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如果我不做，没有人会去做。
——埃里希·鲁登道夫
尼韦勒发动进攻前的6周，发生了两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大事。第一件事是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消亡了，第二件事是美国参战。
像许多历史上的伟大剧变一样，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既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意外。从军事角度看，俄国的处境在1917年初似乎展示出微弱的希望。虽然布鲁西洛夫的进攻代价很高，却是大战期间最光彩夺目的胜利之一，俄军的指挥官从这次胜利中获取新的信心。冬天来了，俄军在冬天里有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奥匈帝国已经不具有危险性，英国和法国还开始向东线提供援助，援助包括大量武器装备，其中大炮和炮弹居多，还包括各种军需品。德国由于扩张过度而力量变得薄弱，不再像从前那样可怕了。丘吉尔在大战后写道，只要俄国能从1917年开始保持其战线完整无损，俄国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俄军将领则认为俄军能获得更多的战果。当霞飞首次提出1917年的进攻将在多个战场同时展开时，俄军将领毫无犹豫地想加入。霞飞倒台后，尼韦勒接班，他提出舍曼代达姆计划，这个计划成为协约国1917年西线作战计划。俄国人说，一旦尼韦勒发动进攻，俄国将派出70个师的兵力助阵。这些俄国部队将带着数以万计的机关枪和大炮。这些数字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甚至埃弗特将军也表示愿意参战，此人1916年因为胆怯而使德国人逃过一劫。
这些战局发展非常有利，但俄国国内却陷入混乱，有利的战局化为乌有。
1916年至1917年冬天格外艰苦，雪下得异常深，温度非常低，俄国有1000多列火车的蒸汽机车头因冻结而爆炸。俄国的铁路系统一直令人失望，此时更是变得步履维艰。俄国的整体情况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但是食品和燃料难以运输进大城市，速度慢得就像水珠滴流。彼得堡不仅是俄国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与内陆的距离很远，这座大城市遇到的问题特别严重。年初的时候，由于缺少能源，许多工厂都停工了。工人们无事可做，在街上闲逛，又冷又饿，既惊恐也愤怒。面包房有面发，但没有办法加热烤炉，所以烘烤不出面包；妇女们排几小时的队也领不到配额食品，无奈只好劫掠。驻扎在彼得堡的数万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些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这些新兵对前途深感迷惑，一些煽动者向他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呼吁进行革命，从而结束战争。
绝大部分俄国人要求变革，他们强烈要求成立一个部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肩负起原先是沙皇和内阁的责任。但是，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几乎整个社会都在期待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很显然，这场变革肯定能推翻现行政权，甚至俄国有特权的阶层也暴露出对沙皇和皇后的敌意。英国总参谋部的高级成员亨利·威尔逊将军在那段时间访问了俄国，他报告道：“无论是军官、商人还是妇女，每个人都谈论弄死他们。”年轻的民主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面对俄国杜马谈及废止沙皇时说：“如果其他方法不行，就应该用恐怖主义的方法。”杜马成员一起欢呼，并答应为他提供袒护。报纸在报道他的讲话时做了删节，但他的言辞却传遍首都，大家拍手喝彩。2月23日，杜马主席在结束了与沙皇的会晤后说道，他认为他俩之间没有必要再进行会晤，因为革命就要来临。沙皇尼古拉躲藏起来，不做回应。民政机关判断一场起义在所难免，警察开始配置机关枪。
