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斯瓦特 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罗·梅特涅才到家。圣诞树在塔蒂阿娜的房内点亮，我们以香槟及果酱馅饼庆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烧掉写有新年愿望的小纸片，喂苏格兰犬“雪莉”吃很多点心——后果惨不忍睹！
现在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搭午夜列车回柏林。
柏林 1月2日，星期日
母亲陪我坐车到马林巴德车站，雪下得很大。火车照例迟到。我们在冰库似的车站里坐了一小时。正当火车驶进站时，空袭警报声响。本来搭夜车就是希望能够避开每晚几乎都会发生的空袭，还是逃不过；一大早抵达柏林。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错了车厢，里面挤满从巴尔干半岛返国、东倒西歪的士兵，个个仪容不整，大多脸上蓄着几个星期没刮的大胡子。他们立刻开始整理头发，穿衣服。后来一位女性稽查员叫我换车厢，但因为飞机还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我决定留在原地，接受母亲每次在信中讥称为“穿蓝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价小说里读来的）的保护。她必须冒着空袭坐车赶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担心；我也替车上的乘客担心，因为火车在雪地上会非常显眼。不过盟军飞机显然有更重要的目标待炸，我们平安抵达莱比锡，正好赶上另一班火车。
到柏林城郊时，火车又受阻四个半小时。多处铁轨被炸坏，火车必须轮流等待通过。有些乘客变得歇斯底里，从窗口爬出去，决定步行。我留在车上，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安哈尔特车站，接着发现一辆开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驶的巴士。
据我观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离开时比较起来，变化不大，倒是整洁了些，街道上的残物多已清扫干净。我们家那一区比我经过的其他区域都糟，因为有两枚空雷分别落在吕措大街两边，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广场，周围别墅全被炸毁。厨子老玛莎带我巡视整栋房子，眼前景象令人惊骇：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飘进来打在钢琴上……我把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火鸡和葡萄酒放好，喝了点汤稍事休息，再搭火车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静。厨子给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来给职员的圣诞礼物）。虽然管家曾经对罗玛莉·舍恩贝格抱怨说，我们俩住在这里时，家里“简直跟美国西部一样闹哄哄的”，但看见我她似乎还是很高兴。
吃过晚餐，我只从行李中拿出一点东西就上床了，因为我觉得这次并不会住太久。深夜2点，警报开始响。波茨坦城里及附近射击声不断，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女仆们，大家便乖乖到地窖里去躲避。我的神经衰弱显然没有改善，听见几枚炸弹咻咻飞进官邸附近，仍吓得直打哆嗦。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个几小时，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准时九点到办公室。以前情报司有好几个办公地点，现在只剩下前波兰大使馆一栋建筑，司内工作等于停摆，每个人都想赶在下午4点离开，好在天黑空袭开始前赶回家。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几个小时进城，其中一位秘书来回车程需七小时，所以等于只工作一小时。换作是我，根本不来了。
我们八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内上班，那是前波兰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华的衣橱、镜子和美丽的地毯之外，实在不太适合当办公室。每个人的神经似乎都拉得很紧，前几天楼下两位秘书才打了一架。我发觉人们不堪其扰的脸孔比残破的街景更令人沮丧。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没机会从极度疲劳里恢复过来的结果。
法官里克特急坏了；前两次空袭中有几枚炸弹落在韦尔德村里，而他的家人（太太和两个小孩，一个1岁，一个2岁）住的房子没有地窖。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六周，与拉恩大使会合，我提议他带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她现在收容了很多来自遭轰炸城市的难民，一定很乐意接纳她们。
我的直属上司布特纳显得既挑剔又焦躁，或许是因为头部受伤的关系。不过他已将罗玛莉·舍恩贝格和厄施·冯·德·格勒本调来我们部门，让我很开心。我很高兴看到除了他之外，司里所有的好人几乎都留在柏林，不过听说我们即将撤退到西里西亚与捷克边界上巨人山内的一个名叫“克鲁曼修柏”[23]的村庄；整个外交部都会迁过去，上级希望我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照片档案（旧档案已在11月的空袭中被毁）。这份新工作不容易做，因为可用资料太少。
整个早上都和同事聊天，然后和罗玛莉、亚当·特罗特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便餐。一如往常，那里客人还是一大堆。
1月4日，星期二
前几天布特纳要求罗玛莉·舍恩贝格把所有星期一尚未回来上班的人列清单出来，结果她把司里所有职员全列了上去，无一例外。可想而知，他当然暴跳如雷！
幸好来了一位新同事，很年轻，担任我们人事处主管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他也是外交部里最好的人才之一）的高级副官，人很和善，又懂得体谅别人，总是替大家打圆场。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人。
有一次海夫腾要求罗玛莉赶紧去买些两角钱的邮票，她买不到，便拖拉一长串一分钱的邮票回来。他亦不计较的一笑置之。
1月5日，星期三
碰见新调来的情报司大主管西克斯博士，他说明天下午1点想见我。大家都尽量躲他，因为他是党卫军高官，人又讨厌，而且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很不方便，明天是俄国东正教的圣诞节，我想上教堂。
西克斯博士暨教授（生于1906年）是一名“纳粹知识分子”，曾担任柏林大学外国经济系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局（R.S.H.A.）“科学研究”及“意识形态研究及分析”部门的主管。1940年他被任命为党卫军内“安全局”（S.D.）英国组组长，计划在德军占领英国后，“肃清”英国。后来该计划作废，希特勒将目标转向苏联，西克斯又奉命担任苏联组组长，计划在占领莫斯科之后，接管全苏联的安全档案。但莫斯科也到不了手，等待之际，西克斯及其手下被调往斯摩棱斯克，追捕犹太人、苏联人民委员及游击队。生性谨慎的他很快申请调回柏林，进驻党卫军忙着渗透的外交部——先从文化司着手，接着是蜜丝服务的情报司。
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来向我借鞋子，因为她所有衣物都在空袭中被毁。幸好我的鞋她能穿。
1月6日，星期四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赶去教堂。弥撒极美，但参加的人很少。我们及时赶回办公室，我去见西克斯博士。他先对我嘘寒问暖一番，要我“服用救丘吉尔一命的药”（丘吉尔去年冬天在卡萨布兰卡感染肺炎），接着进入正题，坚持现阶段全民投入战力，并威胁将“所有的懒骨头”都调去军需品工厂，或派去做电车售票员，云云。最后命令我立刻前往克鲁曼修柏。啊！好可怕的一个人！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近来感觉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最好还是别刻意抗拒时势；但我又很想留下来，和朋友们在一起。
1月7日，星期五
以前大部分朋友居住的城区现都已惨不忍睹。到了晚上，街上一盏灯都没有，只见一片被烧毁的房子，一条街接一条街，没有尽头。塔蒂阿娜说马德里在经过内战后，常有不良少年藏在废墟里，夜晚出来攻击路人。柏林似乎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但那种空旷死寂，实在诡异。
下午，克劳斯·凯克布希和克莱门斯·卡格内克突然来我们办公室，后者毛皮领上挂着他受颁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他正在返回俄国的途中，看见他们这么英俊，笑得这么开心，我有点担心大老板西克斯会突然出现，但他们不肯走，我只好安排他们坐在楼梯旁的木头板凳上。克莱门斯拿出一瓶白兰地，我们轮流喝。法官里克特正好经过，他也认识克劳斯，便加入我们的庆祝会。
稍后我去汉斯·弗洛托家，他邀请朋友去家里喝酒。他的公寓奇迹似的没受到损害。接着克劳斯用借来的奔驰车载我去车站，并且送我一瓶苦艾酒，因为我的生日马上就到了。再过两天他将前往巴黎，紧接着再去滑一个月的雪，表面上是去教新兵滑雪。他这么会混，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自从他的坦克车在法国被炸，令他严重灼伤，还有他小弟弟马克斯钦在俄国阵亡后，他便觉得自己理当过舒服日子。
我和艾伯特母女共进晚餐，她们已返回柏林，几乎每天都待在家里。艾琳的兄弟也从根西休假回家；他告诉我在英国陆军服役的查理·布吕歇尔驻突尼斯期间阵亡。塔蒂阿娜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战前她住过他们家。
布吕歇尔兄弟的父系祖先为拿破仑战争时代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母系（母亲是蜜丝母亲的远房表亲）祖先则是波兰的拉齐维尔家族。他俩都在英国受教育，后来入英国籍，大战爆发后投效英国军队。
1月8日，星期六
今晚在波茨坦只有我和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家，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来吃晚餐，看起来苍白又疲倦。报纸现在对他的战果突然大肆宣扬，前几天晚上，他在半个小时内击落了六架轰炸机。可是他看起来却好羸弱。他留下来过夜，幸好警报没响。
1月11日，星期二
今天是我生日。早上和办公室另外一个女孩躲在腓特烈街车站的地下部，空袭开始时，我们正打算去位于泰格尔的谢尔出版公司的照片档案室。隧道里非常拥挤，因为正巧碰上午餐时间。有人说挤一点没关系，只要别碰上女人突然临盆生宝宝就成了。我们选了一个觉得最安全的角落，待在几根粗铁条下面，希望那些铁条能撑得住重压。警报在一阵激烈射击（现在变得司空见惯）之后解除。我们继续上路，却很快发现必须花四个小时才到得了目的地，便空手返回办公室去面对满脸不悦的老板。西克斯博士只希望看到结果，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手段。
晚上7点回到波茨坦，发现梅勒妮·俾斯麦竟然替我准备了丰盛的生日晚餐，有路格·埃森送的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很多香槟，和一个真正的、插了蜡烛的蛋糕，令我十分感动。
1月12日，星期三
今天我再度前往警察局总部去取一些轰炸灾情的照片。肢解尸体的景象向来被公认为最能打击士气，所以这类照片都没有公开。
我差点和海尔多夫伯爵的高级副官起了口角，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却很自以为是，不准我调阅照片，说必须经过长官授权。我也装腔作势地对他说，明天早上我就会跟他的长官见面，会亲自跟他讨论这件事，他听了眼睛鼓得像铜铃；我掉头就走。
1月13日，星期四
海尔多夫伯爵一直更改我们的约谈时间，最后终于在门口出现，领我走进他的私人密室。我们先天南地北闲扯了很久，然后提到不久前他希望我做他秘书的事。我想他大概不信任自己的随从，希望能找一名亲信；老天爷，他的确很需要！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我必须先找亚当·特罗特商量，这件工作的远景令我害怕。因为他过去曾是纳粹高阶层人士这一背景，使很多人不信任他，但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却喜欢他，也尊敬他；而且他们俩似乎很亲近。对于他所谓我的“菜单”，我有很多问题。他给我许多忠告，尤其针对皮克勒伯爵向盖世太保揭发母亲一事。他一点都不惊讶。这些人全像是铁打的，好像对任何事都见怪不怪！我感觉不论碰到任何紧急状况，他都一定会帮助我，但我认为在目前这样动乱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改弦易辙。他送我出门时，正好撞见那位自以为是的副官，后者愣得说不出话来。
1月14日，星期五
一整个早上都待在泰格尔的谢尔出版社里找照片——这次同事和我终于去成了！我找到两张俄国大革命的旧照片，列入我的私人搜藏中；还发现几张以前没见过的俄国最后一位皇帝及家人很不错的照片，我也允许自己“征收”了——或许罗曼诺夫家族仅剩的几位生还者也会想保留几张副本。那栋建筑没有暖气，等我们看完时，已冻得全身发僵。我们搭便车回城，换了几辆私家轿车，甚至还搭上一辆鲜红色的邮车走了一段路。
保罗·梅特涅今天到柏林。我们一起到格斯多夫家午餐，然后他去波茨坦。他看起来精神很好，似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想到他马上得回俄国待几个月就觉得可怕。
从波茨坦车站出来走路回家途中，突然有几枚炸弹落在不远处。我拔脚狂奔了至少一里路，跑到官邸时警报才响。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一样非常紧张，男士们却拒绝下地窖，我们只好坐下来吃晚餐。这次空袭时间较短，我必须承认，有戈特弗里德和保罗在家，我们俩觉得有依靠多了。
1月15日，星期六
早上六点起床替保罗·梅特涅做了些三明治。等我去格斯多夫家吃午餐时，却很惊讶地发现他也在那里，原来他的飞机引擎故障，又掉头飞回来了。亚当·特罗特也在那里。
