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普尔的战斗逐渐停止，冬季的严寒肆虐东线的时候，英国人开始盘算要如何赢得这场战争。人们认为历史能够指导今日，历史上的教训已足够清晰明确。在拿破仑时代，战略部署要考虑到英国的长处和法国的弱点。英国皇家海军对法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施行封锁，抑制了法国的经济。布雷斯特、波尔多和土伦等城市都陷入了萧条，法国对世界的影响急剧下降。拿破仑推动的那些替代行业，耗资巨大，效率却不高，并扭曲了法国经济。法国的那些附属国出高价却只能购买质量奇差的商品，从而对法国心怀怨恨。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人垄断了海外贸易，他们赚取了大量金钱，并以贷款的方式把这些金钱提供给在陆地作战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他们自己最终也在拿破仑帝国最偏远的地方——西班牙，布置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支部队有8万人，按当时标准这可是一支大部队。在西班牙，英军通过海路给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而法军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则不得不在欧洲这个最贫瘠和最难对付的地方翻山越谷，不得不遭受有着极大决心同时也极度残忍的强盗们的骚扰和阻挠。我们的词汇游击战“guerrilla”，即小规模战争，就来自那个时代。实际上，发生在西班牙的游击战规模可不小。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用了5年的时间才把法国人清除出西班牙。拿破仑把在西班牙的战争称为“西班牙溃疡”，它耗尽了他的实力。但那不只是一处溃疡，那是两个大西洋帝国，甚至是三个大西洋帝国（如果你把葡萄牙包括在内）对他的抵抗。
现在，英国海军拥有巨大优势，难道就没有某种办法成功结束西线的僵局？翩翩才俊们都在苦思冥想，温斯顿·丘吉尔尤其如此。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捷思维和想象力，行文妙笔连珠，讲着一口高雅的老式英语，并对英国历史有着独特见解。他时任英国海军大臣（英国历史的奇特之处在于平民百姓能够控制军队，而在德国，百姓却要接受军队的命令）。在他的领导下，皇家海军早已进行了军事动员。18英里长的银灰色战舰群，舰头连着舰尾，就是在给德国人一个信号：如果英军战舰群开始行动，你们就会迅速战败。实际上早在8月4日，英德之间海战的第一枪已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港打响。当时，一位德国商人打算经停悉尼，却被告知不得靠近那里。不过，在封锁德国这个问题上，丘吉尔的历史意识却是靠不住的。
封锁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德国货物出口。莫里斯·汉基是一位令人畏惧的人物，一位对所有事物都有兴趣的语言学家。1914年前他在英国内阁中的地位，相当于库尔特·里茨勒在德国政府中的地位，他在最高层管理着政府事务。同时和里茨勒一样，他也要对20年后原子弹的问世负责（在1940年，德籍的犹太流亡者把核弹秘密送给他，他则把此秘密送给了美国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曾说过，如果能够阻止德国货物出口，德国就将被摧毁。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其他许多聪明人一样，都完全错了。在战争期间，皇家海军共捕获了900多艘德国商船，还在世界各地，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捕获了（不是没遇到麻烦）许多敌人的战舰。然而，这些行动虽然阻止了德国出口货物，但德国的空闲机器和劳动力却被投入到了战争所需物品的生产之中。与那些英国才俊们预料的相反，在汉堡，没有发生暴乱。控制德国工业的几个大型托拉斯都转而生产战争物资，而作为托拉斯自己工具的银行则为它们提供周转资金。与此同时，和它的英国同行一样，普鲁士陆军知道如何在不制造麻烦的情况下维持产品质量。这样，英军封锁德国货物出口的效果就是，在1915年德国战争经济比所有其他参战国都要好。俄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才赶上德国的水平。
封锁还导致了另一桩怪事：它成了德国食品供应管理不善的一个奇妙借口。德国人因此非常痛恨英国人，指责他们造成食品短缺，而实际上这的确不是英国人造成的。阻止德国人进口货物，可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中立国港口来运营。而且，国际法（1909年的《伦敦宣言》）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阻止食物进口（甚至带刺的铁丝网也只被算作“有条件的禁运品”，因为它具有农用价值）。根据英国的规定，英军可以打开中立国的船只进行检查，而且有时可以没收它们的货物。这一再导致与美国的冲突，造成了很多即使通过提供战后补偿也不易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确实没有办法阻止德国人通过（特别是）荷兰进口食物。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1916~1917年冬天，德国人的食品供应确实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英军的封锁也因之受到指责，但实际上价格管控制度才是罪魁祸首——谷物价格受到控制，而肉类价格却没有，这样，农场主们就用谷物喂养牲畜。事实上，直接食用谷物得到的能量是间接通过食用肉类产生能量的4倍（两磅的维多利亚面包就足以供一个人工作一天）。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府曾控制肉类价格，这样，农场主就屠宰（在1915年春，有900万头猪被杀）而不是销售手中的牲畜。肥料比往年减少，收成也因此下降，而马铃薯的歉收则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1916~1917年冬天因此也被称为“芜菁之冬”，但问题的核心则在于草率的价格管控。德国农业部似乎把封锁看成仅仅是一种加强的农业关税，即右派们一直在倡导的一种关税。无论如何，农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与此同时，城里人却吃着大头菜，没完没了地蒸煮甜菜来制作一种甜糖浆，在科隆圣诞市场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会吃土豆馅饼蘸甜萝卜酱。