沙皇尼古拉感到既疲倦又孤独，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失去采取行动的能力。他很可能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内心做好迎接的准备。他在整个冬天都住在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与皇后亚历山德拉和孩子隔离开来。除了皇后外，所有接近他的人都乞求他任命一个新内阁，但他没有行动。对他有影响力的皇后劝他保持独立，采取残忍的手段。他离家去军队总部后，皇后给他写信说：“你要坚强，俄国人民需要你坚强。每次遇到困难，你总是表现出爱和宽容，现在，你要让他们感到你的力量，这其实也是他们正在要求的。最近，许多人告诉我，俄国需要皮鞭。这非常奇怪，但是斯拉夫人的本性如此。”然而，沙皇对皇后的诉求也无动于衷。接近他的人都说他变得疏远、超然，好像对现实漠不关心。他总是耐心地听被别人不断重复的诉求，神情茫然地微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Alexander Protopopov），是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信任的官员，他是一个笨得让人感到滑稽的人物，他把操办降神会这件事看得比自己内部大臣的职责（包括向城市提供给养）还要重要，为了帮助亚历山德拉与已故的拉斯普廷取得联系，他举办数次降神会。普罗托波波夫是一个奇异的宫廷骗子：他会跪在亚历山德拉面前声称他看见耶稣就站在她的背后。
3月7日，星期三，尼古拉突然宣布第二天将去杜马，并且声明有意愿任命一个新内阁，他的这一举动让有理智的政府官员燃起希望。然而，那天晚上，他又宣布他必须立刻去军队总部，不能去杜马了，他在短时间内食言。几小时内，他离开首都。他的离开有两个可能性。其一是迫于妻子的坚决要求。亚历山德拉认为，如果尼古拉顺从杜马意愿，那他就软弱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其二是尼古拉为了躲避亚历山德拉的不断骚扰。东线的战事处于冬眠期，他去军队总部其实无事可做。这说明他去军队总部就是为了躲避所有令他烦躁的东西。他也许处于沮丧状态，或者已经决定听天由命。他一走，局势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星期二，街上的示威游行像往常一样变成骚乱和抢劫。哥萨克骑兵部队被派去恢复街上的秩序，沙皇习惯于派遣骑兵控制不守规矩的群众或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这次派去的哥萨克骑兵，主要由年轻没有经验的新兵组成，军训只完成了一半；他们年长的弟兄们，如果没有战死，此时也滞留在东线战场上。这些哥萨克士兵没有像往常那样带着鞭子去制伏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相反，他们并未攻击抗议人群，而是加入到大部分人是妇女组成的人群之中，向人群表示自己不会带来危险。
星期五，聚集的人群更多，骚乱更加暴力。一些在首都活动的极左翼组织的领导人，在遭受了几年之久的残忍镇压后，此时突然变得大胆起来，呼吁进行大罢工。
星期六，抗议人群和哥萨克士兵都出动了。哥萨克士兵接到命令向抗议人群开火，但是他们把枪口对准了警察。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具有震动性的事件，哥萨克士兵对当前政体的忠诚结束了，俄国内阁处于恐慌之中。阁员们给沙皇发电报请求辞职，要求沙皇返回彼得堡，立刻组建新政府。沙皇的回电与此时的局势毫不相关，显得异常荒谬，他在电报中说：“在此与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困难时期，我命令发生在首都的骚乱明天结束。”
沙皇电报中提到的“明天”到了，3月11日，星期日，街上实际上较平静，行人很少。尼古拉离开首都前，给了他的新任首相一份他签了字的命令，要求解散杜马。他还给这位忠诚但无能的彼得堡老官僚一条指示，如果有必要，可以保留文件不予公开。这位老官僚就在这个时候把沙皇解散杜马的命令给了议员们，议员们立刻投票同意不予理睬。于是，议员们实际上成了革命者。
星期一，数万士兵加入抗议活动。有许多士兵干脆开小差。还有一些士兵与平民一起发动新的骚乱。首都的巨大武器库受到攻击，武器库被占领，武器遭到劫掠。数千支步枪流散到城市的四处，流入革命者手中。秘密警察的法院和办公室被焚毁。监狱被攻破，犯人获得自由，有的逃跑，有的加入革命。
3月13日，星期二，沙皇尼古拉终于离开军队总部，乘坐火车回彼得堡，旅程长达500英里（约800公里）。他的行程很慢，原因是他命令火车走曲线避免影响开往前线的部队和军需品，这个举动本意很善良，但实属愚蠢。越靠近首都，就越能看见更多混乱的征兆。最后，前方的报告说暴力事件频发，无法进一步前进，这列皇家火车在离目的地还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火车停在一个名叫普斯科夫（Pskov）的乡下小镇，尼古拉和随行人员躲避在一个铁路站场里。
