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日本占领区在战争期间受到的实际破坏相对较小，因此日占区，也就是光复地区，在战后原本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工业生产，从而抵消内地经济萧条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接收官员的渎职腐败，不仅内地经济萧条，光复地区的经济也经历了几个月的停滞。
1945年9月下旬，代表政府的《中央日报》报道，光复地区的经济混乱与战争胜利和接收人员的到来毫无关系。这种混乱“完全”是由日本统治的“余毒”造成的。该报继续评论道，“他们（工人）目前的处境十分艰难，因此一些单纯的人对胜利的意义产生了怀疑。”[85]一个到中国东北和华东考察、并在11月初返回重庆的苏联人声称，上海90%的工厂都关闭了。[86]一家天津本地的报纸报道，该市90%的工厂已经停产了。[87]
社会部社会救济司拟订了一个为失业和低薪工人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的救济计划。但失业工人太多，政府无法保证每个人都领到补助金。据估计，到9月底，仅在上海地区就有20万至50万人失业。政府的接收一下子成了引发工人骚乱的温床。在遭受了多年——包括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压迫后，工人突然挣脱了政府的控制。失业工人要求领取救济金和遣散费，帮助他们度过这一似乎是无限长的困难时期。抗议和示威越演越烈。那些没有失业的工人则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们拿到手的伪币正在快速贬值。
9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所有煽动罢工和劳资纠纷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工人被要求遵循法定程序寻求救济。[88]但罢工和示威游行仍然在持续。最终，到11月中旬，上海宣布了戒严令，所有的罢工都被禁止了。当时，上海6家主要百货公司、上海电车公司、法国电车公司、邮局、上海电力公司的员工都在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然而，一年后，经济部宣布，从日伪那里接收的大约2411家工厂中，只有852家恢复了生产。[89]官方媒体并没有再次声称，这种状况是日本统治的余毒造成的，而是将原因归结到军事局势引起的原材料短缺和运输困难以及廉价外国商品进口对国内商品生产的冲击上。
但是其他媒体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日伪企业新的所有者很少为了扩大生产而投资。许多人在1946年4月之前的上海拍卖中买到了50至60家工厂，他们所做的只是拆下并卖掉工厂的机器。[90]正如前文介绍的，这类事情在其他地方也经常发生，进一步加重了接收官员的腐败造成的经济混乱。投机者则利用混乱的局面，抢购商品，囤积居奇。1945年9月和10月，大量日伪资产被当作商品，进入了市场。主要的经济罪犯据说是当地的商人，他们试图和最早到来的接收官员一起抬高手里商品的价格。
尽管如此，工业生产的停滞并不是想赚取暴利的投机者引起的。他们只是经济混乱的表象，而非原因。光复地区的市场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出售工厂的机器要比生产商品更有利可图。到1946年年中，经济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导致经济恶化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将在第四章具体讨论这些原因。但是，在战争结束的初期，造成光复地区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接收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关闭所有日伪工业企业，并禁止调用日伪仓库中的所有原材料、食品和其他商品。这样，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价格下降之后，伴随着各种商品的大幅减产，物价开始飞涨，黑市活动日益猖獗。从9月9日到10月19日，有记录的商品价格上涨了100%到200%。[91]
政府在前日占区的不同货币区确定法币和伪币的官方汇率时显得过于迟缓。[92]政府用了六个星期才在华中地区公布法币对伪币的官方汇率，在华北花了三个月，在东北的时间更长。《大公报》报道，投机者带着大量法币来到货币市场混乱的光复地区，光复地区的汇率差异极大，甚至在一个货币区，汇率都会有所不同。例如，9月14日，汉口法币和伪币的汇率是1:40，上海是1:150，南京则是1:200。[93]到9月26日，上海的汇率已经上涨到1:250。汇率的上涨使商业资产和个人储蓄的价值急遽地减少。南京和上海的商人认为这是“内地的资本入侵”。作为回应，商人们提高了商品价格，希望直接涨价至少能部分抵消伪币贬值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面对混乱的市场，还有一些人干脆自己也进行投机。11月上旬，据说“大部分”官员和商人的资本都被用来投机。当时，天津伪币与美元的汇率是700:1，上海的汇率则达到了1500:1。据说投机者频繁地在这两个城市间往返，在天津购买美元，然后在上海卖出。[94]
一直到9月27日，政府才公布浙江—江苏地区法币对伪币（中央储备银行货币）的官方汇率。政府强行将这一汇率定为明显过低的1:200，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在北方，政府直到11月21日才公布法币对中央储备银行货币的汇率。这一汇率被定为与黑市汇率相近的1:5，反映了中央储备银行货币的实际价值。[95]
另一方面，上海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了。《大公报》指出，目前的汇率相当于直接没收人民的财产，让江苏和浙江的所有中产阶级破产。该报认为，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将国家最富庶的地区推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96]
在10月10日（国庆日）这一天，零售商宣布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并缩减了营业时间。同一天，上海市长发布了两条公告：禁止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以及要求当地工厂恢复生产。但这两条公告收效甚微。许多商店不愿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干脆停止了营业。10月17日，上海各大百货商店都减少了营业时间：商店中午12点开张，下午2点关门。上海商会正式要求市政府允许大范围上调物价，以弥补过低的汇率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有些商人甚至质疑，价格的上涨是否足以弥补他们遭受的损失。到10月19日，他们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响应。[97]价格开始继续上涨，民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糟”。[98]唯一受益的似乎只是那些接收官员和少数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他们不仅在接收过程中获益，接收时期以后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的直接参与也让他们捞到了大量好处。[99]
