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事将领而言，或许在和平时期比在战时更需要具备崇高的风格。本书中论及的将领都具备了奉献的精神，但他们也是凡人。有时候，他们也免不了会因为升迁缓慢、待遇微薄、调动频繁、训练装备不佳及其他的困难因素，而心生离开军队的念头。
马歇尔在担任过陆军参谋长、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后，有一次被问起他这一生感到最兴奋的时刻是何时，他答道：“晋升中尉时。”他当了 5 年少尉。虽然马歇尔担任各项职务与教职都表现优异，但在 1915 年他 35 岁时，仍然只是个中尉军官，此时距离他自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已经 14 年了。
是年，意气消沉的马歇尔写了一封信给弗吉尼亚军校的校长爱德华·W. 尼克尔斯（Edward W. Nichols）将军：“步兵人员晋升的停滞，已经使我暂时决定，一旦外面就业机会好转就马上辞职。即使冬季时立法通过增加晋升名额，但在陆军要晋升仍然受到法律的限制，加上各级等待晋升的人数已经累积过多，因此让人觉得前途黯淡，我认为将自己的黄金岁月虚度在对抗这种无法克服的困难上是不对的。”
马歇尔在 1915 年并未真的离开军队。1916 年他从菲律宾调回国内时，第二次被派任侍从官的职务，而这次他服务的对象是他向来极为敬佩的富兰克林·贝尔将军。此事令他精神一振。这项新职务的挑战，加上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马歇尔决定继续留在陆军服役的原因所在。
马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优异表现，引起了潘兴将军参谋群中好几位很富有的商人的注意。其中有位商人曾于 1919 年要马歇尔退伍加入摩根（J. P. Morgan）金融公司，他给马歇尔的起薪为两万美元。虽然马歇尔知道他在战争结束后随即要被降级，但他仍然婉拒了这个机会。1920 年，他被降为少校，年薪只有 3000 美元。但是，他仍然留在军中。
1947 年，艾森豪威尔从陆军参谋长的职务退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此时，艾森豪威尔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辆汽车，当这辆车送到他家后，艾森豪威尔检视了一番，然后开了一张支票一次性付清款项，他的毕生积蓄也几乎因此用尽。他牵着玛米的手走到车门旁，开口说：“亲爱的，这就是我搭乘火车离开亚阿比林（Abilene）后，37 年的工作所换来的全部成果。”
一个人当然不是为了钱而留在军中的。我在采访艾森豪威尔时，曾问起他是否受到诱惑而有过离开军中的念头。他答道：“曾经有 3 次碰到有人提供相当吸引人的机会要我离开军队。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当时我就待在这个镇上（盖兹堡）。有位来自俄亥俄州或印地安纳州——总之，应是中西部某个地方——的制造商，很巧的是，他的名字也叫巴顿。他愿意以当时中校薪饷的两倍高薪请我为他工作。长期以来军中的待遇一直都偏低。我仍留在军中，可说受玛米的影响很大。我因为未能参加作战而感到消沉，我想我的军旅生涯已经毀了。我若无法参加作战，则以往所有的研究与辛勤工作都是白费功夫。但经过玛米的一番开导，我决定继续留在军中。”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 1927 年。当时有一群人正在筹组一个新的石油公司。主要出资人与艾森豪威尔有过数面之缘，但他却宣称，除非艾森豪威尔和他们合伙，否则他就不出资。他不是要艾森豪威尔干董事长，而是要他成为公司的数位经理之一。他之所以要艾森豪威尔加入是因为认为艾森豪威尔诚实可靠，可为他看紧荷包。这次，艾森豪威尔同样拒绝了财富的诱惑。
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服役期间，也有好几个人邀请他合伙做生意。他们表示，若艾森豪威尔同意加入他们，他们将在银行内为他存进 30 万美元。假如以后生意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可以支用这些钱。
每当有机会找上门时，艾森豪威尔都会和玛米商量。“我们总认为，既然我已经在军中这么久了，应该继续待下去。这 3 次机会中，只有第一次机会真正让我心动，因为当时我没有机会参加作战而感到心灰意冷。”
