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
——德军总参谋长毛奇
虽然坦南堡战役因其清晰性和简洁性而被视为典范，但巨大、混乱、冗长的马恩河战役却更有名气一些。这不仅是因为马恩河战役拯救了巴黎，而且是因为战役的结束方式十分特别。当时，交战双方中一方决定不继续打了，这才结束了这次战役。
与坦南堡战役截然不同，“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四年后，在同一地点还有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并不是一次巨大的遭遇战，而是在数周时间里一系列惨烈战斗组成的运动战。战役所涉及的兵力不是数十万人，而是高达数百万人，覆盖地域异常广阔。战役的起始日期已经难以确定。一般认为9月5日是开始日期。尽管如此，实际上在8月底的时候就有征兆了，那时正好是德国人在东普鲁士消灭俄军第二集团军的阶段。
8月底，法军和德军的布阵次序与战争开始时完全一样。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还是施利芬计划的右翼，此时在比利时的南面，这支部队决定其他德军部队的步调，就像一座大钟表的时针按照逆时针方向扫向巴黎一样。
在凡尔登（Verdun）的南面，德军的左翼也在向巴黎推进，但进度很慢。在城市，在乡镇，在树林，在田野，在山顶，双方投入无数次战斗，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战斗中被野蛮地杀死，而许多当时激战的战场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在战线的另一端，朗勒扎克和英国远征军甚至不愿停下撤退的脚步与德军战斗，双方的军队都处于运动之中，这变成最显著的战斗特征。巴黎北面的局势变得很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数十万疲惫的法国兵和英国兵固执地向南跋涉，数十万同样疲惫的德国兵紧跟其后，这些兵只是走却不打仗。在他们脑海里浮现的是巴黎城的幻影，那个幻影代表着最高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异常坚固的城堡，在这座城市60英里（约95公里）的周边，布满了防御工事和炮台。比洛抵达巴黎城后的任务是围攻，克卢克的任务是迂回包抄。有几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比洛是否真的能抵达巴黎？即使他能抵达巴黎，他是否能攻下巴黎？德军在普法战争中曾包围巴黎，但没能进入巴黎市区。
施利芬计划预言，在战争动员开始后的第40天，将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爆发。第25天过去了，第30天过去了，局势越来越紧张，随着军队越来越靠近巴黎，士兵也越来越精疲力竭，这些仿佛预示一次爆发即将来临。
双方的指挥员无法感觉到自己能控制局势，实际上他们只能对所发生的事做出反应。德军的总部已经非常谨慎地向西面转移了几次地点，原先在柏林，后来到了科布伦茨，再后来到了卢森堡。克卢克和比洛不断送回好消息，引发了德军总部内的阵阵庆贺。毛奇没有参与庆贺。随着他的军队越来越深入法国境内，他与军队之间的联络却越来越微弱，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霞飞每天都指示法军将领在何时何地与德军作战或吸引德军追击（无线电此时还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通信手段）。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盲目性，知道在拥有前线信息如此少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战役，于是他变得不愿发布命令。朦胧的期待，不可能的预测，每一片信息都非常珍贵，这些使他内心充满了问题。克卢克的部队还有给养吗？即使克卢克能包围巴黎，还有精力能发起进攻吗？据情报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军防御虚弱，目前最好的机会是不是应该在那两个地方？
虽然霞飞失去了大片国土，但他实际上取得了重要成绩。他使得德军的右翼无法与左翼汇拢，迫使德军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他的部队很有秩序：通常后撤是混乱不堪的，但他的部队处于完全受控状态。部队的运动都是按法军总部制定的路线和时间表进行的，运动过程是协调的、谨慎的。