封锁还造成了另一个多少有悖常情的后果。这一次，人们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却误解了它。随着德国外贸出口下降，人们预计英国的出口会取而代之，英国货物会重新占领拉美市场，至少英国人是这样以为的。这类出口带来的利润，通过战争贷款或征税的方式可以回流到财政部，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可以把这些资金借给那些陆地作战的盟友们，比如意大利或俄国。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可循。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57]期间，英国的资金使得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58]能够持续反击法国、俄国和奥地利，英国人则清洗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资产。1916年到1917年英国的出口确实有所增长，达到面值5.27亿英镑，这一数字直到1951年才被超越。战争爆发前5年的年平均出口额为4.74亿英镑。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所有年份中，1916年是英国人向海外销售货物量大于他们购买货物的唯一一年。不过，出口依赖于技术型劳动力，需要把他们和机器设备从生产战争物资中转移回来，但当时的一个现象阻碍了这一进程——大量技工志愿参军，出口商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只能以支付更高工资这种手段来彼此竞争。到了1916年实行强制征兵时，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根据新的强制兵役制，一些拥有特殊手艺的人们，可以免服兵役（从某种程度上看，强制征兵获得的兵员最终要少于稍早的志愿参军所获兵员）。在1915年时，这些混乱就已影响到了英国的战争经济，并在当年春夏出现了严重的军火短缺情况，而德国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却找到了解决军需的适当方法。因此，封锁变得像椭圆桌台球一样，每个角落都有漏洞。直到1918年，封锁才被真正严格执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干预，迫使各个中立国限制了与德国的贸易。
在“一战”中，还有另外一个先例，那是一个人们非常重视历史先例的时代——在拿破仑时代，软肋是西班牙；而在当时，这个软肋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参战结果非常糟糕。德国人本来十分期望苏丹哈里发宣布开始“圣战”，那样所有的穆斯林就会反抗英国。但在大多数地方，苏丹的呼吁书都被投到了废纸篓里，俄国的鞑靼人和印度的穆斯林根本没有给英国制造任何麻烦。任何时候，即使圣战意味着把一部分基督徒视为盟友而把另一部分基督徒视为敌人，也几乎没什么用（对土耳其青年党来说，这没什么新奇之处，毕竟他们的宗教领袖就是一位出身伊斯坦布尔一个大家庭的共济会成员[59]）。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高加索地区损失惨重，阿拉伯各省也已经出现了反叛的迹象。推进到黎凡特地区的一支英军可能已击败了土耳其人，黑海海峡也将重新开放与俄国的贸易。可能受此鼓舞，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意大利纷纷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在1914年，英国又把君士坦丁堡送给了俄国人，并继续谋划着由各个盟国来瓜分整个奥斯曼帝国。没人预料到土耳其人能够进行激烈抵抗。1他们几乎没有军事工业，尽管依靠多瑙河的航运，德国的援助依靠腐败的罗马尼亚人可以运抵土耳其，但往往是杯水车薪，而且都非常迟缓。对于一代代受过古典教育的私立精英学校的学生们，比如诗人鲁珀特·布鲁克[60]来说，爱琴海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而对丘吉尔来说，爱琴海的巨大优势仅仅是这里不是西线。1906年，配有全重型火炮的无畏舰问世，这让早期的各种战舰都落伍了。不过，人们却以为，1906年之前建造的那些多余的英军战列舰就能够横扫赫勒斯滂，也就是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从塞斯托斯到阿拜多斯的海峡两岸宽仅800码，这在希腊神话中曾有提及，后来的拜伦勋爵曾游渡过此处。
