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法解决问题，不要逃避责任。
——马歇尔，陆军五星上将
我在采访艾森豪威尔将军时，他说：“领导的艺术无他，就是事情出差错时，自己担责任；事情成功了，功劳归别人。”艾森豪威尔终身坚守这个信念。
艾森豪威尔在决定选择 1944 年 6 月 6 日作为进攻法国的攻击发起日一事上，所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当天，他在下达“展开行动”的命令后，坐在一张轻便型桌子旁边，写下了一旦此次任务失败，他将发布的新闻稿：“我们的登陆行动失败了……我已下令部队撤回。我是依据现有的最精确情报作出于此时此地发起进攻行动的决定。所有参与的陆、海、空军部队表现得十分英勇与尽责。假如这次进攻有任何错误或过失，由我一个人负全责。”
在我进一步和他讨论这个主题时，他告诉我，他记起了南军的李将军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遭到大败时发表的声明。关于那次战役南军惨败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李将军只将责任归于自己。他在写给杰弗逊·戴维斯总统的信中说道：“不该怪罪我们的部队未能达成我所期望的目标，也不该责备他们未能符合民众不合理的期望，该负起责任的人只有我一人。”接下来，李将军在 1863 年 8 月 8 日向戴维斯提出辞呈时写道：“通常，对于一位无法获得胜利的军事指挥官的处置方式是将他革职……继续留用他将危及未来的胜利。因此，本人诚恳地请求阁下另觅人选取代本人的职务。”
1862 年 11 月 5 日，林肯总统因为麦克莱伦将军迟迟不应战，且在最后终于投入战斗后，战果又乏善可陈，而解除他的“波托马克军团”（Army of Potomac）指挥官的职务。取代他的是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 Burnside）。这位新任指挥官显然对林肯与其内阁厌恶麦克莱伦迟迟不应战一事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他对李将军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将他统领的 12 万部队投入夺取弗吉尼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的作战。此次战役从 1862 年 12 月 11 日展开，持续到 12 月 13 日，战况十分惨烈，北军伤亡达 1.26 万人，南军只伤亡 5300 人。
数天后，伯恩赛德获悉，有人批评林肯总统不尊重他的意见与判断，强迫他投入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争夺战。为消除这个谣言，伯恩赛德要求面见林肯。他告诉林肯总统，他将发表一封公开信，在信中表明他会完全负起北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的责任。林肯听了非常欣慰，事实上，他因此松了一口气，欣然接受了伯恩赛德的提议。伯恩赛德成为北军将领中第一位愿意替林肯背负北军作战失败责任的人。
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格兰特将军投降后，格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段当时他们两人的私下谈话：“我们两人骑着马在各战线之间巡行。我们很愉快地聊了半个多小时，期间李将军告诉我，南部联邦是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可能要攻进南方三四次，才能使战争完全结束，现在我们应该有能力达成这个目标了，因为南军已无力抵抗。然而，他诚恳地表示，希望北军不要造成更严重的生命损失，虽然他无法预测未来战争的结局。我听了之后向他建议，基于他在南部联邦中对士兵及普通民众的影响力无人能及的事实，假如他愿意起来呼吁所有南军部队弃械投降，南军必定会听从他的劝告。但李将军回答说，他在没有先向南部联邦的总统报告之前，不会做出这种事。那时我就知道了，如果想促使他做出违反自己理念的事，将会是徒劳无功的。”
李将军到最后一刻，仍然坚持文人领军的原则。
