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需开枪，装弹，再开枪，再装弹。他们成百地倒下。我们不需要瞄准，朝着他们就射。
——德国机关枪手
如果可以纯粹依靠兵力优势和炮火优势赢得西线的战争，索姆河战役就应该是西线的最后一仗。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兵力优势远远超过德国人。英法的炮火也比德国人的猛烈，有制空权，英国兵和法国兵拥有现代工业经济所能提供的所有手段。
索姆河战役是1915年底提出的，当时英、法、俄、意决定在欧洲战场所有前线发动一系列进攻，索姆河战役是其中之一。但是，索姆河战役的展开却是个漫长的过程。整个1916年上半年都用来准备大量的武器弹药、运送基钦纳在1914年征募的新兵到欧洲战场、修建阵地工事（新道路、新铁路、新通信线路），因为英法只有这样做准备，才有机会彻底制伏敌人，将僵局迅速转化为全面彻底的胜利。
根据原计划，索姆河战役担任主攻的是法军，霞飞的40个师充当主力，英国起辅助作用。但是，1916年上半年发生了许多战场剧变——先是凡尔登战役，后来是那拉奇湖战役，最后是康拉德进攻意大利、布鲁西洛夫攻打加利西亚。这些剧变改变了各国的兵力部署。凡尔登战事越拖越长，绝大部分法国部队都遭受到了法金汉设计的屠杀机器的摧残。随着被德军重创的部队变得越来越多，霞飞逐渐发现已经无力集结起他曾承诺的兵力的一半。那拉奇湖战役导致俄军中部战区、北部战区的指挥官处于意志崩溃状态；康拉德的特伦蒂诺战役使得意大利无法开展夏季攻势；布鲁西洛夫的进攻使俄军南部战区处于无力再战的状态。
只有英军处于完好状态。在协约国的所有指挥官中，唯有黑格感觉到还没有打仗似的。虽说黑格在这段时间没有打仗，但他并没有闲着。他在1916年上半年做了两件事：其一，他准备在佛兰德斯发动攻击，他计划与皇家海军一起夺取比利时的海峡港口；其二，他准备参加霞飞策划的索姆河战役（他原来不愿意参加）。被称为“基钦纳军”的英国部队抵达欧洲大陆，他们轮流着做两件事，其一是在安静的前线巡逻，其二是在模拟敌人战壕上进行攻击训练。6月，黑格在索姆河前线已经有50万兵力。运来许多新火炮，炮弹堆积得像山一样高，有些炮弹来自美国，还有一些炮弹由劳合·乔治的军需部制造。与大炮和炮弹一起运来的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战争的配套设备。电话线有700英里（约1125公里）长，为了防止德国人破坏电话线全都埋进了地下。120英里（约195公里）长的输水管向部队供水。由185架飞机组成的10个空军中队也组建好了，不仅用来对付德国新型福克战机（其性能有突变），还用于为英国炮兵做空中侦察。隧道掘进机用来在德军战线地下挖洞，安放炸药。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施工的效率之高出乎人们的预料。黑格是所有这些作战准备工作的总负责人。
黑格还需要负责制订进攻计划。然而，计划工作最容易产生矛盾。黑格在夏季来临时有18个师在索姆河前线，其中的三分之二用于组成一个新的第四集团军，由自大战开始就参战的亨利·罗林森将军指挥。罗林森出身步兵，是索姆河前线将领中唯一出身不是骑兵的人，他与黑格在如何打索姆河这一场战役上有极为不同的看法。黑格想要来个突破战。他相信自己的大炮不仅能削弱还能摧毁德军防线。他还相信英国步兵能在几乎不受阻碍的情况下突破德军防线，在步兵清除了前进道路后，数万英国骑兵就能冲人开阔的田野，向北偏转，将德军的整个防御体系打乱。
罗林森与黑格不同，他实际上很像法金汉。罗林森总结了西线一年半的僵局，结论是西线突破不可能，企图突破只能带来没有必要的痛苦损失。他选择消耗战，就是要少征服土地（索姆河前线实际上没有战略地位重要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杀伤德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偏向采用“咬住不放（bite and hold）”策略，这个策略其实就是法金汉发动凡尔登战役的初衷。这个策略需要为每次进攻设定非常有限的目标，只需占领能引发敌人发动反攻的阵地即可，然后用炮火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罗林森与黑格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仗都打起来了，他俩仍然不清楚这个战役要干什么、怎么干。
