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是对抗内战的最佳防御手段。”罗马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这么认为。[1]我们现在可以用大众心理学的语言来解释，这可以称为压抑：试图通过故意失忆来抑制痛苦的记忆。但是，因为压抑通常与创伤有关，所以将这种记忆深入到潜意识中需要巨大的能量，而且也不可能无止境地一直这么做。即使是那些尽力避免谈论内战的罗马人，也能够在那些关于罗马的著作和演讲中不断重温内战。只是他们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几乎无法避免使用源自罗马的内战术语。
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内战仍然是一场不敢道出其名字的战争。因为这种大规模冲突的痛苦记忆，“内战”这个词必须谨慎对待，如果要谈及的话也应该尽量少说。这种谨慎，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内战中的勇士和历史学家尤利乌斯·恺撒。在被世人简单地称为“内战记”的这一著作中，恺撒叙述了他与庞培的权力斗争。恺撒的另外一个作品，是讲述征服高卢的战争，一共7卷，即我们现在所知的《高卢战记》，这部著作既是记载战役的史记，又是自传，还是恺撒的自我辩白。《高卢战记》后续几卷的开头都未完成，事实上是写作中止了，历史由此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恺撒本人并没有将这场战役称为“内战”。“内战”这个标题仅出现在后来的手稿中，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其实，恺撒尽其所能地避免在文中使用这个词。在《高卢战记》仅存的3卷中，“内战”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出现在原稿已损坏的一段中，当时恺撒军中的士兵有些焦虑不安，还可能被蒙蔽了，恺撒借那些士兵之口说出这个词，来表达士兵们巨大的恐惧；另外一次，是他自己偶尔回想起来，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与庞培的斗争。[2]
公元前60年，恺撒与庞培曾为了对抗他们在元老院的共同敌人，采取短暂的权宜之策，而结成联盟，在公元前59年，又因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朱莉娅，这一同盟得到了加强。他们的政治联盟还包括第三个人，即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所以他们被称为“前三头同盟”（the first triumvirate），即三个男人（viri）共同统治罗马。在恺撒和庞培进行联姻的同年，恺撒当选了执政官。罗马的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政治官，是管理共和国和领导军队的最高首长，共有两位，每年选举一次。任职期间，恺撒在罗马附近的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担任了5年总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元老院不会对他就任执政官期间的行为进行起诉。在公元前56年，庞培和克拉苏也接到了类似的5年总督任命，而后，又通过立法将恺撒在高卢的权力延长至公元前50年。
当朱莉娅和克拉苏两人相继去世之后，恺撒的支持者以他的名义在罗马运筹帷幄，庞培的追随者同样如此。元老院投票决定恺撒和庞培都应该放弃他们的任命，此时危机爆发了。他们两个均未放弃各自的权力。在伦图卢斯（Lentulus）担任执政官之后，他推翻了保民官——安东尼（Antony）和卡西乌斯（Cassius），他们本来有权力保全恺撒的职权。而后，元老院宣布共和国进入紧急状态从而“使得共和国不受任何侵害”。这导致了恺撒向罗马进军。恺撒极力否认他和他的军队的行为是对罗马同胞的侵犯。像其他罗马军事指挥官一样，他坚持自己是正义的，并解释说自己的行为是纯粹的防御策略。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罪犯是元老院中的一个强大少数派，他们曾密谋剥夺他的执政官权职，这违反了罗马宪法：
我并非带着不良意图离开了我的行省，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侵犯，并且要恢复保民官的职位，即已经被逐出了罗马的保民官，为了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为了解放自己以及保卫罗马人民，使他们免受那个小党派的压迫。[3]
上面所提到的恺撒“离开行省”，这个行为是罗马为后来的内战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领他的军队渡过了被视为高卢边境的河流，然后他宣布自己为军事指挥官以及拥有罗马的执政权，这是法律所禁止的。那条狭窄的河流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卢比孔河。如今提到“越过卢比孔河”意思就是指危险的、迅速的以及无法改变的政治决定。[4]
罗马共和国曾将战争区域严格控制在国境之外，以保持国内的和平氛围，而恺撒的这一行为将战争带入了共和国境内，打破了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界限。罗马记忆的守护者——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对于这一事件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叙述。据普鲁塔克和阿庇安说，恺撒派了一个小分队潜入了一个小城镇，是位于卢比孔河以南10英里处的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现在的里米尼（Rimini）。然后，他在晚餐的时候借口离席，悄悄地乘坐一辆马车离开了，只有一小群随从跟着。在黄昏时分，恺撒陷入了沉思，他站在河边有些犹豫，然后向他的随从说出了他的迟疑。根据阿庇安的描述，恺撒当时说道：“我的朋友们，如果我不越过这条河，这将会是我不幸的开端，但如果我跨过了这条河，又将会是所有人不幸的开端。”很快他像着了魔一样，飞速渡过了河，像一个工于心计的大胆赌徒一般，说出了被后世所周知的一句话：“木已成舟，事成定局！”[5]
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为这个场景加上了以下这一幕，一个迷人又神秘的吹奏管乐的女人，从恺撒的士兵手中抢了一把小号，然后越过了河流，并在对岸召唤恺撒的军队。卢坎同样在这个场景中加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极度忧伤、衣衫凌乱，正是当时罗马的化身，而她发出的警告让这位将军感到害怕：“如果你的到来是合法的，如果你是一位公民，那么你只能到此为止。”但是在卢坎的书中，恺撒对自己的行动的严重性有充分了解并决定放手一搏：“在此，我放弃和平并违反法律；命运，正是我所追随的。现在，跟条约说再见吧；我对条约的遵守已经够久了；如今，让战争成为我们的裁判。”[6]因而，后来的艺术家们在描述这一场景时，都要去选择是否将这位奇特的管乐手以及悲痛欲绝的罗马形象加入描述中。[7]恺撒本人对这些没有任何记录。
