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不会有大战……法国和俄国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德皇威廉二世
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后的第一天，有大量非塞尔维亚人群（定居在波斯尼亚境内的穆斯林、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他们占波斯尼亚大多数人口）举着奥匈帝国的国旗和遇刺斐迪南大公夫妇的遗像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游行。有小流氓团伙攻击塞尔维亚人的生活设施——破坏学校、报社、办公室、旅社。当地一些主要东正教士家里的窗户也被砸坏。大约有50人受伤，有一人死亡。奥匈帝国的其他城市也有游行示威。甚至慕尼黑和柏林也有游行，但规模较小，没有流血冲突，事件很快平息下去。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骚乱比较剧烈。一位奥地利外交官报告说：“塞尔维亚人高兴得相互拥抱。”混乱的人群在城市里游荡。人群一听到有关萨拉热窝的消息，庆祝的喧闹马上变成谩骂。贝尔格莱德的报纸火上浇油，报道说有一万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受伤，并且有塞尔维亚妇女被强奸。一位英国外交官称贝尔格莱德的报纸“行为可耻”，因为所报道的都不是事实。
很容易夸大所发生的这一切。实际上，萨拉热窝的游行仅持续了几小时，维也纳政府也立刻承诺补偿受害者。塞尔维亚政府也做出负责任的举动，说服示威者离去。维也纳很快便恢复平静。由于被刺杀的斐迪南大公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很冷漠、生硬，所以难以获得大众喜爱，几乎没有人为他服丧。一位观察家说：“刺杀事件没有带来什么感受。维也纳人继续听音乐、喝葡萄酒，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家乡下葬，葬礼低调得让斐迪南大公的朋友们生气，皇帝感觉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把葬礼操办好。
虽然奥匈帝国的领导层下决心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但是此时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刺杀发生后48小时，奥匈帝国的领导层非常繁忙，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外交部长贝希托尔德、陆军元帅康拉德、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Istvan Tisza）、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等人，一会儿聚在一起，随后又分散开，过了一会儿再聚在一起，就好像要循环往复一样。他们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要求攻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皇帝约瑟夫则犹豫不决。蒂萨则反对。但是，他们有一点共识：必须先满足一些基本条件，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首先，必须获得德国的支持。没有德国的支持，什么都办不到。奥地利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肯定会引起俄国的担心，维也纳单独没有能力阻止俄国干预。如果俄国动用其巨大的军队干预，奥地利则无法应付。
其次，与匈牙利同舟共济非常重要。这件事挺难。由于哈布斯堡的笨拙安排，没有布达佩斯的同意，维也纳无法开战。匈牙利人肯定对攻击塞尔维亚的兴趣不大。如果攻击塞尔维亚失败，其后果将是一个灾难。但是，以匈牙利人的看法，即使战胜了塞尔维亚也是一件遗憾的事。
最后，只有军队动员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在1914年那个年代进行战争动员是一件困难事，非常麻烦和昂贵，需要按照错综复杂的时间表召集成千上万的后备部队，调度全国的铁路系统运输士兵和给养，把巨大的重型武器设备运送到目的地，往往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编制战争动员计划。维也纳有两个战争动员计划（维也纳一般制订两个计划，一个适于单独对塞尔维亚用兵，另一个适于联合德国对塞尔维亚和俄国用兵）。无论实施哪一个计划，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数以千计的士兵已经回家帮助收割农作物，这种劳作方式在农业机械化前是惯例。康拉德认为，提早将士兵召回可能引起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注意。