我在办公室里闹革命，想争取在柏林多待几天。老实说，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令我害怕。目前我的顶头上司布特纳态度坚决，甚至跟其他上司闹翻。
回家途中，我去城里极少数还在营业的美容院之一洗头，同时尽量搜购化妆品，因为克鲁曼修柏绝对没有。
稍后，罗玛莉·舍恩贝格、保罗和我，挤进托尼·绍尔马的车里，逛遍城里所有幸存的餐厅，想点生蚝吃——生蚝是少数不用粮票的可口食物之一。这样在夜里到处游荡，便是1944年柏林的夜生活！我们试了侯切尔，希望能买些葡萄酒，结果侯切尔已经关门了。最后男士们把罗玛莉和我放在伊甸旅馆残破的酒吧内，继续上路搜寻。我们摸黑穿过大厅，走到前厅，到处一片凌乱：水晶吊灯砸在地上，家具破破烂烂，碎物满地。过去几年，我们太常在那儿流连，此刻感觉仿佛像是自己的鬼魂重游旧地一般。旅馆方面已在讨论重建计划！
1月16日，星期日
早上5点起床，第二次送保罗·梅特涅离开，然后回床上睡到9点。本来想跟路格·埃森（他已返回柏林）一起去骑马——现在我们没办法做别的运动——抵达马厩之后，才发现那里已荒废。我们垂头丧气回官邸吃早餐，发现保罗又回来了！这一次飞机居然在他眼前起飞，所以他得再待一天。路格表示可以让他坐上一架飞往里加的瑞典飞机，但罗玛莉·舍恩贝格很明智地说现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战况愈来愈糟，保罗在路上耽搁的时间愈久愈好！
我和布特纳打仗打输了，明天就得启程去克鲁曼修柏。
早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罗及罗玛莉聊天。接着安富索来接我们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他现在担任墨索里尼的驻德国大使。饭后罗玛莉睡了个午觉——她觉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则沿着湖散步。战前我在威尼斯就认识他；最近齐亚诺及其他11名法西斯当权分子被处决，令他胆战心惊。齐亚诺和他一直很亲近，他自己亦是极少数仍然对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高级外交官。墨索里尼垮台后，众叛亲离，安富索的决定虽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这一点。他是个聪明人，但他的工作却很难做，特别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国人的作为。他借了几本介绍克鲁曼修柏的书给我。
安富索（生于1901年）终身从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担任齐亚诺内阁的外交部长，驻派匈牙利。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后，奉派担任墨索里尼设在德国的萨罗共和国的驻德大使。大战结束后，成为法国战犯，因法国指控他为1934年刺杀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及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共犯。获得无罪开释之后，他返回意大利，并重返政界，成为意大利国会中的新法西斯党代表。
齐亚诺伯爵（1903—1944）娶了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为妻，从头到尾都反对意大利参战。虽于1943年初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却仍留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中，因此也在1943年7月25日投票反对墨索里尼。但巴多格里奥政府指控他贪污，他逃往北方，被德国人交给设在萨罗的新法西斯政府。1944年1月11日，他和同样在1943年7月反叛墨索里尼的另外11名法西斯党资深领导人，在墨索里尼勉强同意之下，一同受审，然后枪决。
稍后去亚当家与保罗碰面。由于我到时已经6点了，我们一起喝了下午茶、鸡尾酒，接着喝汤。彼得·比伦贝格也来了。晚上亚当打电话给住在克鲁曼修柏的冯·德·舒伦堡伯爵，讨论我抵达后该住哪里。以前是德国驻莫斯科最后一任大使的伯爵，好比外交部在那儿的“大家长”。他住的房子很大，愿意收容我，不过我和同事分开住或许不太好，至少一开始不应该，所以我打算先跟同事住一阵子。亚当还打电话给他另一位朋友，赫伯特·布兰肯霍恩；此人我并不认识，他负责礼宾司及安排外国使节住处，因此手中有许多房子可供调度。
克鲁曼修柏 1月17日，星期一
办公室所有职员都在今天撤往克鲁曼修柏。开车进城的人只有路格·埃森和我，保罗·梅特涅决定搭火车返回前线。天色很暗。路格帮我把两个很重的皮箱拖到等待的卡车上。之前我拒绝先寄行李过去，怕因此失去唯一的财产。后来得知贝茨先生是我们的小组长，大松一口气。他将担任克鲁曼修柏的人事室主管，他人非常好，很愿意帮忙。卡车把我们及行李统统放在格尔利茨车站，和另外30位由老板布特纳亲自带领的职员会合；布特纳脸色惨白，态度不善，他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他本来以为我不会出现。显然我们俩都非常讨厌对方。我看到一个名叫伊尔丝·布卢姆（因为表情甜美，外号叫“玛丹娜”[24]）的漂亮女孩，带的行李比我还多，不禁松了一口气。大家都对我们俩大皱眉头；我们在巴士驾驶员的协助下，帮着彼此把所有行李抬上车。接着主管拿出名单点名，整件事突然变得像是学校出外旅行似的。贝茨紧抓一把雨伞，臂膀上吊着一根象牙柄拐杖，扶我们登上火车。我因为很气布特纳对我恶脸相向，遂和玛丹娜跑到另一个车厢去坐；那是个三等车厢，座位很硬。（这年头大家身上都没什么肉，屁股坐得很痛！）
我们在下午3点抵达希尔施贝格，克鲁曼修柏支线即从该站岔出。当地的军需官来迎接我们，身穿滑雪服——好一个反高潮！大家换搭当地的小电火车，半小时后便抵达克鲁曼修柏。
当地外交部一半的职员都来迎接我们，我在人群中瞧见舒伦堡伯爵，头戴一顶神气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的纪念品。他特地来接我，让我觉得众目睽睽，完全违反我想默默登场的初衷。起先我们找不到分配给我的宿舍“克莉丝塔小屋”；找到后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处喝下午茶。喝极香醇的咖啡，吃烤面包涂沙丁鱼。然后舒伦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鲁曼修柏村颇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围都环绕种满杉树的花园。我对空袭的恐惧感开始慢慢消褪。办公室在山脚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后再拖回山坡上的家。据我观察的结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势愈高。我们情报司的人似乎来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较丑。
一位当时去探访克鲁曼修柏的人士描述说：“外交部共计500人撤退到克鲁曼修柏……所有宿舍及旅馆设施都极简陋……舒伦堡（伯爵）……住宅设备亦极简陋，每周必须到蜜丝·瓦西里奇科夫的住处去洗一次澡。由于该地所有仆役皆为捷克人，锯木厂内的工人则全是塞尔维亚人及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克鲁曼修柏因此成为间谍的天堂。以该地作为紧急总部其实并不适合，不仅因为该区自空中鸟瞰可一览无遗，因此容易遭受空袭，而且苏军进占亦极方便，就地形来说，相当危险。”（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
由于我并未指名想跟谁合住一间房，所以被分派与一位K博士同住。她人很好，但我跟她一点都不契合。我发现她总是神情落寞地瞪着一大间没有暖气、外面有个阳台的房间。室内光线极差，没有床头灯可供夜间阅读，更糟的是，上级居然通知我们说因为这间房面积大，可能还得再容纳一个人。果真如此，那我一定闹革命，接受伯爵的提议，搬去他的木屋住。此外，克莉丝塔小屋其实挺好。我们部门总共有11个人，七位女性，四位男性，组长是W先生，在柏林的时候，大家都很讨厌他，不过一来这里，他摇身一变，表现得像大家的好父亲，语气和善，鼓励大家发挥“团队精神”。甚至连晚餐都挺丰盛的，吃完后大家回房休息。我决定做一个难相处的室友，这么一来，就算我必须离开，她也不会想念我。第一步先坚持打开所有的窗户；K博士也不甘示弱，整晚打鼾。醒来时，我们俩都冻得全身发紫。
1月18日，星期二
早餐后，我们下山去察看临时办公室——设在离车站不远、一间名叫“塔奈霍夫”的客栈里。雪地很滑，因为新降的雪立刻被大家的雪橇压平。
我突然有个机会可以选择搬家。曾经跟父亲学俄文的一位学生珍妮特·S太太不仅在此地工作，同时还拥有一栋房子，她愿意收容我。贝兹先生认为这比搬去跟舒伦堡伯爵住好些；虽然他没有明讲，但“舆论”显然不苟同“贵族沆瀣一气”。无论如何，我反正决定明天搬家。
1月19日，星期三
外交部已接管附近所有小客栈，塔奈霍夫将作为办公室之一。大家集合之后，布特纳本来想发表演说，但半途作罢，因为客栈里挤满东倒西歪、猛灌啤酒的士兵，他们无意离开，都充满兴味地听我们讲话。
当地居民似乎并不欢迎我们的来到，因为害怕克鲁曼修柏从此变成轰炸目标，而且旅游业也将大受打击。
下午我把行李捆在雪橇上，拖去珍妮特·S位于一片树林中的小木屋里。然后和舒伦堡一起去蒂佩尔斯基希夫妇家，他们是伯爵以前在莫斯科的老部下，之后大家一起搭火车去最近的小城看一出戏。演得很好，演员全来自莱因兰一家著名的戏院，遭轰炸后撤退来这里。
1月21日，星期五
玛丹娜·布卢姆和我决定利用闲暇时间认真学滑雪及演奏手风琴。我们俩都有一把手风琴。
大部分从柏林来的同事到此地都变得颇滑稽。以前总看见他们伏案埋头工作，像典型的蠹虫；一来这里却镇日穿着宽松长裤，戴着色彩鲜艳的厚手套、毛线帽，身后拖着小雪橇走来走去，一副很不自在的样子。
俄国北方前线的战况激烈，我替保罗·梅特涅担忧。塔蒂阿娜的来信都有点歇斯底里。
1月25日，星期二
工作步调极紊乱，我们八个人共用一个小房间。为了建立新的照片档案，上级派给我一位秘书。照片大批大批从柏林寄来，每张都需要加标题，秘书负责大部分加标题的工作，我则负责选照片及建档。因为我准她回家打字，她很喜欢我。其实这样大家都多一点空间。
今晚和舒伦堡伯爵（这里的人都称呼他“大使”，虽然这儿的大使有好几位）一起晚餐，吃到一半，他漫不经心地宣布说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已经阵亡了。我整个人僵住，他很惊讶地看我一眼，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们是很熟的朋友。几天前我还在柏林的时候，海因里希才打电话到办公室来；他刚去希特勒的司令部，“全能之神”亲手为他的骑士十字勋章加配橡叶。他在电话里说：“我刚去看我们的达令。”然后补充说他很惊讶，因为在晋见之前，居然没人来取走他的手枪（现在这项预防措施已变成常规），所以他本来有机会当场“把他干掉”！他愈说愈起劲，我不得不提醒他，这样的话题最好拣别处说。稍后我们约了见面，他开始计划下一次再碰上和希特勒握手的机会，将引爆炸弹和元首同归于尽的可能性。可怜的男孩，那时他一定没想到自己只有几天日子可活！他看起来如此羸弱，总是让我替他担心。自从他变成德国战绩最辉煌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后，便不断出任务，显然体力透支。他常提到被迫杀人令他感到痛苦不堪，因此只要情况许可，总是设法射中敌机某个部位，让对方组员有机会弹出机舱逃命。
德国空军少校海因里希·冯·赛恩—维特根斯坦在被一架英国长程蚊式战斗机击中阵亡前，总共击落83架盟军飞机，其中六架是他在一次著名的单机出击中一举击落的。他阵亡的那天晚上又击落五架飞机。
1月27日，星期四
一位女同事从柏林来此地出差几天，带给我几张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照片。以前她经常看见他来办公室找我，因此连带打听他死时的情况，但军方至今尚未发布任何细节。他的父母都住在瑞士，必须先通知他们。
1月28日，星期五
昨天柏林又遭到猛烈轰炸，我们至今尚未得到任何消息，因为所有通讯都中断了。
终于在附近一家小客栈的灯笼下和布兰肯霍恩见了面，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爬上山坡去他家，然后坐下来一边分享一瓶葡萄酒、吃巧克力，一边长谈。我觉得他是个头脑非常灵活的莱因兰人。说他预言德国将一败涂地，那是太轻描淡写了；应该说他很“期待”德国失败，同时对德国在战败后未来国土的分割、创造不同独立的自治区等，都有极明确的想法！
布兰肯霍恩博士的这些想法，果然成为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基本架构；他本人则成为阿登纳总理最亲近的顾问。
苏军已攻进列宁格勒，该城遭围困的时间长达三年。
列宁格勒从1941年9月8日开始，被围长达872天。该城南方的补给线被德军及西班牙“蓝色师团”切断，北方则被芬兰军队切断，唯一能够通往苏联其他地方的路径，便是渡过拉多加湖。尽管有50万人走这条水路撤出该城，但仍有约100万居民在城内丧生，大部分饿死或冻死。“列宁格勒之役”因此与“斯大林格勒之役”一起成为苏联“伟大的爱国战争”中的传奇。
1月30日，星期日
我得到了一副白色滑雪板；本来预定送到俄国给那儿的部队，显然没赶上。
下午舒伦堡伯爵带我去拜访冯·里希特霍芬男爵，他是前驻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公使，娶了一位迷人的匈牙利女士。他们住在乡间，离村子蛮远。他们家气氛很轻松，谈话也很自由。
但我的情绪异常低落：塔蒂阿娜仍没有保罗·梅特涅的消息，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又死了……
1月31日，星期一
昨天柏林又遭猛烈轰炸，据说是自从11月那几次密集轰炸后最惨的一次。每次同样的情形一发生，我们这里的通讯就完全中断，不禁令人怀疑外交部怎么可能继续运作？
雪已融化，天气好似春天一般。我走路到另一个村子去看一位我在柏林认识的美国混血女孩；她也在负责建立一个档案。我去的时候她还在床上睡觉。大家在这里似乎都很会打混。她借给我很多英国和美国杂志。
2月2日，星期三
布特纳去柏林两天又回来了。他家房子被炸中，全毁，现在脾气比以前更恶劣。
2月3日，星期四
舒伦堡伯爵今天在滂沱大雨中背了一个背包来找我，背包里装满喝的东西。他和“小明星型”、爱咯咯笑的珍妮特·S非常投缘；她很喜欢老绅士，也很迷父亲，经常写信给他。我们烤了些蛋糕，庆祝了一顿。
2月4日，星期五
今天在另一间办公室打文件时，突然有人从柏林打电话找我，原来是亚当·特罗特的秘书。我们在沃伊什街的别墅已被炸得粉碎，我最好赶快回去善后。柏林方面甚至已经派了一个女孩来代理我的工作。我怀疑那并非紧急召我回去的唯一理由。布特纳又不在，但人事室副主任准我离开。
柏林 2月5日，星期六
