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幻想而死是很可笑的。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俄国在3月爆发了革命，英法在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的进攻也失利了，这两件大事之后，彼得堡和伦敦都爆发了权力斗争。对德国来说，这两件大事并非是灾难，德国在这点上与协约国不同。但是，德国在这段时间内也爆发了类似于协约国的权力斗争。与此同时，巴黎气氛低沉，领导层陷入混乱，毫无作为。
俄国面临的危险最大。沙皇被废黜，大臣被逮捕，相互仇恨的派别争夺临时政府的控制权，这些剧变留给俄国人几个基本政治学问题有待解决。谁来统治俄国？如何统治？俄国需要确定政府的形式。俄国需要拯救正在分崩离析的经济。此时，俄国正走向战败，而且也没有确定的机制解决这些问题。1917年上半年，俄国内部要求继续打仗的力量是坚实的。克伦斯基解释说，俄国的革命是因为有谣言说罗曼诺夫政府有可能单独进行停战和谈，所以人民才起来反抗。克伦斯基和俄军总参谋部仍然在策划进行一次夏季进攻。俄国曾在1916年底参加尚蒂伊的会议时承诺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但进攻计划因俄国陷入混乱而停止。正在策划之中的夏季进攻是一次规模适中的进攻。然而，俄国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军队和产业工人的忠诚，但俄国军队和工人却越来越不给予支持。春季，俄军每个月有3.5万士兵开小差。国内的混乱到近乎危险的程度，有许多次陷入无政府状态。新近由士兵、海员、工人成立的苏维埃从内心深处怀疑克伦斯基的作为。此时，列宁开始主持共产党的工作，他在组织反抗活动时表现得越来越大胆。
德国所面临的问题较简单：谁来发号施令？竞争双方的实力异乎寻常地不对等。竞争的一方由德国所有居支配地位的反动派组成，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一切改革。与他们相对抗的只有一个人，此人就是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德皇则在这两对立面之间飘忽不定。他的想法常常与贝特曼–霍尔威格的想法接近（1917年复活节，他支持首相的选举制改革建议），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正消失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巨大权力的阴影之中。这两位将军谴责贝特曼所做的一切。他俩指责首相失去了对国内政治的控制，致使德国议会的忠诚度下降。首相谋求和谈，致使德国看上去软弱，鼓励协约国继续奋战。柏林爆发了罢工，也被说成是首相的错。
这种对峙局面持续了几个月。在4月23日的一个会议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要求批准一个战争目标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宣布德国计划吞并大部分巴尔干半岛、一部分比利时领土、一部分法国领土。贝特曼没有站出来反对。一周后，他在为该备忘录写的一个注释中却给出另一种意见，他认为该备忘录毫无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德国有能力命令协约国接受这些条件。以当时德国面临的战局判断，这几乎不可能。他写道：“我也签署了那份草案，因为人为了幻想而死是很可笑的。”他的模糊态度在5月15日的一次议会讲演中变得非常明显，他说自己与将军们的战争目标保持“完全一致”，但又说准备与俄国达成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协议。这个说法使他不战自败。一方面，鲁登道夫加深了对他的敌意。另一方面，他让德国议会中可能支持他的议员感到迷惑。有些议员知道潜艇战正在走向失败的结局，这些议员希望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贝特曼本来可以利用这些议员做基础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有两个动力源。一个是他们战场上得来的功勋——从坦南堡战役大捷开始，战场胜利的记录把他们推到半神半人地位。另一个动力源是他俩获得德国社会中最富有、最有影响力、最保守的社会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认为，只有取得战争胜利才能改变德国大众要求进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倾向。这个反对改革的联盟虽然并不稳定，但是强大有力。但是，当他们要求解除贝特曼的职位时，德皇威廉表现出惊人的抵抗力。他预言新的首相肯定是鲁登道夫的工具，那就意味着俾斯麦所创立的政治体系将寿终正寝。然而，压力是巨大的。甚至威廉的妻子和皇储威廉都在逼迫他任命新的首相。将军们还没有用尽手中的筹码。与贝特曼和德皇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有能力采取实际行动去获得。
