞行，没多久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旁。在停下来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将飞机降落的地面撕开了一道口子，严重地炸伤了格莱姆的小腿，只得用担架把流了许多血的他抬往帝国总理府，并马上对他进行治疗。当他随后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地下避弹室后，希特勒问候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忠诚和勇气！” 汉娜•莱契注意到，他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和呆滞的目光告诉来访者戈林已被解职，这位元帅已被解除所有的职务，并已下命令将其逮捕。然后吃力地转入正式的口吻，随即任命里特尔•冯•格莱姆为空军最高指挥官，并同时提拔他为陆军元帅。“我还得忍受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幸，”他末了抱怨说，“失望、不忠、寡廉鲜耻和背叛。”
在为此而举行的简短而窘迫的仪式中，不时地听到“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劈啪声”，“即使是在这些最最下面的房间里”，墙壁上的泥灰也被震得不停地往下掉。有时炮击很猛，只得关上通风口，因为烟雾和焦味憋得地下避弹室的人透不过气来。糟糕的是——尽管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与外界的电话联系第一次被中断了，因此只能从敌人电台中的新闻节目或市内正在酣战部队的来电询问中，知道当前的形势。可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他们没有向彼此开枪，而是相互握手，这一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地下避弹室。这样一来，终日盼望同盟国之间会产生裂痕的希望成了泡影，尽管希特勒强作镇静，但也无法掩饰他的失望。他固执地——正像他一向所相信的那样，这固执在他走投无路时总是能帮上他的忙——在同一天的会议上还保证说：“柏林只是看上去比本来的情况糟糕一些而已。”
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形势要比他和全体住在这地下避弹室的洞穴居民所看到的和必须承认的要糟糕得多。后来的调查表明，中心城区已有半数以上的楼房被炮弹所毁。不过，直到此时全城才在征服者的连续炮火中确确实实地走向毁灭。苏军上将贝萨林在占领了柏林后说，西方盟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这座城市发射了六万五千吨炸弹，而红军在两个星期里就发射了四万吨炸弹。统计员们日后计算得出，每个柏林居民的头顶上落下了大约三十立方的碎块和尘土。
特别是宽广的主要街道，成了堆满了瓦砾的崎岖小道。被炸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白天黑夜在废墟堆里找不到方向，一不小心就滑到淡绿色水一直漫到边沿的深坑里。人民冲锋队员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用一根绳子系着枪，斜挂在肩上，在街上跑过来跑过去，很多人像无头的苍蝇，寻找着向他们发布命令的地方，因为负责调动他们的不仅有地段的军事指挥员，还有那里的党的机构，因此发出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在那些已被占领的和此时仍未失守的城区内，到处是一片惊恐和慌乱，尽管红军的领导层很快开始委派地区的管理人员，并对自己的部队严肃军纪，建立一个至少是临时的秩序。但在最基层，往往是发布一些出人意料的命令，随意地抓人和查封。更有那些为欢庆胜利而喝醉了酒的红军士兵，没完没了地强奸妇女，某些地方只要看到女人，从未成年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老妇，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而在防守圈里，与之相对应的扭曲景象同样随处可见，在崩溃的那些日子里，处处时时都发生着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个时间里的日记，写的都是放荡不羁、聚众酗酒和仓促的性侵犯。有人在日记里写，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周围躺着重伤员、快要死的人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让人根本受不了。横七竖八躺在他们中间的还有喝醉了酒的士兵和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另一个人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餐馆里，遇上了一帮喝醉了的党卫军军官，与“穿着长裙的女人们庆祝着世界的末日”。许多人觉得，公开的放纵行为这最底下的东西翻到上面来了。尽管一生都遵循的得当的行为准则仍为大多数人重视，但贪婪和卑鄙在这些场合已表露无遗。家庭妇女顶着敌人的炮火去抢劫，在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的住宅区里翻找着，把一些无主的财物占为己有，她们总能找到点什么。有些地方组成了“街道法院”，来起诉这些人，毫不犹豫地把她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脖子上挂一块用纸板做成的牌子：“我偷了人民同志的东西！”
其他人采用极端的方法来寻找“逃离这地狱的出口”。有一篇日记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恩斯特•格拉维茨，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和“党卫军的帝国医生”，听说这个政权的头头脑脑打算撤离这座城市，就召集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吃晚饭。当大家都坐下来以后，他把手伸向桌子下方，拉响了两颗手雷，把自己和全家送上了空中。
但不仅仅是这个行将崩溃的政权中的党员选择这条路。恰恰是无可指责地挺过了艰难时期的一些人，不能长时间地忍受这世界的崩溃和所有准则的失落，他们在那几个星期里选择了死亡。有一个医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属于这种难以忘怀的恐怖画面。在苏军逼近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他只有两支毒剂了，因此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用其中的一支自杀以前，把他尚幼小的拼命挣扎着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按到浴缸里用毒水毒死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以后柏林城内持续的“自杀瘟疫”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每个月自杀的有几千人左右。到了五月，第一次有了勉强可信的数据，那时走上绝路的仍有至少七百人。
