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分全是在1945年9月依照当时以速记写的日记重新写成的。
——蜜丝注
柏林 7月19日，星期三
今天离开克鲁曼修柏——我想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已收拾一切，但尽量少带行李，其余物品都将寄放在玛丹娜·布卢姆处，待确知未来去向后再通知她。
11点抵达柏林。因为最近空袭频仍，车站一片混乱。巧遇前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奥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帮我提皮箱。我们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烟尘弥漫，到处堆积破砖碎瓦。终于在格斯多夫家下车。
夏天来了之后，他们都在楼上的起居室用餐，不过家里仍然没有窗户。客人还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亚当·特罗特。
稍后和亚当长谈。他看起来苍白而紧张，不过见到我似乎很高兴。罗玛莉·舍恩贝格回城令他惊骇，她不断想拉拢她认为可能会支持我所谓“密谋”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实已经涉及很深，都想尽办法避免遭到怀疑。她不知用什么方法，也发现了亚当参与其事，现在不停骚扰他及他的随从，他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她“洛善”（Lottchen，为刺杀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治家马拉之夏绿蒂·科黛的别名）。她的确对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亚当还告诉我，她甚至埋怨我不愿积极参与筹备工作。
其实我和他们之间存在一项最基本的歧见：因为我不是德国人，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个魔鬼！我从来不特别在乎以后的事。他们因为爱国，都希望能够同时设立某种过渡性政府，拯救德国免于灭国。我却不相信盟军会接纳这样的过渡政府，因为他们根本拒绝分辨“好”德国人和“坏”德国人。当然，这是盟军犯的大错，或许我们都得为这个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们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见面。等他离开后，玛莉亚·格斯多夫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好苍白、好疲倦；有时候我觉得他不会活太久。”
大战拖延不决，所吞噬的欧洲国家愈来愈多，死伤人数、物资破坏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时有关德国人虐行暴政的报道亦不断增加，同盟国愈来愈难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与所谓的“好德国人”，也愈来愈难同意让肃清纳粹分子后的德国重新加入文明国家的阵营。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数个体的保证及承诺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示，希特勒并不代表整个德国。诚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说：“希特勒并非一独立现象，而是一个显示大部分德国国情的病征。”丘吉尔接着在1941年1月20日指示英国外交部，忽视所有来自德国国内的和平试探性接触：“我们对于这类询问及提议，一律应以沉默回应……”
亚当·特罗特及他参与反纳粹活动的朋友们所面对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这样一堵不信任与充满敌意的墙。1943年1月，罗斯福总统更在卡萨布兰卡做了最后的答复：“无条件投降！”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面对如此的绝境，别无选择，只能铤而走险。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来和我们吃晚餐。她已搬进男演员维利·弗里奇在格林瓦尔德的一栋可爱小屋里。弗里奇在一次空袭中精神崩溃，仓促离开。据说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发现，带着他离开德国。现在阿加和担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乔吉·帕彭海姆合住；后者刚从马德里被调回来，可能是因为他姓氏的关系（帕彭海姆是德国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钢琴弹得极好。
我获准请四周病假，不过可能必须分两次休，而且得先训练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间代理我的工作。
7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正坐在办公室楼梯上聊天，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突然冲进来，双颊绯红，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兴奋。他先将罗玛莉拉到一旁，然后问我有何计划。我说上级并不确定，但我希望能尽早离开外交部。他要我别担心，说几天后就会尘埃落定，每个人未来的情势都将明朗化。然后，他要我跟罗玛莉尽快一起去波茨坦，说完便跳上车开走了。
我走回办公室，拨电话给瑞士公使馆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约会，因为我宁愿去波茨坦。等待电话接通之际，我转向站在窗边的罗玛莉，问她戈特弗里德为什么那么激动，是不是和“密谋”有关系？（当时我还拿着听筒！）她悄声说：“没错！就是！已经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个时候拿起电话，还拿着听筒的我又问：“死了？”她回答说：“对，死了！”我挂上电话，捉住她的肩膀，两人绕着房间跳起华尔兹来，然后我抓起几份文件，把它们塞进第一个抽屉里，对着门房大叫道：“我们要出去办公事！”便奔去动物园车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诉我细节，虽然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却无意克制兴奋及喜悦的情绪。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一位担任高级参谋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他脚边放了一枚炸弹。施陶芬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弹爆炸，看见希特勒浑身是血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后，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车子上，和他的高级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一起开往当地机场，飞回柏林。当时一片混乱，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脱。
一抵达柏林，他径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部已同时被密谋者接管，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海尔多夫及其他许多人都在那儿集合（指挥部就在沃伊什街的运河对岸）。今天晚上6点收音机将对全国广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新的帝国总理将由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担任；他的背景为社会党员，同时是公认的杰出经济学家。我们的舒伦堡伯爵或冯·哈塞尔大使则将出任外交部长。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最杰出的人才组成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可能是一项错误。
37岁的施陶芬贝格加入反纳粹阵营的时间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年轻时，他也和许多爱国的德国人一样，相信希特勒能够将德国从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中拯救出来。后来他在隆美尔麾下赴非洲作战，负伤严重，失去一只眼睛、右臂及左手的两根手指——这样的残疾使他的戎马生活中辍。1944年6月，他奉派担任后备军的参谋长，该部队的副指挥官奥尔布里希特上将便是资深的反纳粹密谋者。施陶芬贝格因为职务关系，必须定期亲自向希特勒汇报。由于希特勒的随从之中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刺杀他，施陶芬贝格决定择机自己下手。
头两次的刺杀计划——分别订在7月11日及15日——皆临时取消。适时军中不断有人遭到逮捕，显然盖世太保已展开肃清行动。7月20日，希特勒再度召见施陶芬贝格，他便决定不计一切，采取行动。
等我们抵达波茨坦官邸时，已超过6点。我先梳洗，罗玛莉冲上楼去。才过几分钟，我便听到门外拖沓的脚步声，她走进来说：“收音机刚才广播说：‘一位施陶芬贝格伯爵企图谋杀元首，但上帝拯救了他……’”
其实在6：25发布的第一次广播并未指名道姓，只说：“今天有人以爆炸物企图谋刺元首……元首本人除轻微灼伤及瘀伤之外，并无大碍，并立刻恢复办公，并依照行事历接见指挥官长谈。”只有在接下来的评论中，发言人才暗示（“敌方工作”）主事者是谁。不过刚开始希特勒并不知道那枚炸弹其实代表一次欲推翻纳粹政权的大密谋，直到后来他得知柏林、巴黎及维也纳军部同时被接管之后，才恍然大悟。
我揪住她的臂膀，拉着她一起跑上楼，看见俾斯麦夫妇坐在会客室里，梅勒妮一脸震惊，戈特弗里德则不停踱着方步；我都不敢看他。他刚从指挥部回来，嘴里不断重复说：“不可能！这是个圈套！施陶芬贝格看见他死了！”、“他们安排了一场闹剧，让希特勒的替身出面！”然后他进书房去给海尔多夫打电话，罗玛莉跟了进去，留我一个人陪梅勒妮。
她开始呻吟：戈特弗里德是被罗玛莉逼的；她唠叨了他好多年；如果他现在死了，是她，梅勒妮，得独自把三个孩子带大；罗玛莉或许不在乎，但哪一个孩子能够忍受没有父亲呢？别人的孩子或许可以，她的绝不可以……真可怕，我完全无言以对。
后来戈特弗里德踱回会客室。拨给海尔多夫的电话没接通，但他得到进一步的消息：最主要的广播电台已失守；电台先被反抗人士接管，但他们不知如何操作机器，现在又被党卫军夺了回去。不过郊区的几所军官学校都已拿起武器，现在正朝柏林前进。果然，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克拉普尼兹坦克训练学校的装甲车滚过波茨坦街头，朝首都开去。我们探出窗外观看，心中不断祈祷。街道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迹，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戈特弗里德不断重复说他不相信希特勒没有受伤，“他们”一定在耍诈……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广播说，元首将于午夜对全国国民发表谈话。我们知道必须等到那个时候，才能确定这到底是不是骗局。戈特弗里德仍不愿放弃希望，他认为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他在东普鲁士的最高司令部距离这么远，鞭长莫及，只要其他地方一切按照计划行动，大家还是有机会在希特勒重新控制德国前推翻目前的政府，但我们都觉得十分不安。
早在1943年，位于柏林班德勒街之“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便设计出一个暗号为“女武神”的紧急计划，目的在于应付内部骚动，或镇压由当时在德国工作之数百万名外国劳工发起的大规模颠覆活动。该计划主要仰赖后备部队及时调派军力进驻，或围守首都——由护卫部队进驻柏林，军官训练学校把守外围。最讽刺的是，“女武神”乃经过希特勒亲自批准！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及其他潜伏在陆军总部内的密谋者，随后加上一条秘密附文，打算利用该计划推翻纳粹政权，确保新政府和平接掌政权。然而这项密谋一开始便有致命的缺陷；首先，奉命执行“女武神”的军事将领不仅必须接管德国，还需接管所有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但只有少数几位将领清楚密谋者真正的企图。并且密谋者指望其他人，从攸关该计划成败的关键人物即后备部队指挥官弗罗姆上将开始，在因元首死亡而解除其效忠领袖的誓言之后“立刻跟进”——也就是说，一切端视希特勒是死是活。同时拉斯滕堡与外界的通讯必须完全中断数小时，以防止反制行动。最后，计划中的刺客，施陶芬贝格，不仅必须杀死希特勒，还得安全返回柏林，监督“女武神”顺利执行。但一般德国士兵这时早已习惯服从军纪，密谋者根本无从预测他们面对占领祖国重要机关的命令，会有何种反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海尔多夫打了几次电话进来。勃兰登堡的市长也来电，问波茨坦的地方首长俾斯麦先生到底有何打算？因为身为市长的他，知道目前首都内正发生骚动，甚至叛变！戈特弗里德竟厚着脸皮告诉他，陆军总部已发出命令，元首希望所有高级长官少安毋躁，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其实他是希望叛军部队赶快前去逮捕市长。
入夜后，大家开始口耳相传叛乱行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成功。有人从机场打电话来：“空军不打算跟进！”他们要求戈林或元首亲自下令。戈特弗里德的语气这时才首度显得有些疑虑，他说这种事必须速战速决，每拖一分钟便失去一分优势。现在早已过了午夜，希特勒仍未出面。整件事令人太沮丧，我觉得再熬下去亦无意义，便上床睡觉；罗玛莉不久也跟了上来。
半夜两点，戈特弗里德探头进来阴沉地说：“是他没错！”