在英国，政府首脑和总参谋部之间也有矛盾，但与德国的情况几乎没有相似的地方。英国的政治制度比德国的政治制度要完善，英国军方想要挑战政府的政策几乎不能想象，在整个战争期间也未曾出现过。英国人争夺的只是英国远征军的控制权，但是，由于参与争夺的人心胸狭窄而变得相当激烈。劳合·乔治对大战如何进行总是有自己的看法，被提升为首相后，他有权不服从任何人。黑格和皇家参谋总长罗伯逊与他唱反调。他们争斗的焦点是英国远征军1917年夏季的行动计划。此时的英国远征军，在奋战了两年半后，已经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劳合·乔治领导下的政府在刚上台的时候非常虚弱，而现在拥有了坚实的公众支持，不过，他却一直对将军们的战术和战略保留着一种蔑视的怀疑。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失利，改变了他倾向于让军事专家做军事决定的态度。他认为没有理由在美国军队大规模到达前再发动新的进攻。他不断催促意大利发动进攻，同时劝法国和俄国恢复元气，要求美国把潜力转化为战斗力。将军们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
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驱使劳合·乔治，他是不会把美国军队能在5月份抵达欧洲战场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的。华盛顿宣战后，美国是否会在原先只给钱、物、船的基础上再多做些贡献，没有人知道。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宣布，美国议会不允许美国士兵去欧洲。威尔逊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批驳这种错误说法。但是，美国总统手中的兵权实在太小。美国军队在1916年获得授权扩军之前，正规军只有13万人，这个规模几乎排不到世界前20名。美军没有坦克，几乎没有飞机，虽然美国人发明了机关枪，但是美军只有少量的机关枪。美国人特别不喜欢扩军，这个偏好可以从一个美国法律条款中反映出来，这条法律规定美军总参谋部不得超过55人，驻扎在华盛顿的参谋官不得超过29人。
美国军队当时没有师的建制，最大的单位是团。美军第一师是在匆忙中组织起来的，为的是能马上派遣到法国，表明美国对宣战的严肃态度。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General John J. Pershing）是指挥官，这位严厉的西点军校生，曾参加印度战争。他的部队行军通过巴黎的街道时，狂喜的巴黎人夹道欢迎。但是，由于部队规模太小，又没有受过战斗训练，难以取得实际战场效果，并且美国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派往法国了。
为西线培养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极为困难。自美国内战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的军事需求，到1917年中旬，年龄在21至31岁的美国男性（后来提高到45岁）都必须注册登记。美军建立了32个培训营，每个培训营占地8000至1.2万英亩（约325至485平方公里），营内有1.5万栋建筑，可以容纳4万人。建造这些培训营只花费了60天。几乎所有参加过正规军的军士都被召回，并获得新任命。美国东海岸到处都是培训营，有的培训大炮技术，有的培训烤面包的技术。协约国则派遣战场老兵跨越大西洋来教导没有经验的美国教员如何教更没有经验的应召入伍的士兵，为的是教给他们现代战争的艺术。法国教员擅长炮兵、联络、战术、堡垒，而英国教员擅长机关枪、刺刀、榴弹炮、狙击、毒气。为了管理这么大规模的扩军，美军必须以高速度扩张和重组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其速度必须要快于建设培训营的速度。
潘兴到达法国后不久，提交了年内的兵力需求报告，虽然美军扩军计划野心勃勃，但是还是不能满足潘兴的兵力要求。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代战争中完整、平衡、独立的最小作战单元是一支有100万人的军队，这点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未来的计划考虑到……应该是三倍于这个最小单元的军队，即至少300万人。”
黑格对美军所取得的进展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一年之后的美国人身上，而是放在如何在1917年内对佛兰德斯发动一次进攻，他相信自己的军队有能力在伊普尔突破德国防线。皇家海军支持他的想法，皇家海军的指挥官看到，比利时海岸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利品，必须立刻夺取，皇家海军可以利用其海上的炮火支持陆军作战。自1915年，海军部就在琢磨制订一份两栖进攻计划。1917年春天，皇家海军和陆军合作开始建造供步兵和坦克登陆使用的浮动巨型码头。黑格力求抓住浮现出来的机会。他和参谋们一起制订了一个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要进行两栖登陆，另一方面要发动针对伊普尔凸出部的进攻，争取动摇德军在比利时的地位。黑格相信，从两个方向挤压德军，德军不得不放弃海岸线。由于德军在比利时没有周旋的余地，很可能会被彻底地赶出比利时。这时，德军侧翼就会暴露，德军也许会从兴登堡防线后撤。英国人至少能夺得奥斯坦德港（Ostend）、泽布勒赫港（Zeebrugge）、勃兰肯布尔格港（Blankenberge），于是德国的小型潜艇无法再利用这些港口进入英吉利海峡。这样的战果能极大地加大英国在未来谈判桌上的地位。