然而，法军不能总是撤退。除非他们敢撤退到巴黎之后继续撤退，这样等于把巴黎拱手送给了德国人。所以，法国人和英国人必须停止后撤而开始抵抗。什么时候，在哪里，是否应该，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高深莫测的霞飞从来不与别人谈论他的计划，也许他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计划。
朗勒扎克的悲观与日俱增。约翰·弗伦奇爵士感觉法国已经失败，不断谈论如何用后撤的方法去节约使用他的小军队，他甚至开始考虑撤回英格兰。此时，真正好斗的只有克卢克，但他的好斗给他的部队带来沉重的代价。他的士兵每天要走20英里（约32公里），每个人携带一支10磅（约4.5千克）重的步枪，60磅（约27千克）重的个人物品，在1914年干燥的夏日太阳下艰难行进。一天行军结束后，士兵们常常分散到田野中，四处寻找肉食和蔬菜，感谢上帝的安排，夏末是收获的季节。他们已经超过铁路供应最远点60至80英里（约95至130公里）了，马匹都累趴下了，供应短缺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德军的骑兵在法国难以运作；河流、运河、森林等障碍使得骑兵袭击变得缓慢、复杂。当他们接近敌人部队时，发现根本无法对抗敌人的机关枪和步枪。运输大炮和炮弹的任务，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恐怖。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处境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是走近自己的供应点和炮台。以巴黎为中心分布的公路和铁路，他们越后撤，条件就越好。
恐惧笼罩着巴黎。政客们质问霞飞是否要永远后撤下去。霞飞不回答。政客们嚷着要他下台。
在朗勒扎克左侧的英国远征军逃跑得实在是太快了，步兵每24小时只许休息4小时，骑兵则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甚至不知道英国人在哪里，或者是不是还应该把英国人看作一个有待考虑的因素。由于弗伦奇撤退得太快，朗勒扎克的侧翼再一次暴露在外。但是，德国人也很难把部队协调好。克卢克超出比洛太远，他发现前面有一个十分诱惑人的目标——朗勒扎克暴露在外的侧翼。8月27日，毛奇再次重复给克卢克的命令，要求他继续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绕过巴黎，然后向东攻击。然而，毛奇此时收到一些简略的报告说巴黎附近有新组建的法军。这就是法军第六集团军，这支部队是霞飞让加利埃尼组建用来保卫巴黎的。毛奇认为，这个新集团军威胁德军的右翼。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8月28日，毛奇给出新命令。克卢克不仅不能与比洛保持一线，而且要稍滞后一点，要排成梯队。但是，毛奇没有提及巴黎方向出现的新威胁，这就使得克卢克看不出新命令的必要性或者说有何意义。如果克卢克要与比洛排成梯队，克卢克必须停止前进至少一天，也许应该向回走。那么，他将丢失打击朗勒扎克侧翼的机会，这个机会有可能撕开法国人的左翼，甚至赢得战争胜利。他决定继续前进，但偏向东南方向，这样虽说不算站在比洛的旁边却可以称得上靠近比洛前进的方向，同时还能追求自己的机会，最后还能算完成毛奇给他的新命令。如果克卢克能消灭朗勒扎克的部队，或者将其向东挤压，给比洛向巴黎进军的方向让出道路，虽说是违反新命令，但在精神实质上还算是满足了新命令的。所以，克卢克在9月3日跨过马恩河，向前推进。他之所以随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新组建集团军在他的西面已经形成战斗力。此外，他错误地判断英国远征军神秘失踪后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杀人机器。
此时，霞飞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要使英国远征军返回战场。为此，他需要弗伦奇的合作，可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位英军指挥官认为法国盟友既不可靠且命中注定要失败。霞飞希望能恢复弗伦奇的信心。霞飞还希望朗勒扎克能在圣康坦（St. Quentin）和吉斯（Guise）附近向比洛发动攻击，借以阻止德军的前进步伐。听说朗勒扎克不愿意，他立刻来到第五集团军的总部，当面质疑自己的朋友。两人见面后，朗勒扎克继续反对，霞飞则以撤职相威胁。有人听到霞飞说：“如果你拒绝执行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了你！”
