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6年底，中央政府迁回南京，并致力于对共产党首次的大举进攻。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队依旧驻扎中国，协助政府重新占领华北和东北的军事重地。美军还帮助遣送在华日本部队及人员回国，并作为马歇尔使团调停努力的一部分，帮助监督政府军和共军1946年1月13日的停战协定。到1946年底，停战协定已经废止，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依然有大约1.2万名美国士兵滞留在中国。[18]
贯穿整个1946年，美国人的行为屡屡成为新闻和评论的主题。原本在政治上有分歧的《和平日报》和左翼《文汇报》都报道了数起违规驾驶、抢劫、酗酒、强暴甚至谋杀的事例。中方屡屡向美国军队首领投诉，尽管案件被调查，罪犯被惩处，但是这些事件仍在继续。
1946年秋，中央政府宣布共产党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者。随着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攻击，马歇尔使团调停失败，延安对美国人的态度越来越激愤，要求剩余美军撤离中国。
国民党政府更倾向于对美军的所作所为淡化处理而不是杜绝，以免冒险开罪于它头号的资助及支持者。美国与政府的这层关系是导致所有反对内战的人们对驻华美国人持愤慨态度的深层原因。美国人并不像1946年马歇尔使团极尽渲染的那样，扮演着公正的调停者。他们事实上在不同实质方面，都在协助发生冲突的两党中的一方。
政府与共产党在原日占区进行着抢占重要据点的竞赛，得到了美国人的帮助。美国人用空运以及别的手段，输送了将近50万的国民党军队。5万海军陆战队为政府占领了北平、天津、青岛及其近郊。到1945年末，美国人为政府39个师配备了成套装备。美国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援助项目输入了50亿美元，这笔款项的绝大部分送到了国统区。1946年6月，美国签署了一份租借法案信贷协议，增加对中国的贷款，用以购买民用设备和供给。1946年8月，国民党在华中对共产党发动战争后，美国又签署了一项协定，批准将价值90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以赊账的方式卖给国民党政府，只索要17.5亿美元。这些物资包括小型轮船、车辆、建筑材料、空军供给和设备以及通信设备。[19]
在那些反战人士眼中，美国是唯恐天下不乱。当共产党称这样的帮助和支持只会坚定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时——当然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反战人士赞同共产党的说法。美国军队的纪律问题更加严重。
工商界人士的不满也使得这个时候反美气氛愈演愈烈。1946年11月4日，中美政府签署了一份《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非官方的媒体不约而同地批评这份条约，认为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将如此广泛的商业利益给予一个强大如美国的伙伴，这一行为很愚蠢。[20]甚至在签署条约前，全中国的商人就已经在抱怨美国商品的不正当竞争。当然，也有足够的国内因素造成工商业的混乱无序。然而，美国商品是有目共睹的直接受益者。它们激发中国商人发起“国货运动”。该运动在1946年底获得了官方认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北平强暴了一位中国女子。路人听到了她的喊叫并且似乎目睹了至少部分的情形。警察当场逮捕了其中一名男子，将那名女子沈崇带到警察局。沈崇在警察局供述她被强暴。第二天，有的北平报纸发表了来自亚光新闻社关于该事件的短小报道。那天晚些时候，警察局发出了一份简短声明。除了沈崇不是通常会与美国士兵在这种事件中有纠葛的女孩外，这一事件与1946年发生的大多数其他事件相比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沈崇是一名北京大学学生。至少五家北平报纸在12月26日版报道了此事。
12月27日，从来都急于对此类事件轻描淡写的中央通讯社发表文章指出，女孩身边学生一口咬定的说法为蓄意扭曲事实。新闻报道称她“似乎”出身良好，20岁，是北平一所中学的学生，受到美国人威胁的时候是晚上10点30分，她独自走在街上。这篇辩护达到了预料的效果。关于此事件的美国领事报道称，“良好家庭出身”的中国女孩未经陪同去看“夜场电影”实在不合常理：沈崇在受到强暴的时候正从电影院回来。
学生方面称她确实出身于良好家庭。北大学生的出身大都不差。她的祖父曾经是某省总督，她的父亲是南京交通部的一名官员。她不是20岁而是19岁，当年1月来到北平，被北京大学预科（先修班）录取。她去看电影，约晚上8点30分离开电影院时不但被威胁而且被强暴。在北大，张贴于民主墙上的愤怒评论开始增加。民主墙类似于中央布告栏，在这个校园内指定的地方，各种新闻、心情和意见都能自由发表。
北大最近才刚完成了从战时昆明校园到北平的搬迁，学生团体的选举还没有举行。有人说这是由于大学“反动”训导长陈雪屏的故意阻挠，他与国民党右翼“CC系”的关系众所周知。尽管缺乏学生团体干部来领导组织活动以响应该事件，北大还是行动起来了。12月27日下午，历史学会召开了北大各系和各学会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次的会议提供了在北平举行抗议的领导班子。12月30日被定为举行抗议罢课的日子，抗议美国士兵暴行的北京大学学生预备委员会成立了。学生的初步要求为：（1）涉及案件的美国人由中美联合法庭审理；（2）美国军事首领发布公开道歉，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3）所有的美军立刻从中国撤离。
当权者在平息这个问题上显得很笨拙。北大的训导长发表声明，怀疑沈崇本校学生的身份。谣言开始流传，说她其实是一名共产党特工，是八路军的成员，有意引诱海军陆战队来制造事端。还有其他传闻，说她是一个拉客妓女，她之前已经与两人相熟，在袭击发生之前，她已经与他们相处了整整三个小时，诸如此类云云。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采取了相对平和的说法：该事件是法律问题，不应该成为反美游行和罢课的理由。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则像此时期几位对学生抗议运动抱有些许同情的政府官员一样，两头不讨好。开始，他致信美国海军总部抗议两个美国人合谋强暴。然后他拜访了美国领事馆，表达了他对规模渐大的公众抗议的抱歉。最后，他宣布医学检查关于沈小姐是否被强暴的判定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学生认为以上言论又是官方想蒙混过关。
同时，北平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开始像北大的学生那样做出回应。12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食堂墙壁上出现了一则抗议通告。第二天傍晚，在社科课程讲座之后的讨论时段，讨论转到眼下正在发生的话题上。学生决定发动请愿，要求学生自治联合会采取行动。到了28日中午，学生团体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当天傍晚，会议投票支持北大学生的要求并在30日罢课。几乎所有的教职工都支持学生的行动。
