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恐怖的8月。
——亚瑟·科南道尔
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此时已经到了法国，却不太清楚德军的去向。即使德国人就在他眼前，他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战。
弗伦奇，就是那位在卡勒兵变中辞职的皇家总参谋长，此时带着令人敬畏的陆军大元帅、战争大臣基钦纳伯爵（Field Marshal Earl Herbert Kitchener）的亲笔手谕来到了法国。然而，基钦纳手谕的内容却不是弗伦奇这个职位的人想要的。手谕没有要求弗伦奇全力追击德军并与之交战，就好像英格兰从来不期望胜利、盟友法国人没有处于绝望状态不需要最大限度的支持似的。
事实上，弗伦奇发现手谕与他的期待相反。他被告知，必须节省使用英国远征军，因为这支军队占用英国大部分的常规部队，有5个师的兵力，包括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显然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将部队伤亡降到最低限度。”基钦纳写道，“我希望你清晰地理解这支军队是完全独立的，你不必接受任何同盟军将军的指挥。”换言之，弗伦奇不能指挥这支军队去冒险，不能把自己看作霞飞、朗勒扎克，或其他法军将军的下级。基钦纳用这种方式制造了大量的问题。
的确，英国远征军比法国和德国部署在西线的巨大军队小了许多，似乎有被忽视的危险。愚勇有余的德皇威廉，为了激励德军争取胜利，称英军为“可怜的小军队”。但是，英国远征军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接受过良好的培训，纪律性极高，经常被送到英国海军都无力触及的天涯海角。这些士兵渴望战斗，有极高的精神素养。大部分普通士兵是职业军人或英国城镇里的穷人，他们对团队的忠诚和相互之间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帝国荣耀的浪漫追求，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们不敢开玩笑。德皇的奚落传到他们的耳中，于是他们开始称自己是“老可怜”。当他们乘坐货轮刚从南安普敦抵达法国的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时，听到簇拥在港口的人群高唱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数千英国兵与法国人群对唱起来，他们没有唱英国国歌《上帝保佑我王》，却唱了一首供行军时娱乐用的粗俗歌曲。法国人边看边听，面带虔诚，有的还把手放在胸前，就好像这首一个词也听不懂的歌曲是英国国歌似的。
英国远征军先在比利时南部集结，然后于8月20日向北移动，目的地是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的左翼，形成并列阵形。8月21日，当比洛的德军第二集团军在桑布尔河附近的沙勒罗瓦（Charleroi）对朗勒扎克的部队发动攻击时，英国远征军正在行军中。弗伦奇在得知法、德两军交火的消息后，立刻命令第一军团（贺瑞斯·史密斯–多林爵士指挥的两个师）进驻离沙勒罗瓦8英里（约13公里）远的蒙斯（Mons）。英军占据了蒙斯，便能保护朗勒扎克的侧翼。
第二天，德军和法军在桑布尔河边交替地向对方发动攻击（鲁登道夫恰巧是比洛的参谋，他组织部队抢占了桑布尔上的一座桥梁）。一队英军侦察兵与从北面来的德军骑兵相遇。德军骑兵后撤。精明的英军马上下马，开始挖战壕，等待史密斯–多林的主力步兵增援。他们不知道明天日出时德军将如何攻击，但他们知道自己手中只有步枪，此时只能尽最大可能做好战斗准备。
德军第一集团军就躲在英军对面的黑暗之中。德军指挥官克卢克（英军业余歌词作者特别喜欢他的名字）只知道自己的侦察兵遭遇了一些有武器的骑马人，侦察兵说这些骑马人是英国人。克卢克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发现，他判断英军主力要么还没有抵达法国，要么还距离很远。似乎没有必要立刻发动攻击。
此时，克卢克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失落，因为他不想来此地，实际上他也不应该来此地。比洛为人比较慎重，最近才被任命为克卢克的上级领导，比洛的部队在克卢克的左翼。与法军类似，德军也处于学习如何管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的阶段，他们还没有看出为自己巨大的右翼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指挥结构。法军和德军都没有看到集团军之间需要协调，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不能依靠让某个集团军司令员去指挥其他集团军司令员。由于人类天性的作用，每个集团军的司令员必然总是优先考虑自己集团军的目标和需要。
粗犷的克卢克与精细的比洛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克卢克想要向右摆得更远，要远远地包抄法军，比洛坚决要求克卢克靠近自己，于是比洛居中、克卢克在右、马克斯·冯·豪森（Max von Hausen）的第三集团军在左，三军一起对付朗勒扎克。克卢克抗议这种做法，但抗议无效。比洛是一位非常可靠的职业军人，长期充当德军高级职务，10年前曾有机会成为施利芬的后继者，后来败给毛奇，原因很可能是他比较偏爱直接攻击法国，而不是像毛奇一样比较偏爱采取包围法军的办法。比洛在1914年8月采用的方案，是典型的常规战法。如果他与朗勒扎克对峙，克卢克和豪森将保护其侧翼，然后伺机从侧翼包抄朗勒扎克的。但是，比洛的正统战法将使德军丧失巨大机会（如果在1905年让比洛而不是毛奇负责战争计划，大战将有一个不同的开局）。如果允许克卢克按自己的意愿行动，他将不仅围绕法军，而且要围绕英国远征军。他有可能进攻史密斯–多林的侧翼，并将其击溃，然后将被击溃的英军推挤入朗勒扎克的侧翼。这个可能性的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朗勒扎克溃败——任何一个法军集团军溃败也一样——西线的战事将迅速结束。克卢克不断抗议，甚至向毛奇诉求，都毫无结果，他只能听从比洛的命令。按照比洛的命令，他将头对着头地与英军最强大的部分撞上，而不是英军最弱的侧翼。他没有连夜发动攻击，这给英军准备防御的时间，原因是他不知道面前的敌人要比小股流浪骑兵危险得多。
8月23日的早晨（日本对德国宣战之日），克卢克命令炮火轰击挡住自己去路的敌人阵地。9点30分，炮火结束，他认为面前的敌人已经处于混乱之中，于是命令攻击。德军立刻遭受猛烈的射击，射击的强度之大以至于德军认为敌人在使用机关枪扫射。德军不断发动进攻，但每次都被击退。大量杀伤德军的是英军已经训练多年的步枪射击法。英国远征军的士兵都拿着李–恩菲尔德0.303英寸步枪（Lee Enfield 8毫米步枪），这种步枪的弹匣能装10发子弹，弹匣装卸相当容易，经过训练的士兵们能每分钟瞄准300英尺（约91米）开外的目标射击15次。大部分士兵能做得更好。士兵定期给予足够弹药进行训练，射击成绩好的士兵能获得现金奖励。这些训练措施都是南非战争后引入英国的。在南非战场上，英国兵发现布尔人的游击队的枪法比自己要好。