1915年3月18日，英法联合舰队16艘战列舰惨遭劫难。它们的大炮不适合攻击岸上的炮台，而且土耳其人还有移动炮台。不管怎样，联合舰队没有彻底扫除雷区。3艘战列舰被炸沉，另有3艘丧失了行动能力。后来，待德军潜艇赶到附近海域，又有两艘被炸沉，英军舰队不得不在5月离开近海水域。英国的海军指挥官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倒是一直十分谨慎，他期望有一支陆军来解决海岸防御问题。但陆军的基地远在埃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不必要的拖延——补给舰按错误的顺序缷载了船上的货物，英国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命令所有的船按正确的顺序重新卸载。疟疾也成为一个问题（鲁珀特·布鲁克因此病故）。在军队中，军需供给苛刻成风，甚至没有为驻扎在地中海沿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营地窗户安装防蚊纱窗。此时，希腊的利姆诺斯岛成为了英军的前沿阵地，准备战斗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不过，即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铁路和公路能够比船舰更迅速高效地把军队和大炮运到加利波利半岛[61]——单单运送一个师就需要50艘船舰——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至少需要7周时间。而英法联军确实有7周没有采取登陆行动，土耳其人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面对英法进攻的致命威胁，土耳其人还是决定采取一项关乎其命运的措施。在东部的凡城，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穆斯林城镇被摧毁并发生了大屠杀。刚好在英军登陆前，恩维尔和塔拉特命令把全国除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之外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不忠诚而且非常不可靠。在沙皇、俄属亚美尼亚大牧首和安纳托利亚几位知名的亚美尼亚人的呼吁下，战争后方最终发生了几次暴动，使得青年土耳其党人确信，他们必须孤注一掷，采取极端措施。历代的亚美尼亚人都被认为是“最忠诚的”少数派，甚至在1914年，土耳其政府还给了他们的领袖保罗·努巴尔一个职位（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不是他的土耳其同胞决定的）。土耳其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策略，制造了许多超乎寻常的残忍事件，至少有70万亚美尼亚人被迫步行或被塞进火车前往叙利亚北部，在那里的集中营，许多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沿途有大量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存在着大屠杀。
4月25日，协约国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西南端的5处海岸登陆，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5个师对6个师），海军的火炮无法精准攻击掩蔽好的野战炮。登陆期间，英军损失惨重，登陆后他们又发现，登陆之处林木茂密，且是上坡段，地势艰难，伏卧在远处斜坡上的土耳其军人俯视着英军阵地，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而澳新志愿军团进入了一处特别考验意志的地方——“澳新军团湾”——参战双方挖掘战壕并进行正面攻击。对于入侵者来说，即便是饮水也成了问题，因为不得不依靠士兵划着小船来供水，可每只小船装载的水量过少，而且通常又很容易遭到埋伏在斜坡上俯视着山下的土耳其军人射击。8月，英军在新补充了3个师之后，试图在澳新军团湾更北面的地方，沿着苏弗拉湾海岸再次登陆。尽管在一段时间里，英军没有遭遇到抵抗，但由于资深指挥官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将军想要在确保军需物资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才继续前进，结果这次行动也遭到了失败，英军并没有更远地深入到内陆地区。土耳其军队非但没有崩溃，反倒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年轻的指挥官凯末尔，即后来的阿塔图尔克，为自己在全国赢得了声誉。英国政府最终对整个登陆战役失去了信心，地中海远征军于1916年1月初被迫结束战斗，在指挥官非常专业的领导下实现了撤退[62]。加利波利战役造成英法联军和澳新军团约50万人的伤亡，其中主要是英国士兵。土耳其方面的伤亡人数约有25万人。在战争的这一时期，英军还遭遇过另外几次挫败。在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由于世间罕见的低效，英军的一支远征军在前往巴格达的途中遭到围攻，于1916年春天在库特缴械投降。对德国人来说，到目前为止，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战果。
德国人在其他地方的战绩也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在真正的战争经济领域，英军的封锁给了德国人领先其他人的意志和方法。新指挥官（实际上在这次战争中，帝国的显要人物都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总部的参谋们才是真正的指挥者，正如将军们有时会骑着高头大马在公众中趾高气扬地行进，但如果遇到真正重要的事务需要完成，他们就会坐汽车了）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是一位比小毛奇更会谋划的人。他意识到（也许这证明了歌德的名言“天才懂得知止不殆”）德国的实力不足以同时与3个大国进行较量。他还告诉德皇，如果说德国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没有输掉这次战争，那它实际上将会赢得这次战争。他的希望——这希望支配着他的行动——在于劝说俄国退出战争，重续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普俄伙伴关系。法金汉是一位俾斯麦主义者，和俾斯麦所说的一样，他不希望“把普鲁士这艘装备齐全的巡航舰捆绑在奥地利那艘破败的盖伦帆船上”。他也不喜欢奥匈帝国的人民，在他看来，轻浮的天主教徒，满脑子都是花哨的规矩（普鲁士近卫团中只有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即弗朗茨·冯·帕彭，他在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的时候，曾有组织地蓄意破坏美国经济，后来又令他名声大振的是，实际上是他选定了希特勒）。像俾斯麦一样，法金汉也认为德国永远不要与俄国断绝关系，因此，他与康拉德的关系，有时冷淡到他完全不把会极大影响到奥匈命运的重要决定告知康拉德。为发动攻击，他甚至要求他的联络官去偷偷查证克拉科夫北部铁路的运营能力，但只是在计划实施一周前，他才告诉他的盟友。在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上，法金汉和康拉德都以战争可能获胜为前提，在彼此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筹划着对法国和意大利发动总攻。