这段时间里，希特勒拼命地抓住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胜利报告，比如一个消息说有两架运输机已停靠在了东西主干道上，或是自己编造的各种凭空想象出来的荒谬允诺。他说，他预先算过，俄国人会被迫“大放血”，特别是他和四百万人口的城市推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负担”。只要提到温克的名字，马上就燃起新的希望。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有位军官以肯定的口气保证说：“温克会来的，我的元首！”这时已萌动的情绪又亢奋起来了。“必须想到这一点，”希特勒兴奋地站起来说道，“这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烧遍整个柏林，如果消息是这样的：一支德国部队在西线突破了（俄国人的阵线），并与我们这个堡垒联系上了。”但一会儿令人揪心的事情又出现了。“我们没有供油点了，”希特勒对在场的人说道，“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会毁了所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我把这件事解决后，我们得看看怎么样重新得到供油点了。”此后他还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温克将军实施“拯救元首”这无与伦比的作战行动该得到何种奖励。
同一天的形势分析会上，蒙克报告说，有六辆敌人的坦克已开到了威廉广场，离开帝国总理府只有一箭之遥，可被迅速赶来的反坦克部队消灭掉了。但在前一天，舍内贝格率领着四百名其实还不到十五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为保卫城市殊死搏斗，战斗中他不幸阵亡了。
确实，随着苏军向市中心的推进，战斗已日趋白热化。在城市的外围地区，他们更是势如破竹。坦克的先头部队利索地摧毁了大量的街垒，碾过“如火柴般脆弱的路障”，把那些路边的防御小掩体，留给了尾随的配备着大炮和火焰喷射器的后续部队。但进发到中心防御线时，推进受阻了。在许多地方，部队只得一幢房子一幢房子地缓慢推进。大战开始前，为了试验一下攻占城市的模式，朱可夫元帅让人在柏林的个别街道上挖了陷阱，事实证明它们毫无用处。损失惨重的逐街逐屋争夺战，主要在防空地下室周围地区、亚历山大广场和市政府之间，以及哈勒门附近展开。红军从监狱里，特别是城北的监狱里放出了无数的苏军战俘，他们马上被武装起来，作为有生力量，充实到此时已减员的部队里。
这时，从地下避弹室向驻守在莱茵斯贝格和克拉姆尼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发出了一道道新的紧急无线电指令。所有“位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部队”必须马上赶到柏林，每道命令都这样强调，“要动用一切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增援帝国首都，把这场进攻胜利地进行到底”。在这期间，一直在烦躁地打听温克和布塞到了哪儿，可他们没有回音，也在询问霍尔斯特军团的情况，该部队在城市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作战，它的名字像一颗在天空闪烁的救命之星，不久前才出现在地下避弹室人们的幻想中。
没有人再打听斯坦纳的情况。希特勒只是要求把这位党卫军大队的指挥官就地解职，其职务由霍尔斯特中将接任。可他的命令不再能传达到埃伯斯瓦尔德地区了：斯坦纳花了好多口舌，说服了霍尔斯特让他继续执掌指挥权。四月二十八日一早，克莱勃斯催得更紧了。他通知凯特尔：“领袖期待着快速增援。至多只有四十八个小时了。到时如果援军不到，那就太晚了！领袖让我再次强调这点！！！”
为了显示地下避弹室发出指令的重要性，凯特尔去找海因里希将军面谈。后者没有执行收到的命令，而是指示曼陀菲尔将军的坦克部队后撤。会晤在新勃兰登堡南面的一个十字路口进行。朝各个方向去的通道都塞满了黑压压的逃难人群，他们筋疲力尽，面容憔悴，胡乱地朝着某个方向走着。海因里希带着曼陀菲尔一道来了，可还没等相互问候完毕，凯特尔就开始训斥这两名军官怎么可以擅自做主。本来是命令他们留在奥得河一线，不可后退一步，全力死守这条阵线。他每说一句话，就用元帅杖使劲敲打另一只手。海因里希试图向他解释情况，说以他手头的部队他不可能长期坚守奥得河阵线。他不会让他的士兵投入无望的战斗，另外，他需要补充有生力量，否则他只得继续发布后撤的命令。
凯特尔继续挥舞着他的元帅杖。他粗暴地说，海因里希不该指望有新的力量加入，而是应该进攻。这是元首的命令，他必须执行。当海因里希回答说，曼陀菲尔将军没有接到元首的这样一个命令时，凯特尔眼睛盯住了曼陀菲尔，可他只是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地解释说：“陆军元帅先生，坦克第三军只听曼陀菲尔将军的指挥。”凯特尔激动地回答说：如果部队守不住它们的阵地，就开枪制止后退，这样部队就能坚持住了！
也是凑巧，此时正好有一辆卡车驶过，上面坐着两个疲惫不堪的空军士兵。海因里希命令他们过来，然后对凯特尔说：“陆军元帅先生，您有机会惩罚他们以儆效尤！您开枪把这两个人打死吧！”凯特尔十分尴尬，结结巴巴地说“逮捕”，“送交军事法庭”，然后就驾车离开了。
这次会晤至少表明，海因里希离开元首那些错乱的命令已多远，他所遵循的目标，是要拯救他那已处于毁灭之中的军团，保护平民老百姓。第二天早晨，海因里希又与凯特尔通了电话，他提到他对部队所负有的责任，但马上遭到了斥责。“您不必担负什么责任，”凯特尔说，“而是执行命令！”将军回答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他只能告诉陆军元帅，他将辞去他的司令职务。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几秒钟尴尬的沉默。凯特尔然后说：“海因里希大将先生，根据领袖授予我的全权，我现在就解除您对维斯瓦军团的指挥权。请您留在您的指挥所听从调配！”
在地下避弹室里，那残留的一点希望也在慢慢消失。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当谣传俄国人已到达威廉大街的头上，波茨坦广场上已展开血腥的肉搏战时，又传来一条消息，这条隐隐约约的消息已在白天引发了骚动，可现在通过路透社的报道得到了证实。报道说，党卫军的帝国领导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通过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与西方强国单独谈判，甚至已宣布“实施无条件投降”。
