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厌恶了这充满死亡的生活。
——威廉·罗伯逊将军
自从英法决定来年不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后，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猜测德国人未来的企图。他们需要判断德国人将在何处发动进攻，用何战术应对，如何部署部队。
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很困难。可能性太多了，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到1917年底，西线仍然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战线，从比利时的海岸下行至法国的皮卡第，随后向西去凡尔登，然后再向南到达瑞士。离英吉利海峡18英里（约29公里）远处有13个师的比利时军队把守，不过，比这些比利时军队更有力的防御来自1914年打开海堤后形成的浅水湖。浅水湖使得西线的最北端不易发动进攻，所以处于休战状态。西线的南端有长达150英里（约240公里）的地段也同样很难被攻占，那里有许多障碍，有孚日山脉上险峻的松树林、默兹河高耸的河岸、法国修建的一系列坚固堡垒。
西线剩下的几百英里都是潜在的战场。可供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地方很多，从英军防线的起点一条名叫卡佛伯克（Coverbeeck）的溪流开始，一直到凡尔登的南部。佛兰德斯、皮卡第、香巴尼、阿尔贡、德军在圣米耶勒的巨大突出部分，都有可能是战场。德军正向西线调遣大量的军队，这说明德军不仅有可能发动新进攻，而且这次新进攻的规模将会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虽然劳合·乔治在派遣新部队去欧洲大陆上表现得吝啬，但黑格指挥的军队规模巨大。他有57个师，分别来自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外加2个士气不高的葡萄牙师，这2个葡萄牙师是葡萄牙政府为了表示对英格兰的友谊而派遣来的。这些部队防守着从佛兰德斯沿着一条贯通南北的防线，一直延伸到索姆河。英军这条长长的战线的对面就是德国人，但英军并没有花费全力去修筑工事。黑格像盟友法国人那样把精力集中在进攻上，所以他把自己的阵地更多地看作发动进攻的出发点，而不大愿意构筑安全的堡垒。他不仅漠视他的前线尚未准备好这一事实，也漠视后防线在许多地段还相当初级的现状，仍然鼓励下属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思考。前线存在这么多问题，不能都归咎于劳合·乔治。虽然劳合·乔治不给黑格增加步兵，却向欧洲大陆输送了大约10万劳工。可是在1917年底的时候，只有1700名劳工为英军防御工事工作。甚至到了次年3月份，鲁登道夫的进攻即将到来，在英军前线工作的劳工也只有2700人。
黑格的兵力部署也存在问题。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英军从伊普尔的突出阵地向西北推进。这次推进算成功了，但有明显的不足，英军前进到介于伊普尔和大海之间的口袋之中。黑格在口袋里和附近集结了自己最强大的大部队，然而该地区难以进行大部队调动。他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想保护通往英格兰提供英国远征军生命线的海港。他这样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他认为1917年底以极大代价占领的阵地可是来年发动进攻的理想出发点。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他才公开反对劳合·乔治。
英军还存在另一个防御方法问题。除了有经验的普卢默外，其余将军都遵循老的防御方法，他们在离德军战线最近的地方集结大量兵力。他们也把第二条战线安排得离前线太近，无法避开德军的炮火。
劳合·乔治继续与将军们发生争执。年初的时候，首相逼迫黑格撤换了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情报部门负责人、工兵负责人、医护负责人。黑格显得生气。这些新人都不是他喜欢的骑兵兄弟，这是对他的羞辱，而且他好像也接近被取代的边缘。然而，这些新人确实比老人要强（黑格的原情报负责人因不顾事实过度乐观而被嘲笑和斥责），所以这些新人最终对黑格有帮助。在此基础上，劳合·乔治又一次冒犯黑格，他任命亨利·威尔逊为最高战争委员会中的军事代表，此人常批评黑格，是黑格的竞争对手，有迷人的外表但内心十分歹毒。
