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以后，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时常会派遣一些记者乘机前往张家口监督国共双方是否执行了停战协议。在接受采访时，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他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他们经常谈到，张家口的经验将帮助他们确定农村干部是否能在城里有效地开展工作。[5]
毫无疑问，共产党控制城市发生的变化给所有第一次到访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街道上没有乞丐了。人力车夫也大大减少了——和妓女一样，共产党政府鼓励他们寻找新的职业。警察的警棍被没收了，并且被禁止恐吓和殴打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底层劳动者。这些城市给人一种井井有条、管理良好的印象。街道得到定期清扫，在夜晚有良好的照明。建筑物和由市政府拥有和管理的公共汽车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首次来访的人还对共产党打击汉奸的高效率印象深刻。中央政府试图重新占领日本控制的地区，但收效甚微。共产党尽量避免国民党曾经犯过的错误。进入张家口后，共产党立刻逮捕了300名汉奸——他们过去曾积极地配合日本人管理这座城市。包括前市长和秘密警察头子在内的12名汉奸被处以死刑。其他人在获释之前必须参加为期3个月的培训课程。[6]
然而，许多干部的表现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到1946年3月，共产党在张家口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已经达到了20万。[7]晋察冀边区的报纸担心骄傲自满的情绪会影响一些干部的工作。许多干部似乎不明白，新的革命秩序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和平时期城市重建工作的重要性。该报警告道：“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作人员都必须坚持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的高度纪律性，他必须遵守和服从和平时期城市里的秩序和纪律。”[8]
将工作重心从农村游击战争转移到更平淡但更复杂的城市重建工作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张家口的城市管理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和迅速。部分原因可能是张家口的城市管理机构能被很好地纳入到晋察冀边区已有的行政结构中。共产党接管张家口之后，立刻组建了一个由宋劭文领导的市民管理委员会。宋劭文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一个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同样在张家口刚刚解放不久，晋察冀边区的各个组织的代表就开始筹备在城市中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这些组织包括边区总工会、共青团、学生协会、教师工会，以及农民协会。
在10月中旬，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国民参政会——一个政府政策的民间咨询机构，国民党地区也有名字相同的组织——决定在察哈尔省和热河省建立正式的政府。这两个省政府完全由共产党控制。另一项决定是，这两个省的人民代表会议应在10月底召开，会议将讨论城市的重建政策，并正式宣布省政府的成立。[9]不久之后，张家口就通过普选选出了该市参加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大约与此同时，张家口还进行了街道组织负责人的选举——该市所有的区都成立了街道组织。进行这些选举的一部分目的是消除不受欢迎的保甲制度。[10]据称，工会在这种“竞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112名工人被选为该市6个区——该市共有9个区——的街道组织的负责人。[11]在随后的4月，又举行了该市国民参政会委员的选举，参政会定于年底召开。晋察冀边区政治局的一名委员指出，大约有80%的市民参加了这次选举，最终选出了90名参政会委员和30名候补委员。[12]
对市民日常生活造成更直接影响的是共产党对工商业和劳动者的态度。由于20年来，共产党的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城市会怎样做。在农村，中国共产党重申支持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原则，但反对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地主拥有的商业和工业企业被正式确认为农村封建经济的一部分。这些企业必须“收归国有，合作经营”。这只是党的农村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地区的情况。在有些地区，甚至小商贩的货物也被没收并发给农民了。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文件告诫不要对城市资本进行类似的“清算”。但报告和随后的指令显示，这一期间，在一些当地官员的认可下，这种“清算”行为仍时有发生。[13]