一家天津的报纸将内地来的接收人员和其他官员称作“新权贵”。他们只关心金价、服饰、房子、汽车，瞧不起所有留在日占区的居民。该社论指出，最开始，天津民众感到问心有愧，后悔没有跟随中央政府一起撤到内地。但在目睹了接收官员造成的混乱之后，人们不再有任何内疚感了。[100]
在台湾和东北，接收官员傲慢的态度尤为明显。这两个地区都被日本统治了多年，至少在台湾，当地居民已经十分适应外来者的统治。[101]台湾民众根据他们最初所受的对待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新台湾省长陈仪领导下的接收人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敌意最终导致了1947年2月的暴动。[102]
在东北，一家沈阳的报纸表达了人们对新政府的普遍不满，该报指出，一些“短视的人”错误地把东北视作一个“特殊”地区。但当前大部分东北居民实际是山东人和河北人。他们讲汉语，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并且热爱中国。他们被日本人压迫了14年。但日本人走后，新来的统治者仍然带有强烈的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该报总结道，这些新来者并不比当地人高贵，他们只是一群自私的政治投机者。[103]
在其他光复地区，这种优越感尤其明显地体现在政府的教育“复员”政策中。“复员”政策在光复地区激起的反对可被视作未来四年政府与整个学生群体相互敌视的前兆。日本投降后，在要求惩治所有汉奸的同时，民众还普遍要求惩处“教育界的叛徒”，特别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伪政府教育官员。在战争期间，中国最知名的大学选择跟随政府迁徙到内地。这些学校的师生所遭受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存在一种普遍的情绪，政府应给予这些学校适当的帮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处罚留在相对舒适和安全的占领地区的机构。[104]
因此，在光复地区，政府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该地区师生在政治上的“复员”。几乎没有人对这一目标提出异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并不具备成功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敏锐性。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提醒政府注意“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制定的针对日占区学生的再教育计划可能引起新的问题。作者写道：“我们一定不要让他们觉得遭受了区别对待。我们应尽可能让他们接受与其他孩子相同的教育，使他们逐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该作者最后要求政府“严惩那些曾与日伪合作的人”，唯有这样，教育界才不会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政府不会惩处那些真正的叛徒，政府此前对其他行业人员的处理一直给人这样的印象。[105]
善后委员会是否记住了这些原则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教育部负责实施“复员”政策的官员并没有采纳它们。10月，教育部宣布在光复地区的主要城市建立临时的再教育中心。大学生将在此接受再教育，重新认识“国家重建”的需要，熟悉国民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再教育课程包括孙中山的理论、蒋介石的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和地理、时事以及军事训练。一些学生进入了这些在各城市被称为临时（或过渡）大学的再教育中心学习。其他学生则根据教育部的指令，在原来的大学学习三民主义、时事等课程。
依据要求，中小学也必须教授类似的课程。教育部会对学生的再教育情况进行专门检查。学生只有在再教育课程的考试中取得及格分数，才能继续上学。那些在日军占领期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必须参加笔试形式的三民主义考试，通过考试之后，他们的文凭才会被承认。同样，教师也要参加专业能力以及对国民党忠诚度的测试。
人们争论的不仅仅是再教育计划本身，而是政府使那些接受再教育的人蒙上了污名，让他们感到耻辱。在宣布这一计划时，教育部声称，所有曾在日占区学校上过课的学生都受到了敌人宣传的腐蚀，只有当这些学生接受了再教育，思想得到净化之后，他们才可以继续下一步的学业。
政府对教育部的做法表示支持，政府官员将那些被强迫“清洗思想污点”的青年称作“伪政权学生”。[106]一次，一个“伪大学毕业生”代表团找到委员长北平行辕的秘书长，对政府规定的强制性考试表示抗议。这位官员告诉学生，他们有两重不幸。首先，在日本占领时期，他们留在了北平。其次，他们家境贫穷，上不起北平三所私立大学。[107]由于日占区的私立学校相比于公立学校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较少受伪政府的干预，因此私立学校学生并不需要接受那么严格的再教育培训。
政府的“再教育”政策激起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市民精英都表达了他们的愤慨。其中包括燕京大学的校长、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司徒雷登（他随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表示，如果说伪政府学校对学生有什么影响的话，唯一的影响就是在那里上学的学生变得更加抗日。他还指出，政府这么做是自绝于年轻人，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推到共产党那一边。[108]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来表达不满。最早的示威游行是由前面提到的北平“伪大学”毕业生发起的。这些学生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友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当局“合理对待”光复地区的学生。校友联合会就这一问题与当局进行了交涉，并组织了一次学生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北平当局最终同意修改一系列规定，取消了原来的笔试考试，但学生仍要完成一篇有关三民主义的阅读报告以及不少于两万字的本专业论文。北平的大学生接受了新规定。但那些毕业的学生则无法接受，声称他们仍在为不应由他们负责的事蒙受耻辱。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并创办杂志，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109]