还有一个使局势复杂化的偶然因素，法国总统雷蒙德·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é）将在7月20日至7月23日访问俄国。如果奥匈帝国在此期间采取任何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或者进行战争动员，或者发出战争动员的信号，法国和俄国的领袖将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协调反制措施，并以此为契机批准战争同盟。所以，因为奥匈帝国自身的问题，战争动员变得如此缓慢，奥匈帝国的军队到8月中旬才能准备完毕，那时已经离斐迪南大公遇刺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无论奥地利因斐迪南大公遇刺而获得多少同情，到那个时候，大部分同情将消散得无影无踪。
然而，可以立刻去争取德国的支持，这件事不必等待。奥地利人很快发现不必担心德国支持的程度。德皇威廉喜欢斐迪南大公，还常常赞扬他。斐迪南大公理解巴尔干问题的危险性，比康拉德更有控制力、更有思想。德皇及其周围的人员不需要别人提醒就记得，俄国和法国形成了反德国联盟，英国正靠向这个联盟，所以，德国需要奥地利，需要帮助奥地利抵御巴尔干民族主义产生的离心力。与前两年巴尔干战争时的德国相比，此时的德国已经有了更充足的准备来帮助奥地利，德国知道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敌人的实力正在增强。
当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传来时，德皇威廉正在挪威海边他的游艇“流星五号”上。他立刻回到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宫中，准备监视局势的发展。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好监视的。维也纳很平静，世界其他地方也很平静，斐迪南大公遇刺产生的震动已经消散了。事情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楚，刺客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是在贝尔格莱德进行刺杀准备活动。知晓了真相的德皇威廉开始进入一种好战状态。他有一种在外交文书的边缘写评注的习惯，他的评注常常具有戏剧语言的特点。这是他吓唬人的一种方式，一种发挥其军事首脑作用的方式，也是一种让外交官知道他想法的方式。他曾在一个外交照会上评论英国外交大臣时写道：“所以，他是一个虚伪的无赖！”7月初，他收到一份德国驻维也纳大使的电报，大使在电报中说，他本人已经要求奥地利不要过快地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德皇威廉暴跳如雷，他在评注中写道：“撒谎！胡说！谁给他权力那样做？塞尔维亚必须受到惩罚，立刻执行！”
德皇威廉的这番话很快传开来，维也纳的官员也听到了。奥地利人当然很高兴，特别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柏林信息也证实了德国的态度。那位犯错的德国大使亨瑞克·冯·契尔什基（Heinrick von Tschirschky），如今终于知道了德皇不仅要求他采取强硬态度，也要求奥地利人采取强硬态度。实际上，契尔什基本人希望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态度。他与许多普鲁士贵族有类似的看法，德国在欧洲正迅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他害怕奥地利已经虚弱得临近崩溃的地步。他在外交信件中哀叹道：“有多少次我扪心自问，我们值得逼迫自己继续拖曳那个所有关节都吱吱作响的国家吗？”
在7月5日和6日这两天之中，德皇威廉和德国代理外交部长亚瑟·齐默曼（Arthur Zimmemann）分别会见了维也纳派来的特使。会谈中，德皇威廉实际上没有告诉奥地利人应该做什么。他说的都是奥地利人最想听到的：这一次必须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奥地利想要什么帮助，德国就提供什么。奥地利特使在结束了与德皇威廉的会面后总结说：“德皇要求行动不能推延。俄国毫无疑问将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德皇威廉已经为此准备多年，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能避免，我们应该确信我们的老同盟德国将站在我们一边。俄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打仗，俄国在付诸武力前将三思而行。”这份报告就是著名的“空头支票”——错误地判断德国将不惜代价与维也纳站在一起。