希特勒终于在7月21日凌晨1点公开谈话，表示：一小群和德国军人及德国民众毫无共通之处、野心勃勃、无荣誉感又愚蠢的军官，阴谋策划想除去他，同时推翻军部指挥。一枚由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唯一指名者）放置的炸弹，在距离他两米外爆炸，他的忠心幕僚有数名严重受伤，一名死亡，但他自己除了轻微刮伤、瘀伤及灼伤之外，并无大碍。他认为这再度证实了上帝的旨意，希望他继续追求他生命的目标，即创造伟大的德国。至于这一小群罪犯，会立刻全部处决，绝无宽恕。接着他便指示各项重新建立秩序的措施。
黎明时，我们再度听到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坦克车经过的声音；徒劳而返，正在返回军营的路上。
密谋者对克拉普尼兹坦克训练学校寄望很高，希望他们协助接管柏林。他们接到陆军总部传来希特勒已遭党卫军刺杀身亡、开始执行“女武神”计划的消息之后，便移师柏林，进驻预先指示的据点。可是当他们的指挥官（并未参与密谋）得知希特勒并没有死，而且他的同僚中有人企图发起兵变之后，便召集所有坦克车，率领他们开回军营。
7月21日，星期五
早餐时得知戈特弗里德与梅勒妮·俾斯麦已开车进柏林（大概去见海尔多夫）。罗玛莉·舍恩贝格看起来像死了似的。我一个人回柏林，留她窝在床上。我们仍然不清楚这场灾难波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大，那批人的处境到底有多危险？
进城途中，我在格林瓦尔德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停了一下，留下我的过夜小包。波茨坦太远，格斯多夫家又经常遭到轰炸，我决定去她那里住。整个事件令阿加感到困惑，她显然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涉案的人有谁。虽然很难，但我们从现在开始必须假装毫不知情，就连对朋友也绝不可露出半点口风。
才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下，便前往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显得十分绝望，告诉我说施陶芬贝格伯爵昨天夜里，在班德勒街的陆军总部遭到枪决，他的高级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也被处决了。本来将出任国家元首的贝克上将已自杀。另一名主要密谋者，即早先取代举棋不定的弗罗姆上将，成为后备部队司令的奥尔布里希特上将，亦和其他人一起被枪决。
施陶芬贝格在拉斯滕堡的行刺计划一开始就不顺利。希特勒的每日简报本来都在一间地下掩体内举行，但因为那时天气炎热，改在一间地上木屋内进行，结果炸弹爆炸时木屋的墙全往外坍，爆炸力量因此疏散不少。施陶芬贝格因为只有一只手，只能启动一枚炸弹（本来计划在他的公事包内放置两枚炸弹），因此爆炸威力本来就不大。当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去接听一通预先安排好的电话时，一位参谋发现了摆在希特勒弯身看地图的桌子底下的公事包，便将它移到一道厚重木台的另一边，等于替希特勒形成一道屏障。
12：42，传来一声巨响，木屋在一团火舌及烟幕中瓦解。施陶芬贝格及其高级副官海夫腾本来站在远处，和另一名密谋者——希特勒的通讯指挥官费尔吉贝尔将军聊天，这时立刻跳进车里，一路编造理由穿过立即接获警报的岗哨站，抵达机场，然后从那里飞回柏林。
费尔吉贝尔的任务为打电话到柏林，向奥尔布里希特上将报告希特勒的死讯，然后彻底切断拉斯滕堡与外界的通讯。但他却大吃一惊地看见希特勒从破木堆里蹒跚走出来，虽然满身尘土，瘀伤累累，而且裤子撕裂多处，但显然还活得好好的。他的时间有限，只能以保守的口气通知柏林“刚才发生一桩可怕的悲剧……元首还活着……”然后通讯网就被党卫队接管了。这时密谋的两项成功要件——希特勒的死亡与掌握拉斯滕堡通讯网——都已宣告失败。而且刺客身份暴露，全德国都已接到逮捕施陶芬贝格的电报。
一周前“女武神”计划本来已箭在弦上，却因施陶芬贝格延后前两次谋刺行动而临时取消。因此这一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接获费尔吉贝尔语焉不详的口信之后，并未立即下执行命令，决定等到确定情况后再说。
下午3：50，施陶芬贝格的飞机在一个偏远的军事机场降落，但他的司机却还没赶到。海夫腾打电话去班德勒街查询状况，奥尔布里希特问他希特勒死了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才走过去要求弗罗姆上将准许启动“女武神”计划。但弗罗姆立刻起了疑心，他打电话去拉斯滕堡，与凯特尔陆军元帅联络上，后者证实的确有人企图谋刺元首，但行动失败。就在这个时候，施陶芬贝格和海夫腾冲进房间，弗罗姆表示已不需要进行“女武神”计划，施陶芬贝格大怒，说凯特尔撒谎，希特勒已经死了，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炸弹就是他亲自放的！而且现在取消计划为时已晚，“女武神”已经启动了。“是谁下的命令？”弗罗姆问。“我们！”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贝格回答。弗罗姆气得脸发白，更畏惧自己前途不保，便下令施陶芬贝格举枪自尽，奥尔布里希特立刻取消“女武神”；结果却被这两个人缴了械，关进自己的房间里。
下午5：30，已经不能走回头路了。陆军总部终于在比原定计划晚五个小时之后，开始对各个军事指挥部发出执行“女武神”的电报。这时又出了另一项差错；因为拉斯滕堡列在原计划的通讯名单上，而且没有人想到要将它划掉，所以这时希特勒竟是由密谋者本身那儿得知他们的计划内容。一小时之后，全德国的广播频道便已发布叛乱者企图谋杀及失败的新闻，同时宣布了第一波的报复措施。
这时其他密谋关键人物陆续抵达班德勒街集合：贝克上将（密谋中未来的国家元首）、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预定接管陆军）、赫普纳将军（预定接替弗罗姆）、海尔多夫、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等等。很多人抵达之后又离开——有些人非常愤怒，所有人都感到惊慌，因为大家发现情势愈来愈混乱，却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贝克与施陶芬贝格不断催促各指挥部遵循柏林的榜样，却没有结果。就连柏林本身亦后继乏力：克拉普尼兹学校的坦克车已开到又开走了；主要广播电台被占领之后又被弃守；警备营开始接管，政府机关却半途而废。
那天待在柏林的纳粹资深领袖只有戈培尔一人，他等于拯救了希特勒。当战功彪炳的警备营指挥官雷默少校奉柏林警备司令冯·哈泽中将之命，前来逮捕戈培尔时，后者打电话到拉斯滕堡让雷默直接和希特勒通话；希特勒当场擢升雷默为上校，命令他前往班德勒街重新建立秩序。雷默抵达时，叛乱行动已宣告结束。
因为这时效忠希特勒的军官已接管陆军总部，释放了弗罗姆并逮捕密谋者。贝克上将获准自尽，在两次尝试都失败之后，由一位士官了结。奥尔布里希特及其参谋长默茨·冯·库伊尔恩海姆上校、施陶芬贝格与海夫腾则在接受临时军法审判之后，立刻被架入中庭，在一排车前灯照耀下遭枪决，行刑前，在拒捕过程中受重伤的施陶芬贝格竟然还奋力大呼：“神圣的德国万岁！”几具尸体起先埋在教堂内，隔天由希姆莱下令掘尸，剥除制服及勋章之后火化，骨灰撒在风中。
几个月前罗玛莉曾经告诉我，在她又一次“吸收行动”中，曾经拜访过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她听说他是“积极分子”。结果他私下对她泄露，他手中握有好几袋、超过三万封、寄自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之役中被俘德国士兵写的家书，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它们全部烧毁，因为官方已发布那场“光荣战役”并无生还者。罗玛莉有一位兄弟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役后便下落不明，虽然她苦苦哀求，奥尔布里希特却坚持不让她看那些信。
玛莉亚跟施陶芬贝格是点头之交，他有几位表亲是她极亲密的朋友。现在她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我自己曾在亚当·特罗特家见过年轻的海夫腾一面，那天晚上只有我和亚当在他家里吃晚餐，一位卷发的英俊上尉突然冲进来，自我介绍后便将亚当拖出房间。他们在外面谈了很久。之后亚当想知道我对他的印象如何，我回答：“典型的密谋者，就跟童书里描述得一模一样。”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玛莉亚和我都无法不替戈特弗里德和亚当忧心，昨天他们俩都曾经去过班德勒街，消息会不会走漏出去？同时又得随时装出一副惊讶，甚至关心的模样，却不能露出害怕的神色……
其实亚当·冯·特罗特、亚历克斯·韦特，以及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一整天都待在外交部位于威廉街的主要办公室内，等待叛乱成功后立即接管外交部。
晚上珀西·弗雷来接我。因为我不想吃晚餐，我们便开车进格林瓦尔德的树林内，下车散步。我试着向他解释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大悲剧。他渐渐明白之后，感到既震惊又同情。之前他也一直相信官方的说法，认为这只是一两名叛军的作为。
我一定要见亚当。虽然我们约好今天见面，但我仍然不敢去找他。
7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每份报纸都登出一则启事：任何人只要透露一位名叫“格德勒”的人的下落，便可获得100万马克的奖金。太好了！表示他并没有被捕。
谣传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太太和四个小孩皆已遇害。她原是冯·莱兴费尔德男爵之女，也是母亲的教女，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她的双亲都住在俄属立陶宛境内。
依照不久前才实施的“连坐法”，兵变失败后几天之内，不仅施陶芬贝格的太太及小孩，甚至连他的母亲、岳母、兄弟、表亲、叔伯、姨婶（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小孩）全部遭到逮捕（关于他们最后的命运，请读后记）。
希姆莱于8月3日在波兹南对纳粹党各地方领导人发表演说，替“连坐法”报复手段辩护：“没有人能够对我们说，你们的做法是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不！这并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一项极古老的德国传统……当一个男人成为法外之徒，众人会说：这个男人是叛徒，他体内流着坏血，血里带着背信与不忠，这血必须被根除。因此，整个家庭，包括最远的远亲，都必须根除。我们也将根除所有的施陶芬贝格族人，包括他们最远的远亲……”
早上走进法官里克特办公室时，看见海夫腾的哥哥汉斯—贝恩德（我们的前任人事室主任）坐在他桌子后面，还在吃装在纸袋里的樱桃。而他的弟弟昨天才像只狗似地遭到枪决！他笑着跟我闲谈，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等他离开之后，我问法官他知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事，法官说他知道。法官倒显得既担心又不快乐，不过他若知道关于亚当·特罗特的真相，一定会更担心。
我接着下楼去亚当的房间，他的一位助手也在房内，但很快就离开了。亚当往沙发上一倒，指指自己的脖子说：“我脱不了干系的！”他看起来糟透了。我们俩一直悄声说话，看见他反而令我更不快乐，我老实告诉他。他说他知道，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只像失去了果园里最心爱的一株树，对他来说却是失去了一切的希望。这时室内通话机响了：我们的老板西克斯博士要见他。和他约好今晚再见面，然后我留了张纸条给他秘书，告诉他我会等他电话。
到了玛莉亚·格斯多夫家之后，我告诉她，我为亚当感到十分焦虑。
“为什么呢？”她问。
“他跟施陶芬贝格只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不是吗？不，我确定他的牵连并不深！”
“不，”我说，“他根本没参与！”
亚当打电话给我，约好6点钟到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来找我。我先去阿德隆旅馆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和阿加见面。阿加正怒不可遏，因为她在街上碰到哈索·埃茨多夫，他竟然转头不认她。我想他涉案一定也很深。我们一起去阿加家，在草坪上喝茶。托尼·绍尔马和乔吉·帕彭海姆也在。稍后亚当也加入我们。他刚见过西克斯博士，努力试着消除他的疑虑。他看起来像死了似的。我陪他开车回家，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等他换好衣服。这时空袭警报响起，就像一窝蜜蜂吵得令人心烦意乱，如此而已。等亚当出来以后，我们坐在屋外，他又告诉我一些内情。
他说施陶芬贝格是个了不起的人，不仅非常聪明，而且生命力过人。他是密谋者中极少数经常被希特勒召见的人。他已带着他的炸弹去过最高指挥部两次，但每次都遇到障碍，否则就是希姆莱、戈林或其他几个他想和希特勒一起干掉的人临时缺席。第三次被召见时，他通知同谋的人无论如何这次一定会下手。他承受的压力太大，这也难怪。如果换一个能够开枪的人来行刺，或许就能成功了。可是施陶芬贝格的残疾太严重。亚当说他已失去最好的朋友。他似乎整个人都垮了。
20号那天，亚当一整天都待在威廉街的外交部办公室，等待军事接管成功。他说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逮捕，因为他涉案太深；我并没有问他到底有多深。他已辞退家里的女佣，因为她目睹过太多会议，若被提讯，可能会招供。他害怕海尔多夫也会因为受不了酷刑而招供（我记得海尔多夫曾经对罗玛莉说过他自己也怕这一点……）。
亚当若有所思地说，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写篇文章让《伦敦时报》发表，解释这批人所代表的理想。我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德国人的直接反应会认为，这些人都已被敌方买通，尤其现在计划又失败了，舆论更不会支持他们。
亚当接着告诉我，1940年法国刚战败不久，他收到老朋友洛锡安爵士（当时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催促他致力于德国与英国的和解。洛锡安所指的德国是否为铲除纳粹后的德国（他当然明白亚当痛恨目前的政府），亚当并不确定。不过对他而言，只要希特勒仍然在位，两国之间就算能达成任何“交易”，也丑恶至极，所以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封信。后来他常想，当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我们整夜没睡，一直聊天，同时聆听屋外若即若离的各种声响。每次听见汽车放慢速度，我都可以从他脸上看到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实在不忍心丢下他，如果我在的时候他们来逮捕他，至少我还可以去警告他的朋友。亚当说亚历克斯·韦特知道一切，如果他被逮捕，亚历克斯知道该怎么做，他觉得西克斯博士也起了疑心，一直催促亚当去瑞士。我也坚持他应该立刻离开，但他不肯，因为顾虑妻子和小孩。他说就算被逮捕，他也会否认一切，希望出狱后能重新再试。凌晨4点，他开车送我回家，并答应我早上会再打电话，让我知道他没事。