这消息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他认为戈林腐败，在阿图尔•阿克斯曼面前称，对施佩尔是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的另一种失望，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不通世故的艺术家。他们在考验他们的时刻露怯了，这是预料之中之事。但希姆莱，他在嘴上一直表示要忠心耿耿，并发誓把领导“党卫军这个雅利安日耳曼男人骑士团”作为行动的最高准则，他的背叛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他像发了疯似的大吼大叫，”汉娜•莱契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他脸色发紫，几乎辨不出脸的形状。”他与戈培尔和鲍曼一起走进他的私人房间。“他的脸似石灰水般煞白”，汉娜•莱契继续写道，给人以“生命行将结束的印象”。
希特勒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竭力地克制着自己，随后，在午夜时分来到格莱姆躺着的病房里。他坐到床沿上，吩咐这位刚被任命的空军最高指挥官，立即动身前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让邓尼茨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给予希姆莱应有的惩罚。“一个叛国贼不能成为我的继承人，”他说，“要想办法，不让他的阴谋得逞。”格莱姆没有答应，后来汉娜•莱契也表示不能从命。他们已决定，他们坚持说，他们要留在地下避弹室，与希特勒一道去死。再说此时已不可能从柏林往外走了。
可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说，他让飞来一架“阿拉多 九十六”，而且已获悉，飞机已降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东西主干道上。随后他递给汉娜•莱契两个梨状瓶毒药“应急”，接着起身告别而去。“在波茨坦那儿，已听得到德国人的炮火声了。”离开房间时他说道。随即他通过走道往外走，对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都说上一番不同的话，发泄着他心中的恼怒。他说，他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希姆莱在维斯瓦河失利，为什么党卫军在匈牙利的进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斯坦纳拒不执行进攻命令：所有这一切都是背叛和阴谋。他还说，这位党卫军的帝国首领，甚至打算把他活着交给敌人。在这个时候，还待在地下避弹室的人们都在心急火燎地给他们的家里写告别信，写好后交给或许是最后一名离开柏林的信使汉娜•莱契。她脸上挂满了泪水，与格莱姆一起随后离开了地下避弹室。“人们该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祖国的祭坛前下跪。”她在后来对科勒尔将军描绘她的感情时说道。格莱姆则动情地说，当他们极不情愿地出城以后，在元首身边的日子，对他来说，就像汲取到了“青春和活力的源泉”。
地下避弹室里还在回响着对背叛的大声谴责时，晚上十点左右，魏特林将军出现了，他带来的消息，让最后一点指望都宣告彻底破灭。他报告说，俄国人“一个接一个地突破阵地”，我们已经没有后备力量可用了，来自空中的供给或多或少地要停止了，最后，为了结束“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他建议，“作为一名士兵，要敢于从柏林这个铁桶中突围出去”。
但还没等希特勒和克莱勃斯对他的表述发表看法，戈培尔——就像魏特林所记录的那样——就“用激烈的言辞”“指责我，并把我有根有据的说法说成是极为可笑的”。克莱勃斯让希特勒做决定，他在“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后”，又一次归纳了他的不同看法，即他不答应第九军早就提出来的突围要求。“无论如何要挺住！”这是他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在所有的防御战役中所反复强调的格言。突围，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掩盖性的后撤。即使照魏特林将军的建议做会获得成功，将军归纳希特勒的话说：“我们也只会从一个铁桶钻入另一个铁桶。他，作为领袖，要么在露天旷野，要么在一处农舍里或是相似的某个地方栖身，在那儿等待死亡的到来。”
此外，希特勒似乎至少是某个时间思想不那么集中，在考虑些其他什么事情。特别是他一如往常的莫名愤怒，要求找到个牺牲品。在商讨希姆莱背叛一事时，多次提到了赫尔曼•菲格莱因的名字，他是党卫军帝国首领的亲信。大家一致说他“彻底地道德败坏”，他在希特勒跟前边大献殷勤，边肆无忌惮地设法为自己往上爬做着准备，并在一九四四年夏天被提升为党卫军武装部队的中将后，与爱娃•布劳恩的妹妹玛格蕾特结了婚。四月二十六日，他没有打招呼，就擅自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回到了选帝侯大街附近的布莱普特洛伊街四号他自己的住所。两天前，他就告诉党卫军的汉斯•于特纳将军，他“根本不打算在柏林死去”。现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打电话给爱娃•布劳恩，他，作为一个曾让女人心动的男子，在上萨尔茨贝格就大胆地向她献过殷勤，现在他要说服她。他说，不要去考虑什么，她该去他那儿，而不是待在地下避弹室里等待那肯定的结局：“爱娃，你必须离开领袖。不要犯傻，现在是生死攸关哪！”
当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七日那一天要找他谈话时，他不见人影。让帝国安全局局长，党卫军的约翰•拉滕胡贝尔少将打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帝国总理府来，他不予理睬。因此从元首护卫队中抽调了一支小分队，前去把菲格莱因带来。地下避弹室的人甚至知道，很早就对自己的妹夫颇有好感的爱娃•布劳恩，情绪激动地给布莱普特洛伊街打过电话，劝说菲格莱因回到这儿来，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劲。他对第一支小分队的到来狂妄地冷嘲热讽，不加理睬。直到由帝国安全局的刑事科长赫格尔率第二支小分队前来，才成功地劝说还是烂醉如泥的，就像愤然的报告所说，和一名年轻红发女郎在一起的党卫军将军，跟他们一起回帝国总理府去。在往回走的路上，菲格莱因遭到希特勒的机长汉斯•鲍尔的责备，说他的行为有着临阵脱逃的嫌疑，他反唇相讥说：“如果还是这样坐以待毙——你们把我枪毙得了！”