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Albert Sidney Johnston）是南军军官中愿意承担过失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手下只有 5 万名士兵，却要在从东肯塔基经过密西西比河、越过密苏里、一直到印第安领土之间绵延约 800 公里以上的地区内与北方军队作战，这几乎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战事的进行，他的部队阵亡殆半，田纳西部队所剩无几，而肯塔基部队则全军覆没。他因为如此惨重的损失而被指控愚笨、无能、渎职，甚至叛国。他接受了这些指责，就像他以往接受称赞一样，并毅然决定辞职。他在写给戴维斯总统的辞呈中说道：“胜利是考验我事业成败的指标。这是一种严酷的规则，但我认为这样是对的……人民希望打仗就要打胜仗。”结果戴维斯驳回了他的辞呈。
1864 年 3 月，格兰特将军奉命前往华盛顿，并接受晋升中将，在此之前唯一拥有这个军阶的人是华盛顿将军。格兰特一如往常，将他的功劳归给别人，他写信给谢尔曼将军称：“我的成就归功于很多人，尤其是你和麦克弗森（McPherson）将军。你们的忠告和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以你们执行任务的优异表现，你们有资格获得我现在所接受的荣誉，此点我知之甚详。”
在美国内战期间，谢尔曼将军从未接受过任何称赞，不论是该得的或不该得的。在 1862 年 4 月 6 日与 7 日的夏伊洛之役中，南军部队出其不意地对北军部队发动攻击，几乎造成北军的惨败。当谢尔曼得知战况时，迅速投入战斗并领导部队击退了南军。他对此次胜利毫不居功，反倒恭贺格兰特将军的成就。
当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德国境内推进时，希特勒于 1944 年 12 月 16 日不顾众将领的反对，对位于阿登高地的盟军发动奇袭。他为此次奇袭投入了 25 万名士兵，一时之间让盟军部队不知所措。最后巴顿将军的第 3 军团及其他部队赶来救援，才使德军的攻势停顿下来。
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随即召开记者会，宣称在阿登高地击退德军是他的功劳。他在记者会中的部分言论如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派我负责指挥整个北方战线。我动用了所有英国集团军的所有可用兵力，这支兵力小心翼翼地逐步投入战场，以免干扰了美军的交通线。最后，进入战场的英军开始发威，现在，英国的陆军师正在美国第 1 军团的右翼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因此，各位可以了解，现在的概况是，英军正在遭受重创的美国部队的两侧进行战斗。这正是一幅盟军并肩作战的美好景象。这场战役非常有意思，我想这可能是我指挥过的最有意思、最诡谲的一场战役，而且也是一场至为重要的战役。我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阻止敌军进入各险要地点，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后，接下来我开始驱逐他们……绝对不让他们如愿前往他们想去的地点……就这样，我阻止了敌人，驱逐了敌人。现在，我们正在消灭敌人。”
这番说辞有违事实，蒙哥马利因此受到美国将领的激烈抨击。他并未如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拯救美国士兵脱离灾难。这场战役美军伤亡达 7 万人，英军只伤亡 500 人。要追究责任的话，蒙哥马利应该为在德军攻势被阻挡下来后，未对其进行更猛烈的进攻，从而使大部分德军有机会撤退并逃离战场而受到谴责。
布莱德雷将军对于蒙哥马利的不当言论备感愤怒，他在事后告诉艾森豪威尔说：“我无法接受蒙哥马利的指挥。假如所有地面部队都要归他指挥的话，你必须把我调回国内。”巴顿将军也有同感，他也不愿意为蒙哥马利效劳。
先前即有许多美军人员对蒙哥马利多有怨言，但蒙哥马利惹得美军将领群情激愤，这可是头一回。由于事态严重，艾森豪威尔告诉丘吉尔，这件事令他非常苦恼。丘吉尔当然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化解美军的不满情绪，丘吉尔在英国的下议院演说时，将此次战役的功劳归给美国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美国第 3 军团威震欧洲战场的巴顿将军，向来不会拒绝承担责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巴顿是一位暴烈的战士，但巴顿本人与别人印象中的他大不相同。约翰·M. 迪瓦恩 （John M.Devine）将军曾说：“他刚当上军长时，我是他的参谋长……我除了曾听过他的大名外，对他一无所知，我想他一定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但我很快就发现，他本人和他的名声并不相称。后来我对他既佩服又尊敬。”