洛锡安爵士所属的保守政客集团——所谓的“克利夫登帮”——规模虽小，却一度颇具影响力。这群人虽批评希特勒的做法，却颇同情希特勒欲扫除“凡尔赛和约”（他们一直不同意该和约内容）所带给德国耻辱的企图，以及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显著成就。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看见欧洲刚经历过1914—1918年的浴血战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退伍军人），马上又卷入另一场全面战争；这样不仅将严重削弱欧洲的力量，为海外殖民帝国敲响丧钟，甚至可能摧毁西方文明，让共产主义征服世界。但他们寻求和解的努力，却因为希特勒在国内愈形残酷的政策，以及他不计任何代价想使德国成为欧洲霸权的决心而一再遭遇挫折。这群人中后来有很多被冠上“姑息分子”的恶名。
亚当从未对我解释他参与密谋的实际工作内容。我只知道他每次出国（赴瑞士或瑞典）都借出差之名，锲而不舍地试图与盟军建立和平谈判共识，希望一待行刺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后，便立刻开始谈和。
他衷心相信盟军一旦面对“正派的”德国政府，态度必将软化。我不断想打消他这种幻想，坚持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希特勒这个人，没有别的！我相信接下来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证明我是对的。
——蜜丝注（1945年9月）
蜜丝直到临终前，都不愿承认她在施陶芬贝格伯爵发动“七月密谋”之前，到底知道多少内情。但根据她各项无意中的暗示，从1943年8月2日首次提及“阴谋”一词，到密谋者不断要求她协助将罗玛莉·舍恩贝格支开柏林，最后更在1944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泄露“我们（即亚当·冯·特罗特与她）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见面”，都显示她所知道的其实远比她明说出来的多，而且她甚至知道计划行动的确实日期！
7月23日，星期日
亚当·特罗特依约来电，目前一切平安。我告诉他，我打算去波茨坦，会从那边打电话给他。
抵达官邸后看见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穿着泳衣在喷水池里玩水，天气极热。梅勒妮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在。梅勒妮似乎冷静不少，甚至打算回乡间，好让职员与仆役们觉得生活一切如常。
我告诉他们我很替亚当·特罗特担心。戈特弗里德并不认为他会遭到逮捕，他说现在处境最危险的人是海尔多夫。他在兵变中扮演的角色太明显，而且他提不出不在场证明。
我们讨论到大使的侄子弗里茨·舒伦堡，他以前在海尔多夫手下担任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长。谣传星期四他也在班德勒街遭到枪决。战前我在东普鲁士见过他，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虽然他曾经是纳粹党员，却早已唾弃当今的政府。昨晚亚当告诉我，他见到了施陶芬贝格的秘书，她描述弗里茨如何奔出他在陆军总部的临时办公室，但在走道上背后中弹受伤，然后被拖进中庭遭枪决毙命。
结果这是讹传。舒伦堡在班德勒街被捕，成为第一批上“人民法庭”受审的人。被判死刑，1944年8月10日被绞死。
下午，我们都睡了个午觉，因为压力令人疲倦。之后，罗玛莉告诉我，戈特弗里德从他办公室壁柜里拿出两大包东西给她看，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她问那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他说是“做炸弹剩下来的炸药”。她求他赶快扔掉，因为当局一定很快就会来搜，他却不肯，说当初这些炸药非常难弄到，他想留到下次再用。最后她说服他，把包裹藏到地窖里。
打电话给亚当，他仍然没事。和珀西·弗雷吃晚餐。
那批炸药成分为德国军事情报局所用的黑索金炸药与三硝基甲苯，早在1942年便由密谋者冒险取得；因为大部分密谋者都是参谋，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需要炸药。当时一部分炸药已用在较早几次的谋刺行动中，引信则来自英国，是从被俘的法国反抗人士身上掳来的。
7月24日，星期一
梅勒妮·俾斯麦请我要求俄国教堂，为星期四的受难者举行一场追思会，并为身在险境中的人祈祷。有太多人了：亚当·特罗特、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海尔多夫……她不敢请天主教或新教徒教堂做这件事，认为俄国东正教教堂比较不引人注目。我答应去找夏可夫斯克神父谈，并说好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尽量不声张。
早上在办公室里工作。中午亚当虽已在职员餐厅吃过午餐，我仍说服他陪我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我给他一个圣徒撒罗夫的圣像，并告诉他，梅勒妮想举行弥撒的主意。他说我们不必操心；克劳斯·施陶芬贝格是极虔诚的基督徒，全德国的人一定都在替他望弥撒。当时其他朋友也在，我们试着谈别的事。分手时，亚当告诉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如果没有一个人活下去，就没有人会再去尝试，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可再见面，因为我们都受到监视，云云。这些人似乎都在讲同样的话：他们一定要继续尝试！
晚上戈特弗里德载我们去波茨坦，和他一道晚餐。他告诉我们，海尔多夫今天早上被逮捕了。警察局拒绝提供任何消息，只表示：“局长今天早上出去之后，没有再回来。”
晚餐后，戈特弗里德的姐姐汉娜·布雷多大步走进来。她这个人实在很有意思；她抓着一把雨伞，坐下来说：“戈特弗里德，我想知道这档子事你到底牵涉有多深？你不可以再瞒着我，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必须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戈特弗里德含糊其辞，搪塞了一顿，什么都没说。汉娜很替她19岁的女儿菲利帕担忧，她跟施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与施陶芬贝格一起遭枪决）走得很近，海夫腾似乎对她毫无隐瞒。稍晚，汉娜用纸牌替我们每个人算命；她算得很准。结果我们三个人的大限似乎都还没到。然后我们一起去她家。乔吉·帕彭海姆弹钢琴给我们听，弹得极好。然后，他、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我一同返回格林瓦尔德阿加处过夜。
早在7月16日，布雷多家里就已开始谈论，那个星期希特勒的司令部将被炸毁。
发生空袭，我们全被拖下床。这一次炸弹就落在我们住处附近，只好进掩体躲藏；所谓掩体只不过是搭在草丛下面一栋可笑的木头建筑而已。两枚链在一起的空雷掉在距离不远处，因为用降落伞吊着，所以坠落的时间颇长。我们全蹲在地板上，头上戴着钢盔，阿加的钢盔歪得不像话，最紧张的时刻我还是忍俊不禁。厨子福气好，耳朵全聋，外面的噪音一点都听不见，学我们的样儿趴在地上。
下午去见约翰神父。他认为在俄国教堂内举行追思太危险，但他公寓里有个小教堂，我们在那儿举行仪式。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从头哭到尾。后来我告诉罗玛莉，我忘了海尔多夫的教名，她震惊地大叫道：“蜜丝！是沃尔夫钦！”
7月25日，星期二
一早打电话去亚当·特罗特家，他还好好的。可是等我去他办公室时，他人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秘书——她人很好，也是我的朋友——满脸惊惧！很快在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过午餐，赶回办公室。这一次亚当的秘书想把我推出他房间，我挤了进去，看见一个穿便服的小个子站在他桌前搜他的抽屉，另一个人斜坐在扶手椅上。猪猡！我仔细瞄他们，想看清楚他们的扣眼，后来才想到盖世太保都把徽章戴在里面。我故意大声问秘书：“冯·特罗特先生呢？还没回来吗？”那两个人都抬头看我。走出房间后，秘书用充满哀求的眼光看我，同时把食指按在嘴唇上。
我一步三阶地冲下楼梯，闯进法官里克特的办公室，表示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阻止亚当回办公室，盖世太保已经来搜了。法官痛苦地看了我一眼说：“太迟了！今天中午他们已经把他带走了。幸好当时亚历克斯·韦特跟他在一起。他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希望很快就会回来，查出亚当为什么遭到逮捕。”法官显然仍未起疑心，他说早上亚当去威廉街外交部参加每日会议，盖世太保在那个时候走进他办公室，问他人在哪里。秘书本想溜出去警告亚当，却被捉住不准离开房间，结果亚当直接走进陷阱里。国务秘书开普勒尔（他是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纳粹党高官，曾经担任解放印度司司长）本来跟他约好下午1点在阿德隆旅馆吃午餐。目前西克斯博士似乎有意救他出来，已派副官去打听罪名。但我怀疑西克斯不会努力太久。
我离开办公室，奔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但丹麦代理大使斯蒂恩森也在那里，所以我不能多说；只拼命流眼泪。玛莉亚试着安慰我：一定是搞错了，他不可能涉案的，云云。她若知道真相就好了！但我绝对不能做任何解释。
过了一会儿，海因茨·格斯多夫回家。他自己也有麻烦，因为他的上司，柏林警备司令冯·哈泽将军（我们去战俘营看吉姆·维耶曾斯基就是他安排的）是参与兵变的重要人物，在和戈培尔会面发生严重争执后已遭到逮捕。为什么哈泽不当场就把那个鼠辈给毙了？
好几个人已经自杀；包括将位于东普鲁士的产业拉斯滕堡让给希特勒做最高司令部的伦多夫伯爵。哈登堡王子听说有人去逮捕他，开枪射中自己的胃，伤得很严重。他很早便参与反抗活动，因为施陶芬贝格和维尔纳·海夫腾最后一个周末是去他家过的，所以受到怀疑。结果逮捕他的两名盖世太保，在返回柏林途中发生车祸死了——这是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我们部里的汉斯—贝恩德·海夫腾今天早晨也遭到逮捕，据说他们还发现了名单。
晚上睡在格斯多夫家客厅的沙发上。他们还是没装窗子，不过天气炎热，反正也没有差别。空袭在午夜开始，机群很快便飞到头顶上，我们几乎没时间穿衣服便仓皇钻进隔壁房屋（去年11月烧毁）的地窖里去。敌机投下空雷。这么多年来，这是我头一次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事实上，伦多夫先遭到逮捕，到了柏林成功脱逃；但后来又被逮住，之后被处绞刑。
有些名单不可避免（诸如为进行“女武神”计划，必须列出各军事指挥部内负责联络的密谋军官）；有些（譬如未来政府的组成人员）却不可宽赦，像是冯·德·舒伦堡大使被列入名单，事先根本没跟他商量过。
7月26日，星期三
早晨法官里克特依旧保持镇静；显然并不知道亚当·特罗特和汉斯—贝恩德·海夫腾涉案有多深，认为一切都是误会，很快就会化解。可是当亚历克斯·韦特走进来，只绝望地看着我，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法官和莱波尔特都一副惊愕的表情。
我实在没办法待在办公室，决定回家。玛莉亚·格斯多夫已经慌了，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他妹妹是玛莉亚的挚友之一）也被逮捕了。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为资深公务员，长期参与反抗活动。他的名字列在密谋者的内阁名单上。
午餐过后，珀西·弗雷来看我。我领他走到屋外的废墟里，告诉他以后我不能再和他见面；常在玛莉亚家出入的人，现在可能都遭到监视，他那辆挂着外国牌照、全新的汽车太引人侧目。现在我们都不应该和外国人交往。他同意最稳妥的做法是，偶尔打电话去“狮窝”（也就是办公室）跟我聊聊。
晚餐前，我一个人在格林瓦尔德里散步，独自坐在长凳上一整个晚上，愈想愈悲哀，不管路人怎么看我。
晚上戈培尔再次在收音机上广播，谈这次谋刺行动，尽可能恶毒地攻击每一个人。不过舆论似乎并不支持政府。街上的行人看起来各个脸色惨白，心情沮丧，甚至不敢直视别人。一位电车车长大声批评戈培尔的谈话，对我说：“真令人作呕！”
但“安全局”对于当时大众反应的报告（战后才公布，且可靠性出奇的高），却显示一般民众及前线部队都不支持该次兵变，就连各教会亦正式发表谴责声明。
毕竟德国境内的反抗运动规模一直不大，只有少数由个人或小集团发起的独立行动，互无关连，又少互通声息。这些行动从谴责不公平待遇、协助遭威胁或迫害的人士，到策划兵变及谋刺希特勒不等。最后的这个极端手段，就连许多最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都认为是不道德的做法，不可接受。
7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法官里克特告诉我亚当·特罗特的案子愈来愈不乐观。检察官在过滤目前搜集到的证据之后，向西克斯博士的副官证实他们的确找到名单，而且亚当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人选！西克斯似乎仍有意救他出来，亚历克斯·韦特更夜以继日地催促他这么做，至少现在他尚未落井下石。他们希望能争取第三中立国出面干预，但我觉得这样反而对他更不利。
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每天都进城，和我约在我住处附近的废墟里见面。今天他仍满怀希望，不认为他们会杀亚当，可是他说海尔多夫必定难逃一死；希特勒特别恨他，因为他不仅是纳粹党老党员，还是褐衫军将领之一。据说瓦格纳军需署长已自杀。
戈特弗里德打算明天开车去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农场赖因费尔特城堡，因他觉得已经在家里乖乖待了一个星期，证明他没什么好怕的，或许现在该离城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一块儿去，但我不可能。我必须假装一切如常，每天仍去上班，即使我根本什么事都没做。
反纳粹多年的瓦格纳将军因提供施陶芬贝格逃离拉斯滕堡的飞机，绝不可能脱罪，便于7月23日举枪自尽。
7月28日，星期五