除此之外唯一的线索是共产党有关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若干描述，我们从中有可能猜到共产党将会在张家口采取怎样的政策。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共产党设计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整体规划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包括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合作经济，但不包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大的工商企业将被收归国有，并由国家经营。[14]总之，共产党1945年的城市经济政策包括：消灭官僚资本（由国民党官僚控制的大型垄断企业）；抑制通胀；帮助私营企业（具体方式有贷款、提供原材料、协助产品的销售）；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15]共产党在内战期间就曾提出并广泛宣传类似的口号：“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但真正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似乎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政策如何能在被农村动乱包围的城市中得到有效地实施。
1946年年中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上海的许多工厂发生的罢工和怠工现象并没有在张家口出现。[16]共产党占据张家口之后，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措施，例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强调劳动纪律、组织大规模的工会活动。如果这份报告是可信的，共产党的工作无疑起到了成效。
和日占区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张家口的许多工厂和车间都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和干部。日本投降后，为了厂房及机器，这些干部立刻将工人组织成护厂小组。据说，张家口的第一个工会是在8月23日，也就是共产党军队完全占领该市5天之前成立的。
张家口工人临时代表大会于1946年9月中旬召开，之后，共产党开始在各大工厂积极组织工人进行活动。到12月中旬，召开了第一届张家口全体工人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总工会，共有13933名工人加入了80个商业工会（成员为6325人）和81个工厂工会（成员为7608人）。[17]新成立的总工会规定，任何拥有15名或15名以上从事体力劳动或从事技术工作的雇员的企业都能够成立工会。具体来说，它们包括普通工人、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商店店员、学徒，以及工厂的低级职员或低级管理人员。[18]
除了对工人进行组织之外，共产党还发起了“斗争运动”，这一运动有些类似于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清算”运动。根据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肖明的说法，工人进行“斗争”的愿望非常强烈，常常等不及委员会派来干部就自己行动了。据记录，在9月和10月间，共进行了131次针对不同对象的斗争。最主要的斗争对象是那些据称压迫过工人以及曾和日本人合作的人。被划归为这一类人的工厂主和商人成为最明显的攻击目标，和地主一样，他们也被要求进行赔偿。除了27例“清算斗争”和24例“指控斗争”之外，其他的劳资纠纷包括：要求涨薪的斗争为56起、要求降低房租的斗争10起、要求其他福利的斗争5起。肖明声称，“斗争运动”提高了工人的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得工会的组织工作更易于开展。据报道，在张家口的工人中，共产党发展出了大约500名积极分子。[19]
自发的工人斗争运动并没有持续多久，新的工会很快开始对所有的斗争运动进行指导和管理。在那些建立了工会的工厂或企业中，工人们会选出一个工会委员会，代表全体工人和管理层进行集体劳资谈判。工人们被鼓励在小组讨论会和总工会会议上就工资、工作条件、福利待遇等事项自由表达意见和要求。严禁管理层像过去那样，用殴打、辱骂及其他恐吓手段阻碍会议的进行。
甚至在工会成立之前，共产党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改善工人的生活。新政府颁布的第一条法令规定，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必须增加一倍。尽管这一规定引发了通货膨胀，共产党仍然在一个月后要求工资再次上涨25%—30%。到10月，许多工厂都成立了工会，开始积极讨论工人的工资待遇。日本人采用的复杂的工资等级制度被取消了。1945年10月26日，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了新的一般工资标准。
工人每月的工资被折换成固定数量的小米，但以现金的形式支付。随着食品、煤炭、布料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工人每月工资也会相应地向上调整。根据新的标准：（1）年轻人、妇女，以及学徒的月工资为100斤到200斤小米；（2）普通工人为200斤到280斤小米；（3）经验丰富的工人为250斤到330斤小米；（4）技术工人为300斤到450斤小米。
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人的工资也有所区别。一般情况下，轻工业的普通工人（例如香烟制造工、榨油工、邮政工人、清洁工、旗号员）的月工资为200斤至250斤小米，有经验的工人月工资为250斤至300斤小米。重工业的熟练工工资水平是最高的，大约为每月450斤小米。[20]
到10月底，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十分明显了。工资不得不在11月重新上调。但生活成本仍在不断上升，到了12月，工人们再次要求增加工资。于是，轻工业的基本工资水平上调了10%，重工业的基本工资水平上调了15%。一份报告显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至于到1946年3月，张家口的小米价格上涨到每斤28元至65元边币。[21]尽管如此，基本工资水平似乎在1946年初稳定了下来。从1945年4月到1946年初共产党撤出张家口，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张家口公有制工业企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实际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约为300斤小米，收入最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500斤小米。工厂经理的收入为每月900斤小米。在政府军攻占张家口之前不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到访过这个城市，她坚持认为张家口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她当时去过的所有中国城市中最高的。[22]
