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在东京宣布：“没有人能把我们赶下海去，本司令打算在朝鲜保持一个军事阵地。”
1951年1月9日，华盛顿满地冰雪。
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布莱德雷正在起草给麦克阿瑟的回电。麦克阿瑟于12月30日曾提出要求扩大战争，轰炸和封锁中国人，以及使用蒋介石军队。
近段时间，李奇微在战线上平均后撤了60英里，后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南朝鲜首都汉城再次丢失。布莱德雷为之震惊。因为美军差不多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在三八线附近构筑了一条自称“固若金汤”的防线，却经不起中国军队数小时的猛攻即彻底崩溃了。但到1月5日，中国军队停止了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了李奇微鼓舞人心的报告，他当时正在奇迹般地恢复第8集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中国军队的进攻很奇特，开始进攻很猛烈，追击时规模有限，然后出现一段平静的时间。李奇微能经得住中国军队的再一次全面进攻吗？布莱德雷正在考虑把4个国民警卫师中的两个师派往日本，迅速武装日本的保安部队，通过断绝贸易形式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于是，布莱德雷正式拒绝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并重申对他的指示：
请你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99935号命令，组织梯次阵地实施防御，在优先考虑你部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一旦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时，就从朝鲜撤往日本。
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很快发回了一封令人不安的电报，电文称：
经过一场长期的艰苦战役之后，部队疲劳了。他们对无耻的宣传感到愤怒，这种宣传对他们在一场被曲解了的撤退行动中所表现的战斗精神，进行了错误的指责，除非明确地说明要求士兵们用生命换取时间的政治意义，使他们充分理解其目的，产生紧迫感，否则，他们是不会甘心情愿地冒险上战场的。部队士气将严重影响战场效果。
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布莱德雷宣读了麦克阿瑟的电报，马歇尔听后十分反感地说：
“高级军官抱怨全心全意的部队士气低落时，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士兵们的士气反映了他们对领导人的信心。”
“这份电报简直是一份遗书。麦克阿瑟的目的是：一是在形势一旦恶化时为自己开脱一切责任；二是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主意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艾奇逊愤愤地说：“麦克阿瑟已经到了顽固不化和完全不服从命令的地步了。”
“看到这份电报深感不安。”杜鲁门忧郁地说：“这种撤退似乎已经强加在我们头上了，但是我仍然认为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和团结’的基本政策不能改变，既要不冒扩大战争的危险，又要联合国军尽量留在朝鲜，非到最后关头不言撤退，同时我们要求盟国尽快在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
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布莱德雷致电麦克阿瑟：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情况，特别是你在最近电报中提到的那些情况，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要在朝鲜持久坚守住阵地是不现实的。但是，在你下达从朝鲜开始撤军的正式命令之前，为了我国的利益，也为了联合国的利益，我们有必要再争取一些时间，以便同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磋商。
除非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确实迫不得已，否则我们不应放弃朝鲜，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地最大限度地打击共产主义侵略者，这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对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前途，以及对努力在亚洲组织的反共抵抗运动，同样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时，李奇微从朝鲜发来消息，“联合国军”已巩固了防御阵地，他对联合国军守住阵地的能力信心百倍。他正命令第8集团军司令部制订有限进攻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打乱中国人的部署，破坏他们进攻的计划。
马歇尔建议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前往东京和朝鲜，以便进一步地了解第8集团军的真实情况。
柯林斯和范登堡离开华盛顿后，杜鲁门仍然放心不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信渠道发给麦克阿瑟。杜鲁门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在这封信中就在朝鲜继续抵抗侵略的问题，让你了解我对我国和国际上的基本目的的看法。我们希望你统率下的联合国军能支持我们力图在世界基础上迅速组织起来的抵抗侵略的行动，我们需要你就联合国军队能合理地提供的最大力量做出判断。眼下这封信不具任何指令的意义。信的目的是使你对我们对待政治因素的观点有所了解。”
杜鲁门在信中道明了美国在朝鲜抵抗侵略所要达到的目的：要使自由世界的力量动员起来，以应付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所发出的威胁；打击共产党中国已被夸大至危险地步的政治和军事威望，这种威望现在大有破坏非共产党的亚洲的抵抗，并且巩固共产主义对中国本身的威胁。杜鲁门还指出：
“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团结联合国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在苏联向我们发动进攻时，它们也是我们迫切需要依赖的盟国。此外，在我国的力量尚未建立以前，只要涉及扩大战区的问题，我们的行动一定得十分谨慎。除非军事上迫于无奈，我们是不会离开朝鲜的。”
1月13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解决朝鲜战事的五步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二）一旦停火实现，则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三）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当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完成第三条的步骤之前，依据联合国原则订立适当的临时措施，管理朝鲜和维护朝鲜和平与安全；（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讨论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通过的五步方案是美国精心安排的，美国的目的：一方面是借此继续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为美国军队争取喘息的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一旦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就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在朝鲜战场上，李奇微为了贯彻美国政府确定的政策，积极调整部署，并利用各种手段对志愿军前沿阵地进行侦察。