法国人的军营显得比较和谐，至少在英军和法军之间如此。贝当此时指挥着一个集团军群，与从皮卡第至凡尔登的德军对垒，但他越来越受到孤立。在法军中，似乎只有他看出了德国新进攻战术的潜在意义，他知道法军需要新的办法迎战德军的新进攻战术。他在1月8日公布第四条军令，目的就是提出一套应战措施，但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以冷漠的态度接受他的军令，或者表示公然蔑视。克里孟梭是一个比较了解贝当的人，他知道贝当在凡尔登的战绩和处理兵变的方式，但此时却清楚看出贝当已经没有信心赢得战争。这使他很担忧，也促使他拒绝了贝当想在1918年发动阿尔萨斯进攻的计划。贝当战略意图很明确：占领一块法国人觊觎已久的土地，以便在未来可能的和平谈判中有谈判的筹码。这样的战略意图不能令克里孟梭满意。这位法国总理把注意力从贝当转移到福煦，他不仅需要福煦来鼓舞部队的斗志，还需要福煦的军事才能。不过，他没有让福煦去接替贝当的职务，而是命令他处于后备状态。他相信协约国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福煦是他心目中的人选，他要保证福煦能获得那个职位。
所以，虽然贝当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他仍然担任法军总司令一职。他的第四号军令指出法军急需改进。他研究了普卢默和鲁登道夫在佛兰德斯对阵时的经验，也研究了德军在康布雷反击的经验，他在这些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灵活的前线。这等于是一场法国军事战术思想中的革命，它抛弃了旧思路，实际上，德军早就抛弃了不惜任何代价坚守每一寸土地的战场原则。对法军的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来说，贝当的想法简直就是异端邪说。有些军官还站出来抗议。贝当并没有因此而撤销军令，一些反对的军官联合起来抵制贝当的军令。他们只需向福煦求助就足够了，福煦从来没有停止对“攻势邪教”的追求，克里孟梭也对福煦的信条不陌生。
虽然贝当缺少上上下下的支持，但他还是必须为可能的德军进攻做准备。他手中有99个师，其中60个布置在长长的战线上，其余用作后备部队（有4个超正常编制的美国师大约10万多美国兵此时已经抵达法国，但是潘恩认为美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作战，他也不愿把指挥权交给英国人和法国人）。
贝当手中的军队似乎规模巨大，但是这些军队需要把守大量的领土、抵御德军从东线调遣来的大量军队。贝当防线的最北端只有四个后备师的兵力，这点兵力难以保证安全。他希望能有多一些的后备部队，于是他在1917年底请求黑格将英军的防线向南延长55英里（约90公里），把圣康坦囊括在英军防守下。黑格对这类请求没有兴趣，这给贝当增加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贝当还有另一个更大问题——法军在皮卡第缺乏后备兵力。后来，鲁登道夫就是因此而挑选这个地区发动进攻的。1月24日，英、法、美的高级将领齐聚贡比涅来讨论如何解决贝当的这两个问题。当有人提出让黑格和贝当分别出兵建立一支共同后备部队时，他俩都急忙回避这个问题。他俩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要求各管各的军队，并坚持说没有富余的部队可供做实验之用。这次会议无果而终。
最高战争委员会在6天之后开会，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与将军们一起开会。会议开了4天，会上有争吵。劳合·乔治做最后一次要求，希望把重点移出西线，他企图说服其他人把进攻土耳其作为1918年的目标。这个想法有道理，土耳其军队此时已经瘫痪，将土耳其赶出战场能使奥匈的侧翼暴露在外，也使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及其周边岛陷入麻烦之中。但是，其他人不感兴趣。克里孟梭表示反对；他只对如何把德国赶出法国领土感兴趣。此时，罗伯逊表示支持克里孟梭，而不支持自己的首相劳合·乔治，罗伯逊立刻成为劳合·乔治黑名单中的头一名，这个黑名单从不写在纸上，上面的人都因被劳合·乔治讨厌而有待清除。