尽管沙皇政权中那些最明智但却已退休的政治家们会接受法金汉的提议，但德国人对俄国的和平试探基本上被忽视了。西线的英法等列强已把君士坦丁堡给了沙皇，这是法金汉无法做到的。而且，在俄国，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多少有点邪恶的反对德国影响的运动。这种影响要追溯到凯瑟琳大帝[63]时期，是那位女皇把德意志农民带到俄罗斯教导俄国农民如何从事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是1914年以前和“一战”期间俄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即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规定，如果一个人成为了战争英雄，那么他就可以依据有关的法律条款获得被没收的德国人的土地。沙皇的德籍妻子也成了累赘。不管怎样，除非沙皇别无选择，否则他不可能与德国讨论和平条款。
因此，德国在东线发起进攻。和丘吉尔一样，法金汉也知道西线表现出的只是一种僵持状态，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1915年4月，法金汉也曾试图在西线的伊普尔发起最后一次攻击。像无限制潜水艇战一样，这次进攻是普鲁士人进行的又一次残酷操练。德军获得了一种新武器，就是《海牙公约》严禁使用的毒气。他们为此狡辩的理由是法军的步枪子弹也曾射出一种能击中目标的气体。无论如何，毒气确实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武器，它会导致受害者失明或肺部受伤。德军于1915年1月首先在与俄军对峙的前线进行了试验，但极为寒冷的天气降低了毒气的效力。而在4月，从钢瓶中施放出的毒气立刻在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中造成了恐慌。但在当时，德军自身也要在毒气中行动，他们找到了一些临时性的应对办法，其中包括浸泡过尿液的棉絮能够在半个小时内使毒气无法发挥作用。后来各方军队中都有了适用的防毒面具。不管怎样，对英军来说，尽管伊普尔突出部的局势变得更加艰难，但也没被德军突破，法金汉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俄国。
在这方面，法金汉是有些好运气的，因为西线的英法两个大国在加利波利战役和法国境内的战线之间分散了精力。从地图上看，德军的防线似乎非常脆弱，因为它全都布置在包括努瓦永在内的一个宽阔的突出部，其最前沿距离巴黎只有50英里。法国的报纸每天都把这条消息放在头版头条。而寻找好消息的将军们，则完全被下面这些消息给迷惑了——一次新的进攻就将解放法国全境。数百万英国志愿兵憧憬着士兵生活的刺激和魅力，他们要抛弃令人厌倦的工业化城镇的生活，枕戈待旦，自愿开赴前线。德军据守的突出部很容易从两侧发起进攻，位于北侧的是阿图瓦，英国远征军正在那里养精蓄锐，地处南侧的是巴黎西北部的香槟地区。如果英法联军从任一一侧实现突破，他们就能够使骑兵“涌入”打开的缺口，也许就能包围住处在努瓦永突出部中心地带的德军。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空想，都是年迈的将军们幻想出的辉煌。他们经历的是南非草原上骑兵的冲锋陷阵或在摩洛哥沙地上的战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幻想呢？在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关于“一战”的经典回忆录《别了，那所有的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一书中，他描述了个中缘由。格雷夫斯是一位私立精英学校的学生，内心充满了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在离开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之后志愿参军。他所在的那个团的正规军官们都遵循着那些老规矩。军官们身着宽松的短裤，就好像他们身在印度一样。上校们的营生就是把中尉们当“见习生”来用，让他们的生活蒙羞，即便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富翁和成功人士。有许多指挥官根本就不聪明，其中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蠢货。
1915年4月10日，英国远征军首先试图进攻的目标是一个叫新沙佩勒的村庄。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战壕防线还非常落后，英军能够集结足够数量的大炮攻克敌军的战壕并进行占领。不过，随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德军的预备队乘火车抵达了另一条防线，而英军的预备队却是步行赶到前线，而且每个人还携带着60磅重的装备——相当于一个很重的箱子。骑兵的行进速度倒是在预料之中，只是又阻塞了道路。英军的大炮无法击中德军的新防线，而步兵已疲惫不堪，接下来的进攻因此失败。在5月，同样的情况又多次上演，都没有取得最初那样的成功。不过，在那时，志愿兵已成批成批地赶来。在9月，英军与法军协同行动，酝酿了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在矿业城市卢斯，英军甚至释放了毒气。