两栖作战是黑格计划新增的部分。他进攻伊普尔的计划比较传统：首先，以压倒性的炮火轰击，然后是不可抵挡的步兵进攻，步兵取得突破后，由骑兵扩大战果。听到这个计划，劳合·乔治很不满意。整个计划似乎在故意惹他生气，他认为这个计划命中注定要失败，不仅又要扔掉数千条生命，而且还消耗英国剩余的兵力，这些兵力是英国从1914年以来好不容易才培养起来的新部队。从海上登陆是一个新想法，但是，只有地面战获得重大突破后，才有可能成功。为了使劳合·乔治安静下来，黑格给登陆战定下一个条件。只有英军在占领德军防线内7英里（约11公里）处的鲁莱斯后，才算取得突破，两栖部队才被允许登陆作战。劳合·乔治没有被说动。他肯定英军难以攻取罗斯勒。黑格和罗伯逊认为，只有专横的首相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
天气在战争中永远是一个重要因素，对那些计划在比利时西部作战的人来说，天气就更具有特殊意义。佛兰德斯的地势异常平坦，几乎没有明显的障碍，农舍稀疏地散布在农田里，远远能望见沉寂的村庄，偶尔能看到像贴在大地上的补丁一样的树林。今天，有旅游者想在伊普尔找到当年的战场，他们很难找到那些因为大战而变成不朽的山名和岭名；当时的战场已经变得与桌布上的皱纹一样平淡无奇。佛兰德斯是北欧沿海平原地势出奇低的地区，低得简直就是大海的一部分，此地的居民在几个世纪里修建排水沟、运河、水坝把海水挡住，以便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今天，此地也跟大河入海口似的到处都是水。干旱季节，只需挖几锹土，就能挖出水。夏末是雨季，大雨滂沱，整个地区变成一片泥泞。土壤也很特别，水饱和后，就变成深不可测的烂泥塘，非常难以对付。
有人提醒过黑格，以佛兰德斯的常规衡量，1915年和1916年的夏季是异常干燥的。但是，黑格的参谋官查阅了自1830年以来的天气记录，发现了一个规律，佛兰德斯的天气在8月初随着印度季风的到来将发生突变。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是一位退休中校，他警告罗伯逊夏末在低洼的荷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危险。“你可以在山区和沙漠打仗。但是，没有人能在烂泥里打仗，因为有水与你为敌，”他继续说，“你很有可能被限制在作战范围很窄的高地，这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利。”
“有水与你为敌”这句话，应该是指比利时人在1914年打开水坝放水淹了伊瑟河东岸阻止德军突破这件事。这句话警告德国人在危机中有可能做类似的事。它还提醒注意另一个危险：无论德国人是否打开水坝，沉重的炮火轰击都有可能破坏这个地区脆弱的排水体系，不可避免地导致洪水泛滥。黑格并没有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但是他也没有调整作战计划。趁着佛兰德斯还在干燥季节，他迫不及待地反动进攻了。阿拉斯战役刚结束，他就开始在伊普尔做战役准备。在没有获得劳合·乔治批准的条件下，他仍然命令开始进攻；他甚至没有听进贝当的劝告（他没有把贝当的劝告通知劳合·乔治），贝当认为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的机会。
黑格希望在突出阵地的边缘建立起一个新据点，它位于一个高地之上，一旦英军加强对它的控制，就能利用它输送兵力，从而获得一个撬动德军防线的支点。他手下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官给他一个贵重礼物。赫伯特·普卢默将军（General Herbert Plumer）是一个有梨状体形的小矮人，白胡子竖立着就像卡通人物毕林普上校，他是第二集团军的司令官，他把守英军战线在伊普尔凸出部分的南部已经有两年的历史，这两年的战斗十分惨烈，他手下士兵的伤亡占英军总伤亡的四分之一。1915年，普卢默开始启动一个挖地道计划，目标是对面的德军战线，他在1916年把这项工作扩展为大战期间最宏大的布雷作战。英军挖了20条隧道，有的几乎长达1英里（约1600米），深达100英尺（约30米），挖这么深是为了避开德军的探测，隧道里有电动抽水机，这些隧道一直延伸到梅西讷岭（Messines Ridge）的底下，梅西讷岭上有德军永久性的炮兵观察哨，这个哨所有非常独特的观察该地区的视角。其中的一个隧道被德国人发现和摧毁了。但是，余下的19条终于完成，装满了炸药，没有被敌人察觉。