这种对巴顿的观感出现改变的情形，并非是不寻常的事。与一般的看法相反，巴顿对他的下属指挥官并不严厉，除非这些指挥官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或造成了无谓的人员损失。1944 年 7 月底，兰斯福特·E. 奥利弗（Lunsford E. Oliver）少将统率的第 5 装甲师正在诺曼底集结，准备展开行动。奥利弗接到第 3 军团司令部的命令，要他的部队循着通过圣洛（Saint-Lo）突破点的一条路进入介于锡斯河（Sees）与色伦河（Selune）之间的地区。团部要求他的部队在晚上行动，并告诉他，这条路将只供他的部队使用。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条路上挤满了其他师的部队、各种车辆及补给车队，以致奥利弗的师难以向前推进。奥利弗将军后来写道：“我很快接到命令，要我把部队撤离道路，并前往巴顿的指挥所向他报到。我在黑暗与混乱中，很困难地向巴顿的指挥所前进，心中充满不祥之感。我了解我的师所面临的窘况错不在我，但却很担心巴顿会怪罪于我。我也了解，一旦巴顿认为我未能完成任务，则连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救不了我。巴顿最终把他的参谋、军长与师长们全都召集起来开会。他在会议开头便说：‘我们陷入了一团混乱，这是我的错。我要部队展开行动，但在参谋们未拟妥行动时程的情形下，我便要他们下达行动命令，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现在，我们全都按兵不动，直到我的参谋拟妥行动时程并恢复秩序为止。’”
巴顿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认为指挥官“应担负起失败的责任，不论责任在不在他”。而假如事情进展顺利，一定要将“功劳归给别人，不论他们是否真的有功劳”。他的论点是，一位指挥官若能承担所有过失的责任并将所有功劳归给别人，将能获得部属的更大支持。
布莱德雷有一次以晚宴招待数位高级将领，在这次私下的聚会中，他公开赞扬巴顿统率的第 3 军团在突出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并特别对巴顿的领导能力赞誉有加。巴顿闻言立即回称：“所有的功劳，百分之百应归给第 3 军团的参谋，特别是赫普·盖伊（Hap Gay）、莫德·米勒（Maud Miller）、尼克松（Nixon）与布施（Busch）等人。”
不只是那些了解巴顿的制胜关键在于他的优异领导能力的军官们会私下对巴顿有所赞扬。其他场合也有人对巴顿大加赞誉，但巴顿都不居功。在突出部战役结束后的记者会中，巴顿也说了同样的话：“简单地说，我们初期攻击的目的，在于打击侧翼的那些龟儿子并阻止他们的攻势。这样说起来，好像乔治·巴顿这个人是个伟大的天才。事实上，他（指他自己）根本没什么事可做。他只负责下达命令。创造出这个无与伦比的优异战绩的是军团团部的参谋与前线的部队。”
西奥多·R. 米尔顿（Theodore R. Milton）将军对于一位军官所展现的风格一直感激在心。他说：“我认为李梅将军拥有崇高的风格。他认为对的事，就毅然为之，不计毁誉。我还记得 1943 年他为我仗义执言的往事。当年我率领第 8 空中部队的轰炸机出任务，当我们开始对不来梅（Bremen）投弹时，敌方在地面施放烟幕以混淆我们的视线，导致我们的轰炸任务成效不佳，损失了不少轰炸机。由于此次任务成效不佳，加上损失了不少轰炸机，因此军方高层将领前来伦敦召开作战检讨会，而且，很明显地，他们要找代罪羔羊。这次任务不算是惨败，只是成效不佳而已，而且也是我们开始尝试进入德国境内进行轰炸的首波任务之一。总之，检讨会开始后，有一两位军官站起来发言，他们所陈述的作战经过，在场没有人有异议。但我自认为在这次率领轰炸机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确实犯了某些错误，而且，我才刚到任不久，所以我站起来认错，并详细说明我犯了哪些错误，并表示我实在不应该犯下这些错误。不知不觉间，与会的所有军官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来。