关于恺撒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人称视角的版本中，将军和他的军团就像拥有魔法一样，突然神奇地出现在阿里米努姆。但没有提到过关于过河的问题或有任何苦恼的讨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认为越过边境是罗马或他自己命运的关键。也没有什么不祥之兆，在这一版本的戏剧里，除了恺撒本人，没有其他角色，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仅仅是：“在了解士兵的意愿后，他带领第13军团去了阿里米努姆，在那里碰到了为避难前来投靠他的保民官。”[8]在元老院的人眼中，以及后世大部分人的判断中，恺撒曾“宣布内战，而民众所认为的背负武器渡过卢比孔河的将军们会被地狱众神诅咒，恺撒对此鄙夷不屑”。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1819年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期间曾口述恺撒的历史，从他的口述中能够得知，这位恺撒的忠实崇拜者十分赞同上述判断。[9]
当谈到内战，恺撒可以说是否认内战的始祖。然而他的伟大对手，法学家、政治家以及哲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对此却并不避讳。西塞罗因以下三点而闻名于世：第一，他是所知的最早使用“内战”这个术语的作家，尽管他像恺撒本人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说出这个词。公元前66—前49年，在他诸多的著作和演讲中，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10]第二，他让我们看到，对内战的概念与对其他有组织的武装威胁之间的界限，罗马人的理解是如此地不确定。第三，他提供的证据表明，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内部斗争与他们所崇拜的希腊人的内乱截然不同。
公元前66年，西塞罗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说出了“内战”这个词。他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发表了这个演讲，而23年之后他被处决，他的头和手正是被钉在了这个讲坛之上。在这篇演讲中，他对一项提案进行了辩护，这项提案要求将对抗罗马在小亚细亚最危险的敌人——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军事指挥权交由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将军或者说小庞培，即为后人所熟知的恺撒的主要对手庞培。西塞罗指出，在这场正义之战中，罗马的荣耀、荣誉和帝国的未来都岌岌可危，然后，他请求他的听众想象一下，罗马需要怎样一位将军来带领罗马取得胜利，那应该是一个拥有军事经验、能力、权威和运气的人。还有谁比庞培更具有这些素质，更适合这个位置呢？他是一个年少有为的年轻将军，在18岁时他就第一次担任了主帅。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战场，在接下来的20年里，罗马人将会面临的每一个新的敌人，他都曾与之战斗过：
如果国家的命运不依赖于他，难以想象战争将以一种怎样的面目出现？内战、非洲、阿尔卑斯北部、西班牙(一场平民与好战部落之间的战争）、奴隶战争、海上战争，这些战争和敌人，无论是在性质还是地点上都有所不同，他不仅参与了这些战争，而且也最终亲手结束了它们——所有这些都表明，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是他所不熟悉的。[11]
因征服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的叛军，以及其他两场战争的军事胜利，在20多岁时，庞培就继他心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赢得了“伟大”（Magnus）的称号。他在西西里轻易地消灭了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残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横扫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这场战役令人震惊；公元前82年同样在西西里战胜了格涅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Gnaeus Papirius Carbo）；以及公元前77年，在埃特鲁斯坎（Etruria）战胜了的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斯（Marcus Aemilius Lepidus）。[12]>除了对奴隶和海盗的战争之外，其他的这些战争都是针对或者部分针对本国的同胞。“内战”是罗马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难将其与外部战争区分开来。
当西塞罗为庞培辩护时，他提到了“内战”，说明这个词已经是通用词了。虽然历史记录显示他是最早运用这个词的人，但很显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在列举庞培所参与的战争时，也暗含了战争和敌人的级别是有所不同的；最令人厌恶的是海盗和奴隶，而最难打败的是罗马公民。因此，西塞罗让他的听众坚信，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是庞培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使这些战争为人所不齿。毕竟，西塞罗当时是作为庞培党派的一员而发表的演讲；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听众肯定会把他所提及的“内战”看作与战胜罗马外敌及内部威胁相提并论的事情。所以，“内战”刚被发明就又被重新定义了：最初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明确的概念；可能是变成这样一个概念，从本质上看，如果说它不具备价值或值得称赞的，那么至少是一个展现勇气和军事才能的场合。