可以肯定，后备部队问题还会再次浮现。根据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劳合·乔治提议建立一个具有执行权的委员会，并让福煦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建立统一的后备部队。劳合·乔治把这个举措看作束缚黑格的另一个手段，而克里孟梭认为这是将福煦置于贝当和黑格之上的第一步。像往常一样，贝当和黑格不想受制于任何新建议。由于他俩无法阻止建立新委员会，也无法干预任命福煦为他俩的上司，他俩只能说这些举措既不必要也没有意义。他俩之间有一个协议，如果一方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应该派遣最多6个师的兵力前去增援。这个协议对他俩来说足够了。
由于黑格已经不再希望发动佛兰德斯进攻，于是同意延长自己的右翼向南25英里（约40公里）。虽然这只是贝当要求的一半，但是黑格的这一举动使贝当抽出4个师或6个师的兵力用于后备部队。福煦不满足于此，继续要求英、法、意抽调30个师的兵力建立统一后备部队，如果福煦不坚持，统一的后备部队就只有纸面意义。黑格曾在去年11月份派遣5个师去意大利，此时只有8个后备师，声称宁愿辞职也不服从。
在英国阵营中，亨利·威尔逊与威廉·罗伯逊之间出现冲突。威尔逊，会法语，崇拜法国，是法军总参谋部喜欢的英国人（他是一名激进的北爱尔兰人，大战结束后在爱尔兰被刺杀）。大战前，他是伦敦派往法国召集两军的参谋人员进行秘密战争策划的代理人，他在这次秘密策划活动中萌发对福煦的崇拜，有些不理解他的人称他是福煦的宠物狗。他毫无掩饰对黑格和罗伯逊的蔑视，劳合·乔治因此而喜欢他。由于威尔逊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中的英军代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威尔逊到底应该向皇家总参谋长罗伯逊汇报，还是向代表政府的劳合·乔治汇报？威尔逊想向首相汇报。罗伯逊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威尔逊是军队的代表，必须向他直接汇报，然后通过正常汇报渠道通知政府。劳合·乔治已经对罗伯逊坚持战争的输赢要在西线决出的观点感到厌倦，也对他坚定支持黑格感到厌倦，认为此次冲突是一个摆脱罗伯逊的好机会。于是，劳合·乔治支持威尔逊。罗伯逊为了表明自己忠实于原则而不是权力，提出他自己要么担任皇家总参谋长，要么成为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成员，但条件必须是后者向前者汇报。劳合·乔治拒绝了罗伯逊的建议，罗伯逊随即辞职。
劳合·乔治继续羞辱对方，他任命威尔逊接替罗伯逊为皇家总参谋长。（这份工作一开始让普卢默做，但普卢默拒绝了，原因很可能是普卢默对罗伯逊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慨。）于是，整个过程好像是一场大阴谋。威尔逊给这出闹剧增添了一个结尾，他任命一名易受他控制的年轻将军为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代表。罗伯逊被遣送回国，任务是管理英国国内的军队。至此，一位英国最有才华的将军从此失去了为大战服务的机会。罗伯逊本人反倒没有多少遗憾，他给黑格写信说：“我厌恶了这充满死亡的生活。”
黑格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向南延长战线：命令右翼的指挥官休伯特·高夫将其部队向南展开，覆盖额外的25英里（约40公里）战线。这种办法有一个优点，黑格的左翼将不受拖累，黑格仍然认为德军会在自己的左翼发动进攻。这个判断并不愚蠢。黑格与鲁登道夫有类似的判断，英军邻接海岸的部分是比较难以防守的，如果失去法国东北部的海港城镇意味着无法挽回的损失。黑格没有预见到的情况是鲁登道夫将因天气问题选择其他地点发动进攻。高夫很快报告了他发现的问题，由于他的防线过于薄弱，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他接收的法国阵地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许多地方没有后方防线。
高夫的第五集团军是英国远征军中最小的，此时被迫利用14个师的兵力防守52英里（约85公里）长的战线。他北面的两个集团军各有16个师，一起防守61英里（约100公里）长的战线。高夫开始抱怨，要求增加兵力，也要求增加劳工来改善工事。但是，他没有获得响应。黑格有自己的判断：德军很可能不会在右翼发动进攻；一旦德军来袭，高夫有足够的空间向东北撤退，让南面的法军填补空缺。黑格此时不知贝当已经收到指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法军不是去救英军，而是退守巴黎。