“在场的与会人员中，有位李梅上校，他几乎是与会人员中阶级最低的军官，但他看到一群资深军官全都冲着我来，于是站起来发言。他说：‘且慢！’然后转过头来对着我说：‘米尔顿，假如你所犯的错误就只有你刚刚所说的，那么，你不会有事的。’他说这句话的用意，是在让这群资深军官了解，他们为了找代罪羔羊已经模糊了事情的焦点。李梅上校的发言，使全场安静了下来，资深军官们停止了询问，事实上，检讨会也因此不了了之。其实这件事与李梅上校无关，我与他也不属于同一单位。李梅上校在会场听到大家的说辞后，认为这群人偏离了正确方向，我只不过是犯了普通的错误……我们选错了攻击发起点……地上的烟幕误导了我们……我想这次事件体现出了李梅上校的行事风格。他也有缺点，偶尔会犯错，但对于自己认为对的事，他会坚持到底。我想他不会修正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来配合其他人。他是个有主张的人。”
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有必要追究责任。
越战期间，有位名叫罗恩·瑞登豪尔（Ron Ridenour）的美国士兵于 1969 年 3 月 29 日写信给几位国会议员及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指出美军曾于 1968 年 3 月在越南的美莱（My Lai）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信中指控，当时美国师第 11 步兵旅的查理连队屠杀了许多越南平民，死者主要为老弱妇孺。
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 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将军获悉此事后，立即下令进行调查。这个事件必须要追究责任。威斯特摩兰将军写道：“几乎和这件惨剧一样可悲的是，第 11 旅及美国师的军官不是掩盖这个事件就是没有对其进行彻底调查。刑事调查中所发现的证据以及指挥阶层失职的种种迹象，使得雷瑟尔（Resor）部长和我针对刑事调查的适切性及是否有掩盖消息的情况非常关切，因此安排了另一次调查。当我得知尼克松政府中的某些要员想要掩饰指挥系统中可能的疏失时，我通过某位白宫官员放话称，我将利用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权力，直接面见总统，向总统抗议。这才制止了政府高层想掩盖真相的进一步压力。”
威斯特摩兰指派雷·皮尔斯（Ray Peers）中将担任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其原因何在？“因为他在陆军中以处事客观与公平出名……而且他也曾在越南担任过师长职务，因此非常了解当地的状况。他从未管辖过广义省境内的任何活动。此外，他是通过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预备军官训练团而进入陆军服役的，因此不会受到毕业自西点军校的军官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的影响。皮尔斯调查委员会查出来的证据，被用来对 12 名军官进行控告，罪名主要是掩盖消息及未遵守法律规定等失职行为。这 12 名军官中有前美国步兵师师长卡斯特（Koster）将军，而他在接受此次调查时的职务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担心此事会影响校誉，因此请求辞去校长职务……像美莱村屠杀事件这么严重的事，相关的负责官员竟然不知道或未能察觉可疑迹象，显然美国步兵师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
身为美国步兵师师长的卡斯特将军也曾下令对此事进行调查，但威斯特摩兰将军认为：“他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指派当事单位的指挥官负责调查工作。”后来，卡斯特将军只受到申诫处分。皮尔斯认为对卡斯特作这样的处分，“是对司法的嘲弄，而且开了一个要不得的先例，陆军将难以洗刷这个污名……我认为这件事应交由适当指派的军事法庭来审判，这样对卡斯特将军、对陆军及国家都最有利”。校级军官都在问，为什么对高级军官的控告都被驳回，而低阶人员却要受到军法审判。
卡斯特的调查结果，导致 4 位军官及 9 位士兵遭到控告。最后，其中的两位军官与 3 位士兵受到了审判。经过审判，除了一位排长外，其余都被判无罪，但这位被判有罪的威廉·卡利（William Cally）中尉被控谋杀 100 多名平民。1971 年 3 月 29 日，他被判决“至少谋杀了 22 人”。最后他被判从陆军退役及终身监禁并服重劳役，但这个判决后来又减轻为 20 年监禁。在威斯特摩兰将军退伍后，陆军部长又将他的刑期缩减为 10 年，而这个决定获得了尼克松总统的批准。后来，卡利获得假释。
但是美国步兵师的师长卡斯特将军为此事负起了什么责任呢？在发生这一屠杀事件时，威斯特摩兰将军是越南美国陆军部队的资深司令官。他并没有逃避他是否应负责任的问题，威斯特摩兰自己曾说：“假如卡利有罪，他的上级，包括威斯特摩兰，怎么会无罪呢？”