这有点儿微妙；正如卢坎所说的，内战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也是大多数罗马评论家所赞同的。[13]罗马的凯旋式是授予取得对外战争胜利的将领的荣誉——至少传统上是这样。得胜的军队欢呼他们的将领为“凯旋将军”（imperator）；然后将领请求元老院批准一系列的感恩仪式；元老院则会授予将领一次正式的凯旋式。历史学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在公元1世纪写道：“在此前的共和国内战中，即使有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此而取得‘凯旋将军’的称号却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会有感恩仪式，或凯旋的欢迎仪式和战车游行，因为这样的胜利是战胜了国内的同胞而不是外族，所以被认为是令人悲痛的，即使它是有必要的。”[14]然而，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胜利获得了凯旋式，这些战争“事实上是内战”，而恺撒后来收获的一连串凯旋式，均是为了庆祝他战胜了他的敌人——既包括公民也包括外族——高卢、埃及、本都以及非洲，还有庞培的儿子，明显违背了内战中没有胜利者这一禁忌。[15]最终，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击败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后，他也举行了一场凯旋式——这是代表他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之后所取得的凯旋式。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漏洞百出，具有很多争议；而胜利者的正义逻辑会为其定义，也仅仅存在于共和国晚期，在那些压制了“公民”这个元素的战争中。[16]
罗马人认为，对比希腊和罗马城建立之初的历史，他们的内战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希腊的内乱缺乏组织性和战争性，把罗马共和国的内部暴乱看作希腊内乱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是一种奇怪的以弱为荣的心理。西塞罗当然是认可这点的。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之前，这位元老院议员为了给他唯一的儿子马库斯提一些忠告，写了一封长信，然后离开罗马前往雅典继续深造。这封长信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论义务》（公元前43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诛弑暴君这一含蓄论点；在书中，西塞罗指出了希腊和罗马对内乱的不同理解。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说明遵循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并提醒马库斯要当心罗马共和国分裂为民主党和贵族党。西塞罗接着指出，虽然希腊人内部确实有诸多争端，但罗马的分裂在规模、形式和名义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人所遭受的不仅仅是动乱——希腊人称为“党争”的那种暴乱——还有更糟糕、更新颖的东西：“被诅咒的内战”（pestifera bella civilia）。任何一个正直而勇敢的公民都会避开和谴责内战。[17]尽管如此，罗马最终还是会发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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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想竭力弄清楚共和国陷入正式武装冲突的过程。他们讨论内战的责任问题，寻找罗马公民道德衰落的迹象。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内战在表面的平静期过后将会重演，他们被这一观点惊呆了。最后，他们给后世读者留下的是一种历史愿景，即尽管历史充满着挑战伦理、令人震惊且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这正是文明矛盾的标志，甚至是文明（civilization，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本身。通过这一切可以看出，对罗马人民自身和未来的时代来说，罗马人成了内战记忆的守护者。
提图斯·拉比努斯在建议将内战遗忘（oblivio）时暗示到，记住内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了记忆，就会有煽动激情和重新点燃内战的危险。从罗马人在内战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中，我们就可以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是源自恺撒的同伴——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的观点。根据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评价，波利奥是一个“全能型的人”；他是一个作家、政治家以及资助人（资助的诗人包括贺拉斯和维吉尔），他还创建了罗马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公元前49年，他曾与恺撒并肩战斗，所以他拥有写作内战史的权威。事实上，当恺撒痛苦地站在卢比孔河边时，他正站在恺撒旁边，而后与其并肩作战。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之后，波利奥当选为执政官，随后在公元前39或前38年他获得了一次凯旋式。不久，波利奥辞去公职，像其他退隐的罗马政治家一样转向了文学，将此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们可以从贺拉斯写给他的颂诗中了解他作品的主旨：
内部动乱始于
执政官梅特路斯
内战的原因，内战的邪恶，还有内战的方式
命运的游戏，致命的友谊
如此伟大，那铠甲
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
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
正是你所面对的一切，而火焰被踏灭
灰烬依然在燃烧。[18]
作为恺撒的支持者，在恺撒被谋杀的阴影下工作，毫无疑问波利奥是认为还没有为死去的将军复仇（所以贺拉斯写道，“那铠甲/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因此，他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光复运动。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时，他已经知道一切都将像一场赌博；或者用那句被世人认为是出自恺撒之口的名言来说，“木已成舟”。通过回顾恺撒的格言，贺拉斯巧妙地将恺撒的决定与波利奥的危险任务（“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结合起来。最大的危险在于记忆之火的延续。即使这种记忆之火只是一小团，也可能会变成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冒烟的火山总是更容易喷发。内战爆发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讨论内战史就像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开始到公元1世纪60年代，在这超过一个世纪的罗马历史中，内战不断地在爆发。