然而，按照边区行政委员会的说法，10月份公布的基本工资标准仅是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实际的工资水平需要根据具体企业的具体条件确定。事实上，根据这一原则，张家口的公有制企业和一些私人企业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工资计算方法。其中两种是计件工资制度，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物质奖励提高产量。第三种方式则是根据工人的技术水平确定工资。
一些工厂采用了累进计件工资制，按照每个工人的具体产量确定工资。如果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标准工作量，将得到基本工资。如果超出标准工作量，将按照递增的计件单价计算工资。还有一些工厂采取奖金或奖励制度，工资与若干个工人的共同工作量挂钩。一个小组的工人只有在一定时间内共同完成规定的产量，他们才能得到基本工资。如果他们共同完成的工作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将按累计递增的原则增加该小组中每个工人的工资。一些混合型（既有个体生产，又有集体生产）企业采取分红工资制度。在扣除成本、损耗和折旧费之后，企业收益会按照某个固定的比例在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得到的那部分收益会根据每个工人的技术水平在他们中间进行第二次分配。[23]
在所有情况下，标准的工作量、工资水平、奖金以及分红都必须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如果工人和工会认为标准工作量不合理，可以对其进行评估或再评估。工人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新的协商权力。例如，有一家小肥皂厂已经较大幅度地上调了工资，但一些工人仍然要求继续增加工资。这家工厂属于公私合营的联合企业，雇用了36名工人。据说他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日据时期收入的数倍。工会委员会检查了公司的账簿，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支付工人所要求的更高的工资，企业很有可能会破产。委员会在总工会会议上解释了这一点，并说服工人放弃了继续增加工资的要求。[24]
我们很难确定，在张家口的所有工人中，有多少人的工资水平达到了政府为公有制企业制定的工资标准。例如，在1946年6月，一家私营茶叶公司工人的工资只有每月120斤至160斤小米。[25]根据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私营企业的工资上调幅度应根据该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应该适当地增加工资，同时也要允许企业主获利。让经营者获利符合工人本身以及整体社会经济的利益。
工人代表大会还承认，很难对诸如木工、瓦工这样一些工作设立全城统一的工资标准，并建议城市的各个区设立各自的标准，自行解决这一问题。同样，张家口的各商业企业间也存在极大的差别，为所有的店员和其他职员设立固定的工资标准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出台一个旨在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一般性原则。此外，有人指责工会干部没有给予商业工人足够的重视。[26]
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共产党除了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例如，共产党鼓励工会建立消费者合作社，工人可以在合作社买到燃料和衣服这样的生活必需品。许多这样的合作社成立起来了，它们向工人提供低价商品，缓解了市场波动和通货膨胀给工人带来的压力。在冬季，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人还能得到一笔专门的燃煤津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开支，工人被鼓励组建由自己管理的就餐小组，厨师的工资由企业支付。
共产党规定，雇主应承担生病或因工受伤的工人的医疗费用，不得在恢复期间停发工人工资。患其他疾病的工人也应该在休养期间领取工资，并在市级医院接受治疗。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建立一批能为工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诊所。[27]到这一年的9月，全市已经有4家公立医院、一些私人医院，以及13个诊所能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28]
新政府还试图解决此时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无法避免的失业问题。新政府规定，除非经过厂管理委员会（如果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确存在的话）[29]的讨论并得到厂工会的同意，否则雇主不得解雇工人。1945年10月5日，张家口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为失业工人建造了一幢宿舍。在投入使用的头两个月里，这幢宿舍接待了将近1000人。与此同时，市政府就业局试图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不久，甚至连北平和天津的失业工人都大老远跑到张家口寻求帮助。[30]到第二年的6月30日，据说就业局已经帮助大约1700人重新找到了工作。