奥地利人显然没有认真解释他们何时想采取什么行动。如果有人问，他们很可能会说；事实上，奥地利人既没有说匈牙利人有不同意见，也没有说相关政策和计划仍然悬而未决。德皇和齐默曼，其实也没有认真地问，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的态度上得到印证，因为德国人当时并不认为局势已经严重到必须认真对待的地步。德国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听取了有关奥地利特使来访的会议介绍，并简略地看了弗朗茨·约瑟夫写的一封信和这封信附带的贝希托尔德写的备忘录（主要谈及如何与保加利亚人建立同盟改变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平衡问题，而不是萨拉热窝危机），根据这些信息，他总结说：“我不认为维也纳已经下定了决心。”法金汉和许多同事都认为，很可能只有采取刺激的办法，才能让奥地利人采取行动。
手持着德皇的“空头支票”的奥地利人，此时感到能自由自在地干大事了。他们尽量隐瞒行动计划，不让柏林知道；德国人则不主动过问。奥地利驻柏林的特使甚至没有解释奥地利的一个关键观点，在法国人结束访问彼得堡之前，他们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此时，德国人仍然假定奥地利人将立刻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打击，然后再把所有军队转移到俄国边境。
从今天掌握的有关德皇威廉和他最密切的助手的情况看，这些人在7月初并没有看到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可能性。法金汉怀疑维也纳是否最终会采取行动，他的看法反映了众多德国人的看法，他们根据自身的经验怀疑哈布斯堡王朝是否有能力采取行动拯救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也促使德国人怀疑俄国人的能力，也许这种怀疑中还包含着蔑视的成分。显然，德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俄国人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与俄国在1908年、1912年、1913年危机中的反应截然不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感到自己有能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且是被迫采取行动。德皇威廉刚刚结束与奥地利特使的会面，法金汉便问威廉是否应该进行军事准备，威廉说不。随后，他马上动身返回挪威去玩游艇度假去了。威廉走前对他的海军上将们说：“我认为不会有大战。沙皇的注意力不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上。此外，法国和俄国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此时，德国首相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正在度假。他是一个聪明人，对皇帝极为尽责，但缺少远见。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正在矿泉疗养地度假，甚至没有人召他回来。他患有支气管炎，此时正用洗矿泉澡的办法治病。海军总司令也在矿泉疗养地度假。所以，德国政府和军队的主要人物，分散在各地，根本无法制订或协调战争计划，根本无法对别国的举动做出反应，甚至无法跟踪事态发展。从7月5日至6日的会议记录看，德国领导人对塞尔维亚问题的兴趣不高。相反，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贝希托尔德提出的一个稀奇古怪的计划上，该计划是想利用保加利亚做支点，破坏罗马尼亚与俄国的同盟关系。
在维也纳，德国的承诺被视为最好的消息，大家将注意力转向匈牙利。匈牙利总理蒂萨伯爵成了中心人物。这个说话生硬但政治上机敏的人其实不关心哈布斯堡的存亡，而只关心匈牙利是否能获得利益。蒂萨反对奥匈帝国为拉进塞尔维亚而扩容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曾警告弗朗茨·约瑟夫别朝那个方向走，否则匈牙利将会有内战（康拉德似乎永远处于战斗状态，他反驳说，奥地利在痛打塞尔维亚后，很有可能不得不痛打匈牙利）。
贝希托尔德于7月7日召集了一次奥匈帝国的内阁会议，商讨如何能“彻底制止塞尔维亚人的阴谋”。贝希托尔德希望会议能批准一个行动计划。正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蒂萨反对过激行动。他试图将内阁成员的注意力转移到贝希托尔德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计划上去（大战前东欧外交阴谋的典型做法，很难用简单的方式解释）。他发现内阁成员只想采取与塞尔维亚摊牌的做法，对长期投机冒险不感兴趣，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拖延时间。他坚持目前不宜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他需要找机会向弗朗茨·约瑟夫提交一份备忘录，借以解释自己的反对意见。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此时正在度假。贝希托尔德和其他内阁成员只能作罢。蒂萨毕竟是匈牙利政府的领导，不能忽视。