在燕京大学，作为一所美国资助的机构，它的声援迟迟才来到。但是29日学生自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支持北大学生的主要要求。一些清华的学生参加了燕京大学这次的会议，经过大量劝说，会议决定燕京大学也加入第二天的联合抗议。12月30日，来自8所高校的5000名学生举行游行。[21]他们行进在城市的几条街道上，但是抗议活动基本局限于高喊反美口号。虽然美国海军兵营的墙头架上了机关枪，游行直到结束，没有发生什么紧急事件。
与“一二·一”运动不同，抗美示威不局限于一个城市。1月1日和3日，在天津，几千学生游行，向市政府递上请愿书。在上海，1月1日举行了大型抗议示威。上海市长吴国桢召见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到市长办公室“谈一谈”。校长并不接受规劝，重申了他对学生反美示威的支持。早些时候，他还宣布他个人将参加1月1日的游行。作为一名校长，此举在以往还没有先例。
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同样支持学生，称他们的抗议代表了所有中国公众的意见。浙江大学的学生不但抗议美国军队的行径，而且要求结束内战——表示如果不是内战，美国人将没有理由留在中国。在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三天的罢课。美国大使接见了一个学生代表团，表示了他们对该事件的遗憾。到1月底，与事件始发地远隔千里的广东、昆明和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的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
同样，与“一二·一”运动不同，当局总体上不使用暴力来镇压学生运动。也许官方如此克制的一个原因是抗议的反美主题博得了广泛同情。上海11家市民团体，包括商业和妇女联合会，在12月30日发表了共同的声明，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中国妇女联谊会南京分会发电报给北大，表示对学生抗议运动的支持。
在重庆，商会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对事件的愤怒，要求工商界声援学生要求美国士兵彻底撤出中国的要求。假如此要求可以实现，会议推断，内战将加快结束——美国的介入只能延长内战。另外，这将减少三分之一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商品数量。到1月17日，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那天，甚至官方和国民党报纸也谨慎小心地要求惩处被告。
公众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后平息下来，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还在继续组织联络。12月31日，上海17所学校组成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相似的全市范围内的联合会也在北平和天津出现，1月28日，这些联合会合并成一个总会。总会的要求明显比最初北大学生会议在12月27日采用的要求涉及更广泛，包括：中央政府采取独立外交政策，立刻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平津、南京和杭州的抗议联合会代表在2月赴上海计划组成全国组织。该组织于3月8日在上海成立。
反美运动的最初目标实现得很有限。中美联合法庭审判的设想落了空。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下士威廉·皮尔森被军事法庭审判，被裁定有罪，判处十年监禁。然而五个月之后，该案件被美国海军当局在华盛顿复审，他推翻了原先的定罪，理由是对于强暴的指控难以证实。复审还指出当初做出判决时，全中国学生要求定罪的示威制造出一种氛围，使得被告不可能受到公允的判决。
至于更广泛的目标——责令所有美国军队从中国撤出以及停止内战，就像“一二·一”运动提出的富有雄心抱负的目标一样，超出了学生能力范围。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决定放弃它作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调停者的角色，涉及调停的美国人员将尽早撤离。但是在1946年12月18日，美国已经在国内宣布了继续在中国减少驻军的计划。[22]因此在马歇尔使团正式中止的过程中，学生在加快其终结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还存有疑问。然而还有下列美国军事机构依旧留在中国：青岛海军的分遣队和同样在青岛的美国海军训练团以及南京的军事顾问团。[23]
但是从更广义重要性的角度看，这次运动的确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的、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反美和反政府的情绪。这些情绪已经在风行的论调下酝酿了几个月。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重大的事件，围绕其进行的学生抗议在短短几天之内成为表达普遍不满的载体。在此过程中，反美示威动员了足够强大的群众基础来支持全国学生运动新成立的组织。
如上所说，协调一致的学生运动最初在市内的学校间发展，然后扩张为跨市运动，最后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独立于政府和国民党之外的学生运动。几个月后下一轮学生示威期间成立的全国学联，其雏形即始于本次运动。因此，北平强暴事件为全国性学生运动提供了契机，明确及正式地标志着国民党对学生阶层控制的终结。
学生运动在2月和3月暂时平息，但在4月和5月又继续进行，焦点直接集中在生计艰难和内战问题上。这次的运动没有单独的引发事件，而是从几个来源——包括刚刚结束的反美示威积累的势头中，汲取力量。
1947年的上半年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的调停努力在1月的正式退出象征着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希望最终破灭。政府和共产党军队正公开地进行全面战争。这意味着“二战”之后企盼经济恢复的梦想化为泡影。2月，政府宣布了一项紧急经济改良计划，冻结了决定工资涨跌的生活费用指数。基本商品的价格被设以上限，但是价格在继续上涨。从2月到4月底，各类物价指数上涨了50%到100%。5月5日到10日五天内，商品价格的总指数上涨了15%。米市陷入混乱：上海大米价格在5月4日到8日之间上涨了20%。由于运输困难，政府征收军粮和紧急经济改良计划造成的混乱，充足的大米无法从生产区运抵城市。在改革措施执行最为有力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最稳固的长江沿线城市，缺粮情况最为严重。在许多城市，米店关门，还发生了抢米事件。工人加大对政府施压的力度，要求解冻生活费用指数。[25]