有些军队高级指挥官给沙皇发来电报，要求他必须交出皇位，身在高加索的大公爵尼古拉是发电报的高级军官之一。沙皇似乎不感到惊奇，他只关心妻子和孩子，他们此时已经成为囚犯，驻守皇村的4万禁卫部队也起义了。他的5个孩子都患了麻疹，这种病在1917年并不是一个小病。沙皇皇后此时已经无法与沙皇取得联系，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很快，她恢复理智，把精力投入照顾女儿们和12岁的儿子中，安排饭食，保证两个住在地下室仍然效忠的哥萨克士兵有温暖的寝室住。与前几年疯狂的自我毁灭不同，她此时展示出力量和镇静，努力帮助她的家庭度过生活留给他们的最后几个月时光。
3月15日，出现了两个俄国政府。一个是杜马推出的政府，这个政府由36岁的司法部长克伦斯基担任领导。另一个是由士兵和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政府。这两个政府在同一栋建筑内设立运作中心，尽管处于相互竞争之中，但都同意沙皇必须退位。沙皇的内阁成员并没有与杜马作对，竟然可怜地要求杜马把他们逮捕起来从而保护自身安全。几个来自彼得堡的代表，前去会见尼古拉，争取获得他同意退位的签字。代表团刚见到沙皇的时候，沙皇一开始是同意在退位书上签字的，但他后来又变卦了。代表团要求他把皇位移交给儿子，他说自己可以退位，但坚决不把沙皇之位移交给儿子。他知道身体虚弱的儿子亚历克西斯由于有血友病而难活得长久，到时候将会有陌生人来接管皇位。尼古拉坚决不同意这样的结局。
于是，皇位移交给尼古拉的弟弟迈克尔。迈克尔是一个软弱的人，罗曼诺夫家族把他视为一个败家子，因为他曾秘密与一个离过两次婚并育有一子的平民妇女结婚。这位新沙皇就是迈克尔二世，他此时感到革命和骚乱会危及自己的生命，立刻宣布退位。他声称有意愿在未来恢复皇位，条件是必须给他一个人民选出的议会。至此，罗曼诺夫王朝终于结束了。杜马的临时政府宣布将大战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前任沙皇尼古拉此时表现得极为大度，毫无保留地支持临时政府。他在军队的告别书中说：“无论是谁，如果他现在梦想和平，或者乞求获得和平……他就是祖国的叛徒。”
世界各国很快知道俄国帝制终结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伦敦和巴黎很高兴。美国政府中那些渴望参战的人也非常高兴。英国和法国从一开始就感到与独裁的俄国建立同盟关系令人困窘，因为英国和法国希望把这次战争描绘成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斗争，与俄国同盟使得解释战场战争性质的工作变得非常复杂。现在，俄国显然将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比原先的沙皇俄国更愿意参加大战。协约国内部变得更纯洁了。
在俄国，有许多人认为俄国帝制终结是一场悲剧，还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欢呼雀跃。“天堂里的上帝，这是奇迹的奇迹，事情发展太快了，”一名在医院工作的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欢乐和焦虑使我无法工作。我向所有怀疑者解释这些变化是好事，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上帝啊，沙皇尼古拉及其独裁政府不存在了，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打倒社会渣滓，打倒一切旧的、邪恶的、讨厌的东西。这是新俄国的黎明，真是令人高兴和快活！……警察被抓起来了，他们的武器被没收了。上帝，请世界永远如此。”
沙皇退位的时间，比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时间晚了6个星期。这个剧变马上证明了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决策的错误，德国的政治体系随即发生坍塌，其严重程度几乎与俄国政体改变的程度相当。德国的政治体制把几乎全部权力赋予极少数精英分子，而这些精英分子与整个德国社会脱节，他们即使在大战前无法制定出适合整个德国社会的政策。然而，即使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德国的帝国制度下很少能出这样的人才），德国的体制也会在极度封闭的情况下运作，缺少合适的机制去适应环境，缺少自我调整机制。