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姐姐蜜丝有本战时日记存在，是1945年一个暴风席卷的夜晚，我正被困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之间的高速公路上。我的吉普车坏了，需要在黎明前赶回纽伦堡。我站着，全身都湿透了，不停地颤抖，伸着手，试着靠竖个拇指来拦辆顺风车。后来是一辆很大的美国军车在我面前来了个急刹车，一个胖乎乎的有着粉色脸庞的陆军少校倾了身子，开门，示意我爬进去。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要身份证，说想检查一下。认真地审视了一会儿，接着他读出了我的名字，然后转身，怀疑地看着我，嚷嚷道：“瓦西里奇科夫？你和蜜丝·瓦西里奇科夫是有什么关系吗？”“是的，她是我姐姐。怎么了？”“那你穿着美军制服干什么？”因为我当时正穿着规定的工装绿，还带着一个三角形的为美国军队服务的文职人员徽章，我解释道我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工作。“这怎么可能呢？你的姐姐不是在纳粹外交部上班吗？”“是啊。那又怎么样？不过你是怎么知道她的？”“我之前读过她的日记，那是关于战争的记录里最被高估的一个！”接着，更讨厌的开始了：“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做到在这种家庭背景下还穿着我们美军的制服的，这是到了纽伦堡之后我要立马调查的第一件事情！”他把身子转了回去，我们没再多说一句话。最后，在那个我被安排住宿的传说中的“大酒店”，他怀着明显的厌恶之情把我放下了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向陆军少将汤姆·霍奇斯报告了昨天的经历。汤姆是一位受勋的老兵，我们本地情报中心的领导。我对他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他碰巧还是我未来姐夫、上尉彼得·哈恩登的朋友和前同事。军队，尤其是情报部门，不喜欢被外人干涉自己的内务，因此我那位胖胖的陆军少校（他显然从未听过挑衅的枪声）很快被警告少管闲事，关于此我并没有再听到更多事情。但是他提到过的蜜丝日记强烈地激起了我的好奇。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将会和这本日记密切相关。
我待在战乱的柏林的那一年，住在姐姐的房子里。我常常可以看到她在专心敲打她的打字机，并经常小声咕哝着什么。她时不时会给我讲讲她的打字稿并对之发表一些看法。她的日记内容有时候听起来很有趣，有时候又很搞笑，有时候又非常恐怖，但总是生动的。然后我离开柏林去了巴黎，蜜丝也曾短暂探望过我。但是后来，我们的人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直到那一次，在那刚被占领的德国，大雨冲刷过的高速公路上，我邂逅了那个胖胖的陆军少校，我们的人生重新发生了联系。那次之后，我去慕尼黑拜访她和彼得，她给我读了她的日记。虽然那还是最初的草稿的形式，但我立即着了迷。不过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使她确信，这是多么独特的一份文献，是多么需要被出版的东西。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姐姐临死前，她叫我在日记里添上一些必要的历史背景和注释。她因为疾病而太过虚弱，已不能亲手做这些了。
为了弄清楚战争期间和战后，蜜丝在日记里提到的各个“英雄”和“恶棍”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曾散发过一个简短的问卷。而得到的反应却很出人意料。一位至关重要的见证人（日记里无数次提到过的）“西西”·维尔切克女伯爵，在战争临近尾声时飞去了维也纳，和蜜丝一起驻守那个靠近格蒙登的医院。因为生病和饥饿，蜜丝中断了她的日记写作，四个月后才重新开始。西西是唯一一个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的人。我等她的答复等了几周，却完全没有音讯！接着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西西正犹豫不决：“当然，我非常愿意帮忙，但是乔治并没有意识到我从没写过任何东西，甚至是信！”我去信解释现在只要写写最简要的草稿。后来，我便收到了数页文字，完全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它几乎未经编辑，被逐字照录在这本书里。
过了好几个月，我还是没有收到来自托尼·绍尔马男爵的回复，我曾与他在战乱的柏林匆匆见过一面，在1944年那个重要的夏天里，他是蜜丝最勇敢无畏的朋友。我听说他幸存了下来，并和“基卡”·冯·施图姆（蜜丝的另外一个圈子）的妹妹结了婚，住在奥地利的一个农场里。他同样也是数月都没有回信。接着，有一天他突然从苏格兰给我打电话——他和妻子正在那儿捕猎松鸡。我们约定等他返程时在伦敦见面。他为他自己的沉默道了歉，接着说：“但是你看到了，乔治，你的信让我非常心烦意乱，起初我甚至不想答复……”“但是为什么？蜜丝总是用最热烈的字眼写你。事实上，你确实是‘七月密谋’事件里的英雄之一！”“谢谢，但是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你瞧，当恐怖事件结束后，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它们都扔在脑后，再也不想了，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接着你一来，全部给搅浑了！但是后来我对自己说：“如果是蜜丝叫我做这个的话，我该怎么拒绝呢？而现在她都不在了，我更不能拒绝啊……因此，乔治，开始吧！”他的话被用在了蜜丝作品的后记里。