虽说第四集团军的士兵渴望参加战斗，但是对战争的了解程度不多，因为他们刚结束为期18个月的训练。黑格不觉得他们缺少战斗经验有什么不妥。在这方面，他有些像凡尔登战役开始时的法金汉。黑格手中有1500门大炮，在18英里（约30公里）长的英国远征军的战线上，每17码（约15米）就有一门大炮。英军和法军加起来共有大炮：轻型1655门、中型933门、重型393门。德军有大炮：轻型454门、中型372门、重型18门。黑格的自信心很高，他相信，在英国步兵爬出战壕之前，英军的猛烈炮火就能把德国防线打得瘫痪。他的这种自信自上而下传递着。“你们不用拿步枪，拄着拐杖就行了，”一名下级军官告诉他的士兵，“当你们到达赛普韦（村庄名，第一天的攻击目标）的时候，你们肯定会发现那里的德国人都死了。连一只活老鼠都没有。”
进攻计划详细到每一分钟。按照计划，战斗打响一小时后，各部队应该占领的地点有规定，到一天战斗结束时，各部队应该占领的地点也有规定。由于凡尔登的紧急情况，黑格不得不削减做计划的时间，但是他还是找到足够的时间细化计划到他所希望的程度。他根本没有考虑机关枪对战役进程的影响，也没有考虑骑兵如何对付机关枪，他把机关枪简单地说成是一种“被过高估计的武器”。6月24日，当法国总理白里安来乞求他的帮助时，黑格已经基本准备就绪，于是他下令炮兵进行弹幕轰击。
在索姆河北岸，驻扎着费迪南德·福煦的军团，隶属于法军北方集团军，福煦的南面毗邻罗林森的英国部队，其他5个法国军团沿着索姆河向北并列展开。法军的大炮比英军强大，特别是重型大炮，这种武器在大战开始的时候法国是比较缺乏的。法国人的任务是保持攻击姿态，使德国无法调动后备部队去阻止罗林森的进攻。
在即将发动攻击的英法军队的对面，是有严重战斗减员的德国第二集团军，指挥官是弗里茨·冯·比洛（Fritz von Below）将军，他一共有7个师防守整个战线，5个在河的北岸，2个在南岸。由于兵力较少，所有部队都上了前线，这是一种危险的布置，但是比洛别无选择，因为英、法的兵力优势太大了。与法军对阵的德国防线特别薄弱，这是法金汉的意思，他相信凡尔登已经让法军无法在凡尔登之外任何地方发动进攻，因而命令比洛在法军对面布置较少部队。但是，德军把准备工作进行得极好，这都是法金汉的功劳，他命令德军不仅要挖战壕，而且还要做许多额外的工作。德军的防御工事是工程杰作，据点之间相互保护，被敌人攻克的地点，能立刻被隔离开，从而变得孤立无援。在前沿战壕的后面、地下30英尺（约9米）的深处，德国人建造出了一座地下城市，有一长串用钢筋水泥加固的暗室和走廊。在这座人造蜂窝里，有电灯，有自来水，有通风设备，除了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带来损害。在地面上，有一条大约5英里深的防御带，由三道战壕组成（有些地段有更多条战壕），虽然黑格的弹幕轰击逐渐地将这些地面防御工事击碎，但是这条防御带在战斗中仍然还能发挥作用。
按照黑格的作战计划，弹幕轰击需要进行5天。但是，从6月26日，天开始下雨，一直持续到6月28日，所以进攻时间只好顺延2天等待湿地变干。由于害怕弹药库存过低，弹幕轰击的强度有所降低。不过，弹幕轰击震撼力还是明显的。7月1日，在步兵站起来准备出击时，已经有150万发炮弹倾泻到德军防线上，仅在步兵进攻的早晨就炮击了20万发炮弹。平均每一平方码的土地落下1吨的弹药，其摧毁士气的效果与过去四个月凡尔登双方曾经历过的一样。“我能活到明天吗？”比洛的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惊人的恐怖？这地狱的交响乐已经持续了五天五夜。人的脑袋就像疯了一样；舌头顶住上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无法睡觉。与外界的联络都切断了。家里没有消息传来，我们也送不出消息给亲人。他们肯定很焦急。还要熬多长时间？”