炮火轰击从7月7日凌晨3点10分开始，炮火轰击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普卢默在每7码的距离就安排一门大炮），而后地雷被引爆。19处地雷几乎同时爆炸，把整个山岭都炸飞了。伦敦都能感受到爆炸产生的震动，劳合·乔治在他的唐宁街官邸彻夜加班工作时，也听到了微弱的隆隆声。一名领导机关枪小组的中尉回忆道：“听到第一声沉闷的隆隆声，我回头对身后的人大叫道：‘快，看看去。’一秒钟还没有等到，便传来令人恐怖的咆哮，整个地球似乎都在晃动。冲击力十分可怕，我和几个人被重重地推倒。好像过了几分钟之后，大地才安静下来，而实际上爆炸只是几秒钟的事。火焰非常高，我看见火焰的外围有大得如同房屋一样的泥土块落向地面。小块的泥土在我们的四周落下。我看见一个人随着一大块泥土被抛掷到火焰的外面。显然是可怜的德国兵。场面很可怕，跟地狱一样。”一名坦克兵有机会走近爆炸点观察，他写道：“我们爬出坦克，走近爆炸形成的弹坑。你不会见过如此大的弹坑，你也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爆炸造成的。我看见大约150名德国兵躺在地上死了，四处都是，有的人的姿势像是在扔手榴弹，有的人的姿势像是用肩扛着枪。地雷把他们都杀死了。我们站在那里看了足有五分钟。是地雷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在离开爆炸现场的路上，我们面面相觑，爆炸现场的惨烈景象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那些死去的人眼睛都是睁着的。”
普卢默步兵占领了一串深达70英尺（约21米）的大弹坑，这些大弹坑就好像是原来的山岭张开的大嘴。这是一个奇迹般的胜利，英军在没有损失一人的情况下，在几分钟内实现战斗目标，但是这次胜利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英军在向前推进了2英里（约3公里）后，就停止努力了。黑格在英军占领了山岭后，随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他之所以对这次爆破战感兴趣，是因为他正在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需要这次爆破的战果，现在离他发动大规模进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命令停止的理由并非是微不足道：他不想让第二集团军跑得太远，以至于脱离炮火的掩护范围，而且他需要让第二集团军立刻挖战壕准备迎接德军的反攻。然而，确实存在几小时的时间，英军可以深深侵入德军防线，这个机会没有被利用。梅西讷岭战役的最重要的战果，是普卢默品味到有限进攻的甜头。
伦敦还是没有批准黑格的大规模进攻计划。梅西讷岭的胜利（英军仍然受困于伊普尔的凸出阵地上）仍然没有消除劳合·乔治的怀疑。劳合·乔治在7月19日召集黑格与新成立的战争政策委员会开会，让他详细解释进攻计划。罗伯逊也参加了会议。他这个人与劳合·乔治很相似，作风类似于美国人，喜欢四处活动。他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如果把他放进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个等级制度相当严格的英国进行评判，他就显得更加不平凡。他是1860年生人，家庭背景卑微，17岁参军。（他母亲在听到他入伍的消息后，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不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感到羞愧，我宁愿埋葬你，而不愿看到你穿红色外套。”）他的官阶在10年服役中稳步上升，从军队里最年轻的军士长，一直到最老的中尉。他在印度服役期间，学会了许多种语言，包括旁遮普语、北印度语、普什图语、波斯语、乌尔都语。他在波尔战争中表现突出。回到英格兰后，他成为一个具有改革意识的军事训练权威，同时也是德国军事专家。他是英国人中唯一的从士兵爬到陆军大元帅的人（这个官阶在他退休后才授予他，此外还授予他男爵爵位）。在他的全部职业生涯中，他从来不愿意改换林肯郡的口音，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出身之地。从大战初期以来，他就坚持必须取得西线的胜利（反对其他战争方案，比如，他反对过展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自从他担任皇家总参谋长以来，他一直是黑格最重要的支持者。劳合·乔治因此而怀疑他。
伦敦会议开了3天，自始至终都在争论。黑格展示了他的计划，解释了他期望实现的伟大目标。劳合·乔治拼命质疑黑格，他想知道为什么将军们相信这次佛兰德斯进攻会有别于从前而取得成功，伤亡会有多大，如何处置敌人，如何计划失败，其结果将如何。他明确表示不满意所获得的回答。皇家海军被召来参加会议，他们支持英国远征军的意见，这点没有人感到意外。海军上将杰利科声称，英国如果不占领比利时海岸的港口，就最多熬不过一年的时间。这位在日德兰海战中使皇家海军蒙羞的英雄人物，他的话让劳合·乔治感到吃惊。劳合·乔治和其他人都感觉杰利科的警告牵强附会（此时，只有数目很少的德国潜艇位于佛兰德斯港口），但是，由于他的警告纯属推测，谁也无法证明他是错的。劳合·乔治的多管闲事，冒犯了英国远征军的代表和皇家海军的代表，他们都失去了耐心。军人们认为面前的这个威尔士男子，既缺乏军事知识又缺乏战争经验，那张有皱纹的脸不仅愚蠢而且令人讨厌。