另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就给予我一切帮助和支持的是哈索·冯·埃茨多夫男爵。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一战”老兵，战后他加入了外交部，被任命为上将弗朗茨·哈尔德的联络官—哈尔德是希特勒的总参谋长，但他本人完全反对独裁头子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蜜丝提到哈索“据说是一个可靠的人”。在密谋破灭之后，他曾在街上遇到她，把她带去一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大楼，警告她要格外小心，因为“搜捕已经开始了”，即便只是和密谋者略有关系的人也都有被捕的危险。他自己幸免于难真是个奇迹。他在被任命为热那亚的总领事后，急忙赶到了那个地方，却莫名其妙地“被遗忘了”。“二战”后，他升任国家驻外事务处的要职。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是波恩的驻英大使。他非常乐于给我提供介绍、建议和帮助，并且邀请我去他那迷人的慕尼黑郊外度假小屋中拜访。到了那儿，他一边饮着美酒，一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反纳粹抵抗行动和他知道的抵抗者们的趣事。我记得他说过关于他的前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的一件事。显而易见，他们过从甚密，哈索男爵甚至一直力劝哈尔德把很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你确信他（希特勒）最后会毁掉德国。你每天都看见这个人。你从来不会被搜查。你为什么不直接拔出你的手枪然后把他崩了呢？”“我知道，”哈尔德回答道，“但是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这种老派的德国军官，不是被训练来刺杀自己的领袖的！”哈索补充道：“很有道理，你说的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军队。把我们训练成杀人机器，这不是犯罪！但想要干掉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这个刽子手还碰巧是我们的‘元首’，这就是犯罪！”哈索苦笑着。我后来也没再见过哈索。但是我送了他蜜丝的书，这使他高兴。
在德国，《柏林记忆》仍旧在席德勒和贝塔斯曼的书单上，我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他们曾委派能力出众、学识渊博的卡尔劳夫博士来编辑这本书的德语版。
尽管他见解开明，我却与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蜜丝写到过军人名誉调查法庭在“七月密谋”之后，匆忙地驱逐施陶芬贝格伯爵和其他参与过这个密谋的军人，于是把他们移交给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弗赖斯勒和刽子手们。我在评注里，曾指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是他们的首长。卡尔劳夫删去了他的名字。“为什么？”我问。他解释说伦德施泰特在今天的德国仍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这样的一条提示可能会使很多读者震惊。当时我就炸了：“这是政治审查，我永远都不会接受！要么保留他的名字，要么我收回这份手稿！”不用说，陆军元帅的名字留了下来——也因此被画上了应有的污点。
在巴黎，我遇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典型法国式问题。他们的翻译其实不差，但是他们总是会抱怨“ce n’est pas du bon Français’”，意思是蜜丝的写作风格不够“文艺”。我尝试解释她的风格在任何语言里都不是“文艺”的，即使在英语里也不是，但这就是她思考、讲话和书写的方式，而这种自然的感觉也正是这本书的魅力之一。最后，直到另外一个编辑接手了这本书才弄好。
在俄国，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后苏联”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1994年秋出版的俄文版是所有版本中最重要的。俄国人打了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成就最辉煌的一场仗。他们会对一个在他们的苦难岁月中，跑到敌国外交部工作的俄国年轻人作何反应呢？我重写了俄文版的简介来解释蜜丝的困境。我想，最重要的是她主张“人的尊严”，而这又何尝有国别。这就是为什么纳粹主义不能被她接受，为什么反纳粹的抵抗者们亲近她，向她吐露密谋暗杀希特勒这种秘密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50年后她仍旧吸引着读者的原因。
我并不用担心，俄国的评论家们毫无偏见、通情达理，有些甚至满腔热忱。更甚的是，他们对于《柏林记忆》的同情态度，也延伸到了蜜丝正直的德国好友和同事那儿去。这让她当初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出版。