艾森豪威尔在他所著的《闲暇时刻：说给朋友们听的故事》一书中，提到了他的儿子约翰决定进西点军校的事：“约翰一定曾想过为什么我还会留在陆军。为了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我告诉他我的陆军生涯非常有趣，我可以接触到许多能力强、有荣誉感，又一心想报效国家的人。我告诉他我早年在菲律宾的经历。当时有一群人希望我能离开军队，他们要与我签订 5 年合约，答应支付我每年 6 万美元的薪水。但这个机会对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我能从军中的工作中获得快乐，而且，我已准备好要平心静气地面对晋升迟缓的事实，我早就决定不为晋升问题而烦恼了。每次我们一家三口谈起我的部队生涯时，我都会说，一个人若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就会获得真正的满足感。我在军中时的雄心壮志是，要在我调离时让上级长官觉得不舍。
“约翰已经决定进西点军校。我问他理由是什么。他的回答大意如下：‘我是受了前几天晚上你那一番话的影响。那天晚上你谈到你从陆军生涯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以及你因为能与许多品德高尚的人共事而感到骄傲，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他接着又说：‘如果在我结束陆军生涯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我想我会比你更不在乎晋升。’”
麦克阿瑟可能只有一次曾考虑过要离开军队。他一直到 42 岁晋升准将时才结婚。他的妻子是个曾离过婚，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富婆。由于麦克阿瑟夫人习惯于纽约与华盛顿的欢乐、热闹的社交生活，所以婚后觉得日子很无聊。她认为她的丈夫非常优秀，干军人太可惜了，因此要求麦克阿瑟弃军从商。最后事情演变到麦克阿瑟必须在军队与妻子之间作一个抉择。他选择留在军中，这段婚姻就因此结束了。
巴顿将军则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离开军队。他的财产足以让他温饱无虞，他的妻子也很富有。像他这种生活富裕的人会投身军旅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军旅生涯充满艰苦与挫折。但巴顿向往军人的生活，实际上也过了一辈子军人的生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军人是要作出许多牺牲的，然而，美国何其有幸，当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遭到空袭时，美国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准备好要上战场了。这些人为什么会留在军中？
当我针对这个问题请教陆军五星上将布莱德雷时，他回答道：“喔，大概是因为我喜欢军中的工作吧。我喜欢和士兵一起工作。我喜欢教别人事情，你也知道，你在军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教导你的部属或是在军事学校授课。我喜欢户外生活，而在军中会有很多时间在户外活动。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以前这种情形比现在普遍，就是以往军队的规模很小，你几乎认识军中的每位军官，不论是实际见过面的或听说过的。你通常住在营区里，部队就像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气氛很好，你和一群亲切的人共事，大家有共同的话题。你会觉得你是在完成某些事情，是在为国家服务。而且，你永远有事可做，永远有东西可学。”
当了 16 年上尉的克拉克将军也有同感。他说：“我喜欢和士兵一起工作，训练年轻人。这就是我从陆军退伍后还来担任这个职务的原因（我采访他时，他是南卡罗来纳州一所名为“色岱尔”［Citadel］的军事学校的校长）。我喜欢户外生活。我喜欢登山、骑马等各种户外活动。我是在陆军营区里长大的，我喜欢过军官的生活，喜欢那些高尚的军人家庭，喜欢和他们的孩子交往，因为他们家里都笃信基督教，而且他们都非常有教养。”
柯林斯将军当了 17 年中尉。1919 年他差一点儿离开部队去念法律。他将他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某位友人，结果这位朋友指出，假如他只是因为当一位出色的律师每月可赚 250 美元而离开军队去念法律，那他简直就是“疯了”。这位朋友说：“你天生适合当军人，你脑子坏了才会想放弃军旅生涯。”
由于他当时驻守欧洲，因此决定延后一年辞职。在这年年底，他提到了他的想法：“我仔细评估了所面对的情势，最后确定军队有三件事吸引着我，而在别的地方是不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第一，我不是为了钱而与其他军官竞争。我实际的工作通常是较资深的人才能接触到的。虽然我领的是上尉薪饷，我却有机会做一些不受年龄与阶级限制的事，这点非常吸引我。第二，我喜欢我所接触的人，他们都是能干又正直的人。在我服役军中的 3 年内，不曾有人要求我做任何我认为不妥的事。”