但促使菲格莱因这样说的，只是一个春风得意的野心家的轻率和胆大妄为。使他吃惊的是，他必须屈辱地接受第一次审讯。另外，当蒙克对他说，要剥夺他的所有勋章和奖章时，他自己把肩章撕了下来。他愤怒地朝身边的人咆哮，并对蒙克和陪同他的两名党卫军军官破口大骂。除了帝国首领之外，没有其他人对他负责，他叫喊道，因此他只会在海因里希•希姆莱面前开口。他愤怒地拒绝随后要把他带到希特勒那儿去的要求，他说，他不想看到那个人。开初，希特勒还是想把菲格莱因交给蒙克手下的一支部队去处理。可鲍曼和奥托•京舍劝说道，菲格莱因又会一有时机“再次开溜”，所以，希特勒命令成立一个临时军事法庭来处置他。爱娃•布劳恩苦苦哀求，说她的妹妹马上就要分娩了，就放过她的妹夫吧。可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能无可奈何地补上一句：“你是领袖啊！”
可由蒙克召集的临时军事法庭因“被告烂醉如泥”不得不暂时取消，菲格莱因被带往一间房间去醒酒。第二天，在离三一教堂不远的一个地下室里，由秘密警察头目海因里希•米勒对他进行了“严厉审讯”。在审讯的过程中，传来了希姆莱背叛的消息，这样一来他面临的灾难，就不仅仅是从家中搜出的装有首饰和外汇的小箱子了。更为糟糕的，是对帝国总理府地下室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时，还发现了装有文件的公文包，文件表明，这名希姆莱的亲信，是早就开始了的与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的接触的知情者之一。
希特勒怒不可遏，命令不加审讯立即处决菲格莱因。接近午夜时分，他被帝国安全局的几个人带出了关押他的地下避弹室房间。他对发生的事情仍一无所知，边走边朝四周愤怒地大声嚷嚷着，最后在地下室的过道上或是帝国总理府后面的大院出口处被枪杀了。希特勒的报复心态变得如此不可遏制，行刑队几分钟过去后还未返回时，他就多次追问枪毙的命令执行了没有。“可怜啊，可怜的阿道夫，”爱娃•布劳恩喊着，她有着自己的理由为死者悲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
至少在这个时刻，希特勒终于意识到，结束的时间到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他在长时间的摇摆后做出了一个打算，他就会立即把这个决定果断地付诸实施。他急忙让人在午夜里把那间小的地图室布置成婚姻登记处。曾有一名负责婚姻登记的官员，在戈培尔的党部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经过寻找，发现他在驻守在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服役，马上派了一辆坦克去把他找来，请他为领袖和爱娃•布劳恩主持婚礼。在场的证婚人有戈培尔和鲍曼。至于形式，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对新人恳求举行战时婚礼，并随即声明，他们两人是“纯亚利安人种，没有遗传性疾病”。
请求得到准许后，登记官员面向当事人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问他们结婚是否出于自愿。两人点头说是的，然后他宣布该婚礼是按照法律进行的，“程序合法”。在证书上签名时，爱娃•布劳恩没有搞清楚，所以先是写上了她的少女名字，可突然回过神来，又把“布劳恩”的第一个字母B擦去，写上“爱娃•希特勒，娘家姓布劳恩”。接下来，他们走回自己的房间，和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几名副官、冯•贝洛上校，以及几名女秘书一起喝上一杯，共同回忆逝去的岁月。希特勒结婚的消息刚传开来，被安顿在地下避弹室上层的几个人，也决定学元首的样。当天夜里，举行了多场婚礼，宣传部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充当了婚姻登记官。
产生先结婚再双双自杀的愚蠢念头，似乎是因为希特勒害怕会躺在不合法的临终床上，也许表明了他终于必须屈服的时刻已经到来。作为领袖，他多次声明，不可以与任何一个人建立私人间的联系：他认为按自己扮演的角色来看，他会被塑成塑像，而塑像是不允许以有家室的面貌出现的。现在，他放弃了这一要求，同时也相信了，他那特殊的天职也是由命运所决定了的。确实，他在婚礼上对大家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完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次兴起。对于死亡，他泰然面对，把它看作是一种解脱。然后他离开大家，去口授他的遗嘱。
他口拟了他的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政治遗嘱中，充斥着对自己过错的开脱，对“或是犹太人出身或是代表犹太人利益的政治家们”的控诉，和对同样“失去理智和意志软弱者”的谴责，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搞了突然袭击。他再一次重申他留在帝国首都的决定，并在那儿“自愿地……选择死亡”。他决不想落入可恶的“敌人之手，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由犹太人所导演的戏剧，来取悦被他们煽动起来了的民众”。
他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担任国家和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有人告诉他，说海军中有一种拼死也不投降的荣誉观念，因此他同时给后者一项任务，就是在他死后也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灭亡。他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撤销了他们的所有职务。他委任了新的帝国政府，由戈培尔担任总理，马丁•鲍曼任党务工作部长。最后，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要忠诚和顺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最后一句话中，他再次提及精神病患者般的强迫观念，这个确确实实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不散幽魂：“我要特别责成国家的领导人和下属们严格恪守种族法律，无情地抗击世界各国人民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希特勒的私人遗嘱要简短得多。他在遗嘱中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做了解释，“娶一个姑娘为妻，她与我建立了多年的真诚友谊，并自愿在这座城市几乎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为的是与我共同面对生死”。另外，他对如何分配他的私人财产做了说明，并委任“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执行人。遗嘱的结尾写道：“我本人和我妻子不愿受撤职或投降的羞辱，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我们的共同意愿，是立即在这儿火化，在这个我为我的民族服务了十二年之久，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在这儿完成的地方。”还在当天下午，就派出了三名信使，他们各带一份结婚证书的副本和希特勒的遗嘱，一名到邓尼茨处，另一名到陆军元帅舍尔纳那儿去，第三名前往慕尼黑的党的中央所在地。