一般民众也对此事感到困扰。《纽约时报》上一篇由麦克瑞特（Bob MacCrate）所写的文章提到：“本人对于第 1 军团司令在开始处理其以前单位中的军官遭控告一事之前，就先撤销对卡斯特少将的控告一事，感到非常震惊……他这种做法对陆军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此举显示他未能体会到陆军对一般民众的责任，也未能确认陆军行事应遵守国际法、战争法以及我国宪法原则的重要性。”
众议院军事调查小组委员会的 4 位成员之一的塞缪尔·S. 斯特拉顿（Samuel S. Stratton）议员对陆军的做法给予了更严厉的谴责。他在 1971 年 1 月 2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中说道：“陆军决定撤销在美莱案中对卡斯特将军的控告一事，依我个人的看法，是军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过失。由于本案撤销了对该负责任的最高级军官的控告，使得军队隐瞒实情的老问题再度浮现出来。”
1971 年 2 月 4 日，斯特拉顿议员在众议院发表了一篇冗长、牵涉广泛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激动地指责陆军对卡斯特案的不当处理。以下为他讲稿的部分内容：“在这个重大案件的涉案低阶军官（卡利）正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同一单位的高级军官在没有经过公开审判，甚至都未讨论要对他提出控告的情形下，就贸然撤销对他的控告，这种做法只会严重损害美国陆军及美国的声誉，还会破坏军事司法体系在处理此类攸关国家与国际舆论的案件时的功效。
“撤销这种控告的做法，本身已经非常不当，而且执行这个行为的方式让人觉得是在为军方高层人员以及五角大楼的文职领导人洗脱所有的责任。”
皮尔斯将军的结论是：“我实在无法相信西曼（Seaman）将军是在没有受到五角大楼的影响下，自行决定要撤销对卡斯特将军的控告的。或许反过来说，才是真实的状况。一定是五角大楼决定在卡斯特将军的部属正在被依更严重的罪名审判时，让他能置身事外，因为他们担心若媒体公开报道卡斯特遭到控告的情形以及他对自己的部队的管理糟糕到什么地步，则将对陆军的形象造成极大破坏。”
整个调查过程中，彻底检视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是否有罪，最后的结果判定他无罪。当然，此举绝对不是在为威斯特摩兰将军“脱罪”。我们只要详细阅读皮尔斯将军的调查报告就可以了解，他很努力找出事情的真相，并确定这位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并没有偏袒部属的行为。在卡利的案子中，追究责任的重要性在于确保此类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
一个军官在与媒体打交道时，最能够考验他的风格。1987 年春天，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紧张，伊朗人威胁要在波斯湾布雷，而且还真的说到做到了。美国面对威胁的作为之一是让途经波斯湾水域的船舶改悬美国的旗帜，如此一来，这些船舶被水雷损坏就等于伊朗对美国进行了攻击。
海军上将克劳指出：“科威特的‘雷卡号’（Rekkab）油轮改名为‘布里奇顿号’（Bridgeton）。不幸的事发生了，这艘油轮碰触了一枚系留水雷。这一事件代表伊朗已经决定以行动来对美国进行挑衅。所幸，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而且这艘油轮还可以航行。然而，假如触雷的是美国海军的护航驱逐舰，则我们可能损失这艘军舰，并造成严重的伤亡。美国媒体对‘布里奇顿号’触雷事件大加挞伐。其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在对油轮实施护航前没有先派出扫雷舰……我们对船前方水域的巡逻工作不够彻底……我对这些事实无话可说……媒体对此事的抨击似乎也没有平息的迹象……有一天，我告诉温伯格，假如他允许的话，我有办法让媒体不再对这个事件穷追猛打。温伯格问道：‘你要怎么做？’我说：‘我打算告诉他们，“布里奇顿号”之所以触雷，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而犯错的人就是我。我们在该处水域应该部署更多扫雷舰，而且我们应该更详细地分析当时所获得的情报。’温伯格的脸涨得通红，激动地说：‘千万不要那么做。你绝对、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犯了错，否则他们会整得你苦不堪言！’我说：‘好吧。’因此，我并没有对媒体提起此事。”