经济一片混乱，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有的学生不得不因为无法筹够学费放弃学业，还有的学生缺乏充足的食品和衣物。有数篇文章报道了营养不良、小米和包心菜聊以果腹、学生没有足够体能参加体育馆锻炼的消息。通胀使得教授的薪水缩减至“二战”前的小部分。有几位教授甚至自杀，据说是因为穷困逼迫。对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来说，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在学生圈中成了流行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老师都认为内战是国家经济困境和他们自身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强烈反对拨给教育的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率过少，只有差不多4%，而相比之下军事支出却占压倒性比率。[26]
与八年抗战时的态度不同，知识界如今拒绝忍气吞声地接受内战招致的个人牺牲。这就是1947年5月学生示威爆发时的大环境。示威开始于南京—上海区域的国立学校[27]，要求为“解决教育危机”。在北平和天津，主要口号为“反饥饿，反内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称国民党右翼“CC系”策动了这次学潮。美国大使馆的报道引用了“有资格的观察员”和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作为这则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是消息提供者都同意学生运动和抗议很快争取到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而“CC系”恰恰失去了对“公众支持”的控制。左翼分子掌握了主动权。“CC系”领袖、前教育部长陈立夫依旧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教育事务，他与他的继任者朱家骅关系不和。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影响到国立学校的决定，像早该预料到的那样，这些决定激起了学生的敌对反应。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信息以外，很不幸，该外交报告对“CC系”所负责任的确切性质语焉不详，对“有共产党参与其中”的论断也不置可否。然而所有消息都同意的一点是广泛支持与“左翼”目标的趋同。这一组合将“扰乱”转变成了那个时期规模最大的学生反战抗议。抗议按如下的步骤发展。
4月26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向教育部请愿：要求将现在占全国预算4.5%的教育拨款增至15%。另外，他们还要求：（1）增加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2）将薪水与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涨相挂钩；（3）政府给予学校外汇兑换额度，以便他们能购买急需的国外书籍和日用物资；（4）国民党资助的运动和组织，如三民主义青年团，[28]其经费不得计入全国教育经费。几天之后，青岛的山东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沈阳的东北大学的教授们都罢课抗议教育支出的短缺，要求重新调整工资。
当教授们没有收到实质性的回应时，学生开始接手这个问题。5月13日，中央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各系代表会议，决定不但支持教授的要求，而且提出他们自己的一项要求。他们要求提高每月的食物津贴。公立学校对学生食物津贴的发放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候逃亡到西南的学生与家庭消息隔绝，私人的资助中断。中央大学的学生要求每月津贴升至每人10万新法币。他们指出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5月，南京的物价已经上涨了4倍，所以他们的食物津贴应该是12月时发放的2.4万新法币的4倍。而事实上，他们只收到6万新法币或更少。医学院的学生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证明了以南京目前的物价水平，每月6万元新法币的食物津贴只能获得每日1859卡路里的伙食，而人体每日的必需卡路里是2584。然而，学生的要求被拒绝。教育部要求他们安静地投入学习。
同时，其他事件的压力也在积聚。比如，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即刻生效的新命令，要求全国所有应届中学毕业生参加统一终考。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发起了抗议活动，并立即得到了其他城市的支持。
上海法科大学的学生在5月4日因为张贴通告和标语与警察产生了冲突。在接下来的厮打中，有两名学生和一名警察受伤。于是全体学生罢课。市长吴国桢同意承担受伤学生的医疗费，但是拒绝在调查结束前采取措施惩办警方。学生不满意这一解决方法，随即动员上海地区的34所高校和中学，获得他们的支持，并于5月9日再次将他们的要求呈至市长办公室。
在这一阶段两起最戏剧化的事件是杭州英士大学以及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征用了火车，试图将他们自己运送到南京以向政府请愿。交通大学是内战时期活动在学生运动前沿的一所技术和工程学校，它的问题涉及教育部下令废除航海与船舶工程系。学生认为这是南京的反动分子试图肢解他们的学校。
教育部拒绝了要求撤回命令的请愿。在首都参加了请愿的学生代表带回未来将有更多科系被削减的传闻。交大学生计划一起去南京，发誓只要学校的威胁不解除就不返回上海。5月13日早晨，2800名交大学生几乎倾校出动，携带着铺盖和20天的口粮聚集在上海北站。铁路官员不允许他们使用客车，但是几个大四学生搜索了调度场，发现了一台他们可以开动的老式火车头。他们把几节运货车厢连在火车头上，学生爬上车，火车开往南京。与此同时，沿线第二站的一部分铁轨被拆除，以阻止火车行进。学生没被吓倒，连夜修理铁轨。武装护卫站在旁边，但是并没有干涉。最后，大约在早上7点30分，市长吴国桢通过扩音器宣布教育部长朱家骅已经在晚上从南京启程，同意接受学生的要求。这是少数的几次学生赢得干净利落的胜利之一。
接下来的一星期，许多学院和大学举行一系列连续的罢课和示威。这些罢课和示威围绕着种种议题，有的问题事关大局，有的问题仅局限于个别学校。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课。罢课开始于5月17日，抗议内战和政府对师生生活状况漠不关心。北大和很多其他大学紧随其后，举行自己学校的罢课。学生走向街头，公布抗议与罢课的原因。5月18日，成群的学生在市中心进行宣传活动的时候被青年军208师士兵袭击并殴打。[29]8名学生受伤。在当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来自11所学校的学生聚集一堂，计划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回应此事件。
会议计划在5月20日举行一场大游行，当天还将有许多游行在各城市举行。此外，来自天津和唐山的学生代表在5月18日左右在北京碰头，组成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