其中一名信使，德国通讯社的官员海因茨•洛伦茨在离开地下避弹室前，戈培尔把一份匆忙写好的“元首政治遗嘱附件”交给了他。在附件中，戈培尔说明了他为什么决意留在柏林。出于人之常情的缘故，他说“他永远也下不了决心，在这危急的时刻留下元首一个人”。在这处处都“谵妄背叛”的情况下，至少应该有几个人“无条件地，就是死也要忠实于他”。他认为，元首可以被看作是为德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一个榜样。附件最后写道：“出于这个原因，我与我的妻子，也代表我的孩子们——他们尚年幼，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当他们的岁数足够大时，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决定——表明我决不离开帝国首都的决心，这一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它被占领。我更愿意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如果我不能以此为元首服务，不能跟随他去战斗，那么这个生命对我本人来说，是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了。”
四月二十九日是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北方指挥部报告说，柏林市中心的房屋争夺战正“没日没夜”地激烈进行着。这时，只有狭小的政府部门所在地蒂尔加滕，从动物园火车站向西到哈韦尔河的狭长地区和几个小的据点还在德国人手中。报告还提到了城南的“哗变”以及“有力的镇压”，否认了慕尼黑一家电台所散布的“元首已经阵亡”的消息。一份给凯特尔的无线电讯再次命令发动“闪电般、像钢一般坚硬的”进攻，要求“温克、舍尔纳和其他人”“迅速派兵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领袖的忠诚”。过了一会儿，克莱勃斯让人与约德尔取得联系，可说了几句话线路就中断了，因为——后来才发现——用于建立与地下避弹室无线电通讯的阻塞气球被击落了。
中午时分，希特勒要求威廉•蒙克了解前线的最新战斗动态。蒙克打开一张柏林市中心地图，简短地说道：“北面，俄国人马上将抵达魏登达梅桥，东面到达卢斯特加滕，南面靠近波茨坦广场和航空部大楼，在西面，已经到了蒂尔加滕，离开帝国总理府三百至四百米。”当希特勒想知道蒙克还能坚持多久时，听到的回答是：“至多二十至二十四小时，我的元首，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了。”
听完这句话后，希特勒命令替他养狗的弗里茨•托尔诺夫中士去把母狗布隆迪毒死。这条狗决不可以落到俄国人手里，他说，单想到这一点他就受不了。显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试一下氢氰酸的效果，该毒药已在前几个星期挨个儿地分给了大家。自从希姆莱背叛后，他就不敢再肯定党卫军搞来的毒药是否能在瞬间药性发作致人死亡。可当托尔诺夫用一个钳子把安瓿瓶压碎后往狗张开的喉咙倒下去时，这条狗“像突遭雷击般地”倒地而死。不一会儿，像一位目击者所看到的那样，希特勒来到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与这条狗告别”。返回地下避弹室时，另一个人肯定地说，他看起来“就像他自己的死者面型”，“一言不发地把自己锁进了他的房间”。在这同时，托尔诺夫在避弹室的上面靠近大院出口的地方，开枪打死了五只小狗。
地下避弹室里，笼罩着一股奇怪的空寂。有人去报告一件事或是送达一个报告，都是尽快地一到就走。“每一个人都害怕待在那下面”，地下避弹室的电话接线员罗库斯•米施在记录中写道，整个气氛“就像是待在一口棺材里”。定时来参加形势分析会的人一筹莫展地围坐在那里，摆弄着散乱的军事地图。几乎没人相信匆忙中制定的军事计划还会成功。事实上，大多数战斗部队并没有执行地下避弹室所发出的所有命令，而是凭着自己的判断在组织着抵抗。
为了躲避洞穴里的压抑感，不时地有些暂时派不上用处的人，离开这令人窒息的过道，跑到高一层的地下室前厅或是帝国总理府的地下室去。一部分房间现在用来安置护卫队的警戒分队，或是安置附近地区来避难的百姓，一侧的好多房间做了战地医院，里面躺着三百多个重伤员。两位医生带着护士们急匆匆地在过道里走着，在护理着病人。这边的人在血迹斑斑的桌子上做着手术，那边的人抬着死去的人或装满切下来的脚和手的大盆，穿过拥挤不堪的人群，往地下室的出口处走着。人群中有众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行政官员和高级军官，他们为这个政府忠心耿耿地尽心尽力，有权得到特殊的、跟他们的职位相称的保护。房间中混乱不堪的场面，颇像“世界末日到来”时的黑色舞台背景，一则报告说道，在那儿，“大家都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的悲伤。上等的葡萄酒、利口酒和精美的食品都从大储藏室搬了出来”。另外，每个人再次看到，他们只要到某个地方，马上就会加入“人们该在什么时候，怎样自杀”的谈话。一位在地下避弹室待过的人描写自己是“住在验尸房里的居民”，在这个房间里，住着的都是死人，只是佯装还活着而已。
十点半时，会议室里突然发出声响。一名通讯兵进来报告说，通过一偶尔监听到的短波电台播放的消息，说墨索里尼死了。两天前，领袖与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在卡姆湖的一个小地方被捕获，第二天未经审讯就被枪毙了。但使希特勒更为担心的是死后发生的事。在多种场合他都表现出一种担忧，那就是被苏联人带回莫斯科，装在一个“运送猴子的大笼里”，当作“珍稀动物”让愤怒的暴民参观欣赏。墨索里尼的死唤起，也加深了这一可怖画面。因为两人的尸体被拉到了米兰，倒吊在洛里托广场旁一个加油站的路灯杆子上，愤怒的人群抽打他们，朝他们身上吐口水，还用石块砸他们。
这个消息使那些还在苦苦等待的人们倍感压抑。还在傍晚时分，希特勒——他似乎仍在指望着首都能够解围——给约德尔发去一份电讯，里边提出了五个近乎绝望的问题：“迅速向我报告：一、温克的先头部队到哪儿了？二、他们何时发起进攻？三、第九军现在何处？四、 第九军会朝哪个方向突破？五、霍尔斯特的先头部队在哪儿？”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可迟迟没有回答，最后一点信心都化为了乌有，此时，希特勒突然立起身来，走进会议室去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作别。戈培尔带着他的妻子来了，在场的还有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再加上拉滕胡贝尔、黑韦尔，还有女秘书们，希特勒的私人女厨师曼齐里小姐，以及几名高级别的党卫军军官，总共是二十个人。希特勒和每个人一一握手，和这个人或那个人都要说上几句，但由于给地下避弹室供电和提供新鲜空气的机器噪音太大，几乎听不清他那近乎耳语的声音。他面向大家说，他不想被俄国人俘虏，因此决定自行结束生命。他宣布所有在场的人不再受誓言的约束，希望他们能跑到英国人或美国人那儿去。他对拉滕胡贝尔说，他会待在帝国总理府指令他待的地方，“永远在那儿站岗”。
