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皇帝陛下坚持引军东进……陛下的军队将变成一大群手持枪械的暴民。
——赫尔穆斯·冯·毛奇
为什么德国人没有把握住沙皇尼古拉晚上11点钟提出的和平建议？为什么德国人不能像俄国人那样只进行战争动员而承诺不发动进攻？为什么德国人不能等一等，等着俄国向塞尔维亚施压，等着局势迫使奥匈帝国做出明智判断，等着各方达成某种协议？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德国将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因为德国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德军根本不能在进行战争动员后再让军队处于等待状态。这个困难只有德国才有。此时，欧洲各强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如果德国无视这种局面，进行无限期的拖延，德国将丧失先击败法国而后再与俄国作战的机会。这样的拖延，不仅使法国受惠，也使俄国受惠，德国拖延的时间越长，法俄两国的受惠程度就越大。可以理解，德国军队的最高领导层称这样的拖延是疯狂的举动。当德皇威廉提出拖延的想法时，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愤怒得几乎要骂德皇威廉愚蠢。
自从毛奇成为德军总参谋长，他就在制订一个高度保密的双线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名字取自计划的原始作者施利芬将军。不过，是毛奇将这个计划变为德军唯一的作战方案。截至1914年，毛奇沉浸于这个计划中已经有10年之久。此间，他不断修补这个计划，整天冥思苦想如何使这个计划成功。无论他曾做过多少次的修改，这个计划永远保留着一个核心论点：速度就是胜利。德国的任何拖延都是致命的。如果俄国在法国被击败前参战，那也将是致命的。
就是这个原因，对德国人来说，沙皇提出的在战争动员期间不采取刺激性举动的承诺简直是一派胡言。按照定义，俄国的全面战争动员意味着俄军正在集合军队，准备攻击德国。一旦德国准备好在西线进攻法国，俄国的战争动员多进行一天，他们就离在东线发动对德国的攻击的日期近一天。以柏林的视角看，俄国的战争动员是最严重的挑衅行为。沙皇和他的副手们并不十分理解俄国战争动员所具有的内在威胁性。俄国希望用战争动员展示出局势的发展趋势，借以迫使同盟国增大谈判的意愿，但实际上局势的发展违背俄国的愿望。就像所有的强国都不愿看上去软弱一样，德国不愿给世人一个印象，德国是因为害怕俄国的威胁才被迫谈判的。
但是，德国战争动员还有更深层的问题。经过毛奇多年的努力，他把施利芬计划中发动对法国闪电式攻击的想法，从一个可选的攻击方式变成战时必须完成的任务。战争动员后，德军的任何拖延，已经不是一个危险问题，而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能。毛奇及其幕僚们逐渐地丧失了设想局势的能力，他们看不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延迟是明智的。他们的计划变成僵硬得只要战争动员就必须借道卢森堡和比利时后入侵法国。如此僵硬的计划，我们今天都难以置信。
8月1日，德国人终于发现自己陷入陷阱之中。由于没有退路，德军最高领导层只能告诉德皇，沙皇尼古拉正在要求德国做一件德国做不到的事，只有俄国才能避免战争，办法就是同意“双重最后通牒”。
就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第5个星期六的中午，“双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到了，德国没有收到俄国和法国的答复。在毛奇和法金汉的催促下，在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的勉强同意下，德皇威廉签署了一项声明：由于彼得堡当局继续进行战争动员，德国和俄国处于交战状态。这项声明通过电报传给了德国驻俄国大使弗来德里克·冯·普塔莱斯，并指示他必须在下午6点钟时向俄国方面提交（正文要到下午5点45分才到达，然后经译码后交给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
下午，德国驻巴黎大使给法国总理维维安尼打电话询问法国对最后通牒的反应，维维安尼冷冰冰地回答道：“法国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一小时后，法国政府宣布总动员。法军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警告说：“如果法国延后24小时进行总动员，一旦开战，法国将损失10至20英里（约16至32公里）的领土。”在法国宣布总动员后15分钟，德皇威廉也同意战争动员。
德国的战争动员令在下午5点公布。德皇临时拼凑了一个庄严、正式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邀请了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和几位德国资历最高的将军共同见证签字的时刻。他们满眼热泪，相互握手，表达坚定的决心，然后一起等待驻俄国大使普塔莱斯的消息。他们的谈话题目转变为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个题目引发了激烈、混乱的争辩。长着长胡子的海军上将阿尔佛雷德·冯·提尔皮茨（Admiral Alfred von Tirptiz），这位德国公海舰队之父是德英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他认为，此时不必进行战争动员，也不必宣战，应该试一试各种合理的谈判手段。所有人都不同意提尔皮茨的看法，只有德皇威廉的态度模糊不定。不过，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对理由。毛奇和法金汉坚决要求毫不拖延地进行战争动员。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的态度则有突然的转变。此前，他甚至不同意德国进行战争动员，除非能毫无疑问地证实俄国进行了战争动员。此时，他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正式的宣战。”