苏拉与马略之间的第一次内战是在公元前88—前87年，而这也导致了他们在公元前82—前81年之间的第二次冲突。20年后，公元前63年，苏拉战争中的贫困退伍老兵支持了元老院议员喀提林（Catiline）企图控制这座城市的阴谋。西塞罗本是这场阴谋的谋害对象之一，但他察觉到了危险，并发表演说，对喀提林进行政治指控，从而击败了这个共和国的敌人。大约又过了20年，恺撒发动了内战，拉开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武装暴乱的序幕，首先被吞噬的是罗马，然后是意大利半岛，最后是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埃及。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恺撒和庞培的追随者及其后代因双方存在分歧一直在战斗，最终，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中，屋大维战胜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结束了双方的争战。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加封为“奥古斯都”，成为皇帝。这一系列内战得以结束。之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又为内战埋下了另一颗种子。
屋大维的加封为罗马带来了暂时的喘息之机，这个时代被赞颂为和平与稳定的“奥古斯都”时代。公元14年，屋大维去世，在随后几十年里，出现了内战的写作热潮，随后，内战又一次爆发了。那些反对罗马帝国元首制的人，对共和国无比怀念，将其视为没有腐败、公共利益得到保护的美好时代。然而，对其他人来说，恺撒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之前的岁月已经逐渐消逝了。“即使是在那些大部分出生在内战时期的老人中：又有多少还记得共和国呢？”塔西陀（Tacitus）在《编年史》（Annals）一书中感叹道。这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末期的罗马生活；由此看来，暴政是内战的另一种延续。[19]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提比略皇帝（Tiberius）统治时期，关于内战的叙述比罗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塔西陀的著作是少数保存至今的史书之一；大多数作品都像波利奥的著作那样均已佚失，包括塞内卡（Seneca the Elder）和历史学家奥鲁斯·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Aulus Cremutius Cordus）的作品，后者曾在公元25年被指控叛国罪，据说是因为他书写了早前内部冲突的历史从而被认为是煽动了内战。[20]
在尼禄统治时期，卢坎写下了他的史诗《内战记》（公元60—65年），叙述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是另外一团记忆之火。这是一部矛盾的史诗，虽然是在皇帝的资助下完成的，但对帝国之前的岁月充满了怀旧之情，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即使受到了内战的冲击，依然生机勃勃。卢坎回顾了一个世纪前的内乱冲突，设想了一个习惯了人类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宇宙，而天堂因地球上的灾难而颤抖。[21]
卢坎的意象力量、共和主义倾向以及他对亲密朋友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生动再现，让他注定成为所有罗马诗人中最受赞赏的一位，从4世纪到19世纪早期，在这近1 500年中，他的史诗所拥有的读者是最多的。[22]在12世纪，《内战记》被翻译成古爱尔兰语。[23]到13世纪，这部史诗的手稿被传到了冰岛，并且与撒路斯提乌斯的《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部分章节相融合，组成了一篇散文式的概要，最后构成了一部罗马传奇（Rómverja Saga），这就是冰岛版本的罗马历史，讲述了罗马的动乱、阴谋和内战。[24]14世纪早期的诗人但丁称卢坎是“大诗人卢坎”；而到14世纪晚期，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称其为“伟大的诗人、大卢坎”。[25]还有荷兰学者、“自然法之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他同时也是《内战记》的学术编辑，认为卢坎正是那个“热爱自由的诗人”。[26]他的名气随着欧洲内战的发生而起起伏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他为理解历史上和当代的暴力冲突提供了关键性的材料，然而在19世纪他的名声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晚期他又迎来了新的读者。
与卢坎一样受尼禄皇帝资助的作家中，有一位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阿比特（Titus Petronius Arbiter，约公元27—66年），他是政治家、诗人，还是顶级的美食家，著有《萨蒂利卡》（The Satyricon）一书。这篇闻名于世的诗描绘了在一个虚构的晚宴上，一位虚构的诗人尤摩尔浦斯朗诵了一首关于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的诗。尤摩尔浦斯声称内战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主题”，也许与《埃涅阿斯纪》（Aeneid）——维吉尔本人都称之为“大作”——一样重要。[27]
卢坎和佩特洛尼乌斯最终都被尼禄逼迫自杀。在公元69年，尼禄皇帝也死了。内战的战火在“四帝之年”（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韦帕芗）又重燃了。这些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争不会是最后的罗马内战——据一些统计显示，这些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世纪，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为罗马历史的叙述带来了一个高峰。回顾历史，这种类型的冲突变得清晰起来。“罗马帝国在尼禄倒台后甚至是在奥古斯都之后的暴政时期就爆发了内战，难道我不应该从这些内战中推导出罗马帝国的衰落吗？”在18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完成他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反问，然后回答：“啊！我应该。”[28]