接着，霞飞来到英国远征军在贡比涅（Compiegne）的总部，弗伦奇把总部设在一个宏伟的城堡中，这里成为英国远征军参谋部的工作基地。在这里，霞飞请求弗伦奇掉转英军的方向，并向弗伦奇保证英军的右翼由朗勒扎克守护，其左翼由新第六集团军守护。弗伦奇拒绝了霞飞的要求。霞飞说自己的部队状态很差，他别无选择，只能将部队带到巴黎南面，进行至少10天的休整。
朗勒扎克开始发动进攻，但进攻很快演变成一场艰难的搏斗。德军重重地鞭打法军的左翼。朗勒扎克又一次说对了，他曾警告说德军第二集团军在法军左翼有压倒性优势。在吉斯，法军右翼部队与德军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各有胜负，就像玩秋千一样难以评价谁是胜方，不过，法军艰难地守住了阵地。在一次危急时刻，路易斯·弗兰谢·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 Esperey）将军救了法军，他有一种过人的勇气，崇拜他的英国兵称呼他是“拼命弗兰基”。当时，他骑在马上，挥舞着长剑，举着迎风飘展的团旗，招呼乐队演奏《马赛进行曲》，带领士兵发动了一次极具戏剧效果的反攻。德军也有自己的光荣时刻。普鲁士第一步兵警卫团，是一支德军精英部队，丝毫不输于德军中的任何一支精英部队，但被法军击退，临近崩溃的边缘。普鲁士亲王埃特尔·弗里德里希（Prince Eitel Fredrich），是德皇威廉六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他受命于危难时刻，开始指挥该团。他敲打着鼓，带领着重新集结起来的部队实现一次成功的反击。战后，亲王还活着，但该团原团长的儿子战死了。双方将军的年龄大都有50岁到60岁了，他们的儿子也都是战士。随着战争的延续，组织进攻和防御的年轻官兵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许多将军的儿子战死沙场。
在吉斯，朗勒扎克发现自己的两翼处于危急之中，不得不撤退。比洛虽然遭受严重伤亡，但还是向毛奇报告胜利。比洛决定停止攻击一天，并让克卢克向东运动，靠近自己。虽然克卢克更加急于攻击朗勒扎克的侧翼，但还是同意了。霞飞最终同意了朗勒扎克后撤的决定。由于没有英国远征军的协助，他缺少兵力在德军面前站稳，其实他只想要绝望之中的一个立脚点。
弗伦奇显然在顽固地执行他离开英格兰前基钦纳给他的指令：要把英国远征军视为独立于法国人的军队，一定保护好这支军队不被歼灭。尽管弗伦奇很担忧英军的命运，但英国远征军的状况并非真的那么绝望。史密斯–多林领导的军团在蒙斯和勒卡托受到重创，这支部队确实难以执行新任务。但是，黑格手下的部队还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战斗。事实上，黑格已经同意朗勒扎克的请求，带领他的部队到吉斯参加战斗，但行动前被弗伦奇制止。朗勒扎克有一种深深受骗的感觉。
英国远征军指挥官弗伦奇在给伦敦的报告中，除了大谈特谈自己对法国人失去信心外，丝毫不谈他自己军队的行动计划。英国内阁是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的一些所作所为的，比如他拒绝向霞飞提供帮助，又比如他计划躲避到巴黎后面，又比如他正考虑撤退到海边。基钦纳发电报要他解释。弗伦奇回复说他确实撤退到塞纳河南面，他在电报中还说：“我对法军领导人是否能领导这场战役的信心正在迅速消失。”基钦纳马上回电说：“请马上同意霞飞将军有关这场战役的计划。”弗伦奇在回电中再次发泄对法国同盟的轻蔑，强调英国远征军还未准备好应付未来的战斗。弗伦奇电报中有一句显得格外傲慢，他说：“你最好相信我，让我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也许，就是这句话激起基钦纳的怒火，他穿上陆军大元帅的制服，连夜乘坐驱逐舰跨越英吉利海峡。
第二天下午，基钦纳、弗伦奇、霞飞在英国驻法使馆见面。霞飞告诉两位英国人一个最新的进展，大量的士兵坐火车从东面到达巴黎，这些士兵可以组成两个集团军——除了第六集团军外，还有一个新第八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将布置在第五军的东侧。他认为，德国人很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新部队，肯定不知道有新的法国军队将被布置在他们的右边。所以，如果英国远征军向前运动，很有可能逆转这盘游戏。弗伦奇则继续争辩、抱怨、抵制。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坦白，他不仅对英国的盟友法国人没信心，更对基钦纳的突然出现感到非常生气。他认为，基钦纳利用法国人降低他的价值。此外，他还觉得基钦纳穿元帅制服是在侮辱他，因为他现在代表英国政府，不代表英王，所以基钦纳应该穿便装才正确。基钦纳把弗伦奇带入另外一间房间。他俩在那间房间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根据弗伦奇后来描述，他让基钦纳自己来干一阵子指挥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但他俩谈完话后他发现这建议不可能实现。当基钦纳和弗伦奇再次出现时，争执没有了。弗伦奇准备带着英国远征军向北运动。