但正如格雷夫斯对结果所做的描述一样，这是一次可耻且可笑的失败——每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阶段士兵们都要记取英国式的无知和错误。毒气要从钢瓶里放出来，可扭开钢瓶螺丝的扳手尺寸却不对。而且，管理化学药品的教员们对毒气知之甚少，他们痛恨士兵们的所作所为。军人们对不知所措的教员们又太不尊重。问题都解决好了，风向又出了偏差，但指挥官已下令释放毒气，结果毒气反过来吹向了英军。小城卢斯被德军占领，但有两支英军预备师还停留距卢斯很远的地方，他们或踩着交通壕的板道，或沿着挤满马车、大炮和不得不避让的骑兵，急速前往卢斯。他们到得太晚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遭到进一步的屠杀。但卢斯战役至少让英军更换了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取代了约翰·弗兰奇爵士。一方面是因为弗兰奇爵士已名声扫地；另一方面因为连国王都会听取黑格爵士的意见，而且他在1914的表现确实卓有成效。
与英军相比，法军在香槟地区发起的攻击更加有效。这是因为在9月25日，法军在火炮方面有着较大优势，而且当时德军的防御非常低效，这种情况成就了法军的一次突破，甚至缴获了200门大炮，这可是巨大的收获。法军预备队还前行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些问题，德国防卫部队已乘火车赶到，并已勘察了新的防线。接下来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这个纵横交错的战场，早已被大炮击得千疮百孔，弹坑中时不时积满了雨水和死尸。法国军队的生命力正在慢慢衰竭。
哈布斯堡帝国的生命力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尽管不是成百上千的士兵因战斗伤亡而是被俘。当时光迈入1915年，奥军沿着喀尔巴阡山一线驻扎，希望能够守住众多山口，不过，普热梅希尔要塞在撤退中已被放弃，那里有12万人留守，物资只能维持到3月底。如果局势和其他地方一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普热梅希尔就会像列日和其他要塞一样，被重型大炮攻陷，但俄国的围攻部队所拥有的武器少之又少。这样，似乎是命中注定，“桑河[64]上的堡垒竟然守住了”，而奥匈帝国的声誉看来也取决于它——如果它真的被攻陷，奥军的士气也就有可能崩溃，而且，众多潜在的敌人也许会受此鼓舞而介入奥匈帝国的事务。不过，从战略上来说，依赖要塞防御是一个低级错误——敌人因此会熟知你必须采取的行动。当时，俄军就完全清楚奥军会有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救援性进攻，后来还甚至出现了一支规模不太大的德军南方军团。从1月23日到3月中旬，在高山地带，奥军发起过3次进攻。奥国官方的历史学家们对康拉德的好感有时会造成对真相的隐瞒，但对这几次攻击，他们还是会认为这是“残忍的愚蠢行为”。参与进攻的官兵都被冻死，子弹要么埋进了雪里，要么打在冰面上四处乱跳，而步枪只有在火堆加温后才能发射。在这些战斗中，大约有80万人丧生，其中3/4因患病而死掉，逃兵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此外，奥军也担心许多斯拉夫人组成的部队，尤其是鲁塞尼亚人（即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人）或捷克人并不可靠，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布拉格军团甚至因此而被遣散。
德军方面倒是取得了较大成功。在11月，兴登堡已获得了“东线最高指挥官”的头衔（缩写为“Oberost”）。他的部队从开始时的20个师，扩容到40个师，人数增长到两倍。不过在当时，鲁登道夫和法金汉之间发生了争执，法金汉对鲁登道夫深得人心感到愤慨，并认为他的计划野心过大。但是，奥匈帝国面临的危机迫使法金汉派遣4支新组建的集团军前往俄军前线。2月初，这些德军从普鲁士边界对东南方向的俄军发起进攻，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马祖里湖区战役”。在厚厚的雪地里，德军展现出了他们非凡的作战技术，他们击败了一支正在列队准备进攻的俄军。突袭了另一支俄军，造成它的指挥官，一位70岁的老人精神崩溃，逃往科夫诺要塞（他后来被处以15年的劳役）。还有一支俄国集团军被围困在丛林中，虽然战斗的规模小于坦能堡战役。此后，双方的相互攻击又在波兰和东普鲁士边界展开。而所有进攻都表明法金汉是正确的，鲁登道夫的计划确实过于雄心勃勃。要不是俄军惊人的无知和愚蠢，以及不断犯错，德军肯定会付出极高的代价才能获得可能出现的任何进展。无论如何，当时的奥匈帝国需要直接援助。3月22日，普热梅希尔要塞守军投降，这样，得以抽身的俄军被用来进攻喀尔巴阡山脉的各个山口，并直逼匈牙利大平原。甚至在布达佩斯，人们都能感受到恐惧。在4月初的复活节那天，贝基斯德军（即德军第38预备队），在德军最有能力的将军之一格奥尔格·冯·德·马尔维茨的率领下，已经避开了直接危险。但很显然的是，如果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事态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对德奥来说，还有一个危险在显现出来，即意大利可能参战，每个人都认为这才是致命的危险。奥匈帝国能够三线作战吗？甚至有可能的是，如果罗马尼亚也参战，那奥匈帝国能够四线作战吗？这两个国家都是新兴国家，因为哈布斯堡帝国有着大量的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它们还没有完成统一。意大利人想更上一层楼，他们从亚得里亚海的角度考虑南斯拉夫的土地，他们也在考虑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同时还想得到5 000万英镑的便宜贷款。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害怕德国。不过，奥匈帝国的危机和英法联军登陆加利波利半岛减轻了这种恐惧。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与协约国集团签订了一个《伦敦条约》，保证参战。参战决定获得了意大利议会的通过，但并没有得到广泛和热烈的响应。