政府做出反应，想要阻止计划中的5月20日示威。5月18日，行政院在南京召开会议，公布《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该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罢课、游行和请愿。当地执法当局被授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执法。第二天，7000学生手持破饭碗在上海的街头行进。当天傍晚，该市警备总司令从南京返回，对新闻界宣布，只要暂行办法在有效期中，就不会再有示威活动。他说，该指示来自于蒋介石本人。根据美国大使馆消息，蒋介石告知一批大学相关人士他已经发出了禁止示威的命令，并准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其执行。他还告诉这批人士，共产党领导了学生的抗议。这意味着最初在1945年11月和12月被昆明当地代表采用的手段现在被中央政府官方批准。
北平当局在开始时很克制，不使用武装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青年军的袭击是极少见的例外。这显示了北平当权者内部，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间，对于如何更好地对付学生存在着分歧。北平对《临时办法》发布的反应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发布的第二天，北大校长胡适在采访中表示，《临时办法》很明显是针对南京和上海学生请愿的强硬行为的。当然，他继续说道，政府没有对北平学生简单的宣传活动耿耿于怀。天津《大公报》表示：“由于公告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蒋总统的公告将当地当权者置于困难的地位。”李宗仁将军——蒋介石的北平行辕主任，召集100多位教授以及大学的行政人员，开会探讨形势。会议一致同情学生。
李宗仁将军决定对5月20日的游行采取不干涉政策。所有当天在街头的士兵和警察均不持有武装。他们遵从命令靠后站立，听任学生领袖指挥几千名学生游行，但是不明身份的便衣袭击了学生，在某路段从建筑的顶端向他们投掷石块。在其他地方，一名学生被严重打伤，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几位学生被报“失踪”。
然而，李宗仁将军继续对学生采取宽容的态度。5月21日，一支代表团拜访了他的办公室，主要要求惩办最近暴力行为的责任人。根据报社的记载，李宗仁将军对学生的所有要求，包括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都予以同意。许多学生相信李宗仁是有诚信的，但是看起来李宗仁对其名下所管辖的警察和军事机构没有完全的控制力。[30]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虽然有之前的担保，暴力事件依旧继续发生，局势恶化。最后在5月27日，北平行辕宣称《临时办法》从今起将在北平全面实行，计划在6月2日举行的总罢课将被相应处理。
在学术界，当政府的立场强硬起来后，对学生的支持开始增长。5月28日，一份由585名平津地区大学和学院教授和员工签字的、正式支持学生抗议运动的声明公开发表。声明还要求立即结束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学生和教授同意不再举行公开示威，因为在街头，学生的安全得不到保证。6月2日，在北大校园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校长胡适称赞学生的适可而止，并表达了不相信他们像中央政府指控的那样，是被共产党操纵的。然而在校园之外，铁丝网被拉起，站立的士兵手上持有刺刀步枪。
同时，在执法当局处于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南京，不存在《临时办法》的宽容执行问题。那里的学生拒绝在《临时办法》宣布后取消游行。他们继续制订计划，准备发动来自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协会的国立学校请愿团上街游行，以解决教育上的危机。他们的要求与原先中央大学教授在4月提出的要求大体相似。
当游行队伍准备在5月20日早晨出发的时候，他们发现道路被士兵和警察封锁。只有三所大学的学生能够走出校园，他们按原计划开始了游行。当他们沿着主要游行路线在珠江路尽头转弯时，他们又发现400名警察封锁了路口。游行领袖要求获准继续通行。被拒绝后，他们决定“为了保障人民请愿和游行的正当权利”突破警察的防线。警察奉命驱散人群，他们拿出警棍、皮带和消防水龙头来对付学生。50人受伤，数人被捕。但是，在混乱中还是有很多人冲破了封锁带。大约中午时分，他们到达了国府路，机枪手和骑警已经聚集在那里。学生最终在这里停下来，站立着与士兵和警察对峙了六个小时，其中有段时间在大风雨中度过。学生领袖暂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要求，提出关于刚才发生事件的新要求。作为疏散的条件，学生要求释放刚才被捕的全部学生，警备司令部负责伤者的医疗费用，骑警撤离。这些要求最后被接受，学生回到校园宣告胜利。
学潮再次横扫了全国的大学、学院和中学。但是这次，《临时办法》使得学潮与同样兴师动众的警察活动两相碰撞，从而激化了抗议水平。罢课、游行和宣传队伍口径一致：抗议内战、压迫和警察的暴行。
5月23日和27日。南京。正式请愿被呈至政府，要求更多的教育经费，废除《临时办法》，解禁三家由于反政府立场于5月24日被停办的报纸。5月22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反内战游行。两天之后，浙江大学学生游行抗议南京事件，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发动了三天的罢课，整个昆明市的学生开始了五天的罢课。在上海，37所学校组成了“五二〇惨案”的后援委员会，发动了罢课。超过70所学校响应了号召。除了释放在南京被捕的学生，政府对学生的主要要求置之不理。同时，学生们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并为又一系列的全国示威拟订方案。当局方面则着手阻止他们。
在5月20日之后的两个星期，报纸充斥着包括殴打、擅自逮捕和劫持学生的事件报道，施暴者为包括警察、青年军、卫戍部队和便衣的各执法机构。几个城市，包括沈阳、天津、开封、福州和重庆，宣布戒严令。除了三所上海被禁的报纸，天津临时实行新闻审查。[31]学生领袖，特别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成了政府反击的主要对象，很多被便衣劫持后失踪。学生领袖、积极分子和疑似“共党分子”都上了黑名单。这些学生，不是在校园外被抓，就是在对学校宿舍的夜袭中被搜捕。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后，安插在学校中的学生告密者和特务引领突击队搜遍房间和床铺。
这类事件中最声名狼藉的一宗发生在武汉大学，在那里学生反抗者并不特别活跃。6月1日早晨，几名学生和至少五位教授被叫醒，带往等候在外的警车。整个校园在这个过程中清醒过来，一大批学生包围了一辆警车，阻止它的离去。警察数次开火，原意在人群的头顶对空鸣枪，火力却击中了寝室。三名学生中弹身亡——有两名站在寝室的台阶上，还有一名从窗口向外张望。还有五位受重伤。对死伤者的检查表明他们的伤口系达姆弹所致，而达姆弹在国际法律中是被禁止使用的。该事件激起的怒火促使蒋介石发出谴责声明。他宣称在这起事故中，遇难学生不是共产党分子。武汉卫戍司令部警探队的头目最终被认定其对下属管束不力负有责任。他被从岗位上撤职，不久后他的尸体在长江被发现，据说是自杀。