霞飞来到第五集团军总部，他带着自己的老朋友朗勒扎克走到附近一所学校的院子里散步。霞飞在散步中解除了朗勒扎克的职务。朗勒扎克也许曾经拯救过法国，他是第一个理解德国人入侵比利时动机的人，他用自己的部队阻挡施利芬计划的右翼，他是法军集团军司令官中唯一不拿士兵生命做无谓牺牲的人，他承受了德军的一次接一次的打击，他的部队在沙勒罗瓦和吉斯有很好的表现，在撤退中的部队次序很好。但是，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可牺牲的物品。真的是像霞飞所宣称的那样，朗勒扎克因太疲惫而无法果断地指挥部队了吗？难道是霞飞无法容忍自己部下的判断比自己更正确？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朗勒扎克恨弗伦奇，而同时弗伦奇也恨朗勒扎克。霞飞只能尽量满足英国人的要求。朗勒扎克的替代者是弗兰谢·德斯佩雷，也就是英国兵特别喜欢的那个“拼命弗兰基”。这样的结局一点都不让人吃惊。
再往东看，战火在前线燃烧。毛奇指挥他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向法国的第四、第三、第二、第一集团军发动猛攻。法军顽强抵抗，德军后撤，法军再反攻。霞飞开始大批量撤换军官。截至9月6日，他撤换了5个集团军司令官中的2个，任命了7个新军长、20个新师长、2个新骑兵师长。许多军官获得提升。费迪南德·福煦被提升为新第九集团军司令官，他在洛林指挥一个军时表现很好，在随后的撤退中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在朗勒扎克领导下做旅长的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由于在与大战早期入侵比利时的德军作战中表现突出，他被提升为师长。
不安变成恐慌。法国政府迁出巴黎到大西洋沿岸的波尔多（Bordeaux）。在如此恐怖、紧急、混乱的局面中，霞飞却能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令人发狂般的沉静。这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大元帅似乎永远不受惊扰。他有一种习惯十分闻名，无论局势如何，精美的午餐后要小睡一会儿，再用一顿精美的晚餐结束一天的工作，然后睡一夜完整的觉（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即使局势十分紧急，他也告诉自己的参谋人员，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他的休息。然而，除了吃饭时间和睡觉时间之外，他总是处于运动状态，坐着由一位国际汽车大奖赛冠军开着的大号旅行车，重复不断地走访他手下的将军们，特别是处于左路的将军。这样，他总能触及正在发生的事件，观察下属的工作情况。他在走访中说得很少，即使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或下属请求帮助时，他也不多说。他的这种缄默习惯，使得许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说他简直就是假装庄严肃穆的白痴，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他榜样式的缄默。有人还把他描绘成一个外表坚硬如岩石，内心却隐藏险恶政治野心的自私小人。他解职下属的方式也遭人指责，有人说他解职下属不看表现好坏，而是看下属是不是威胁到他的地位，或者看下属是否会映衬出他的错误。
但是，白痴从来没有能在类似于霞飞所面临的环境里成功过，局势最终按照他所预想的发展。他曾决定从艰苦鏖战的右翼剥离部队，用火车运送到西线。这个决定的后果意义非常重大。他调遣法军，使与德军右翼对峙的法军从8月23日的17个半师，猛增到9月6日的41个师。于是，霞飞逐渐地获得了军事上的最大优势：绝对的兵力优势。霞飞的决定彰显出毛奇的错误：毛奇不断地从其右翼抽调出大约100万兵力，这使得德军的右翼不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施利芬在死前吐最后一口气时都在强调的宏大的打击兵力，如今被法国的兵力超越。不仅如此，德军右翼的士兵异常疲惫，供给短缺，食品匮乏，因而变得非常虚弱。毛奇所犯的最大错误，也许就是向德军的左翼增兵，左翼没有危险，左翼胜利的战略意义也不大。相反，毛奇应该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他俩才能带来意义重大的胜利。此外，比利时人破坏了几条关键的铁路线，这明显阻止了毛奇向克卢克和比洛增兵。