1月上旬的一天，一架AH-6高级教练机，在朝鲜中部低空飞行。
飞机时而掠树飞行，时而在山谷中盘旋。乘坐这架飞机的李奇微和空军第5航空队司令官厄尔·帕特里奇正在搜寻中国军队的足迹。
李奇微把眼睛瞪得发酸，还是几乎连个人影都没发现。没有营火的烟雾，没有车轮的痕迹，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能表明大量部队的存在。中国军队到哪里去了？难道藏得如此严实吗？李奇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了尽快查明中国军队的情况，1月15日，李奇微发动了一次有限的协同反攻，作战计划的代号是“狼狗行动”。
这天拂晓，美军第1军第25师第27团团长马凯莱斯指挥7个步兵营和约150辆坦克，在3个重炮营的协同下，沿公路北上乌山。
就在李奇微发动“狼狗行动”的当天，柯林斯和范登堡到达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
柯林斯和范登堡交给麦克阿瑟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假设如果朝鲜出现了比现在更为严重的形势，建议麦克阿瑟可采取如下行动。
（1）如果第8集团军能在朝鲜进行卓有成效的防御，可考虑将两个经过部分训练的国民师派往日本。
（2）加强日本的防卫部队。
（3）继续加强对赤色中国的经济封锁。
（4）现在就着手准备对赤色中国进行海上封锁。无论我们是否被赶出朝鲜，根据当时出现的情况，立即进行封锁。
（5）解除对东北地区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空中战斗的限制。
（6）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向他们提供后勤支援。
（7）派一个军事团去台湾，增加军援。
（8）向在中国的有作战能力的国民党游击队提供一切切实和秘密援助。
（9）一旦中共对我们在朝鲜以外（冲绳、日本等地）的部队发动进攻，就对共产党中国的目标实施毁灭性的海空打击。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令麦克阿瑟兴奋不已，他感到当局已经回心转意，并且接受了他的观点。他又找出杜鲁门写给他的信，大声宣读，然后激动地说：
“先生们，这封信终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不会有什么撤军了。我理解这封信的含义，是要我们永久留在朝鲜。”
告别麦克阿瑟后，柯林斯和范登堡又飞往朝鲜。范登堡视察了空军部队和军事设施。柯林斯在李奇微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前线。
这时，马凯莱斯正率领美军向北推进，沿途看不到中国军队的影子，只在水原以南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他用无线电话向李奇微报告侦察的结果：
“中国部队的警戒线，大致在水原—利川一线，目前还不是继续南下的态势。”
李奇微得到这一消息，兴奋地对柯林斯说：“中共军队的攻势真好像鼓起的气球，看准只能鼓起一周左右时间的地方，用大头针刺破一点，就会立刻瘪了。”
柯林斯在视察中同前线的军、师指挥官以及许多下级进行了会谈。他不时地夸奖李奇微：“将军，在你的感染下，你的部下的精神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已经振作起来了。”
1月16日，在大邱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柯林斯和李奇微发表了非同寻常的声明。柯林斯告诉记者：
“我坚信第8集团军将东山再起，进行战斗。从现在起，我们准备留下来，打下去。”
李奇微接过他的话题说道：“在我的脑海里，第8集团军在目前的局势中，毫无疑义地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麦克阿瑟也在东京宣布：“没有人能把我们赶下海去，本司令打算在朝鲜保持一个军事阵地，只要联合国的政治家们做出决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柯林斯一回到东京就打电报给布莱德雷说：
“我刚从朝鲜返回东京，第8集团军状态良好，在李奇微的领导下，每天都有提高。考虑到目前的处境，其士气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大韩民国的部队缺乏信心，对中国人有一种本能的惧怕心理，但是仍然可以对付北朝鲜军队。没有不满意或精神崩溃的迹象，虽然这也可能在遭受严重挫折时迅速改变。
“除非出现意外的变化，李奇微自信他在不得不开始撤退之前，可以争取到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在部队退至过去的桥头堡之前，他不想撤离朝鲜。
“没有发现中国人向汉江以南做任何移动，在我军进行反击时，他们通常已经逃逸。他们供应困难。许多士兵情绪低落……总之，第8集团军现在已进入阵地，准备给任何规模的进攻予以严厉的惩罚。”
1月17日，布莱德雷收到柯林斯的电报，他立即将这封电报交给马歇尔。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当这个消息传到政府高层的那天，几乎能听见一片松了一口气令人宽慰的声音。”
杜鲁门得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十分放心。就在同一天，杜鲁门从联合国得到了中国政府就联合国通过的五步方案的答复。
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指出：“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周恩来同时向联合国建议：
甲：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迅速结束朝鲜战争；
乙：谈判的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
丙：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
丁：七国会议的地点，应选在中国。
周恩来外长指出：“上述提议，如获得联合国及其有关国家的同意，我们认为及早举行谈判，对于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亚洲问题是有益的。”
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使杜鲁门不再畏首畏尾了。在他的授意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对中国政府的答复大肆歪曲，诬蔑是“完全拒绝”。
2月1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美国提案。艾奇逊后来也承认：“我们的盟国……有点勉强地于2月1日和我们一起通过了对中国侵略的谴责。”
2月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严厉驳斥美国对中国的诬蔑。周恩来指出：