夜里三点左右，在焦急的等待中，凯特尔和约德尔终于来了回音。他们根据希特勒提的问题，用四个句子做了简短回答：“一、温克的先头部队在施维洛夫湖处受阻。二、因此第十二军无法向柏林进发。三、第九军带着大批难民陷入包围。四、霍尔斯特的军团受压制在负隅顽抗。”此外还加了一句话，说整个形势已彻底无望：“无法在任何地方向柏林发起进攻。”
第二天，即四月三十日早晨，凌晨五点时，重炮已经在开始射击，把地下避弹室的人都从睡梦中吵醒了。约一个小时后，蒙克被叫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穿着晨服，趿拉着便鞋，两眼因熬夜而涨得通红，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他镇静地抬起头，问还能坚持多久。蒙克回答：至多不会超过几个小时，因为四周的俄国人离开只有几百米了，尽管目前还可以抵挡一下。听完这话，希特勒说，西方民主体制是颓废的，会输给力量充沛、组织严密的东方民族。说完后，他把手伸向蒙克说：“祝一切都好！我感谢您。不仅是为了德国！”七点整，爱娃•布劳恩来到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像一名哨兵所说的那样，她说是要“再一次看看太阳”。过了一会儿，希特勒自己也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了楼梯上方的半明半暗处。但当炮火又猛烈起来时，他往上走了一步，然后返身往下走，消失在朦胧之中。
中午时分，召开了最后一次形势分析会。魏特林将军报告说，苏军已发起了对国会大厦的攻击，少数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福斯大街的地道，贴近了帝国总理府。由于自己的部队不再能提供形势报告，因此他只能像以往多次所做的那样，从国外电台的报道中收集情报。他说，城市快要守不住了。他还补充说，或许元首该试一试“从这儿突围出去”，突破包围前往波茨坦的温克部队，对此希特勒回答说，这已没有意义：“我的命令反正没有人执行了。”当魏特林请示在所有的弹药库存用完后该怎么办时，希特勒回答说，他永远不会投降，也禁止他和任何一名指挥官投降，说完后，他与克莱勃斯将军走到一边做最后的密谈去了。直到此时——不知被延误了多少时间——他才同意个别部队向外突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允许任何一支部队这样做。过后不久，最后一道“元首命令”传到了魏特林手中，命令是这样说的：“在缺少弹药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我同意帝国首都的保卫者们突围。应该以小分队的形式突围，然后与还在战斗的部队会合。如果不能会合，就应化整为零，分散到森林里继续战斗。”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他朝奥托•京舍走去，嘴里在反复说着，他不管是死还是活着，决不可以落到俄国人手里。他会自己结束生命，“布劳恩小姐”也会像他性格鲜明地一再强调的那样，不会做出其他的抉择。他希望被火化，“永远让人发现不了”。然后他要京舍许诺，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消灭他的尸体。这一指令对他来说显然十分重要，所以他把它写在了纸上作为命令签发。京舍立即与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取得联系。后者的办公室设在帝国总理府附近的地下车库一侧。京舍吩咐他火速取来足够的汽油，万不得已时，可以动用停放在那里的车辆燃料箱里的油。当肯普卡问用这油派什么用处时，京舍回答，他在电话里什么都不想说。不一会儿，几个党卫军士兵冒着苏军猛烈的炮火，顺着围墙的屋檐，借着隆起的土堆的掩护，把好几个汽油罐放到了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间里。
下午两点左右，希特勒在他的女秘书和素食女厨的陪同下，用了他的最后一餐。在经过了这些天里无数次的感情爆发和抽搐发作后，他显得安静和镇定自若，围坐在希特勒起居室内桌边的人们吃着喝着，给一名女秘书留下深刻印象，觉得像是“一场死亡的宴席”。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了她一颗铜质子弹，里面藏有一个毒药安瓿瓶，并且对她说，他知道，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别礼品。出人意料的是爱娃•布劳恩没有在场。
没多一会儿，希特勒立起身来，说了句“是时候了，该结束了”，就径直朝戈培尔走去。一向标榜自己是“最后一个忠实可靠者”，也把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的他，眼看着死亡在不可抗拒地逼近，却突然劝希特勒离开柏林。可希特勒再次重复了所有的理由，其中包括戈培尔自己提出的，而且或许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天里，当这个人或那个人劝说他时，他都是用这个问题来表示婉言谢绝的：他该去哪儿？他是不愿意“糊里糊涂死在大街上的”。末了他说：“博士，您是知道我的决定的。它不会改变！”对戈培尔本人，他最后对他说，他听凭他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离开柏林。可这次戈培尔没有服从，他保证说，他不会从元首身边走开。
接下来是一个一个地告别。当希特勒陪戈培尔和他此时刚赶到的妻子向门口走去时，迎面碰上了他的贴身警卫海因茨•林格。林格请求与他道别，希特勒对他说，他应该与其他人一起往西面去。当这名淳朴的下属问他，自己该为了谁、为了什么目的突围出去时，希特勒回答说：“为了将要出现的一个人！”林格说，他会忠于元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举起手臂行礼，希特勒一言不发地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一会儿，他与他的妻子一道来到会议室的过道上。他穿一身朴素的军装，左胸上方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和那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伤员勋章，他来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当中，这次是正式与他们告别。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与鲍曼排在前面，然后依次是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赫威尔大使和大本营里的海军联络军官，海军副元帅汉斯-埃里希•福斯。排在后面的是拉滕胡贝尔、京舍、赫格尔和林格以及女秘书们。他在妻子的一旁，从排列着的队伍前走过，对队列中人们说的干巴巴、喘吁吁的客套话他没有理会，走过后就独自一人走回了他的房间，只是爱娃•布劳恩在玛格达•戈培尔的面前待了一会儿。在地下避弹室的第一进房子里，此时已集合了元首护卫队的几名党卫军军官，他们是被京舍叫来的。