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闯入屋内，打断众人的争辩。他通知大家驻伦敦大使卡尔·林克瑙斯基送来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由于电报需要解码，所以需要过几分钟才能让大家看到。
提尔皮茨说：“这是推延战争动员的好理由。至少我们应该先知道电报的内容是什么。”
毛奇和法金汉骂道：“垃圾！”两人转身离开屋子走了。他们忙着去视察战争动员的进展情况。
伦敦来的电报不仅重要，而且令人震惊。根据林克瑙斯基的电报描述，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刚给他打来电话，希望讨论一个重大问题。林克瑙斯基在电报里说：“格雷问我能不能向他保证，如果法国在俄国与德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德国将不攻击法国。我告诉他，我能负起保证的责任，格雷将拿我的保证在今天就要召开的英国内阁会议上向英国内阁做出保证。”
听到这个消息，德皇威廉欣喜若狂。贝特曼–霍尔威格也非常高兴。这简直好得难以置信。这是德国外交的一次胜利。现在，德国实际上能不冒风险地制伏俄国，恢复奥匈帝国在欧洲的地位。
毛奇和法金汉立刻被召回皇宫。在把伦敦电报念给他们听后，德皇威廉给毛奇发出新命令：“把军队全都集中到东线去。”
这几个字好像重重地打了毛奇一下。这个毛奇，人称小毛奇，他是德军陆军元帅赫尔穆斯·冯·毛奇（Field Marshal Helmuth von Moltke）的侄子，叔侄同名。1866年，老毛奇带领普鲁士打败奥地利，这一胜利使普鲁士成为众多德意志邦国中的领袖。1870年，老毛奇带领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盟友打败法国。小毛奇在德国军队里地位特殊，就是因为老毛奇的缘故。几乎就是名字的缘故，小毛奇才能成为德军的总参谋长。小毛奇不易激动，总有不安全感，神情阴郁，对未来有一种恐惧感，他相信迅速强大起来的敌人在几年内将会使德国变得绝望。这种恐惧感使他喜欢摆弄预防性战争的概念（俾斯麦曾嘲笑这个概念是“因为害怕死亡而自杀”）。实际上，小毛奇仅仅是说一说这个概念，他从来没有倡导和准备过预防性战争。1914年，他已经是一位67岁的老人，面带沉重的颚骨，一副曾经最引人注目的军人体格现在则堆满了肥肉，刚刚从支气管炎病恢复过来的他显得异常疲倦，身上几乎没有一点儿个人魅力。
不过，没有人怀疑过小毛奇是军事天才。他永远是一个有能力的、尽责的老战士。现在，他根本不敢相信德皇威廉说的话。让德国军队这台巨大的机器停转？把精确得像钟表一样的计划打碎？如何运输？如何给养？如何确定在何处打什么样的仗？转向？向东线进军？停止向西线进军？西线是德国战争动员的全部意义，是德国唯一一块有希望打赢的战场。
小毛奇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开始阐释。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陛下，这是不可能的。部署一支有100万士兵的军队不是一件随意而为的事。它需要整整一年的努力。军队的时间表一旦制定，就不能改变。如果皇帝陛下坚持引军东进，陛下将没有可以发动进攻的部队，陛下的军队将变成一大群手持枪械的暴民。不仅如此，一旦德军转向东线，其背后就是法军已经准备好的62个师，他们正按照早已详细安排好的计划准备攻击德国。英国怎么有可能保证法国不打算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德皇那只枯萎的左手像往常一样紧紧地靠着他的侧身，牛角一般的胡子几乎冲到了眉梢，他以最具伤害性的方式回答小毛奇。
“你的叔叔，”德皇说，“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答案。”
“我非常痛苦，”小毛奇后来回忆说，“我从来不假装能与伟大的陆军元帅叔叔相比。”他试着解释德军的困难，一旦战争动员计划开始实施，有可能将军队向东线调度，但他承担不起停止实施战争动员的军事后果。贝特曼打断了小毛奇说道：“英国所提出的不平常建议是相当正面的，德国应该予以回应，我不能接受不回应的政治后果。”贝特曼的话使小毛奇很不高兴。最后，有了一个折中方案。法金汉把小毛奇拉入旁边一个房间，平静地论证战争动员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减速的。军队肯定可以在卢森堡边境做短暂停留。小毛奇让步了。不过，这个办法只能管几小时，而不是几天。