美国这一提案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明明是美国政府制造朝鲜事件，干涉和侵略朝鲜，干涉和侵略中国的台湾，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共产党干涉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侵略朝鲜。明明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主张制裁美国侵略，要求美军撤退出朝鲜和台湾，而美国提案却反而要求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采取措施，反而要求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自朝鲜撤退。明明是美国政府无数次地拒绝中国和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各项建议，最后甚至拒绝了十二国关于召开七国会议的提案，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接受联合国关于停止朝鲜战争以求得和平解决的各项建议。……明明是美国侵略部队要继续侵占朝鲜，侵占台湾，继续大规模地进攻和屠杀，而美国提案却反说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继续侵犯朝鲜，故号召其帮凶国家给它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以什么“任何援助”。
周恩来最后指出，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军”每天以多路小股的形式，用汽车搭乘步兵并配合少量坦克，在宽大正面上进行武力搜索。一周之内，“联合国军”的小分队即多次进出乌山里、金良场里和利川。之后，又把这种活动扩大到原州、宁越一带。
经过不断侦察与试探，以及以往同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李奇微发现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由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磁性战术”，即倚仗美军现代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的优势，始终同中国军队保持接触，以进行消耗战的办法来制约中国军队。
1月25日，李奇微又发起了“霹雳行动”。李奇微集中5个军16个师3个旅一个空降团共23万兵力，全线发起攻进击。他吸取了过去失败的经验，采用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队，由美军担任主要突击力量，互相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以汉城为主要攻击方向。目的是重占汉城，将中朝军队压回到三八线以北。
苏联驻朝鲜大使要求迅速追击敌人；金日成提议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但敌人明明是在引诱我军南下，我们怎么能硬往敌人设下的圈套里钻呢？
1951年1月8日，朝鲜北部白雪皑皑，朔风怒吼。
成川郡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接到柴军武的电报：金首相拟10日晚赴彭总处商谈尔后作战问题。金日成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即足，若时间过长，待河川化冰后，增加部队运动困难。
彭德怀看着柴军武的电报，当天与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的争论历历在目……
拉佐瓦耶夫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进入朝鲜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即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总顾问。当拉佐瓦耶夫得知彭德怀下达结束第三次战役的命令时，立即与彭德怀会晤，指责道：
“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
彭德怀冷静地回答道：“经过三次战役，我军伤亡很大，兵员不足，现已很疲劳，又没有制空权，后方供应上不去。敌人是摩托化，我军是两条腿，这怎么能够追上敌人呢？而且如果再将敌人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角，敌人集中了，又有洛东江阻隔，更不利于我军歼灭敌人。”
“歼灭不了敌人，我们多占领一些地方也是好的。”拉佐瓦耶夫不服地说。
“歼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占领了地方也保不住，地方还会被敌人夺过去的。因为我军并不占优势，又是疲劳之师，后方空虚，供应也补给不上，增援部队还上不来。”彭德怀反驳道。
“只要我们继续追击，不给敌人喘息时间。敌人肯定会继续败退。敌人为避免被歼灭，肯定会撤出朝鲜。”
“敌人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来侵略朝鲜的，因此肯定不会轻易撤出朝鲜的。你们说，敌人肯定会退出朝鲜，那么就让敌人自动退出，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可以留一点面子吗？这比逼着敌人退出不是更好一些吗？何况依我军现在的情况，也不可能逼迫敌人退出朝鲜。”
入朝以后，彭德怀襟怀坦白，处处以身作则，对金日成等朝鲜领导同志和苏联顾问谦逊礼让。中、苏、朝三方之间相敬如宾。但是，在作战问题上，中、苏、朝三方之间曾经产生过分歧和争论。
第一次战役后，中、苏、朝发生了第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采取诱敌深入呢，还是采取乘胜追击的战术”。彭德怀进行了耐心的说服，终于使苏联顾问和朝鲜同志接受了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第一次战役是在志愿军不意之中与美李军遭遇，我们利用了志愿军（人民解放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敌人利用机械化迅速退集清川江左岸，并在新安州、价川地区构筑野战工事，严阵固守。当时，敌人技术装备比我军是占绝对优势的，我军如果采取粗鲁的强攻，是毫无取胜把握的，而且很有可能打败仗。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傲和诱敌深入的战术……这是当时进行第二次战役唯一正确的战术方针……但是朝鲜领导同志，当时不同意我们这个作战方针，他们当时忽视了敌优我弱的具体条件，主张乘胜追击。我们当时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他们的意见，那是肯定不会取得第二次战役那样大的胜利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战告捷，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朝鲜人民军隔在三八线以南的部队逐渐收拢，并补充了大量的兵员，至1950年11月中旬，人民军在北朝鲜地区的部队已有4个军团，计17个师另两个旅两个团，共16.8万人。另外，留在敌人后方进行战斗的第2军团有一个师另一个旅一个团。其中，人民军第1军团4个师计4万人已投入一线作战。人民军刚刚恢复战斗力，情绪很高，积极要求参战。