英国兵和法国兵很高兴，因为他们想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活着逃出这炮火的地狱。的确，德国人受到了伤害，而且损失非常严重，大约7000人死于炮火之下，许多大炮被摧毁。对那些生存下来的德国兵来说，曾经安全的地下城市变成恐怖的城市，他们只能畏缩在黑暗中等死，连埋葬身边死尸的勇气都没有。有大约1万德国士兵活下来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面对英军阵地。不知何故，这些士兵还保持着理智，用潜望镜观察对面阵地的动静。他们的大炮也是隐蔽着的。几周前，德国炮手已经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壕及其可能的进攻路线放入射程之中。炮手们也进入地下，他们的大炮隐蔽在树林里，覆盖着伪装。一声不发的德国大炮似乎表明它们已经被摧毁。
进攻开始了，这是一场无法令人不吃惊的战斗。战场很开阔，到处是蜿蜒起伏的农田。虽然四处都有树林点缀，但是双方前沿阵地却没有，视线非常开阔，没有障碍。6月30日下午，被挑选出来引领进攻的英国部队集聚在他们守候的村庄外，开始向阵地前沿走来。道路上都是英国兵，德国的观察哨看到了他们。大队的骑兵也跟上来了。不需要拿破仑的智慧，普通人也能看出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这个夜晚对德国人来说特别痛苦，他们知道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北欧仲夏的夜晚很短，在7月的皮卡第（Picardy），早晨5点钟天就朦胧发白了。这个地区黎明有雾。黑格本可以在刚有晨曦时就开始进攻；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他的部队就可以跨越阵地之间的无人区而不被发现。但是，法国人要求晚一些开始，黑格同意了。早晨6点25分，像往常一样，早晨的休战状态结束了，炮击开始。英军建立如此的常规，就是为了吸引德军养成一种思维习惯相信7月1日就跟往昔日子一样。但是，考虑到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德国人很可能不会按英国人的方式推理。
7点20分，步兵进攻前10分钟，英国人引爆德军霍索恩岭（Hawthorne Ridge）多面堡地下埋设的炸药。“我所站的地方发出巨大的震动，”一名进行远距离观察的英国士兵报告，“摇摆，倾斜……然后，大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泥土被掀起到100英尺（约30米）的高空。泥土越升越高，与下落的泥土摩擦发出恐怖的咆哮，爆炸地点出现一座烟尘山。”虽然此次可怕的爆炸造成很大的杀伤，但是其效果是有限的，难以弥补的是它实际在给德军传递警告的损失。然后，德国人开始向英国人送信号，一个冰冷的信号。那些被认为已经成为哑炮的德国大炮突然开火，准确地落在英军士兵等待出击的战壕上面。显然，德国人还活着，他们的大炮还在，那些大炮为了获得最大轰击效果而布置得井然有序。7点28分，又有10个英国人埋下的地下炸弹爆炸，但都要比霍索恩岭那个大爆炸小一些。两分钟之后，汽笛鸣响，2万英国士兵爬上地面，向德军阵地走去，他们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走向敌人的泥土墓地。
也就在此时，英军的炮火停止轰击德军前沿阵地，这明显有别于从前，一般英军在7点45分停止轰击。此后，英军的炮火转移向较远的目标。本来应该是爬行式的弹幕轰击，让步兵紧随其后，但是，由于管理不当，弹幕轰击移动的速度过快。大部分英军炮弹落在德军背后。炮火轰击方式的改变给德军另一种警告。当德军士兵看到、听到、感觉到弹幕轰击离开自己，他们马上爬出藏身的暗室，进入岗位，把机关枪拿出来准备好。
回到地面，德军吃惊地发现英军的地面弹幕轰击效果也异常有限。德军的带刺铁丝网和木桩几乎都在原处，这点最难以解释。这些没有被摧毁的带刺铁丝网，像往昔一样为德军提供难以穿越的保护屏障。