最后，首相屈从了，但他的心并未屈从。使他让步的原因是政治现实，而不是军事现实。谈论来谈论去，再三考虑，他知道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站在他这一边，此人就是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他也怀疑黑格和罗伯逊的计划是否真实。但是，与贝特曼–霍尔威格几个月前在做出抉择前所说的话类似，他补充说，委员会无法“否决陆军和海军的战略”。劳合·乔治理解自己的处境，如果没有广泛的两党支持，他反对黑格和罗伯逊军事命令的行为将在英国国会下院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此外，他必须考虑接受黑格的一个承诺。黑格承诺说，如果他的计划不能成功，他会马上停止。这个承诺与尼韦勒的承诺非常类似，当有人质疑舍曼代达姆进攻时，尼韦勒曾做出类似承诺。可以在伤亡损失程度还没有超过容忍程度时，停止继续伤亡。最后，劳合·乔治不情愿地、充满愤恨地告诉黑格可以继续因等待最后批准而暂停下来的战役准备工作。
所以，将军们在这次会议中获得有条件的胜利。从更高的层次看，这件事展示了英国政治系统的优势。黑格和罗伯逊离开会议时所带走的东西，不是对战略的控制权，而只是被允许准备开始一次新的攻势。做出允许决定的是文官政府，文官政府决不能被剥夺。所有的讨论都是在首相的坚持下进行的，首相有最后发言权。每个人都知道，并且接受这种安排，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例，最终权力把握在劳合·乔治和他的委员会手中。
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应该与英国的宪法类似。德国首相应该有控制权，而实际上俾斯麦在位时就具有这种控制权（尽管德皇能随时把他解职）。由于德国政府的领导人没有权力保障（这点不同于英国，英国的政府领导人由立法机构选出），在漫长的全面战争产生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侵扰下，德国的管理权最终滑出德国首相之手。于是，德国的政府系统停止运转了。最后，德国不得不临时任命一个新首相。这个新首相可以是全体德国人都信任的人，但是兴登堡没有兴趣做首相。所以，首相一职就落在鲁登道夫身上，他想当首相，又似乎有能力让兴登堡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没有人选举鲁登道夫做首相，即使德皇威廉也非常不喜欢他。于是，战争使德国陷入一个真正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德国在此之前其实从来没有陷入过军事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俄国的权力机构挣扎着维持东线各部分之间的完整性，取得了一些明显但有限的成果。在俄国对面的德军中，有一个新近伤愈归队的年轻人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获得新的任命，他多年后成为希特勒的死党。他在给父母的信中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昨天，我们看到一场激烈战斗。不过，战斗是在俄国人之间进行。一名俄国军官过来向我们认输。他的德语很完美。他生在巴登，但入了俄国籍。他告诉我们俄国防线那边到处都在战斗。军官们互相对射，士兵们也互相对射。他认为这太荒谬了。他觉得他的俄国同胞都错了。我们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表示感谢。他吃了许多，喝了大量的茶，然而离开了。昨天，从俄国方面传来大量的噪声，他们在战壕中互相争斗。他们的步兵也相互攻击。这个情况真让人着迷！”
7月1日，克伦斯基不顾俄军的混乱状态，一味为了讨好英国和法国，竟然发动进攻。虽然这次进攻因无法集结足够的军队而实际上不如沙皇所承诺的那么大，但是在30英里（约48公里）长的战线上布置了20万人和1300门大炮。俄国人能采取主动，这给人们带来乐观情绪。布鲁西洛夫将军是进攻总指挥，他是俄军1916年伟大战役的主要负责人，现在则是俄军总司令。战斗在加利西亚展开，布鲁西洛夫以前在此地曾取得过胜利，驻扎在此地的俄军与驻扎在北部的俄军相比，有较好的秩序，士气也较高。他们获得同盟最好的大炮和飞机，而且敌人的一半是奥地利人。
进攻在开始的时候非常令人振奋，炮火轰击基本上摧毁了敌人的正面阵地。步兵进攻横扫敌人阵地。但是，这只不过是虚幻而已。俄军不知道东线德军也采用了鲁登道夫的新防御体系，甚至奥地利人也在德国人的指导下进行新防御。对手的反击完全超过了俄军能抵御的强度，或者说情愿去抵御的强度。俄军士兵不是简单的后撤，而是就地放弃战斗，拒绝接受任何命令。那些企图恢复秩序的军官被杀死。7月8日，俄军第八集团军基本上不复存在。10天后，布鲁西洛夫被解除职务，他此前一直疑虑是否应该发动进攻，后来是克伦斯基命令他必须发动进攻。到7月9日，德国转守为攻，驱赶面前的乌合之众。德军的指挥官是马克斯·霍夫曼，他是鲁登道夫在坦南堡战役中的战略家，现在是东线的总参谋长。无论德军在何处进攻，俄国士兵都四处逃窜。奥地利加入后，俄国士兵一样四处逃窜。
实际上，此时东线战事已经结束了。俄军伤亡人数是1.7万人，这个数目与前三年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如果考虑到俄军处于大崩溃之中，以伤亡数目讨论输赢已经毫无意义。后来，德军在北面发动进攻，非常轻松地获得胜利，战斗像是在完成一道手续似的。俄国这次真的完了，这也是俄国临时政府的完结。未来属于布尔什维克。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这次东线大捷，彻底解决了柏林领导权的问题。7月6日，天主教中心党党首，一个名叫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的温和君主制主义者，他进行了一次震动整个德国的讲演。他利用从梵蒂冈获得的信息，用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德国的潜艇战失败了。他要求改革，包括给予德国议会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还包括放弃占领的土地以便获得和平协商的机会。发表这次讲演的时间非常特别，正好是德国权力争夺最激烈的时候，保守派被激怒了。德国议会中的兼并主义者对贝特曼发动猛烈攻击。面对这次新的解除贝特曼职务的要求，德皇继续支持贝特曼。