早上5点起床，走到车站后发现布兰肯霍恩也准备搭同一班火车去柏林；他也是个半逃兵。上面有一项白痴规定，若没有特别许可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这个村庄，可是大家都不断犯规，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长期困在这里，而所有的朋友都身陷危城。开往柏林的火车爆满，我们从头站到尾，但有车在柏林车站接布兰肯霍恩，他送我去办公室。亚当·特罗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仍在工作。
亚历克斯是个极端正直又聪明的人；算我们运气好，他在房子被炸毁后，被分派去和顶头上司西克斯博士同住，虽然大家都厌恶、鄙视西克斯，但只要亚历克斯还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就能运用他的影响力替我们疏通，所以现在司里气氛比以前好很多。亚历克斯很不满意布特纳的表现，让我心上的石头放下一块。
晃眼看去，柏林令人消沉。自从1月30日的空袭后，似乎一切都停摆了。
然后亚当陪我去沃伊什街看玛莉亚·格斯多夫。虽然那条街以前就遭到严重破坏，但现在更像整个坍了似的，我们站在人群中看一群工作人员把一面残存的墙拖倒。屋前小广场已彻底烧毁，只剩下一栋房子还站在那里——格斯多夫家的房子！
和亚当一起午餐，然后整个下午都和他在一起。他的状况一点都不好，我真希望他能跟我们一起去克鲁曼修柏，但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在这时离开柏林。他给我几本书，然后开车送我去车站，让我搭车去波茨坦。只有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在，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2月6日，星期日
回柏林，上了教堂，徒步穿越半个城市。现在大部分的库达姆大街已毁。我去找西格丽德·格尔茨，她家就在这条街后面；结果她那栋房子也是唯一幸存的一栋。我走上楼梯，但楼梯到一半就不见了，而她在顶楼的公寓也消失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和汉斯·弗洛托一起午餐，他家也遭到严重破坏。他把公寓里剩下来的家具全搬往别处，设法撑起歪倒的墙，然后像游牧民族一样搭帐篷住。之后，我回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跟我讲了一个恐怖的故事：
12月26号那天，我们区里的那位老邮差（她让他住进我以前在屋檐下的那间破烂房间）得了肺炎，他的家人早已撤出城外，所以玛莉亚和海因茨就把老先生弄下楼，在厨房里临时帮他搭了张床。结果找不到医生，他在28号死了。整整三天，没有人来领尸体。他就挺尸在厨房桌子上，周围点满蜡烛。后来格尔布兰教授来看玛莉亚，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立刻通知有关当局；但是仍没有人来领尸体。30号，炸弹再度如雨点落在我们的小广场上，四周房子全着了火，我们这一栋之所以没着火，得感谢基克·施图姆和他几位朋友的帮忙，他们抬水将屋顶浇湿。忙进忙出的救援小组不断撞到尸体，玛丽亚则在死人脚边替饥饿的救援小组做三明治。几位邻居志愿把尸体丢进一栋正在燃烧的废墟里，玛莉亚却希望能在所谓的“花园”（其实只是一小条垃圾场）里挖个洞。就这样，可怜的邮差又在屋里挺了两天，然后才终于被抬走。
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俾斯麦从他母亲的乡间别墅，舍恩豪森府邸回来。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飞机就在那里被击落。梅勒妮带回来一把泥土和一些飞机残骸，像是挡风玻璃和引擎零件。她认为他住在瑞士的父母亲可能会想留下一些遗物；我不同意，徒然触景伤情罢了。当初大战爆发时，他们根本不应该送三个儿子回德国！他们家祖先多为法国人和俄国人，德国血统并不多。据说海因里希坠地时人已昏迷，因为他的降落伞根本没有打开，而且他距离飞机遗骸颇远，脚上没穿鞋。通常他都只穿一双没鞋带的轻便鞋子，在便服外披一件外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晚宴服外面罩一件雨衣就上飞机了。因为他大牌，所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组员都活了下来，因为飞机一被击中他就命令他们跳机。或许他最后跳机时撞伤了头，否则就是受伤了，无法扯开降落伞。梅勒妮也给了我几片金属碎片，留做纪念，或许它们会让我接受终于真正失去他的事实。
2月7日，星期一
塔蒂阿娜接到一封电报，说保罗·梅特涅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前线染上重病。我在这里打听不到任何消息，自从西班牙使馆武官罗卡莫拉离开之后，似乎没有人知道保罗所属西班牙“蓝色师团”的最新状况。
费德·基堡从维也纳回来，说那儿的生活似乎还无忧无虑，和柏林相较竟有天壤之别，令他震惊。自从他被海军踢出来之后——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员——他的生活仿佛就失去了目标。胡德号与俾斯麦号双双沉没的那次著名海战发生时，他正在欧根亲王号上服役。现在他在维也纳大学就读。
稍后在波茨坦俾斯麦家享受美好的晚餐。
路格·埃森从瑞典回柏林，带回来龙虾、美国《时尚》杂志，等等。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晚上接到罗玛莉·舍恩贝格从维也纳打来的电话。她逾假不归，现在又惹了麻烦。接着电话又响，是舒伦堡伯爵从克鲁曼修柏打来的。他先叫我不要害怕，但他替我拆开了一封办公室寄来的信：布特纳准备炒我鱿鱼，因为我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擅自前来柏林！幸亏我请他们替我拆信，因为怕有保罗的消息。也许我可以乘机跟亚当·特罗特和亚历克斯·韦特讨论我现在的处境。老伯爵本来好担心，后来听我的口气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也跟着放心不少。
2月8日，星期二
罗玛莉·舍恩贝格从维也纳回来了。
亚历克斯·韦特听到我被开除，非常生气地骂：“滥用职权！”云云。我开玩笑说，现在尘埃未定，乘机休个小假也不错；可是据说顶头上司西克斯博士不想管这档子事。
我抓住机会去美容院做头发；或许该乘机辞职！不过现在若不在政府机关做事，立刻就会被分派到军需品工厂——或者去更可怕的地方。走一步算一步吧！
2月9日，星期三
早上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一起心虚地去办公室。我被开除的人事令仍未驳回；她则不请假失踪整整三周。可笑的是，以前我总是警告罗玛莉对于“全面战争”不可掉以轻心，现在她没事，被炒鱿鱼的却是我。
亚历克斯·韦特立刻叫我进西克斯博士的小房间去捋虎须。面谈结果：我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回克鲁曼修柏上班，21号再回柏林来拿更多的资料，布特纳那边由这里处理。
回波茨坦途中，买了些郁金香，结果一路上好多人问我是在哪里买的。大家仍这么努力地想维持文明生活的假象，可怜！
晚上家里只有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和我，我们打电话去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办公室，因为哈索·埃茨多夫告诉我军事情报局里有一位上校刚从保罗·梅特涅驻扎的那段前线回来，或许他知道保罗的情况。多亏哈索帮忙，我终于和那位上校讲上话。刚开始他以为我是塔蒂阿娜，语气有点保留，令我担忧。后来他听说我即将离开柏林，坚持要见我一面，令我更忧心。我们约好明天在阿德隆旅馆见面。戈特弗里德为了逗我开心，说他可能只想看看漂亮女孩，但我可吓坏了。
2月10日，星期四
路格·埃森载我们进城。军事情报局的那位上校人很和善，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全讲给我听：保罗·梅特涅得了两侧肺炎，现在住在里加基地的医院里，一旦可以移动，军方立刻会把他送回德国，但他现在病情严重，只能等。那位上校努力用乐观的口吻说，或许这是福不是祸，因为他那一团在最近俄军发动攻击期间，损失惨重，而且保罗说这还只是战役的开始而已。
稍后我和柏林人事室主任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长谈。他已接到开除我的所有公文，但他的态度非常公正，表示虽然事情已经摆平，但他仍希望我向布特纳道歉：“……毕竟他自己也不好过……你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擅自离开……他负重伤……遭到枪击，神经受伤……”离开时，我竟在楼梯间撞上布特纳本人，因为想赶快做个了断，便开口向他道歉，结果，空袭警报就在那个时候响起，他喃喃说：“现在不谈这个，现在不谈这个。”这件事就此结束。
亚当·特罗特开车送我到车站，结果在途中迷路了，因为走在废墟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他陪我待在火车上，直到火车开动才下车。火车照例爆满，我站在通廊列车里，就连那里也挤。结果在希尔施贝格没搭上转乘火车，直到午夜才回到克鲁曼修柏，已精疲力竭。
克鲁曼修柏 2月11日，星期五
积雪几乎深达1米。到塔奈霍夫总部露面后，上山去看舒伦堡伯爵，并在他的帮忙下试着打电话给塔蒂阿娜。得知她又住进德累斯顿的医院，决定这个周末去找她。老先生人真好，有他在这里简直是个神迹！跟他一起吃午餐，然后回办公室。发现了一封哈索·埃茨多夫发给塔蒂阿娜的电报，证实了保罗·梅特涅病情严重，但他附加了一句：“已脱离险境”；令人稍微心安些。
塔蒂阿娜寄给我一些新鲜的蛋，令珍妮特·S高兴得如上云端。
2月12日，星期六
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下午两点前往车站。幸好我随身带了些三明治，因为去德累斯顿那一路恐怖极了，每班转乘火车都没搭上。接着又搭错了电车，直到午夜才抵达医院。可怜的塔蒂阿娜已睡着，被我叫醒后，立刻泪如雨下。她这次来做例行检查，但人感觉很虚弱。听到保罗·梅特涅的消息后感觉更糟。
2月13日，星期日
整天陪伴塔蒂阿娜。我从办公室带来几本《闲谈者》杂志，她认出好几位战前认识的老朋友。双亲现在随时在她身边盯梢，她变得有点不耐烦，我并不怪她。我建议她到克鲁曼修柏来看我，暂时离开一阵子，对她一定有好处。
2月14日，星期一
今早从德累斯顿回来，旅途又是没完没了。我们的办公室已从塔奈霍夫迁到几排装配式军营里，我便直接过去。之前虽然办公室还没完全准备好，但大家已把所有档案都搬了过去，甚至还摆了些颇具水准的家具。快走近时，我发现军营的排列有点怪异，后来才发现原来有一整排房屋全部不见了——烧光了！我们那栋建筑也消失无踪。原来这批营房在星期六晚上着火，一个小时内便烧得精光。附近劳工营派来的男孩抢救出不少家具，可是我宝贵的照片档案却再度被毁。布特纳所有的档案也完了（活该！），还有一张属于西克斯博士的珍贵照片，以及许多办公室设备和一台价值十万马克的影印机。这场火可能是某位满怀敌意的战俘的杰作，意味着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有人告诉我当柏林的西克斯博士听到这个消息时，禁不住捧腹大笑，谁叫他们老远把我们送来这里躲避“战争的不可预期性”呢！
我反正没事做，便回家早早上床。一到这里就变得很爱困，想必是山中空气的关系。
2月15日，星期二
我们又搬回塔奈霍夫。一位同事帮我将仅存的东西拖进楼上一个房间里，把那个房间安顿成我的办公室。那里景观极好，还有窗户直通屋顶，很适合做日光浴。两名俄国战俘帮我们把家具抬上来，我给他们买面包的粮票和香烟。
我的照片档案景况堪怜，大部分照片被水浸湿，不能再用，其余则黏成一团。我花了很多时间将它们一张张分开，铺在床上晾干，然后成叠摆在同事座椅下，希望把它们压平。
母亲发来电报：“求救！塔蒂阿娜想去里加陪保罗。快阻止她……”塔蒂阿娜星期四就会来这里看我，我决定等到那个时候再好好跟她谈。舒伦堡伯爵为了想见她，特别将返家时间延后。
2月16日，星期三
吃过午餐，玛丹娜和我跟一位名叫赫林可的捷克乐手上第一堂手风琴课，他演奏得好极了。
2月17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今天抵达。
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已遭盟军炸毁。
2月18日，星期五
玛丹娜·布卢姆的老板（一位非常好的老绅士，以前是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很气愤，因为他家被炸毁，却找不到临时住处安顿家人。我提议请塔蒂阿娜安排他们去住柯尼希斯瓦特。这年头没有哪个私人住宅不是挤得满满的，就连陌生人也会受到欢迎。
2月19日，星期六
和塔蒂阿娜一起午餐，然后跟玛丹娜·布卢姆去一座陡坡上滑雪。雪道在一幢极豪华的大房子后面，谣传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将搬进去住。回家时，发现塔蒂阿娜和珍妮特·S正忙着做三明治，因为舒伦堡伯爵要带他助理过来吃晚餐；今天是他助理的生日。珍妮特甚至烤了一个蛋糕，同时把刚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葡萄酒拿出来，所以场面颇热闹。后来玛丹娜表演了手风琴，但不久便昏倒了，可能是享受盛宴加上下午滑雪摔跤撞到头的结果。
2月20日，星期日
午餐过后，天气变得极好，我们五个人一起出去玩。玛丹娜·布卢姆和我滑雪，其他人坐雪橇。我们得自己爬坡，因为这里没有小缆车。
上山后，听见远处山谷响起空袭警报；感觉好不真实。住在这里有时很难想象外面仍在打仗。
塔蒂阿娜接到保罗·梅特涅寄来的一封情绪低落的信，抱怨说他无法入睡，胸口疼，等等。舒伦堡伯爵答应塔蒂阿娜，若保罗无法很快撤回德国，他会设法把她送去里加。我反对，因为现在搭火车旅行的情况太混乱，尤其是往东欧走。
从苏联前线传回来的消息互相矛盾，敌我两方照例都宣称打了胜仗。
此时苏军已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并且抵达大战前的波兰边界。南方有十个德国的师在切尔卡瑟附近遭到包围，刚刚被歼灭。经过斯大林格勒之役，德军的确发动了几次成功的地区性攻势，但在库尔斯克之役（1943年7月—8月）——此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装甲部队战役，德军损失了将近3000辆坦克——之后，德军的胜利完全局限于小规模策略战，而先发控制权都掌握在苏军手中。到了10月，苏军已抵达第聂伯河，解放了基辅。接着又在1944年3月底进入罗马尼亚。
2月21日，星期一
本来今天应该回柏林向西克斯博士报告建立新照片档案的计划，但他出城了，所以行程延后。
今晚我们去看一部中世纪的战争片：《公牛之战》。看到人们用木棒彼此对敲，真令人心安，打了五六个小时，战场上只躺了七具尸体！
2月23日，星期三
今天中午去“金色和平”午餐，虽然缴了粮票，却只领到小得看不见又难以下咽的肉。塔蒂阿娜开始抱怨，结果我们换到了一点点香肠。
晚上布兰肯霍恩过来吃晚餐。他答应打电话给保罗·梅特涅在里加的医生，教人放心不少。因为舒伦堡伯爵已回家，要待一个星期，我们跟他的助理并不是那么熟，而且答应发给塔蒂阿娜前往里加通行证的那位党卫军又刚出车祸撞死了。