罗马人和他们的后人非但没有将内战抛弃、遗忘，反而不停地提起和回顾。内战就变得既难以言喻又无法避免，直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似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谈论了，因为内战永远不会消失。卢坎的《内战记》中有一个角色哀叹道：“痛苦降临，人们又将再次忍受”，“未来将是战争的延续，这就是内战的结果”。[29]创作罗马内战史的书是没有止境的。40年后，塔西陀在《历史》（Histories,约109）一书中，对“四帝之年”的描写效仿了卢坎的这首诗。习惯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写了一系列希腊和罗马名人传记，而他笔下的罗马名人代表包括，格拉古兄弟和后来的内战勇士马略、苏拉、恺撒、庞培和安东尼（约100—125）。同样的这几年里，另一位用希腊文写作的历史学家阿庇安，撰写了一本保存至今的史书《罗马史》（Roman History，约145—165），其中有一个部分的标题为“内战”。这些史学家都试图撰写一部内战通史，旨在叙述从苏拉到屋大维的所有罗马内战。
弗罗鲁斯（Florus）那本广为流传的《罗马史纲要》（Epitome of Roman History，约117—138，或161—169)，虽然没有上述那些著作那么详细，但是时间跨度更长。书中阐述了在罗慕路斯之后的7个世纪，罗马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外战争、奴隶战争、同盟者战争和内战。尽管只有对外战争才被视为正义的，弗罗鲁斯还是刻意模糊了其他几个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比如，同盟者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内战，因为曾经与罗马结盟的盟友“在意大利境内发动叛乱所犯下的罪行，与公民在自己城市内部叛乱是一样的”。此外，他把奴隶战争描述为最不光彩的战争，并且刻意将其与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罗马最大的不幸。公民与公民在罗马广场进行斗争，他们就好像是竞技场里的角斗士——“最低级的人类”。为了给这个混淆不清的分类正名，弗罗鲁斯追溯了恺撒和庞培之间战争的扩展和延续，即从罗马城向外扩展至意大利，再延续到罗马帝国。[30]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大约近5个世纪里，罗马历史学家都在大胆地努力探索他们文明中的这个最大诅咒。[31]他们绞尽脑汁思索内战的起因。罗马的每一场内战是因什么而起？罗马共和国是否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缺陷而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发生了如此多的内战，原因让他们深深担忧。其中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逻辑？他们试图从这些苦难中总结经验。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共和国形式，可以避免内战？或者说罗马文明本身的基础结构使得这类灾难注定会不断重现。在北非历史学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创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413—426）时，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至今仍是研究罗马内战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但是先让我们聚焦在他的一些前辈身上。
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得出了一些生动但又令人不安的教训，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教训被不断地重复和学习。内战并非单独发生的，而是集体出现的。内战留下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因为后世要求复仇并产生分歧，这些首先会分裂罗马城，然后就是包括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整个罗马帝国。塔西佗在描述公元1世纪的动乱时，开头写道：“我所谈到的历史充满了灾难，有可怕的斗争，因叛乱而分裂，甚至是在和平时期都充斥着野蛮的行径。先后有4个皇帝死于刀剑之下；发生了3次内战，对外战争则更多，而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32]因此，虽然内战的目的是控制城市，但要与对外战争相区分并不容易，内战的影响波及整个罗马世界，后来又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参与者。
罗马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越广，内战的范围也就越广。弗罗鲁斯认为：“恺撒和庞培的暴力，犹如洪水和烈火，在整个罗马城蔓延，波及意大利、各个部落、各个种族，最后是整个帝国，以至于不能肯定地将之称为内战，甚至也不是一个同盟者战争或对外战争，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含上述所有性质的战争——甚至比战争更糟糕。”[33]弗罗鲁斯在这里与卢坎《内战记》的开篇相呼应，对于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他给出了经典的总结：
在横跨厄玛提亚平原的所有战争中，它比内战更恶劣，
我们为犯罪的合法性而歌颂，而这个强大的民族
手执胜利之剑刺向自己，
手足兵戎相见，而暴政的契约一旦被打破，
因普遍的罪行，
与动荡世界的所有力量发生的冲突，
充满敌意的规则与标准规则相抗衡，
战鹰对抗和标枪飞掷。
啊，公民们，这是多么的疯狂啊！[34]
如果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比内战更恶劣”，那是因为这是发生在两个联姻的人之间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家族战争（“手足兵戎相见”），而不仅仅是公民之间的战争。[35]这场战争的结果与之后历史中的一句话产生了共鸣：1643年，英国议会的上将威廉·沃勒爵士（Sir William Waller）在形容英格兰共和国的动乱时说道，这是“没有敌人的战争”。作为家族和同胞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充满了痛苦，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而战，并有权力定义共和国的成员。[36]从这方面理解，作为对价值观的一种考验，内战是必要的、自然的斗争，它既可怕又无法避免。