7月12日，危机达到顶峰，德国受到一次更严重的惊吓。一封从德军总部发出的电报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辞职，并且还有其他总参谋部成员的辞呈随后将到。辞职的原因是他们无法与贝特曼合作。这是很显然的讹诈。在英国和法国，如果将军以如此高的手腕提出辞呈，辞呈会被不加评论立刻接受。德皇威廉表示愤怒，但他无能为力，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他的回应是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柏林见他。贝特曼辞职了。
时间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幸的因素。欧亨尼奥·巴切利（Eugenio Pacelli）阁下带着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的建议访问首相，本笃十五世希望通过调停结束战争。欧亨尼奥·巴切利阁下后来成为未来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巴切利向首相解释，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举动是柏林必须公开宣布对待比利时的态度。梵蒂冈和其他所有人都清楚，除非德国显示出恢复比利时战前状态的意愿，否则根本没有和平可谈。傲慢的德皇曾一直坚持为保证德国的安全必须吞并一部分比利时国土，他此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个目标不现实。贝特曼的回应鼓舞人心，他告诉巴切利（自然没有与军方商量），德国可以给予比利时自治待遇，如果英国和法国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甚至谈及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德国议会中的多数派越来越表现出自由倾向，如果他们有机会，肯定会支持贝特曼。但是，贝特曼辞职后，这个机会消失了。罗马教皇的建议无果而终。
寻找新首相的工作很困难（不同的派别提出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又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拒绝），最后首相的人选定为一个身份卑微的官僚格奥尔格·米凯利斯（Georg Michaelis）。这件事反映了德国政治衰落的程度，德皇威廉不仅没有见过米凯利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米凯利斯这个人不仅缺乏经验、判断力，而且也缺乏人格的力量，鲁登道夫本想讨好他，最后也对他感到失望。鲁登道夫是一个复杂、性格矛盾的人，尽管他总是想按自己的意思办事，但是实际上并不想成为独裁者（他嘲笑提议他做首相）。他发现自己需要负责所有的事，但是没有一个能负责的人能帮助他照顾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事务。他和他的代理（包括倒霉的米凯利斯）从来就没能将德国议会置于控制之下，这点几乎不值得一谈。德国议会大多数成员在7月19日通过一个激怒保守派的决议。“议会努力使人民获得相互理解的和平、长久的和解，”决议声称，“用武力夺取土地与这样的和平相矛盾，利用政治、经济、财政手段进行压迫也与这样的和平相矛盾。”德国政府内部实际上也在打仗。
法国的情况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共和国永远在跟自己打仗。大战前就是如此，比如，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原因，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卡约就能成为总理。后来，一届跟着一届政府垮台，有一届政府只掌管法国一天的时间。但是，在这些表面混乱的背后，法国的政治机器能产生一致的政治、军事、外交决策，法国这部机器一直正常运转。霞飞之后，法国政府重新获得控制军事战略的权威。法国政府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法军高层领导人中出现共和派和天主教派的隔阂，天主教派的人从来不被信任，比如福煦，于是，法军没能成为一个足够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
1917年夏天的法国，最需要一个能有效运转国家的总理，他应该像英国的劳合·乔治那样有意志力、有政治手腕。他应该是法国的主人。