1987年，当我带着我自己的子女和蜜丝的孩子们一块儿去柏林推出德文版的《柏林记忆》时，我们挨个拜访了两个“柏林”——这个城市仍然是分裂的——去她写过的各个地方看看。我们从“恐怖”开始——设立在班德勒街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密谋者曾占领了那儿数个小时；威廉街就是恺撒和独裁头子希特勒曾把他们的国家带至灾难的地方；还有莱特街监狱，入狱的抵抗者被暂时搁置，等着转到法官弗赖斯勒的“人民法院”去；还有普罗增西监狱，他们被绞死的地方。尽管由于盟军的轰炸及其后苏联红军的大批涌入破坏了很多地方，蜜丝之前居住和工作的很多地方都已被重建，但把她的日记当作导览，我们仍能够将她50多年前看到的东西重现脑海。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大厦所在的班德勒街现在是一个现代办公区。但是庭院里一个纪念碑提醒了人们，在这儿，被一排车前灯照亮的地方，伤势严重的施陶芬贝格伯爵还有他的同胞们被射杀。
穿过河，沃伊什街边上有个小广场，那个格斯多夫的别墅还仍旧存在，现在是一个给巴尔干岛的学生们住的破败的小旅店。在1941年到1942年间，我逃去巴黎之前的一段时间，曾在这里暂住。
大部分邻里的街区都被铲平重建，但是她经常提到的动物园城郊火车站却仍一直开着。依然矗立在那条大道上的还有那栋蜜丝曾和塔蒂阿娜合住过的一楼公寓，后来她在那儿先后接待过我和爸爸。但是霍斯特曼在施泰因广场附近的那所温馨的房子已经没有了，过去我经常在那儿吃饭和跳舞。蒂尔加滕公园附近那些可爱的大房子也都没了，我们曾常常在那一带的外交招待会上狼吞虎咽。蒂尔加滕公园本身已沦为一片不毛之地，而孤零零地仍旧树立在那儿的，就是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伴随着瞭望塔台，还有纪念那些当年尝试越过它而被枪杀的人们的十字架，因在很多惊悚片里出现过而变得很有名的“查理检查站”仍然在运作，我们数次穿过它到东柏林，只是为了找找感觉。从那儿开始我们沿着已然荒废的威廉街走，它是当年大部分纳粹政府部门所在地。往左走，就到了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我们看了一眼盖世太保的前指挥部以及它的地下拷问室。再往前，是一个用铁丝网围篱挡住的门径，通往希特勒曾经威严的总理府遗迹，希特勒曾在那儿施展着征服欧洲的蓝图，而最后一切都结束于灾难。在有“柏林的香榭丽舍大街”之称的菩提树下大街，正对着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曾坐落着蜜丝经常提到的阿德隆旅馆，它是最后一个遗留着“柏林社会”风尚的酒吧，曾大受欢迎。我尝试拍摄它，却被多管闲事的民主德国警察追捕。
令人生畏的莱特街红砖监狱（或者说就像它正式为人所知的名字莫阿比特）也同样幸存。往后面略微高耸的地方一站，我往下看到了三个庭院，我尝试着辨认哪个是蜜丝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曾经携她们珍贵的食物包裹站过的地方。但是那所监狱有三翼，每翼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绿色喷漆钢门。哪一个是她们徘徊过的，蜜丝没有说明。
普罗增西监狱的北边深处现在是个纪念中心。只有当你穿过那扇精心制作的门时，你才会看到那栋双子低楼的左侧原先的健身房，它曾被当作死刑执行室。第一间屋子的墙壁已被涂抹修复，挂上了这个场地不同时期的照片，上百个受害者曾在这儿等待被砍头或登上隔壁屋的绞刑架。对于希特勒来说，花力气发明新奇的受刑方法，增加那些胆敢违逆他意愿的人的痛苦，让他们的死法变得多种多样，从来都不是什么亏本买卖：有的人他下令用中世纪斧刑砍头处决，有的要被放上小型断头台，对于那些他最讨厌的人——“七月密谋”的参与者——会被用挂肉钩上吊着的钢琴琴弦慢慢勒死，并用拍摄新闻短片的摄影机来记录他们临死的痛苦挣扎。在隔壁的死刑执行室，那些绞死和勒死他们的带着挂钩的横梁仍然在那儿。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酸楚的纪念，结果围绕在周围的花圈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些在此丧生的人们是德国最棒的男人和女人们。
我们再次进入东柏林，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出发，它像这个城市的其他部分一样曾被炸毁，而已然被翻修得焕然一新，少数商店已尝试使用西式风格的橱窗陈设。曾设在这儿的俄国——后来是苏联大使馆，加速了整个邻里街区的重建，也因为东柏林最好的酒店和饭馆也在附近。一如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惯作风，那些在大道更深处的一流博物馆，是最早重新开放并重新挤满游客的一批建筑。相反的是，柏林最漂亮的一座教堂最近才刚刚重新开放，我们在那儿听了一场极其华丽的管风琴演奏会。在附近柏林大学的附属楼——1941—1942年间我曾在这儿短暂地学习过一段时间，我听了一场极其迷人又暧昧的关于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讲座。豪斯霍费尔曾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密友，但同时也是一位秘密的抵抗者，他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就是在莱特街监狱等待被执行死刑时写的，它已经成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典范。