12月下旬，青岛一所学校的教师被当局枪杀，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向一群此前在伪政府注册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开枪，造成了这一惨剧。这些教师和学生当时正在张贴告示，向人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强制性的考试措施。枪击事件后，青岛的所有学生都开始罢课，他们得到了青岛市民和其他城市的大力支持。[110]
12月31日，天津的几千名中学生在市教育局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示威，抗议当局的甄审活动。政府最终在六个方面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政府不再对天津的学生和教师进行特别考核。[111]同样，在上海，学生和教师日益强烈的不满也迫使当地的教育部门向教育部请示，要求适当地放宽“再教育”计划。一家上海当地报纸指出，当局至少应该不再使用“甄审”这个词。这个词的废除将极大地减少光复地区学生和教师对政府的不满和怨恨。
尽管如此，在第二年夏天，中央政府仍然要求光复地区的各省对日据期间登记在册的所有中学毕业生进行考核，重新确认他们的学位资格。然而，此时许多地方的考核只是一种形式。例如，在河北，这种考核只要求学生提交一篇三民主义的书面报告、毕业证和本人最近的照片。那些报告和记录被认为合格的学生可以拿到正式的文凭，没有合格的学生将接受再教育。如果学生拒绝参加考核，他的中学毕业证书将不被承认。[112]
青岛的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天津的一家报纸对这些措施引起的愤怒进行了总结。抗战胜利后，光复地区的民众开始感到，和撤到内地的人相比，自己被政府视作了二等公民。从内地返回的第一批接收官员的做法加深了这种感觉。接收官员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这些有权势者的行为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在任何方面比当地人优秀。然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可以对本地教师和学生进行随意的裁决，并在他们的履历上加上将伴随他们整个职业生涯的污点。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很自然会表示强烈的抗议。一家报纸评论道：“鉴于青岛事件的教训以及光复地区人民的心理，我们希望政府不要只想着审查教师和学生，而要多考虑考虑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更重要的事情。”[113]
在随后的四年中，对中央政府及其内战政策反对最激烈的并不是北部地区的学生，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北方最主要的教育机构都跟随政府迁移到了内地。对政府最为不满的是南京—上海地区的学生，政府的“复员”计划让这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学生觉得受到了歧视。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了解了1946年之后中央政府在光复地区的做法。在光复时期，这个国家主要城市中心的几乎所有群体都感到强烈的不满，政府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行为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受益者似乎只是接收官员、投机者、奸商以及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家。光复地区的工业停产和内地的经济萧条造成大面积的失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得不到足够的救济度过长达数月的失业期。物价上涨减少了工薪阶层的收入。政府确定的伪币对法币的汇率过低，致使伪币大幅贬值，苏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家和商人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内地的企业家因为得不到预期的补偿而被迫破产。学生们因为歧视的再教育政策而敌视政府。最糟糕的是，国家经济和政府的公共形象因为接收官员的腐败而受到严重损害。
在一些行业里，“无能”和“腐败”已经成为人们用来描述国民党当局糟糕表现的最常用的词语。在光复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表现让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原日占城市的民众对这些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负责执行接收的行政结构本身是混乱的，它无法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由于缺乏足够制度性的约束，这一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不应为接收的混乱承担主要责任。接收政策要么是本身的设计就存在问题，要么是执行时出现了差错。
政府为纠正错误做了一些努力，并要求官员提高道德水平，但收效甚微，反而突显出政府的许诺与官员们实际表现之间的巨大反差。但政府的尝试的确达到了一个目的，在人们眼中，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或许并不对官员们的腐败负直接责任。公众似乎无法相信，委员长本人不是一心为国家着想的。因此，受到谴责的总是那些“附属”或下层官员。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人们对政府在光复时期的表现感到普遍失望，但国民党的统治并没有受到真正严峻的挑战。政府为这一时期的表现付出了重大代价，它在人民中间的声望大大降低了，但很少有人因此想要推翻这个政府。
共产党的出版物严厉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对所有遭受不公正待遇、感到不满的社会群体表示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共产党这一时期在城市的宣传产生的影响仍是相对有限的。很少有人认为共产党能对政府构成真正的挑战，或认为它有可能取代目前的政府。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国家当前的问题，这种怀疑催生出一种普遍的无助感。一个作家提出疑问：“我们可以向谁抱怨呢？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反映民意的机构。”[114]