双方激战一天，几乎是寸土必争。德军的兵力远远超过英军，英军不得不后撤。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史密斯–多林的手下有1600人阵亡，德军损失5000人。克卢克的部队休战一天。一天的时间，应该不算什么。但是，这意味着德军有可能被阻止两天、三天……毛奇的计划将开始分崩离析。
太阳下山后，由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第二军团与史密斯–多林的部队会合。英军再次修建防御工事。然而，在夜里，一名法国联络官抵达英军指挥部，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朗勒扎克的部队没有坚守沙勒罗瓦的阵地，已经后撤了。这样，英军的右翼就暴露在外了，在别无选择下只能也后撤。弗伦奇非常气愤，他认为朗勒扎克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实际上，法军很可能因朗勒扎克此举而得救，而且应该算是法军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做出的高明战术。弗伦奇来法国参战前就轻视法国人。此后，他对法国人的轻视变成毫无根据的藐视。
这场战斗之后，出现一些非常美妙的传说。有人说，当英军在最危险的关头时，一个宏伟的身影出现在天空，双臂举起。另一些人说，他的手指向胜利的方向。还有一些人说，他在英军撤离后将德军拖住。他就是人们常说的蒙斯天使。更富有色彩的传说是阿金库尔弓箭手。在中世纪，离蒙斯不远的阿金库尔，英国的弓箭手击败穿着厚重盔甲的法国武士。在499年后，有人发现德军士兵在蒙斯被弓箭射穿身体而死。
当然，这些传说都不是真的，均是新闻记者发明出来的。这些传说早就有，这些新闻记者谁也没有见到过天使、弓箭等。
德军于8月24日早晨恢复进攻，准备迎接更顽强的抵抗，但他们没有发现英军，只有被抛弃的战壕。德军快速追赶，两天后，于8月26日在勒卡托（LeCateau）追赶上史密斯–多林的部队。由于条件艰苦，史密斯–多林的部队此时已经非常疲惫了，难以按照弗伦奇的命令立刻摆脱德军，继续撤退。此时，他仿佛就是寓言中的人物，被恶毒魔鬼控制着，既不能前进，也无法逃脱。于是，他只好组织起一个殿后部队，令其与大部队维持最小距离而不被德军包围。勒卡托的战斗演化成一个比蒙斯更大、更血腥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5. 5万英国士兵阻止了14万德国士兵的进攻。最后，德军感到必须让部队撤下来进行重组，英军此后才又继续后撤。英军有8000士兵伤亡（比惠灵顿在滑铁卢的伤亡还多），损失36门大炮。英国远征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也恶化了。弗伦奇一直不喜欢史密斯–多林，很不愿意让史密斯–多林指挥军队，此时坚决认为史密斯–多林是在故意违抗军令。另外，史密斯–多林则认为黑格在蒙斯和勒卡托都贻误战机。后来，英国的宣传机构竟将勒卡托之战当作胜利来欢庆，这表明英国人的绝望心理。然而，英国逃跑时还能保持完整性，这才是唯一值得庆贺的事。
在西线的其他地区，德军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德军先阻击法军的攻击，然后发动高效的反攻，德军的伤亡数也比法军少。德军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士兵多；我们知道，法、德双方的兵力大体相当。德军右翼也没有明显的兵力优势。例如，法国人在沙勒罗瓦进行了一次反攻，其结果是德国人的3个师不仅阻止了朗勒扎克的9个师，而且最终迫使法国人后撤了7英里（约11公里），被击退的法军实力其实很强，其中包括了10个殖民地精英团，这些来自法国殖民地的精英团的实力与英国远征军的精英部队类似。那么，德军的胜利是德军做对了一些事吗？还是法军做错了一些事？或者是两种原因都有？
答案是两种原因都有。即使面对连续的失败，法军将领们还是不断地驱赶法国兵攻击德国人，无论战场的实际情况有何不同，无论这种攻击的后果有多么可怕，他们还是不断地照样重复。朗勒扎克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在攻击沙勒罗瓦前犹豫不决，原因是他的两个军团指挥员坚决反对。霞飞手下的其他指挥官们坚信，法军应该发动攻击，不应该像蚯蚓一样在地底下蠕动。他们要在刺刀尖上赢得胜利，而不是靠将炸药包装钢铁里然后投掷到天空中去获得胜利。德国人则不同，他们身手机敏，一旦遭遇敌人，立刻挖掘掩体，等待敌人进攻，然后用手中的武器扫倒进攻者，他们不仅使用步枪射击，也使用每分钟能射出600发子弹的大口径机关枪扫射，而且还使用火炮（加农炮自始至终都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当攻击者撤退后，德国人将继续用野战炮发射榴霰弹和装有烈性炸药的炮弹惩罚敌人。然后，德国人从掩体中钻出来，四处追击敌人。从战争开始，德国人就比英国人更会使用防御工事，每个士兵都携带着战地工程师分发的锄头、铁铲。德国人在蒙斯、勒卡托的战斗中有浪费士兵生命的现象，在后来更大的战斗中同样也有，但德国人在1914年西线上的伤亡人数远远少于法国和英国，这归功于德国人高明的战术。
虽然法国士兵伤亡惨重，却没有带来任何战果。英国作家亚瑟·科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称1914年的8月为“历史上最恐怖的8月”。霞飞将军在总结战况后发现，必须抛弃法军的军事教条“攻势邪教”。他在8月24日痛苦地宣布，法军从今以后“被迫采取守势，必须利用堡垒和天然障碍，尽可能长久地防守，同时利用一切机会磨损敌人的优势，最后寻机恢复攻势”。他命令自己左翼的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开始所谓的“大撤退”。在炎热的酷暑中，成千上万疲惫的法军士兵向南跋涉。英国远征军也随法军后撤，在13天里后退了190英里（约305公里），有一个营甚至在36小时里逃跑了55英里（约88公里）。
霞飞命令创建一个新集团军，用以延长其左翼。关于新第六集团军的任务，霞飞说：“在规定时间内，当其他几个集团军把敌人包围住时，它能发动对敌人的不断进攻。”但是，这个新集团军被部署在巴黎附近，其防御性质不言自明。德军在勒卡托击退朗勒扎克的部队之后，继续追击，巴黎政府开始意识到巴黎城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法国战争部长阿道尔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仔细检查了巴黎的防御状况，实际情况让他感到震惊。由于法军对攻击的迷恋，几乎没有注意防御问题，巴黎的防御工事少得可怜。