这时，志愿军在朝鲜参战的部队共有9个军30个师，共38万余人。中朝一线作战的部队共计42万余人。从11月份开始，苏联防空军部分部队出动到鸭绿江的上空作战。此外，朝鲜人民军尚有一部分空军可参加作战，志愿军空军也将参加实战练习。于是，中、朝、苏三方作战部队的协调指挥成了作战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前两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人民军零星部队的配合下进行战役行动的，如在第一次战役的东线战场，志愿军第42军在人民军一部的配合下，完成了黄草岭、赴战岭阻击敌人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西线战场作战。但是，中朝两国军队在组织指挥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中朝军队在战役行动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协调与指挥，造成在作战中有时发生混乱现象，影响了战役行动的顺利展开。例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正在博川东南围攻美24师，而朝鲜人民军坦克师却奉命向顺川挺进，误击志愿军围攻部队，使被围之敌逃脱。另外，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体系，有时形成忙乱的局面。尽管这些现象还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必将给以后的军事行动造成不利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11月3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并告彭德怀、高岗：“目前正值战役间隙期间，毛主席向金首相建议，可否于本月10日前后到彭德怀同志处与高岗、彭德怀两同志晤面，商讨在朝作战和供应，朝鲜人民军和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及其他一切问题，不知金首相意见如何，请速询告，以便通知高岗同志赶往。”
11月7日，彭德怀就开辟敌后战场、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对俘虏兵政策以及对逃避兵役者政策等问题，以协商的方式请朴一禹回满浦面见金日成。11月1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高岗报告了以上问题的商谈结果。在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问题上，金日成同意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不同意朝、中两个司令部靠近，更不承认联合形式。彭德怀在电报中强调：“事实上现在迫切需要统一指挥。”
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将彭德怀提出的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建议转告斯大林，以征求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彭德怀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斯蒂科夫（苏联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彭德怀组成党的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指出：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敌人第一个打击，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8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5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战局。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若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
11月15日，金日成、斯蒂科夫前往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高岗就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12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前来访问中国的金日成在北京就朝鲜战争的若干重要问题举行友好协商。在会谈中，毛泽东就朝鲜战争发展前途及今后方针，回答金日成：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有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做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消灭敌人，首先全歼南朝鲜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国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国的诺言和协定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在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上，金日成说：斯大林来电报同意中朝军队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已同意。最后双方商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均由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合司令部应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铁路运输修理亦归联合司令部指挥。联合司令部下属两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
12月7日，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进行会谈，决定在数日内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8日，周恩来起草了关于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及其职权范围的协议，拟征求金日成的意见后付诸实施，协议除上述中朝领导人已经商定的内容外，还补充了以下内容：联合司令部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联合司令部凡关此类命令，视其管辖关系，分别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司令部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凡有关作战的新闻报道，统一由联合司令部指定机关负责编审，然后交朝鲜新闻机关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统一发布。
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合司令部或联司）正式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不久增补邓华为副司令员）。从此，中朝军队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
现在苏联驻朝鲜大使要求迅速追击敌人；金日成提议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中国人民志愿军毕竟是在朝鲜国土上帮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国侵略者，应该尊重朝鲜领导人的意见，但敌人明明是在引诱我军南下，我们怎么能硬往敌人设下的圈套里钻呢？
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思冥想，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由于部队伤亡很大，现兵员不足，供应极差，体力削弱，难以继续作战，必须休整补充。