15日柏林再遭猛烈轰炸。一枚巨型炸弹炸中城里少数几家幸存的旅馆之一布里斯托尔旅馆，当时馆内正在举行一场官方晚宴，结果有60个人被活埋，包括好几位著名的将军。工作人员花了50个小时才把他们全部挖出来，那时大部分人已经死了。
2月24日，星期四
布兰肯霍恩无法联络上里加。
2月25日，星期五
早上布兰肯霍恩打去里加的电话终于接通。保罗·梅特涅似乎已脱离险境，但医生仍然认为他太虚弱，不宜旅行。
下午我发高烧，不得不回家上床休息，令布特纳大乐。据说他瘸着腿在塔奈霍夫客栈里跳来跳去，猛搓手咯咯笑道：“终于给我逮到她了，终于给我逮到她了！”怪异！
2月26日，星期六
现在换塔蒂阿娜卧床了。
2月27日，星期日
终于收到一封保罗·梅特涅比较开心的信。
2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早上仍无法上班，实在不舒服。布兰肯霍恩听说我们的情况后大为震惊，答应要替我们找位医生。医生下午出现，年轻力壮，令珍妮特·S一见倾心，他显然也有同感，答应很快再来——看“她”！布兰肯霍恩说保罗·梅特涅的肺里长了一个脓疮，他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也极罕见。
2月29日，星期二
回办公室上班。
兰曹夫妇从布加勒斯特寄给我一条极棒的火腿，兰曹被派到该地大使馆工作已有一段时间。这份礼物好比天降的恩赐，因为我们的粮票已用得差不多，正在发愁不知拿什么喂仍卧病在床的塔蒂阿娜。
舒伦堡伯爵昨天回来，真好！
3月4日，星期六
罗玛莉·舍恩贝格似乎又惹了麻烦。我刚接到柏林人事室主任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的一封信，希望我运用影响力说服她辞职。目前的政治情势愈来愈危险，她的鲁莽作风令每个人都忧心忡忡。她刚从维也纳写信给我，说她即将返回柏林。她回去后一定会大吃一惊。
3月5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今晨离开。
丘吉尔最近发表的一场演说，和盟军一般的态度都令布兰肯霍恩沮丧。他本来希望德国能与盟军“在特定情况下”达成协议，如今眼看是不可能了。他们坚持“无条件投降”。疯了！
2月22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宣布盟军战胜后，波兰必须将德国占领区割让给苏联作为赔偿。
3月6日，星期一
柏林再遭猛烈轰炸，这一次发生在大白天里，因为美军也加入轰炸阵营，他们的飞机可以飞得比英国飞机高很多。白天的空袭比晚上更糟，因为大家都在城里，不然就在路上。听说乌发电影公司（U.F.A.）在巴伯尔斯贝格的摄影棚被毁，我很担心距离那里不远的波茨坦也遭到池鱼之殃。
盟军早在1943年初，便已开始对德国进行昼夜不停的轰炸——美国空军负责白天，英国皇家空军负责夜间出动。两天之前，美军首度启用29架B—17“飞行堡垒”轰炸柏林。蜜丝所记录的这一次空袭，是美国空军在整个欧战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轰炸任务，出击的658架飞机中，总共被击落69架。
我收到越来越多卡西诺战役的照片。那座美丽的修道院被毁后的景象恐怖极了；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它们还会存在吗？好奇怪的感觉：以前没有人能够想象这场战争会演变到今天这种地步，如此血腥、毁灭性如此之大……
3月7日，星期二
打电话去维也纳，本企图阻止罗玛莉·舍恩贝格回柏林，但她已经离开了。
3月8日，星期三
柏林又发生严重的白昼空袭。我们跟那边的电话通讯中断。
珍妮特·S和我都在等包裹。我在等葡萄酒，她在等黄油，但至今什么都没接到。
塔蒂阿娜寄给我一大包信，有许多封是保罗·梅特涅寄来的，描述他在里加的生活；他们喂他吃很好的东西：蛋酒、炒蛋、真正的咖啡，等等，令人垂涎三尺。他现在情况好转许多，但仍非常虚弱。医疗委员会调查了他的病例，大感兴趣，因为他左肺长了个脓疮，还蔓延到心脏，无法开刀，之所以能活命，是因为脓疮自动破了。
安托瓦内特·克罗伊从巴黎写信给塔蒂阿娜，说乔吉前一阵子才被盖世太保召去，讨论父亲寄给他满是“忠告”的信。有时候真希望做父母的能够少干预我们的生活，谨言慎行些，因为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们。
盖世太保将拆开过的信拿给蜜丝的弟弟看，他的父亲在信中表示对于传闻他所参与的“活动”十分忧心。依照逻辑推论，“活动”当然指政治活动，也就是反抗活动。乔吉努力避重就轻，表示他父亲所谓的“非法活动”可能指的是黑市买卖，当时在法国很多人都做黑市买卖。
3月11日，星期六
和玛丹娜·布卢姆一起滑雪去寻找蔬菜，她将在家里烧野兔给我们大家吃。
3月12日，星期日
克鲁曼修柏这里对于生活细节的安排一片混乱，几乎没有煤炭（而我们却身在西里西亚，产煤的心脏地带）；有煤炭的时候，办公室又热得像火炉。所以我们不是冻死，就是被烤死。
玛丹娜·布卢姆烧的野兔美味极了，客人们都待得很晚。我明早5点就得起床，因为必须去波兰的布雷斯劳拿一些替代照片重新建档。
3月13日，星期一
在黑暗中起床更衣，好久没穿裙子，感觉很怪。
幸好开往布雷斯劳的铁路交通照常运作，我10点抵达。那个小城虽然到现在都没遭到轰炸，却十分荒凉。我很快办完正事，迅速游览市集及大教堂。本想在当地一家餐厅吃午餐，但食物实在难以下咽，我胡乱吞下一点不知什么玩意儿做成的汤，赶紧回车站。
几位女士跟我合用一个车厢，其中一位老太太因为在一次空袭后大受刺激，不停摇头晃脑；另外一位失去半条手臂，却还挺乐天的，她将去乡间的一家医院。我觉得到处都脏兮兮的，有人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拿出古龙水在车厢里喷了一圈。抵达希尔施贝格后，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孩加入我们，她刚从柏林来。见到了罗玛莉·舍恩贝格，听说她现在想来克鲁曼修柏跟我一起住。
3月14日，星期二
母亲来信。她很久没有伊连娜的消息，意大利现在的情况似乎很混乱。我突然陷入低潮，到教堂里坐了好一阵子，把所有的事情想清楚。伊连娜一个人待在罗马似乎变得既焦虑又绝望，渴望在战争结束前来和我们相聚——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3月15日，星期三
罗玛莉·舍恩贝格来信证实她的确想搬来这里。我们会寄给她一封正式信函，邀请她永久加入我们的工作小组。她在柏林的表现太急躁，危及许多重要人士。
去普鲁士客栈吃晚餐。他们刚宰了一头猪，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猪的内脏，我仍坚持只吃奶酪。
全德国的电报服务都已中断，如果你希望传出去的信息遗失的话（现在常有这个需要），发电报倒是个好办法。
3月16日，星期四
仍未收到食物包裹，所以晚餐吃烤面包沾火鸡的鸡油。
昨晚军方广播发言人迪特马尔将军坦承东线上的战况并不乐观，因为“泥季”来临，对俄国人有利——我们必须对战果严重逆转有所准备，他说。
盟军方面则轰炸了罗马及斯图加特。最近他们放柏林一马。
3月17日，星期五
舒伦堡伯爵送来一只火鸡，其他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牛一般的存在因此波纹不生。
3月18日，星期六
和玛丹娜·布卢姆出去滑了一整天的雪，积雪很厚。回家时看见珍妮特·S正挣扎着想把大使助理及司机刚用雪橇送来的一箱梅特涅葡萄酒拖进家里。我们立刻开了一瓶，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我送了半箱给珍妮特，感谢她殷勤款待。
3月19日，星期日
仍旧出去滑雪。
回家时发现舒伦堡伯爵已到。他刚接到从土耳其寄来的一个装满坚果、葡萄干和干无花果的包裹，还带来一些咖啡和白兰地，我们庆祝了一番。
珍妮特·S打算回柏林一个星期，因为最近那儿没发生空袭，她甚至想带跟她一起住在这里的小女儿回去，我认为这么做有欠考虑。
3月21日，星期二
今天下午是自从布特纳开除我之后，大家第一次跟他开会。他努力示好，大概决定尽弃前嫌吧。
舒伦堡伯爵的助理告诉珍妮特·S，德军已侵略匈牙利，苏军则占领了罗马尼亚。这个消息尚未正式发表。大好远景！
3月22日，星期三
大清早起来，早餐时喝真正的咖啡，然后珍妮特·S在舒伦堡伯爵助理的殷勤陪同下，带着小孩、冒着小雪出发。能够独处一段时日，我很高兴。现在打算去整理衣服，顺便整理一下房子。
从某些方面来说，克鲁曼修柏的确有一种朴拙的魅力；今早出去买食品，在附近一条小巷里被邮差先生拦住，他在面包店里看见我，然后找遍村里所有的客栈，却寻我不得，只因为有一封寄给我的挂号信。真令人感动！
加班到很晚。成堆的照片和办公室用品从布雷斯劳运来，我们现在想找一辆马车把这些东西拖上山。外交部特别准备了一批香烟，用来贿赂当地人替我们扛东西，因为附近太缺乏交通工具。
我打算趁着还剩下几瓶葡萄酒邀请朋友来家里聚聚。我们仍然缺煤，房子里愈来愈冷；招待客人时，我会把两台气喘咻咻的电热扇全打开。
3月23日，星期四
消息正式公布：匈牙利已被“我军”占领。新任首相是前驻柏林公使斯托捷，我曾在瓦莱丽·阿伦贝格家的晚宴席上见过他几次，因为瓦莱丽也是匈牙利人。印象中的他似乎并不擅权谋。
匈牙利虽然和纳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收回了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失去的大部分国土，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热络，匈牙利派兵前往东线支持希特勒作战的人数亦有限。斯大林格勒之役使匈牙利部队全军覆没，善用计谋的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开始与盟军接触。这一情况被希特勒获悉，于3月17日将霍尔蒂召至贝希特斯加登。趁他不在国内，指示德军占领匈牙利，并指派斯托捷陆军元帅担任首相。
3月24日，星期五
我的食物存量越来越少了。
晚上顺道去看舒伦堡伯爵，他给我看一封发自马德里的电报：17日晚间从巴黎开往昂代伊的特快列车遭法国反抗军爆炸破坏脱了轨，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遇害。电报上没有说明细节，只说葬礼将在马德里举行。他们俩度完假正在返家途中，玛莉亚·皮拉尔刚去瑞士萝实学院探望他们的小儿子；他就是塔蒂阿娜婚礼上的纱童。此噩耗对我们全家都将是一大打击，因为他们曾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晚上待在家里，感到极度消沉。
3月25日，星期六
中午办完公，更衣后，和舒伦堡伯爵及他的助理一起坐上由外交部马匹拖的雪橇，前往我们山谷中央的一个森林小丘普法芬山。外交部现在养了一匹十分神气的种马；相貌像是亚洲人的马夫则是来自阿塞拜疆的苏联战俘。这里的战俘人数不少，因为德军不愿派他们去东线。他们都穿着不合身的德军制服，看起来很别扭，不过一般来说人都很好。
自从德军对苏联发动攻势后，便不断有大批苏联战俘志愿替德国服劳役，令德军大为惊异。这些人来自苏联各地，尤以非俄罗斯人的少数民族居多（如蜜丝提起的这位阿塞拜疆人），他们的土地最近才被划入苏联，不仅在民族情感上，同时在宗教上（如穆斯林）都对莫斯科的无神论统治者非常反感。有些人投效德国纯为机会主义，只是为了不想在战俘营中饿死；但有许多人的动机却是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到大战结束时，这群人的数目竟高达150万到250万之间！
好几位德国陆军将领早在对苏战争初期，便了解到赢得东方战争唯一的方法，必须争取反对共产主义统治者之俄国人民的支持，很快地，穿着德军制服的前红军部队开始出现，起先担任后方辅助部队，后来成为正规作战单位，置于部队前列，以吸引更多的变节苏军。1942年，曾因保卫莫斯科战功彪炳的苏联将领弗拉索夫被俘，之后他和其他几位苏联将领——皆致力于掀起解放俄国的运动——虽然获得多位德军将领，甚至包括某些党卫军高官（最后亦包括希姆莱本人）的支持，却因希特勒坚持反对而始终没有结果。希特勒的计划自始至终不能容纳俄国人，除非用他们做奴隶，反共的俄国人亦然。一直等到1944年11月（苏联军队已包围德军），他才准许弗拉索夫设立“俄国人民解放委员会”，以及一支由两个装备简陋的师所组成的“俄罗斯解放军”。该军团唯一的成就，便是在苏联军队长驱直入之前解放布拉格。他们接着往西走，向盟军投降，但后者援引“雅尔塔协定”，把他们交给斯大林处置。这批“雅尔塔协定的受害者”之中，有许多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国。剩余者或就地枪决，或被送往古拉格劳改，生还者寥寥可数。弗拉索夫本人和他的几位高级将领则于1946年8月在莫斯科被绞死。
山顶上矗立一座小城堡，主人是X男爵。他招待付费的客人，只要预先订位，便可去那儿吃晚餐。我们到达时，男女主人出来迎接，态度迷人，可是当晚餐准备好时，他们却先告退了。我们被带进一间极可爱的小餐厅，铺满褪色的蓝色与白色印花棉布，加上柔和的灯光，全是住在山脚下简陋村庄里的我们许久没接触的东西。晚餐可口极了，最后以水蜜桃和起泡奶油做结束。大家都高兴得像参加派对的小孩子。餐后男女主人再度出现，带我们参观城堡。他们甚至有一间温室，很骄傲地给我们看培养出来的第一朵玫瑰。喝完白兰地后，雪橇来接我们回克鲁曼修柏。
3月27日，星期一
兰曹又寄给我一条火腿。上帝保佑他！
3月28日，星期二
上星期五柏林又发生严重空袭，令我担忧，因为珍妮特·S自从离开后便音讯全无。
去玛丹娜·布卢姆家晚餐。稍后漫画家布伦斯来串门子，我们三人合奏三把手风琴。他来此地停留两周；通常都在夜间工作，白天滑雪，或在我们工作时演奏手风琴给我们听。他才华洋溢，能弹奏的曲目极多，给我们不少指点。他个子很小，很会画画，我猜想其实他是位地下共产党员，对于当今的德国有极“独到”的见解。
3月29日，星期三
雪下个不停。
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从柏林打电话给我，问我塔蒂阿娜是否能够收留里克特一家到柯尼希斯瓦特住；他们家也被炸毁了。空袭发生时是白天，法官坐在办公室的掩蔽壕里，一枚空雷击中他家，他的家人四散奔逃。幸好没有人受伤，感谢上帝！可是现在却无家可归了。我设法联络塔蒂阿娜，但长途电话一直打不通。
3月30日，星期四
柏林来信要我复活节过后去一趟。我很高兴，因为离开“活动心脏地带”这么久，令我难受。我们在此地静态的存在方式，只对疗养身体有好处。
今晚玛丹娜·布卢姆和我正在煮马铃薯当晚餐时，珍妮特·S和她的小女孩拖着一个大皮箱回来了。就在她抵达柏林的那个晚上，一枚最重型的炸弹击中她在城里的房子，地窖坍塌，活埋了11个人。但他们奇迹似的都被救出来了，可是现在她母亲已无处可去，所以我必须搬出去，让出房间。柏林一定可怕极了：停水（每家每天可分配到两桶水，由士兵运送），停电，停煤气……珍妮特好几次在街上引人侧目，因为她化了“挑逗性”的妆，现在大家认为化妆便是不爱国的表现，也没人戴帽子了，最多只能在脸上围丝巾，遮挡烟尘。
3月31日，星期五
整个司忙得焦头烂额。明天西克斯博士、法官里克特和其他几位资深长官将来此地，巡视每一间木屋及小客栈。为了迎接这么重要的活动，煤炭不知从何处大量出现，入冬以来，办公室首次有了暖气，而且塔奈霍夫还上了一层新漆，铺了新地毯。布特纳兴奋得发抖，特别下令星期日从9点到12点，每个人都必须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让人以为教宗圣驾咧！