他接着说：“另一方面，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在军中待下去，因此打消了离开军队的念头。”
约在同一时期，斯帕茨将军与阿诺德将军都差点离开了陆军航空军，投入刚成立的泛美航空公司，但最后他们两人都留了下来。斯帕茨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喜欢军中生活，而且他酷爱飞行。他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军中不像现在，有吸引人留下来的诱因。当时并没有爆发战争的明显威胁。然而，我们待在通信队这个最早的航空单位的人，大都认为军事航空单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我们对这个单位将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有信心，因此都决定留下来。”
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中晋升非常缓慢的那段日子里仍然留在军队，而后来得以晋升空军高级将领的阿诺德、斯帕茨、范德伯格、特文宁与怀特等人，都具有崇高的风格。在美军航空史的最初几年中，当第一次有军人因气球意外事故而丧命（1908 年，死者为野战炮兵中尉托马斯·塞尔弗里奇［Thomas Selfridge］）时，阿诺德正在想着晋升的事。他指出“自从美国有军队以来，每一个少尉莫不盘算着何时可晋升中尉。我当时也想设法晋升中尉。那段日子里，在常备部队中，少尉一干六七年是常有的事……”。阿诺德于 1907 年 6 月 14 日任少尉军官，一直到 1913 年 4 月 10 日才晋升中尉。
3 年后，阿诺德晋升上尉，再过一年又晋升少校，1917 年 8 月 5 日，他越级晋升为上校（暂时性军衔）。阿诺德用自己的话说明了他跳级晋升的原因，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正直的个性。诚如本书第 1 章中所提及的，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在战时，晋升的速度很快——尤其是在航空部队中，只有少数非常资浅的军官懂得飞行……我妻子和我常常望着我肩上的飞鹰肩章，虽然我们看了肩章会感到很高兴，但却有种不真实的感觉，甚至有点受之有愧的感觉。那段时期，年轻军官要晋升到上校是很困难的。”战争结束后，他又恢复了上尉军阶。
斯帕茨于 1914 年 6 月 12 日任步兵少尉军官。他在军事生涯早期的晋升情形比阿诺德顺利，因为他能在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投入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那是 1916 年 6 月，他奉调至新墨西哥州哥伦布地区的第 1 航空中队，并随潘兴将军的远征军进入墨西哥。1916 年 7 月 1 日，他即因作战有功而晋升为中尉。1917 年 5 月，他加入了驻守得州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第 3 航空中队，并于同月晋升为上尉。
1917 年 11 月 15 日，斯帕茨再度投入战场。他被派至驻守法国的第 31 航空中队，并在伊索东（Issoudon）的美国航空学校服役至 1918 年 8 月 30 日。在这段时间内，他暂时升任少校。战争结束后，他又恢复了上尉军衔，但在 1920 年 7 月 1 日，他再度晋升少校。此后的 15 年中，他一直维持少校军衔，到了 1935 年才晋升中校。
范登伯格将军担任少尉、中尉的时间共达 12 年。他于 1923 年 6 月 12 日任少尉军官，至 1935 年 8 月 1 日才晋升上尉。又过了 5 年，他才获得了暂时性的少校军衔。
怀特将军则比较幸运。他在 1920 年 7 月 2 日自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任步兵少尉军官，当天就晋升为中尉。虽然他的情形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官晋升缓慢的现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他感到自我陶醉的时间很短，1922 年 12 月 22 日他就被降回少尉军衔，一直到了 1925 年 8 月 24 日，他才再度晋升中尉。接下来，他熬了 10 年才在 1935 年 8 月 1 日再度晋升上尉，他担任少尉、中尉的时间总计长达 15 年以上。
或许特文宁将军的例子最为突出。他于 1917 年 6 月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他就读的班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晋升比较快。他在 1918 年 11 月毕业并任步兵少尉军官，1920 年 1 月 1 日晋升为中尉军官，接下来，一直等到 1935 年 4 月 20 日才晋升上尉，他担任少尉、中尉的时间总计长达 17 年。