在重庆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也是发生在6月1日早些时候，近200名学生、记者和报纸编辑被作为疑似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在此过程中，2名学生被枪杀。在福州，30多名学生在5月31日晚被逮捕。同样，在中山大学，数名教授和学生被拘留。在上海，上海法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宿舍受到袭击。在大同大学校园，便衣警察打断了会议，对学生团体干部多人进行殴打后逮捕了他们。
另外，宣传队的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事实上是主动招致逮捕，因为他们经常在校园外举行活动，因而等于是故意违反《临时办法》。有一次，当交大学生收到消息他们的一支宣传队被逮捕时，他们往同一地点又派遣了另一支队伍，继续第一支队伍的工作。学生推断这将提供又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乡亲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就像预想的那样，警察同样逮捕了第二支队伍。成员们不畏强暴，在警察局内依旧斗争到底。[32]
镇压立刻达到了目的。6月2日反内战日那天，街上基本没有活动。但是数起逮捕事件以及伴随其间的暴力远远没有将学生吓倒，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对政府法令和当地官员命令的藐视和违抗表示出学生和政府间的针锋相对。正是基于此，让毛泽东在5月30日写道：对国民党斗争“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
五月事件的余波在1947年夏天依旧在继续。北平和上海的学生领袖快速行动，充分利用已经在学生中形成的势头，目标是将各专门的抗议联合会改组成更长期的组织。在平津地区，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在6月初被重组为华北学生联合会。6月14日，代表们来到上海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筹建全国学联。建立全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决定据说在6月15日左右的会议上做出。建立日期后来被定为6月19日。[33]在同一天，南京社会部和教育部命令联合会解散，理由是它没有在两个部内注册登记。学生不顾命令，在7月宣告联合会正式成立。政府随后宣布联合会为共产党外围组织。联合会随即转入地下，此后一直存在着，直到1949年3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北平重新建立。[34]
7月，被捕学生家长上海同盟成立。仍有50名于5月被捕的上海学生没有受到正式的指控却被羁押在狱中。家长们呈递了抗辩书，请求上海高级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警备司令指责家长们的要求不合理，因为学生是根据戒严令被捕的。1945年11月，为应对工业从战争时期恢复至和平时期期间发生的工人动乱，当局宣布了戒严令。自宣布以来，戒严令就从来没有正式解除过。很多学生在校园内被逮捕，或是在城市街头被绑架，并不是根据《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被定罪，因为《临时办法》只处理公共示威。
家长重申了他们的要求并向警备司令发出一份愤怒的驳斥，对他使用戒严令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渐渐地，学生被释放。到了8月中旬，除了5名学生外，其他人都回到了家长身边。虽然学生没有被正式指控，家长们必须签署声明，承认他们的孩子犯有扰乱治安罪，并保证他们将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再在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时犯类似的错误。
在昆明，学生家长联合会在11月底仍在谈判，希望释放被捕学生和老师，宽大处理已列入黑名单但暂未被捕者。昆明只有约30名青年因为抗议活动入狱。但是省主席卢汉发布了很多“亲共分子”的名字，称这些人仍旧潜伏在学校中。
同时，对学生的惩罚措施也加大了力度。整个夏天，陆续释放了5月里被捕学生。在这段时间内，黑名单也在拟定中，当局试图逮捕“真正”的、据说是操纵学生抗议的共党分子。而这，变得越来越难。学生抱成团保护彼此。有时候，他们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逃脱或作为整体与袭击队对峙以阻止他们的搜查。交大的学生有一次就是这样反应的。那天晚上，警察在宿舍区聚集。他们掌握的黑名单上有16个名字。寝室中的所有人都被学校的紧急铃声叫醒。这是所有学校下令立即集合常用的办法。约2000名学生冲到外面，紧紧挽住手臂站立，与警察对峙，齐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首中国学生最常唱的，根据《共和国战歌》曲调填词的歌。16名学生至少暂时被赦免。
在另一次行动中，很多上海学生收到了信件，信件以市政府的指示告诫他们，所有曾被逮捕或名字曾出现在黑名单上但躲过一时的大学生将不允许再继续留在校园内。7月中旬，超过80名大同大学的学生和31名附属中学学生被开除。其他学校，包括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到夏末，光是上海就有差不多500名学生被开除。据报道，南京、广州、昆明和北平的大学、学院和中学也开除了部分学生。又一次地，愤怒的家长们奋起保护他们的孩子。大部分牵涉其中的学生具有很高的学术能力，而且是各自学校学生协会的积极分子。
惩罚措施同时也被用在教职员工身上。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大多对学生的反战抗议予以支持。7月初，教育部长将重聘教职员工一事告知了各学院和大学校长。国立学校的教职员工每一年任命一次。在暨南大学，有30位教授及助教随后被解聘。官方声明称他们无法与学校“密切合作”。约30名复旦和20名交大的教师也被开除。这种处理办法被纷纷采纳。有的个案提及了对学术能力的质疑，但是总体来说，解聘的主要原因是要除掉“阻碍稳定的一切因素”。引号中的表述是中山大学校长被问及学校解聘若干教职员工时给出的原因。
招生是政府希望用以控制学生的另一条途径。国立学校一年级新生数被控制在最低水平，而有的学校过半的新生席位为新退伍的青年军预留。为了让青年军在复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活，政府将他们送进夏令营。他们在夏令营中的训练课程包括对最近“五月学潮”的检查以及回到校园后工作方法的简要介绍，为的是使他们能够抵消学生运动中占优势的反政府路线。根据一则报道，这次的行动由新成立的国民党青年部和政府的学生运动领导委员会联合监督管理。[35]
最后，在8月下旬，教育部开始制定计划削弱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权力和自主程度。12月8日，该计划正式宣布，教育部发出管理自治联合会的修订条例。新条例将自治联合会置于各学院或是大学的校长或训导长的管理下，禁止曾因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被处分或被留校察看的学生在自治联合会中任职，并严格限制活动范围。修订条例又另外引发了一长串学生和当地学校当局之间的争端。[36]