天气好不容易开始转晴，因此，大家都非常有生气。
4月1日，星期六
因为明天被迫加班，所以今天故意迟到，结果看见布特纳已经在那儿来回逡巡了。他强调说他8点就来了。自从他放弃和我作对之后，现在已将目标转向米歇尔教授；后者每次遭到攻击时，总喜欢回嘴说：“你只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疲倦的微笑！”
4月2日，星期日
9点刚过，抵达办公室。天气又晴又亮。布伦斯的手风琴破天荒被藏了起来，每张桌子上都端端正正摆了识别牌，诸如“照片档案”、“手稿”，等等，以显示我们各有所司。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站在那儿，等待大人物驾临。我、布伦斯和一位柏林来的女同事跑到外面阳台坐下晒太阳，结果被拖回办公室——布特纳想讨论某些照片标题及内文！
讨论到一半，由西克斯博士领头的大队人马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仿佛肚子疼的法官里克特、伯姆、布兰特和西克斯的秘书，索伊斯特太太，再加上克鲁曼修柏的当权人士，如贝兹等。柏林来的众男士都有点儿衣衫不整，因为不习惯滑溜溜的冰雪地面，显然都在来办公室途中摔了几跤。接着大家到阳台上集合，布特纳开始发表关于我们各项“极端重要”活动的冗长演说，令每个人都十分难为情。简直像一出大闹剧！结果西克斯一声不吭开始恶瞪他，他变得不知所措，讲话开始结巴。我站在最后面，靠在门上。等布特纳终于讲完了，西克斯简短说了几句，指示要多腾出一点儿空间建立照片档案（也就是给我！）。说完后又领着大队人马踉跄走下山坡，我们则冲出去滑雪。
接下来三天，西克斯都会在别处忙，所以不会有人来烦我们，但他宣布星期三还要再来巡视一次。
昨天他的秘书索伊斯特太太出其不意来找我，恳求我今天早上务必要到，显然他们都怕我跑出去滑雪！他们疯了吗？有这样一只老虎在我们中间，我怎敢在这么危险的人面前掉以轻心？而且我若在这个紧要关头冒犯他，岂不大错特错，误了即将发生的大事？！
法官和另外两位从柏林来的男士，一路上帮索伊斯特太太提最重的包裹，所以她答应请他们喝咖啡。我提议她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因为她没有场地可用。玛丹娜和我及时赶回家，才刚脱掉靴子，并且警告珍妮特之后，法官、伯姆和布兰特就来了。由索伊斯特太太提供咖啡，我提供葡萄酒，大家聊得很愉快，因为这三位男士是我们司里仅剩的正派人士。他们不知道该带西克斯去哪里，竟问我们吃过晚餐后能不能再带他过来？或许这正是搞好关系的良机。
晚上他们果然带他来了，聚会拖到很晚才结束，唯一感到轻松自在的人是珍妮特。
4月3日，星期一
兰曹夫妇把他们较有价值的财产全从布加勒斯特寄来给住在这里的嫂子。他们那里似乎已随时保持警戒，因为前线愈来愈逼近了。
4月4日，星期二
天气迅速转坏，我趁着法官里克特在这里，计划和他一起去柯尼希斯瓦特过周末。他终于把家人送去塔蒂阿娜那儿安顿好了，我则巧妙地争取到陪他一起去探望家人。不过坐火车会很辛苦，以前只需要五小时的车程，现在得坐18个钟头。
4月5日，星期三
法官里克特不仅说服西克斯博士批准我陪他去柯尼希斯瓦特，而且借着要和我讨论公事的理由，安排我们星期五就出发。
今天阳光很暖和，索伊斯特太太和我爬上办公室阳台的屋顶，在那儿闲聊，不久法官和米歇尔教授也加入我们，布伦斯则打着赤膊躺在角落里晒太阳。法官突然意识到布伦斯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因为每样东西一送来这里，都会立刻贴上“最高机密”的标签，所以大家一致决议，等一下我们爬下屋顶，布伦斯必须立刻发重誓，成为“特殊机密”。
4月6日，星期四
早上听说西克斯博士喝完咖啡想单独见我。我不太确定“喝完咖啡”是什么意思？幸好出去吃午餐时撞见他本人。他故意很夸张地看看表，难道是我离开太早了？你永远猜不透这个人！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又很难戴上“我才不在乎咧！”的面具，隐藏你对他的厌恶和恐惧。稍晚法官里克特来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五点他想见我们两个人。还好，不用单独面对他！西克斯在塔奈霍夫接见我们俩，请我们吃圆面包、喝咖啡和白兰地，先讨论一般事务——如果那也可以称作“讨论”的话——不论提到任何事，他都以他是部里薪水拿最高的人做结束，也就是告诉你，他有权决定一切！
4月7日，耶稣受难节
早上5点起床，到了车站，看见西克斯博士和法官里克特正准备上火车，克鲁曼修柏的掌权人士（贝茨等）集合站在月台上替“我们”送行。幸好坐到格尔利茨便和他分道扬镳。法官和我想搭的那班火车进站时已爆满，就连从窗户爬进去也不可能，我们只好等下一班。多等了三个钟头。经过将近12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在晚上11点抵达马林巴德；幸好一路上法官兴致高昂，时间过得很快。
到城堡后，我迅速更衣，吃了夜宵。这时母亲出现了，见到她，我非常高兴，因为自从圣诞节我一直没回来过。但我们立刻为了某个政治观点开始争执；被迫过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对像她这样活力充沛的人来说很难挨。保罗·梅特涅昨天才从里加回来，看起来很疲倦，不过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瘦，而且心情很好。
柯尼希斯瓦特 4月8日，星期六
天气美极了。这里下的雪比克鲁曼修柏少很多。我跟母亲一起散步健身，进村去看里克特一家。吃过丰盛的午餐——这年头能拥有一处乡间别墅真好！——之后，大家开车出去兜了很久的风。真是可惜，克鲁曼修柏离这里这么远，我不能常来！梅特涅夫妇希望今年夏天能去西班牙——保罗拿了病假。他甚至想开他母亲的车去；那辆车自从大战爆发便一直藏在这里的一座谷仓里。能在私家轿车禁止上路的时候自己开车，令他非常得意。
4月9日，复活节，星期日
里克特一家来吃午餐。法官讲话很有道理，知道外交部现在还有值得信任的同事，令人心安。
克鲁曼修柏 4月11日，星期二
早上4：30起床。火车爆满，一路上被空袭警报追着跑。晚上7点抵达克鲁曼修柏，直接回家，看到很多信件及包裹。
4月12日，星期三
包裹是汉尼·耶尼施寄来的，里面是黄油、培根和香肠，令我非常感动。我们立刻请朋友来分享，餐后喝咖啡。
下午大家在营房里集合，听西克斯博士这次来视察后的错误检讨，其中一条：他发现大家不遵守上班时间。不过，如果在这里碰到空袭，大家可以自由疏散，随便去哪里。很好的建议，他反正别无选择！
和舒伦堡伯爵一起吃晚餐，然后去看电影。
蜜丝当时并不知道西克斯在4月3、4日视察克鲁曼修柏期间，曾经针对德国对欧洲外交任务发表了一次讨论“犹太问题”的专题演讲，主题为：“犹太民族之政治结构”，表示“消灭欧洲犹太人将褫革其生物性储备池”。
4月13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打电话来。他陪同外交部国外新闻司司长施密特全权大使来此地会见斯洛伐克的全权大使兼宣传部部长加斯帕尔博士。稍晚，汉斯—格奥尔格来办公室找我，我们坐在长凳上晒太阳。他讲了一大堆柏林的逸闻，我猜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编的。不过他很会讲故事。
午餐时间，他陪我走上山，去看舒伦堡伯爵替我找到的一间小木屋；我得让出房间给珍妮特的母亲住。那间木屋设备简陋，却有自来水，是一大优点。罗玛莉·舍恩贝格马上就要搬来了，我们俩一起住，或许可以把这里布置得挺舒服。结果我们在俯瞰瀑布的桥上巧遇施密特全权大使；他出乎我意料，竟然很年轻。他将在泰克曼鲍德客栈替国外新闻司开一个正式的宴会，邀请我去参加。
我和玛丹娜·布卢姆及另外几位同事，一起乘坐马车去那里。
宴会中除了我们之外，所有女孩都在国外新闻司工作。大家围坐几张长桌，我坐在施图德尼茨旁，他继续讲他的柏林故事。当大家玩到一半时，施密特全权大使竟然洒了一杯酒在玛丹娜的膝盖上。接着他的斯洛伐克外宾加斯帕尔，邀请我们去他的国家玩，并承诺要送我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一千零一个女人》——他是位诗人兼剧作家。宴会中的酒种类繁多：有白兰地、各式各样的葡萄酒和香槟；三明治也极可口。克鲁曼修柏的市长也在场，他悄悄附耳对我说，觉得我非常神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这滩浑水里混什么？！宴会预计开到很晚，到了半夜2点，我提议我们这一小群人先离开。
4月14日，星期五
春天来了，到处可见番红花从土里冒出来。
玛丹娜·布卢姆和我决定搭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他们的巴士回柏林。巴士明天出发。玛丹娜有假，我则是逃兵。
4月15日，星期六
早上5点起床，到约定地点与玛丹娜·布卢姆会合。一辆白色的煤炭引擎大怪物出现，驾驶员是位乐天派的奥地利人；另外三名乘客也是奥地利人。那辆巴士本来可以载30名乘客。其中一段路程必须走高速公路，但我们却一路走走停停，等待驾驶员替锅炉加满煤炭。开到柯尼希斯沃斯特豪森，停车让一位乘客下车，结果碰上空袭，很多架战斗机在头上盘旋，路旁已出现许多炸弹坑。幸好警报很快解除，巴士继续开往柏林。驾驶员让我们在因斯布鲁克广场下车。
我回格斯多夫家，看见玛莉亚和科尔夫男爵。玛莉亚帮我煮了几个蛋，这时，父亲突然走进来；他来柏林参加俄国复活节庆典。我打电话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他告诉我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住在腓特烈街火车站附近的中央旅馆。现在很难找到旅馆房间，显然是靠海尔多夫伯爵的关系，我打电话请她也替我订一间房。几乎整个下午都在陪玛莉亚。然后走路穿过蒂尔加滕区去旅馆，蒂尔加滕现在一片荒凉，整体来说，柏林的破败景象令人沮丧，触目惊心。
我经过了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布里斯托尔旅馆，乍看之下，它损坏的情况并不严重，旅馆正面，包括阳台，都没倒，可是后面便一塌糊涂：电话机、浴室瓷砖、水晶吊灯、地毯碎片、碎镜子、破雕像，散得满地都是。
到了中央旅馆，接待员对我毕恭毕敬，而且立刻就给我一个房间。我点了晚餐，然后跳上床睡了个午觉。两个小时后，罗玛莉、托尼·绍尔马，以及戈特弗里德的外甥女亚历山德拉·冯·布雷多与基克·施图姆和另外一位朋友出现，我们一起喝白兰地，聊到午夜。
西格丽德·格尔茨虽然想尽办法藏匿她的犹太母亲，她的律师朗本博士（他亦受到怀疑，现在已正式下狱）也非常能干，但她母亲还是遭到了逮捕，而且这次不可能再放出来。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为她感到非常难过。我想起两年前和她及罗玛莉待在伦多夫家厨房里的那次难忘的聚会，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这些可怕的反犹太迫害活动。那时不知谁送我一瓶饭后甜酒“本尼狄克丁”，我们用啤酒杯喝，一边吃所谓的晚餐——干香肠。那是我唯一喝醉的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仍在伦多夫家，罗玛莉则在客厅里替自己铺了张床。
卡尔·朗本博士一直和以前大使冯·哈塞尔及前普鲁士财政部长波皮兹博士为中心的反纳粹团体走得很近。同时他借偶尔必须赴瑞士出差的机会，充当与盟军集团接触的联络人。不过他同时也和希姆莱接触，因为波皮兹希望能说服后者反叛希特勒。朗本于1943年9月被捕，遭到残忍的酷刑，最后被处决。
柏林 4月16日，星期日
我空着肚子赶去教堂领受圣餐，却败兴而归。那儿挤了一大堆人，多为来自苏联的难民和被递解出境的人，我连教堂大门都摸不着。然后又有个粗鲁的家伙挤进我正在使用的电话亭，想把我推出去，我跟他打了一架，终于打成电话给罗玛莉·舍恩贝格，然后返回旅馆。不久，托尼·绍尔马便开车来载我们去伊甸旅馆吃午餐。现在大家都走职员入口，因为前门还没装回去，不过旅馆里却已有50个房间可以住人了！我们很快便找到一张桌子，吃了一顿难得的大餐，包括黄油烧萝卜和极美味的炸鹿肉排（不用配给）。先喝鸡尾酒，接着试了几种葡萄酒，再喝香槟，最后以托尼自备的一瓶白兰地结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样饱餐一顿了。
我们用纸巾把一部分餐点包起来，带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戈特弗里德·克拉姆和父亲也在。戈特弗里德情绪低落，因为瑞士方面不准他再去。以前他经常去那里，因为他和老国王是好朋友，两个人都热爱网球。是不是英国人从中作梗呢？
我们在玛莉亚家待了一整个下午，然后托尼先离开，我独自返回旅馆。因为星期一早晨就得赶回克鲁曼修柏，绝不能错过火车。
克鲁曼修柏 4月18日，星期二
搬出珍妮特的小木屋，迁入我的新房间。距离办公室步行需半小时，因此好处很多。这个房间阳台很大，景观极美。
我在村子里撞见贝茨夫妇，坦白招认自己回柏林过周末，其实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不见了。
然后，罗玛莉拖着一个巨大的皮箱出现。我们俩合力把皮箱拖上山。这里优美的环境令她惊喜，不过她仍坚持只打算暂时停留。
4月22日，星期六
我开始了解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共事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我们俩又是这么好的朋友。
4月24日，星期一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长谈，因为她竟然怪我害她被调来克鲁曼修柏，一个人在生闷气。我很难跟她坦白，其实是因为她行事鲁莽，待在柏林可能危及许多比她涉及即将发生的大事程度更深的人（她当然不自知）。吃晚餐时，我们又长谈了一阵，气氛总算好转了些。
明天将回柏林两周。
柏林 4月25日，星期二
罗玛莉·舍恩贝格送我去车站，帮我抬行李。火车开抵格尔利茨之前的那段路都挺舒服，我甚至还有座位。但一到格尔利茨，我们这节车厢不知为何缘故，必须被解开，乘客因此得离开车厢另找座位。从那里开始我便一直站到柏林。
再度见到亚历克斯·韦特和亚当·特罗特，非常开心，仿佛旧日时光又回来了似的。和他们聊了很久，才去法官里克特的办公室。每个人都正在气头上，因为上面把他们调到隔壁一栋房屋里工作，那儿设备极端简陋，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所以他们决定搬去仍有空房的卡尔斯巴德旅馆。亚当带我回他家喝下午茶，然后载我去搭高架火车。
回波茨坦时，时间已晚，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路格·埃森和让—乔治·霍约斯却在等我吃晚餐。梅勒妮去乡下住了。希特勒的口译官，保罗·施密特大使刚出了车祸，头部两处骨头断裂。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康复，因为他是个正派的好人。同时胡贝上将因为搭乘的座机发生空难已身亡，他刚获颁钻石橡叶十字勋章。
4月26日，星期三
西克斯博士想发行一本新杂志，我仍在为版面设计挣扎。