内战确实是战争，就像第一场被认定为内战的战争一样，即苏拉之战，它有全套的旗帜和武器，并伴随着隆隆的鼓声和悠长的号角。随后内战吞噬了整个罗马和地中海地区：公元前48年，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法萨罗之战（Battle of Pharsalus）发生在位于希腊北部的厄玛提亚平原，因而卢坎的史诗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名字：《法沙利亚》（Pharsalia）。如果地理上的边界缺乏固定性，那么概念上的边界则更加易变。西塞罗以及其他人试图分辨的不同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因为努力而使得从其他形式的冲突中区分出内战变得更困难。就像一些不可动摇的自然力量一样，内战不再遵从共和国的边界，从广度上说，它显示出具有世界性的潜力，因此变得更具破坏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对内战的理解变得如此迫切，也让人们很难去描述和定义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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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历史上所有的内战史学家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他们的叙述。即使是关于恺撒的历史，也并非从越过卢比孔河开始的；其他诗人和历史学家则进一步寻找共和国内部问题的根源。解释内战反复发生为何如此困难，贺拉斯写给波利奥的诗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提到了“执政官梅特路斯”，然而，大约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60年期间就有11位执政官名叫梅特路斯。根据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贺拉斯可能指的是公元前60年在任的那位梅特路斯，也就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首次结成联盟的那一年。然而，他所指的也可能是另一个梅特路斯，即公元前123年的执政官。这一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两年后他被谋杀，他的首级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斩下。那么，如果贺拉斯所提到的是第一个梅特路斯，则说明波利奥的历史仅比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早20年。但是，如果他是指第二个，那就表明在看待分裂罗马和让公民陷入互相争斗的这些问题上，波利奥更具远见卓识。[37]整个罗马民族的历史都有可能因这种的选择而被影响。
对内战进行短期的阐述可能会得出内战是偶然的，不太可能会反复出现。长远地看待内战，则会将冲突放入整个罗马历史中，去探寻内战的深层原因，甚至是从道德罪责方面寻找导致破坏性暴乱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在罗马建城之初，罗慕路斯谋杀了他自己的兄弟，当时问题就已经涌现，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整个城市都犯下了罪行，但是都被忽视了”。[38]公元前39年，后三头同盟带来了短暂而不安的和平时期，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末，贺拉斯向他的罗马同胞们问道，为什么想要拔出刚刚入鞘的剑？又为何会如此疯狂，不是因为征服其他民族——比如迦太基人和不列颠人而流血牺牲，却宁愿选择亲手毁灭自己的民族？可能只有一种解释——这座城市被杀害兄弟的原罪诅咒了：
为什么要疯狂地加入一场邪恶的战争？
你的剑已入鞘，
现在又为何要将它们拔出？
……是残酷的命运驱使着
罗马人，当雷穆斯的无辜鲜血
流淌在大地，
残杀兄弟的罪行——是对后代的诅咒，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人。[39]
在贺拉斯写这首诗之时，罗马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内战。罗慕路斯谋杀了他的兄弟，这被用来讽喻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永久的冲突。”[40]于是又回溯到了罗马内部斗争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格拉古兄弟时期的分裂和内战。这本血腥的家谱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年多后，贺拉斯另一首诗确认了这点。这首诗是在哀叹后三头同盟与庞培的儿子塞克斯都·庞培（Sextus Pompey）之间的分裂：“被内战折磨的第二代/罗马正在衰落，被强权摧毁。”“（似乎）这座城市，还有我们这失去教义的一代，注定要被再次毁灭。” [41]贺拉斯继续说道，想要躲开罗马的原始诅咒，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开罗马本身。事实上，逃避，而不是遗忘，可能是内战诅咒的唯一补救办法。
但是，如果说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罗马内部冲突的根源并未如此根深蒂固呢？撒路斯提乌斯在叙述公元前63—前62年的喀提林阴谋时，他还将这座城市巨大命运转变的原因归于道德上的衰败，这是罗马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元前146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之后，随即出现了腐败。撒路斯提乌斯认为，在此之前也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斗争”，但他们只为美德与荣誉而战。在布匿战争胜利之后，贪婪和野心使“命运变得残酷，一切变得混乱”。苏拉之所以能够征服罗马是因为他在亚洲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利品，用来收买士兵，取得他们衷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内战和腐败是齐头并进的，削弱了罗马的道德力量，直到喀提林试图追随苏拉的脚步，在那些“渴望内战”的堕落士兵帮助下，企图推翻共和国。[42]在撒路斯提乌斯其他著作中，他重申了这一说法；罗马最早的纷争源于人性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自由、荣耀和权力的渴望，但是直到迦太基沦陷之后，内乱的罪恶才盛行，平民和贵族之间开始公开发生冲突：“这种方式很明显是为了挑战更多对手，（而）随后出现了许多骚乱、叛乱，最后是内战。”[43]