梅西米没有求助于霞飞，而是去找了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Joseph Gallieni）求得帮助，梅西米邀请加利埃尼担当巴黎市的军事长官，组织巴黎的防务，并承诺给予近乎独裁者的权力。在大战开始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加利埃尼接受了邀请，不过提出一个条件。他说，不仅巴黎的卫戍部队归他管，而且当德国人接近巴黎时有能力对德军进行攻击的机动部队也要归他管。他估计这需要6个军的兵力（1个军有2个或3个师，2万人左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梅西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实际上，只有霞飞有权决定军队的调动。针对加利埃尼和法国政府，霞飞没有兴趣提供帮助，甚至连听取意见的兴趣也没有。
尽管如此，加利埃尼立刻开始工作，准备迎接德国人对巴黎的围攻，他命令准备大量的家畜以解决食物的需要，修建新的战壕，部署炮火，拆除影响枪炮射击的建筑物。随着这类工作进展，人们开始质问这些工作为什么不早做，巴黎因此而陷入一次政治危机，政府垮台，梅西米被撤换（部分原因是他拒绝将霞飞解职，这确实有些讽刺意义）。他接受预留给他的委任，去前线做了一名少校。加利埃尼最终获得他要的机动部队，就是霞飞的新第六集团军，这个集团军还正处于集结之中。集结中的部队大多数来自西线的东部，那里战况趋于稳定，这些部队坐火车进入以巴黎为中心的防御圈。他们已经与朗勒扎克和英国远征军完全失去联系，还不能马上进入作战状态。霞飞的意图很明显，为了平息来自政府的批评，他宁愿让加利埃尼临时管理他们。
大量的德国兵跟随在撤退的法军后面行进，有时甚至糊里糊涂地同法军并排行进，德国兵非常疲惫，但同时又很兴奋，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驱赶着法国人逃跑，胜利仿佛就在前头。霞飞计划把法军撤退到索姆河（Somme River）一段东西向的河道后就停止撤退，然后就地等待时机反扑。然而，霞飞的这个计划并不可行，因为德军紧紧地跟随着法军抵达索姆河。法军别无选择，跨过索姆河，继续后撤。
没有人了解前线的详细情况，甚至总部的将军也不知道。英国和法国的报纸向读者提供了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描绘野蛮的德国人如何以卵击石，置身于勇敢的文明卫士的刀枪下进行大规模的自杀。在德国的报纸上，德国人被描绘成文明卫士，正在勇敢地向蓄谋破坏德国的国家开进，占领他们的土地。只要一场战斗不是彻底的失败，交战双方就都视之为可以庆祝的理由。每一次后撤，要么被描绘成聪明的战术安排，要么忽略不理。记者不许去前线。即使是高级指挥员，大量鱼目混珠的战况报告也让他们失去了解真相的信心，他们不知道敌人在做什么，不知道哪一方杀敌较多。
由于英国远征军和朗勒扎克的军队慌忙逃跑，毛奇的许多参谋官感觉西线的胜负已成定局，他们开始宣传西线的“大胜利”。比利时已经牢牢地握在手里。德军右翼已经进入法国领土，施利芬计划进展顺利。德军第四、第五集团军打败法国人在阿登高地的攻势，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在东南战场不断报告有新斩获，已经收押了数千战俘和枪械。鲁普雷希特继续迫使毛奇给他更多的军队加强自己的优势。毛奇满足了鲁普雷希特的要求。此外，毛奇还派遣3个军和1个骑兵师到东普鲁士。这些都是毛奇所犯的致命错误。此前，毛奇还犯过两个大错，其一是派遣2个军去围攻安特卫普，其二是派遣1个军围攻法国人设在莫伯日（Maubeuge）的据点。这些错误加在一起，致使德军右翼兵力大量减少，从17个军减少到12个军，这相当于减少了27.5万人，还不包括伤亡人数。施利芬把赌注都押在右翼这个“铁锤”上，但毛奇使之萎缩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霞飞正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铁路将其右翼的士兵转移到左翼。即使德国人继续向前开进，从兵力的角度看，西线局势也逐渐地对法国有利起来。
许多人批评毛奇向东普鲁士增派部队的决定。但是，毛奇的决定并不难理解。他有很充分的理由不仅对东普鲁士的局势保持警惕，而且对整个东线的局势保持警惕。他知道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彻底失败了，他是反对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的，他反对的理由是正确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所有军队都应该用于对抗俄国人。他也知道有大量的俄军正在塞尔维亚北面的加利西亚平原（Galician plain）作战，如果奥地利在那里也以失败而告终，康拉德将处于绝望地步。东普鲁士的德军指挥官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向他报告东普鲁士的局势已经很糟，普里特维茨是一个肥胖的老人，有足够的明智，但缺少实战经验。他名下的第八集团军有13.5万名士兵，一共11个未满员的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大约是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以1914年的标准看，德国第八集团军的规模算是小的。与其对阵的是两个超大规模的俄国集团军，兵力数远远超过德国第八集团军。俄国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是保罗·冯·莱宁坎普（Pavel von Rennenkampf，俄国贵族和高级军官中有德国人的姓很少见），他首先带着部队越过边境从东部进入德国境内。此后，他一路直行，攻占城镇，烧毁容克人的农场，他与普里特维茨的部队先后在施塔卢珀南和贡宾相遇。贡宾战斗开始后不久，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Alexander Samsonov）将军指挥的俄国第二集团军从南部进入东普鲁士，这个集团军大约有14.5个师的兵力、4个骑兵师、1160门大炮。普里特维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毛奇打电话说他打算放弃东普鲁士。如果留在东普鲁士不动，他害怕萨姆索诺夫将从后面包抄他的退路。一旦包围成熟，等待德国第八集团军的结果就是被消灭，那样德国将在东线失去防御能力。他说，除了后撤到南北走向的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之后，别无其他选择。毛奇没有提出异议。放弃普鲁士的发祥地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如果失去了第八集团军，德军在法国所取得的一切战果都变得毫无意义。
此时，普鲁士的发祥地深深地陷入战争之中，甚至比德国其他地区更直接地陷入战争之中。入侵者难免与居民发生冲突，双方施暴不断。英国人约翰·莫尔斯（John Morse）当时正在俄军任职，他后来写下他看到的暴行。“哥萨克人强烈厌恶做俘虏，”他写下自己的耳闻目睹，“我知道好几个哥萨克人宁可自杀也不愿落人德国人之手。根据我们获得的报告，德国人非常讨厌哥萨克人，抓住哥萨克人后，施以酷刑，然后杀死他们。农民照样对落人他们手中的落伍士兵没有怜悯之心。农民用稻草叉子杀人；边境双方的妇女也喜欢这种致命武器，许多纯种条顿人就是被稻草叉子戳死的。”