结束内战的要求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突破性进展。7月，政府下达了全国战争总动员。教授的薪水在8月上调，但是就像先前的工资调整一样，薪水的上调并跟不上生活开支的上涨。9月1日，在给校长胡适的一封信中，北京大学的教授请求发放能够维系生计的薪水，他们写道：“最近的工资调整简直是开玩笑。”至于学生的津贴，国家经济部发布了一份新规则，彻底取消国立学校的津贴制度，只发放数量有限的政府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的比率被设定在新生数的1/10。除了这个打击外，很多私立学校的学费上调，使得很多学生无法在秋季返回学校。
然而，就像前两次运动一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不是因为实现了所提出的要求而变得具有重要意义。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使得学术界逐渐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做出了贡献。全国学联的组建完成了以几个月前的反美示威作为起点的程序。学生与政府的疏远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反复拒绝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故意忽视。
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罗伯特·佩恩动情地写到学生们执拗的决定：无视当地禁令为死去学生公开列队送葬。他将这解释为生者自己都没觉察出来的求死愿望，自私地想随他们的同学而去，成为烈士。没有人能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学生在1947年5月的违抗。在南京街头，学生故意引发警察暴力，在上海他们主动邀捕，以便更多人能够“亲眼看见统治者的残暴”。也许向往成为烈士的心情依旧存在，但是现在被自觉的政治动机支持着。学生的抗议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打击政府威信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37]
根据一份在学运中做出的自我评价，反饥饿反内战抗议使得学生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和联合成为了可能。这样，学生运动就能够克服它们的暂时性、分散性和地域限制了。这次的抗议同时吸引了更多的教授站到学生的一边，因为它是第一次把内战和与广大人口息息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运动。这有助于扩大反内战运动的支持基础以及进而扩大对政府不满的基础。该报告总结道，这次的运动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和平是徒劳的。[38]
共产党开始取得胜利之前的最后一系列全国性学生示威发生在1948年4月、5月和6月。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本质上是前一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延伸。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抗议示威归根结底来源于一种恐惧，即这一政策将使得美国或日本方面直接出面干涉，从而延长中国内战。
在上一年中，学校颇不平静。但是抗议和示威总的来说局限于单个学校。有的事件的确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这些事件在目标和学生活跃度上相对有限。比如，引发抗议的事件有：1947年10月下旬，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协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据说是）自杀；香港九龙旧城居民与警察对峙；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开除7名学生，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学校在学生选举方面的校规。
学生和老师继续抗议经济困境和内战。1948年2月，约有一万人加入了新成立的上海学生自卫者联合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提高教师工资，增加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保护入学权（因为很多学生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中断学习）。
学生领袖继续被严厉地对待。在2月上旬，北平有6名大学生被指控为共产党地下特务并被逮捕。学生、教授以及大学官员站出来保护他们。被捕的学生有4名被指控创办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联盟据说是亲共组织。另一位学生的遭遇引起了最深刻的同情。他的名字叫邓特，从青年军208师退伍后在北大学习。他被指控遵照华北学生联合会的指示为共产党工作。他的具体罪名为发表一份墙报。他按照大学的规定在训导长办公室注册了这份墙报，但是政治高层认为墙报对政府的攻击太过激烈。北大校长胡适和训导长贺麟都为这些学生，特别是邓特辩护。学校最终保释了邓特。在医院的病床上，年轻人描述了他怎样被殴打，怎样忍受了当时最常使用的酷刑：灌水和老虎凳。[40]
“反迫害，反饥饿”的新标语出现了。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试图组织一场联合自卫运动。在4月初，北平研究所的讲师、助教和员工开始罢工。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平津7所主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法大学、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学生举行的联合反迫害反饥饿罢课。
在4月份，抗议升级。在全国各城市，学生们罢课，发起抗议。这些城市除了刚才提到的四个城市外，还包括杭州、武汉、重庆、南昌、兰州、沈阳、广州、长沙和福州。随着“多事之五月”临近，新一波的学生运动开始了。这就是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然而，它很快被一场全国性的反美运动所盖过。