英军的进攻部队被告知，一旦发现带刺铁丝网被炸开的开口，马上向开口处聚集，所以铁丝网的开口处成为英军的死亡陷阱。仗打到这个时候，英国人奇妙炮击中隐藏的问题才暴露出来。大量炮弹没有爆炸，有人估计有三分之一的炮弹是哑弹，但至少应该有几万发哑弹。在爆炸的炮弹中，榴霰弹居多，炸弹较少，而且这些炸弹的威力较小，无法穿透德军的掩体。导火索也暴露出缺陷。产生这些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劳合·乔治造成的，他要求英国工厂匆忙生产，匆忙生产导致质量控制失效，为了增加产量，工厂雇用大量没有技能的工人。另一个原因是黑格造成的，他决定把许多重型大炮留在佛兰德斯，希望有一天能发动对海岸线的进攻。然而，使这些不幸变成灾难的根本原因是英军的高级将领，尽管前线观察员不断警告德军的铁丝网还没有被摧毁，他们仍不听警告。
英国兵出发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他们热情高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对面前的敌人无知。此外，他们都喝了比平时配给量要多的朗姆酒（有些部队能喝多少就给多少），朗姆酒使英国兵感到安全、稳定、迟钝。为了进一步激励士兵，士兵们被告知，军士可以枪毙任何胆敢不前进的人。这样的做法，当时很流行，效果也不错，但从来没有被写入军规。此外，没有一个军官会笨到把有关俘虏的命令也写在纸上。一些参加索姆河战役的部队把处置俘虏的命令制定得毫无歧义：没有俘虏营可用，德国俘虏必须跟着攻击部队一起向前走。
德国人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吃惊。英国人没有急行军，也没有利用地面物体闪避，只是肩并肩地前进。他们不跑，只是慢慢地走，就像在做军事列队训练。他们手拿着步枪和刺刀，就好像从古代走出来一样。如果这还不算荒谬，那就听一听给他们的进攻命令：以整齐的行向前进。这是罗林森的主意。他认为自己的部队经验不足，不能以其他方式前进。“进攻要像波浪，”他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要近，这样才能给他们信心。”如果德国人已经被炮火消灭了，这种前进方式还算合理。每一行的行进速度都是每两分钟走100码（约90米）。行动的准确性以秒计算，这样才能与“徐进弹幕轰击”配合。然而，英军的“徐进弹幕轰击”并没有按原计划执行。
根据英军那天的详细计划，士兵不许在离敌人20码（约18米）以外开始奔跑。实际上，奔跑也是不可能的：第一拨的士兵每人负重有70磅（约32公斤）的武器、弹药、工具，带着这么重的东西爬出战壕都非常困难。最后一拨的士兵负重仍然不少，他们的任务是巩固前面士兵占领的阵地，所以携带着巩固阵地用的武器装备，有木板、带刺铁丝网、棍子、机关枪。如果命令他们奔跑，他们跑不动，特别是大地被炮弹炸得到处都是障碍。一个幸存者回忆道：“幻想一下你肩上背着带刺铁丝网卷在炮火下奔跑。”
有些地段的“无人区”深达几英里，另一些地段只有几百码。有些地段的地面向德军阵地倾斜，大部分地面是向着德军阵地的坡地，但所有地段上的英军进攻部队都好像是射击场上的靶子。大部分进攻单位的前进道路上都遇到未破损的铁丝网，一旦因为有铁丝网而无法前进，他们只有寻找铁丝网的裂口，然后所有人从裂口挤过去。所以，英军的前进队形，或者说遇到铁丝网的部分队形，就会出现大堆士兵阻塞现象，几乎是一种停滞现象。
德国人只需用机关枪对准这些人肉堆，把他们成行地扫倒。“我们吃惊地看着他们行进，”一名德国机关枪手说，“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我们只需开枪、装弹，再开枪、再装弹。他们成百地倒下。我们不需要瞄准，朝着他们就射。”
“步兵端着刺刀向前冲，”另一名德国士兵记得，“战场的叫喊声大得难以形容。英国人在冲锋的时候大声喊着口令，发出欢笑声，他们的声音压过了步枪、机关枪的连续射击声，压过了大炮的轰鸣声，压过了炸弹的爆炸声。他们的声音中混杂着负伤者的呻吟和叹息，混杂着乞求帮助的哭喊，混杂着死亡前的尖叫声。英国步兵的攻击一次又一次地被德军的防御击退，就像海浪撞上岩石，只能被弹回。这次战斗表现出双方那种无与伦比的勇敢、勇气、斗牛犬般的顽固。”