毛奇的参谋们开始给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军团指挥员打电话。那时的电话技术水平较低，打电话非常费力，需要耐心等待连接，对着话筒大喊，难以理解对方微弱、嘈杂的声音。毛奇的人打电话就谈一个问题：撤退果真必须吗？四个军团指挥员的回答是一致的：第八集团军不必撤退，也不能撤退。前线指挥员的回答报告给了毛奇，毛奇的结论是普里特维茨已经丧失了勇气，不能继续指挥部队了。
几乎同时，普里特维茨也改变了主意。说服普里特维茨的是他的参谋陆军中校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他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特别爱喝酒，有反普鲁士倾向。德国进行战争动员时，他刚从阿尔萨斯调入第八集团军。说服普里特维茨改变主意，这是他变成伟大战术家的第一步。他只用地图和罗盘，便让普里特维茨看到萨姆索诺夫的位置已经比德军主力更靠近维斯瓦河，所以想干干净净地逃跑已经不可能。他谈了自己的一个新构想，德军不必撤退，而是应该去打败俄国人的两个集团军。首先，德军要再次打击还停留在贡宾地区的莱宁坎普的部队，莱宁坎普很显然正在该地对参战部队进行重组。根据霍夫曼的计算，在打败莱宁坎普后，德军只需最多几天的时间就能补充战斗减员，从而转身对付萨姆索诺夫。
普里特维茨恢复了镇静，他同意不必撤退。但是，他修改了霍夫曼的计划。他决定不打莱宁坎普，直接攻打萨姆索诺夫。速度就是生命——在两个敌人合拢前，必须先击败其中的一个，以免使敌人变得强大得无法对付。理智告诉普里特维茨，希望自己的部队在几天里战胜两个强大的敌人，实属过分要求。
然而，普里特维茨在备战过程中犯了两个错误。由于十分兴奋，他竟忘了告诉霍夫曼和其他参谋曾向毛奇要求撤退。另外，他在决定不撤退后，又忘记把这个消息告诉毛奇。毛奇此时还以为第八集团军已经开始撤退。
毛奇害怕第八集团军战败，所以想找一个解决之道。他想起1913年之前一直充当自己最重要的参谋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如今的鲁登道夫已经是列日之战的英雄。“除他外，我不会对任何人有绝对的信任。”毛奇说。于是他下令让鲁登道夫加入第八集团军，但不是担任司令员，而是参谋长。毛奇认为，鲁登道夫做集团军司令太显年轻，资历也不够，不能给一个暴发户式的平民太多的东西。
去东普鲁士的路上，鲁登道夫中途在科布伦茨（Koblenz）停了一下，拜会了毛奇，他俩一致认为东普鲁士的局势还未希望全无。鲁登道夫建议应该在俄军的两个集团军合并前加以各个击破，毛奇表示同意。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用相同的方案，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便分别说服了毛奇和普里特维茨，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什么惊人之作。德军参谋部早就在认真考虑东普鲁士的防御问题，已经预测到俄国人将从两个方向到达，从而准备好了相应的计划。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建议其实就是基于已有的考虑，毛奇和普里特维茨同意他俩的建议其实就是在核准那个已经形成的考虑。
离开科布伦茨前，鲁登道夫去拜见德皇威廉。德皇威廉授予鲁登道夫蓝玛斯克勋章（德国授予军人的最高勋章，比铁十字勋章的级别要高，腓特烈大帝创立并命名），并告诉他第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已有任命，是已经退休年龄高达67岁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他为人稳重，比较了解复杂的东普鲁士地形。鲁登道夫随后登上一列特别快车向东飞驶，中途停下让他妻子登上列车一道旅行。兴登堡在凌晨4点在汉诺威登上列车，他穿着过时军装，那身军装是他两年前退休时留下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简短交谈了几句，鲁登道夫大概描绘了一下他与毛奇讨论过的计划，然后他要稍微睡几小时。
列车在第二天早晨抵达东普鲁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有许多工作要做。兴登堡通知普里特维茨，他已经被置于德军的停职名单中，立即有效。普里特维茨是兴登堡妻子的表兄。与此同时，鲁登道夫召开一个情况介绍会。会上，霍夫曼介绍了他的计划，并解释了计划的执行情况。鲁登道夫表示同意，并没有做任何修改。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相识已久，他俩早年甚至住在同一间寝室里有四年之久。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人，但相互尊重对方的能力。他俩相互协作融洽。
局势极度紧急，因为第八集团军必须双线作战。东普鲁士的地形复杂，有像人脸上麻子一样密布的湖泊、沼泽，有像装饰钉一样四处矗立的树林和山丘，大部队运动极为困难，特别是靠近俄国的边境地区。沿着南北走向，有大量的不规则水域，被称为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莱宁坎普的部队在马祖里湖区的北面，而萨姆索诺夫在南面。这两支俄国部队向西走才能会合，中间是德军，此时德军已经在马祖里湖区西部驻扎，随时可攻击两支俄国部队中的一支。德军还有一个地理优势，他们每年都来此演习，并铺设了铁路为日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显然，俄国人应该毫不迟延地会师。如果俄国人果真会师了，德国第八集团军肯定前景暗淡。另外，德国人很显然也需要极为小心。如果攻击俄军的一支，就必须留下足够的部队殿后，防备另一支俄军从背后攻击。德国人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做到这两件事，答案还不清楚。
就在此时——8月25日，在这一英军从蒙斯撤退的日子，也在这一克卢克恢复向巴黎进发的日子——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小事，但有些国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这件奇怪的小事，非常类似于当年美国内战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人在马里兰的一条街道上发现包裹着一包香烟的纸，这张纸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发出的攻击北方的命令。这个发现直接导致罗伯特·李攻击的失败。在东普鲁士发生的类似事件中，一名俄国军官在一次小冲突中被杀死，从他身上发现两个俄军集团军的行动计划。这种好事简直让德国人不敢相信，但是计划的真实性不久被一份破译的俄军电报所证实。