10日晚，金日成在柴军武的陪同下来到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金日成、彭德怀开始会谈。邓华、洪学智及柴军武参加会谈。
“我先介绍一下志愿军的现状。”性格爽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西线志愿军6个军，三个战役的战斗伤亡3万人，冻伤2万人，共5万人；东线3个军，战斗伤亡1.9万人，冻伤及患病2.2万人，总共减员9.1万人。现运输困难，粮弹、棉衣、被毯运不上来，体力削弱，人员极不充实，急需补充休整，改善运输条件，以利再战。”
“现敌军兵力尚有20余万人，已在平泽、安城、堤川、宁越、三陟等线布防就绪。”彭德怀用征询的目光看了金日成一眼，说：“我应进行充分的准备，求得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不让敌人退至釜山狭小地区，此着甚为重要。从各方面考虑，不消灭敌人主力，美军是不会退出朝鲜的。”
接着，金日成和彭德怀就休整的时间、能不能追击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会谈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第二天，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急电：10日午电悉。人民军一、二、三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城以北休整两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当日黄昏，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继续会谈。邓华、洪学智及柴军武仍参加会谈。
“拉佐瓦耶夫的观点是对的。志愿军不应在此时休整，如志愿军继续南进，美军就肯定退出朝鲜。”会谈一开始，朴宪永就直截了当地说。
“你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彭德怀耐心地说，“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后，减员甚大，疲劳异常。另外，随着运输线的延长，既无空军掩护，又缺高射炮部队掩护，供应非常困难。而美军是全部机械化的，每天只撤退30公里，恰好是我军一夜行程。敌人利用飞机轰炸，使我在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白天根本不能通行，而且敌人的长射程大炮亦昼夜射击。造成我军追击十分困难。志愿军必须休整两个月，才能对敌发起攻势。”
朴宪永坚持己见，双方争执不下。彭德怀见说服不了对方，只好说：“如果你坚持要追击，那就由人民军追击，由你们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金日成、朴宪永同意志愿军就地休整，暂不向南进攻。双方商定近期召开中朝两军高干会议，以总结交流经验。
1月25日，中朝军队高级干部在朝鲜成川郡君子里召开联席会议。
彭德怀在会议上做了《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携手作战，从1950年10月25日到今年1月6日，已经取得三个战役的伟大胜利。现在正准备下一个战役。他在报告中就三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取得胜利的原因、战术中的几个问题，下次战役的思想准备，加强后勤工作，在新解放区应实施的政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学习等七个问题，做了明确而深刻的论述。
这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举进攻，中朝领导人立即决定停止休整和转入防御。
1月27日，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高岗、邓华等协商后致电毛泽东：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向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敌继续北犯，我保持桥头阵地甚困难，出击将破坏整训计划，推迟春季攻势，且目前兵员、弹药全无补充，最快亦须下月勉强出动。如我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堡阵地，国内外政治情况是否许可？如不能停止敌北进，政治上又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即须被迫部署反击，但从各方面考虑甚为勉强。
“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
志愿军只争取了不到20天的休整时间，部队疲劳没有完全恢复，物资弹药没有得到较好的补充。根据情报，“联合国军”进攻的重点主要放在西面，以美、英军为主力，东面以南朝鲜军为主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挫败敌人的攻势呢？
彭德怀与韩先楚、洪学智、解方商定，决定采取“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做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准备以一部兵力在西线进行防御，坚决顶住美军主要集团的进攻；在东线则让南朝鲜军深入，造成有利于我歼灭突入之敌的态势。集中我军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灭南朝鲜军一两个师，随即向敌纵深突击，从侧翼威胁西线美军主要进攻集团，动摇美军的进攻，迫使敌人停止进攻。
彭德怀将部队分为3个集团：韩先楚指挥由志愿军两个军和人民军一个军团组成的韩集团，在西线抗击敌军主力；邓华指挥由志愿军4个军组成的邓集团；金雄指挥由人民军3个军团组成的金集团，在东线寻敌弱点，准备反击。
西线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展开了异常艰苦的防御作战。敌人的飞机贴着山顶尖叫着，炮声隆隆震颤着山岭。在志愿军汉江南岸的防御阵地上，硝烟滚滚，天昏地暗。
从27日起，敌军每天都动用大量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轮番向第50军第149师兄弟峰、东远里和第148师帽落山、修理山及第150师文衡山发动进攻。
坚守白云山的第447团，英勇地抗击10倍于我之敌的轮番进攻，承受了上百枚汽油弹、炸弹的袭击，阵地几经反复，失而复得，与敌激战一昼夜，毙伤敌1400余名，守住了阵地，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白云山团”的光荣称号。著名作家刘白羽、作曲家郑律成为他们谱写了《歌唱白云山》的赞歌。
敌机对帽落山阵地实施了地毯式轰炸，阵地上每平方米落弹1至2枚，工事被夷为平地。守卫帽落山阵地的第443团指战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第7连在受到重大伤亡的情况下，沉着应战，激战6小时，打退敌人11次进攻。最后只剩下战士王正冒一人，他端起轻机枪，顶着敌人弹雨，孤胆拼杀。
第9连在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后，子弹耗尽了就用石头砸、用镐头与敌进行搏斗，战斗到只剩下两名战士。
守卫修理山的第444团，抗击着10倍于我之敌的进攻。第8连伤亡重大，干部大部伤亡，弹药耗尽。但他们凭借石头连续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
第2连的工事全部被摧毁，连长在战斗中牺牲，连队干部大部分负伤。战士们在失去指挥员的情况下，仍与敌苦战两个多小时。当300余名敌人拥到阵地前时，机枪手王英，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