5月23日，意大利驻维也纳大使把宣战书呈交给了奥匈政府。从理论上说，这本来意味着奥匈帝国的终结，但地理条件帮了大忙。两国边界地带群山起伏，只有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东北部有20英里宽的平地，这个港口是意大利参战要夺取的主要目标。但这个地段属于喀斯特地貌的燧石区，寸草不生，难挖战壕。即便是奥地利人临时拼凑组建起来的部队也能设法阻挡住敌人最初的进攻。对许多斯拉夫人来说，意大利参战非但没有摧毁奥匈帝国，反而给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作战地点，捷克军团后来得以重建，正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意大利战线上表现非常出色。此外，法金汉由于意大利参战而取得了东线战争中的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法金汉主要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劝说俄国放弃战争。为此，他需要一些证据来告诉俄国，它永远也不可能赢得战争。第二件事情是劝说奥匈帝国的人们为了阻止意大利参战，就要对它做出慷慨的让步。这件事情很难完成，如果他告诉他们，为打败俄军，他打算派兵直接援助奥军，可是这样又有可能会助长他们拒绝对意大利人做出让步的想法。因此，法金汉甚至对康拉德隐瞒了准备进攻俄军的计划，德皇本人也只是在4月11日才得到通知。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略计划——新建的第十一集团军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北部连绵起伏的乡村，对山口中试图进攻的俄军发起攻击。到4月中旬，地面已经干透，德军完全不会重复康拉德的军队在雪地中曾经历的灾难性困境。到4月底，就是说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新组建的马肯森[65]第十一集团军的8个师，共10万人和1 000门大炮就已到达克拉科夫东部。这种铁路运送达到的成绩非同寻常，俄国人无法企及。
德军到达之地，非常敏感。正是在这一地带，十分混乱的战略形势正在加重俄军在战争物资方面面临的困难，俄军的整个阵地马上将被突破。在这个战区，俄军有两大集团军群（或者说两个前线指挥部），其中西北方面军必须应对驻扎在东普鲁士的德军，这些德军能够从南部、东部甚至北部攻入巴尔干半岛各省。任何一位审慎的指挥官都会命令士兵时刻准备防范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进攻，因此，不会留有任何剩余兵力来发动攻击。西南方面军当然同样对来自漫长的喀尔巴阡山脉一侧的威胁感到忧虑。不过，不管怎样，西南方面军还是认为一次切实的军事努力能够使奥匈帝国退出战争，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而俄国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俄军运输速度极为缓慢，这是由于他们的铁路系统远远落后于德国，除了在巴拉诺维奇[66]的一块清扫干净的林地上，有一位中层军官和两位助手坐在一个半截火车车厢中进行计划之外，俄军的铁路几乎没有中央指挥系统。在德军的铁路运输中，马匹（尤其是饲料）约占1/5；而在俄军方面，这个比例则超过了1/2，因为俄军骑兵和哥萨克人仍在期待他们的辉煌时刻。但是，无论如何，两个前线指挥部管理着它们自己的铁路运输，无视俄军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而且没有把彼此的要求放在首位，这造成了转运一支集团军可能要花费一个月时间。而从理论上说，在5天内就可以完成从里加到敖德萨的运送行程。
在这个战区，俄军全部兵力的2/3，即60个师都在全心应对西北方向上东普鲁士德军造成的恐惧。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尼古拉·尤多维奇·伊万诺夫将军调集庞大兵力（6个集团军），在喀尔巴阡山脉东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地带采取行动，其目的当然是使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同时参战。伊万诺夫还以为，喀尔巴阡山脉西部的大部分俄军能够守住各个山口，结果就造成克拉科夫东部防线只有5个师在勉强地把守，那里预备队不易到达，防线布置得残缺草率，泥土被搬挪得乱七八糟，也没有多少通信线路。与此同时，俄军士兵不喜欢在发生过战斗的地面上挖掘战壕，因为在融化的冰雪下面，会有尸体浮现。当地的指挥官听说德军即将来到，于是打算建一个预备队。但上级却说，如果他有多余的人员组建预备队，就意味着他掌握的兵力超出了他的需要，因此要求他劝退其中的一些士兵。甚至前线的通信联络都全无保密措施。从战略和战术上来看，俄国军事史的一大灾难的发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5月2日，奥军第四集团军和德军第十一集团军共18师和上千门大炮开始了连续4个小时的炮击，很快就把俄军阵地炸成了瓦砾。俄军根本无力还击，因为俄军第三集团军的大部分火炮还在其他地方（甚至有来自逃兵的警告，指挥官还是离队前去参加圣乔治勋章的颁发庆典）。军队中的许多士兵要么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要么早已超龄，一些人听到迫击炮声，吓得在空旷的地面四散奔逃，厚厚的大衣也随之在空中飘动。进行防御的俄军，有1/3被消灭，防线也被打开了一道5英里宽的缺口。在两天的时间里，同盟国的军队推进了8英里。俄军只有立刻退到桑河，普热梅希尔要塞可能还存有一些重要物资，但伊万诺夫却命令第三集团军要坚守防线，可当地的预备队也被消灭，到5月10日，德奥军队已缴获200门大炮，并抓获了14万俘虏。到此时，俄军不得不从喀尔巴阡山脉后撤，尽管其他战线还在拖沓、零散和极不情愿地向这条战线派遣预备队。此外，另一个不祥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俄军没有了充足的军火。每个军当时需要20 000枚炮弹，此后每天需要25 000枚，但却只能派发15 000枚。到5月19日，德军在桑河上已拥有一座桥头堡。同一天，法金汉在桑河上的雅罗斯瓦夫会见了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汉斯·冯·西克特将军[67]，两人都认为一个巨大的机会之门正在打开：德军有可能占领整个俄属波兰地区。俄军西南前线的指挥官伊万诺夫将军的内心无疑赞同这一说法，他惊慌失措地向俄军最高指挥部发出了信息——他将不得不一直退到基辅。与此同时，由于完全不知道同盟国军队会在哪条线路后面尾随进攻，他不得不在北面和东面之间以非常怪异的方式撤退。6月4日，德奥军队重新占领了普热梅希尔。22日，又夺回了利沃夫。