此时，德国人也因意见不合、前途不测而陷入混乱之中。米夏埃尔计划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鲁登道夫决定在3月21日开始进攻，这是可能发动进攻最早的日子，但是，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却忙于争论如何结束东线战争，结束的条件是什么。这引发鲁登道夫与马克斯·霍夫曼之间的分裂，霍夫曼或许算是德军中最聪明的人，有可能是德军中最有前途的将军，新近被提升为少将军阶。元旦，霍夫曼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现场回到国内参加德皇的枢密院会议，外交大臣库尔曼邀请他吃午餐，德皇威廉也加入他们一起吃。德皇问霍夫曼对德国应该如何作为战胜国要求战争损失赔偿的看法。霍夫曼记得鲁登道夫曾要求军官在不征求他的意见之前不能与德皇交谈的禁令，于是他想避免回答。在德皇的坚持下，他服从了，毕竟每一名德国军官都曾宣誓效忠德皇。由于他的观点与鲁登道夫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东线长期控制大量领土意义不大。虽说调整与波兰的边界有军事意义，但是吸收大量非德意志人口只能带来冲突。
午餐后，霍夫曼给鲁登道夫打电话，想解释一下刚发生的情况。他没有找到鲁登道夫：鲁登道夫正在路上，他要赶来参加德皇的枢密院会议第二天的会议。会议开始后，德皇发表大段讲演指责对俄国有太多领土要求是一种失策。由于德皇明显缺少进行这类判断的能力，他骄傲地宣布他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一位其个人能力不容置疑的将军的拥护，这位将军就是马克斯·霍夫曼。鲁登道夫当时的样子就像患中风似的。他很快把霍夫曼解职了。
鲁登道夫在处理东线问题上缺少远见，他只能看到俄国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把这点看作德国主宰柏林以东世界的机会。但是，他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危险，剥光俄国的领土正好告诉协约国其他成员和平谈判无法结束战争。协约国会更加相信德国的目标就是要毁灭敌手，主宰欧洲。这些担忧对鲁登道夫来说毫无意义。他就是要毁灭欧洲的敌人，不惜任何手段。霍夫曼反对他，库尔曼反对他，首相赫特林也反对他，库尔曼和赫特林都要求他保持克制。库尔曼有一个特别的见解，如果满足了鲁登道夫的欲望，德国和俄国将永远都是敌人。他希望建立一种战后友谊的基础，这种基础不应该因为俄国被严重地削弱而不存在了。他希望德国能表现出宽大的姿态，鼓励英国进行和平谈判。
德皇的枢密院会议后一周，伍德罗·威尔逊在美国议会发表讲演时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它们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最高战争目标：所有民族自决，公开盟约，公开签署，还有许多在实践中无法实现的目标。有一点很清楚，美国总统在准备这份讲演稿前没有与盟友商量，这很符合他的性格。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总统的某些话表示满意（呼吁恢复比利时独立、建议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奥匈占据意大利的土地要归还），但是他们对他的另一些话感到吃惊和困惑，不打算严肃对待。当柏林听到这番讲演后，鲁登道夫的位置得到加强。未来的和平使者威尔逊表示类似于比利时这样的困难问题，甚至类似于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是谈判内容，他的这个说法为鲁登道夫坚持战争必须进行到底的论断提供了新弹药。