与德国人不同，法国人得益于在自己国土打仗的优点，充分利用各种交通线。每24小时，就有32列火车抵达巴黎，从东部运送来士兵和武器。
即使此时，霞飞还是无法阻止大撤退。他等待着，观望着。“人们内心有一种自然的倾向不愿放弃或暂时放弃自己的国土，”他在9月3日写信给战争部长时说，“但我们不能过早地发动攻击，要等待有利的时机。”
此时，毛奇改变了策略，这个改变意义深远，因为这等于毛奇停止了施利芬计划。他命令克卢克和比洛停止前进，原地准备与任何在巴黎集结的法军交锋。其余德国集团军则恢复攻击。第三集团军向南攻击，目标是塞纳河。第四、第五集团军向西进发，目标是凡尔登。第六、第七集团军跨过摩泽尔河，目标是突破法军防线，将法军的右翼包围在凡尔登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胆的包围行动；坦南堡战役将黯然失色。谁也没有信心这个计划能成功。这个突然的大变化，导致德军陷入一个战略困境。德军的左翼只有攻破沿路上法军坚固的堡垒后，才能使毛奇的新策略获得成功。可是，正是为了躲避法军坚固的堡垒，德军才制订了施利芬计划。
很难判断毛奇改变策略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或许他已经绝望地预感到右翼注定失败。前线有源源不断的凯旋报告送到德军总部，总部里的参谋们看了充满喜悦，毛奇一定不相信那些报告。“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他对一位政府官员说，“我们打赢了几仗，但还没有取得胜利。胜利意味着必须消灭敌人抵御的能力。数百万人对峙作战，胜利一方将有大量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呢？我们缴获的枪械数目较少，这说明法国人撤退的秩序很好，他们是按照计划撤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
毛奇此时远离前线，也不拥有完整的战场信息，但他的直觉是非常可靠的。
背景：法国指挥官
也许猛然一听会让人感到奇怪，几乎所有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军队的研究都要提及路易斯·劳泽易·德·格朗迈松（Louis Loyzeau de Grandmaison）这个人。格朗迈松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军阶不高，在大战中并没有辉煌的战绩，于1915年阵亡（他的这个结局被批评家们说成是一种只能在诗歌中才能找到的正义）。
但是，格朗迈松确实值得关注。在大战开始之前的三年，他是法军总部作战局的陆军中校，他所做的讲演曾吓得法国将军们浑身发抖。他大肆嘲笑法国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法国军事学说，并提出了一个新学说。他的这个学说很快主导了法国的军事思想。
他的学说，今天被称之为“攻势邪教”，其基本的想法是：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关键就是要有一种竭尽全力、永不言退的攻击性。在1914年的法军内部，谁不接受这个学说，谁就会失宠、被怀疑、被贬到次要地位。所以，称之为“邪教”再贴切不过。
这学说的结果是致命性的，几乎接近于毁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对发动进攻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坚信挥舞刺刀的人有能力战胜任何敌人，在大战初期的几个月里，这些信念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命令法国士兵用身体去对抗德国人的机关枪和大炮，即使伤亡严重到令人感到惊恐的地步，他们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类似的思想在大战前的法国已经流行了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鼓吹，生命力具有神秘的力量，只要法国能控制生命力，就能打败强大、富裕的邻居德国。费迪南德·福煦是另一个鼓吹者，这位有才华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于1908年成为巴黎军事学院的总监。