苦力、瓦工、木匠这些工种往往是到了冬季就没活儿可干了。在政府的鼓励下，大约8000名这样的工人自己组织了合作社。其中12个合作社帮助工人转行从事纺织、煤炭运输、面粉等行业。市政府还向工人提供贷款，发放救济。但是，由于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彻底解决张家口严重的失业问题，政府尽可能动员非本地失业人员离开城市。大约3500名失业者在领取政府发放的旅费后，返回了家乡。[31]
到1945年12月，政府开始设法限制工人的要求，并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例如，16个工会在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提案，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工作服。而政府10月发布的有关标准工资的指令已特别说明了，雇主并没有这种义务。会议重申了政府的立场，最后做出决议，鉴于战时的困难条件，只有邮局、铁路、电力、电话等少数行业的工人才有权要求雇主提供工作服。要知道，当时解放区的布料尤其短缺。
房屋在当时也十分紧缺。面对工人提出的住房要求，大会只是建议雇主尽可能为员工提供集体宿舍。总的来说，由于战争，政府无法有效地满足工人的住房需求。大会还做出决议，鉴于战时的艰难，工人将无法像往常一样，在年终拿到双份的工资和年终奖金。
新政府规定，原则上成年人一天工作8小时，年轻人工作7小时。但在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物资的生产上，允许工人“自愿地”延长工作时间。例子有许多。这座城市刚刚解放，铁路工人就开始日夜赶修严重受损的平绥铁路。同样地，纺织工人和服装工人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他们同意每天工作10小时，赶制几千套军服。1946年1月，位于张家口附近怀化镇的新华钢铁厂为了增加产量，也开展了“应急生产运动”。在12月，边区印刷厂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天8小时延长到11小时，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32]
除了采用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物质上的激励，政府还通过树立劳动模范和采取劳动竞赛的方法鼓励工人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和农村的劳动英雄一样，在劳动竞赛中获胜、创下最高生产纪录的工人会得到政府报纸最热烈的宣传，并被树立为典范。
在工会的帮助下，几乎所有工厂都成立了学习班，政府鼓励工人每天到学习班上课。在学习班里，工人们主要进行政治学习，虽然也有计划开设扫盲和技术课程。到1945年12月，大约有50家张家口企业开设了工人学习班，工人们通常每天学习一小时，时间一般设在每天早上上班前或下午下班后。由于上课要占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因此工人表现得并不像这一计划的设计者想象的那样积极。工会代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12月的工人大会上指出，“由于寒冷的天气”，一些工人对这样的学习兴趣不大。大会则要求工人们理解参加学习班的重要性，但承诺不使用削减工资的办法强迫工人参加学习。
最终，政府制订了新的劳动纪律。这些纪律包括：按时上班、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爱护设备。不能遵守这些纪律的人将受到批评和处罚。受到这种处罚的还包括一些养成“顺手牵羊”习惯的烟草公司职员。首先会召开小组会议，然后召开部分员工会议，被指控犯错的工人将在会上接受批评并当众检讨。最后召开全体员工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给予犯错者怎样的惩罚。[33]
然而，仅仅是计件工资制、树立典型和劳动纪律，并不能确保增加产量。1946年1月，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1946年大生产运动的指令》。扩大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是这一指令的首要目标。工业和商业生产则是第二个目标。就工业而言，主要的目标是提高棉纺品和毛纺品的生产量。在河北中部和东部的高阳和宝坻，纺织业得到了政府大力扶持，这两个城市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纺织中心。该指令还要求恢复和发展轻工业，特别是那些与日用品和矿业设备相关的产业。任何愿意投资或开办企业的私人企业家，政府都表示欢迎。同样受到欢迎的还有愿意工作的所有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商业方面，主要的目标是发展贸易和恢复边区的市场。在所有的目标中，特别提到的有张家口的骡子市场，安国（祁州）的中药草市场，以及辛集的毛皮贸易。[34]
就边区政府本身而言，对农业的重视超过工业，对轻工业的重视超过重工业。政府最迫切的目标是，生产至少要达到这样的水平：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以及维持战争的进行。这些一般性原则决定了张家口的工业生产计划。这一年1月，边区工矿业管理局召集各企业的经理和董事，举行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些原则。
张家口“生产大纲”主要包括三点。首要的一点，那些在过去四个月里仍在运营的企业，应进一步扩大生产，停工的企业应立刻恢复生产。抗战期间，许多工厂遭到了破坏，或被迫停工，在这些工厂中，轻工企业是第一批恢复生产的。到1946年1月，几乎所有轻工企业都开始重新生产，但重工企业，仍有许多处于停产状态。
张家口工业生产计划的第二项，是要求大规模发展该地区的矿业生产。其中包括煤、铅和其他金属。政府最强调的是煤矿的生产。最后，农具以及纺织业需要的轻工设备，成为张家口工业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35]