在俄国前线，随之而来是一场更大的危机。在加里西亚的那支庞大的攻坚部队，现在前行进入了俄属波兰的南部边缘。在7月中旬，东普鲁士的德军则调集了另一支攻坚部队前往俄属波兰的北部边缘。这样，由于德国在波罗的海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早在4月中旬，他们已派遣骑兵进入了那里的空旷地带，并诱骗更多俄军进入这个地区，而这里并不值得布置那么多军队——一支俄军不得不控制里加，另一支则不得不保卫立陶宛。北方新战线的开辟又提出了如何安排预备队这个常遇到的麻烦事。因此，俄军的战略境况非常糟糕，一个明智合理的目标是完全放弃波兰。然而，如此的意见本就少有，还很容易被压制。首先，撤离华沙需要2 000列火车，但由于必须运送马匹所用饲料，因此无法抽调出这些运力。另一个观点则是，人们认为北部的科夫诺、华沙城外作为俄国统治标志的新乔治弗斯克大型要塞，以及其他地方和各条河流上规模较小的要塞，都将起到屏障作用。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些要塞已经花费了大量资金，配备了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枚炮弹。为什么要直接放弃它们呢？
于是，俄军稳住阵脚开始战斗。造成俄军弹药短缺的原因，真的不是这个国家可怕的落后状态（正如斯大林和那些移居到国外的将军们断言的，所有人都在为他们的不端行为寻找借口），而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执迷不悟且屡屡判断失误。陆军部从不认为俄国的企业家诚实或具有竞争力，而陆军部负责炮兵的机构还认为，步兵总在上演那些倒霉的故事。俄国邀请外国人供应弹药，但每个供货商都把俄国列在货单的末尾，俄国送来的关于弹药规格的说明，也都像腕寸一样早被淘汰了，而且无论怎么商讨，俄国都不能直接付款（俄国使用英国的信贷方式）。但事实是俄军即便储备了200万枚炮弹，那些大型要塞还是被攻破了。在7月中旬，马克思·冯·加尔维茨将军指挥的第二十集团军携带1 000门大炮和40万枚炮弹从南面，马肯森将军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从北面，分头前行，一路炮击，有时竟将俄军一个集团军炸得只剩数千人。到8月4日，德军占领了华沙。新乔治弗斯克要塞驻有大批守卫部队，1 600门大炮和100万发炮弹。考虑到当时欧洲其他每一个要塞都面临着重型火炮攻击的情况，该要塞的人员和物资都应撤退。但当时俄军真正的最高指挥官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却认为，“教会要求我们必须保卫这个要塞”。安特卫普要塞的征服者汉斯·冯贝泽勒将军带着攻城装备来到新乔治弗斯克要塞。他抓获了该要塞的总工程师，并逐一细看这位工程师提交的所有地图。德军仅用一枚炮弹就炸毁了要塞的一个堡垒，整个要塞随之在8月19日投降。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型要塞科夫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俄军指挥官本以为它能保卫立陶宛，结果却让德军有了与在新乔治弗斯克相似的巨大收获—— 1 300门大炮和90万枚炮弹。
正如土耳其的一句谚语所说，“一次灾难胜过千条建议”，俄军最高指挥部终于做了件正确的事情。俄军决定撤退，而且是1812年[68]焦土战术式的撤退，身后没有留给德军任何可用的东西。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次管控十分出色的撤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焚烧，成百上千的难民疲惫不堪地逃离犹太人聚居区涌入城市。而在德军艰难地前行进入普里皮亚季沼泽区时，他们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后勤供给范围，甚至连水也成了问题。不过，由于俄军最高指挥部高估了德军对里加的威胁，采取在不同方向上撤退的策略，因此，在9月18日，德军得以偷偷穿过“斯文茨内亚缺口”，设法占领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鲁登道夫想要继续推进，但法金汉则非常现实。俄军已经有100万人沦为俘虏，很明显，它已不可能干预德军在其他地方的计划了。无论如何，作为大战的操控者，法金汉完全理解在白俄罗斯为军队提供后勤所面临的困难。他清楚，那里远在德国铁道卸载点之外，没有碎石铺就的道路，俄国的铁路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而且，那里的铁路轨距更宽，德国的机车也无法使用。现在的优先事项是打败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冬天到来之前建立一条与土耳其相连的陆上通道。法金汉拒绝了奥匈帝国关于意大利和乌克兰的计划，并把马肯森将军派到巴尔干半岛。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府有他们自己的野心，即打算重建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帝国。按照德军的战略设计，保加利亚被安排从东面入侵塞尔维亚。在10到11月之间，德军征服了整个塞尔维亚。1916年1月1日，首列由柏林直通土耳其的列车抵达了伊斯坦布尔。