俾斯麦之后，德国的领导层失去能与俾斯麦匹敌的力量和才智，同时又没有其他阶层的人才可以吸收利用，所以，德国在战争的压力下，其往日的独立自主变成一种可怜的孤立，而不再是强大。德国政治在1917年的状况是：文官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也无法与军队的指挥官竞争，整个德国不仅表现为政治和外交上的无能，也表现为对自己无能的无知。于是，德国产生了由埃里希·鲁登道夫一个人领导的独裁统治，他的上台不是什么人的宏大构想，更多的是众人的默认，尽管他是一个德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将军之一，但是缺乏政治智慧、经验、技巧。
鲁登道夫的独裁统治很快就给德国带来灾难，灾难的严重程度足以抵消他的军事成就。第一个灾难发生在10月。这次灾难的根源是因为鲁登道夫本人总是迷恋于不惜任何代价去强化德国战争机器，他的这种迷恋其实就是一种被称为“战争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一个战争社会主义式的社会中，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份资源都必须投入到战争中去。德国缺乏人力资源，不仅军队缺乏士兵，国内经济生产也缺乏工人。在鲁登道夫拥有最高权力之前，就有数千比利时工人被迫转移到德国工厂做工。德国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工人，鲁登道夫决定满足资本家的需要，他的这个决定在他去西线视察的时候就做出了。他设置了转移20万人的限额。首相贝特曼和其他政府官员都反对，甚至德军驻比利时的指挥官也反对，指出鲁登道夫的计划很可能不能带来更多的工业产出，反而变成一场政治上的惨败。当时，协约国正在不知疲倦地把德国描绘成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
鲁登道夫对这些反对意见置之不理。10月底，对战争没有直接贡献的比利时工业被关闭，大规模的充军运动开始。在3个月内，有6万多名比利时人被用牛车运输到德国，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健康条件不好，运输条件也非常恶劣。最后，就像反对意见所说的那样，整个充军运动毫无实际效果，德国不得不放弃。但是，截至此时，德国的国际声誉已经被严重损害。自从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后，美国公众憎恶德国，这次充军运动彻底关闭了美国公众改善对德国态度的机会。
不久之后，鲁登道夫又犯下第二个大错误。11月初，德国决定从1915年驱逐俄国人所获得的土地中拿出一块土地，建立波兰王国。鲁登道夫不是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由别人提出这个想法，他抓住这个想法后强力推行，而且是不顾首相贝特曼和其他政府官员的反对。从这点看，建立波兰王国与比利时充军运动非常类似。德国此举有深刻动机，波兰人被俄国占领，处于分裂状态已经长达几代人，波兰王国是德国人送给波兰人的礼物，德国期望波兰人能感激德国人，从而使波兰人渴望与同盟国一起战斗。这个计划的提出者为了吸引鲁登道夫接受建议，声称能立刻征募5个师的波兰新兵与俄国打仗，也许最终能征募到100万人。此时，不顾一切想征募新兵的鲁登道夫，无法听进比他更了解波兰人心理状态的人士的意见，猛扑向那幻想中的波兰兵源。
这个计划注定要失败。长期的沙皇统治使波兰农民痛恨服兵役。德国承诺的“王国”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太虚假，难以吸引任何人为德国打仗卖命。这个王国大战结束后才建立，国王并不是斯拉夫人，而是一个德国人。此外，王国的领土只是原俄国统治下波兰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被德国和奥地利吞并。还有一些土地本不是波兰人的传统领土，而是从俄国剥离而出的。王国的军队处于德国的指挥之下，德国不许王国在不经德国同意的情况下与别的国家建立条约。