今早去美容院烫发。
戈培尔宣布将“全面参战”，意味着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商店，全民动员，显然希望借此征召所有成年人口，断绝人民在后方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本来编制整齐的后备部队，因受到这次案件的牵连，现在司令官已换成希姆莱；部队内不再行传统军礼，改为伸出右臂，喊叫：“希特勒万岁！”这令每个人都气愤填膺；实施这一连串疯狂的法令已到了荒谬的地步。
目前仍没有人知道前后备部队司令弗罗姆将军的消息。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说密谋者并不信任他，因为他从未明确表示愿意加入，所以兵变一开始便逮捕他，把他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内，班德勒街指挥部由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接管。
结果警备部队（该单位负责所有政府机关的守卫工作）里的一位指挥官雷默少校把他放了出来。行动之前，他们本来打算将雷默支开，海尔多夫曾经这么提议过，但军队里的密谋者却没有听从他的警告。其实雷默一开始似乎也有意加入，后来戈培尔召见了他，并且安排他直接和希特勒通电话。
吃过中餐后，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开车来道别，他们将前往波美拉尼亚，希望一个星期后能够回来；他们又试着说服我一起去。这两个人处境都极危险，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托尼·绍尔马已回他在西里西亚的家。所有好朋友都离城了，只有我还留在这里；但我必须留在柏林城内。
弗罗姆将军并没有因为在兵变当天临阵退缩而得到任何好处。隔天他遭到逮捕，被囚禁长达数月，受到各种酷刑，最后于1945年3月处决。
7月29日，星期六
亚当·特罗特的处境悬宕不决。很多人都做了努力，现在只能静观其变。我会想办法去普菲尔家过周末。
早上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原来是罗玛莉·舍恩贝格。“你在哪里？”“阿德隆。我跟梅勒妮（俾斯麦）住在这里，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吃惊吧？是不是很棒？”这只代表一件事：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还是被捕了！我说我会在午餐时间赶到。到了阿德隆旅馆后，看见戈特弗里德的长兄奥托，他昨夜刚从弗利德利斯鲁城堡赶来。他们正打算回波茨坦。梅勒妮虽然脸色惨白，却很镇定，决心不计任何代价也要把戈特弗里德救出来。她说她试着跟所有人联络，奥托则试图联络戈林。后来罗玛莉告诉我经过情形：昨天出城时，戈特弗里德的车子拋锚，他们转搭火车，先到赖因费尔特城堡，凌晨3点才刚吃完晚餐，三名盖世太保便走进来逮捕了戈特弗里德，同时还搜索了整座城堡。他们给他时间联络梅勒妮，然后直接载他回柏林。梅勒妮对我说，有人警告她格斯多夫家已受到监视，电话亦遭窃听。她求我别再和珀西·弗雷见面，我答应她至少绝不会再带他去格斯多夫家。
下午刚从里斯本回来的罗拉·沃尔夫走进办公室。她即将临盆，特别赶回德国生产。她看起来简直像从外星球回来的：新衣服、精神饱满又整洁。这里发生的变化令她瞠目结舌；结婚前她曾替法官里克特工作，那时塔蒂阿娜和路易莎·维尔切克都还没结婚，兰曹还在这里工作。哎，恍如隔世！
到动物园车站和珀西·弗雷及提诺·索达提会面，他们开车载我去距离柏林一个小时车程的普菲尔家，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乔吉·帕彭海姆已经先到了。
曼斯菲德 7月30日，星期日
一谈起7月20日的事件，C.C.普菲尔就变得特别谨慎。我提起某一个细节，他一副震惊的表情，我立刻改变话题。不知事前他是否已有所闻；就算他知道，我也不觉得惊讶，因为他在军事情报局工作，那里有很多人参与密谋。不过这种时候，每个人都难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下午珀西·弗雷开车载一些人去布科夫的霍斯特曼家，但我留在家里，什么人都不想见。
柏林 7月31日，星期一
回来上班后发现办公室一片混乱。戈培尔最近宣布“全面参战”殃及全国，我们情报司必须交出百分之六十的职员，男人上前线，女人进军需品工厂。伊迪丝·佩法尔、厄施·冯·德·格勒本和罗玛莉·舍恩贝格都被解职，我被留下；令人有点纳闷，因为支援我做照片档案的最后一批技术人员、摄影都已离开了。
其实我也注意到，自从亚当·特罗特被逮捕后，西克斯博士对我关爱有加，有时候甚至让我想跟他谈亚当的事，可是法官里克特求我千万不可以松口，因为西克斯其实非常愤怒。他表示亚当被捕，连累了整个外交部。他从来没有公开提过亚当的名字，只在一次会议里宣布说：“我们司里有两匹害群之马！”指的当然就是亚当和海夫腾。他大概觉得至少应该公开表态一次吧，其他时候则绝口不提。亚当的名牌到现在还挂在他办公室门上，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是保证他仍活着的一个象征。我害怕名牌被拆掉的那天终将来临。
自1944年春天开始，希姆莱通过瑞典方面，小心放出求和的试探风声，西克斯博士多次赴瑞典便为执行那项任务。就连希姆莱都开始怀疑德国不可能战胜，向来讲求实际的西克斯更心知肚明。他在“七月密谋”前后对特罗特，甚至对蜜丝的态度判若两人，很可能是因为他老谋深算，希望战争结束时，能够利用这两个人与盟军阵营的关系。西克斯的亲信之一蒙克博士便作证指出，西克斯曾命令他和另一位党卫军高官施米茨博士，草拟一封致希姆莱的信，建议某些外交部遭到逮捕的官员（指特罗特及海夫腾）虽然罪行重大，但明智的做法或许不该予以处决，应将其收押，作为来日与盟军协商的筹码。据称希姆莱本人赞同这个做法，但当他上呈希特勒时，后者暴跳如雷，大吼道：“外交部最坏，应该把里面所有的人统统吊死！”
午餐吃到一半，保罗·梅特涅从阿德隆旅馆打电话来。他选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来柏林，把我吓坏了。但他实在太替这里的朋友们担心；他说他没有告诉塔蒂阿娜他来这里，假装是为了处理捷克另一片产业的问题赶赴布拉格。又告诉我希奥尔希奥·奇尼又来了。我很高兴有保罗陪伴，但这个时候待在柏林实在太危险了！
稍后，去阿德隆和保罗及希奥尔希奥见面。奥托·俾斯麦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在那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这次玩笑又开过火了，见到保罗时，她老远从旅馆前厅的另一头大叫道：“你也是密谋者之一吗，保罗？怎么一张苦瓜脸？”现在向来口无遮拦的她和托尼·绍尔马，成了我们的“麻烦鬼”。兵变隔天，托尼在街上遇见另一位军官，竟然自我介绍说他是“施陶芬贝格”！
奥托很快便带着希奥尔希奥返回弗利德利斯鲁。罗玛莉趁着保罗在和别人说话的当儿，把我拉到角落里，告诉我这两天她的经历。
戈特弗里德在被盖世太保带走之前，抓住机会告诉她，施陶芬贝格用剩的炸药被他藏在波茨坦官邸的保险箱里，并把钥匙塞给她。她立刻搭送牛奶的火车，赶在戈特弗里德与警卫之前抵达官邸，取出两个包裹——她说两个包裹都跟鞋盒差不多大，外面包着报纸——推出一辆自行车，把其中一个包裹小心放在龙头上，骑进无忧宫公园内，途中撞上一位送货男孩，跌下车来，包裹也掉了。为了怕引起爆炸（她对炸药当然一无所知），还很勇敢地扑在包裹上，但当然什么事都没发生。最后她把包裹丢在公园里的一个池塘里，但包裹不断浮出水面，她不断用树枝往下按。后来在绝望之余，只得把包裹捞出水面，埋在一丛树后面。正打算骑自行车离开时，抬头一看，赫然见到一个男人站在池塘后面看她。他看了多久？会不会去告密？她像一阵风似地骑回官邸。但这时已紧张过度，没办法再如法炮制处理另一个包裹，只得把它埋在花园里的一个花床下面。俾斯麦家的女仆安娜帮着她埋，一副完全不好奇的样子。罗玛莉很可能因此救了戈特弗里德一命，因为几个小时后第一批警察就来了，对整栋房子做了地毯式的搜查。
虽然，罗玛莉有时候狂热得近乎危险，但我的确佩服她的勇气和机智。
保罗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过点心后，坚持要去波茨坦一趟，让梅勒妮和戈特弗里德知道朋友们一定会支持到底。我们很晚才抵达，只有奥托和罗玛莉在家。我们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城。一路上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好几次趁火车进站走到月台上呕吐，保罗极有耐性地陪在旁边。或许是我的身体终于开始对这几天紧张的情绪起了反应。
保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一如往常，沉静且讲求实际。他说得没错，现在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爱莫能助。兵变既然失败，所有涉案的人当然必须付出代价。这样反而给了纳粹一个大好机会，除去他们向来最痛恨又畏惧的人。
保罗现在总是随身带根手杖，那是他祖先梅特涅首相留下来的遗物。但保罗并不习惯用手杖，所以时常被绊倒。那根手杖看起来很轻，外面包着一层木质，其实是用铁做的，非常沉重，若掉到地上，就跟发射手枪一样响。我第一次听到时吓得跳了起来。保罗说若必要，他会用它。
另外一名参与密谋的关键人物崔斯考少将在兵变失败后自杀。死前留言：“我们都没有权利抱怨，无论是谁，参与了反抗活动就等于已破釜沉舟。然而一个男人真正的价值，正决定于他是否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牺牲。”
8月1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今早离开。现在他已知道一切，催促我赶快请医生建议的病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家人相聚。由于听说初次审判要等到三个星期后才开庭，我决定听他的话。
奥托·俾斯麦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午餐，他已用尽各种办法想帮助戈特弗里德，但直到目前为止，他和梅勒妮还没见到任何一位在台上的人。他们通过盖世太保送食物进去，却不知道他拿到了没有。亚历克斯·韦特送了一个皮箱进去给亚当·特罗特，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晚上我和珀西·弗雷在废墟见面，讨论各种逃亡的可能。罗玛莉·舍恩贝格一直想说服珀西替那些成功逃脱的人弄到瑞士签证。梅勒妮的姐姐，爱丽丝·霍约斯也从维也纳赶来，帮忙打听他们到底被关在哪个监狱里。
然后珀西载我去万湖。墨索里尼的大使安富索邀请奥托和我去他那里晚餐。只有安富索和他的新婚太太在家；她是个漂亮的匈牙利女孩，名叫内丽·塔斯纳蒂，有点像塔蒂阿娜，不过是金发。
之前我没有机会问奥托是否打算提戈特弗里德的事，但很快便看出来他不打算谈。其实我有点惊讶，因为他和安富索算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安富索也是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少数还对他效忠的意大利大使；我尊敬他这一点。吃过晚餐后，我们坐着聊天。安富索一直谈论“炸弹事件”，因为那件事刚发生过后，他便陪同墨索里尼去拉斯滕堡做官方访问。他说那天晚上希特勒是唯一还保持镇静的人，其他的随从仍显得十分混乱。安富索开玩笑说，一开始他自己也如坐针毡，因为他怕刺客是支持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后来听说是德国人自己干的，才大松一口气。他不断讲俏皮话；奥托和我努力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甚至还觉得好笑的样子。
我们很早便告辞。奥托自己开车，叫他的司机坐后座，然后用英语问我最近有没有见到罗玛莉，因为梅勒妮今天晚上也在波茨坦被捕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官邸逮捕她；当时她还住在那里，因为戈特弗里德仍是名义上的地方首长。他们搜了房子，不过没搜花园；感谢上帝！幸好罗玛莉已搬去阿德隆旅馆。奥托相信下一个被逮捕的亲属一定会是她，他要我陪他去阿德隆，如果警方已在那里等候，我可以通知他留在弗利德利斯鲁的太太安·玛莉。回到旅馆时已过午夜，奥托小心检查过前厅和信箱，然后问工作人员有没有人找他；一切似乎还好！我们约好明天早上10点由我打电话给他，如果听说他出去了，就等于出了状况。
8月2日，星期三
现在我也搬进阿德隆旅馆跟罗玛莉·舍恩贝格一起住。在昨天约定的时间打电话给奥托，一切平安。我同时跟塔蒂阿娜联络上，保罗·梅特涅已平安返回柯尼希斯瓦特，我告诉她我很快就会去。
今晚又发生空袭。我们因为太疲倦，懒得下楼，但后来突然听见两声巨响，这才赶紧穿上长裤和毛衣，冲到掩蔽壕内。所有客人似乎都在仓促间胡乱穿衣，平常总是衣着光鲜的卡拉扬此刻光着脚丫，披着一件风衣，毛发根根倒竖。
8月3日，星期四
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她说她找到了一位“联络人”；那人是希姆莱的高级副官，很多年以前跟她认识。她现在设法从他口中套出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和亚当·特罗特的情况。听他的口气一点都不乐观，他说：“那群猪一定会被砍头！”很懂得适时讨好别人的罗玛莉，故意天真地跟他辩论。她真正的目的是想查出监牢里有没有可以收买的守卫，同时也想设法见到党卫军中将沃尔夫。据说他是党卫军所有将军中较“温和”的一位，他曾赴意大利访问了几次，担任凯塞林元帅的副指挥官。另外一位洛伦兹中将，依据“他们”的标准，也算正派，素来负责重新安顿从东欧调回来的德国人；他也是亚历克斯·韦特妻子的叔叔，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以前乔吉常跟她们玩在一起。据说他正尽力替亚当说情，不过已引起许多同僚不满。或许正因为他不像其他人这么坏，所以也没多大用处。罗玛莉勤于跑盖世太保总部，有一次竟在走廊里撞见亚当本人，他戴着手铐，显然正被带往审问室；他认得她，却毫无反应。她说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已经身在另一个世界似的。他们肯定都受到酷刑。
有一次罗玛莉还在楼梯上看见冯·哈塞尔大使。他身穿紧身夹克，手臂上绑着吊腕带。几天前她才和他吃过中餐，那时他的手臂好得很。意外相遇时，双方都不敢露出认识对方的迹象。
许多被逮捕的人的确遭到毒打及酷刑，最普遍的刑法为夹手指、用长钉刺腿，甚至用中世纪的“拷问台”（将犯人往两边拉）。但只有少数参与“七月密谋”的人招了供，令人钦佩折服；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紧跟着发生浴血肃清，但仍有许多人幸存；而且一直到大战结束，盖世太保仍然不知道全部真相的主要原因。