但是三个星期后，克劳前往圣地亚哥演讲。在演讲结束后，有位当地的记者站起来，咄咄逼人地针对“布里奇顿号”触雷事件，提出了一长串问题。很明显，此举是故意要让克劳难堪。此时，克劳不再听从温伯格的劝告了，他决定承担起责任。他说道：“好吧，让我对这件事作个了结。当时我们都很嫩，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个人犯了错，所以‘布里奇顿号’触了雷。”
克劳后来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这位《圣地亚哥论坛报》（San Diego Tribune）的记者以怪异的表情看着我。他可能从来没听过有人这样回答他的问题。他坐下来，不再多言。事后他把我说的话刊登出来，从此以后，媒体再也不提‘布里奇顿号’触雷的事了。通常，诚实的确是最佳对策。我永远记得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打了败仗后的讲话。他最后历经千辛万苦走出丛林抵达印度，这段经历本身就很了不起。他在印度举行记者会时，记者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史迪威说：‘我们遭到了敌人的痛击。’媒体非常喜欢史迪威的坦诚应对。简单地说出‘我错了’，胜过千言万语。
“当然，犯了错的人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不能说：‘这件事错在总统。’他不能把每一个人都拉进来和他一起受过。他甚至都不应说出‘我们’这个字。他应该说：‘我犯了错，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这是犯了错后，面对问题的正确方法。但是，我们只能偶尔使用这个方法，否则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质问道，这个人除了不断犯错，还能干什么事？”
有关高级将领公开认错的最近的例子，是施瓦茨科夫在海湾战争期间做的一件事。当时五角大楼的新闻处长要求施瓦茨科夫为随着国防部长前来战地的记者们举行一场记者会。他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和钱尼部长及鲍威尔将军在一起可有得忙的。”结果，折中的办法是，由施瓦茨科夫指派一位“有权代表他”的人来参加记者会。施瓦茨科夫选了卡尔·沃勒（Cal Waller）中将来代替他参加记者会，而沃勒中将调到海湾战区才一个月的时间。沃勒在记者会中捅出了大纰漏。他在回答某位记者有关中央司令部战备状况的问题时，为了表示军方乐于满足人民知情的权利，竟然公开告诉这群记者，美军的地面部队可能在 2 月中旬之前都不能充分具备发动攻击的能力。麻烦的是，这个说法与总统的立场相抵触。总统希望在美国给伊拉克定下撤兵期限之前，能对伊拉克施加压力。
事后，施瓦茨科夫非常担心沃勒会受到处分。他回忆道：
沃勒知道自己搞砸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跑来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当时我觉得是我陷他于不义，我非常担心他会受到处罚。在“沙漠之盾”作战初期阶段，钱尼部长就曾因为空军参谋长麦克·杜根（Mike Dugan）上将对记者泄露了军事机密而将他革职。因此，当钱尼部长与鲍威尔将军 1 小时后抵达司令部时，我把他们两人请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对他们说：“沃勒将军为自己说错话而感到非常难过。但该为这件事负责的人是我，因为他才刚调来本战区，我就要他去参加那次的记者会。”
出乎我的意料，钱尼部长与鲍威尔将军都表示，他们并不是非常在意沃勒将军在记者会中的言论。钱尼部长甚至还开玩笑说：“对敌人释放出混乱的讯息，不见得是件坏事。”
在海湾战争期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将军也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随着联军将伊拉克部队逐出科威特的作战行动发起日的迫近，是否要对伊拉克的生物武器生产设施进行轰炸，成了必须尽快加以决定的事。相当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英国大卫·克雷格（David Craig）爵士对这个问题颇为忧心，在未作决定之前，他曾对鲍威尔说：“作这个决定的风险很大，对不？”