这样的安排极为荒谬，其结果一望而知。整个波兰只有几千人应召人伍，组成了几个营的兵力，没有上一次战场，在大战结束前就解散了。这个事件虽然有趣，但它却有灾难性后果。1916年的夏天和秋天，首相贝特曼向彼得堡发送多个试探性的建议，探讨单独签署和平协议。俄国的回应较含糊，沙皇尼古拉没有兴趣，但还没有给予彻底的回绝。鲍里斯·施蒂默尔在这段时间里担任彼得堡政府的首相和外交大臣（虽然他多次被控告反英拥德，但竟然能担任两个高级职务。俄国皇室中一直有拥护德国的派别，大战都进行了两年了，这个派别还存在）。俄国人的自信心在失去波兰后受到打击，陷入忧伤之中。彼得堡政府一直把波兰视为俄国在欧洲的安全需要，失去波兰深深地威胁到了俄国人的安全感。德国宣布建立波兰王国，就等于宣布波兰再也不能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于是，德国就失去了与沙皇俄国建立单独和平条约的可能性，而德国当时迫切需要与俄国停火。德国的举动引发俄国各界的不满，使得俄国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决定继续与德国打仗。从长远来看，德国削弱了俄国临时政府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为布尔什维克上台铺路，那样的结局给俄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要比给德国带来的多。鲁登道夫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值得为鲁登道夫说一句公道话，他曾介入外交事务，闯入政治领域，甚至干预工业管理，他这样做的动机似乎不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而是为了打赢战争，他对德国统治体系的惯性和无能感到异常失望。他曾对皇储威廉悲痛地说：“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如果我不做，没有人会去做。”
德国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1917年前3个月中没有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最初的事件是德国决定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在这件事之后，德国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实践证明这些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最严重的后果是美国向德国宣战，假如当时领导德国的政府是一个更有能力的政府，这个严重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亚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n）是故事的中心人物，他接替戈特利布·冯·贾高成为外交大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因为感觉贾高太倾向于支持贝特曼而将贾高解职。齐默曼并非毫无经验之辈，也非自私自利之徒；大战前，他拒绝担任外交大臣一职，因为他不想与德国议会打交道，不愿应付伴随外交大臣一职而来的漫长令人头痛的工作。他很有魅力，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包括美国驻柏林大使，这位美国大使本不喜欢德国，也不喜欢德国人。但是，齐默曼恰巧是那种过度自信的人，他能把一种自己本无任何有用经验的专业，当作自己最熟悉的专业来看待。大战爆发前几年，他从远东回德国，需要坐火车跨越美国大陆，他在旧金山和纽约停留了几天。后来，他把自己当作美国问题专家，许多从来没有跨越过大西洋的德国人相信他的说法。这些德国人宁愿忽视德国驻美国大使发回的警告电报。约翰·冯·伯恩斯托夫伯爵（Count Johann Heinrich von Bernstorff）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已经8年，他知道曾经爆发内战的美国绝非可以随便嘲弄的国家。
从德国决定取消潜艇战限制的时间算起，直到向公众披露这个决定，这其中有几周的时间，齐默曼想方设法寻找德国的优势。他设计了一套方案，希望争取到墨西哥和日本作为德国的新盟友，其实这两个国家根本不可能与德国结盟。同时，他希望使美国陷入北美洲的纷争之中。于是，他给德国驻墨西哥的大使发电报：
我们将在2月1日展开无限制潜艇战。无论美国是否保持中立，我们都将开始。如果局势不顺利，我们计划把墨西哥变成同盟，同盟的基础是：同时并肩打仗，同时享受和平，真正的财政支持。我们认为墨西哥希望夺回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具体的协议由你制定。
当我们肯定与美国开战后，我们通知总统。我们建议总统应该主动邀请日本跟进，同时在日本和德国间进行协调。
请总统注意一个事实，我们的无限制潜艇战有可能迫使英国在几个月内乞求和平。
——齐默曼