这儿有个要解答的疑问是，希特勒是否直到现在，在与那一排人作别以前就派人把他的机长汉斯•鲍尔叫来了。当鲍尔和他的副手格奥尔格•贝茨走进房间时，希特勒握住他的手，对他多年来的忠心耿耿表示感谢，随即又开始说起了导致他如此结局的胆怯和背叛。现在他无能为力了。鲍尔试图最后一次劝说他突围，说已经备好了随时可起飞的飞机，飞行距离可达一万二千公里，可把他送往阿拉伯或南美的某个国家，或者是飞往日本，希特勒无精打采地拒绝了：他决意放弃，他应该有勇气去吸取教训。他说，明天就会有成百万的人诅咒他，“但命运不会因此变为另一番情景”。
然后他也请求鲍尔，做好焚烧尸体的必要准备：“他和他妻子的尸体决不可落到那帮猪猡手里”，遭受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下场。分手时，他把安东•格拉夫画的腓特烈大帝画像送给鲍尔，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他常常神思恍惚地与他对话。有一次，地下避弹室的一名电话接线员看到他在夜里端坐在他的起居室内，一支点着的蜡烛，被通风装置里灌进来的风吹得飘忽不定，烛光下的他，像阴魂附身般两眼紧盯着那幅画。当鲍尔转身要走时，希特勒才回过神来。在他的墓碑上，他说，要写上这样的话，他是“他将军们的牺牲品”。
事情的进程还被耽搁了一下。因为玛格达•戈培尔“泪流满面”地突然出现在现场，她“极其激动”地要与元首说话。希特勒明显流露出不快的神情，但最后还是为京舍所说服，接待这位绝望的妇人。作为希特勒狂热的拥戴者，玛格达•戈培尔在很早以前就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在情况危急时，带着她的孩子们一道去死。人们多方劝说她放弃这个念头，但无济于事，连希特勒的劝说她也固执地回答说“不”。她的理由是，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去死，如果她和他一道去死，那么孩子们也该死去。可现在，她和戈培尔本人却发生了动摇。她情绪激动，最后一次劝说希特勒离开柏林，而她的丈夫正在门外等着消息。但希特勒现在不想再听这些劝告了，他用几句话就打发了她。“一分钟以后”，京舍的报告中说道，她就“哭着离开了”。阿图尔•阿克斯曼也心急如焚地跑过来，要和元首说几句，但京舍把他拦住了，说他要严格执行命令，不再放任何人进去找元首。
地下避弹室里，又像前一天一样，重新笼罩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可怕寂静。人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在等待着什么。可这生命——它注定在难以揣测的戏剧上演前有一个漫长的等待时间——似乎不应无声无息地终结，所以此时在设在地下避弹室第一进房间的饭厅里跳起了舞，在轻歌曼舞中，几个星期以来地下避弹室人们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长时间来，规定要严守纪律，尽管到后期有明显的松懈，可现在，这些规定在强烈地感受到一身轻松和生命将终结这种情感的冲击下，已经不复存在。喇叭里放出来的，是欢快的乐曲，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却在这地下迷宫的每个角落都是那么清晰。一名副官跑到上面来，让大家声音轻一些，他说，元首在准备杀身成仁。但饭厅里的大多数客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没有人搭理他的请求，仍旧在饮酒作乐。
后来发生了什么，很难说得一清二楚。一些证人说，三点半左右听到了一声枪响。秘书格特劳德•荣格在与希特勒告别后，觉得地下避弹室里地方狭小、空气混浊、情绪低落，就来到上面的房间想透透气。她在楼梯平台上碰上了戈培尔的孩子们，他们萎靡不振地蹲坐在地上。她给他们取来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们朗读了几段小故事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试着回答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关于心中恐惧的问题。猛然间，她回忆道，听到了一下手枪响声，九岁的赫尔穆特高兴地大叫：“击中了靶心！”可其他的证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尤其指出柴油机在不间断地工作，通风机也在发出嗡嗡的声音，是不可能听到任何声响的。
不过，无论是在大房间还是小房间里，那些与希特勒告别过的人们，此时都在焦躁的不安中等着，直到林格——为了让自己保持镇定，守候在护卫室的他接连喝了好几杯白酒——出现在希特勒的起居室门口。据他说，他在闻到火药味的一刹那，就找到待在过道里的鲍曼对他说：“帝国领导先生，事情发生了！”
他们两人随即走进旁边的房间，京舍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希特勒已瘫倒在用花朵图案装饰的长沙发上，两眼圆睁，头稍稍前倾。他右面的太阳穴处，张开着一个铜钱大的窟窿，从窟窿处流出来的一丝鲜血，淌到了下面的面颊上。地下躺着一支口径为七点六五毫米的瓦尔特手枪。旁边的地上有一摊血，后面的墙壁上则溅满了鲜血。他的身边，躺着他的妻子。她身体蜷缩着，穿一件蓝色连衣裙，两腿蜷曲，发紫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她没用手枪，她的那支枪在桌子上放着。房间里弥漫着火药和苦杏仁的味道。几个在场的人说，希特勒显然是听了地下避弹室医生维尔纳•哈塞大夫的建议，咬碎了一支氢氰酸安瓿瓶，并同时朝着太阳穴开了枪。另一种有出入的说法，说是他对着自己的嘴巴放了枪。党卫军的拉滕胡贝尔将军从种种议论中推断，希特勒只是服了毒药，然后由另一人根据此前下的命令用手枪打死的。事情的真实过程没人能讲清楚。
由于时间紧迫，京舍在大脑里出现短暂的一片真空后回过神来，立刻来到房间里等候着的人群中，他并拢双脚后跟说：“报告：元首死了！”戈培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和其他人面无表情地跟着他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林格已在那儿用一条床单把死者裹起来。他与赫格尔一起，抬起希特勒的尸体，从站立在两旁的小小送葬队伍中穿过，把他放到了会议室，据在场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说，希特勒的两条腿露在床单外面，毫无生气地晃来荡去。后面跟着的是抱着他妻子尸体的鲍曼。