奥匈内阁成员重点讨论了是否应该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阁员们意见一致。有争议的是：是否应该提出合理的要求，以便让塞尔维亚能接受并采取补救行动。蒂萨再一次持与其他内阁成员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要求也许应该苛刻，但是不能是他们不能实现的。如果塞尔维亚接受我们的要求，这应该算是我们的外交胜利。”“这种胜利，”他继续说，“肯定能改善形势，创造一个在巴尔干半岛推行有利政策的机会。”“如果超越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他警告说，“将面临欧洲大战的可怕灾难。”
没有内阁成员愿意按照蒂萨的建议去做。奥匈帝国的战争大臣回答道：“外交胜利没有用途，别人会认为我们软弱。”根据会议记录，除了蒂萨之外的所有人都同意一个结论：“也许能用纯外交手段痛快地羞辱塞尔维亚，但这样的外交手段毫无价值。”因而，内阁成员最终决定：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严厉要求，使得塞尔维亚无法接受。
这样的决定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奥匈帝国侵入塞尔维亚后，肯定能毫无悬念地将其打败。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置被打败的塞尔维亚。蒂萨认为，塞尔维亚的国土将被削减，但不能被彻底吞并。内阁成员都同意蒂萨的看法，这也许是因为蒂萨提出的理由有力的缘故。蒂萨说：“俄国宁愿战死也不允许这个结果发生。”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削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都能分得一部分塞尔维亚的土地。剩下的部分，应该是奥匈帝国的一个自治卫星国。贝希托尔德再次表现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特点，他认为他能既摧毁塞尔维亚又能让俄国和世界相信维也纳不想要塞尔维亚的一寸土地。
内阁会议纪要记载了内阁成员近乎绝望的情绪。他们非常害怕塞尔维亚——他们认为，如果不压服塞尔维亚，则不可能阻止南斯拉夫臣民拼命挣脱哈布斯堡控制的企图。在讨论中，他们对其他大国可能的反应竟不予关注，甚至德国的反应也没有给予合适的关注，他们讨论得如此偏颇实在是令人震惊。会议开始时，贝希托尔德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没有预先的外交努力，他与康拉德想要的致命打击是不可能的。他心目中的预先外交努力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德国保证给予支持就行，而他此时已经获得了德国的保证。内阁既没有看出及时向德国通报的明智性，也没有突破一个狭隘的假定——只要不吞并塞尔维亚，俄国就不会干预。所以，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如何应付俄国未来有可能的干预。更不幸的是，他们仅强调行动要秘密。为了实现秘密性、突然性、欺诈性，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甚至不打算把秘密告诉德国，隐瞒奥匈的真实计划是要用武力肢解塞尔维亚。相反，他们用不断的谎言使欧洲强国相信，奥地利不想要塞尔维亚的土地。即使是蒂萨最终也同意这种方式，会议快要结束时，他对其他内阁成员说：“我急于让步，我打算同意向塞尔维亚提出极度苛刻的要求，但是切记不能让其他欧洲强国看出我们是在故意刁难。”蒂萨的转变说明，维也纳的实际企图就是欺骗其他欧洲强国。对德国保密的结果是不幸的。他们一直蒙蔽德国政府不让其理解维也纳的真实意图，待到真的告诉德国政府的时候，却已经太晚了。对俄国保密是灾难的。奥地利人的口是心非是根本原因。当俄国人最终知道了奥地利的企图后，俄国人感到震惊，变得恐慌，认为已经被奥地利人出卖。
此次内阁会议之后，奥匈帝国进入一段寂静的等待期。为了秘密，奥匈军队甚至都没有开始备战行动。康拉德对此都感到惊愕。蒂萨继续让人讨厌。他在刚开完内阁会议的第二天，就写信警告弗朗茨·约瑟夫：“以人的常理推测，攻击塞尔维亚将导致俄国干预，从而引发世界大战。”他又恢复了原有态度：给塞尔维亚的要求应该“苛刻，但必须有可能实现，如果塞尔维亚拒绝，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贝希托尔德正忙于草拟给塞尔维亚的要求，不愿搭理蒂萨。
7月13日，维也纳驻柏林大使向国内汇报说，德国对维也纳不采取行动感到越来越紧张。贝希托尔德对此报告仍然不理睬。第二天，当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提要求时使用“最后通牒”这一名词时，贝希托尔德愉快地妥协了。要求草案的新题目是“有时间限制的照会”。新名和旧名听上去有差别，但本质一样，贝希托尔德感到没有损失什么。维也纳规定塞尔维亚必须在48小时内答复，但是没有说明如果答复不满意维也纳可能的反应。在训令的指导下，维也纳的驻外大使们向俄国保证维也纳没有策划什么值得担忧的东西，甚至德国也获得类似的保证。贝希托尔德再一次表现出过度的聪明，他不仅欺骗朋友，也欺骗可能的敌人。