齐默曼原来想把这一计划通过潜艇送过大西洋。但是，计划的潜艇航行被取消了，他改为用密码电报发给华盛顿的伯恩斯托夫，让他转交给墨西哥大使。德国的跨大西洋电报联系在大战之初就被英国海军监听，齐默曼使用了一条英国拥有的供美国总统威尔逊与德国进行可能的和平谈判专用的电报线。齐默曼像德国政府中所有人一样，不知道英国海军已经能破译德国的电报，不知道所有柏林送出的越洋电报都被英国海军破译。所以，英国皇家海军与伯恩斯托夫几乎同时看到了齐默曼电报的内容。当英国情报头目看到还没有完整破译的电报时，他立刻意识到德国人给了协约国一个具有极大威力的宣传武器。不过，他认为自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让美国人知道齐默曼电报的内容，而同时不让德国人知道德国密码已经被破译？他决定把电报锁进保险柜，甚至不上报英国政府。这封电报要在那里隐藏五周的时间，它是一颗有待引爆的炸弹。
1月22日，此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不仅不知道齐默曼电报，也不知道德国恢复潜艇战，他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谈到海洋自由的神圣性质，谈到他构想出的能消除未来战争的国际联盟，谈到他所希望的以没有胜负区别结束大战实现和平的主张。英国和法国曾希望威尔逊能明确表示只有粉碎德国后世界才有可能有和平。现在，威尔逊拒绝做类似表态，英国和法国既蔑视他又痛恨他。德国大使伯恩斯托夫连续向柏林发电报，乞求他的政府回应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延缓宣布潜艇战，给威尔逊足够的时间召集一个国际会议。即使威尔逊没有能办成这件事，伯恩斯托夫认为德国所展示出的合作愿望也能赢得美国人的好评。然而，他的意见没有人理睬。不久之后，德国海军上将们说已经没有时间改变既定计划，第一艘潜艇已经出海，无法召回了。
1月31日，郁闷的伯恩斯托夫按照指令，向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宣布德国将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并为此表示歉意，然后退下。他此时早已预见到结局，开始做返回德国的准备工作。
2月2日，威尔逊与内阁开会，他发现内阁成员一致支持美国参战。威尔逊回应说他还是希望美国不参战，只做一个和平调解人。那天，美国班轮“休萨托尼克号”被德国潜艇击沉，没有人员伤亡。
2月3日，美国中止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并把伯恩斯托夫的护照归还给他，让他离境。记者们把伯恩斯托夫堵住，他说：“我这辈子再不做政治了。”
局势在接下来的3周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参议院领袖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呼吁美国参战，威尔逊总统在美国是否参战问题上保持沉默。美国东部海港被装满货物的船只塞满而水泄不通，船主害怕命令他们出海。通往这些港口的铁路线也开始淤塞，无法卸下运往欧洲的大量货物。农民、制造商、工人、运输商、工会、大公司都因为成本上扬而开始尖叫起来，容易腐烂的货物开始腐烂，销售下降，工作机会消失。所有人都在等待白宫的决定。显然，德国的潜艇战也没能说服威尔逊总统参战，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而同时也让另一些人感到高兴。公众也没有对是否参战形成统一意见。美国东部支持参战的人多，其他地区反对参战的人多，还有几百万的人犹豫不决。
2月23日，英国情报部门找到一种方法掩盖获取齐默曼电报内容方式的办法（假装在一艘截获的船上发现一份拷贝），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把这份电报拷贝交给美国驻伦敦大使。随后，电报拷贝被转交给美国国务卿兰辛，他一直支持美国参战，他高兴地把电报拷贝呈送给威尔逊。
总统狂怒不已。兰辛劝说他先把电报保密，等待获得最大披露效果的时机。
2月26日，威尔逊再次向议会发表演说，他这次要求议会批准给美国商船装备海军炮火。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由于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反战进步人士罗伯特·拉福莱特策划了一起阻挠议事活动，参议院无法进行投票。参议院和各地的支持战争的派别沸腾起来，他们骂拉福莱特及其同盟是叛徒，骂威尔逊是懦夫。