民众最普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政府进行改革。一家民盟报纸的评论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态度：
国民政府在民众中声誉明显下降，令人悲叹。何至如此？回答下列问题便可使之迎刃而解，缘何扰乱民生之政府官员……未受惩办？何以物价扶摇直上而无任何平抑举措？为何公民自由屡遭践踏？恕吾辈坦直言之，毁政府之社会威望者乃政府之官员也。故解铃还须系铃人。[115]
不幸的是，政府始终没有恢复自己的声望。光复时期引发人们广泛批评的大多数问题从未得到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日本投降后的混乱和管理不善曾被视作暂时的“插曲”而被人们忽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失去城市居民的支持。
[1]詹姆斯·M．伯特伦（James M. Bertram）在他的《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2]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567页。
[3]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报纸，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密切联系。
[4]这些句子经常见诸报纸和媒体。例如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载于《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转载在《观察》上，第16页）；另见特别通讯：《重庆政闻》，载于《观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页。
[5]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的亲国民党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在《世界日报》上发表长篇评论，表达了这一观点。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报》上也有类似的文章。
[6]蒋介石在云南与当地军阀的权力斗争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东北的政治局势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有专门的描述。
[7]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和20日，10月5日、6日和22日。
[8]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11月30日。1947年1月，仍然有8万名日军留在中国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梅尔比：《天命》，第183页）。在阎锡山的要求下，直到1949年，还有一部分日军留在山西与共产党军队作战。1949年4月，太原被共产党攻克时，指挥山西的国民党军队的原日军军官今村保作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见唐纳德·G．基林（Donald G. Gillin）：《山西军阀阎锡山（1911—1949年）》，第286—288页；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29—331页。
[9]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9日。
[10]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11]重庆《大公报》，8月30日的报道，1945年9月9日。
[12]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9月9日。
[13]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14]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9月19日；上海《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3日。
[15]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9月29日；上海《立报》和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10月2日。
[16]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0月4日；上海《中美日报》和《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1945年10月3日，周佛海被收监关押，随后被转移到重庆，处于软禁之中。1946年，在对他的审讯中，周佛海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声称自己在战争期间一直与重庆政府的代表，特别是政府特务部门的头领戴笠将军，有秘密联系。周声称自己从1941年开始与戴笠接触，并于1945年8月14日接受重庆政府命令，负责指挥上海的特别行动小组，抵御住了共产党的攻击——日本投降时有传闻共产党正准备进攻上海。直到日本投降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军队才抵达上海，在此期间，周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但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周佛海的话变得无从查证。周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蒋介石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周1948年死于监狱。真正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的汉奸包括陈公博、梁鸿志、王揖唐、梅思平、林柏生、褚民谊。见北平《新生报》，1946年7月21日；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月29日；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2—333页。
[17]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8日；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4月24日。