7月19日，维也纳内阁再次开会，评审贝希托尔德草拟的照会，之后给予批准。这个照会包括10条要求。至少一半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然而，有几条可解释为要求塞尔维亚拿国家主权做交易。其中有一条款，要求奥地利直接参与对刺杀斐迪南大公案件的调查和相关内部事宜，就是这一条引起塞尔维亚的极大反对。这样的条款，招致塞尔维亚的拒绝几乎不可避免。奥匈内阁决定，贝希托尔德应该在7月23日法国总统离开彼得堡后立刻提交给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总理。蒂萨不再反对。德国给予的承诺冲淡了他的警告，此外他开始把塞尔维亚——更确切地说是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的友谊关系——看作对匈牙利控制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威胁。这个地区有大量的罗马尼亚人口，他们越来越不安分，想与其真正的祖国统一。
向塞尔维亚提交外交照会的日子是7月23日，星期四，提交过程出现一些错误，有点儿像是一幕忧愁的小喜剧。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早就被告知有维也纳文书将至，但他必须离开贝尔格莱德去塞尔维亚新近成立的一个省份做选举活动。他的外交大臣在得知下午6点有奥地利大使拜访时，试图用电报与他联络，发出的电报没有回音。
维也纳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吉塞尔·冯·吉塞尔林根（Giesl von Gieslingen），是一位男爵，他也相信与塞尔维亚之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盼望早日开战。他被带去见塞尔维亚外交大臣时，这位部长既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法语，必须有翻译员在场。吉塞尔开始读政府照会，照会很长，开头就抱怨塞尔维亚的行为不能容忍，而今后就更不能容忍。他读得很慢，频频停顿，以便让翻译员能听清楚。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听着听着，有些警觉起来，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打断吉塞尔念照会，他通过翻译员抱怨他无法接受如此重要的政府间通信，只有首相才能处理。不耐烦的吉塞尔说既然如此，他只能把照会留下，然后离开。吉塞尔临走时说：“只有无条件接受才能满足奥地利，塞尔维亚必须在星期六的下午6点前答复。”
除了俄国外，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的新闻在各国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遥远的英国，《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引发暴力危机，英国政府正受困其中，没有多余的注意力留给巴尔干问题。对塞尔维亚从来不友好的英国报纸，慷慨大方地谈论奥地利的要求，称这些要求合适和负责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只是建议最后期限应该后延。
法国的兴趣更小。总统普恩加来，刚结束与沙皇尼古拉及其部长的会面，正在彼得堡至法国的海面上航行。法国巴黎的公众和政府正注视一桩新近发生的丑闻，前任总理的妻子枪杀了一名报社编辑。
柏林也很安静。德皇威廉刚从夏季航海休假中返回，一直都不知道奥地利照会这回事，他还是从挪威报纸上看到的相关报道。可以理解，他对德国外交部没有通知这件事感到愤怒。他开始表示出严重的关切。他建议取消德国公海舰队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计划。不过，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取消了自己的建议。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要求他不要第二次中断度假。德皇威廉拒绝了，起程回家。