2月28日晚上，获得了威尔逊的批准，兰辛把齐默曼的电报交给新闻界。第二天早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大报纸的头号标题均是齐默曼电报，整个美国震动了。这个新闻只有一个瑕疵：因太具有震撼性而让人不敢相信。反战人士谴责这是一条伪造新闻，一个英国捏造出的谎言。许多美国人更相信反战人士的谴责，而不愿相信德国外交大臣能做出这样的事。
美国民众争论了几天后，还是齐默曼自己出来为协约国解了围。齐默曼是德国官员中最喜欢与新闻界交流的人，面对记者的质询，他愉快地承认电报是真的。当然是他发出去的。为什么不发呢？他天真地问。显然，他就是想在美国宣战时才使用这封电报。
3月7日，总统深深地把自己隔离起来，不与任何人见面会谈。3月12日，他再次露面，发布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武装美国商船，从旁路绕过拉福莱特的阻挠。此后，他再次隐退。全世界都屏住呼吸等待。3月18日，3艘美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两天后，威尔逊召集内阁会议，再次询问阁员们的意见。阁员们对他说参战。
4月2日，威尔逊对议会发表演讲，他告诉议会战争不可避免，原因是必须“给民主一个安全的世界”。他的这个宣誓值得永远记忆。
众议院批准了《战争法案》，373票支持，50票反对。
4月4日，参议院批准同一法案，82票支持，6票反对。
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
背景：哥萨克人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能去欧洲大陆参加大战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仅是一种冒险，不仅能给民主一个安全的世界，而且还能向旧大陆展示新大陆的优越。
旧大陆毕竟老了：疲惫、愚昧、腐败。相反，新大陆的人既自由又勇敢。协约国在两年的时间里竟不能打败邪恶的势力，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旧大陆的堕落，现在是美国人向英国人和法国人展示如何结束战争的时候了。
如果美国人想在欧洲寻找与自己有相似形象的种群，就是那种粗犷、各个都是牛仔一样的个人主义者、拥有为独立而战的历史的种群，他们只能在欧洲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找到。与美国西部传说中的英雄最相近的族群是生活在俄国大草原上的哥萨克人，这个说法极具讽刺意义，因为哥萨克人是俄国沙皇压迫人民的最淋漓尽致的代表。
当彼得堡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的时候，被派遣去街上恢复秩序的人是哥萨克骑兵，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哥萨克人，俄国人早已习惯于此。实际上，多半是哥萨克人在故意制造冲突。他们是沙皇高压政治的实施者，是鞭打农民和犹太人的行凶者，是罗曼诺夫王朝摧毁目标的大头棒。
哥萨克曾经是专制代名词。对那些不太了解俄国历史的人来说，哥萨克能唤起他们的想象：步枪和马刀，靴子和马鞍，髭须杀手和宽大粗糙的帽子。1613年，哥萨克人帮助罗曼诺夫家族登上皇位，并征服了西伯利亚。1812年，哥萨克人从背后袭击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部分俄国骑兵是哥萨克人。
托洛茨基（Trotsky）称哥萨克人是“古老的征服者和惩罚者”。但是，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半。托尔斯泰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哥萨克人中间，他说哥萨克人的本质是“热爱自由”。
哥萨克人不像欧洲的任何民族——他们与俄罗斯人截然不同，但也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明显不像容克一样的德国贵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哥萨克人的领土像是一个能烧熔任何东西的热罐子，向一切勇敢者或者说足够绝望的人开放。没有比美国西部提着枪的强盗更贴切做哥萨克人的比拟了。
15世纪，甚至可以说16世纪之前，根本没有哥萨克人。蒙古人成吉思汗强行闯入中欧，控制着从匈牙利一直到中国北方广袤的大草原，哥萨克人此时才出现。蒙古人的扩张停止后，分裂为几个部分，拥有俄国南部和乌克兰地区的民族叫鞑靼人。这些喜欢打仗的游牧民依靠抢劫生存，不断袭击以莫斯科为中心向北延伸的俄罗斯人领土。他们不仅抢财宝，而且抢俘虏，然后把俘虏运到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上叫卖。对俄罗斯人来说，鞑靼人代表恐怖，鞑靼人控制的土地是野蛮的黑色深渊。