由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这几位美国航空部队的第一批领导人的晋升过程是多么缓慢。他们的耐性与责任感非常值得称道，因为他们在那段晋升缓慢的岁月中选择留在军队，而没有追求民间待遇较高的工作机会。
诚如上文所提，阿诺德曾经考虑离开航空部队，到刚成立的泛美航空公司担任总裁。但是当他因为坚持支持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而被降调至莱利堡（Fort Riley）时，终于决定“打消辞职的念头，不去担任刚成立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总裁。我不能在航空部队遭到攻击时辞职”。
泛美航空公司在成立之初也曾邀请斯帕茨担任公司的副总裁。我问他，当时他为什么能抗拒这个诱惑。他回答道：“除了我很喜欢航空部队外，很难找到别的理由。当时我们努力设法想发展航空兵力。我们进到通信队这个最早的航空单位的人，都认为军事航空部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我们对这支部队将成为主要的防卫兵力有信心，因此决定留下来。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在未来的好几年内，会有很大的军事需求，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中，这个情形都不会有所改变。”
我问李梅将军，为何他会一直留在军中。他回答道：“我在军中的晋升状况很正常。后来我面对要留下来或去飞民航机的抉择。经过慎重思考，我最后决定留下来，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我喜欢我的同事，他们是我接触过的最棒的一群人。他们都很有进取心，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绅士。
“当时的军官可以大大方方地走进银行，在一张票据上签了名字，存进银行，然后就可以开立支票，根本不需要有连署人，只要金额能与薪水配合即可。此点令我印象深刻。当然，这是我们之前的陆军军官以他们正直与诚实的形象为我们争取到的待遇。我对此事印象深刻，也因此决定投身军旅，虽然我非常了解当时军人的待遇并不好。我从未后悔作这个决定。当然，后来我在军中的成就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我的军中生活非常充实。我觉得我一方面对国家有所贡献，一方面又过得很满足。我从未后悔当时所作的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中许多资深军官都曾在战争期间获得快速晋升，但此点并不足以弥补 20 世纪 20 年代与 30 年代晋升迟缓所造成的缺憾。然而，在“一战”与“二战”期间离开军队的军官，大部分并非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军官，甚至最高层将领的提早退伍。柯林斯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常在想，假如身为参谋长，无法发自内心地支持总统或国防部长所作的预算决定或其他政策，那他该怎么办？我想，碰到这种情形，他依法有权可在必要时越过国防部长直接向总统反映。我认为，为了忠于身为三军统帅的总统，参谋长应支持总统的计划，除非在遭遇危机时，他认为国家安全会因此出现问题，他才应该坚持己见。在这种情形下，他应要求辞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没多久，我在一次三军政策讨论会中，觉得有必要告诉当时的陆军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我无法接受陆军现役师的数量受到进一步裁减的构想。当时我已经到了几乎要辞职的地步。假如不是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我可能会被撤换或被迫辞职。”
迈耶将军向我说明了他的立场：“我会坐下来，列一张清单，写上我信奉不渝的原则，其中有小时候师长的教导，并以责任、荣誉、国家为指导，给自己定下一条界限。也就是说，我会事先坐下来，定出可能会造成我必须辞职的原因。具体地说，我要辞职的原因有二。第一，我与政府或我的上级对某些基本原则有重大分歧，以至于我不可能执行对方所交办的任务。第二，假如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有违反道德或伦理的情形，使得我无法放手去做。碰上这些情形，我就会辞职。”
许多初级军官刚进入军队时，兴致勃勃地接受各种挑战，但在接触到某些无能的资深军官后，开始觉得失望，并因而气馁，进而离开军队。施瓦茨科夫将军本人就有过这种经历，他树立了一个最佳的典范，使我们了解，强大的风格将有助于克服这种失望的情绪。