德国人手中的情报显示，萨姆索诺夫计划继续西进，但是，如果莱宁坎普不想跟进，俄军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距离就会因而加大。德国人以前不知道吸引萨姆索诺夫前进的原因是萨姆索诺夫发现他前面的一个德军步兵军团后撤了。这个后撤本是德军的一次小战术调整，这个军团的指挥官决定将自己的部队转移到一个比从前位置更好的山脊上。但是，萨姆索诺夫认为德军败退了。他想向前加压，驱使德军后撤，试着冲散德军。德国人破译的从萨姆索诺夫指挥部发出的电报，告诉德国人他前进的确切方向和时间表。电报还要求莱宁坎普跟进与他会师。
莱宁坎普的回电说明，他此时有其他的安排。他不知道在贡宾向他发动攻击的德军哪里去了。他猜测德军向北撤退了，撤退到海岸城市哥尼斯堡（Konigsberg，普鲁士国王在此地加冕）了。他打算朝这个方向前进，所以没有必要跟随萨姆索诺夫；他不认为有德军主力在他和萨姆索诺夫之间。如果他能围攻哥尼斯堡，并将德军第八集团军困在其中，东普鲁士则失去防御能力。然而，他不急于行动，因为他还不知道德军走了多远。莱宁坎普无法知道，毛奇早就警告过普里特维茨，不允许第八集团军在哥尼斯堡作茧自缚。
对德国人来说，局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萨姆索诺夫单独运动，他招引德国人准备一个陷阱让他陷入。莱宁坎普拒绝跟进，这意味着他无法去营救陷入陷阱的萨姆索诺夫。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一起使德国人不必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了。德国人此时可以倾其所有攻击萨姆索诺夫了。
鲁登道夫与霍夫曼结束首次会议后便乘车去见兴登堡，俄国人的电报就交到霍夫曼的手里。霍夫曼将电报交给少将军需官格鲁纳特（Grunert），希望能用这封电报证明可以把整个第八集团军调遣去攻击萨姆索诺夫。格鲁纳特表示怀疑，因为太美好的东西让人不敢相信。格鲁纳特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俄军指挥员违反了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分散兵力的基本军事原则。
在这个关键时刻，霍夫曼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虽然拥有较低的官阶但还能说服格鲁纳特的人。霍夫曼是俄国军事问题专家，他曾在10年前以战场观察员的身份被派往日俄战争的战场。在那里，他观察到战场上的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在满洲里火车站，他亲眼看到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这两位俄国将军动手打架。霍夫曼这次偶然的惊人发现，是日俄战争的一个小传奇。尽管现在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霍夫曼确实知道萨姆索诺夫和莱宁坎普属于俄军中的不同派别，相互之间非常不友好。霍夫曼坚信，他俩谁也不会帮助对方。霍夫曼解释完这段历史，格鲁纳特被说服了。霍夫曼和格鲁纳特跳上一辆参谋部的汽车，开快车追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出示了破译的俄军电报。反对冒险的阻力立刻消失了。
此时此刻，这是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径：德军只派一个骑兵师阻挡莱宁坎普。这不能形成有力的阻挡，而只是一个掩护；其作用是不让俄国人看到掩护部队之后的情况。余下的第八集团军绝大部分将先向南后向西运动，挡住萨姆索诺夫的去路。许多部队能乘坐火车，所以一夜之间能跑100英里（约160公里）。德军9个师的兵力形成一个口朝东南、宽有60英里（约95公里）的弧状包围。这个弧状包围的中部较弱，两翼强劲，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意图。萨姆索诺夫前进时，先撞击弧的中部，他会发现那个方向不结实，这就刺激他继续沿这个方向前进。一旦他的部队深入弧状包围，德军的两翼将发动对他的两侧的攻击。
对俄国人来说，有两个集团军能进入东普鲁士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德国人以为俄国的战争动员至少要花费6个星期，所以德国人没有重视驻扎在波兰境内的俄军。波兰境内的俄军占俄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这部分俄军极为靠近东普鲁士，能随时采取行动。因为有如此良好的条件，所以莱宁坎普在开战两周后便进入东普鲁士，萨姆索诺夫紧随其后也进入东普鲁士。但是，这样快的速度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俄军开始行动时，后勤工作还没有做好，部队没有足够的供给，缺乏救治伤员的条件，缺乏通信条件（不加密码的电报给了德国人巨大的恩惠）。有些士兵连鞋都没有，行军时用破布缠绕自己的脚；有些士兵没有枪。许多士兵在遇到敌人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莱宁坎普的部队在进入东普鲁士前，已经行军了一周的时间，部队的供应体系错误百出。
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i）将军要对这些供给问题负责，他是俄国西北战区的指挥官，所以他负责两个进入东普鲁士的集团军。两年前，他还是俄军总参谋长的时候，曾对法国人承诺说俄军能在15天内进入战场。此时，他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过，他的指挥部离战场实在是太远了——从东普鲁士战场到他的指挥部足有150英里（约240公里）——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次历史性胜利的总策划人。
8月26日，有谣言说莱宁坎普方向有大量俄军出现，这引发鲁登道夫的恐惧，他害怕莱宁坎普有可能突然向前猛冲，神经紧张的鲁登道夫试图提前开启为萨姆索诺夫设计的陷阱。然而，当他发出攻击命令时，平时有闯劲的赫尔曼·冯·弗朗索瓦（Hermann von François）将军（他的姓是法国人的姓，原因是他的祖先在17世纪时为逃避法国迫害新教徒而移民到德国）立刻拒绝了。他的部队还处于休整状态，正等着配齐弹药、重型火炮、野战炮。他说，如果此时发动进攻，他的士兵就只能用刺刀上战场。鲁登道夫重复发出攻击命令，弗朗索瓦无奈只能服从，但将作战目标限定为去占领一座没人争夺的山脊。在这场最奇怪的战役中，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无意识差错，弗朗索瓦没能按命令进攻竟成为德军的优势。弗朗索瓦的无效进攻使得萨姆索诺夫继续相信面前的敌人较弱，可以继续向前推进，于是萨姆索诺夫更加陷入德军安排的陷阱。萨姆索诺夫的两侧遭受德军的猛烈打击，但他与部队之间的通信极差，以至于他一整天都不了解从中路抽出的几个师的兵力补充侧翼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德国人渴望发动对萨姆索诺夫的攻击。德军第八集团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东普鲁士人，他们个个都想把人侵者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去。8月26日，一名德军军官命令炮火轰击自己的家，因为被俄国人占领了。