政府迫害、生计艰难和内战是1948年学术界最为关心的事，与此有关的是日本复兴的问题。随着美国重振日本经济及防务能力的计划为国人所知，担心开始滋长。1947年5月，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出了重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意图，这与前不久的战后占领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的起因是冷战的发展和美国想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强有力的反共前线。苏联正在巩固对东欧的控制。美国回报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以及支持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战后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在中国，双方已经投入了战争，而美国的盟友并没有取胜。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1947年到日本游览了两个星期后，首先发出警报。在日本，他获知日本海军基地以及飞机场被重修而不是被拆除，美国正在训练日本飞行员，武器和重工业正在恢复。所有这一切，他宣称，是出于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防卫。从美国支持的反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已经将日本军队包括在内可以看出，中国很明显地脱不了干系。[41]他写道，假如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任何事件，“美国军舰就会运送‘关东军’再次登陆我东北之地，一面对我国作战，一面以中国的名义直接承担‘防范共产主义’和‘遏制中共’的任务。”[42]反对美国对日本新政策的内核，正是出于这种恐惧。
对日本的仇恨如此深重，因此抗议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远远超出了学生阶层的范畴。因此当1948年1月，美国向远东委员会和中国外交部呈递了一份关于它的对日计划的备忘录时，中国的反映是一致的怀疑。只有官方的《中央日报》似乎同意认可该计划。1月26日和28日，《大公报》的两篇社论激烈地批评了该计划。其他与国民党政学系[43]有关联的刊物的反映也是如此。3月9日，《新闻报》表示：对苏联采取小心的防范是一回事，为了这个目的扶植日本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样在3月9日，《立报》表示：“我们应该对美国报感激之情，因为它援助了中国。但是除了对她真诚的感激，我们决不能忘记反对美国现行的扶植日本的政策。”三个主要的恐惧充斥着整篇社论：第一，日本军事能力一旦恢复，将出现新一轮侵略的危险。第二，工业化的日本对东亚经济施加控制的威胁。第三，在苏联和美国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将成为美国基地，中国则将成为战场。
上面提到的社论活动是与1948年上半年杜鲁门政府、美国军部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占领军司令部的宣传活动同步的。麦克阿瑟总部起草了一份计划，估计让日本经济四年内达到自给自足水平需要10亿美元。作为分期付款的第一期，该计划要求美国国会同意在以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拨款1.8亿美元作为经济复兴基金。同时公布的还有陆军部的建议：日本只需要拆除“重要”的军事工业。一开始预定移至亚洲邻国作为赔偿的“次要”国防工业，将在日本保持不动，作为和平用途。
3月20日，一支以纽约银行家珀西·约翰斯顿以及美国陆军副部长威廉·德雷珀为首的委员会到达东京，作为到日本和韩国进行紧凑的实地调查任务的第一站。该团体4月7日回到美国，其成员立即宣布了结论，并在4月反复重申该结论。他们的调查证明麦克阿瑟以及陆军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成为美国占领的首要目标，这需要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5月19日公布了委员会的报告。总统杜鲁门把用于恢复日本经济的1亿美元纳入1948—1949年度财政预算中。
美国在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成为中国报界广泛议论的话题。5月份，中国校园内，反饥饿和压迫的口号几乎全部让位给了抗议美国对日政策的新口号。这场新的风暴让美国大使馆摸不到头脑，美国大使馆得出结论：抗议实际上是对美国资助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的”攻击。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在1948—1949财政年度内，授权拨出3.38亿美元进行对华经济援助，再拨出1.25亿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特别补助金。现在，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所有反对内战的人谴责这样的资助。这样的资助被认为企图支持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延长他与共产党的战争。
但是如果说学生并没有完全了解是什么引发了以上的企图，到了1948年，老一辈知识分子却已全然明了：美国支持蒋，并且无论他的统治多么乏力都将继续这样做，只因为蒋是反共的。但是单单经济援助无法让他取得对其主要敌人的胜利：只有积极的美国干预才能做到这一点。当各地的人们都在推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国民党坚定分子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此被美国人自己大张旗鼓地宣传的美国对日新政策，被认为是在日益发展的冷战的背景下对中国最终和平的更大威胁，排在美国增加对国民党经济援助之先。从事后看来，如果美国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战争爆发，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基地，而中国将成为战场——这样的担心在两年之后几近成为现实，只不过中国战士战斗在朝鲜而不是在中国的土壤上。
记者和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学生对此做出反应。演讲、讨论会、街头宣传、墙报以及诸如此类以往的活动又开展起来。5月4日，来自120所上海大学和中学的代表在交通大学校园聚集，成立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其他城市的学生很快加入到抗议活动中来。5月30日，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
学术界的心情可从一份民意调查中窥见一斑。该调查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学术研究部在5月18日和19日发起。940位学生和教职员工给出了回复。占绝对多数的被调查者同意日本法西斯已经死灰复燃，这将导致另一场日军侵华战争。在被问及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对现有该局势做些什么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动员中国民意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行动。
复旦大学法学院也发起了一次相似的调查。有1613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很相似。特别让学生愤慨的是，一些报道称：海南岛的铁矿石正出口至日本；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指派为开采广东和海南岛的经济资源顾问。