鲍威尔点头同意，接着他说：“进行轰炸行动可能摧毀致病的生物战剂。但是，也可能因此释放出致命的病菌。”鲍威尔将军担心这次轰炸行动可能会危害平民以及所有军事部队的安全。联军了解这个行动的严重性，也了解一旦伊拉克借机展开生物战，我们将无法以牙还牙，因为联军组成国均签署了禁止生物战的条约。鲍威尔最后决定进行轰炸，他说：“关于对生物武器工厂设施进行轰炸可能变成是在散布灾难而非防止灾难一事，我告诉克雷格爵士说：‘假如轰炸所造成的尘埃向南飘移，就怪罪我吧。’”
我采访过的所有军种的参谋长与历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一致认同艾森豪威尔的那句名言：“事情出差错时，自己担责任；事情成功了，功劳归别人。”本人某次在采访大卫·琼斯将军时，他曾说：“假如你不在乎谁会居功，则你将无往不利。事后静下心来回想一下自己的功劳即可。我向来不欣赏那种不请自来，只为了向我陈述他功劳的人。那些想要蒙骗我的人，我一眼就能看穿他们，我是不会信赖这种人的。”
沙里卡什维利将军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我想，最悲哀的事是看到一位能力很强的人，本来前途不可限量，却因为老是在烦恼怎样邀功，而导致一事无成。”
前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格尔曼（Ronald Fogleman）的人格特别值得我们敬佩。1996 年，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某处美军营房遭到炸弹袭击，造成 19 位美国空军人员死亡。国防部长科恩坚持要该基地的空军准将指挥官接受处分，因为他未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但福格尔曼将军反对把这位准将当作代罪羔羊，因此，他在上将任期未满之前，提前办理了退伍。理查德·J. 纽曼（Richard J. Newman）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上撰文评论道：“福格尔曼的离职是在表达一种比他为自己所认定的理念作辩护更具深意、更具爱国精神的原则：即军人服从文人领导的重要性。在当今军方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力日增，已经开始令人忧心军方的行事逾越了权限时，他却能以实际行动来强化文人领军的观念。历史学家理查德·康恩（Richard Kohn）表示，最近军中的将领‘比较有意愿玩政治游戏’，把他们的触角伸进了预算、安全策略及其他的重要事务中。”
最后还有一点可用于强调承担责任的重要性：即艾森豪威尔能获得辉煌的军事成就，其中一项要素就在于他对本身职务的政治方面所持有的理念。194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他处理达尔朗事件的情形时，曾告诉罗斯福总统：“我认为一位战区指挥官可以自行处理此类事情，用不着把问题丟回给本国政府，然后等待政府的批示。假如一位将军犯了错，我们可以谴责他，革他的职。但是一个政府不能谴责自己，不能革自己的职——在战时，无论如何，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就是假如一位将军犯了错，要“下台”的人就是他自己，这是干军人这一行所要面对的现实。
格兰特将军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战时，身为陆军与海军最高统帅的总统须负责选派作战指挥官。他不应该在选派指挥官的过程中感到为难。一旦被选为指挥官，我的责任即在于尽全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假如我钻营职务或透过个人与政治影响力谋取职位，那么我会心虚，不敢执行自己构思的计划，而很可能会等待远处的上级长官的直接命令。靠钻营或政治影响力而谋得重要指挥职位的人，注定要失败。必须要有人为他们的失败负起责任。
“虽然林肯总统与哈勒克（Halleck）将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们却一直支持我到战争结束为止。我从未与林肯见过面，但他对我的支持无所不在。”
愿意承担过失，是领导特质的要素之一。迪瓦恩少将提到的巴顿讲的那句“我们陷入了一团混乱，这是我的错”，可说是道尽了承担责任的重要性。而迪瓦恩因此“对巴顿既佩服又尊敬”，则充分显示了这种领导特质所发挥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