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社会冲突的源头，即公元前2世纪[1]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的改革。格拉古兄弟将罗马政治团体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党派[44]，显然是受到他们的导师——来自库迈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结果是这两位罗马学生发现，这种划分为这座城市走向内战打下了致命的基础。西塞罗、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阿庇安以及弗罗鲁斯均认为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谋杀是罗马的第一次致命分裂。瓦尔罗则认为公元前121年弟弟盖约·格拉古的死才是关键，并说道：盖约“将公民分裂为两派，这是内乱的起源”。（公元前44年）塔西佗在《历史》中写道，这两位保民官所面临的问题是“内战的审判”。[45]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些支持贵族的人（贵族派）和那些支持平民的人（平民派）之间的分化，为罗马共和国撒下了背叛与不和的种子。[46]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鼓舞着后来的历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对罗马的致命缺陷做出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在罗马历史的典籍中，对内战的各种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神话是罗马城内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从撒路斯提乌斯对迦太基战争之后的奢侈和腐败的道德批判，可以了解内乱的先决条件。西塞罗和其他学者追溯格拉古兄弟领导时期的罗马内部分歧，可以看出这种分歧是引起彻底的派系斗争和更大的政治分裂的原因，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罗马公民拿起武器与自己的同胞对抗。
这正是一个序列变成一个循环的过程。分析解释变成了理由依据。而那些独立的事件演变成了深入到罗马过去——罗马建城之初——的历史叙述，并给罗马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在政治紧张的时刻又再次兴起。遵从此种模式，在“四帝之年”时期伽尔巴被杀后，塔西陀如此描述平民的焦虑情绪：“他们记起了内战，以及多少次这座城市被占领，还有对意大利的毁灭性破坏，对行省的掠夺，法萨罗、菲利比、佩鲁西亚和穆提那战争，这些名字都是因灾难而闻名。”[47]内战的循环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有间接描写内战的作品，例如斯塔提乌斯的史诗《底比斯战纪》（Thebaid，公元92年），这首诗以公元1世纪的罗马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兄弟之间的原始斗争，他们在底比斯相互残杀；[48]还有直接描述内战的作品，以罗马历史为背景来讲述内战，比如塔西佗和弗罗鲁斯——后来的内战历史著作，更是包括了美国和法国革命在内的直到18世纪的内战史。
到目前为止，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此书的基督版本是最全面地叙述了罗马人的内战倾向。公元410年蛮族入侵罗马之后，他撰写了这部神学和历史的杰作，从公元413年到426年，一共创作了22卷。这部书的诸多目的之一就是解释罗马衰落的原因。基督教声称其原因是新的宗教出现：如果能够平抚异教徒信奉的神，罗马城就可以击退其入侵者。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帝国的道德败坏和分裂倾向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以此来反驳基督教削弱了罗马的指控，认为并非基督教让罗马在哥特人的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他将罗马衰落的原因归于罗马内战史学家们所提出的那一系列事件。但是此处有一个明显的悖论。难道罗马不是一个施行救赎的工具吗？不论它的帝国在何处，都会将福音传播到已知的世界？那么，在这座城市被洗劫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就像在早期建城时一样？奥古斯丁跟随他前辈的脚步，追溯罗马城的道德历史，从建城之初到随后的一系列动荡和自我破坏，直至帝国的灭亡。野蛮人的愤怒或外来入侵者的征服所带来的恐惧，怎能与公民互相残杀的恐惧相比呢？
奥古斯丁在罗马文学方面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也曾在米兰担任修辞学教师，他深受其益。在年轻的时候，米兰是帝国的文化都会。他沉浸在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中，并且阅读了许多李维所著的罗马历史书籍，这些书如今都已经佚失了。[49]他的博学使他能够编撰一部关于罗马内乱的通史，时间跨度包括了自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起——他们的自相残杀“表明了世俗城市内部分裂所能达到的程度”——到奥古斯丁自己所在的时代。如果他能证明，罗马的道德沦丧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基督教就不会是罗马帝国衰落和覆灭的原因。撒路斯提乌斯提供了奥古斯丁所需要的证据。“在他的书中，他讲述了（在击败迦太基之后的）繁荣所带来的道德败坏最终导致了内战。”从格拉古兄弟到苏拉，罗马的分裂“不断发展直至内战”，而这座城市的众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们；事实上，神自身有时也会煽动公民互相攻击，为他们的纷争提供借口。奥古斯丁讽刺地说，罗马人为和谐女神康考迪亚（Concord）建造了一座神庙，“但康考迪亚抛弃了他们，纷争女神狄斯科耳狄亚（Discord）统治着他们，甚至使他们陷入内战”。[50]
奥古斯丁对罗马异教的描述是“恶魔的世界，甚至比恶魔更邪恶，因为内乱的存在”，是一系列“内部的不和谐，更确切地说是野蛮”。他哀叹道：“同盟者战争、奴隶战争，还有内战！这些战争让罗马人流了多少鲜血，又让多少个意大利被彻底摧毁？”他与弗罗鲁斯一样，将罗马历史描述成一连串的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建立在前一场所遗留的道德问题之上，从而动摇了共和国的基础。休战期间的流血程度不亚于战争本身，因为在苏拉的第一次胜利之后，“和平要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征服所取得”。马略和苏拉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导致了罗马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他内部战争，直到奥古斯都的出现。据奥古斯丁的记载，在这位内战勇士统治时期，耶稣诞生了：“只是这些战争早在基督降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原因使得一种罪行与另一种罪行联系在一起。”[51]