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指定5月23日开始的一周为“反对美帝扶日周”。6月1日，上海高校的338名校长和教授签署了一份致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抗议美国对日政策。两天后，一份相对温和的刊载于官方《中央日报》的社论要求公众对“名为学生，实为共产党军事间谍”者煽动的反美运动与一些工商界和教育界对美国对日政策发自内心的怀疑加以区分。后者被要求将一些问题留给专家，包括：工业发展到何种水平日本的军事能力将得以恢复，何种水平为维持日本人民生计所必须，等等。不管怎么说，报纸劝诫，反美运动必须停止。
同时，在华美国人开始发表一些无益于平息事态的言论。在5月25日、26日和27日，美资的《大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谴责圣约翰大学的反美运动。报纸提醒学生，他们的大学是由美国基金资助的，如果不是美国攻打日本的军事努力，学生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上海享受着自由。美国驻沪总领事约翰·M．卡博特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5月30日的美国阵亡将士追思仪式上，卡博特提到圣约翰学生运动的发言被援引：“很多（美国）人将不愉快地反驳：正是因为美国人的慈善——他们把自己微薄的所得贡献给知识和思考力，学生才得以接受教育，而因美国农民的劳动和美国纳税人的慷慨才得以为生的学生不应该传播对美国的诽谤。”
这以及美国大使的一篇声明同样招致了中国报纸的尖锐反驳。6月4日，大使司徒雷登警告学生在美国正准备对中国政府实施新的大规模援助项目时，反美运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引起抗议的问题，他声称：“我倒要看一看，谁能拿出点滴证据证明日本军事力量的任何组成部分正在恢复之中，证明美国方面除了确保它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之外还有任何别的意图。”
考虑到学生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情绪，这样的威胁有点过了。有的人试图这样解释：大使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被迫做出以上的声明。他们相信，如果他依旧是燕京大学校长——一个直到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大使，他担任了25年的岗位——司徒雷登博士将不会发出如此不恰当的言论。作为回应，来自北平高校的437名教授称司徒雷登博士为他们的前任同事，提出证据证明美国确实在恢复日本的军事能力，重建日本，而没有以历史为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将再次可能成为受害者。[44]
一开始，教育部次长表达了公众对司徒雷登大使声明的赞同。但是立法院院长孙科颇有微词地做出批评，说用威胁的语气对中国人民说话是错误的，因为这将“产生敌对而不是化解问题”。公众总体的批评增多。最后连《中央日报》也在6月18日在社论中表达了希望，希望美国注意它对日本的扶植政策。
在这次反美运动中，早先学生标志性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游行变少了。学生转而集中于教育性的活动，比如街头宣传队、记者招待会、散发抗议书以及校园集会、罢课、漫画展，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一场原定于6月5日上海举行的大型游行，由于严格的安全措施而受阻。设法绕过学校周围警卫线的学生来到原定举行游行的外滩公园附近时，发现自己被数百警察、骑警以及装甲车包围。6月9日北平，警察向游行学生开火，还用警棍和石块袭击他们。在昆明，6月17日，在游行过程中发生了逮捕事件。学生对此的抗议一直延续到7月中旬。
政府在日本复兴问题上对公众意见的表面顺从，并没有减轻它对学生的不信任。8月18日，中央新闻社发表了题为《共党特务煽动无辜学生制造学生动乱之无可辩驳的证据》的文章，该文章被上海几乎所有的中文报纸登载。该文章指出过去几乎所有的“学潮”都是由共产党特务组织和领导的。紧急经济改革项目——政府通过重振经济来重拾公众信心的最后努力——在第二天启动。同样在8月19日，政府宣布特别罪犯法庭将处理所谓的政治犯。法庭立即开始发布逮捕令，逮捕被怀疑煽动最近几次抗议活动的学生。读者甚众的周刊——《观察》的主编储安平，指责当局巧妙地安排了行动时间，将惩治学生与打击不法商人和奸商的经济改革措施安排在同时，试图通过大快人心的后一举动，来争取人们对前一举动的赞同。
一开始有流言说，将被逮捕或被传讯的名单包括300名上海学生、300名南京学生、248名北平学生以及其他城市各几十人，包括武汉、广州、杭州、重庆、成都和青岛。共产党刊物后来称，1948年秋，光是从上海地区逃亡到解放区的学生就有几百名。以上说法的准确性无从考证，但是实际被捕和被传讯的学生数远比开始所称的要少。[45]到9月末，上海被捕学生数为80—90名，南京180人，北平100人，昆明80人。其他城市的数目不能确定。
调查审讯期限延长了。在上海，在逮捕学生两个月后，正式指控却迟迟未提出。10月16日，被捕学生家长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采取行动尽快结案。两天之后，40名学生被无罪释放，26名其他学生被正式起诉。在被起诉的学生中，不同报道称其中10名被判两年或以下的短期徒刑。剩下的依旧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特务而被无罪释放。另外，大约20名学生无法被正式起诉，因为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罪行“不那么严重”。但是当局认为这些学生应该在少年感化院待上一段时间。不幸的是，上海没有这样的机构，所以学生被羁押在监狱里。1949年1月，司法部命令特别法庭解散，所有未被判刑的政治犯均予以释放。
学生抗议很显然没有对美国复兴日本经济的计划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运动的确使得中国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日本的复兴上。虽然中央政府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抚慰人们的恐惧，它的确最终顺应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民意。这表现在6月18日的社论和诸如此类上，还包括了前行政院院长张群在夏末对东京进行的非常公开化的访问。张群回到中国后宣布了他的发现：美国已经解除了日本的武装，军国主义已经被根除，云云。批评者依旧没有信服。
另外，前一年做出的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平息学生运动的决定照行不误，相应地，政府的威信继续下滑。在报界，政府的智慧被尖锐地怀疑。同样被严重怀疑的还有“所有学生抗议是由共产党特务组织和领导的”这一指控。此时对政府的普遍批评在于它的策略只能把学生推得更远，让许多本来不会这样做的人转向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