他一开始以少尉的军衔被派至第 101 空降师服役。他原先以为来到了陆军的精英部队，结果却大失所望。他指出，该部队的资深中尉与上尉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朝鲜战争期间所留下来的“酗酒的恶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去搭理我并不尊敬的人——我心里并没有准备好要面对这种困境”。他形容他的连长是一位“矮胖、懒惰，已经 40 岁的中尉”，他在战后又回到陆军，因为“他在外面混不下去。101 空降师，顾名思义，每个人都要跳伞，但这位连长却不敢跳伞。每次要跳伞时，他就以自己感冒了或有其他毛病不能跳伞为借口，搭车前往空降区与大家会合”。
这位中尉连长不久后被调走了，换来一位上尉，他也是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他是个酒鬼，施瓦茨科夫常常要开车载他回营区，因为他不是醉得不能开车，就是在酒吧内不省人事。这位上尉连长告诉施瓦茨科夫，他不喜欢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他差遣施瓦茨科夫做事，然后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无怪乎，这个部队未能通过战备测验。事后，这位连长把大家集合起来训话：“你们这些混球。你们把前几天的战备测验搞砸了，因为你们想整我……”有几位士兵向督察官报告有关连长酗酒的事，但这位督察官却把这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了连长，害这几位善良、热心的士兵从此常被连长找麻烦。
施瓦茨科夫非常厌恶这种情形，因此越过连长，向上级长官报告连长的无能表现，但这位上级长官却警告施瓦茨科夫，“无论如何”都要对这位上尉连长保持忠诚之心。施瓦茨科夫回称：“报告长官，我以后不会再向你报告任何事了。”他走出这位长官的办公室时心里想：空降部队真是个烂单位。他虽然满心厌恶，但还是留了下来。五个月后，他被调到某一战斗群的参谋处。他说：“有一天，我和新部队的上级惠伦（Whelan）谈起我对军旅生活的失望之情，他可是真了解要说些什么话才会让我继续留在军中。他说：‘你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你可以一走了之；第二，你可以撑下去。等到哪一天你军阶高了，再来整顿这些问题。但不要忘了，假如你走了，那帮恶人就赢了。’我可不想让这些坏蛋得逞。”
甚至在施瓦茨科夫军旅生涯的后期，都还碰到不少会让意志比较不坚定的人消沉丧志的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他在各项职务中都表现优异，因此自认为很有把握会提前两年晋升上校。“整个秋天，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笃定会上榜。甚至许多部队已开始试探我去他们那里接任上校职务的意愿……我私底下也盼望能升上校。但是，令我震惊的是，这一年我并没有晋升……我坐在办公室内，无法置信地一遍又一遍地在晋升名单中找寻自己的名字。”但他还是留下来了，不久后终于晋升了上校。
越战期间，施瓦茨科夫在南越某一部队中担任首席顾问。有一天，上级长官搭乘数架直升机前来视察这支部队。他在自传中写下了当时的情形：
将军和陪伴他的上校终于来到了我面前。上校向将军报告：“这位是施瓦茨科夫少校，他是这个部队的首席顾问。”将军趋步上前，但忽然又稍稍后退了一下，因为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换衣服了，而且我一直忙着处理尸体，身上沾染着难闻的臭味。此时摄影师跟了上来，数位记者把麦克风伸到他面前。将军说：“拜托把麦克风拿开，我要和这个人讲讲话。”
我不知道将军会说什么话。也许他会说“这边的弟兄还好吗？你们损失了多少人？”或者“你们表现很好，我们以你们为荣”之类的话。然而，现场却是一片尴尬的静默，接着他突然问道：“伙食还好吗？”
伙食？天啊，我们一直以盐拌饭以及阮中士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野生萝卜果腹呢！我惊讶得不知如何以对，只好说：“报告长官，还好。”
“有定时收到信件吗？”
我们的信件全都送到位于西贡的总部，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因此回答道：“报告长官，有的。”
“嗯，很好，很好，你们干得不错，小伙子。”拜托，什么小伙子？讲完这句话他就走了。他显然只是在作秀而已。在那一刻，我以往对这位将军的崇敬已荡然无存。第二天晚上，国内新泽西州的电视台打电话告诉家母说，我会出现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家母看了那次新闻报道后，一直到她过世之前，只要一谈起那位在越南战场上和他儿子讲话，用那种方式提振他儿子士气的将军，就会激动起来。