[18]针对陈仪的指控引自博伊尔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4页。王克敏于1945年11月死于上海监狱，见《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3页。
[19]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9月20日。
[20]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4月24日。
[21]北平《益世报》，1946年9月21日。
[22]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和27日、10月3日和25日、11月7日；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14日和20日、9月15日和28日。
[23]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11月30日。
[24]南京《新民报》，1947年2月21日。
[25]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月29日。
[26]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5日。
[27]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第544页。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这五个词的结尾“子”都是双关语，在中文中有“儿子”的意思，但在此处只充当普通的名词后缀。在接收期间，这五样东西被普遍称为“五子登科”，这个词的意思是“五个儿子都通过了皇家考试”。人们用这样一个繁荣的家庭来比喻在接收时期大发横财的政府官员。对这一现象的小说化描述见张恨水的小说《五子登科》。
[28]上海《青年日报》，1945年9月22日。
[29]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30]上海《青年日报》，1945年9月17日。
[31]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9月20日。
[32]上海《前线日报》和《光华日报》，1945年9月21日。台湾银行由中国农业银行接管，横滨货币银行由中国银行接管，住友银行由中国交通银行接管，三井银行和三菱银行由中国中央信托局接管。
[33]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9月22日；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10月4日。
[34]上海《真言报》，1945年10月3日。
[35]上海《时事新报》，1945年10月11日；上海《真言报》，1945年11月14日。
[36]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3日。
[37]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0日。
[38]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10月30日。
[39]上海《真言报》，1945年11月14日；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1月27日；上海《新闻报》，1946年1月7日。
[40]上海《神州日报》，1945年11月29日和12月5日；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2月5日。
[41]上海《新闻报》，1945年12月13日；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2月27日。
[42]上海《真言报》，1945年12月22日。
[43]对这些劣行最详细的描述或许是葛超智（George H. Kerr）在《被出卖的台湾》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对台湾接收情况的描写。
[44]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2日。
[45]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7日。
[46]重庆《青年日报》，1945年9月23日。
[47]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6日。
[48]上海《大晚报》，1945年10月2日；上海《联合日报》《前线日报》《立报》，1945年10月14日。在这一时期，由于进驻上海—南京地区的大量非正规武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下令将这些武装整编成一支专门的卫戍部队。新整编部队的资金和军饷由政府承担，他们被明令禁止像以前那样向民众强征供给。
[49]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6日。
[50]上海《神州日报》，1945年11月29日；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4日。
[51]上海《大晚报》，1945年12月5日。
[52]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3日、4日；上海《立报》，1945年11月29日。
[53]上海《新闻报》，1946年1月7日；上海《文汇报》，1946年9月3日。
[54]重庆《大公报》，1945年11月1日。
[55]上海《新闻报》，1945年12月13日。
[56]上海《文汇报》，1946年3月18日。
[57]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29日。
[58]重庆《民主报》，1946年2月17日。
[59]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7月31日和8月23日。
[60]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3日。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出，见《中国白皮书》，第596—604页。
[61]高超：《泪眼看东北》（奉天快讯），载《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页。
[62]沈阳《和平日报》，1947年9月4日。
[63]重庆《国民公报》，1946年3月25日。
[64]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4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7日。
[65]沈阳《中央日报》，1947年9月13日。
[66]重庆《国民公报》，1946年3月30日。