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有征服欲是赢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格朗迈松进入巴黎军事学院的时候，福煦是该校教师，所以格朗迈松是福煦的门徒。仅几年的工夫，格朗迈松就独创出“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的新教条，他比老师福煦走得更远。对早已厌倦听到法国的唯一希望就是防御德国战争机器的法军军官来说，格朗迈松的言辞有一种神奇的抚慰作用，他们感谢格朗迈松的学说。格朗迈松坚持认为，将军的任务就是去征服。这种说法，对法国军官来说听上去简直就是音乐。
1911年，格朗迈松的新学说获得凯旋。那年的7月，也就是格朗迈松掀起震惊后的六个月，未来的战争战略成为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激烈争辩焦点。新任命的总司令维克托·迈克尔（Victor Michel），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些有关未来如何与德国作战的想法。他建议的核心是“在防御中攻击”：如果战争爆发，法军将沿东部边境线在一定距离之处布防，等待德军发动第一轮的攻击（迈克尔预言德军将入侵比利时，这点很感人），然后再决定在何处发动反击。这种战略有几个优点。一是法国人可以根据德军的实际动向派遣军队反击。二是德军为了发动攻击必须集中布置兵力，而法军则自由度较高。但是，对“攻势邪教”的信徒们来说，这样的战略思考就是异端邪说，不能容忍。迈克尔的战略不符合格朗迈松的教条，格朗迈松说：“发动攻击只需要两个东西。一是知道敌人在何处，二是决定做什么。敌人究竟有什么企图，这并不重要。”这些话意味着对战场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式的盲目，但类似的信念在当时很流行。迈克尔只能辞职。格朗迈松成为公众眼里的明星，信奉格朗迈松学说的人成为法军战争策划的主导派别。
此时，需要寻找一个能替代迈克尔的继任者，约瑟夫·加利埃尼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那个后来在1914年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的人。他反对迈克尔的建议，主要不是反对迈克尔的理论，而是反对迈克尔的性格和意图。迈克尔计划在战争期间把后备役士兵推上前线（这种措施，法军的将军们憎恶，但德国人却实施得很成功）。
战争部长阿道尔夫·梅西米打算让受各方尊重的加利埃尼成为迈克尔的继任者，但加利埃尼拒绝了。梅西米要求加利埃尼再考虑几天，加利埃尼则立即予以否定。加利埃尼认为自己太老了，已经有62岁了，健康条件也不稳定，再过两年要退休。他认为自己没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不过，对他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维护自己的正直——他绝对不会把迈克尔赶走后，自己却要去占迈克尔原先的位置。当被邀请推荐别人时，他推荐了保罗–马里·波（Paul–Marie Pau），此人在普法战争中丢掉了一条胳膊，是法军中威望很高的高级将领。然而，保罗–马里·波在政治上不合适，他是天主教徒，当时共和党人怀疑天主教徒密谋恢复君主制国家（福煦曾在天主教修会接受教育，有一个在天主教修会做牧师的哥哥，如果提名也会遇到阻力）。加利埃尼推荐的第二个人是约瑟夫·霞飞，此人没有历史问题，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也不介入政治斗争。霞飞热情地接受格朗迈松的学说，不过，他不爱空想，他其实对任何思想都不感兴趣。他从来没有进入过高级军校学习，也没有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能力，而且至今还未有学习高级战略的计划。然而，加利埃尼知道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就在法国向德国宣战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加利埃尼（他跟拿破仑一样祖籍意大利，从科西嘉来到法国）刚满21岁，刚从圣西尔军事学院（St. Cyrmilitary academy）毕业。法国海军陆战队雇佣了他，从此他的命运就与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普法战争中，他做了德军的俘虏。战后，他接受法军任命曾到过西非、加勒比海、越南。他的责任越来越多，官职越来越高。他40岁时成为法国殖民地苏丹的长官。从1896年开始，他担任法国在印度洋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长官和总司令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马达加斯加爆发叛乱，他在镇压了叛乱之后，推行一套新管理办法，从此，马达加斯加变得不仅社会安宁，而且经济繁荣。