晚上和玛莉亚·格斯多夫在一起。现在我和他们夫妇见面的时间极少，但他们总是对我这么好！他们把楼下整理得挺像样，客人可以坐在那里，只不过还是很冷。房子前面的小广场景观亦改善不少，废墟里的桃树和风信子现在都开花了，像个小绿洲。
4月27日，星期四
今早去见海尔多夫伯爵。有一位粗鲁的军官想阻止我，但还是被我挤进去了。他一如往常，对我彬彬有礼，我实在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朋友都不信任他。不过我一直相信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的判断力，决定喜欢这个人。后来，他开车送我去阿德隆旅馆，我坐在驾驶座旁边，后座还坐了两名警察局的高官，令我感到非常“安全”，因为全柏林的警界就属这三个人官阶最高。
和图图·施图姆一起午餐。阿德隆旅馆就像《创世记》里的巴别塔，最后一批莫希干人便来此聚集。现在鸡尾酒会已成违法活动，以前我在宴会派对里认识、至今仍幸存的人，大家每天至少都会来这里晃一下。像是今天，我就碰见弗朗茨—埃贡·菲尔斯滕贝格、海尔格·内林、莱莉·霍斯特曼、弗里茨·舒伦堡（他曾经在海尔多夫手下担任过柏林警署副局长）、洛伦兹姐妹、卡尔·扎尔姆，等等。那种“最后据点”的气氛有点怪异。
午餐后去瑞士公使馆找珀西·弗雷；偶尔能站在中立国的土地上感觉真好。然后再去看住在尼可拉斯湖的艺术家利奥·马利诺夫斯基。尼可拉斯湖在柏林郊区，这个季节很美，番红花和杏花到处绽放。
坐在利奥的小公寓里和他一起喝咖啡，他和年长却迷人的母亲一起住；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家庭气氛。利奥的情绪极端低落，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本来替戈培尔的《帝国周刊》做事，戈培尔也常去我们办公室，最近在狱中自杀。利奥怀疑他是被迫的。碰到这种时候，艺术家最难熬。年轻的若没有死，也全部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全躲了起来。不消说，他们的观点是最与众不同的，所以不论如何，都很难生存下去。
我喝了太多咖啡，接下来一整天视线都有点模糊。现在，咖啡是唯一我一有机会便尽量喝的东西，它似乎能够取代其他所有缺乏的物资。我几乎已经戒烟了。
然后我直接回波茨坦。只有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个人在家。他真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对象，永远这么善体人意。可是一旦被他不喜欢的人包围，他就会变得像匹紧张兮兮的马，动不动就受惊似的。
4月28日，星期五
每天早晨路格·埃森都开车载我进柏林，很不幸，他很快就要调回斯德哥尔摩，再也不回来了。我们一定会非常想念他，他就像狂风巨浪里的一块磐石，烟斗永远不离嘴。他的同事现在开始轮流替他开饯行派对，他每天凌晨直到酩酊才回家。
到办公室后，发现每个人都显得很焦躁——“空袭警报15级！”意味着极严重的空袭即将开始。怪的是，直到下午2点都毫无动静。西克斯博士和亚历克斯·韦特提议我陪他们去外国新闻司的俱乐部午餐，谈公事。俱乐部位于郊区，本来位于城中心的那栋神气建筑已经被炸毁了。我们开车经过柏林一片片瓦不存的区域。到了以后，巧遇亚当·特罗特和两位朋友也要进去午餐。我们的桌子在房间正中央，周围坐满德国报界人士和外交部职员。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的上司，施密特全权大使也在那儿；他跟西克斯处得不好（谁又跟他处得来呢？）。为了故意气西克斯，施密特走过来跟我握手，还刻意大声地对我耳语说：“别告诉他，我们在克鲁曼修柏怎么讲他！”
多亏有亚历克斯·韦特在场，午餐吃得还算融洽。我们讨论了克鲁曼修柏的人事问题，有些女职员调去那里之后变得焦躁不安。西克斯现在似乎很习惯在柏林碰到我，即使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也只问我来干什么，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并不过问其他。
到施图德尼茨住处和贝恩特·穆姆及沃尔拉特·瓦茨多夫吃晚餐。汉斯·弗洛托特别把他的公寓借给施图德尼茨，我是席间唯一的女孩。有施图德尼茨的派对，气氛总是很热闹，他脑筋极快，舌锋如剑，最喜欢加油添醋，随时可以牺牲任何人。聊天时，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我几乎都快抽筋了。这样的机会还真难得，对我有好处。
4月29日，星期六
一大早天气就很好。路格·埃森送我去乌发电影公司在城中心莱比锡街上的摄影棚，我打算去拿一些德国女演员的照片。我刚开始翻资料，警报便开始嚎叫，很快地，大家全被赶进一间又深又宽敞的地窖里；里面挤了500个人，全是乌发电影公司的职员。我坐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旁边两个女孩忙着背诗，我则专心阅读塔布依夫人的自传《人们叫她卡珊德拉》。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灯光熄灭，但辅助发电机立刻开始运转。虽然这个公司显得极有效率，但想到我可能会被活埋在这里，而没人知道，仍令我极度沮丧。高射炮不断射击，炸弹不断在附近爆炸，几名护士拿着急救包到处穿梭，而且每隔十分钟就需要两位男士志愿去压气泵，送新鲜空气进地窖。
一小时后，空袭结束。我赶紧选了一批有漂亮脸蛋的照片，继续前往“德意志出版公司”，就是旺德夫尔兄弟以前打扫的地方；但该公司现在已变得一团糟，因为几个月前被几枚炸弹炸中。
这时空气里早已烟尘弥漫，令我的眼睛刺痛难忍。本想赶搭电车回办公室，但看见莱比锡街和毛尔街交叉口上的一个大炸弹坑，立刻作罢；一枚空雷刚在那儿爆炸，炸毁了电车轨道。坑洞大约有四米深、四米宽，四周的建筑都正烧得起劲。幸好当时是大白天，所以看起来还不算太恐怖。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回办公室。这次轮到城里的行政中心遭到轰炸。经过我们办公室本来打算迁过去的卡尔斯巴德旅馆时，看见那里一片骚动。旅馆被三枚炸弹炸个正着，建筑本身已不复存在。我撞见神色惊惶的卡纳普太太，空袭时她和汉内莱·乌恩吉尔特躲在走廊右边那间地窖里，结果左边那间被击中，死了两个女孩，受伤的人也很多；后来听说工作人员花了48小时才把他们全部挖出来。汉内莱说一切发生得太快，她们甚至没时间感到害怕。隔壁那栋陆军人员办公的房子突然倒塌，压住几位站在街上抬水管的人，其中一个男人被困在里面好几个钟头，不断尖叫：“让我昏迷吧！”但没有人能够得着他。
我进办公室露了个面，立刻赶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午餐。在那儿碰见戈特弗兰德·克拉姆、巴格夫妇和其他人。后来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也来了；他说现在有一辆车停在威廉街上，等着载我们去普菲尔夫妇家。我们将在那里过周末。
大伙儿先走地下道，朝威廉街出发，但后来仍需走上地面，因为前方的路被炸毁了。安哈尔特车站的后方看起来一副凄惨样；今天早晨空袭期间，一辆燃烧得像把火炬的特快火车冲了进去，站里早已停了三辆火车等着离站，后来有两辆赶在被炸中之前开出去，但另一辆却被堵死了。
等大家终于走到威廉街，却得知并没有车子在那儿等。我们满怀希望地等了一阵子，最后决定搭火车。
结果在车站碰见布兰肯霍恩，背了个背包。他的心情极佳，因为刚从意大利回来，现在准备绕道去瑞士。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忙乱之际，竟把塔布依夫人的自传留在售票亭柜台上，立刻引起大恐慌，因为那本书在德国是禁书！后来终于在售票亭那儿领回它，某位乘客捡到后还了回去，但同时我们却错过了两班火车。汉斯—格奥尔格开始打电话向他所有的朋友求救，最后终于有一位好心的助人为乐者出现，送我们去C.C.普菲尔家。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又喝了咖啡，全都是用一盏酒精灯烧的，燃料是古龙水，因为没有其他的燃料可用。
C. C.普菲尔家附近的别墅全都租给城内住处被炸毁的国外使节。我们住在阁楼里，因为其他房间全被西班牙人和罗马尼亚人占满了。
4月30日，星期日
和C.C.普菲尔雇用的两位俄国女佣长谈。其中一位24岁，在一次空袭中失去了丈夫和独子，如今孤零零一人留在世间。她人很好，很和善，有机会讲俄语让她很高兴；她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看得很清楚，头脑十分冷静。另外那个女孩才18岁，穿着一身黑衣，围白围裙，每次别人跟她讲话，必定弯膝行礼；人长得极漂亮，就像是戏剧里的法国小女仆。她刚从基辅来，交谈时我们必须混杂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不过却沟通无碍。扬斯费尔德宅邸内的仆役有如民族大会串：俄国女佣、德国厨子和护士、服侍外交官的西班牙人，加上一位法国仆役长；他支配所有的人，大家都尊称他为“先生”。
午餐后，大家收听官方发言：称昨天的空袭为“恐怖轰炸”。我怕父母又会担心，因为我无法打电话向他们报平安。稍晚，托尼·绍尔马开车载我们去布科夫同霍斯特曼夫妇喝下午茶。西班牙大使比达尔和费德里科·迭斯也在那里。后者描述玛莉亚·皮拉尔及伊格纳西奥·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遇害时的悲惨细节；他是奉命去辨认尸体的人。奥亚尔萨瓦尔夫妇和另外一对西班牙夫妇玩扑克牌，赢了他们的睡铺，结果赌输的人倒逃过一劫。唯一令人安慰的是他们当场毙命。韦达问我许多关于克鲁曼修柏的问题，因为所有外国使馆迟早都会迁去那里。我却怀疑他们是否等得到那一天。莱莉·霍斯特曼说伊丽莎白·恰夫恰瓦泽现在在摩洛哥管理一个盟军的救护车单位；战前我们俩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晚上大家在扬斯费尔德，围坐炉火旁议论沙皇宠臣拉斯普京。
5月1日，星期一
返回柏林，天气仍然很坏。谣传英国皇家空军丢了一个花环在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坟上，令这一切的杀戮更显得荒谬而毫无意义。
下班后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和戈特弗里德·克拉姆谈了很久；我们现在成了好朋友。刚认识时他有诸多保留，现在我却发觉他原来感情丰沛。他给我看一个红皮的照片框，里面夹了三张同一个女孩的照片，我认出那是芭芭拉·赫顿。
晚上和珀西·弗雷一起去听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然后去阿德隆旅馆吃夜宵。跟珀西相处很自在；他总保持超然的态度，却又具有极含蓄的洞见，基本上比较像英国人，不像瑞士人。他陪我步行穿过蒂尔加滕回家，后来被我们房子周围的瓦砾绊了几跤，不时还得爬过碎砖堆成的小丘，令他感到惊异；我却没有同感。我们活得像养兔场里的兔子已经太久了。
汉斯（“珀西”）·弗雷博士，当时负责瑞士驻柏林公使馆内的一个部门，该部门的职责是保障几个与德国交战国家的利益。
5月2日，星期二
早上我设法用珀西·弗雷的过期肉票换到一条大香肠，然后到办公室举行小型拍卖，一个女同事用比市价稍低的价钱买走，不过却付给我有效的粮票；可以把它再还给珀西。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工作到很晚，然后搭亚当·特罗特的车回他家，跟他吃晚餐。我们俩的友谊有时让我不知如何招架，所以我一直努力避免这种情况。他是个完全超脱世俗的人，一切思想和作为的焦点都集中在高层次的道德及价值观上，显然和目前德国，甚至盟军那方面的时势潮流格格不入。他属于一个更文明的世界，可惜如今交战的两方皆非文明国家。很晚他才送我回家。
5月3日，星期三
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住波茨坦的姐妹汉娜·布雷多家晚餐。星期六空袭时，汉娜的女儿菲利帕人在空军最高指挥部，空袭开始后她飞奔而出，门房本想拦住她，但她寄了一个皮箱在艾斯布勒拿旅馆内，急着去抢救。结果总部大楼被18枚炸弹炸中，有些炸弹从七楼顶楼一直穿透到地下，地窖里（本来她应该躲进去的）死了50个人，伤者无数。当时我自己也在那栋建筑附近，也很可能躲进去。所以说，凡事都看运气。
布雷多家15岁的男孩，赫伯特，即将被征召进入高射炮单位。他的眼睛美极了，倘若能活过这场战争，将来一定不知迷死多少女人。他的早熟程度和对目前政府的强烈厌恶令人惊异。去年他母亲替我看手相，预言我将离开德国，永远不再回来。这次我再度要求她替我看手相，她仍重复上次的预测。
5月4日，星期四
下午返回波茨坦前，和亚当·特罗特到格林瓦尔德散了一个长步。虽然阵雨不停，但毕竟春天已经到来，尽管春寒料峭，然而到处可见鲜花绿芽绽放。亚当对我叙述他的初恋故事，以及在英国、中国的生活种种，他总是有令人发掘不完的另一面。
5月7日，星期日
清早起床去动物园附近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教堂里没有地窖。我排队等待告解时，警报响了。当时教堂里人不多，大多数都是“俄国劳工”，有些人干脆大声祷告，表情相当坚决。没有人移动，唱诗班继续歌唱。站在那里比瑟缩在不知名的掩体里好太多了！圣像周围的蜡烛全部点燃，圣乐令人深深感动。我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父告解，他劝我“当你回家时”、“爱你的邻居”，等等——这期间空袭警告仍然嗥个不停。起先外面一片寂然，我以为敌机已经掉头了，可是突然之间机群就从我们头上飞过，一波接着一波，数不清。因为天气阴霾，无法射击高射炮，敌机都飞得很低，引擎声响就和炸弹落地的声音一样喧噪，令人无从分辨；让人感觉仿佛站在一道铁路桥梁底下，听一辆特快火车轰隆驶过一般。突然间，圣诗班噤口，信徒们勇敢地继续唱，但歌声断断续续。有一刹那我双腿发软，蹭到圣坛前跌坐在阶梯上。我旁边站了一位修女，脸蛋很美，靠近她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她弯下腰对我耳语道：“你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和所有的圣徒都与我们同在！”看我面露疑色，她又说：“神圣弥撒进行时，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她是如此地有把握，我立刻感到十分安心。迈克尔神父对外面的噪音充耳不闻，继续吟唱。等到领受圣餐时，喧嚣逐渐平静。礼拜做完，我觉得自己仿佛已老了50岁，精疲力竭。
后来听说那天早上有50架敌机飞到柏林上空。作战初期，来30架就让我们觉得够危险了。奇怪的是，虽然在理论上我已经完全认命，坦然接受可能会死在炸弹底下的命运，可是一听到飞机引擎声和炸弹爆炸声，仍会怕得全身瘫软，不能动弹，而且这种恐惧感似乎随着每一次空袭愈演愈烈。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只有玛莉亚和戈特弗里德·克拉姆在家。戈特弗里德被困在一个地窖里，本想阅读叔本华，却忍俊不禁，因为周围坐的老太太全用毛巾捆紧下巴，里面塞的湿海绵突出来，仿佛长了胡须似的；想必是预防被燃烧弹灼伤的措施。