德皇威廉此时并不知道奥地利照会的内容。柏林请求获得奥地利照会的副本。7月22日，离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交照会的实际时间不到24小时，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得到一份不完整的副本，随同该副本提供的信息也未提及奥地利早已决定不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一事。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不愿花费时间读所获得的副本。维也纳以前没有咨询过柏林，此时更没有时间回答质疑问题或应付反对意见，而且最有质疑权的德皇威廉甚至比任何人知道得都要少。这是贝希托尔德蓄意设计的结果。在克服蒂萨的反对意见和二元帝国的二元致命官僚惯性后，他成功地推动政府采取行动，并决心不让枝节问题干扰事态发展。因此，他继续维持早先的谎言。他不仅对俄国政府隐瞒他的外交照会的严肃性，也积极误导俄国的期望。他根本没有帮助欧洲的报纸或者说欧洲公众去理解为什么奥地利最终要采取行动。他几乎没有透露维也纳已经搞清刺杀计划来自贝尔格莱德，也没有透露有塞尔维亚官员涉案的嫌疑。维也纳没有公开指责贝尔格莱德调查刺杀不力。所以，当维也纳照会的新闻横扫欧洲大陆时，它所带来的震动要超过萨拉热窝刺杀发生后奥地利立刻入侵塞尔维亚所能引发的震动。截至7月23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已经过去了三周有半。人们的情绪已经冷却，大家早就开始操心其他事物。没有人认为，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是一次值得用武力去报复的罪行。
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政府照会的消息传到彼得堡，雄辩机智的俄国外交大臣赛奇·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听后大为恼怒。他有许多抱怨，其一，自己被欺骗了；其二，俄国竟然不能帮助受辱的塞尔维亚；其三，奥地利在不了解德国意愿、没获得德国批准的情况下，不应该提交照会；其四，德国和奥地利肯定正在阴谋策划将俄国赶出巴尔干。他对奥地利大使说：“你们正在火烧欧洲！”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摄政王子向沙皇尼古拉发电报，请求提供帮助。
俄国怎么可能不帮助塞尔维亚？有人告诉沙皇尼古拉，他的臣民不会允许再一次抛弃南斯拉夫兄弟。俄国将蒙羞受辱，将在巴尔干失去朋友，将在欧洲失去尊重。如此大的失败将有可能触发比1905年更加严重的革命。
答案非常明显。如果俄国表现出足够的强硬，或许奥地利将退让。7月24日，星期五，奥地利发出外交照会的第二天，塞尔维亚给以答复的前一天，萨索诺夫让俄军参谋总长开始战争动员。
就在这个时刻，一次巴尔干危机转化为一次欧洲危机。
背景：霍亨索伦王室
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是个喜欢炫耀自己的怪人，他常炫耀自己收藏的300多套军装，他高兴的时候一天能换装十几次。有一则在柏林兜圈子流行的笑话：他不挂上海军上将徽章就不逛养鱼池，不打扮成英国陆军元帅的样子就不吃葡萄干布丁。他在1914年时已经有50多岁了，统治德国已经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可是他仍然保留着一股孩子气。许多人宣誓效忠于他，却觉得他既不成熟也不可靠，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威廉是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 family）中第三个登上德国皇位的人；第二个只在皇位上坐了几个月。与哈布斯堡家族不同，霍亨索伦家族在1914年正处于上升时期，这个家族所统治的国家也正处于上升时期。在过去的500多年中，霍亨索伦家族曾有几次濒临毁灭的边缘，但仍然保持着上升的姿态。这个家族，从一个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卑贱家族出发，缓慢地超越欧洲所有拥有更长历史、更加宏大的王朝，建立了欧洲的顶级王朝。与哈布斯堡家族相比，这个家族表现得更加精力充沛，更加好战，其崛起的过程并不是依靠婚姻，而是主要依靠武力和机智。他们的辉煌之处，不仅在于能统治其他国家，还在于能创造国家来接受他们的统治。不夸张地说，才华横溢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帮助霍亨索伦家族创造出现代德国。几个世纪前，这个家族创造出了普鲁士（Prussia），这是一个完全人造的国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第一个享受名气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是腓特烈伯爵（Count Friedrich），他在15世纪初时仅是个二流贵族。后来，他想办法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任命他为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的总督，这个地方就在德国北部城市柏林附近。腓特烈的新职位是一个有权推选新皇帝、可以世袭的选帝侯。他的后代传人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向东扩张获得大片被称为“普鲁士”的荒野之地。