日林斯基继续促使萨姆索诺夫沿着现有路线前进。萨姆索诺夫不断获得一些零星的情报，这些情报令他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情报显示有大量的德军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的左面，他给日林斯基发电报建议停止向前，转头迎战左面的这支德军。“我决不让萨姆索诺夫当懦夫，”日林斯基专横地回答，“我要求他继续向前攻击。”
萨姆索诺夫服从了命令，但他当天就发现问题严重。谨慎的后撤应该是正确的步骤。也许是因为日林斯基拒绝了，他不仅没有撤退，也没有在原地驻扎伺机而动，反而是继续向前。尽管他的两翼越来越混乱，尽管他的部队既缺食品也缺弹药，但他仍然保持中路不变。那天晚上，他在电报中悲哀地询问莱宁坎普是否能来与他会合。没有回答。
莱宁坎普没有去救萨姆索诺夫，不能归咎于他俩之间的恩怨。莱宁坎普在贡宾战役中损失了1700人，在施塔卢珀南战役中损失了数千人。他认定，大部分德军第八集团军仍然在他的北面靠近哥尼斯堡的某处。他害怕如果自己向西运动，德军将攻击他的侧翼。他也害怕追击德军会驱使他们在萨姆索诺夫切断其退路之前越过维斯瓦河逃脱。考虑到他掌握的信息，他的判断还算理性，只不过是有些过度谨慎。
毛奇一直都没有收到第八集团军的战报，所以他不知道局势已经不像他与鲁登道夫在科布伦茨相见时那么危险，他命令自己的参谋长给鲁登道夫打电话，宣布将抽调德军右翼的3个军的兵力，从法国用火车送部队去东普鲁士。鲁登道夫回答说不必增兵。但是，他并没有绝对地拒绝增兵。最终，毛奇决定向东普鲁士派遣2个军，而不是原计划的3个军。后来，新增的兵力帮了鲁登道夫大忙。
8月27日，早晨4点钟，弗朗索瓦终于准备好发动攻击，他命令进行弹幕炮击，摧毁了萨姆索诺夫的左翼。此时的俄军士兵已经强行军整整一周时间了，每天要走12小时，由于给养不足，他们感到饥饿、疲惫、困惑。在德军炮火的打击下，他们四散逃跑。弗朗索瓦命令他的部队向前冲，完成他计划的机动包围，但没有成功。萨姆索诺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命令他的中路恢复攻击。他的攻击非常凶猛，鲁登道夫开始担忧俄国人有可能击穿德军安排的陷阱。鲁登道夫决定让弗朗索瓦回撤，增援德军的中路。如果执行这个决定，德军对俄军的包围将功亏一篑。兴登堡温和地撤销了鲁登道夫的决定。
8月28日，凌晨，弗朗索瓦再次发动攻击，发现俄军的左翼人间蒸发了。原来，俄军全体跑入了附近的树林。从此，德军行动一切顺利。弗朗索瓦一见阻力全无，立刻指挥部队绕道俄军南面，截断其退路。隐藏在东普鲁士各角落的第八集团军的诸作战单元开始集合。一个军从西面打击萨姆索诺夫。西北面冒出一个师的兵力对俄军发动攻击。那个被派遣去西北面防止莱宁坎普参战的军团，最终转身向萨姆索诺夫所在地进发。陷阱最终完成了。萨姆索诺夫说他辜负了沙皇，感觉没脸回家，走入一片树林开枪自杀了。
剩下的只是扫尾工作了。但是，恐惧继续折磨着鲁登道夫，他的判断出现畸变。在听说弗朗索瓦的军团分散于包围俄军的35英里长的薄弱战线上后，鲁登道夫命令弗朗索瓦收缩兵力，使战线更加集中。弗朗索瓦没理会鲁登道夫；弗朗索瓦亲眼看到萨姆索诺夫的部队正在解体，他知道剩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拦截因混乱而失去战斗力向波兰慌乱逃跑的俄国兵。在接下来的三天中，弗朗索瓦的薄弱包围网，一网捕获了6万名俄国战俘。德军一共俘虏了9.2万名俄国人。俄国人的总伤亡人数是25万，德国人数是3.7万。德国人决定称这次东普鲁士之战为坦南堡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取这个名字很有讲究，波兰人在几百年前曾在附近的坦南堡镇给了普鲁士人一次惨痛的打击。兴登堡的祖先曾参加那次战役。
就在萨姆索诺夫崩溃的当天，南面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康拉德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加利西亚向实力较强的俄军发动攻击，这次攻击遭受严重的失败，其严重程度要超过不久前攻击塞尔维亚造成的失败。康拉德本不该攻击俄军（俄军的兵力大大超过康拉德的，此外，俄军利用喀尔巴阡山进行防御），但此次失败不是康拉德一个人的错。毛奇害怕加利西亚的俄军开赴东普鲁士参战，便要求康拉德发动对俄军的攻击。毛奇为了安抚康拉德的担心，一方面承诺在6周内打败法国之后立刻派兵增援，另一方面说了一句让康拉德安心的话，“俄国的命运不取决于加利西亚的巴格河，而是取决于法国的塞纳河”。换句话说，让俄国人疲惫比打败俄国人更重要。
事实上，康拉德攻击俄军对坦南堡战役的胜利有帮助。康拉德不仅将加利西亚的俄军纠缠住不能脱身，而且将原本可以派遣到东普鲁士的俄军波兰后备部队吸引到加利西亚。当然，从长远看，康拉德的失败是一场灾难，奥地利永远失去了对付俄国人的能力，德国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同盟。
同时，西线的战火已经烧到巴黎附近，德军都能用肉眼看到巴黎了。但是，西线战争的性质发生突然的改变。从整个欧洲的角度看，双方各有胜负，就像隐藏着一个神秘、完美的平衡似的。双方谁也无法完全获胜。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月的屠杀只能是一个大屠杀的开始。
背景：容克贵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首揭示战争黑暗的奇怪诗歌，这首诗歌有一部分是讲坦南堡战役，这场可以称得上是四年喋血大战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大战役，是在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展开的。
东普鲁士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是德意志联邦中最边远的贫困地区。有多边远呢？1914年，俄国统治着波兰，而东普鲁士就在毗邻波兰的北面。今天，东普鲁士属于波兰。但是，霍亨索伦家族把东普鲁士看作德意志帝国的心脏。在那里居住着一些古老的家族，这些家族既不特别富足，也没有什么惊人的特征。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看作德意志的领导阶层，而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也有类似的看法。
兴登堡是其中一个家族的后代，所以他觉得坦南堡战役的胜利格外美好。他在一夜间成为德国人的偶像，因为是他使得德国的圣殿免于破坏。他不仅使德国人燃起赢得战争胜利的希望，而且也使他的同族亲戚们燃起继续保持自己特权的希望。他的同族亲戚们希望看到自己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地位不会丧失，希望德国人继续漠视这些特权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和矛盾。