德国减缓实施战争动员后，将会遇到许多严重问题，比如，那些向前方开拔的部队和火车拥挤在一起引起的交通阻塞，所有作战时间表都被打乱。幸运的是，柏林在遭遇严重问题之前，就发现伦敦传来的好消息是一个复杂的误解。这也许再次验证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规律：特别好的事情往往不是真的。造成误解的原因至今不完全明了。不过，格雷在提出英国和法国保持中立的建议时，他似乎并不是向德国提出一项正式的建议。他可能只是想让所有的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于是扔下一个空泛的念头看一看各方的反应。也许，由于他深深地陷入英国政府内部的争斗之中，又必须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找欧洲大陆危机的解决方案，于是他当时所说的话与所想的事并不一致。不过，他肯定不曾想到过德国人想抓住他的建议，当作一个延后与法国作战而先打败俄国的好机会；相反，他头脑里真正想的，很可能是让德国在西线和东线都处于保守状态，让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先解决争执。
德国驻伦敦大使林克瑙斯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展示出杰出的能力，他对危险的感知异常准确，他具有异常大的勇气说出政府不爱听的意见。也许，他之所以轻信格雷，是因为格雷说出了他最想听到的话。他在1912年还不是驻伦敦大使的时候，就对德皇说：“奥地利政治家对塞尔维亚感到惊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塞尔维亚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在向沿海地区扩张；但是，如果我们冒着即使是微弱的风险去介入他们之间的战争，那么我们也是在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在1914年对事态的感觉更强烈，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老天只赐给狂喜的德皇威廉几小时的时间，供他搬弄自己的宏伟大战略。德国外交部指示林克瑙斯基一定要让英国提供对法国中立的正式保证，考虑到英国需要一些时间做出必要安排，所以把截止时间定在星期一下午7点钟，在此之前德国将不发动进攻。一份发自伦敦的电报，终于让所有的幻想坠落破灭。林克瑙斯基在电报里说：“格雷刚开完内阁会议，他告诉我，德国违反了比利时中立约定，这就使得英国政府难以采取中立的态度。”格雷还说，德国不能做出不入侵比利时的承诺，“导致了不友好的影响”。格雷再一次提出即使德国与俄国开战是否能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维持现状但不动武的问题，但没有承诺中立作为给德国的回报。
总之，格雷满嘴空话。但是，他的话清晰表明英国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将同法国站在一起——特别是当德国借道比利时攻击法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开始大骂英国人都是骗子，借以发泄自己的怒火（他对英国的感情混杂着羡慕、嫉妒、怨恨），他骂了一会儿之后恢复正常，命令小毛奇恢复执行原计划。稍后，他在林克瑙斯基电报的边缘写了一些评注，主要是针对格雷提及的“导致了不友好的影响”这一行字。他写道：“格雷先生是一个虚伪的卑鄙小人，他不敢直接面对自己的自私和错误路线，也不敢公开地面对我们，故意制造假象好像是我们逼迫他去做的。”抛开他幼稚的语言，德皇威廉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德国驻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在下午7点钟左右被带进外交大臣萨索诺夫的办公室。他俩是好朋友，不过，7月的几次见面双方情绪都比较暴烈。普塔莱斯在俄国已经住了7年，对俄国很有好感。像各国首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一样，他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他年纪大了，危机来之前正计划退休，到星期六的时候他几乎都要崩溃了。他用极为平静的口吻询问萨索诺夫俄国是否能同意德国的最后通牒。
萨索诺夫刚与英国大使开完会，他极力说服英国大使相信俄国的战争动员并不意味着战争。从会议中出来，他显得有些过度紧张，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他这个人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现出反复无常的个性。针对普塔莱斯的问题，他只是按照沙皇回答德皇的话重复道：“尽管俄国已经无法停止战争动员，但俄国希望继续谈判。俄国认为避免战争还是有希望的。”
普塔莱斯从口袋中拿出德国的最后通牒，大声读了一遍，读完后他又补充说不同意德国最后通牒的后果极其严重。
萨索诺夫又重复了一遍他刚才的回答。
普塔莱斯也再说了一遍：“不同意德国最后通牒的后果极其严重。”
“我还是那个回答。”萨索诺夫说道。
普塔莱斯从口袋中拿出更多的文件。“如果是这样，先生，我的政府指示我向你提出这份照会。”他手中有两份东西，都是宣战书。不过，第一份用于俄国不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第二份用于俄国给予否定回答。也许是悲痛的力量，或许是他搞混淆了，他把两份照会一起交给了萨索诺夫。然后，他哭了。
萨索诺夫后来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录的。普塔莱斯的回忆稍有不同，他记得是萨索诺夫的眼睛先湿润了。无论实际的次序如何，这两个男人都哭了。他们拥抱在一起。然后，相互推开对方。接着，开始相互指责。
“你们是在犯罪，”萨索诺夫说，“所有国家都会诅咒你们。”
“我们不过是为名誉而战。”
“你们根本没有名誉。”
最后，他们分手离开。萨索诺夫帮助精神好像有些错乱的普塔莱斯走向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