哈塞尔跟冯·德·舒伦堡伯爵一样，也出现在密谋者的名单上，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人选之一。兵变失败后，他在柏林街头逛了好几天，后来返回办公室，沉着等待被捕。当时大部分逃亡的人都拒绝投奔朋友，怕连累别人；更有些人故意被逮捕，以拯救家人免遭“连坐法”的报复。
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里“工作”时，彼得·比伦贝格突然走进来。他和亚当一向很亲近，今天来找亚历克斯·韦特，但韦特出去了。我们坐在楼梯上，我把我能讲的全告诉了他，他坚持一定有办法救亚当出来。他说亚当现在被关在柏林城外，但每天都会由一名守卫押送，从监牢到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的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彼得认为我们应该伏击押送人犯的汽车，然后将亚当偷偷送到德国占领下的波兰，把他跟波兰游击队藏在一起；彼得在该地管理一家工厂，他和游击队有联络。听到有人愿意采取行动，甚至敢对抗党卫军，我感觉十分欣慰！其实参与密谋的关键军官这么多，并非所有人都已遭到逮捕，这个计划听起来的确可行。
因“七月密谋”遭逮捕的人犯，最初被关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牢里，后来因人数增加，被移往两千米半之外、位于莱特街所谓的莫阿比特监狱内，再从那里被押回总部接受审讯。
我们慢慢得知，兵变除了在柏林失败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成功了。巴黎一切依照计划进行，所有党卫军高官都遭到逮捕，眼看着整条西线即将由密谋者接管。如今指挥驻法德军的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已举枪自尽，却没有死成，只是瞎了双眼。西线的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曾几次和戈特弗里德长谈，但直到现在似乎仍未受牵连。罗玛莉告诉我，隆美尔也有份，可是他在7月20日之前突然发生车祸，现在仍住在医院中。
西欧有许多高级将领参与密谋，从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开始，以及法国的军事首长史图尔普纳格将军。7月20日下午6：30，贝克将军从班德勒街打电话给史图尔普纳格，问道：“你支持我们吗？”“当然！”几个小时之内，未发一枪，1200名党卫军及盖世太保重要军官，便在党卫军中将、希姆莱驻法代表奥贝格带头之下，全部被收押。到了深夜，希特勒仍然活着，以及柏林兵变失败的消息传来，克卢格的随从催促他径自与盟军签订停战合约，但他决定放弃，下令释放党卫军。巴黎兵变于是也在午夜时分告终。
史图尔普纳格在座车经过凡尔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曾在该地作战），他命令司机停车，让他“伸伸腿”。司机很快听见一声枪响，冲过去发现将军手握着枪，双目已瞎，但仍活着。虽然他受了伤，却仍被拖上弗赖斯勒主持的“人民法庭”。1944年8月30日，他和“西方集团”另外几个人一起被处绞刑，之后还有许多人陆续受害。
至于一直受到希特勒宠爱的隆美尔元帅，虽然密谋者不断与他接触，他亦表示同情，却从未做出任何正面承诺。不过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他曾经对希特勒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要求立刻终止西欧的战争。两天之后，他在从诺曼底前线乘车返回途中，座车遭盟军战斗轰炸机炮轰及扫射，他严重受伤。回德国疗养期间，他与密谋者的接触曝光。10月14日，轮到他接获最后通牒：自杀，或与家人一起遭到逮捕及接受审判。隆美尔选择服毒。希特勒为了顾全颜面，仍为他举行军事葬礼。
维也纳的接管行动亦进行顺利，不过只维持了48小时。但所有参与的人到那时已涉案极深，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
维也纳的军事接管和巴黎情况相同，非常成功。但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当地指挥官了解到“女武神”只不过是推翻政府的一个幌子，立刻放弃，让党卫军及盖世太保重新接管。
事实和蜜丝想的正好相反，密谋者推翻政府的呼吁，不论在德国境内或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地，都未获得积极的回应——再一次证明就连德军部队也不支持他们。
今晚罗玛莉、乔吉·帕彭海姆、托尼·绍尔马和我一起去阿加·菲尔斯滕贝格住处晚餐，吃腌碎牛肉，甚至还有威士忌——是乔吉从西班牙带来仅剩的食物补给。餐后托尼载我和罗玛莉回阿德隆。多亏他一条腿受伤，到现在还获准使用汽车。现在他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总是爱开玩笑，总是很愿意帮忙，充满了勇气。现在像他这样的男人太少了。
亚当被捕之后，我一直尝试与哈索·埃茨多夫联络；我现在知道他也很早就参与密谋。这当然就是他一直不可捉摸，甚至对我都闪烁其词的原因。我听说他在柏林城内，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几天前他的座车在库达姆大街上经过我身边，他命令司机停车，下了车走回头来跟我打招呼，然后挽着我的手臂，带我穿过著名时尚摄影师弗格被炸毁的房子，走上后面楼梯，然后才开口讲话。他证实弗里茨·舒伦堡留有密谋者及未来政务人选名单的传言。真是疯狂！我告诉他我拼命想找他，必须仰赖他的帮助，他表示现在最糟的一点，是没有在位的人可以求助；不过他仍然承诺会尽力而为。我感觉他自己似乎也准备随时被逮捕，不断四下张望，一听到声响就噤声住口。他答应过几天会来找我，可是到现在仍然没有下文。
柯尼希斯瓦特 8月5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搭早班火车赴柯尼希斯瓦特。我打算用医生证明请病假，尽量久待。
8月6日，星期日
在德累斯顿受训的汉西·维尔切克来度周末。他太太西吉整个夏天都待在这里和塔蒂阿娜一起接受治疗。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躺在小岛上晒太阳，讨论7月20日发生的事。保罗·梅特涅把他最好的葡萄酒全搬了出来。汉西的体重直线上升。下午茶时间，一辆极大的豪华轿车开进中庭，保罗忠实的大管家兼秘书丹豪福将所有的门都堵了起来，大家都相信一定是警察来了。塔蒂阿娜下去迎接他们，装得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结果车门打开，西吉的姐姐，瑞妮·施廷内斯跨下车，原来是她开她男朋友的车来看我们。他是黎凡特人[26]，挺讨人喜欢，大概在从事黑市交易。瑞妮留下来喝下午茶，向我们描述布达佩斯；她刚去那里买衣服，听起来像个绿洲。
8月8日，星期二
今天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冯·哈泽中将、赫普纳上将、斯蒂夫少将、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还有其他几个人——总共八人——都已被解除军职，押上恐怖的“人民法庭”接受审判。这批人肯定会被判死刑。遭枪决或处以绞刑。新闻标题为“叛国重罪”。其他我们认识的已遭逮捕的人，名字都未上报，让我们还怀抱一丝希望，或许政府不愿闹大。
早在7月24日，博尔曼便已警告纳粹党各地方首长，希特勒极关切暗杀事件的报道方式，不希望演变成对军方全面性的攻击，应强调暗杀为一偶发事件，而非涉及广泛的阴谋。军中各高级将领立刻回应，压制一切对军方不利的报道。8月4日，一个特别成立的荣誉法庭在声誉卓著的冯·伦德施泰特陆军元帅主持之下，先剥下所有涉案的军事官员的军服，再将他们交到刽子手的手中。
盟军方面的广播毫无道理：他们不断指名道姓，报道他们认为参与密谋的人士，很多人根本还没被政府通缉。
我以前常警告亚当·特罗特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他总希望盟军会支持“正派”的德国，我却一直强调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只想摧毁德国，不管是什么样的德国，绝不会费心思去区分“好”德国人与“坏”德国人。
当时盟军的广播记录现在已极难取得，不过那些报道的确导致许多本来可能幸存的人遭到杀身之祸。所有负责或参与战时英方对德国广播的节目策划人，一致宣称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然而盟军做了这些广播却是不争的事实。彼得·比伦贝格的妻子克丽丝特贝尔在其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写道：“没有人表示支持……丘吉尔志得意满地旁观‘德国人自相残杀’；埃恩斯军中广播电台得意扬扬的组员，过去向来扮演丑角，现在却成了恶作剧的童子军，大为开心地落井下石，把所有他们能想到与所谓‘和谈密谋’有关的人全扯进来……”唯一曾经提起过这类广播的人是巴尔福，他在《1939—1945年间之战时宣传》（Propaganda in War：1939-1945，Routledge&Kegan Paul，1970）一书中写道：“加来军中广播电台除了助长关于涉案人士的谣言之外，亦促成纳粹党与德军之间的猜忌，成果有目共睹……”埃恩斯与加来广播电台都利用曾经由德方控制的频道，对德国播出“黑色”即打击士气的宣传广播，由伦敦情报司负责运作。
除了类似菲尔比在其著作《我的秘密战争》（My Secret War，Granada Publishing，1969）中所告白的，英国情报局恶意使许多反纳粹人士和平试探的努力成为泡影的幕后操作之外，反纳粹人士本身对这些具毁灭性的广播也难辞其咎，他们为了博取盟军的支援，夸大支持密谋的人数及官阶。
盟军对德国反纳粹活动的暧昧态度，在“七月密谋”事件发生前便令许多密谋者大失所望，兵变失败后这种态度亦无改变。虽然密谋失败，但由苏联赞助的“解放德国委员会”早在7月23日便公开向德国军队及平民大众呼吁支援反纳粹活动；英方却一直不表示支持。并且BBC接获指示，刻意不把该事件诠释成一场内战的发轫，只强调它再度证实了德国将领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已无心恋战的事实。当布拉肯向丘吉尔报告“七月密谋”的消息时，后者只说：“德国人自相残杀得愈厉害，愈好！”
8月9日，星期三
保罗·梅特涅收到艾伯特·埃尔茨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埃尔茨刚去过柏林，只停留数小时。“亲爱的保罗，我现在柏林，感到十分绝望。多么大的悲剧！多么混乱！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已化成灰烬！你对有人企图暗杀元首做何感想？感谢上帝，我们伟大的领袖又再一次获得神佑！艾伯特上。”
8月11日，星期五
报纸登出“人民法庭”对第一批被告初审及交叉讯问证人的细节。发布的答辩似乎全属捏造，俨然是“斯大林摆样子公审”的再版。有时候根本词不达意，令密谋者在国人眼前显得荒唐无稽。庭上的法官是个名叫弗赖斯勒的家伙，是只典型的犬儒猪。历史会永远记得他！
所有被告一律被判绞刑。冯·哈泽将军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母亲，常去看他们。他们甚至来过这里。约克伯爵是亚当·特罗特的密友，他的兄弟姐妹已全遭到逮捕，只有已故冯·毛奇大使的遗孀例外。
弗赖斯勒博士（1893—1945）曾是共产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战俘身份在西伯利亚接受思想改造），参与了1942年1月20日所举行、决定德国占领下欧洲之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1942年8月，他奉派担任“人民法庭”主席，该法庭在摄影机前审判所有反对第三帝国的罪犯，在被告无上诉权的情况下，做出最后判决。
审判的基本原则由希特勒亲自制定：“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给他们时间发表冗长的演说；这点由弗赖斯勒负责。他便是我们的维辛斯基！”——指的是“斯大林莫斯科摆样子公审”的主要检察官。为了让被告在经过挑选的观众前出丑，不准他们打领带或佩戴吊裤带及皮带，弗赖斯勒因此可以不时嘲讽他们必须抓紧裤腰的窘态。
弗赖斯勒并适时打暗号，指示启动摄影机，然后开始高声谩骂污辱被告，讨好观众——尤其是讨好希特勒，因为胶片一洗出来，便会立刻送去给元首欣赏。技术人员常抱怨他的狂吼令影片声带模糊不清，但他并不理会。就连一手制定许多第三帝国最残酷法令的司法部部长提拉克博士（在盟军占领德国之后自杀），都为他用词下流的辱骂讥嘲感到震惊，曾对博尔曼抱怨弗赖斯勒的表现“值得商榷，且有损如此重要场合的尊严”。本来戈培尔打算利用每周新闻短片播出时段，播放这些影片，但第一次试放，便令经过挑选的纳粹党观众大倒胃口，于是作罢。最后只有一卷拷贝幸存：30多年后在民主德国发现，1979年7月由联邦德国电台播出，令当时的观众瞠目结舌。
8月12日，星期六
玛莉亚·格斯多夫来信，语气模棱两可，显然不能放心多说……“一切都令人悲伤沮丧……”我希望她指的是第一次审判，不过仍然觉得忐忑不安。
安托瓦内特·克罗伊和她丈夫开车从卡尔斯巴德来这里，告诉我们巴黎的最新消息。她常和乔吉见面；他主动提出要从反抗军那里弄一张假身份证，好让她取消婚礼，留在法国，直到战争结束。他甚至带着那张证件赶去车站，希望她在离开前的最后一秒改变主意。
8月18日，星期五
我们在湖里裸泳。大家在这里的生活看似悠闲惬意，其实内心的焦虑仿佛套在头上的铁箍，愈箍愈紧，我的病假想必对我的健康有益，但再过三天就将结束。怪的是，我竟感觉轻松无比，因为这里的平静生活反而令我无法忍受。有时候跟父母相处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完全不能体谅我，或许因为他们一无所知，又心生怀疑吧，所以总是替我担忧，逼我多说。但我没告诉他们什么，因此更令他们生气；恶性循环！
柏林 8月22日，星期二
一早抵达柏林，直接赶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正在吃早餐。我问她最新情况，她惊讶地瞪着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亚当、海夫腾、海尔多夫、弗里茨·舒伦堡和其他很多人都被判死刑，上个星期五已经吊死了！”我立刻打电话给罗玛莉·舍恩贝格，她却什么都不肯讲，只说马上赶过来。玛莉亚说罗玛莉现在集中心力，想查出老舒伦堡伯爵的下落，因为他昨晚失踪了。
罗玛莉来了以后，我们坐在楼梯上呆瞪着眼前的一片废墟。最近发生的事令她感觉瘫痪了似的。她并不相信亚当已经被吊死了，谣传他是刑期唯一往后延的人。
8月11日，外交部接获通知，特罗特将在下一次“人民法庭”举行的审判中（8月15日星期二或16日星期三）被判死刑。后来博尔曼接到命令，表示，“特罗特显然还隐藏了许多事实，‘人民法庭’因此决定延后执行死刑，让有关单位继续进行审讯。”
托尼·绍尔马去旁听审判，大吃一惊，因为只准经过挑选的观众入席。罗玛莉坐在他车里等在法庭外面。他出来后放声痛哭；所有的被告都坦承他们想杀希特勒，海夫腾说如果再给他机会，他还会尝试。他认为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是个诅咒，亦是罪恶的渊薮，将他的祖国逼上绝路；他们都将为德国的灭亡负责。法官弗赖斯勒问他，明不明白他所说的那番话是叛国重罪，海夫腾说他知道自己将被吊死，但他并不会因此改变想法。