自普法战争以来，德国在兴登堡这类人的统治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德国自古盛产音乐家、空想哲学家、黑森林精灵的故事。到了1914年以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现代、最有效、最有创意、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不仅在工业产出方面是欧洲的领袖，而且在科学、艺术方面也是。德国在军事方面非常强大，这使得欧洲另外的三个强国英国、法国、俄国感到异常害怕，他们感到即使三国组成联盟也无法与德国一国抗衡。
但是，德国在政治上却是一部因为结构太复杂而显得笨拙的机器。德国政治体系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演化发展，也不像俄国那样继承古老传统，也不像奥地利那样偏爱临时拼凑。相反，德国的政治体系完全出自奥托·冯·俾斯麦一人之手。他设计政治体系的目标，不是帮助德国变得更现代化，而是延缓德国的现代化，他希望德国权力都尽可能向他的手中集中。他的政治体系有明显的缺陷，时间越长，问题越多。世界在变，俾斯麦的政治体系却不改变。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这些缺陷变得危险起来，然而，俾斯麦此时早就撒手人间。最终，俾斯麦的政治体系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停止了运作。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71年德国人在凡尔赛的镜宫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完全被普鲁士支配，普鲁士是众多德意志邦国中最强大的，它带领德意志邦国打败法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一群兴奋得挥舞着长剑的亲王和将军们的欢呼声中宣布成为德意志皇帝。要想理解普鲁士的本质，要理解为什么普鲁士不仅失败而且灭亡，就必须先理解德皇威廉一世在创造他的新帝国时说的一句话。他说，新帝国创生给他的感觉就像死亡，新帝国的生日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让威廉一世感到害怕的是“老普鲁士”的消亡。从中世纪起，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就把“老普鲁士”看作一种神圣的东西，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也有类似的看法。老普鲁士是欧洲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其居民也是一群极其特殊的欧洲人。这块地方位于波兰北部，维斯瓦河之东，波罗的海的北岸。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德意志人的地盘，而是斯拉夫人的。13世纪，一些虔诚的德意志武士为了参加“十字军东征”组成一个修道会，自称为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野心勃勃的德意志贵族邀请他们帮助去抢夺维斯瓦河附近的土地。维斯瓦河东岸的地区被斯拉夫人部落占有，这些部落里的人叫普鲁士人，这些最早的普鲁士人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但他们的名字却留给了霍亨索伦家族，霍亨索伦家族的祖先需要这个名字称呼自己的还称不上王国的小王国，有了这个称呼，神圣罗马皇帝才能批准他们在德意志世界的外围建立起一个王国。
条顿骑士本想招聘德意志人来维斯瓦河东岸定居，但这个地区的土地十分贫瘠，气候又非常阴湿寒冷，许多德意志人不愿意来此。于是，斯拉夫人被允许留下，条件是必须信奉基督教。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联姻，逐渐混合出一个新人种，叫容克人。当普鲁士取得了德意志众多邦国中的支配地位、德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使德国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后，全世界都认为半德意志人、半斯拉夫人的容克精英是德意志人中最德意志的，这实在极具讽刺意义。一些最普鲁士人的普鲁士人，在他们的名字中还留有斯拉夫的痕迹，例如，普鲁士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写了《战争论》，他的姓却是斯拉夫人的姓。
整体看，容克人并不富裕，庄园也不大，生活拮据，需要勤奋劳动才能产出足够的收入负担看上去像贵族的生活。这些庄园里成长出来的人，一般既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也不善于言辞。他们是虔诚地信奉新教的乡下人，性格冷静、勤劳、顽固、冷酷，从内心深处崇拜法律、财产、阶级。容克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只与霍亨索伦王朝建立起一种神秘的盟约，却不愿与普鲁士这个国家建立类似的盟约。这种盟约是长时间发展的结果，其发展的动力是霍亨索伦王朝给容克的特权。容克奉献出忠诚，回报是容克保证能独占普鲁士军队和政府里最令人垂涎的职位，这些好职位给予他们的后代各种好机会去赢得权力、攫取荣耀、积攒财富。容克演化成为普鲁士的世袭军事精英。这就使得普鲁士拥有一种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的文化，国家成为军队的附庸。19世纪初，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威胁到了这种文化模式，1848年蔓延欧洲的革命浪潮也冲击了它（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承认革命党人提出的一部宪法，尽管很快被废除，但这还是吓坏了容克）。在经历了这些变故并艰难生存下来后，容克变得比从前更加保守，他们对变革的痛恨是根深蒂固的。
德皇威廉一世，并非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却能理解建立新帝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庆贺的。表面看，建立一个帝国是一种耀眼的成就，不仅威廉本人成为德意志的巅峰，也成为欧洲的巅峰，而且为容克精英们准备的机会成倍地增加了。但是，如果深入地看，新帝国却充满了困难，而容克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第一是合法性问题。容克注定想要维持与皇位的特殊关系和自己因此而拥有的特权。霍亨索伦王朝也有同样的希望。但是，容克仅仅是普鲁士社会中的少数分子，在新帝国中所占的比例更小。德国已经进入巨型工业、巨型城市的时代，容克只不过是乡下农民组成的缺乏经济实力的小部落。