彭德怀采取“西顶东放”的战法，打乱了李奇微的进攻步骤。战至2月7日，西线之敌仍被阻击在汉江以南，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
2月9日，东线的南朝鲜军第8、第5师冒进至中部地区的砥平里、横城一线，在整个战线上处于突出位置，因为南朝鲜军战斗力较弱，又处于运动之中，侧翼暴露。
彭德怀果断在东线发起反击，歼灭横城之敌。
2月11日黄昏，在短促的炮火袭击后，志愿军官兵顶着寒风，踏着积雪，向横城地区发起反击。
担任穿插任务的第117师乘着夜色，迅速向鹤谷里猛插，准备截断南朝鲜军第8师的退路。
部队行进在山谷之中，两侧高山峭立，中间夹着一条崎岖的小道。朝鲜的冬夜滴水成冰，山道上的冰雪冻成了坚硬光滑的冰板，队伍中不断有人滑倒。他们越过山谷，又翻过一座800多米高的大山，一夜长驱30公里，终于到达鹤谷里，截断了南朝鲜第8师的退路。
一夜之间，志愿军就对敌军形成了包围，打乱了南朝鲜军第8师的部署。第42军两个师和第39军第117师在西，第40军在北，第66军在东北，向进至横城西北地区、态势突出的南朝鲜军第8师发起了攻击。
12日晨，从正面战场向横城败退下来的敌人越来越多，突围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北到新村，南至大谷，约6公里的公路上，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敌步兵在航空兵和坦克的掩护下疯狂地突围，同时，敌不断派增援部队接应被围之敌。但是，在第117师的顽强阻击下，牢牢地阻断了敌人的退路，经一天一夜激战，毙伤敌850余人，俘敌2500余人；击毁和缴获坦克、汽车200余辆、各种火炮100余门。第117师获得了中朝联合司令部、政治部通令嘉奖。
在第117师向敌后穿插的同时，第42军第125师阻击横城以南美军的增援，在前进中歼灭横城外逃之敌一部。
第42军第124师和第40军第118、第120师从西向南插进，将南朝鲜军第8师各部间的相互联系完全切断，分割成数块。
第66军从东北方向南进，歼敌一部。
人民军第3、第5军团也在横城以东和东南阻击了南朝鲜军第3、第5师的北进增援。
战至13日晨，横城之战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和美军第2师一个营及4个炮兵营，共1.2万余人。
李奇微后来回忆说：“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侧翼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李奇微迅速制定了对付中朝部队突然进攻的作战方针，即确保朝鲜东海岸的南朝鲜军第1军防守区和砥平里，限制中朝军队的进攻正面，待志愿军攻势减弱后转入反击。
横城战役胜利结束后，为扩大战果，彭德怀决定以第39、第40、第42军各一部共8个团的兵力歼灭砥平里地区之敌。
砥平里是朝鲜的重要战略要地，位于横城以西，是美军第9军和第10军接合部的交通汇集点。砥平里四周是一二百米高的小山，各山头筑有野战防御工事，设有铁丝网和地雷等障碍物。
由于志愿军对该敌判断有误，当时侦察判断，该敌为已经逃跑了一部的美军，最多不过4个营的兵力。后来在战斗中才弄清，砥平里之敌为美第23团全部，另指挥法国营和一个炮营、一个坦克中队，总兵力6000余人。
13日晚，志愿军向砥平里发起了进攻，部队英勇顽强，打得十分惨烈。战斗虽然受挫，但指战员们前赴后继，奋勇冲杀。
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美、法军队被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就在美、法军队即将崩溃之际，李奇微派出的第9军的坦克赶到，坦克火炮一齐开火，适时赶到的美军飞机也狂轰滥炸，投下了大量凝固汽油弹和燃烧弹，砥平里附近山上烧起熊熊烈火。
2月15日，美军骑兵第1师第5团在30余辆坦克、10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推进到砥平里西南的曲水里。
彭德怀命阻援部队予以阻击，经激战击溃美军步兵，但美军坦克倚仗火力优势冲入砥平里与其守军会合。
为避免陷入被动状态，彭德怀命令志愿军于2月16日拂晓撤出战斗，全线转入防御。
志愿军发起第四次战役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鉴于朝鲜战场上美军凭借占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遭到志愿军攻击时撤退快，而志愿军停止攻击后其反扑也快，以及志愿军得不到较长时间的战场休整等情况，为了保持作战的优势力量，于2月上旬，确定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第二番作战部队于2月中旬开始入朝，4月中旬接替第一线作战。同时还计划了第三番作战部队。
为掩护第二番部队入朝参战，彭德怀决定第一线部队以空间换取时间，争取在三八线以南组织两个月左右的防御，掩护第二番部队到三八线地区完成集结，发起第五次战役。
2月21日，彭德怀乘专机抵达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志愿军面临的许多严重困难，请中央设法解决，否则将延长战争时间。
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汇报后，说：“根据现在情况看来，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3月1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到：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军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齐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南朝鲜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彭德怀从北京回到朝鲜后，致电柴军武转金日成：现将在北京商谈各项摘告如下：毛泽东与政治局同志均认为朝战带长期性，我应积极增加在朝作战力量，尤其加紧修建机场，以便空军参战。除按三番作战部署兵力外，再抽老兵5万入朝，以便随战补充。作战方针以消灭敌人为主，不必顾虑城市之暂时得失。抗美援朝运动已在中国全面展开，动员参军人数各地均超过。
2月18日，朝鲜前线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李奇微为美军在砥平里战斗中打退中国军队而沾沾自喜，又在酝酿下一步计划：准备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军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
原先，李奇微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告诉李奇微，如果能夺得汉城，能使“联合国军”士气大振。同时，美国在外交上也能取胜。
当时，李奇微了解到，位于平壤一带有中国军队4个军，但他对中国军队的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他判断中国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当面之敌。
李奇微制订计划的企图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他将这次进攻计划命名为“屠夫行动”。
2月18日夜晚，李奇微召集第9军军长、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向他们简要介绍了“屠夫行动”的内容。李奇微后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是，令李奇微感到不快的是，麦克阿瑟听了他的汇报后，即在实施该计划的前夕，眉飞色舞地告诉记者：“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麦克阿瑟出风头的表现，不仅使李奇微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且使李奇微感到麦克阿瑟的这种做法肯定会给这次作战带来危险的后果。