稍后我们到城中心走了一圈，菩提树下大街、威廉街、腓特烈街全部灾情惨重，到处都在冒烟，且出现了许多新的炸弹坑，不过美国炸弹——美国人白天来，英国人晚上来——所造成的损害似乎比英国的少些。美国炸弹以水平方向爆炸，英国的炸弹却比较深，因此遭到美军轰炸的建筑物较不容易倒塌。
5月8日，星期一
很早便到办公室，一片冷清。外面再度发布“空袭警报15级”——最危险的指数。我本想调出一批“重要”文件，秘书却不肯给我，因为所有文件都必须留在安全的楼下，等待危机解除。结果在《生活》杂志里看到一篇报道，大大恭维我们司的工作成绩，贬了美国类似的情报机构一顿。
亚历克斯·韦特刚出差回来，带来一大罐雀巢咖啡。大家坐下来吃第二顿早餐，再抽根烟。
后来听说机群已飞往别处，大家才刚坐定准备开始工作，警报就开始呜咽，众人鱼贯走下楼，进入广场内的掩蔽壕，诺伦多夫广场的地下车站——一个小得可笑的四方水泥盒子，由几阶楼梯通往地心。车站里有数不清的走道，头顶上铺一层薄薄的泥土。沿着走道全是用小块瓷砖参差不齐砌成的石墙；仓促建成，都只达普通墙高度的一半，显然是准备在被炸中时分散空气压缩力……
我们试着避开上方有建筑的地点，选择站在街道下方；这么一来，除非被炸弹击中，否则不会被别的东西压住。进来躲避的人潮络绎不绝，我和法官里克特待在一起。待爆炸声愈传愈近，法官开始全身发僵；他现在状况不好，总是替家人担心。我试着跟他闲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却被他打断：“如果屋顶被炸开，你一定要立刻趴在地上，用双臂抱住头……”另外一位同事选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昨晚他家被炸弹直接命中全毁的血腥细节。这次空袭似乎很严重，但警报很快就解除了。
回到办公室后，发现水管爆了。我下楼到街角的抽水机接了一罐水，因为大家想用亚历克斯的咖啡提振一下士气。
珀西·弗雷和我约好一起午餐。我们穿过街道，走去伊甸旅馆。有三枚炸弹炸中旅馆内的中庭，将内部炸个粉碎，但外墙还站着。经理和侍应生腋下夹着餐巾在街上跑来跑去，毫无效率地试图清理碎砖和灰泥。街道正中央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坑，就在地窖出口附近。由于所有水管都爆了，困在地窖里的人此刻正游出炸弹坑。柏林又承受了不知多少枚炸弹，街道似乎都被炸沉了，同时整个城弥漫一股浓重的煤气味。
我们继续走到施泰因广场旅馆，在那儿午餐，然后在雨中走回办公室。珀西会去柯尼希斯瓦特过圣灵降临节。
晚上克劳斯·B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接我，晚餐后开车送我回波茨坦。这是个民胞物与的时代，我终于在逃避他多年之后，开始跟他讲话。最早的时候他先在街上跟踪我，有一天干脆踱进我们办公室；他的厚颜令我咋舌。我一直不清楚他的背景和他的工作，他长得很英俊，可是像他这样年龄的男人居然可以自由地在欧洲到处旅行，而不被征召入伍，实在可疑。他一再尝试想跟我做朋友，甚至自愿担任我们的“家庭邮差”，替我们和住在巴黎的乔吉和表亲们传信（他似乎常去巴黎），但全被我礼貌却坚决地拒绝了。不过他仍然设法和我在巴黎的表亲们见了面，并且带了一封信给我。他也认识安托瓦内特·克罗伊。不过他的职业至今仍是个大问号。
5月9日，星期二
明天回克鲁曼修柏。亚当·特罗特载我回他家吃晚餐。他帮我提我得带回克鲁曼修柏的一大堆书。稍后，他一位年轻朋友，维尔纳·冯·海夫腾（我们人事室主任的弟弟，现在陆军补充部担任参谋）来访，两人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谈了很久。然后亚当送我回波茨坦。回家后警报开始响，不过又是一次“骚扰空袭”；许多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漫无目标乱投炸弹。我乘机收拾行李，等到飞机离开之后才上床睡觉。
克鲁曼修柏 5月10日，星期三
6点起床，吃了一顿极丰盛的早餐，然后拖着一个极重的皮箱离开。我因为没有特别旅行证，本来很怕得从头站到尾，幸好一位好心的乘务员让我使用为“铁路管理人员”预留的私人车厢，把我反锁在里面，我就这样一路独自躺在椅垫厚实的座椅上。阳光照进来，很舒服。
下午3点到达克鲁曼修柏，发现罗玛莉·舍恩贝格还赖在床上自怨自叹。
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回柏林，不计一切后果，甚至不惜撕破脸。我了解如果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太久，一切都会变得十分遥远而不真实。算我运气好，从现在开始，每个月我都必须在柏林待上至少十天。
苏军已收复塞瓦斯托波尔。德军的反抗似乎并不激烈。
5月12日，星期五
舒伦堡伯爵从巴黎回来，带给我们许多小礼物。罗玛莉·舍恩贝格的阿姨葛蕾特·罗翰邀我们去她们在波希米亚的别墅西希罗城堡度周末。伯爵已同意同行，但我们都很想摆脱他的助理。后者是不是上面派来监视他的内线？
西希罗 5月13日，星期六
到餐馆吃了一顿极美味的烤鹅午餐后，启程赴西希罗。自从1939年3月德国兼并捷克后，现在想进入所谓的“保护地”，必须持有特别的通行证。舒伦堡伯爵替我弄到一张，有效期七个月。穿越山区那一路上景色极美：广袤无人烟的森林绵亘，山顶覆雪。驻守捷克边境的警卫仔细检查我们的驾驶员；他是一名士兵，而现在有很多逃兵都躲在保护地境内。当局时常突袭检查各村庄，希望借此捉住他们。
到达西希罗时，她们家六个女儿里只有一个在家，原来全家都去隔壁小村庄“图尔瑙”探望刚割了阑尾的小女儿。她们似乎并没有预期我们会来，令人有点尴尬。幸好罗翰伯爵和舒伦堡伯爵一见如故。我刚刚享受了一个难得的、真正的热水澡。
5月14日，星期日
上教堂，唱诗班用捷克语唱圣诗，极美。接着参观城堡产业。天气不冷，但著名的映山红与杜鹃花尚未盛开，不过这里的春天来得仍比克鲁曼修柏早，草地上到处可见冒出来的郁金香和黄水仙。葛蕾特·罗翰和我们共进午餐。午餐前我先去看他们替母牛挤奶，其中一位女儿，玛莉珍，发了一些给佃农，我也偷偷地喝个过瘾。
饱餐一顿野味佐蔓越橘酱之后，大家全躺在草坪上晒太阳，居然把皮肤都晒红了。可惜明天一大早就得离开。
克鲁曼修柏 5月15日，星期一
罗翰家的小孩在上课前先来道别。她们从8点上到下午1点，然后再上整个下午，非常认真。有好几位家教都住在别墅里。另外还收容了许多从各个遭到轰炸城市来的难民。
我们吃了一顿很悠闲的早餐，直到11点才回到克鲁曼修柏。虽然已预先通知办公室我们将迟到，但有人看见我们从舒伦堡伯爵的座驾里钻出来，立刻引来许多嫉妒的白眼。显然很多人都看不惯我们和伯爵走得这么近。
5月16日，星期二
盟军随时可能入侵欧洲，报上充斥“我们有备无患”的报道，令人无心工作，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同事们陆续因为“家庭事故”消失，通常都意味着房子被炸毁。
5月17日，星期三
我的手风琴大有进步。
5月18日，星期四
刚发现有人趁我去柏林期间，撬开我的柜子，偷走了我的洗礼项链和十字架，还有我存的咖啡。失去十字架令我绝望。我告诉管家，她报了警。晚上我们在家等布兰肯霍恩，突然有一位留髭须的中士大剌剌踱进来，但他对我的手风琴琴艺似乎远比窃案感兴趣。他写了一份报告，搜查了我们的两个房间，什么都没发现。这时布兰肯霍恩出现，还以为警方要来逮捕我。
5月19日，星期五
布兰肯霍恩建议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搬去所谓的“访客宿舍”；那是一栋位于一小片树林中央、十分漂亮的大木屋，专门为某批重要访客准备，但这批访客却一直没有出现。
柯尼希斯瓦特 5月26日，星期五
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一起溜到柯尼希斯瓦特住几天。舒伦堡伯爵载我们去，因为他也打算回他自己的乡间别墅，那地方距离梅特涅城堡不远，省了我们坐一趟恐怖的火车。虽然我已向办公室请假，但我们仍然像密谋者似的偷偷在车站后碰面，罗玛莉和我分头走，免得引起太多人注意。我们甚至只提了装衣服的包包，免得被人看见我们提皮箱。
天气虽然不太好，但乡间美极了，丁香和苹果树都开满了花。我们在路旁吃午餐。路程因为罗玛莉耽搁不少时间，她不断看见亲戚的城堡，不时提议转进城堡里去“喝下午茶”，令司机十分气结。后来我们终于在特普利茨停了一下，同阿尔菲·克莱里和他姐姐伊莉莎莱克丝·贝耶—拉图尔喝茶。能再见到他们，我非常高兴，自从1940年对法战役后，我就没来过这里。那个时候，他们好替儿子担心，如今本来前程似锦的长子罗尼已在俄国阵亡，马库斯与查理又都在前线，我发觉可怜的阿尔菲变了好多。伯爵让我们在马林巴德下车，星期天他会来柯尼希斯瓦特玩。
抵达城堡时我们已经饿瘪了，父母亲和汉斯—格奥尔格·施图德尼茨（他从柏林来这里度周末）陪我们吃点心。接着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也从维也纳回来。塔蒂阿娜带回来好多新衣服。我们一直熬到凌晨5点才睡。保罗仍然很瘦、很紧张，不过心情很愉快。
5月27日，星期六
很晚才起床，无所事事混到午餐时间。家里愈来愈热闹：梅利·克芬许勒和汉斯—格奥尔格的太太，玛莉亚蒂·施图德尼茨将在今晚抵达。天气变得极棒。
和父母长谈沟通，好辛苦。他们似乎对过往的历史比对当今正在发生而且将影响我们每个人未来的事件更感兴趣；同时他们很替乔吉忧心，乔吉在巴黎的情况的确极不稳定：在巴黎政治大学读书，手边却没有存款；而且听说参与了危险的活动。
蜜丝的弟弟于1942年秋天搬往法国后，很快便加入反抗组织，直到1944年8月巴黎被解放为止。
珀西·弗雷在晚餐后抵达，由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接待。每次我介绍新的男性朋友给母亲，他们都看不顺眼。
5月28日，星期日
做完清晨弥撒后，每个人都带着小地毯到花园里躺下，尽情享受阳光。汉斯·贝尔赫姆和舒伦堡伯爵来和我们吃午餐，他们陪父母聊得很开心。我们乘机用提篮装了下午茶，坐马车溜出去野餐。
来度周末的访客人数不断增加，房子里的空房愈来愈少。今晚我将睡在塔蒂阿娜的起居室里。法官里克特也来了，陪他小孩在花园里散步。
5月29日，星期一
白天仍在室外度过，父母亲因为我陪他们的时间不够在生气。他们无法了解我们每天面对恐怖的生活，任何短暂倏忽的悠闲快乐时光，都仿佛是上帝的恩赐，必须好好把握，尽情享受。
玛莉亚蒂告诉我们，她所收留的轰炸灾民的种种恶行，听了令人心寒。这场战争已经把很多人都变成怨毒的动物了。
克鲁曼修柏 6月3日，星朗六
罗玛莉·舍恩贝格今天早晨返回柏林，不再回来。她非常高兴，因为她痛恨这里。我却情绪低落。虽然她带给我们很多麻烦，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想念她。
本来一直担任德国驻巴黎大使阿贝茨左右手的施莱尔全权大使，刚刚调任我们的人事室主任，接替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他最近经常生病）。比起海夫腾和更早以前的兰曹，恐怕在施莱尔管理下我们有苦头吃了。据说他为人可憎，而且他在巴黎的行径恶名昭彰。至少他看起来便非善类：像头肥海狮，留一道希特勒式的小胡子，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他已抵达克鲁曼修柏检阅我们。今天大家奉命到塔奈霍夫集合与他见面，听他发表情绪激动的爱国演说。
R.施莱尔博士本来经商，法国沦陷后，成为该地的纳粹党组织领导，接着奉派担任阿贝茨大使之代理人及监视者（因后者偶尔会不服从柏林政策）。大战末期，里宾特洛甫指派他筹备国外的反犹太驱逐活动，结果他在1944年夏天执行了消灭匈牙利犹太人的行动。
今天晚上在金色和平餐厅举行“联欢晚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幸好在场还有几位具有幽默感的同事，大家可以偶尔互挤一下眼睛，尤其是在齐唱爱国歌曲之后。玛丹娜应听众要求，表演了手风琴。我拒绝表演，令大家非常失望。
6月4日，星期日
盟军今天占领罗马。不知伊连娜情况如何，是留在那里，还是去了威尼斯？至少对她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
6月6日，星期二
企盼已久的“攻击发动日”（D-day）终于来了！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大家对著名的“大西洋长城”早已耳熟能详，照理说那道防线坚不可摧；现在走着瞧啰！不过一想到必须为战争最末期而牺牲的人，又觉得很可怕。
的确，欧战还得再拖八个月，再夺去几百万人的性命，方才结束。
今天大家都过得很安静，只到彼此家中喝茶聊天。我似乎是待在这里，唯一并非全然不快乐的人。想到能够一觉睡到天亮，不被惊醒，便觉得是一大解脱。当然，我的情况特殊，只要我开始感觉有闭塞的压迫感，亚当·特罗特随时可以从柏林发电报过来，或者我自己编个名目，不用得到任何人的允许，便可跳上火车离开。理论上这是违规的，不过大家早已习惯我不时便会失踪个一两天，就连布特纳也懒得抱怨了。
柏林 6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抵达办公室后，听说西克斯博士明天要我去见他。我搭下午的火车，在夜里抵达柏林，却发现罗玛莉·舍恩贝格刚被踢回克鲁曼修柏，我们错过了。
6月15日，星期四
住在格斯多夫家。现在我每次来柏林只停留几天，宁愿住在城里，免得必须来回通车赶回波茨坦俾斯麦家。
两餐都和玛莉亚一起吃。今晚只有我俩在家，因为海因茨必须在司令部值班。又是一次全面空袭，敌机投下比炸弹更令我害怕的空雷，不过他们每次只投大约80枚。
6月16日，星期五
西克斯博士人在斯德哥尔摩，我必须等他回来。现在类似情况经常发生：他突然大发雷霆，把我从克鲁曼修柏召来；等我来了以后，他通常气已经消了，忘了为什么想见我，我因此可以乘机休息个几天。
法官里克特因为西克斯老是这样烦我们，甚感焦虑，但亚当·特罗特却认为我们的问题跟他现在正忙着的事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他说得很对。我经常感到既惭愧又丧气，因为自己没有更积极地参与真正有意义的事，但是我这一个外国人又能做什么呢？
到了这个阶段，就连希姆莱对德国战胜也失去了信心，开始企图与盟军秘密接触。西克斯博士于1944年6月在亚历克斯·韦特的陪同下，赴斯德哥尔摩之行，便肩负这项任务，却无功而返。因为英国方面拒绝与他接触。
6月17日，星期六
西克斯博士今天回城，立刻将法官里克特和我拖进他办公室，讨论他想发行的附插图出版物。他似乎不了解我们现在根本缺乏技术支援，不可能出版任何东西，不论有插画还是没插图！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全部被征召入伍了，只能纸上谈兵罢了。
8日，星期日
一位朋友来自巴黎，带来乔吉和安托瓦内特·克罗伊写的信。她刚嫁给一位胸前佩满勋章、非常神气的军官，名叫尤尔根·冯·葛纳。
6月19日，星期一
早上去办公室。我现在已不固定待在那里，因为那栋建筑不断遭到轰炸，大家挤得要死，我不多占一张桌子，并没有人反对。通常我都去法官里克特的秘书处挤，但那四个女孩非常聒噪，有时甚至放留声机或互相算命，我根本无法工作。所以我只去那里打听最新情报，看看朋友，尽量多拿几本外国杂志，然后返回克鲁曼修柏。
和西格丽德·格尔茨一起吃午餐。她母亲被捕后，至今没有消息，据说已被送往德国东部的犹太区。