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在公元1200年的时候，条顿骑士团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引入了基督教。当新教徒倡导的宗教改革横扫德国北部的时候，条顿骑士团的领袖正好是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他的名字叫艾伯特。1525年，艾伯特做了一件当时大部分贵族都做的事：宣布自己是新教徒。他同时还宣布普鲁士为公国，接着他又令人吃惊地宣布自己就是这个公国的公爵。仅两代人的工夫，霍亨索伦家族的艾伯特所建立的小公国就断子绝孙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小公国的女性继承人被别人安排与她的表哥结婚，这位表哥是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地区的选帝侯（肯定要通过哈布斯堡家族的批准）。
17世纪的前半部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低潮期。勃兰登堡在北欧战争中是战败方，有一段时间还被瑞典人占领。勃兰登堡总督腓特烈·威廉带回了家族的好时光，他被称为“大选帝侯”。从1640年到1688年间，他创立并培训了一支雄伟的军队，这支军队成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标志，后来这支军队引得拿破仑说普鲁士人都是由炮弹孵化出的。腓特烈·威廉将勃兰登堡变成德意志众多邦国中最强大的新教国家，仅次于南部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
1701年，哈布斯堡的神圣罗马皇帝想争夺西班牙的继承权，他急需勃兰登堡的帮助，勃兰登堡的军队虽然小，但非常强悍。霍亨索伦家族当时在位的选帝侯也叫腓特烈（霍亨索伦家族给儿子们起名字十分拘谨），他为出兵帮忙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授予一个王位做回报。皇帝感到困难，但是皇帝实在太需要霍亨索伦家族军队的帮助了，于是就构想出一个新安排。皇帝决定腓特烈可以有一个王国，但是，这个王国根据复杂的帝国规章制度又不能叫勃兰登堡，只能叫普鲁士。规章制度还要求，尽管腓特烈不能是普鲁士的国王，但是可以让他在普鲁士这个地方把自己打扮得像国王一样。这也许是想象中最低标准的国王，这种安排让腓特烈的社会地位显得有些荒谬。然而，腓特烈认为这离真正王位又近了一步，所以答应了。他成为腓特烈一世，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君主。
两代后，霍亨索伦家族成为真正的普鲁士王。这个变化发生在欧洲历史上最光辉的统治者之一腓特烈二世之下，他在33岁时就被称为“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很难用几段文字说清楚。繁话简说，他是一个作家，会谱曲，他谱的曲至今人们还在演奏。根据包括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在内的多位哲学家的判断，他是一位国王哲学家（伏尔泰长期是他宫中的座上常客，两人由于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竟演化为相互鄙视）。在欧洲众多君王中，他第一个废除宗教歧视，第一个废除新闻审查制度，第一个废除刑讯逼供。他是一个渴望荣耀的勇敢冒险者，要不是有运气，他和他的王国早就被消灭了。他有许多天赋，军事天赋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生涯中，他曾几次陷入摇摇欲坠之中，几乎落得彻底失败。有一次，他竟然敢跟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同时开战。在经历了数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之后，他将普鲁士提升为欧洲强国之一。他把霍亨索伦家族变成欧洲最主要的王朝之一，但是他却不愿为自己生一个孩子。他死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1786年，王冠传给了一位毫无才华的侄子。
拿破仑发动战争，销毁了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成就。普鲁士溃败了，成为法国的附庸。拿破仑的多次胜利，次次羞辱了德意志邦国，但拿破仑也引燃了德意志邦国的民族主义。在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后，德意志邦国起义了。此时的普鲁士军队像往昔一样具有杀伤力，在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中，成为击败法国人的主要力量。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有一名亲王在带领骑兵冲向敌阵时牺牲。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普鲁士的欧洲强国地位，但是，维也纳会议也规定，普鲁士东部的一些土地划分给俄国和奥地利，在西部获得一些新土地作为补偿。因此，普鲁士变成臣民是清一色德意志人的强国。这个变化对普鲁士非常有利，此时的世界，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散居各地的德意志人开始谈论统一大业。有待回答的最大的问题是：应该让奥地利领导一个大德意志人的国家，还是应该将有数百万非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剔除出去，形成一个较小一些的德意志人的国家。