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前，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架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
当李奇微“屠夫行动”计划向五角大楼汇报时，柯林斯马上很有礼貌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要求改换名称。
李奇微不明白承认战争就在于杀死敌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可反对的，他立即给柯林斯回电不同意改变作战名称，华盛顿当局只得作罢。
李奇微坚持战争就意味着杀人，对于任何企图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他是从内心反对的。
这时，志愿军采取了以时间换空间的运动防御。李奇微的新攻势已经拉直了“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的战线。
3月7日凌晨，李奇微又下令发起一场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新攻势。集中5个军共14个师3个旅又两个团的兵力，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以第9、第10军为主要突击力量，从战线中央突破，尔后与西线第1军分别从汉城东北及西南两个方向围攻汉城，进而向三八线推进。
3月14日，志愿军为争取主动，待机歼敌，主动撤离汉城。15日，美军第3师和南朝鲜军第1师进占汉城。
“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志愿军邓华集团、韩先楚集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在三八线以南漫长的战线上，英勇顽强，节节抗击，大量杀伤和迟滞敌人，掩护了第二番部队进入朝鲜。
3月27日，南朝鲜军首都师沿着东海岸公路进入北朝鲜，美军第25师和第24师也分别于3月31日和4月1日越过三八线。到4月中旬，第8集团军的整个攻击线已经深入北朝鲜境内，攻击线沿着汉城西北的临津江向后弯曲。
麦克阿瑟抬起头来看着他的妻子，温柔地说：“珍妮，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1951年3月中旬，“联合国军”占领汉城，并向三八线开进。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国防部长对中国实行海军封锁，取消对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北空军侦察的限制，同时取消对动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限制。李奇微也给柯林斯写信，迫切要求他允许用中国国民党军队来增援第8集团军。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被驳回，李奇微的要求也同样被拒绝。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国务院即将准备由总统宣布，在侵略者已被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赶出去的情况下，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
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了一项声明：
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将战争限制在朝鲜的容忍态度，把军事作战行动扩大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的话，那必将会使赤色中国面临极大的危险。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之后，假使这些问题是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加以解决，而不是受到诸如台湾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题外问题的干扰，就不应再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妨碍做出有关朝鲜问题的决定。
这一声明使华盛顿当局大为吃惊。因为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6日发布的，未经五角大楼事先批准不得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声明的训令。
杜鲁门听到麦克阿瑟的声明后，生气地说：“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无可选择。我再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第二天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迪安·腊斯克等到白宫开会。
洛维特首先发言：“昨天收到麦克阿瑟的声明后，我感到非常愤怒。我们一定要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而且要立即撤职。”
“麦克阿瑟的这一声明可以说完全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无视，是对他已被告知的一项行动的破坏，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艾奇逊也愤怒地说。
“我唯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我从未估计过我同麦克阿瑟之间的困难，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能尊重总统的职权。我认识到我本人除了解除这位国家的最高战场指挥官外没有别的选择。”杜鲁门虽然此刻十分冷静，似乎是处于一种难以置信，同时又压抑着怒火的心理状态之中。
如果马上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必定会使在美国人民中早已不得人心的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杜鲁门以异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一天他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口述了给麦克阿瑟的下述信件：
总统批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鉴于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发表的任何进一步声明一定要与12月6日的命令协调一致。
总统还批示一旦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以得到指示。
在此期间，麦克阿瑟点燃了另一枚炸弹的导火索。3月初，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位保守派分子约瑟夫·W.马丁（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
在目前的外交政策和总战略的讨论中，我们当中许多人一直感到烦恼，因为尽管欧洲地区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视，但我们一直不了解作为远东司令部总司令的你本人的观点。