法国在黑暗中等待这样的总理已经许久了，这位总理即将出现。
背景：老虎出山
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是法国政治圈和新闻圈内的杰出人物，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喜欢制造麻烦，具有破坏性，人们恨他、怕他、崇拜他。他在191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如此。自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法国政府已经换了四届，这四届政府都把他排除在外（这是克里孟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总是让体制内的人感到局促不安），但他代表社会的一股势力。
如今，轮到克里孟梭上场了。法国此时陷入疲惫和困惑之中，非常渴望有新的领袖。许多尝试领导法国的人都失败了，如今只剩下克里孟梭了。人们亲切地称他是“老虎”。老虎自大战以来一直对总统普恩加来进行打击，普恩加来对老虎充满了疑虑，但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不去计较老虎的恶毒，请老虎出面组织起一届新政府。克里孟梭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拒绝政府的邀请成为政府的一员，此时却立即接受了普恩加来的邀情。此后，一切都发生改变，法国找到了自己的劳合·乔治。
克里孟梭在1917年时已经76岁了，也就是说他在普法战争时是30岁，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像火山一样充满了能量。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进行两个半小时的写作和阅读，接着与健美操教练一起锻炼半小时，然后去自己的办公室。在大战期间，他一直是法国参议院的议员。由于他参与参议院的军事和外交委员会的工作，所以他知道法国管理战争的方式和各种幕后交易，他利用自己的报纸批评现状。大战开始的时候，他报纸的名字叫《自由人》。大战才持续两个月，当时的法国政府便被他犀利的批评所伤害，命令他的报纸停业。一天后，他推出一份替代报纸，名字叫《镣铐禁锢的人》，这份报纸也被禁止发行。报纸再次发行后，他变得较慎重了一些，但是照旧充满批评精神。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提出尖锐的质疑。他曾说：“讲真话是危险，不讲话也是危险，我在内心痛苦地平衡着这两者。”他的文章鞭挞维维安尼政府、白里安政府、里博政府、潘勒维政府。他的文章也嘲笑将军们。克里孟梭不比劳合·乔治更顺从军事专家们的特殊专长。他只欣赏两个人，福煦和贝当，但不顺从他们。法国兵喜欢他的报纸，他的报纸在军队中每期能卖10万份。
法国政界认为他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人，官员们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总统普恩加来在大战开始时曾说：“只要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他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乱搅和。有一天，我会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你一个人去挽救所有的事情吧。’”普恩加来的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大战中最具预言性的话。事实上，尽管克里孟梭与许多人结怨成为敌人，也不管这些人有多么恨他，但谁也无法质疑他的爱国之心，无法否认他的能力，无法抹杀他对德国的恨，无法不敬佩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战争的决心。
克里孟梭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经历使他更加非凡。他的父亲是乡下的医生，因批评法兰西第二帝国而被投入监狱，克里孟梭以父亲为榜样塑造自己：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反对君主制者、反教权主义者，一个怀疑、蔑视整个法国政治制度的人。他修完医学课程后，去了美国，到达美国时遭遇美国内战，在美国待了四年。他靠教书生活，并在一家法语报社当记者，与一个19岁的美国姑娘玛丽·普卢默结婚，新娘是他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学生（克里孟梭一生只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孩子，但结婚7年后两人因感情不和分手了）。