[67]从1946年8月到9月，上海媒体报道和披露了大量这样的腐败行为。例如：8月28日的《和平日报》；8月30日的《申报》；9月4日的《大公报》；9月28日的《文汇报》。
[68]上海《申报》，1946年9月18日。
[69]天津记者：《贪污太多，团员太少；大海捞针，无从捉摸》，载于《观察》，1946年9月28日，第28页。在用使用“打苍蝇”这个词时，记者想到的很可能是老式的马尾掸子，这种工具只能暂时驱散苍蝇，很少能打死它们。
[70]上海《文汇报》，1946年9月4日。
[71]上海《大公报》，1946年9月25日。
[72]重庆《商务日报》，1945年8月18日。
[73]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3日。
[74]重庆《新民报》，1945年9月22日。
[75]《中国每周评论》，1946年2月16日，第201—202页。
[76]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1日、13日、14日。
[77]重庆《新民报》，1945年9月18日。
[78]上海《光华日报》，1945年9月20日。
[79]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0月9日。
[80]重庆《商务日报》，1945年10月14日。
[81]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5日。
[82]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30日。
[83]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2日。
[84]上海《文汇报》，1946年4月22日。
[85]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9月27日。
[86]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
[87]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1月18日。
[88]上海《青年日报》，1945年9月28日。
[89]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11月13日。
[90]上海《文汇报》，1946年4月22日。
[91]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0月19日。
[92]抗战期间，日占区不同地区的日伪政府分别发行了各自的伪币。“满洲国”从1931年开始使用日伪货币；内蒙古于1937年使用自己的伪币；1938年3月，华北开始使用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华南日占区在1940年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华东地区，1941年开始使用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见杨格（Arthur N. Young）：《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156页。
[93]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4日。
[94]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9日。
[95]天津《民国日报》，1945年11月22日；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21日；北平《华北日报》，1946年1月7日。
[96]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
[97]上海《立报》，1945年10月20日。
[98]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2月27日。
[99]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行政院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就开始管理几个关键的重工业部门。在接收时期，经济事务部开始直接管控生产。这种控制妨碍了轻工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主提出抗议，认为政府干预导致了不公正的竞争，我们已经在前文中举过这种例子了。不仅如此，政府成立了监管各行业的特别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干预了许多工厂的具体生产，例如棉纺厂、毛纺厂、丝织厂、亚麻纺织厂、化工厂、造纸厂、食品厂。现在还无法确定，这种干预是没有公开宣布的既定政府政策，或者单纯是接收过程中无意产生的后果。见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11月13日；上海《文汇报》，1946年1月21日、24日。关于官僚资本主义更多的细节可参见第四章。
[100]天津《益世报》，1945年12月26日。
[101]聂绍（音）在《台湾之音》半月刊（1945年8月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人民的忠诚和地区主义》的文章，准确地预测到了战后台湾将会发生的问题。
[102]葛超智在他的《被出卖的台湾》中详细描述了台湾暴动以及台湾人对第一批抵达的内地接收官员的讽刺，见第73—74页、第104—105页。
[103]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7月29日。
[104]下面一段话是这种情绪更强烈的表达：“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改造在敌占区尤其台湾和东北被灌输‘奴隶思想’之青年……曾帮助日本人执行奴化教育方针之光复地区学校教员应与卖国贼同等对待和惩处，青年则应获得重受教育之机会。”
[105]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22日。
[106]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1月20日。
[107]《北平纪事》，1946年1月29日，第2页。
[108]《中国每周评论》，1945年11月24日，第83页。
[109]《北平纪事》，1946年1月29日，第2页；北平《新闻评论周刊》，1946年2月16日。
[110]上海《大公报》，1946年1月3日。
[111]《中国每周评论》，1946年1月12日。
[112]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6月27日。
[113]天津《青年日报》，1945年12月28日。
[114]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1月19日。
[115]重庆《民主报》，1946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