善变的德皇威廉又一次改变了主意，第二次德皇的枢密院会议于2月13日召开，鲁登道夫像往常一样好斗，迫切要求不仅爱沙尼亚、芬兰、乌克兰应该从俄国分割出去，而且德国应该继续东进，直到推翻布尔什维克。德皇比鲁登道夫走得更远。他建议把原属于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分割成四个部分：被截去部分领土的俄国本土、乌克兰、西伯利亚、东南联合体。持有怀疑态度的霍夫曼、库尔曼、赫特林不仅无力抗争，甚至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次会议后，俄国人对德国人提出的条件感到震惊。托洛茨基无助地举起了双手，告诉德国人他绝不会同意德国的要求，他将要求列宁采取“不战、不和”的政策，这就意味着俄国不与德国继续打仗，但是也不同意德国的条件。当谈判破裂后，德军迅速组织起50个师的兵力布置在东线上。尽管德军最好的部队和装备都在法国，却在5天里前进了150英里（约240公里），俄国人感到希望渺茫。土耳其人在未受阻拦的情况下，穿越高加索山脉占领阿塞拜疆的巴库。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3月1日落入德国人之手。狂怒的托洛茨基说，俄国应该再次加入协约国，重新开战。列宁害怕自己的首都彼得堡陷落，使羽翼未丰的新政权毁于一旦，将政府迁移到莫斯科，并表示不同意重新开战。
3月3日，托洛茨基没有参加的俄国代表团签署了历史上最具惩罚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协议。俄国放弃（不是直接给德国，而是德国建立的愧儡政权）库尔兰、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利沃尼亚、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按照协议要求，俄国损失了5500万人口，这相当于原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俄国还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铁路和农田，一半的工业，四分之三的铁矿，十分之一的煤矿。俄国人同意将剩下的士兵都复员。
俄国代表团把这份协议视为一个可恶的笑话。代表团团长拒绝阅读他需要签署的协议文本，认为其内容毫无意义。无论谁统治俄国，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这是高压政治的产物，毫无合法性。这个协议完全与俾斯麦的做法背道而驰，俾斯麦曾在19世纪打败奥匈帝国，但不夺取任何领土，为的是不使已经被羞辱的敌人产生更多的怨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议绝对不可能给俄国和德国之间带来和解，两国绝对没有真正的和平。
即使从短期看，协议给德国带来的不幸甚至要大于给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放弃一些领土，但是这些领土是他们无力把守的。德国人则获得巨大的债务。德国在西线的战事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枪、火车，然而，德国为了统治这些摇摇欲坠的、难以管理的、注定有凶险结局的新东方领土，需要至少150万军队。德国必须派遣军队去征服芬兰、罗马尼亚、敖德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德国在这些遥远的地区的胜负与大战的胜负毫无关系。在乌克兰一处就吸收了40万德国士兵和25万奥匈士兵。收获是什么？什么收获都没有。乌克兰本来应该是饥饿的轴心国人口的粮库，但是，派遣去占领乌克兰的军队每天要消耗30辆铁轨货车厢的粮食。从乌克兰运输出来的谷物最终到达德国和奥地利时，其数量只有期待的十分之一。那里的局势持续恶化，其中有德国自身的问题，也包括原主权国俄国爆发的动乱。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议也对德国的主要对手产生影响，这从另一个方面给这个协议投下阴影。如果德国不被彻底打败，德国就会像对待俄国那样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对待其他国家，这是给其他国家的一个严厉教训。那些诸如劳合·乔治、克里孟梭等最想决战到底的领袖，宣布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正确。西线对峙双方的和谈派都失去了影响力。
能让鲁登道夫担忧的事情并不多。他觉得已经取得了一次彻底的大胜利，这次胜利是一次改变历史的胜利，胜利的满足感使他感到一种像冬天晒太阳般的愉快。他在西线正在集结一支力量惊人的军队——有191个师的兵力，大约350万人——这支军队已经接受了新进攻战术的培训，渴望上战场。