在写作《上帝之城》期间，奥古斯丁鼓动一位移居北非的西班牙牧师保罗修斯·奥罗修（Paulus Orosius）来从事“反对异教徒”的历史工作，以此回击野蛮人对罗马的洗劫。奥罗修的《反异教徒历史七书》（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417—418）是真正的通史，跨越了5 618年的时间，从世界的诞生到作者自己的时代。这位牧师把罗马内战放入更长的历史中来考察，即人类有时间记载以来[52]，所遭受的犯罪、战争和自然灾害，正如他的先辈们——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奥罗修对罗马内战逐一进行了追溯。他认为“弑父”行为以及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是内战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至少从波斯人时代开始就是如此。他们“打了一场内战，确切地说不仅仅是一场内战”——卢坎的观点再次出现了！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和小居鲁士因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关于罗马内战史的时间线，奥罗修遵循了传统史学的年表，认为内战是从苏拉开始，但他将内战视为一个延续到他自己所在时代的循环。奥古斯丁认为最糟糕的战争只发生在异教徒之间，而不是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所以在这一点上，奥罗修与其产生了分歧。奥罗修认为把内战称为“反对盟友的战争更为精确，不过如果称之为内战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那是对基督徒有利的，他的这一论断是在回应那些声称当代没有此类“内部”战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基督胜利而战，受人称颂，并被基督教义所宽恕：“今天所谓的内战是温和而仁慈的，或者说是镇压而不是战争，这点谁会怀疑呢？”[53]奥古斯丁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奥罗修，似乎对这位追随者所写的史书感到失望。奥罗修持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是上帝选择传播基督教的工具，且在未来将继续承担这个责任。[54]直到奥古斯丁完成《上帝之城》时，他都坚持一个观点，即严格区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就是居住在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象征着罗马）的人们和上帝之城（the Heavenly City）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奥古斯丁提醒读者，罗马人不断地找理由来互相争斗，对整个罗马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帝国的疆土之广导致了更恶劣的战争爆发，即同盟者战争和内战。由此看来，人类就显得更加悲惨，无论是因为战争本身，还是说为了最终的和平而战斗，或者因为不断存在的恐惧，冲突都将再次开始。”与其他城市相对比，上帝之城是一座公民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城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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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恺撒到奥古斯丁，罗马内战的经典著作，出现了三种经久不衰并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叙述。第一个可以称为共和国的故事；它描绘了从罗马根源所迸发出的不断重现的无休止内战，并同情罗马共和国提倡的无私公民价值观。根据罗马历史记载，要想彻底的“文明”（civilized），就很容易发生内战；而且仅经历一场内战似乎不可能，因为随着罗马文明的延续，内战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接着是关于罗马帝国的叙述，遵循了同样的叙事轨迹，但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内战是政体的一种顽症，它只有一种治愈方法：恢复君主制或推行皇帝制。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诞生结束了这个故事。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由此，罗马的政体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最终实现了统一和元首政制。”到16世纪晚期，阿庇安著作的英文翻译者对此表示赞同：“这明显说明了，人民的共和政体必须让位，君主政体开始盛行。”[56]最后，是关于基督教的叙述，内战是这个城市或共和国一直遭受的罪恶，内战的目的是致力于世俗的世界，而不是上帝的荣耀。世俗世界是自我毁灭的根源，可以肯定它最终都不能成为救赎的工具。所有这些叙述都被应用到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动乱中，跨越整个欧洲和后来所有的帝国，直到18世纪。
通过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描述，人们能够确认内战的概念是什么，参战者是如何战斗的，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文本，读者将能够理解自己国家从罗马继承下来的内部权力斗争。当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习拉丁语时，就会了解到内战的含义，因此毫无疑问，只要有机会，这些观点就会灌输到他们的思想之中。他们受到卢坎的启发，创作诗歌，又受撒路斯提乌斯、塔西陀以及其他罗马内战编年史学者的影响，编撰了自己的历史。17世纪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包括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都采用了罗马式的话语来讨论主权与叛国、叛乱与革命。在这些讨论中，传统的内战观念首次被考验，但这也只不过是将与古代先辈们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而已。只要罗马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还被世人铭记，遗忘就不可能成为对抗内战的一种可行手段。
[1] 原文写的是公元前1世纪（in the first century b.c.e.），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时间实际上是公元前2世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