虽然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曾经为道德理由反对刺杀希特勒，不过他和特罗特不同，自从兵变失败后，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他先驾车赴乡间与家人道别，然后便返回柏林，成为遭到逮捕的第一批人之一。
亚当说希特勒靠舞弊得到大权，很多人被迫宣誓对他效忠。他说他的确希望能够结束战争，并承认曾在国外与敌方代表会谈。海尔多夫表示，自从“斯大林格勒之役”后，他便希望希特勒下台，因为他替德国带来太大的危险。托尼说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苍白，他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受到酷刑；我却相信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亚当曾经告诉我，他打算否认一切，好等待出狱，重新再试。否则就是罪证确凿，他们都决定放弃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去办公室，上楼进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的房间，没有别人在。我们悄声交谈。亚历克斯说他确信亚当还活着，因为他们和一位在行刑现场的警察有联络。其他的人都死了。海尔多夫是最后一个受刑的人，因为他们要让他看着其他人死。据说他们并非被吊死，而是用屠夫用的挂肉勾吊着钢琴琴弦慢慢将犯人勒死的，而且为了延长他们的痛苦，还注射了强心剂。谣传行刑过程全被拍成影片，希特勒没事就拿出来在司令部里放映，独自暗笑。
行刑场在距离莱特街监狱不远的普罗增西监狱，因为德国没有绞首台（一般处决方法为砍头），狱方于是将普通的挂肉勾吊钉在行刑室（为监狱内一栋独立建筑）天花板上的铁栏杆上。绞刑过程被拍成影片，并有聚光灯照亮场景，出席者计有帝国检察长、两位典狱长、两名摄影师，以及死刑执行者及他的两位助手。桌子上会摆一瓶白兰地——给观众喝的。死刑犯一位接一位轮流被带进来，行刑者将钢圈套上他们的脖子（希特勒指示用钢琴琴弦代替绳索，好慢慢将死囚勒死，而非拧断他们的脖子）；然后在死囚痛苦挣扎期间（有时长达20分钟），摄影机辘辘运转，以具有恐怖幽默感闻名的行刑者，则在一旁说下流猥亵的玩笑。影片随后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博元首一笑。该建筑现已成为纪念馆。
亚当的太太克拉瑞塔也已被捕。亚当被判刑后，当局不准她去见他。我跟她并不熟，因为过去两年，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乡间公婆家。他们的女儿也被盖世太保带走，现在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但亚历克斯正想尽办法找到她们。
亚当的妻子克拉瑞塔在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之后，赶赴柏林，希望能见到他，却苦无结果。盖世太保趁着她不在家，把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两岁半、一个九个月大——带走。亚当受审当天，韦特企图偷偷带她进法庭，不幸被一名打杂女佣发现，向党卫军警卫告发。但该名警卫竟然反过来想帮助克拉瑞塔混进法庭，可惜不成功。但她仍然对他表示谢意，他只喃喃说道：“我们都了解！”两天后，克拉瑞塔亦被逮捕。
我现在和罗玛莉一起住在托尼位于库达姆大街上的公寓里。公寓里有两个房间，除了两张沙发之外，几乎没有家具，再加上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平日托尼在乡间的服勤单位和柏林城之间往返，他主要是想看住罗玛莉，因为他坚信下一个被捕的一定是她。晚上也不敢留我们俩单独在家。家里床单不够，不过天气热，也无所谓。
罗玛莉当然有危险；她几乎每天都去盖世太保总部打听内部消息。奥托·俾斯麦联络上负责管理戈特弗里德个人档案的盖世太保督察，他表示戈特弗里德的案子“非常严重”；元首不愿饶恕与“七月密谋”有关的任何人，已到了发狂的地步。每天都打电话去盖世太保总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绞死了。罗玛莉的内线说，有时盖世太保虽想拖延时间（可能想查出更多有关密谋的内情），元首却会暴跳如雷，坚持要他们速战速决。
我曾经想过搬去波茨坦的布雷多府邸内住，戈特弗里德的姐姐汉娜虽然不在城内，但我却听说布雷多家三个女儿已遭到逮捕。他们先带走小海夫腾的女朋友，19岁的菲利帕；然后打电话给20岁的亚历山德拉，叫她送毛毯去给妹妹，却乘机扣押了她；接着又打电话给第三个女儿，黛安娜。黛安娜大胆地反问，叫她带床单被枕给全家人不是更干脆吗；他们回答说，的确如此！唯一没受到骚扰的女儿是玛格丽特，她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盖世太保总部不断传唤她去，每次他们一开始问问题，她便极不以为然地抗议说，还有满满一整间病房的伤患等着她去看顾。至于布雷多家的男孩，长子已在前线作战，其他的还太小。
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报上刊载了极长一篇有关亚当·特罗特审判内容的报道，列出所有被告的名单，接着表示所有人都当场处决。报纸称亚当为“施陶芬贝格的外交事务顾问”。奇怪的是，新闻报道的日期极少与实际情况吻合，可能是想混淆仍在逃的反对人士的视听。这则新闻登出后，亚当办公室门上的名牌终于被拆了下来，换上别人的。他的车仍停在花园里，没人敢用，看起来已像一堆废铁。虽然西克斯博士已接获正式通知，说亚当已和其他人一起于18日问吊。亚历克斯·韦特却告诉我，他相信亚当仍然活着。
罗玛莉·舍恩贝格目前在进行另一项计划。一位现在住在戈林乡间别墅“卡琳宫”的纳粹空军上校，和她聊了一整夜；他认为他在将她改造成一名国家社会党员，她则设法说服他如果让她去见戈林，一定大有好处。戈林已躲着不露面好一段时间，甚至拒绝接见奥托·俾斯麦；以前他还常去弗利德利斯鲁城堡打猎。显然他极害怕自己也被牵连进去。
梅勒妮·俾斯麦在狱中流产，现在住进波茨坦医院，但受到警卫监视。他们不准访客去看她，只准和护士交谈。
自从舒伦堡伯爵在上星期二失踪后，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星期一他曾经从阿德隆旅馆打电话给罗玛莉，说他刚去过希特勒的司令部；后来她跟他吃午餐，把一切经过情况全告诉他。他似乎对这些最新发展一无所知，显得非常震惊，尤其为亚当感到难过。然后他俩在施莱尔全权委员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那些人都不太谨慎）在旅馆大厅里一起踱方步，最后约好隔天再一起吃中餐。隔天罗玛莉准时到达，伯爵却一直没有出现。她立刻打电话去威廉街，但他的职员都不知他的去向，而且也已开始担心，因为他们以为早上他会进办公室。我们都认为他已遭到逮捕，但被关在哪里呢？
格德勒在五天前被一名德国陆军妇女部队士兵认出来，经告发后遭到逮捕。当时他藏匿在波美拉尼亚一个村庄内。我们怀疑亚当之所以未被处决，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他们一直密切合作），现在两人正接受交叉审讯。如果当初亚当及时离开德国该有多好！格德勒真的以为躲在德国境内行得通吗？当局悬赏100万马克捉拿他啊！
格德勒的通缉令早在兵变事发前，便于7月17日发出。他接获警告，开始躲藏，先躲在柏林（其中一位包庇他的人，犹太裔的前柏林代理市长阿尔萨斯博士，便为此赔上一条性命），接着下乡。他于8月12日被捕，9月8日被判死刑，却拖了五个月才行刑。期间他一点一点地招供，同时不断写下所谓“密谋者的未来德国计划”备忘录。盖世太保终于在1945年2月2日看穿他的计谋，予以处决。
只要能救出亚当和戈特弗里德，我什么都愿意做——还有舒伦堡伯爵。我们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等待刽子手的斧头落下来。现在就连密谋者的家人，甚至朋友，都遭到逮捕，许多人开始害怕，即使提起涉案者的名字，都会吓得将目光移开。为了达到目的，我想到一个新办法：我决定去试试戈培尔。罗玛莉也认为通过戈培尔或许有用，因为他还算聪明，或许他会意识到这一连串的屠杀是多么愚蠢。现在我还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我只认识一位跟戈培尔很熟的人，冯·德克森太太，但她一定马上就会猜出我的意图。或许更好的办法是，假装我对拍电影有兴趣。我决定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是德国现在最红的女明星。
8月24日，星期四
早上打电话给詹妮·尤戈。她听到我坚持要立刻见她一面，语气开始紧张，说她正在巴贝斯堡内的环球制片摄影棚拍戏，如果我搭高架火车，她会派车去车站接我。我在令人窒息的大热天里赶去，然后被一位留黄色长发、穿鲜艳衬衫的怪异年轻司机载到摄影棚。抵达时詹妮正在拍戏，一名年轻男子跪在她脚旁。紧紧抱住她的膝盖。幸好那个镜头没有拖太久，她很快便回更衣室换衣服，并把女仆支开，好跟我谈话，但我们仍然不敢放大声量。
我告诉她我非见到戈培尔不可，她必须替我安排一次面谈。她说如果真有必要，她当然会想办法，不过她已经跟他闹翻了，已有两年没见他。“怎么回事，难道是塔蒂阿娜或保罗·梅特涅有了麻烦？”我说，“都不是。”她舒了一口气。我说：“是我上司。”然后说明他已被判处死刑，但我们怀疑尚未行刑，所以必须赶快行动。毕竟戈培尔是当今最大的英雄——兵变就是他一手压下去的！我会对他说，德国禁不起损失这么多特别有才干、能报效国家的人才，等等。詹妮一声不响听我把话说完，领我走进花园，然后她就爆发了：我的想法太疯狂！戈培尔是头猪，绝不会帮助任何人！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诱使他替那批人动一根小指头！海尔多夫被绞死之后，他甚至拒绝接见前者来请求暂缓处刑的儿子——而他们早年还常玩在一起。他甚至懒得告诉海尔多夫的儿子他父亲已经死了！她说他是个残酷又邪恶的虐待狂，他对那些企图谋害希特勒的人深恶痛绝。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因为他天生就厌恶这批人所代表的东西，而且他是个躲在污水沟里的鼠辈。我若引起他的注意，肯定会拖累全家，保罗一定会被逮捕，我自己的麻烦也永无终日。她恳求我立刻打消这个念头，又补充说，乌发电影公司内部充斥戈培尔的奸细，都想打探出演员之中有谁可能会叛国。两天前公司内开政治会议，戈培尔走进大厅，赫然发现有人在他将站上去的红色讲台上，用粉笔写了两个大字“粪便”！但没有人敢上前去把它擦掉。她自己的电话也被人装了窃听器，每次她一拿起听筒，就会听见“喀啦”一声。和我吻别时，她对我耳语说，如果有人问起我来访的目的，她会说我想拍电影。
我精疲力竭又丧气地回到城内，发现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托尼·绍尔马都在公寓内；罗玛莉已处在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以前我从来没看过她这个样子。原来今天下午警察来了；邻居抱怨我们窗子涂黑得不够彻底，虽然只为了这点芝麻小事，罗玛莉却崩溃了。托尼还有更坏的消息：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已自杀，意味着密谋者都受到刑讯，有人供出了克卢格，否则本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有份。
克卢格并没有因为在兵变失败当天变节而得到任何好处。他虽是希特勒最宠信且最成功的指挥将官之一，但他曾与密谋者密切接触的事实终究曝了光。8月17日，他接到卸职命令，奉命赶回德国，他怀疑自己也将受审，便在途中自杀。
罗玛莉歇斯底里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她说我们谁也逃不掉……他们会给你打针，使你丧失意志力，你就会全部招出来。她求我嫁给珀西·弗雷，立刻去瑞士。托尼这时也参一脚，表示他随时都愿意带她去瑞士，因为他本来已打算这个周末逃走，不过他必须先去西里西亚拿些贵重物品。托尼也开始替自己担心，有人举发他，曾在酒醉之后到军营餐厅里对着元首照片乱开枪。罗玛莉说除非他们先结婚，否则她绝不会跟他一起走，因为她父母会气疯掉。虽然当时气氛如此恐怖，我却觉得她突然在乎起礼节来十分可笑。托尼立刻拒绝，说这件事以后再商量不迟。大家的情绪愈来愈激动，最后围坐餐桌旁泪眼相对。然后托尼跳起来开始踱方步，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压力。面对这些眼泪，他已下定决心，要溜之大吉。我说随便他们想干嘛都可以，但我会留下来，而且我觉得罗玛莉也该留下来，一旦到了瑞士，她会和家人失去联络，必须熬到战争结束。这一点她绝对无法忍受，最后每个人都决定留下。
稍晚托尼走进我房间，告诉我亚当受审的全部细节。亚当看见他，却没有露出任何认出他的反应，只凝视他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便从腰部以上前后晃动。他没有打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托尼很仔细地察看过审判大厅，他的结论是，在那里绝对不可能强行救走任何一个人，就连大部分的“观众”都是便衣警察和职业杀手，而且全部配有武器。他没有等到宣判便离开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但托尼给我们一张通行证，可以过街去西门子办公大楼的掩蔽壕内躲避。他们的地窖很深，在里面极有安全感。通常我们都会和值夜班的人一起熬夜，其中一位工人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我们常一起幻想着，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将会多么的美好。
8月25日，星期五
罗玛莉·舍恩贝格已从她短暂的忧郁症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开始作战。我们终于发现监狱（是一座军方监狱）就在莱特车站附近。她已去过那里，并用珀西·弗雷提供的香烟买通了其中一名典狱长，请他传一张写满字的小纸条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那人甚至带回一张回复，戈特弗里德抱怨牢房里虱蚤太多，要我们送些防虱粉给他，也要求一点食物，因为牢里只有黑面包，他无法消化。以前送进去的包裹他都没收到，所以唯一的办法似乎是，每天送三明治进去。罗玛莉很想问那位典狱长亚当·特罗特是否也关在里面，但她必须小心，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已经死了，如果我们表现得太好奇，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戒心，不但令往后的脱逃计划更加困难，而且还可能提早他被处刑的日期。