施瓦茨科夫在被问到为什么会留在军队中时，回答道：“你自己研拟构想，负责执行这个构想并看到构想产生的结果，回过头来再看看你所领导的组织，得知每个成员都因成功而乐在其中，这种感觉非常好。能够带领一群优秀的人，能够让一群人因为你的组织很成功，而使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者而感到自豪，可说是最有意义的事。他们以你所指挥的部队为荣，他们对自己的表现感到自豪。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而能够说‘事情是我办成的，是我的部队办成的，而且是我一手促成的’。那种感觉很棒。”
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将领在被问起这个问题时，答案都相同：他们喜欢部队中的生活，喜欢与士兵一起在户外工作，喜欢教导别人、与正直的人交往，喜欢对某些重要目标作出贡献的那种成就感。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和平时期军中生活安逸而留下来的，但对于能晋升到高阶职位的人而言，军中的生活可不是悠闲、懒散的。别人在玩乐的时候，他们可是在工作、在研究、在作准备。这些人留在军中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有高尚的风格，他们对于超乎个人利益之上的伟大目标有认同感，他们坚信“责任、荣誉与国家”的信条。
从“他是否留在军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可看出一个人的高尚风格。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及巴顿等人，若不是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是不会留在军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肩负起那么重大的责任的。美国何其有幸，这些优秀的将领当年能有那么大的耐心去面对升迁缓慢、待遇微薄、缺乏住房、训练经费不足、调动频繁、子女不易交到朋友，及其他种种困难状况。只有全心奉献、无我无私的人，才能作出这样的牺牲。
在军中，随时都会有责任加诸你身上——公布栏上有任务名单、部队有任务派遣表、你有责任要让装备保持良好状况。这种责任的观念在军人生活的各个阶段是无处不在的。
但责任并不只表现在任务派遣名单上而已。对于本书所描写的这些人物而言，责任是指一个人应为所当为，而且要尽力而为。责任是为众人的利益全力以赴。《圣经》上对此点有精辟的见解：“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传道书九章十节）
军中确实有些工作是没什么意思的，但把无聊的日常工作做好，是一位军官的责任。不论一个人多么喜爱他的工作，这份工作中仍免不了有其困难与不愉快的一面。
责任不以个人的利益为中心。这些令人敬仰的将领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履行了这些责任，这是需要牺牲个人的舒适生活、金钱与健康，甚至于生命的。他们在追求超乎个人之上的伟大目标时，心中已经没有了自我。
但是，他们的责任感和所付出的牺牲是有回报的。他们活得有价值，这种满足感是无法形容的。军旅生涯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一生过着最有意义的生活。
这些将领的生活有目标、有目的。是因为他们有野心吗？野心是追求更佳境界的欲望，野心可能是无止境的，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力量。不同的野心有其不同的目的，有追求权势的野心，有追求名誉、金钱与威望的野心。因此，野心有好有坏。野心可驱使人们克服困难，但野心必须有方向、有节制。有方向的野心，才是好野心。历史上，野心是获得成功的最强动力之一。但是让人产生野心的动机不见得都是崇高的。这些将领的野心，其目的不是追求权势、金钱或名誉。他们的目的是在追求服务的信念。
他们都是无私的人。无私的人愿意为崇高的理想作出牺牲，放弃某些东西。自私的人首先想到自己，而无私的人会先想到别人的利益。这些将领奉献出自己，自己的时间、健康、财富与精力，只为达成有意义的目标。对他们而言，牺牲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的牺牲是个人的，他们远离家人，长时间埋首工作，忽略了休闲生活，有时甚至不顾自己的健康。他们不为财富烦恼，能作出贡献就已心满意足。当然，一旦任务来了，他们会准备奉献自己的生命。
军职并不是薪水最高的职业，也不是最轻松、最愉快的职业。事实上，军职是个危险的行业。为什么他们要作出这种牺牲与奉献呢？是出于对家庭与社会的大爱。这种爱使得许多人甘于作出重大牺牲。但令他们每日作出牺牲以服务人民的最崇高动机，是他们对上帝与国家的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