边区工矿业管理局的负责人承认，对张家口工业企业而言，实现这些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们缺少称职的管理人员。该官员指出，目前的问题是产量严重不足，并指责工厂经理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研究。他警告道，对待工作，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并应当建立适当的管理制度以及按时完成生产任务。[36]
很明显，劳工政策中的某些条例是专为提高产量制定的。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具体措施刺激工业生产，它们包括：（1）政府向公私企业贷款；（2）广泛采取税收优惠；（3）向企业提供原材料并帮助销售。由于这些措施，边区整体工业促进计划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1946年8月，边区政府开始推行它们。无论是公有、私有，或是公私合营，所有生产棉纱、毛纱、平板玻璃、钢铁、农具、机械设备、工业原料，或发电的企业，都能享受最优惠待遇。这些优待包括：（1）根据投资金额，免除企业2年到5年内所有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2）边区银行将向流动资金短缺的企业提供贷款；（3）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和制成品运输上的困难；（4）成立了边区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帮助企业采购原材料，销售制成品；（5）对于人力不可抗拒原因造成的损失，政府将进行救济，给予补偿。
政府规定，还有一类企业，在1—4年内，可以免交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并享受上述所有优惠，但在发生灾祸时，政府对它们不负有赈济责任。这些企业包括棉纺厂、毛纺厂、面粉厂、印刷厂、日用品厂。
最后是第三类企业，同样可以在1—4年内免交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不仅如此，在经营困难时，政府还会供给原材料，帮它们销售产品。这一类企业包括化妆品、玩具以及其他非必需品的生产商。酒和香烟是为数不多的不享受免税的行业。[37]
有关张家口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比例的资料不多。进入城市后，政府接管的企业似乎涵盖了各个行业，不仅包括公用事业、交通、重工业、矿业，还包括许多轻工业。资料来源没有说明，这是否表示，政府有意超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扩大张家口的国营经济，或者这只是接收敌人资产的必然结果。但十分明显，边区政府急需外部资金。1946年3月，边区政府宣布，将23个工矿企业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这些企业大部分位于张家口和宣化，包括香烟、火柴、纸张、纺织品、皮革制品、酒以及机械设备生产商。这23家企业原本由新华工业公司经营。在3个月内，新华工业公司将自己拥有的全部股份卖给了商人和企业家，无论他们是来自国统区还是解放区。[38]
据估计，到这一年年底，市政府已经发放了大约相当于2亿元法币（CNC）的低息贷款给民营企业。[39]此外，当地的6家私人银行也恢复了营业，每家都有大约1亿元法币的资金。到1946年夏天，这些银行共吸收存款436590594元，并向工商企业发放了207676000元低息贷款。[40]
根据许多来访者的描述，张家口的经济十分繁荣，造成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恢复了被日本人破坏的旧的贸易模式。接管张家口后不久，共产党就取消了边区内所有的贸易限制以及从边区出口食品的禁令。在传统上，张家口一直是这一地区一个主要的货物贸易中心，交易的货物主要有皮毛、粮食以及察哈尔北部和南部的牲畜。到1946年秋天，张家口皮毛经销商已经从50人增加到大约150人。在日本人占领期间，许多经销商被迫破产，现在在政府的贷款帮助下，他们终于能恢复生意了。此外，大约有30家专办内蒙古货物的运输公司也恢复了运营。张家口市政府还积极协助其他新运输公司购买骆驼和卡车。
1946年春天，张家口重开了食品市场。在这里，察哈尔北部的粮食可以与河北中部的布料进行交易。据报道，国民党控制下的北平和天津的商人也赶到这儿购买粮食。[41]在整个边区，乡县集市、庙会、普通市场都重新开放了，这不仅使得张家口和解放区内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了起来，就连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也是如此。往来于各处市场的行路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像纽带一样，将两边市场连接起来，尽管中央政府发布了严格的贸易禁令。[42]
由于缺乏资料，评估共产党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时的表现，是件不容易的事。当地官员声称，虽然政府许诺，但并没有增印钞票，而是通过借贷渡过难关。即便如此，由于边区无法完全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对张家口而言，完全不受国民党城市日益严重的通胀的影响，是极为困难的。除了这些外部压力，共产党最初制定的工资政策，对他们也是不利的。因此，实际的情况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在共产党进驻张家口的头6个月里，作为边币基础的小米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尽管如此，共产党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措施，以减轻通胀造成的压力以及张家口市民由此遭受的损失。在第一轮工资增长之后，政府似乎试图将工资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在张家口，边区贸易公司和政府食品公司对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控制。此外，成立了大约100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工人和其他人可以向这些合作社寻求帮助，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猖獗的投机活动使通胀更加恶化，合作社有效地遏止了这种行为。[43]恢复工业、贸易和运输的做法同样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发生。