他计划在几天后将举起手中的大铁锤，发动大战历史上一系列最沉重的打击，希望就此打倒敌人。如果他能赢得最后胜利，德国将是东方和西方的主人。
背景：阿拉伯的劳伦斯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场截然不同的战争正在西奈沙漠的边缘展开，战场在苏伊士的东面、巴勒斯坦的西面，交战双方是英国和土耳其（但实际上是阿拉伯人上战场牺牲）。即使这场战争在最激烈的时候，它的规模与欧洲的战事相比，都应该算是一场小型战争。如果从合适的距离观察这次战场，它似乎给人一种奇妙的异国情调。
与欧洲战场相比，这里比较容易出英雄。在欧洲战场的战壕里，大规模的炮轰和机关枪扫射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英雄的候选者提前埋入了地下。沙漠之战则不同，人们戴着包头巾，骑着骆驼进入战场。任何英国绅士都能做到这些。有了这般的可能性，于是出现了大战历史上最浪漫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说，贝都因人叫他“El Aurens”。
故事开始于1916年9月，埃及首都开罗。英国外交官罗纳德·斯托斯（Ronald Storrs）准备去红海东面的汉志（Hejaz）地区。斯托斯想与圣城麦加的阿拉伯酋长谢里夫·侯赛因及其追随者建立联系，此前，英国人曾开导并贿赂了这位酋长，劝他起来反叛对抗奥斯曼帝国，英国为此做出一些庄严的承诺（但英国并未履行这些承诺）。后来，侯赛因真的起来反叛了，土耳其人予以回击。一支由德国军官指挥的土耳其军队在2月和8月进攻了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自北向南流过西奈沙漠西面，是英国与印度、远东保持联络的咽喉。虽然土耳其人后来被击退，但仍然威胁要消灭由侯赛因的部落勇士组成的小军队，并计划占领麦加。
年轻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此时刚获得中尉官阶不久，他要求做斯托斯的随从。他那时的年纪只有二十几岁，是一名没有作战经验坐办公室的情报官，供职于新成立的阿拉伯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制定英国的阿拉伯政策。劳伦斯对他的上级说，他想收集阿拉伯军队的信息，希望能发现有能力、可靠的阿拉伯领袖。他的上级同意了；显然，他在开罗办公室并不太受欢迎，没有人“焦虑地想把他留下”。
他的故事是人与环境完美匹配的典型。劳伦斯出身于一个姓谢坡曼的准男爵家庭，他是家中五个男孩子之一。他与家里的女家庭教师一起私奔了，为这桩丑闻他不得不改名换姓。不过，他此时已经对阿拉伯世界有相当多的了解。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对中世纪的军事堡垒非常着迷。在他还是一名大学肄业生时，曾周游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建造的堡垒。他的研究成果以书的形式发表，获得最高的学术荣誉，并获得一笔旅游奖学金。从1911年至1914年，劳伦斯从事考古学挖掘工作，这项工作使他获得了更广博的有关阿拉伯人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
大战开始时，劳伦斯在英格兰，他进入伦敦战争办公室工作，任务是绘制地图。1914年底，他获得一个去开罗工作的机会。他的长相非常不像后来在电影里（电影的名字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扮演他的彼得·奥图尔（劳伦斯比较矮，有一个突出的下巴），不过他的智力非凡，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他常常盘问战俘、分析从间谍处获取的信息、绘制地图。1915年，他的两个兄弟死在西线战场，这改变了他对西线战事规模的估计。
劳伦斯的背景影响他在正规军队里的前途，他的某些特殊爱好也限制他的前途（他有性受虐狂者的爱好），但是，跟随斯托斯去执行任务使他的弱势变成优势。他没有随同任务小组成员回开罗，而是深入阿拉伯沙漠之中，他屁股下骑着骆驼，身上穿着阿拉伯服装（在那种独特气候条件下最合理的服装）。他在麦地那城的南部遇到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王子。他俩很快紧密联结。劳伦斯回到开罗后，对上级说阿拉伯人的反叛有可能严重地削弱土耳其人从叙利亚一直向南的势力，费萨尔可以做领袖，可以给予他钱和武器。劳伦斯被再次送回到沙漠之中，成为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系人，负责履行英国的承诺。