这里指的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模范犹太区”；那是一个“波将金式庄园”[25]的集中营，偶尔允许国外人士参观。除了有警卫把守之外，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殖民村。冯·格尔茨伯爵夫人为极少数幸存者之一。
和朋友一起吃晚餐，我是席间唯一的女性。现在类似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空袭频繁，大部分女人不是离开，便是已被迫撤出柏林。
克鲁曼修柏 6月20日，星期二
搭早班火车回克鲁曼修柏。回家后发现罗玛莉·舍恩贝格和她一位匈牙利表亲已搬进我们的房子里。
罗玛莉和我们的管家处得不太好，管家不断打电话向布兰肯霍恩抱怨，后者说他觉得自己像个奶妈。罗玛莉有时候实在教人受不了，洗了毛衣湿淋淋便丢在床上，又忘了拿开。隔天早晨就连床垫都湿透了。我们实在很幸运，是布兰肯霍恩好心特准我们住在这里，真希望她能够多体谅别人些。
6月21日，星期三
布兰肯霍恩宣布今晚要来为我们朗读。上次他读龙萨的作品；他很有品位，读得也好——德文比法文好！又是个有趣的谈话对象，思想完全独立，不过你会觉得他不等到彻底坍台，是不会冒险出面掌舵的。这一点他和亚当·特罗特很不一样，或许这正是他俩投契的原因。
6月22日，星期四
罗玛莉·舍恩贝格正在设法弄一张可以让她回柏林的医师证明，否则西克斯不会准她离开克鲁曼修柏。我们准备了最浓的咖啡，装满一个保温瓶，又煮了一些鸡蛋，体检之前让她全吞下肚去，她希望这样做能让她脉搏加速，改变她的新陈代谢机制。现在的医生通常都很严格。不过我无权埋怨，因为医生曾经两次规定我进山中休养，还有一次甚至送我去意大利。星期一我又得回柏林，去参加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柯尼希斯瓦特 6月23日，星期五
今天早上准时进办公室，和不同的人长谈，让大家都感觉我到了，然后安心赴柯尼希斯瓦特去度周末。我跟人事室说，我只打算在赴柏林途中顺道去那里停留一下。
车程很恐怖。在格尔利茨等了好几个钟头才等到开往德累斯顿的火车，却几乎挤不上车。然后某人将一个扭来扭去的婴孩塞在我怀里，自己却跳去另一截车厢，我不得不一路抱着婴儿直到德勒斯登。那个婴儿不断尖叫扭动，令我痛苦万分。再加上我失策带了手风琴，令我的行李更加笨重。这一次我计划把很多东西留在塔蒂阿娜那里，因为我打算很快正式搬回柏林，和朋友们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时刻。既然想回柏林，一定得轻装简行。
到了德累斯顿，婴儿被母亲领回去，我又等了三个钟头才等到开往埃格尔的火车。抵达柯尼希斯瓦特后，难得地发现城堡里只有家人在。
6月25日，星期日
这个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未来计划。每次来这里，大家都感觉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我。
6月26日，星期一
昨天塔蒂阿娜、保罗·梅特涅和我，在午夜坐马车去马林巴德，赶搭自维也纳开往柏林的火车，结果我们把马车停在车站前，坐在车里直到早晨5点——没有火车！后来才听说稍早的一班火车在皮尔森附近脱轨，整条铁路线被切断。现在我们决定放弃，因为反正我绝对赶不上柏林预定在下午3点开始的那场会议。
这一次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很担心，因为这个会议好像真的特别重要。发了一封电报给法官里克特：“火车脱轨。”听起来仿佛像在恶作剧。母亲起床后，看见我们全倒回床上，非常惊讶。
柏林 6月27日，星期二
今天火车准时抵达，却在距离柏林只有半个钟头车程的地方，突然在一片玉米田中央停下来，因为刚刚听说有严重的空袭。几百架飞机可能会从我们头顶上飞过，这个感觉十分不好，因为他们大可以投几枚炸弹在火车上。所有乘客都变得非常安静，各个面无血色。坐在火车上碰到空袭是最糟的情况之一，你觉得自己完全暴露无遗，困在车中，无能为力。保罗·梅特涅似乎是唯一满不在乎的人。起先每个人都探出车窗，后来一位愤怒的老先生开口大骂道：“他们正好可以瞄准你们这些反映阳光的脸！”一位年轻女孩立刻回嘴：“尤其是你的秃头更明显！”列车长很快命令大家进入田野散开。塔蒂阿娜、保罗和我坐在玉米田中央的一道小沟里。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听见炸弹落在城里的声音，也可以看见烟尘和爆炸的火花。等了六小时后，火车才开动，而且到了柏林还在城外绕圈子，最后被迫在波茨坦下车。再一次错过会议——如果会议果真顺利举行的话。
我们走路去帕拉斯特旅馆；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家里已住满了人，所以在那儿替我们订了房间。波茨坦本身并没有遭到轰炸，但整座城却因为柏林的大火而弥漫浓浊的黄烟。
梳洗更衣后，一起搭乘高架火车进柏林，我直接赶去办公室，他们俩去格斯多夫家。不知是我运气奇佳还是奇背，西克斯博士竟然还在那里。法官里克特说，他为了我不知生了多少白头发，叫我立刻去见西克斯。
我向他保证火车的确出轨了。他似乎因为今天的灾难软化不少，态度谦恭。基本上我知道他总在我背后数落我的不是，但当着我的面却总是保持礼貌。亚当·特罗特对他的仇恨根深蒂固，警告我不论他装得多么和善可亲，我们永远不可忘记他所代表的一切。西克斯似乎很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承认亚当是位极杰出的人才，对他极感兴趣，甚至有点怕他，因为亚当是他属下仅剩的一位随时都敢直言无忌的人。他总以纡尊降贵的姿态应付西克斯，奇怪的是，西克斯竟能照单领受。
那天晚上半夜1点发生另一次空袭。因高射炮已开始猛烈发射，我催促塔蒂阿娜与保罗。等他们终于穿好衣服，一起下地窖。那地方很凄冷，有点像座老地牢，既窄又深，全是热水管，令人想到万一被炸中将泡在滚水里的可怕情景。现在碰到空袭，我变得愈来愈紧张，甚至无法与塔蒂阿娜聊天，因为“禁止交谈”的告示贴得满墙都是，可能是怕遭活埋时氧气用罄。老实说，有保罗和塔蒂阿娜在旁边，比我独自一人躲警报更令我害怕，这感觉很奇怪，可能是因为你还替其他的人害怕，情绪更紧绷。保罗就跟我一样，现在特别想守着我，总是编些来柏林的理由。他对周遭骇人的噪音充耳不闻，埋头苦读一本讲述他祖先、著名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砖头书。两个钟头后，我们走出地窖。
6月29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11点开大会。西克斯博士坐在桌首，我坐长桌另一端——亚当·特罗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中间。他俩是我唯一的支柱，若没有他们，我一定会感到茫然无助。亚当不断将“最高机密”的文件从桌子底下塞给我，大多是国外新闻稿。我们三个人不停小声交谈，继续抽烟，其他的人则轮流挨批。今天早上西克斯情绪特坏，可怜的法官里克特坐在他右手边，很辛苦地想扮演和事佬。亚当却趁着西克斯暴怒稍歇，说了不少冷嘲热讽的话，西克斯当着所有人的面，全吞了下去。我喜欢亚当反驳西克斯的方式。后来亚当干脆交叉双臂开始打盹。我却在一旁做心理准备，等着轮到我挨骂。亚历克斯在旁悄声鼓励我，提醒我一位朋友，霍恩博士太太，每当西克斯对她狂吼，她不知该如何让他住口时，便站起来扯着嗓门尖叫“西克斯全权委员先生！”——后者总会吓了一跳，立刻噤声。果不其然，虽然我是名单上最后一位，还是挨了一顿好批。他梦想出版一份德国的《读者文摘》，想在克鲁曼修柏成立一间印刷厂。他指控我总是以所有技术人员都已动员的借口推诿责任，但那是不争的事实啊！依照惯例，开了三个钟头的会，毫无结果。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接着托尼·绍尔马载塔蒂阿娜、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到城里转一圈，看昨天空袭造成的灾况。这一次腓特烈街车站周围整个区完全被掀掉，包括中央旅馆和大陆旅馆。上次来柏林，我还跟罗玛莉一起在中央旅馆里住了两天。
我因为必须到阿德隆旅馆内留一个口信，结果在前厅巧遇希奥尔希奥·奇尼。他老远跑来柏林，想贿赂党卫军放他父亲——老奇尼伯爵——自由。去年意大利倒戈后，他父亲（一度担任墨索里尼的财政部长）在威尼斯遭到逮捕。过去八个月来，一直被囚禁在达豪集中营一间地下牢房内。他患有狭心症，现在状况很糟。奇尼家族是百万富翁，只要能救他出来，再多的钱希奥尔希奥都愿意付。和战前比，希奥尔希奥自己也变了很多，显然忧心如焚。他极爱他的父亲，之前很多个月既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现在他在等某盖世太保的大人物。谁知道呢？秉持这样的决心和意志力，再加上金钱，或许他可以成功。他希望他们同意先将他父亲转入一家党卫军医院，再从那里把他送回意大利。其他家人都待在盟军占领的罗马，但他似乎还和德国方面保持联络。
后来希奥尔希奥·奇尼成功地买回他父亲的自由，自己却在战后一次意外中死亡。威尼斯的“奇尼基金会”便是他父亲为纪念他而成立的。
弗利德利斯鲁 7月1日，星期六
我把波茨坦的旅馆房间退掉，搬回城内，现在住在阿德隆旅馆内。奥托·俾斯麦邀请保罗·梅特涅、塔蒂阿娜和我，去他们家族在汉堡附近著名的产业弗利德利斯鲁过周末。我们从来没去过那里，以后也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去，所以便答应了。早上待在办公室，然后赶去车站和他俩会合。抵达时，俾斯麦夫妇竟十分惊讶，原来他们根本没收到我们接受邀请的电报。穿着睡衣的奥托正在睡午觉；安·玛莉和希奥尔希奥·奇尼在花园里。希奥尔希奥穿了一件极帅的淡蓝色衬衫，让我想起五年前在威尼斯最后一个和平的夏季。
7月2日，星期日
奥托·俾斯麦安排了一次小型的狩猎会——猎野猪，但没人射到任何东西。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头野猪跟头小牛一样大，大剌剌从保罗·梅特涅站的台子旁走过。保罗当时正和安·玛莉·俾斯麦聊得起劲，听到我们的尖叫声才胡乱开了几枪，野猪当然跑了。奥托很生气，因为他把位置最好的看台给了保罗。
晚餐后，我们和一位著名的动物学家详细讨论除去希特勒的最佳办法。他说印度土著将老虎胡须剁碎，拌在食物里，受害者会在数天后死亡，没有人能诊断出死因。可是我们去哪里找虎须呢？
弗利德利斯鲁维护得极好，很美。
柏林 7月3日，星期一
清晨4点起床，准时赶回柏林。很不幸，把行李放回阿德隆旅馆时，竟撞见我们可憎的新人事室主任施莱尔，因此被他看见我出城了（当局不鼓励私人旅行）。
克鲁曼修柏 7月4日，星期二
回到克鲁曼修柏，发现母亲（我邀她来看我）已经到了。她暂时先跟我们住，但不能待太久，因为我们无权邀请客人。舒伦堡伯爵不在村内，罗玛莉·舍恩贝格去了柏林，这次不再回来。上级甚至准许她去柏林休假养病。施莱尔这么体谅她，令每个人都十分惊讶。
7月5日，星期三
和母亲散了个长步，她觉得乡间的风景极美，不断拍照。我怕她会觉得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很长，而且下个星期又得回柏林。
玛丹娜·布卢姆为她举行一个小型晚宴，餐后我们俩合奏手风琴。舒伦堡伯爵的助理去瑞士后没有回来，推说是滑雪摔断了腿，但显然这并非真正的理由。我怕舒伦堡可能会因为他的缘故招惹麻烦。
柏林 7月10日，星期一
已回柏林，住阿德隆。希奥尔希奥·奇尼仍在这里。
亚当·特罗特和我在旅馆内吃晚餐。我们跟侍应生领班讲英语，他有机会练习英语，显得非常高兴；但隔壁桌的人却开始瞪我们。餐后，亚当载我出去兜风，途中我们谈到即将发生的大事，他虽然没有讨论细节，却告诉我随时会进行。我们俩在这方面意见不尽相同，我一直觉得大家浪费太多时间在筹划细节上面，对我来说，现在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那个人。至于他死后德国的未来该如何，以后再讨论不迟。或许因为我不是德国人，总觉得事情很单纯，但亚当却认为一定要确定德国还有继续存在的机会。今天晚上我们为了这件事竟然大吵一架，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真悲哀，到了这个时候……
亚当·特罗特所谓“随时会进行”的大事，是指本来计划在隔天谋刺希特勒的行动，但临时取消，因为他们打算一起除去的戈林及希姆莱并不在希特勒旁边。
7月11日，星期二
去看玛莉亚·格斯多夫的大夫格尔布兰教授。我的健康情况显然出了问题，瘦得不像样。他诊断是甲状腺分泌失调，建议我休个长假。
克鲁曼修柏 7月12日，星期三
舒伦堡伯爵被里宾特洛甫召去萨尔斯堡，刚刚回来。他奉命去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报到。他们似乎终于想咨询他的专家意见了；走到这个田地，似乎为时已晚。不过谣传他们想在东欧进行全新的谈判（自从三年前舒伦堡伯爵从莫斯科调回国之后，这是希特勒第一次想召见他）。
伯爵借我前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加芬库写的书《东方战争的开端》，非常有意思，书中经常提到伯爵，因为战前加芬库和他同是驻莫斯科的大使。不过加芬库显然记错了某些事件，舒伦堡在日内瓦纠正他，他极谦恭地全部接受。不过真要修改必须等到战争结束，因为修正的部分全是对元首的攻击，现在改肯定会造成丑闻。
这里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中，我很高兴下个星期我也将离开克鲁曼修柏，计划永远不再回来。
7月13日，星期四
舒伦堡伯爵和我们一起午餐，然后离开（蜜丝再也没有见到他）。
亚当·特罗特来信，希望我别在意上次的误会。我立刻回了一封信。他已启程赴瑞典。
俄军的攻势突然变得非常迅速。
结果亚当·特罗特并未获得许可前往瑞典。他最后几次瑞典之行都发生在1944年6月，那时未能自西欧盟国方面得到反纳粹密谋集团一直想得到的承诺，本来计划通过米达尔教授与苏联大使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夫人接触，后来临时决定放弃，主要是怕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已遭德国情报局渗透。
7月15日，星期六
倾盆大雨。和母亲及玛丹娜·布卢姆去看电影。
当局发布新法令，不准平民搭乘火车，两天后执行，母亲必须立刻离开。
7月18日，星期二
母亲在今天早上离开。昨晚我们和玛丹娜·布卢姆一起吃晚餐，在回家的路上去找村里照顾马群的那群俄国哥萨克人聊天（因为村里没有汽车，马车便成为高级长官的交通工具）。玛丹娜送他们香烟。他们又唱又跳，为了能够讲俄文而乐不可支。这批可怜人被夹在交战两方中间，进退不得，既已选择背弃共产主义，却又不为德军接受。
到办公室看见事先请亚当发来的电报：柏林方面要我明天去报到。
哥萨克人一直是最强烈反共的民族，也是对德军最具向心力的俄国志愿军。他们带着全家，甚至全村，一起投效德国。所组成的兵团在潘维茨将军及一群由德军、前红军及白俄移民混成的军官队伍率领之下，在南斯拉夫境内进行反游击战，多方奏捷。到了大战结束前最后几周，他们一路战斗，穿越奥地利，最后总计约六万人向英军投降。结果英国比照对待弗拉索夫将军所率领之“俄罗斯解放军”的方式，先诱骗将遣送他们至国外居住，继而引用“雅尔塔协定”强行将他们交到苏联手中。许多人（包括妇孺）因此自杀，高级将领皆被吊死，低级军官则被枪决，其他人被送往古拉格，生还者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