戈培尔第一个回过神来。他说，他现在要去上面威廉广场上他的部里，他要到处转转，直到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为止。正在大家像犯了罪似的谈论着发生的事，忧心忡忡地讨论着下一步怎么办时，车辆负责人埃里希•肯普卡突然冲了进来。看样子他是一无所知，开口就指责京舍，要他说个明白，这乱七八糟到底是怎么啦，京舍是不是“发疯了”，在炮火如此猛烈的情况下，竟然要走了几桶汽油。京舍把他拉到一边，仍带着一脸的惊恐，告诉他说：“领导死了！”听到这话，肯普卡慌了手脚，眼睛盯着他说：“怎么会呢？”据他自己说，他大叫了起来：“昨天我还和他说过话！他很健康，心情也很好！”
在克服了第一波恐惧后，肯普卡来到楼梯底下，帮着其他人一起把希特勒的尸体往上抬，京舍则抱着他妻子的尸体。在院子的出口处，停下来好几次，因为落下的炮弹把林格、赫格尔和其他人一直往回赶着。往外冲了好几次，才把尸体在离开地下避弹室几米的地方放下来。鲍曼随后走上前去，把盖住希特勒脸的床单掀开一只角，盯着看了几秒钟，随即又回到出口处的人群中。尽管炮弹不断往下掉，四周火光熊熊，他们还是顶着飞起的弹片、墙上掉下来的碎块和地上被炸得蹦起来的泥土，往尸体上浇了多达十桶的汽油。然后他们点上火柴往尸体上扔，可因火焰风暴凶猛总是点不着。京舍为了快一些，搞来了一颗手雷，可林格从他的袖口中抽出几张表格纸，把它们卷成火把状。在炮火稀疏下来的当儿，他点燃了纸筒，大步往前把它扔向尸体。
随着几声劈啪作响，一股熊熊大火冲天而起，围观的人群笔直地站在那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里面的楼梯往上走，走出被短暂关上的门，举起手臂行希特勒礼。黑色的浓烟和卷起的碎片遮盖住了燃烧的地方。最后，他们从门缝里看到的，是躯体先是被烧得蜷曲成一团，然后是四肢在炽烈的火焰中像幽灵般猛然直立起来。
在此同时，苏联军队顶着防御者的猛烈抵抗正向国会大厦逼近。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这座建筑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底被烧和随后的审讯所谓共产党人纵火犯有着晦暗的关联，苏联领导没有把帝国总理府或勃兰登堡门，而是把柯尼斯广场上这遗弃的废墟选为“柏林的象征”。还在抵达奥得河时，他们就向多个部队分发了插上“德国克里姆林宫”的特别旗帜。
还在黎明前，苏军部队就开始攻打这座四周都用围墙围起来的建筑，但在交火中，尤其是从附近克罗尔歌剧院断垣残壁中射出的子弹，阻止了他们的前进。他们动用了大批的坦克、火炮和火箭筒，它们中的某些武器被安置在了对面内政部的楼面上，在整个上午发起了多次冲锋，但仍然没能到达铁路隧道那灌满了水的涵洞。中午时分，在猛烈的炮击后发起的又一轮进攻也因遭遇顽抗而告失败，所以苏军领导层决定等待夜幕的降临。直到此时，才有小股进攻者挺进到国会大厦的台阶前，并用两台平射迫击炮在外墙上轰出了一个缺口。很快，入口的大厅内就塞满了蜂拥而入的士兵，他们迅速四处散开，在一团漆黑中，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争夺着。
直到莫斯科时间深夜，实施进攻国会大厦的第六十九近卫军团的“第五号旗帜”，由被挑选出来的党员战士护送着，升上了国会大厦的屋顶。后来发现，几位炮兵在数分钟前已在这座建筑物上升过旗了，但他们的行为被宣布为“非正式的”而不予承认。天亮后补拍的升旗照片上，出现的才是“正式的”升旗人。主管此事的司令官佩雷夫约金将军的报告明显地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用的是一种诗一般朦胧的语气：“直到傍晚，当太阳开始西沉，晚霞把整个地平线燃得通红时，我们的两名士兵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被炮火毁坏的圆顶。”
事实上，尤其是在迷宫般的地下室，苏联部队像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常常陷入对方的枪林弹雨，直到五月二日中午时分还在激烈的交火中。防守士兵用完弹药后，他们在黑暗中用刀、铁锹和步枪枪托开始了肉搏战。当附近的巴黎广场开始打扫战场，国会大厦最高几层的一些红军战士把名字刻在墙壁上时，这儿的厮杀仍然在继续着。最后，在外面手持桦木枝扎成的扫把，被叫来清扫碎石块的家庭妇女向这儿走来时，苏军士兵在拱顶地下室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至此，这儿的战斗才告结束。
可战争并没有结束。苏联人几个星期以来到处散布说占领国会大厦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可这只不过具有象征性意义。四月三十日那一天，朱可夫元帅催促崔可夫将军，问他是否能按预定计划，在五月一日这个节日攻占整个柏林，后者回答说，由于德国人的抵抗出乎意料的顽强并仍在持续着，所以“没有很快就投降的希望”。泽洛夫高地之前的战术失策再一次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下午，又一次向拉滕胡贝尔讨汽油，因为放在地下避弹室花园出口处的尸体没有完全焚烧。汽油一到，哨兵马上跑到高处，把它倒在烧焦了的尸体上，并随手把空桶也往死人方向一扔了事。党卫军下级指挥员赫尔曼•卡尔瑙快傍晚时来到焚烧处，只能依稀辨认出骨架了。他试着用脚把它们踢到一个低洼的地方去，本来还是呈一长条形状的骨灰，却鬼使神差地一下子成了一堆扁平。卡尔瑙心里不踏实，晚上八点时分，他又一次来到焚尸处，只剩一些东西在飞舞了，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一片片絮状物在风中飞扬”。
结局仍旧是难以预测的。京舍保证说，他在临近傍晚时，委派了一名党卫军军官负责把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遗骸处理掉，而且没一会儿有人向他报告说已将它们清理完毕。但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他还是在场的其他人，依他们亲眼所见，都不相信希特勒自己会委托他人如此处理焚烧后的尸体。就连同样对希特勒做出承诺的鲍尔将军，也不相信应该彻底地清除尸体。有人说，鲍曼和拉滕胡贝尔两人在天刚黑时只在地下避弹室的出口处露了一下面。另一名证人说，夜色降临时，有人把烧剩下的尸骨铲到了一块帐篷布上，然后抖到了附近的一个炮弹坑里，在上面盖上了土，并在土堆上方竖了一根木桩。可没有人敢说，在这近二十个小时里，炮弹在接二连三地爆炸，到处是熊熊大火，是否来得及做完这所有费力的事情。
拉滕胡贝尔说，他后来来看望这个焚烧地点时，泪水夺眶而出：“我跟随了元首十年，现在他躺在了这儿。”事实上，这种违反常理的做法并不出人意料。在关于他生命结束的慷慨激昂的设想画面中，希特勒认为安葬他的地方应该在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高度，在一个钟楼的屋顶上，这个钟楼俯视着他家乡林茨旁新垒起的多瑙河河岸。现在，他在被摧毁了的帝国总理府后面的瓦砾堆里找到了归宿，他被埋在了发出震耳欲聋般巨响的炮弹所翻起的泥土里，四周是被炸开的水泥碎块、瓦砾山和高耸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