知道亚当或许还活着，令我大为安心。但很多人，包括罗玛莉在内，却认为我的反应不可思议，都说早死早了，免得每天忍受酷刑。我无法同意，仍希望奇迹出现。
我突然想起彼得·比伦贝格，他曾经提议伏击运送亚当去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的车子。他最后一次来办公室找我时，仍满怀希望，非常乐观。于是今天我便搭巴士去他在达勒姆的住处，结果来开门的女孩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我，堵住门口，又什么都不肯说；只表示彼得不在，要隔一阵子才会回去。我感觉她并不信任我，有所隐瞒，便告诉她我是外交部的职员，曾经替冯·特罗特先生工作。她一听到这句话，表情立刻变了，走进屋里，换另外一个女孩出来。这个女孩比较友善；她告诉我彼得失踪了，也没去城外的工厂上班。我问他的地址，说我必须立刻跟他联络。她说她了解，但写信也没用，因为他收不到的；意味着他也被捕了。
我头晕目眩地离开，坐在人行道上等待回城的巴士，沮丧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不论我去找谁，似乎所有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了，真的是求告无门。现在他们逮捕的人只是密谋者的点头之交，或是碰巧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的同事而已。我并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参与了密谋，只知道他和亚当在哥廷根大学念书时，参加了同一个社团，而且是好朋友。即使就这么一点关系，也可能被拖累。
“七月密谋”发生时，彼得·比伦贝格正在管理位于德国占领之波兰境内的一家工厂。7月25日，他获悉特罗特被捕，便前往柏林组织营救计划；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和蜜丝谈起他的想法。可惜一等他返回波兰，并针对营救计划做最后的调度，自己竟也遭到逮捕，并被关进恶名昭彰的莱特街监狱。
然后我想起克劳斯·B。虽然过去我一直避免跟他变得太熟，因为我从来不确定他的底细，可是现在，我决定如果他真是我怀疑的那种人，也许只有他能帮我。回城后，我找到一座还没坏的电话亭，打电话去他办公室，说我必须立刻见他一面，他叫我去动物园车站附近等他。我们沿着布达佩斯街走下去，经过被炸毁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我一五一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他等我说完，停下来面带觉得好玩的微笑看着我说：“原来你怀疑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希望你是，”我脱口而出，“因为这样或许你就可以帮忙了！”
他立刻一脸严肃，说他会尽量想办法去打听最新的状况，看看是否还来得及，并要我信任他。我们约好明天在伊甸旅馆的废墟外见面。
8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问施莱尔全权委员是否可以免我的职，因为我想参加红十字会，去当护士。万一我最后的两个朋友法官里克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也出了事，我就得独自面对这帮走狗。我唯一的顾虑是，上级很可能视我这项决定为表明立场。施莱尔的回答令人丧气；他说西克斯博士绝不会让任何人自由决定他们的去留。我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再生一场病。
下午下班后赶去伊甸旅馆，克劳斯·B腋下夹了个用报纸包的大包裹，在那里踱方步。他一言不发，领我走到动物园废墟里的一张长椅旁，等确定四下无人后，才告诉我他已四处打听，但现在没有任何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任何事。希特勒复仇的心如饥如渴，没有一个涉案的人能逃得过；而且每个人都如惊弓之鸟，就算稍具影响力，亦不敢轻举妄动，生怕引起怀疑。他接着说，所有和密谋者有关系的人，现在都遭到监视，我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面对他们的刑讯方法，我很可能会招供，连累其他仍在逃的人，所以我必须不计任何代价，避免被捕。这时他打开包裹的一个角落，露出一把小型轻机枪的枪管。“如果他们来抓你，你千万不要犹豫，把他们全部射死，赶快逃。他们一定料想不到你会这么做，或许你逃得成……”我忍不住笑了。“不，克劳斯。如果我真的走到那一步，最好还是别犯下谋杀罪，罪加一等……”他似乎非常失望。
和他道别后，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东西，并找两位仆人谈话。他们告诉我，住在俾斯麦波美拉尼亚产业上的某人向当局告发梅勒妮，说她擦脚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还成了“反社会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复杂。他们说她现在非常虚弱，昨天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着起床，结果晕厥过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断了下巴；听得我心如刀割。当局准许她哥哥让—乔治·霍约斯去看她，她只是不停地问：“他死了吗？”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果菜园，用咖啡换了两颗瓜，会想办法送进牢里去。
回柏林后，在格斯多夫家看见罗玛莉。她说今天守卫把戈特弗里德的脏衣服递给她时，她悄声问他：“冯·特罗特先生是不是还在这里？”他说：“呀！呀！他还在这里！”又说她也可以写张纸条给他；明天他会把回复交给她。她写道：“需要我们送什么东西给你？爱你的蜜丝和罗玛莉。”她问那人亚当是不是在挨饿；他说不，俾斯麦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如果我们能够确定那男人没有说谎，那该有多好！（亚当·冯·特罗特就在这一天在普罗增西监狱内被处绞刑。）
我们仍然没有舒伦堡伯爵的消息，只知道编号100号以上的牢房里面，关的人犯仍有活下去的希望；99号以下的人犯都已判处死刑。戈特弗里德被关在184号；亚当被关在97号。据说他们都戴了铁链。
亚历克斯·韦特已救回亚当的小孩，现在都住在乡间，可是他太太克拉瑞塔仍在狱中。施陶芬贝格的小孩已改名，住在孤儿院里，但消息走漏，所以日后或许有希望再找到他们。
密谋者的小孩总计有50名，有些还在襁褓中。纳粹最初计划将父母及较年长的兄姐都杀掉，让剩下的改名后寄养在党卫军家庭及学校内，教育他们成为纳粹党员。不知为何缘故，这个计划后来作废。1944年10月，他们让其中一部分孩子回家，其他则藏在普通寄宿学校里。直到战争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家庭才全部团圆。
据说戈特弗里德的侄女菲利帕·冯·布雷多也将被送上“人民法庭”受审；他们已逼她招供，她承认事前便从年轻的海夫腾那里得知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日期。
我和奥托及安·玛莉·俾斯麦长谈。他们俩也在格斯多夫家，正在设法见到当权的人。罗玛莉·舍恩贝格认为有些狱卒愿意接受贿赂，条件是必须带他们一起逃脱。她希望俾斯麦家族拿出传家的珍珠，我们自己也有一点贵重物品可以贡献。看来每位犯人都由六位狱卒看守。即使我们成功地贿赂了所有的人，日后还得设法将三名犯人和18位狱卒偷偷送出国境。我可以想象珀西·弗雷的脸色！安·玛莉突然爆出一句挖苦话：“干脆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开一场鸡尾酒会，列队替他们送行算了！”我们的这番讨论都是在阿德隆楼上私人房间内进行的。
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从乡间回来，看见他我并不高兴；又得多替一个人担心。我们上一次见面便在7月20日，他也是亚当·特罗特的朋友，所以至少说话不用忌讳。现在他说：“我不要听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活下去、出狱；谁还没被抓起来？什么时候打算再试一次？如果他们有这个打算，我一定两肋插刀！”同时他对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竟然炸死了一位自己人——战前著名的马术表演冠军勃兰特上校——非常不以为然。爆炸时勃兰特也在希特勒的会议室内，当场毙命。事后他先和其他“叛国罪行”受难者一起以军礼下葬，后来当局在某名单上发现他的名字，便掘尸火化，将他的骨灰撒在风中。
勃兰特上校为德国陆军总部作战部门内的资深军官，虽未积极参与密谋，却与许多密谋者友好，亦同情他们的理想。早在1943年另一次企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他便差一点丧命；当时元首一行人从东线飞回拉斯坦堡，在飞机上开庆功宴，一瓶内装炸弹的白兰地并未如计划爆炸！7月20日当天，正是勃兰特在无意之间将施陶芬贝格的手提箱移走，救了希特勒一命。爆炸后，所有站在木台右方的人，包括勃兰特本人，非死即受重伤。
戈特弗里德·拉姆要我替他安排与亚历克斯·韦特会面。去办公室当然不可能；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便是格斯多夫家，但不知玛莉亚同不同意，她现在很替丈夫担心，因为海因茨和已死的冯·哈泽将军很亲密。
8月27日，星期日
我们花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清扫公寓。然后珀西·弗雷载我们去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大家坐在花园里晒太阳。
蜜丝从柏林写信给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亲 1944年8月28日
附上乔吉写的几封信，是他一位朋友在盟军进驻巴黎之前带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过得很好……柏林城内及附近地区已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仿佛住在火炉里，而且生活中只见忧虑和悲苦。每晚都有空袭，白天几乎也都有，但没什么特殊状况……下个星期我可能会请几天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否则病假就过期了。后天我将返回克鲁曼修柏两天。
克鲁曼修柏 8月30日，星期三
一大早便前往克鲁曼修柏，结果在希尔施贝格错过转乘火车，等了三个小时。下火车时，我发现布兰肯霍恩跟在我后面。每次看见和亚当·特罗特有关系的人，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掉眼泪。把皮箱和以前留下的行李放在一起后，我走到外面的街上；布兰肯霍恩仍然跟在后面。后来他经过我身边，低语道：“进公园，挑张长椅坐下，我待会儿过去找你。”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走到长椅旁。他一直等到那个时候才敢开口说话。
他告诉我，他和亚当21日那天曾在格林瓦尔德的树林里见了一面。他问亚当是否烧毁了所有的文件，亚当说他已经做了。但还是有些文件被搜了出来，大部分都是他出国时记的备忘录。怎么这么傻！我问布兰肯霍恩他们会不会杀亚当。他说：“毫无疑问！”我告诉他舒伦堡伯爵也失踪了。这一点他并不知道；不过他说如果伯爵真被逮捕了，肯定也难逃一死。我说：“不可能。这样会在国外造成太大的丑闻！”“你想他们会在乎吗？”他告诉我格德勒之前在布里斯托尔旅馆内租了一个房间，把所有的秘密文件全藏在房内的保险柜里。去年2月，布里斯托尔被一枚空雷炸毁，结果暗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两个星期之后，有人意外在瓦砾堆里发现并掘出那个保险箱。保险箱不仅完好无损，里面的文件一份也没少，而且有几份上面还有冯·哈塞尔大使亲笔的加注和修正；所以哈塞尔才会遭到逮捕。布兰肯霍恩说每天都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我们将搭同一班火车去克鲁曼修柏，但约好不再见面。我真高兴他还是自由身，祈祷他们别来抓他。
后天我将返回柏林，打算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全部打包，寄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虽然城堡现在只修复了屋顶的部分，不过一定有谷仓或别的地方可以暂时寄放我的东西。克鲁曼修柏仿佛与世隔绝，令我无法忍受；没有了舒伦堡伯爵，让我更觉得痛苦。我去找他的属下聊天；他们还不知道他已失踪，不过他的秘书席林小姐，和助理（感谢上帝，他没有待在瑞士不回来！）都已被召去柏林，想必很快就会发现。
因涉及“七月密谋”遭到处决的人数仍无定论。根据纳粹党官方消息来源，兵变后被捕总人数达7000左右，共5764人在1944年遭到处决，接着又有5684人在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最后五个月内被处决。这些人当中，约有160人到200人直接涉及密谋案，包括：21位将军、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资深外交官、1位部长、3位国务秘书、刑事警察局局长及数位高级首长、地方首长及警察局高官。
柏林 9月1日，星期五
大战爆发至今已满五周年。
午餐时间回到柏林，直接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看起来比平常苍白，平静地对我说：“蜜丝，你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罗玛莉·舍恩贝格和珀西·弗雷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她指指我躺在地下、露出几个沙袋的行李。“托尼·绍尔马昨天早上被逮捕了，”罪名是：曾经对着元首的照片开枪，而且在施陶芬贝格暗杀未果之后表示：“没关系，或许下一次运气会好些！”珀西已找到一名律师，他在他们办公室替瑞士人工作，保障敌方的利益。那位律师本身也以反纳粹闻名——或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非常出色，而且就住在沃伊什街附近。罗玛莉已搬回阿德隆旅馆，也通知了托尼住在西里西亚的母亲。托尼现在关在莱特街监狱内，不过因为他是军官，所以将接受军法审判；这表示即使他被判死刑，也将被枪决，而非绞死——我们是否应该为此感到安慰呢？
9月2日，星期六
罗玛莉·舍恩贝格也搬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和我一起住在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以前住的房间里。她心情太坏，不该一个人住，而且我们宁愿一起面对警方，万一……