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了解到美国、英国、法国的发展，他们不可避免地把容克的存在看作一个时代错误。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这个变化威胁容克从前所拥有的小繁荣。随着德国变得更富有，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杰出的人才越来越多，继续让东普鲁士支配德国显得越来越荒谬。
不过，最荒谬的莫过于德国人在帝国存在的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限制容克的特权。俾斯麦仍然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俾斯麦本人有深远的容克渊源，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农场工作，但容克阶层并不真正地信任或接受俾斯麦（俾斯麦的母亲来自职业阶层，教育他成为一个对世界有广博看法的人，这被容克贵族们认为不正经）。容克贵族只允许他在一个特殊条件下创立帝国。新帝国不是一个极权国家，而是由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邦国组成的联邦国家，这些邦国由各自的统治家族实行半自治管理。在众多邦国中，普鲁士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新帝国的宪法将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和由君主所任命的人手中（德皇同时保留普鲁士王位）。俾斯麦能当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必须默许容克继续保留其特权。容克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不过，容克也知道，政治现实不允许所有重要的职位都由容克担任，所以容克只要求在统计上有一个公平份额就行。俾斯麦为经济自由预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但绝不让政治自由变成可能，特别不允许民主存在。道理很简单，经济自由增进国家收入，从而军队能有更多的钱。
俾斯麦的体系很难应付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产生的压力。即使俾斯麦在运作自己的体系时也遇到麻烦。他死后，继任者有时几乎不能运作他遗留下的体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容克庄园必然破产；为了保护容克庄园，政府颁布大量的食品关税，从而德国被称为“贫困地主的福利机构”。德意志帝国国会是立法机构，但根本没有权力。随着时间推移，国会中信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起来，为了压制这些议员，容克谋求与工业资本建立联盟，这就是人们说的钢铁和黑麦的同盟。德国的选举制度对容克建立的这个同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更多的选票都在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手中。
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几乎对国家事务没有发言权。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萎缩状态。表面看，国会有预算权，但实际上仅是一个辩论社区。在英国和法国，有立法权的众议院能决定总理的任命。所以，选举人对权力有制约作用，他们可以被看作权力的终结点。相反，选举人在德国是软弱无力的。选举人中有党派，但这些党派无法通过竞争去控制政府，他们被一个封建专制的政府排斥在政权之外，而实际上德国政权掌握在由德皇挑选出的一群容克手里。短期的后果是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当德国处于艰难时刻，公众将孤立政府。
究竟容克如何保存老普鲁士的完整性，这个问题甚至延展到军界。虽然容克精英们既有局限也有弱点，但他们不是宣扬扩张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甚至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关心德意志，而只关心普鲁士的权力延续。他们真正想要的仅是祖先留给他们的世界。每一次的增加和扩张，都使得他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能维持。20世纪初，欧洲强国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军队规模。然而，德国扩大军队规模竟让许多保守的容克感到心烦意乱。就像一个合格的军官必须是有东普鲁士背景的容克一样，可靠的士兵人选是既无知又顺服的东普鲁士农家小伙子。越来越多的城市士兵候选者来自城市无业游民和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被现代观念污染，他们与容克不同，为容克所不信任。
这种容克与平民之间的紧张对立导致埃里希·鲁登道夫在大战开始前一年丧失了为毛奇做战争策划的工作。鲁登道夫是一个平民新贵，他的父亲靠卖保险为生。他通过分析确信德国必须扩大军队规模，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法国和俄国都增强了国力，施利芬计划需要跟得上形势的变化。于是，他开始要求新建6个集团军。在批准了他要求的一半后，他继续要求另一半。有人让他闭嘴，他不闭，于是他被驱逐出参谋部。这对他是一个打击，因而他将不会成为毛奇军事行动的主管。这份惩罚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触犯了两个痛处。德国政府和军队不想因为军费增长过多和过快而招致国会反对。许多有影响力的容克知道，根本找不到足够数目的容克贵族充满6个军团的职位。于是，大量的平民将被授予权力。德国的军队越大，就越不像容克能继续维持其特有控制的军队。
去职的鲁登道夫离开柏林，去了杜塞尔多夫，他在那里指挥一个非精英团（不给他一个普鲁士警卫团指挥，是对他的另一个打击）。那个替代他的人，几乎毫不费力就获得升迁。埃里希·冯·法金汉，比鲁登道夫大4岁，自1911年被德皇威廉任命为警卫团指挥员以来，一直就是皇帝的红人。一年后被任命为少将，于1913年再次升迁为战争大臣。虽然许多德军将军感到吃惊，但法金汉的升迁可以从他的背景中找到解释。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容克人。他的体形高大、消瘦，有一股傲慢的文雅风度。他成长于东普鲁士的最东端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他的家谱能追溯到12世纪的条顿骑士，他家出过一位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将军。
法金汉是老普鲁士的精粹产品，鲁登道夫与他相比在许多方面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