1 在参战的英军参谋人员中，有一位道蒂·怀利（Doughty-Wylie）上校，他离船上岸时手中的武器就只是一根手杖。他曾作为军事顾问（参与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的早期国际维和行动），与红新月组织一起参加了几次巴尔干半岛战争，支持奥斯曼帝国，并因此得到过帝国的授勋。他曾说我不会杀土耳其人，但他自己却被土耳其人杀死了。不过，他死后被授予了象征军队最高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57] 七年战争（1756~1763），又称英法七年战争，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这场战争造成约100多万人死亡，对18世纪后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战略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注 [58] 腓特烈大帝（1712~1786），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军事家、政治家、作家、作曲家。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军力大规模发展，领土大举扩张，文化艺术得到赞助和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也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并且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在政治、经济、哲学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为启蒙运动的一大重要人物。——译者注 [59] 共济会把四海之内皆兄弟作为宗旨，其核心成员来自基督教，但遭到一部分基督徒的反对，因此，发端于欧洲的共济会成员拉拢一部分基督徒，反对另一部分基督徒。 [60] 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诗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早期的诗歌显示了他对和平的热爱。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915年4月，在开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航程中死于败血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十四行诗组诗《一九一四年》和《士兵》。——译者注 [61] 加利波利半岛，是土耳其西部欧洲部分伸入爱琴海的一个狭长的半岛，它的西面是爱琴海，东面是马尔马拉海，南面是地中海，有60英里长，4~13英里宽。1915年4月25日到1916年1月9日期间，英法联军及澳新集团军与土德军队在此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尤以英军为甚。土耳其陆军精华遭到毁灭性打击，但英法联军的战略意图没能实现，史称加利波利战役。——译者注 [62] 作者在这里意在讽刺在整个加利波利登陆战役中，英军的计划混乱和战斗的失败，只有撤退表现出了英军的职业水准，是整个战役中唯一成功之处。——译者注 [63] 凯瑟琳大帝，即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到1796年在位。——译者注 [64] 桑河，欧洲维斯瓦河右岸支流，绝大部分在波兰境内。宣传上把普热梅希尔笼统地称为桑河，实际上它是桑河沿岸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65]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1849~1945)，德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5位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之一。1869年入伍，曾参加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东线第九集团军司令，因对戈尔利采的突破大败俄军而于1915年晋升元帅。后任德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转战巴尔干半岛，在两个月内横扫塞尔维亚，1916年率德保集团军群攻占罗马尼亚，任驻罗占领军司令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马肯森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战后虽支持希特勒，但对希特勒指挥下德军的暴行，也多有谴责。他是世界军事史上公认的机动战大师。——译者注 [66] 巴拉诺维奇，今白俄罗斯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属布列斯特州，是重要的铁路枢纽。——译者注 [67] 汉斯·冯·西克特（1886~1936），德国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出任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奥匈第七集团军、卡尔大公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和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战后于1919年7月出任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和国防军司令（1917~1926），被认为是战后德国10万陆军的缔造者和“二战”德军之父。1933年曾来华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68] 这里指在1812年，俄军面对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所实施的战略撤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