克里孟梭回到法国，留在巴黎。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被俘，他此时已经是左翼政治派别中的杰出人物，被任命为蒙马特尔市长。此后，他成为议院议员，创建一个激进刊物，并为该刊物写作，提倡把教会从国家行政管理中分离出去，为矿工、工业工人争取权利。在他的许多追求之中，其中有一个使他与社会主义分子让·饶勒斯之间出现严重分歧，难成盟友，他的这个追求就是要做好战争准备。他把丢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看作一次不能容忍的羞辱，法德之间重新开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期待之中的事，是一种恢复世界正常秩序的事。他写道：“一个人只有故意假装瞎子才看不出德国的权力欲，欧洲每天都在德国的欲望中战栗，德国已经把铲除法国作为既定的国策。”
克里孟梭因为反对政府而获得荣誉，他曾领导议会中的一个反对派别长达几年之久。在他的眼里，法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最受尊敬，但实际上是进步和正义的敌人。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法军的领导层明知那名犹太上尉是清白的，仍然判他终身监禁，克里孟梭带领反对派联盟突破保守派的权力垄断，将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置于共和党人的控制之下。他多次拒绝政府的部长任命。1906年，由于众多的派别相互敌对，导致政府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克里孟梭一改常态同意亲自担任内务部长。在他担任内务部长职务期间，法国矿工举行罢工，他派军队和警察镇压，他的这个举动令人吃惊，不过保守派却对此举感到喜悦。尽管他继续提倡8小时工作制、成立工会的权力、工伤保险、老年保险、累进所得税，但是社会主义分子认为他难以成为同路人。然而，他出乎人们意料的强硬作风赢得大量中间派的支持。同年，他成为总理。他的政府在台上维持了三年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他在任期内强化了与俄国的同盟关系（他视这种关系是法国生存的必需，但他蔑视沙皇的政体），同时秘密地为法国与英国同盟奠定基础。
大战已经进行了几年，战争的代价不断爬升，胜利变得越来越渺茫，立法机构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坚信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和平，领导人是约瑟夫·卡约，如果他的妻子没有选择买枪开枪杀人，他本来有可能在1914年成为总理。另一个阵营坚信不打败德国就不会有和平，这个阵营里的人都跟着老虎之后排列站队。
法国议会两极分化极为严重，根本无法形成任何可能的联合，没有联合，法国就难以像过去一样应付面临的困难。战争部长潘勒维在1917年9月成为总理，接替只在台上维持了6个月的里博政府。但是，只维持了几个星期，潘勒维的政府也变得摇摇欲坠。社会主义分子对突然的食物短缺感到愤慨，保守派哀泣法军的状态和战争的局势，布尔什维克在11月夺取彼得堡政权震惊了所有人。潘勒维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技巧来对付这种局面，只能放弃总理一职。普恩加来作为总统，必须找到一个能重新组织起政府的人。他只有两个选择：卡约或克里孟梭。如果选择卡约，就意味着与德国人搞妥协。相反，克里孟梭代表把全面战争进行到底。普恩加来已经有了再明显不过的选择。
克里孟梭做新总理有许多优势。他了解美国，说英语，是法英同盟的守护神。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保守派认为他还能带来另一个好上加好的优势，克里孟梭在第一届总理任期中用行动证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掌权不必顾虑布尔什维克会侵蚀法国，他将尽全力维持秩序。他变成了统治集团的老虎，从上任的那天起，他就像老虎一样行动，甚至比他过去行为更像老虎。他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一些虽有能力但无名气的人，于是这些人便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基础挑战他的权威。他自己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他以直白的方式告诉将军们，军事上只有他才有最后发言权。他查禁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出版物，这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讽刺。他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监狱。多年后，克里孟梭自己透露，他曾控告卡约不忠诚，而且把他也投入牢笼里。他拥抱社会精英——银行家、制造商、资本家——那些他一生都在辱骂的人。他压制有关任何限制或没收战争暴利的言论，就如同他压制为和平而妥协的言论一样。有钱的阶层能帮助他赢得战争，所以他们就是克里孟梭的朋友。任何怀疑他的人都是敌人。
克里孟梭政府做决定相当简单。无论什么事，如果有助取得胜利，那就需要去做。无论什么事，如果使取得胜利变得更困难，那就随时住手不干。与战争无关的事，肯定是一件不重要的事。
“国内政策？”当有人质疑他的计划时，克里孟梭声称道，“我在打仗！外交政策？我在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