16世纪，沙皇在巩固对俄罗斯公国控制的过程中，把农民的地位降低为农奴，农奴是地主的财产，地位与奴隶相去不远。农民们自然不高兴。然而，他们的出路只有三条：服从、去死、逃跑。除了向南去鞑靼人的地盘，别无他途。那些逃跑的人，肯定都是俄罗斯农民中最大胆、最富于挑战性、喜欢依靠自己的人。离开莫斯科的控制后，这些俄罗斯农民与鞑靼人战斗，逐渐地向鞑靼人学习，逐步支配鞑靼人，最终与鞑靼人合并在一起。一种新的人种现象产生了：这些人由难驯服的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骑马武士组成，他们是斯拉夫人和东亚人融合的结果，他们依靠手中的剑生存，不接受任何人的统治。
早期的哥萨克人（名字的渊源神秘难以寻踪，很可能是漫步者和自由民的组合）创造出一个奇妙的社会。与周围的族群不同，哥萨克人异常民主。即使是妇女也有明显的自由。族群的成员都有选举权，选举出的哥萨克首领只担任1年，所以权力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任何人只要宣布名义上接受东正教，就可以加入哥萨克社会，逃跑的奴隶可以，鞑靼游牧人可以，俄罗斯人也可以。种族不重要，人种也不重要，财产共享，没有世袭精英。
随着哥萨克人的数目增多，力量增大，哥萨克人变成一支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同时也成为潜在的同盟对象。沙皇很高兴让哥萨克人充当介于俄国和南部、东部传统敌人之间的缓冲。后来，沙皇想把哥萨克人的地位从盟友变成臣民，这自然导致冲突。哥萨克人拒绝发誓效忠沙皇，这引来争执，但是莫斯科允许哥萨克人占领他们征服到的土地（西伯利亚就是一例），条件是征服的土地在形式上变成俄国的一部分。于是，哥萨克人占领了大量的土地。哥萨克人与沙皇的矛盾关系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矛盾关系在俄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第一个皇室成员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时期表现得最简单、最疼痛。经历了几年的混乱之后，哥萨克人帮助米哈伊尔登上俄国皇位。后来，米哈伊尔派遣一个代表去哥萨克人占据的土地上要求屈服，那个不幸的使节被放进麻布袋，丢进了顿河。
17世纪和18世纪，俄国发动多次对哥萨克人的战争，哥萨克人也不断发动起义。哥萨克人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被吸收进俄国，哥萨克人的一些特征也逐渐消失。哥萨克人的首领需要由沙皇任命。一些最强大的哥萨克家族拥有大量土地，成为拥有土地的大贵族，成为俄国模式的翻版。甚至农奴也被引入哥萨克的领地。然而，老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每个哥萨克男人是独立武士的传统就没有消亡。不过，哥萨克人付出的代价也极高。哥萨克年轻人要为沙皇服兵役20年，后来变成30年。每个哥萨克人要自带马匹和武器，这对普通哥萨克家庭来说是个沉重负担。哥萨克人有另一个令人感到悲哀之处，他们蔑视外人，于是沙皇利用这点把哥萨克人转变成镇压工具，甚至是种族大屠杀。在1648年至1649年的一次大屠杀中，哥萨克人杀死了30万犹太人，这个罪行只不过是哥萨克人浸泡着鲜血的罪行史中的一个。每一个哥萨克士兵都获得了奖赏，在结束数十年的兵役后，沙皇赐予了土地。
然而，哥萨克人不愿永远做杀人的机器。在1905年至1906年革命期间，哥萨克骑兵团举行兵变，不愿充当踩灭农民和工人革命烈火的角色，哥萨克人与罗曼诺夫王朝之间的默契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沙皇后来解散了不忠诚的骑兵团，危机才被化解。当大战在10年后到来时，哥萨克人再次准备好出击。这次，哥萨克人被全体动员，所有年轻男人和中年男人全部上战场，这导致极大的家庭问题。哥萨克人组成了俄国骑兵一半的兵力，俄军总参谋部非常愿意派遣哥萨克骑兵去迎战德国人的机关枪，哥萨克人在战争中比大多数俄国人遭遇到更多的灾难。1917年，当哥萨克士兵再次被召集去镇压起义时，他们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他们站在革命者一边，让革命的烈火继续燃烧。
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帝国有许多死亡的征兆，但哥萨克叛变这件事是最清晰不过的死亡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