法国在马达加斯加有许多项目，其中之一是要为法军建设一个军事基地，1896年，一位比加利埃尼年轻3岁的工程兵开始为加利埃尼做事，负责海军基地建筑工程，此人就是霞飞。霞飞来自法国南部一个有11个孩子的家庭，家庭以制作木桶为生，他因成绩优秀赢得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奖学金，普法战争中德军围困巴黎中断他的学业而参加巴黎防御战斗，毕业后因没有找到一份民用工作而进入军队。他结婚早，妻子死后，主动申请到海外工作。1885年，他成为河内的总工程师。1893年，他在非洲的延巴克图工作，一次部族暴乱，当时的法军指挥官被杀，霞飞成功地带领部队快速镇压了暴乱，这次行动为他赢得声誉，被提升为陆军中校。他于1900年被召回巴黎，加利埃尼5年后回到巴黎，他俩在1911年时都是法军高级将领。
霞飞任总司令一职没让人失望。他改善了法国军队的培训体系，更新军备，改革晋升体制。他的新晋升体制更加强调能力和实际表现，淡化政治裙带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他接受总司令一职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委任出身贵族、信奉天主教、才华横溢的诺埃尔·卡斯特劳为总参谋长）。他同意让格朗迈松及其追随者继续把持负责战争策划的作战部。在作战部的影响下，炮兵的重要性被忽视。作战部的理由很容易理解：战争的最高武器是刺刀，而不是大炮。
法军作战部在1913年5月颁发两组野战法规，第一个针对军和集团军，第二个针对师建制以下的部队。两组法规都浸透了格朗迈松的学说。“战斗首先是道德的搏斗，”法规中写道，“如果征服的欲望没有了，失败随即而来。胜利不归属于遭受痛苦最少的人，而是归属于那些拥有最顽强意志和最强硬道德的人。”格朗迈松的参谋人员还制订了“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彻底抛弃了迈克尔的战略，霞飞随即批准这个计划，并把它作为战争爆发时调遣法军的权威性陈述。这个计划类似于德国的施利芬计划，完全排除了德国入侵比利时西部的可能性，迈克尔在几年前曾说德国入侵比利时是一种无法说明的可能性。与德国的施利芬计划相比，“第17号计划”更加灵活，留给霞飞充分的自由权决定发动攻击的地点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灵活，霞飞肯定要发动攻击，这是毫无疑问的。
“攻势邪教”的信徒们在大战前的几年都有较好的表现。被称为“攻势邪教”的教父的福煦，于1911年被任命为师长，一年后即被提升为军长。大战开始后，没让他担任集团军指挥官是一件奇怪的事，很可能与他的宗教背景有关。格朗迈松被提升为陆军准将，但没多久就战死沙场。
那些对“攻势邪教”没有足够信念的人都没有发达。亨利·菲利浦·贝当是众多受冷遇的军官之一，他是法国战争学院的低级助教，教授步兵战术，他不断地警告人们，士兵的血肉在20世纪的战争炮火中软弱无力，当时没有多少人理睬他。他在1914年时已经有58岁，仅有上校军阶，一个地位卑微的局外人，即将退休。即使战争动员和开战也没能改变贝当的境遇。当第五集团军集结时（朗勒扎克是司令官，比贝当大4岁），贝当指挥一个团，仍然维持上校军阶。
加利埃尼就像所有即将离开舞台的演员那样，陷入一种离场前的暗淡之中。大战开始前，他重新认识了迈克尔的观点。迈克尔认为，如果德国想入侵法国，肯定从比利时进入。加利埃尼试着向霞飞和作战部的思想家做出解释，但没有人理睬他。考虑到霞飞将包揽一切责任，加利埃尼回到自己在乡下的家里，开始提前过孤独的退休生活。7月，他的妻子过世。7月的最后一天，战争部长梅西米告诉他，如果战争动员开始，他将是霞飞的副手，而且还要做好接替霞飞的准备。战争动员开始后，他被授予军阶，但没有参谋，没有任务，没有军事情报，没有人给予支持。霞飞显然把他看作竞争对手，让他没有机会看到什么，也没有机会听到什么。所以，加利埃尼，这个瘦弱、戴着小眼镜、蓄着漂亮的浓密胡子、看上去非常滑稽的家居男人，在大战初期孤独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在地图上跟踪军队的运动，内心十分忧虑。
他是一个坦率的人。当危险逼近巴黎时，政府官员开始抱怨霞飞的退却，谈论取代霞飞的可能性，是加利埃尼——那个政客们希望给予最高权力的人——要求人们保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