菩提树下大街的下西区尽头，从博物馆再往前走，耸立着柏林警察局总部深褐色的巨大残骸。蜜丝曾去这儿拜访过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伯爵。他参与了反希特勒的密谋。他是一个老兵，曾任“褐衫军”副总指挥，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伯爵是密友。他曾试图请蜜丝当他的私人秘书，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她可靠。蜜丝非常明智地始终拒绝明确表态。接着“七月密谋”失败，海尔多夫被捕并被处决。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波兰东部地区遭受蹂躏，考那斯的英国公使馆（我们曾住过的地方）收留了络绎不绝的波兰难民。代办托马斯·普雷斯顿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密友，他们叫我们帮忙照顾难民。有一天我在分发饮料时，发现新来了一个人——一位漂亮优雅、穿着白裙子的年轻女士。她看起来点不着她的烟，也拿不了杯子，因为她的手缠着绷带。她说，她带着她的三个小男孩，从波兰东部的房子一路驾着马车，刚刚才到这儿，路上，指间的缰绳割伤了她的手。她看起来非常腼腆，还有一点儿不知所措，从那时起，我从没忘记过她。我去普雷斯顿家看过她好几次，后来听说她从瑞典去了英国。
差不多50年后，伦敦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主办人是波兰人，那里当然也有很多他的同胞。一对被称为萨皮耶哈亲王及王妃的俊美年长夫妇走进了房间，在人群中四处走动寒暄。当那位女士走过来时，我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直觉：“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没有吧。我不这么认为……”“1939年9月，在考那斯？”“对，但是我们可能是在哪儿见到的呢？”“在英国公使馆，你当时刚刚带着儿子从波兰逃出来！”“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怎么会一直记得的？”“因为你非常美，而且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双用绷带缠住的手！”她的脸像是被照亮了，但听到“绷带缠住的手”时她皱了皱眉。因为她记得“她逃出来后参加的第一个聚会”的所有细节，除了那个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绷带缠住的手？那个我可不记得。”后来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她从英国去了法国，在那儿她加入了“自由波兰”武装力量，当法国沦陷后，她又逃去了里维埃拉。在那儿，她又加入了法国的抵抗组织，被意大利军队俘虏（意大利人占领了这个地区），被递解到了意大利并在那儿入狱。1943年夏，意大利叛投同盟国，意大利北部被德国占领，意大利的囚犯又被转移去了德国的监狱。可能因为她的名字，她最后被安置在柏林的警察局总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时蜜丝刚好去拜访过海尔多夫伯爵！我给她看了蜜丝的日记，她很喜欢，但是她说，除了一点，就是读到蜜丝和海尔多夫在警察局总部彬彬有礼地交谈时，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同期，她却在他的地下监狱里，随时都有可能被吊死或者砍头！但是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与家人团聚并搬去了伦敦。共产主义在波兰失败后，她回到了她的祖国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到了现在。
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尝试厘清蜜丝在“七月密谋”余波后的一次记录时，最没想到的问题跑出来了。她在日记中抱怨过BBC指名道姓了一些密谋参与者，有些甚至都不在盖世太保的嫌犯名单里。克丽丝特贝尔·比伦贝格也曾在她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同样这么写过。亚当·冯·特罗特的遗孀克拉瑞塔，建议我应该与大卫·阿斯特核实，他是亚当在牛津时的密友，曾在《观察者》当编辑。他好心地安排我去见了一位英国战时对德广播的关键人物修·格林爵士。格林坚决否认BBC曾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补充说另有广播电台从事所谓的“黑色（分裂的）宣传”。在一位资深记者、德国专家塞夫顿·德尔默——他开办了自己的“黑色宣传”广播电台——的回忆录里，他承认了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这个特殊的话题（故意迫害那时尚未被怀疑的抵抗者们），他保持沉默。迈克尔·巴尔福在《战时宣传》一书里写的更接近真相，但是他还是羞于承认所有的事情。数年后，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个做了那些事——比如，选出那些英国人想要除掉的杰出德国军人——的人，但后来不正是丘吉尔带头说出“德国人自相残杀得愈厉害，愈好”的吗？
刺杀希特勒未遂一事除了使战争几乎延长了一年之久，另外在那段时间里，不仅有上百万的德国人丧生，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英国。
乔治·瓦西里奇科夫
1999年6月
（李骄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