这位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出人意料地变成一位勇气十足的游击战士、精明的军事战略家、绝对聪明的战术家、鼓舞阿拉伯人斗志的领袖。在获得费萨尔的信任之后，他开辟了一块虽然规模微小但意义重大的战场。这是一场他创造的战争，土耳其人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常处于应接不暇状态，从而策应了英国正规军队，使之安全地从开罗出发，征服了西奈、巴勒斯坦、叙利亚。当时，保加利亚崩溃，君士坦丁堡成为巴尔干半岛之外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英军进入叙利亚后，土耳其基本上失去继续打仗的能力。至此，年轻的劳伦斯被提升为中校，获得英国最高荣誉勋章——优异服务勋章。
劳伦斯的策略是派遣小部队钻入敌人内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迅速逃跑。他亲自带领部队实施自己的袭击计划，他们跨越能热死人的高温天气和没有一滴水的荒凉之地，炸毁桥梁和铁路，然后消失在沙漠之中，他的战术令土耳其人吃惊不已。他参与过无数次枪战，多次负伤。有一次在执行间谍任务时，他竟然被土耳其人抓住，土耳其人不知道他是谁，把他痛打一顿后放走了。在此期间，土耳其人好像对他进行了性侵犯，后来，他常常避免谈及这件事，但却曾有几次暗示过自己的遭遇。沙漠中的战争是野蛮的，双方都实施过暴行。此间，劳伦斯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国际英雄（一名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英勇行为），但是，他的英勇行为也使他的身体和精神疲惫不堪，心理也受到损害。
战争的创伤继续扩大，对劳伦斯来说，英国的欺骗行径给他以重创。英国和法国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根据这份协定，奥斯曼帝国的南部将被分割成两部分。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伊拉克）和地中海沿岸的海港，协定还承诺把黎巴嫩和叙利亚给法国。阿拉伯半岛被以自治的名义分割成欧洲人统治的势力范围。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与英国过去给阿拉伯人的承诺不一致：从半岛的最南端到黎巴嫩、叙利亚，阿拉伯人的领土被分割出来做自治区域。劳伦斯把大部分真实情况告诉了费萨尔，劝他尽量在大战结束前多占领土地，增加未来谈判的筹码。他的处境相当困难，虽然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公布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的细节，阿拉伯人增加了对他的信任，但他的困境仍然存在。在大马士革落入协约国之手后，这表明他当初给阿拉伯人的保证不会兑现，于是他没有等待大战结束就离开阿拉伯土地返回伦敦。
他战后的生活就像他的战争生活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方式有所不同。他拒绝了给他的骑士爵位，拒绝接受陆军准将的军阶，后来索性辞去军职。他去了凡尔赛和平会议现场，戴着阿拉伯头巾，穿着阿拉伯长袍，努力为阿拉伯人进行无效的游说。后来，殖民地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授予他高级学术职位和高官。他参加了皇家空军，军阶是下士，自称名字叫罗斯。新闻界发现了他的秘密，把他的故事曝光，引发轰动，他随后被解雇。他在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成为皇家坦克公司的下士，他这次使用的名字叫肖。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仍然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写了几本今天很少有人认为是经典的书，并且与当时文学界和政治界重要人物维持着友好关系。他在1935年从皇家空军退役，移居到乡下的小别墅中生活，他死于一场摩托车车祸，他的死因是个永恒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