父亲进城两天，又回柯尼希斯瓦特了。他把曾曾祖父的十字架留给我，当初曾曾祖父参加拿破仑对俄战争，一直戴着它；父亲说当初十字架救了他，现在也会救我。
同时罗玛莉和莱特街监狱附近一家面包店主人交上了朋友，他在监狱里兼差当狱卒，已经送了些香烟和几封信给托尼·绍尔马。她现在每天都去那里，希望能拿到亚当·特罗特的回复纸条，可是替他传纸条的那位狱卒现在躲着她。不过两天前他还说：“舒伦堡伯爵需要帮助，他的身体愈来愈虚弱了。”证明了他的确也被关在那座监狱里。我将负责送食物给他，因为我们必须尽量分开行动。
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切面包和烤一只奥托·俾斯麦送来的很小的鸡。然后把所有食物分成三份，一份给大使，一份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份给亚当。罗玛莉还准备了水果和蔬菜给托尼，因为后者不准吃面包和肉，或任何补充精力的东西。狱方故意饿他们，好逼他们“合作”！
珀西·弗雷开车来接我们，然后让我们在离监狱一段距离外的地方下车。罗玛莉教我该怎么做，但我仍然双腿发软。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监狱是一栋红砖建筑，从外面看就跟普通军营一样。我们约好由我要求见伯爵，罗玛莉从另一个入口去找托尼。等我出现后，她再进去递送给戈特弗里德和亚当的包裹。
每座大门都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进门后是中庭，然后是一扇巨大的前门，也由两名党卫军把守，他们把我拦下。我说我想找盖世太保谈话，其中一名警卫便领我沿着一条宽阔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金丝雀黄的巨大铁门前，门的左方有一个小窗，窗后坐了一个胖子，也身穿党卫军制服。他问我想干什么，我拿出包裹，表示想把它送给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他叫我等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同时铁门打开好几次，走出几名警卫。每次我都乘机往里面瞄，看见一大块空地，上面搭起很多窄小的波状铁皮楼梯间，通往高低不同的平台；牢房便沿平台两边延伸出去，牢门都没接到屋顶，就像低级厕所的门。整个地方非常嘈杂，警卫穿着厚重马靴踱来踱去，彼此吹口哨、大声吼叫，景象令人作呕。不一会儿那名狱卒就回来了，问我伯爵的教名是什么。我迟疑了一下，但很快便想起是“维尔纳”。那人注意到我犹疑了一下，大吼道：“你对他这么感兴趣，起码该知道他的名字吧！”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回嘴道：“绝对不可能弄错的。大家都知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只有一位，而且他已70多岁，我从来没直呼过他的名字。”他接着叫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伯爵的全名，还有我自己的名字及地址等。我又加了几句问候的话，问他需要我再带什么来。交出那张纸时，我的心往下一沉，不过已经走到那步田地，也无所谓了；如果他们真想追查我，那可容易得很。那人再度消失前，我看见他跟两个同党商量了一会儿。后来他终于回来了，把包裹丢还给我，不屑地说：“他不在这里！你若想打听别的事，去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问！”我觉得全身不对劲地走出来，然后在街角一家商店的窗前瞥见自己的脸：是绿色的。
我把经过情形告诉罗玛莉，决定先回家，让她继续去尝试递送她的包裹。等她回玛莉亚家时，似乎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哭，说她在监狱里等那位替她传纸条给亚当的狱卒，后来他终于出现，却仍然不理她。她只好放弃离开。另一名狱卒一直在旁监视她，跟着她出来，一直走到地下通道，然后对她耳语道：“为什么你还每天都来？他们把你当傻瓜耍！我注意你很久了，看你传信进去，告诉你：他已经死了！”他指的是亚当；他大概以为她很爱亚当。然后他又说：“我再也受不了看那些人受罪了。我快疯了。我决定回前线，当初我根本不想要这份差事。你送进去的那些纸条，其他人看了，都快把腰笑断了。求求你，听我的话，别再回去！尽快离开柏林。现在有人在监视你。替你传纸条的那名狱卒也已经被调回总部了，他们也不信任他……”当初就是那个人叫她写纸条给亚当的——“他一定会很高兴！”罗玛莉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
莱特街监狱于1840年建成，仿照伦敦本顿维尔监狱的设计，建筑呈星形，共有四道侧翼，其中一道为军方监狱，由军方管理，另外两道由盖世太保接管，囚禁政治犯。大部分“七月密谋”的涉案人犯都关在这里。
根据生还犯人后来的描述，狱中情况凄惨：四面墙、一张床（白天禁止躺下）、一把木凳、角落里钉一张靠墙的小桌、一个临时拼装的马桶——由警卫提供旧报纸做为草纸，没有纸笔，没有书，没有报纸，不准去中庭散步透气，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警卫由一般狱卒担任，但他们也受到党卫军严密的监视；这些党卫军多为德裔外国人，从东欧迁回德国，因长期在俄国打游击战，早已习惯残暴的行为。打扫牢房、送饭及传送刮胡用具的工作，都由模范囚犯担任；他们多为犹太人、别的政治犯或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除了后者因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多数拒绝帮助受苦的牢友之外，其他的模范囚犯经常成为犯人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管道。
牢房内从傍晚到天明都点着灯，只有碰到盟军轰炸机群飞越上空才熄灭。空袭时警卫躲入地窖，犯人则戴着脚镣手铐待在牢房内。有一次，一道侧翼被炸中，许多人犯因此遇害。奇怪的是，好几位生还者都表示，遭到轰炸时其实是他们感觉最平静的时刻，因为那是唯一不受监视的时刻。
囚犯（大多信仰基督教）中有几位神职人员。天主教的神父借贿赂或与警卫友好，甚至能够接受其他犯人的告解及忏悔：由模范囚犯用密封信封传送告解内容，再用另一个信封带回神父的赦免词和一片圣饼。因此囚徒即使面对单独幽禁以及绝对不准开口交谈的规定，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仍在监狱中形成一股就连盖世太保也无法摧毁的强大力量。
每天我们都在珀西·弗雷的陪同下去看托尼·绍尔马的律师。他是个头发少年白的年轻人，公余时间是画家，可能是个同性恋，但肯定很聪明。今天他听罗玛莉·舍恩贝格说完她去探监的经过之后，两手一摊，说她非立刻离开柏林不可：这样去探监简直疯狂，到头来我们一定也会被逮捕；而且我们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也认为亚当·特罗特还活着，但他接着说：“死了倒比他现在活受罪好。”我似乎是唯一一个盼望战争赶快结束，让他还有机会活下去的人。
我们决定罗玛莉必须回乡间去和家人住。她留在柏林并不能帮助任何人，反而一定会被逮捕，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将继续每天送东西给托尼；至少她是个新面孔。问题是现在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证，否则很难离开柏林。不过罗玛莉刚接到一封电报，说她祖父病危，或许她可以靠这封电报买到车票。
9月3日，星期日
今天虽然是礼拜天，我仍得去办公室——值空袭班。我什么工作都没做，只不断练习手风琴。接近傍晚时，艾伯特·埃尔茨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来看我，我们坐着聊天，聊着聊着，艾伯特突然掏出手枪大吼道：“西克斯在哪里？我要取他的首级！”说完便想冲下楼去。我扯住他的空军制服，因为西克斯博士正好在他办公室里工作。
稍后我们去珀西·弗雷家吃晚餐。途中艾伯特不断停车，见到警察就问他们，对海尔多夫伯爵有何看法。他想看看他们知道多少，如果他们表示整个事件好比“猪舍”，他才继续听下去。他真的很疯狂！这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只能说是长期承受心理压力后的激烈反应。
晚上发生严重空袭；我们待在面对普尔西住处的地窖里，因为不敢再回托尼家。
9月4日，星期一
罗玛莉·舍恩贝格今天早上回家，她甚至懒得去申请官方通行证。格斯多夫派一位家仆陪她去车站，看着她跳上一列已经开动的火车；她买了一张月台票，混过剪票口。女仆说她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一名乘务员对着罗玛莉大声喊叫。虽然我一直催促她离开，却很担心她这样鲁莽行动可能招致当局翻出她所有的旧账。不过托尼·绍尔马的律师和玛莉亚·格斯多夫都大松了一口气。
我打算再多待一阵子，因为明天托尼便将上军事法庭接受初审。律师对第二条罪状，即他表示“下次运气或许会好一点”，感到悲观。光是那句话就可以让托尼送命。幸好他的长官发给他一张褒扬状。律师说托尼身体很好，情绪也不太低落。他教他如何答辩，别表现得太具攻击性。我现在很后悔当初劝他打消逃亡瑞士的主意，否则他可能早就安全了。
我还记得托尼告诉我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被捕当晚的情形；当时他正开车下西里西亚，警方设下路障，也把他拦住。他请警察抽烟，大家聊起天来，他们给他看一张通缉令，指示要逮捕一个驾着一辆银色太脱拉、载一位女孩的男人。他立刻猜到那便是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因为他知道那天晚上他俩准备去赖因费尔特。他觉得他们一定到不了，不过他们因为车子拋锚，便弃车改搭火车，才安全抵达赖因费尔特。
9月5日，星期二
托尼·绍尔马第一天出庭。结果庭上立刻宣布将审判延后两周，以搜集来自西里西亚的资料。这年头能拖就是好事，不过律师很担心，因为证据愈积愈多，没有一条对托尼有利。现在就看法官为人如何。今天我也写了一封信给托尼，因为明天我将离城赴柯尼希斯瓦特。
尽管托尼的律师认为亚当·特罗特还活着，如今办公室里的朋友却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不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或帮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或舒伦堡伯爵。多亏奥托·俾斯麦锲而不舍努力拖延时间，戈特弗里德的审判似乎也一再延期。报上到现在仍未提起他的名字。的确，一个姓俾斯麦的人居然也想杀希特勒，听起来实在难堪；就连“那些人”也了解这一点。我们只能祈祷和等待，盼望他能够活下去。
现在我也应该离开柏林了。我还剩下一些病假可以利用。能够离开令我安心，同时也令我沮丧。过去几周来，我们一直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整天脑海里只想着最近发生的事，其他的事都无暇顾及。虽然痛苦不堪，但我早已习惯活在废墟里，日夜嗅闻弥漫在空气中的煤气味，混合着瓦砾堆、锈铁，甚至加上腐烂尸臭的味道，想到柯尼希斯瓦特翠绿的田野、宁静的夜晚和清新的空气，竟令我感到害怕。
往事历历，我的柏林生活似乎就将结束。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将在八天后和我在维也纳会面，到时候必定会努力说服我继续待在柯尼希斯瓦特，把身体养好。若身在远方，或许我还能抗拒家庭压力，一旦团聚，我可能就会同意。
这几周来，我一直害怕盟军会继续广播有关“七月密谋”的细节（跟刚开始时一样），暴露亚当出国旅行的真正目的，因而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盟军对亚当特别仁慈，态度谨慎，只在德国报纸宣布他已遭处决后才开始写他。
党卫队官方周报《黑色军团》最近大肆谩骂“流着贵族血液的猪猡和叛国贼”，但褐衫军的机关杂志《袭击》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语气却出人意料，表示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没有一个社会阶级在比例上，比贵族阶级做出更大的牺牲、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及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看来有些纳粹党员已在替自己铺后路。
大战结束后，各方证据透露，德国面对即将来临的失败，就连党卫队——从希姆莱开始——也开始举棋不定。希姆莱早在1942年便曾问过他的芬兰按摩师克斯滕：“你觉得那个人是不是疯子？”他同时开始建立希特勒的医疗档案。斯大林格勒之役使他对希特勒的信心更加动摇，于是，如前文所提，西克斯自1944年便代表希姆莱向盟军提出和平试探。
有些党卫军高级将领的态度更积极。如刑事警察局长、党卫军奈比中将，虽然自己曾在东欧屠杀无数，却与“七月密谋”集团走得很近，后来亦被处绞刑。有一段时间，党卫军施坦因纳将军及迪特里希将军——后者担任希特勒私人护卫队队长多年，亦是1934年执行他所策划之“长刀之夜”的主要领导人——曾共同计划突击希特勒的司令部。接替卡纳里斯管理军事情报局及安全局合并后情报机关的党卫军舍伦贝格亦曾打算绑架希特勒，交给盟军。“七月密谋”事发期间与之后，希姆莱驻法国巴黎的党卫军代表奥贝格中将亦态度相当暧昧。轴心国军队在意大利投降，党卫军沃尔夫中将是关键人物。1945年春天，安排帝国行政总监希姆莱与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会谈的便是舍伦贝格，希姆莱因此在最后一刻决定结束战争。
皮策·西门子昨天来吃午餐；她是玛莉亚·格斯多夫的好朋友，还在为她和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一起被绞死的兄弟彼得·约克服丧哀悼。以如此传统的方式纪念如此反传统的死亡，似乎完全无法表达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哀恸。她问了我许多关于亚当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朋友，但我们并没有提起他的兄弟。我会无言以对。
手上为了打开托尼在被捕前带给我们吃的生蚝所划破的伤口，至今尚未消失。
维也纳 9月6日，星期三
待在柏林的最后一晚与阿加·菲尔斯滕贝格与乔吉·帕彭海姆共度。乔吉陪我坐电车回家，一路吹奏口琴，令同车的乘客大乐。结果他留下来过夜，因为只有玛莉亚和我在家，我们怕又有空袭，希望有个男人在旁边。他睡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我睡另一张。早上厨子老玛莎叫醒我时，哼哼鼻子说：“我年轻的时候哪能这样！都是‘七月密谋’，把整个世界都闹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