因此，在张家口，共产党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通胀，但似乎能将它控制在可管控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共产党的基本经济政策或许比其他任何因素起的作用都更大。这一政策既立足于农村的非货币经济，也源自于共产党相对保守、强调节俭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理论。
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方面，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对妓女、吸毒成瘾者、小偷以及其他“封建残余”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共产党将强迫和说服的手段结合起来。事实上，这种方式与早期延安使用的对付不愿劳动的农村落后分子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44]改造的目的是，使改造对象自己认识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
一开头，政府并没有直接禁止卖淫，而是发起了一次宣传运动。政府宣布，所有的妓女，只要她们愿意，都可以自由离开妓院。然而，许多妓女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只是在“长达数月耐心的工作”之后，政府才纠正了她们“长期扭曲的错误思想”。城市的妓女每周都要接受卫生检查，“耐心的工作”就是在检查期间进行的。所有卫生院都会专门设立一个谈天室，共产党会派出女干部，在谈天室和接受检查的妓女谈话，谈话可能单独进行，也可能召集成小组进行。干部会告诉她们，市政府会尽量协助她们返家，并帮她们寻找新的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施加的社会压力，顾客们不敢上门，妓院的生意日益艰难。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有妓女562人，到1946年秋天，当中的463人要么回了家，要么嫁了人，要么从事了其他职业。[45]
对于吸毒问题，共产党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方法。边区计划让所有原本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粮食，禁烟运动也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至1945年间的一份报告，在察哈尔和晋北，大约有13%的人口，相当于30万人，在吸食鸦片。晋察冀边区的许多城镇都设立了禁烟中心。各类组织，包括青年团、妇女协会、当地报纸，都纷纷进行宣传，向吸食者说明鸦片的危害。吸食者会被劝说，或者强迫进入禁烟中心，在那里，他们会被组织成许多小规模的“互助小组”。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互助小组由已经成功戒烟的人担任领导。共产党声称，这些禁烟中心成效显著，许多吸食者都成功地戒掉了烟瘾。第二个阶段是康复期，此后，政府会鼓励已经戒烟的人继续耕种土地或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到1946年夏天，张家口政府宣布，反鸦片运动取得了成功。在共产党控制的察哈尔及山西地区，这一运动帮助1/3的吸食者戒除了烟瘾，并恢复了正常生活。[46]
这一时期，边区许多小的城镇，包括张家口，开始进行监狱改革。张家口监狱管理人员声称，50名小偷已经洗心革面，他们出狱之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共产党从城市撤退时，另一批小偷正在接受改造。在宣化，政府宣称，对150名犯人的改造收效良好，不到刑期结束，就可以释放他们了。其中，许多犯人是鸦片吸食者。据称，他们出狱时已经戒除烟瘾了。对于普通犯人，改革包括：给他们以人道主义对待、对监狱工厂的额外劳动发放津贴、进行政治教育、在小组讨论会中自我批评。这些犯人出狱后，政府同样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帮助。
楚元才（音）或许是张家口改造最成功的犯人，人们管他叫“小山东”。5月，他被任命为市监狱的看守。7岁时，楚就成了孤儿，他先是乞讨，后来开始偷盗。到14岁上，楚的经历已经十分丰富了，他抽过大烟，在大连蹲过号子。日据期间，楚流浪到了张家口，并在这里待了下来。接管城市后不久，共产党就开始整顿秩序，大搜大查，楚和另一些混子一起被捕了。新政府给他判了一年刑期。
对于政治，楚并不感兴趣，关于“新民主主义”，他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人告诉他，可以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对这种善待，楚的回应是积极的。他告诉记者，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犯人可以在自己中间选出模范工人，并给他们机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最后和城里其他劳动模范一起，当着公众的面，站在台上，接受奖励。他决心让自己也成为一名模范工人。最终，他如愿以偿，被狱友选作工作小组的组长。1946年的春天，在刑满之前几个月，楚被释放了。楚请求政府帮自己找份工作，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一名监狱看守。他成功改造的事迹被当作典范广泛宣传，以鼓励其他犯人效仿。楚的故事似乎表明，即使是最落后的人，新政权也能他们重获新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