第一天的进攻浪潮由6.6万人组成，只有少数几个人接近德国人的防线。一半以上的人伤亡，包括四分之三的军官。有几个部队确实有进展：第三十四师占领20英亩（约8.1万平方米）土地，但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兵力。在博蒙–哈默尔（Beaumont Hamel），纽芬兰营向英军炸出的霍索恩岭大弹坑冲锋，90%的士兵在45分钟内被射倒。受伤的士兵退回自己的防线，造成后续冲锋部队处于混乱之中。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士兵加入冲锋之中。
到第一天战斗结束的时候，英军只实现了作战计划中第一小时的目标。几乎没有人能走得更远。原计划战斗开始后第一小时必须要占领5个村庄，但这5个村庄都没有被占领。英军中路和左路基本没有取得任何战果。3个准备参战的骑兵师，到天黑时分还没有动弹过。英军有6万人受伤，2万人战死。这是英国战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英军在滑铁卢战役伤亡8400人，一代人之后的诺曼底登陆，英军伤亡2万人）。德军第一天伤亡8000人，2000人被俘，均不是被罗林森的部队所抓获。
在屠杀最惨烈的中心地带，德军炮手在炮击之中发现自己开始不愿意继续开炮。他们停止炮击，默默地看着英国人带着自己的伤员离开战场。后来，当有些没有能离开的英国伤员开始射击后，德军才恢复炮击。
有两个出乎意料的胜利。在索姆河的南岸，福煦的“铁军”是一支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他们原始任务是防守，但后来取得那种黑格期待中的突破性胜利。这支法国部队撕开德军的防御线，占领了几个村庄，只损失了2000人。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该地段的德军没有后备部队，原因之二是法军的“徐进弹幕轰击”比较有效果。但是，其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法国步兵拥有那种伟大的战史学家西里尔·福尔斯（Cyril Falls）说的“速度、冲锋、战术思想”三种素质。
福煦及其将军没有犯英国人的错误。法国兵在进攻时，可以不带任何与战斗无关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可以跑动，并且上级鼓励他们跑动。他们进攻不走直线，可以随意地走，以一个排为单位运动，从一个弹坑飞奔到另一个弹坑，包围德军的机关枪，而不是面对机关枪进行猛烈正面攻击。然而，福煦没能充分利用获得的优势，继续向北进攻。索姆河和湿软的河岸阻止了福煦。
索姆河北岸的法军，利用同样的战术收获了类似的战果。法军前进保护了最南面的由瓦尔特·康格里夫（Walter Congreve）将军指挥的英国部队的侧翼，帮助这支英国部队向前推进了2000码（约1830米）而到达一个叫蒙托邦（Montauban）的村落。与英国其他部队相比，这个战果可谓惊人。然而，接下来的情况令人沮丧。在蒙托邦后面的战场是一片开阔的、没有屏障的庄稼地。罗林森为了能坚持他制定的“咬住不放”策略，告诉他手下的指挥官“在完成下一个阶段作战准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康格里夫报告胜利，要求允许他继续前进，但没有获得答复。他右边的法军也无法继续前进，害怕单独前进导致自己的侧翼暴露在外。康格里夫的胜利，为黑格的骑兵打通了一条攻击德国人背后的通道。然而，黑格和罗林森有不同的作战思路，这个好机会那天下午之后就消失了。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索姆河战役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此时，凡尔登也处于僵局之中。同样，意大利是僵局，东线也是僵局。
背景：辞旧迎新
奥匈帝国的皇帝患了感冒，体温忽高忽低。1916年11月，弗朗茨·约瑟夫已经86岁了，离他69年加冕礼只剩下几周时间。在欧洲的君主中，只有路易十四的在位期比他的长。