我认为对于我们国家安全和世界战略来说，有一点十分必要，那就是美国在政策上应采取尽可能广泛的战略，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保护欧洲的同时，我们不应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随信寄去我于2月12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发表的讲话副本，其中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并建议蒋介石大元帅在台湾的军队也许可以用于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我们的部队在朝鲜受到的压力。
我此后又在其他讲话中反复讲了这一观点的要点，而且我还打算于3月28日在全国无线电广播节目里再次提及。
如果我能得到你对这一观点的看法，不管是以机密的还是别的形式，我都视之为巨大的帮助。你的崇拜者成千上万，你赢得了人们莫大的尊重。祝你在你所指引的伟大事业中成功。
麦克阿瑟说过，他总是感到有责任坦率地回答每一位国会成员的询问。于是，他在3月20日回复了马丁的信。他没有将复信列为机密：
我十分感谢你8日的来信和信中寄来的一份你于2月12日讲话的副本。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你的讲话，我发现尽管岁月流逝，但你昔日的魄力无疑没有消失。
赤色中国在朝鲜与我们交战，我关于因此产生的局势的观点和建议已极为详尽地向华盛顿做了报告。总的来讲，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并得到了普遍的理解。这些观点主张走传统的路子，那就是像我们过去所成功做到的那样，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去对付武力。你关于使用台湾的中国军队的观点，既符合逻辑，也符合这一传统。
有些人似乎令人奇怪地难以相信，亚洲这里是共产党阴谋家们进行征服全球活动的地方，而我们所介入的是因此在战场上引起的问题；他们难以理解的是我们这里用武器打的是欧洲式的战争，而那里的外交家们仍在进行着舌战；他们难以理解，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共产党，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而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要赢；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
马丁于4月5日在众议院宣读了这封信，称他“有责任告诉美国人民我从这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情况，此事又轰动了全世界”。虽然，麦克阿瑟说马丁“因为某些未加解释的原因和未同我磋商”就发表了那封信，但似乎很明显麦克阿瑟希望这封信公诸于世，决定要在公开辩论中同杜鲁门政府对抗。
第二天，4月6日，杜鲁门再次召集他的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奥马尔·布莱德雷。他们用一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以何种方式和何时解除他的职务。
艾奇逊发言说：“关于麦克阿瑟的下场已毫无疑问，唯一的问题是用最明智的方式处理他。”
“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撤职，那时他纵容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与华盛顿对日经济政策相矛盾的法律。”哈里曼振振有词地说。
“关于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应该谨慎从事，并要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马歇尔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
“总统先生，”艾奇逊也表示同意，“如果您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您这届政府将面临一场恶战。”
“现在休会，请马歇尔查阅五角大楼档案中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在过去两年中所有的来往信件。”杜鲁门仍然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但他已打定了主意，但并不想影响别人。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同班人马再次会晤商议，马歇尔已经查阅了所有来往信件，并在会上宣读了有关部分。
杜鲁门听完马歇尔的汇报后说：“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撤职，我想，待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4月9日，星期一，他们再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
马歇尔将军首先宣布：“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布莱德雷将军的主持下开了会，全体一致建议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切职务，我和布莱德雷将军都同意这一建议。”
艾奇逊和哈里曼也表示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最后，杜鲁门透露了他自己的想法：
“当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下决心要罢免麦克阿瑟。那么由谁来接替麦克阿瑟呢？”
“总统先生，”布莱德雷说，“我和柯林斯已经推荐李奇微为接替这一职务的必然人选。詹姆斯·范佛里特应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
杜鲁门对这两个人选表示赞同。由谁向麦克阿瑟传达这一命令呢？会议决定由当时在朝鲜访问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去执行这一难堪的任务。杜鲁门要艾奇逊通过加密的通信系统向美国驻朝鲜大使发出命令，把指示传达给佩斯，由佩斯亲自去东京向麦克阿瑟传达命令。
但是，国务院的通信系统耽搁了这一电报，而此时，佩斯和李奇微一起上前线去了。
布莱德雷得知有人向新闻界泄露了这一消息后，急忙到白宫报告说：这一消息将于第二天，即4月11日上午由《芝加哥论坛报》发表，这是一家对政府不友好的报纸。
杜鲁门听完布莱德雷的报告，无可奈何地说：“我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
杜鲁门决定立即向麦克阿瑟传达这项命令：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B.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完成计划前往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
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消息首先是通过商业无线电广播到达东京，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当收到这些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大使馆官邸招待客人进午餐。
当麦克阿瑟得到这一消息时，面部表情一下子呆滞了，没有闪过一丝激动的神情。他像石雕一样地沉默，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的妻子，温柔地说：“珍妮，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