在拿破仑战败后的一个世纪里，霍亨索伦家族获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1864年，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从丹麦人手中抢回了有争议的什勒斯威格（Schleswig）和霍斯坦（Holstein）。两年后，德国战胜奥地利，无可争议地获得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地位。此时的霍亨索伦家族，控制着德国北部地区，南面与法国接壤，包括三分之二的非奥地利控制的德意志地区。1870年，陷入政治困境的拿破仑三世急于找到扭转自己命运的方法，俾斯麦诱使他愚蠢地向德国宣战。此时，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早已准备好，而且奥地利还以非德意志国家身份加入同盟。他们在色当以震惊世界的方式粉碎了法国军队。在凡尔赛宫的镜厅，聚集在一起的德意志亲王们宣布成立一个新德意志帝国，这是一个联邦式的帝国，其内部的成员包括：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伍腾堡，这些邦国还能继续保留自己的国王。在这些国王之上是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
德意志亲王们把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两个省看作战利品从法国夺回。这两个省在经济上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是，许多德意志人认为，这两个省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在两个世纪之前从德意志人手中夺走的德意志领土。帮助普鲁士在10年的时间里崛起的总设计师俾斯麦，预见到法国绝对不会原谅如此巨大的损失。他预言，德国为了保住这两个省，有可能在半个世纪后与法国再打一场战争。像往常那样，他说对了。但是，虽然他有正确的预言，却并未努力阻止德国吞并这两个省。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统治者。他很公开地表示自己对这种迁升感到不快活，甚至有些愠怒。按照他的意见，普鲁士国王才是男人一生追求的最伟大的荣誉。但是，帝国需要皇帝，他别无选择。他接受新的头衔，同时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而且普鲁士继续维持其独立国家的状态，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已经有几个世纪历史的普鲁士容克（Junker）贵族精英将继续主导国家的政治，容克的儿子进入军队和民政部门。这些容克贵族宣誓效忠的是他们的国王，而不是他们的国家。
霍亨索伦家族在1871年站到了欧洲的巅峰。外表冷漠的德皇威廉一世，做事非常井然有序，柏林人习惯于根据他出现在窗前的时刻设定自己的表针。他统治着欧洲最强大的、最具活力的国家。他有一位值得钦佩的皇位继承人：他的儿子皇储弗雷德里克（Crown Prince Frederick）。这位皇储是一位忠诚、有才干的年轻人，他继承了家族几百年的传统，带兵冲锋陷阵，为创立帝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因此而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和一个陆军元帅指挥棒。皇储与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大女儿拥有幸福的婚姻。皇储的妻子是一位有着严肃思想的年轻女性，在她的劝说下，皇储决定在继位后将以英国为榜样把德国改造成一个民主的君主制国家。他俩又为霍亨索伦家族生出一代新接班人。他俩的大儿子取了爷爷的名。然而，这个男孩的左臂因病而枯萎，失去手臂的正常功能——这对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的继承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缺陷——不过，他在其他方面均健康，人也不笨。当他的爷爷成为德国皇帝的时候，这个名叫威廉的男孩才12岁，他的父亲也不过40岁上下。17年后，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威廉，决心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值得钦佩的最高军事首脑。这个威廉，就是德皇威廉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