他是个思维狭隘的人，喜欢回忆往昔，有些呆板（他拒绝用电话和汽车），但他在许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个简朴善良的人。他一生所做的，就是坚守他那位意志坚强的母亲给他定下的规矩。睡前，他要跪下祈祷。早晨一起床，他再次跪下。他盲目地供奉着那些他视为自己义务的东西，从来不考虑他如此的真诚供奉到底能有多少好处。即使年老、咳嗽、高烧折磨着他，他还是在凌晨3点30分醒来，在太阳升起前坐在自己书桌前。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外，他会一直工作到晚上，挣扎着管理自己的帝国，这个由他的祖先开创的帝国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此时正在逐渐坍塌。
厄运的阴云笼罩着曾经快乐得有些放荡的维也纳。弗朗茨·约瑟夫宏伟的美泉宫（Schonbrunn），连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光彩，渐渐地变得阴暗、忧郁。帝国的首相最近被一名社会主义分子刺杀。
病情越来越重，但老人家仍然拒绝休息。累了，他把头贴在桌面上，钢笔落到地板上。过了一会儿，他恢复精神，再次开始处理文书，或者接受下一个官方访客。最后，人们不得不违背他的意愿，把他送到床上去休息。“我仍然有工作要做，”他抱怨道，“明早3点30分叫醒我。”那天晚上，他做了最后的礼拜式。他失去了知觉，安静地死了。
他的死应该算是1916年死去的人中最从容的一个；他不必再看到大战给世界带来的悲惨，他是绝对不会感到愉快的。基钦纳在6月份过世，他的死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是溺水而死的，他死的时候还担任着英国战争大臣，但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失败的战争大臣。他异常独裁的工作方式完全不适合做内阁成员，保留他的内阁职位是因为他在公众中有英雄的声望。由于伦敦没有人需要他，所以他才能自由地接受俄国沙皇的邀请去访问俄国。他因乘坐的战舰沉没而淹死，他的死具有勇士之死的味道，他应该比较喜欢这种死法。如果他不死，他的未来肯定会与奥地利皇帝一样充满了失望。
12月29日，有一个奇异的人物死去了。那天晚上，修道士拉斯普廷拜访了俄国亲王费利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尤苏波夫是沙皇侄女艾瑞娜的丈夫，他继承的遗产比罗曼诺夫家族的还要丰厚。这位年轻的贵族过着相当堕落的生活，追求各式各样的性满足。早在1915年，他就觉得拉斯普廷正威胁着现行的政治体制，而他的家族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这个念头缠绕着他，他感到不堪重负。所以，他下决心杀死拉斯普廷。他慢慢地聚集起一个小同谋组织，其中有年轻的大公爵德米特里·罗曼诺夫（Dmitri Romanov），此人是沙皇的表兄。
虽然有许多种说法，但据称吸引拉斯普廷夜晚去王宫的原因是尤苏波夫暗示美丽的艾瑞娜将在王宫侍候他。这个说法能解释为什么那个按世俗标准略显污秽的修道士到达王宫时，身穿着丝绸上衣，靴子打磨得发亮，散发着浓重的香水味。有一种说法是，他到达后，有人给他大量酒喝，他还吃了许多糖果，那酒和那糖果都加入了氰化钾。也有其他说法，负责下毒的人由于太紧张而把烹饪用的粉末当作毒药用了。下毒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那天晚上，给拉斯普廷吃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使他处于迷糊状态。拉斯普廷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又跳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舞蹈，他不仅没有死的样子，反而建议去彼得堡的妓院逛一逛。
尤苏波夫说旁边一间屋里有一个镶着钻石的十字架，拉斯普廷很感兴趣，起身要去看，尤苏波夫拔出左轮枪，向拉斯普廷背部开枪。拉斯普廷倒在地板上，好像是死了。
尤苏波夫和藏在楼上的同伙怀着不安的心情相互祝贺。过了一会儿，拉斯普廷睁开了眼睛。又过了一会儿，他扑向尤苏波夫。亲王挣脱后跑上楼梯，拉斯普廷紧追其后。尤苏波夫逃入房间，把门锁上。拉斯普廷只好离开王宫。在他走向大门时，尤苏波夫的同伙用手枪向他射击。头两枪打空了，后一枪把他撂倒。枪手走近再射，子弹这次好像射入拉斯普廷的脑袋。尤苏波夫拿着高尔夫球棒跑出王宫，几记重击后，拉斯普廷倒在雪中，又好像死了。尤苏波夫用窗帘把拉斯普廷的身体包裹起来，再用绳索子绑住，丢进大门外冰冷的运河中。后来，警察把他的尸体吊出水面，发现绑住拉斯普廷的绳索已经被解开了。尸体解剖说他是溺死。这说明，他被丢进水里时还活着，而且没有停止抗争。
拉斯普廷的神秘不可理喻。毫无疑问，他是个极度卑贱的人，但他确实有一些奇异的能力。比如，他在死前几天写的一封信，充分展示出他奇异的能力。这是一封给“俄国人、沙皇、俄国母亲、孩子、俄国土地”的信。在信中，他预言自己活不过新年，而写信时离新年只有几天了。他在信中提出警告。“俄国土地的沙皇，”他写道，“如果你听到为格里高利的死撞响的钟，你必须了解如此情况：如果是你的亲戚杀死了我，那么在你的家人和亲戚之中没有一个能活过两年的。俄国人民将杀死他们。”
拉斯普廷被谋杀的消息传开后，有人公开庆祝。虽然尤苏波夫和他的同谋拒绝承认涉嫌此案，但他俩被称为英雄。拉斯普廷掩埋在罗曼诺夫家族的公园内，他的葬礼秘密举行，只有不多的人参加，但是，沙皇、皇后、孩子都参加了。如果拉斯普廷早死几年，俄国的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无人可知。他死的时候，已经无法改变一切。
与此同时，在经过一次难以形容的复杂的争执后，英国各政党分裂为一团毫无联系的碎片，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首相职务被别人取代了。导致阿斯奎斯下台的原因，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两年的战争经历把他锻炼成一名既有技巧又慎重的领导人，他最初领导一届自由党政府，后来又领导新一届的联合政府），导致阿斯奎斯下台的是劳合·乔治，因为劳合·乔治想拥有更大的管理战争的权力。阿斯奎斯无法满足劳合·乔治的欲望，因为阿斯奎斯不想成为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终难免要摊牌。然而，就在此时，阿斯奎斯的儿子在索姆河战役中战死，这个消息打击了他，他工作时难以集中精力，（“我过去取得的自尊和我未来的自尊，其实都是为了我的儿子，”阿斯奎斯在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后写道，“现在我失去了一切。”）不久，阿斯奎斯工作出现失误，劳合·乔治赶走了阿斯奎斯。
新首相的经历异常奇特，大西洋西岸的人常说他是“只有美国才能有这样的人”！他出身非常卑微，很小即是孤儿，被威尔士的鞋匠舅舅抚养，最初的职业是法律职员，挣扎着才进入律师业，娶了一个农夫的女儿，在27岁时赢得议会选举。他是个有煽动性的改革家，一个主张渐进立法的领袖，一个工人和农民的领袖。他在自由党内的地位上升得很快。1908年，他45岁时，成为财政大臣。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树立为反对军费、反对海外用兵、偏爱国内计划的标志。他的这些主张使他蒙受政治损失，因此他意识到不能偏离保守党的政策太远。
1914年7月，有几位自由党内阁成员极力阻止英国滑向战争，劳合·乔治是其中之一。德国入侵比利时后，英国公众的态度迅速转变，他也机敏地跟随公众改变自己的态度。从此，他不仅支持英国参战，而且还极力鼓动英国全面投入战争。他拒绝任何没有最终胜利的和谈，他的这种坚定态度曾引发巨大争议。他是英国《征兵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在1915年炮弹供应危机中放弃财政大臣一职，建立了军需部，并担负起管理军需部的责任。
1916年夏天，基钦纳被淹死了。为了获得战争大臣这个职位，劳合·乔治不择手段：如果有必要，他就恐吓他人；如果机会合适，他就欺骗他人。他很快就变得比基钦纳更有权力和效率。年末，他被提升为首相。由于他担任了英国首相，英国就有了一种安全保证，即使大战是一场长期战争，英国也能有一个有力的政治领袖。但是，这也导致英国政府的领导层经常与皇家总参谋长罗伯逊、英国远征军司令官黑格这两位英国主要将领发生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