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是领导的本质。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陆军上将
在我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话时，他曾如此表示：“我常常思考领导才能的问题，最终我想我可引用拿破仑曾说过的一句话作为谈话的开始，拿破仑说：‘领导的天赋是当你身边的人忙得抓狂或至少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仍能正常进行一般工作的能力。’
“当你抽丝剥茧地来看领导的时候，领导才能当然离不开在生活的每一刻发挥影响力去提高士气与自信心等的能力，但是最能彰显领导才能的时刻，是当你最终必须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与下决心的时候。此时你通常会听到各种不同且相互矛盾的意见，而且他们会建议你立刻采取行动。这种领导能力是社会大众难以察觉的……但是决策是领导的本质——也就是说，不管在战时或是和平时期，领导者常常要处理很重大的问题，当你作这些决定的时候，你并不是为了想要获得作秀般的效果。每天都有重大的决策产生，这是很平常的，你的结论通常是根据你所能看到的事实，根据你对所看到的各种因素的评估，以及这些事实间的关系得出的。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人信服地将不同的人放到不同位置，让他们的能力能够发挥。当你把所有这些因素都纳入考虑之后，你会作出一个决定。然后你会下决心并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这样做’。”
指挥者是一个孤独的职务，尤其是你必须去作一个要面对生与死、成功或失败、胜利或战败的重大高层决策时。很少有人愿意承担如此大的责任，也少有人有资格担当。然而作决策是领导的一部分责任，同时，战时的将领如果没有作决策及正确判断的能力，他们通常不会久居高层领导之位。将领也是凡夫俗子，他们也像一般人一样会受到精神压力的影响，更何况他们所担负的责任比一般人重得多。他们一旦失误，可能导致死亡或毀灭，任何人都必须为此承受很大的压力。
战时的将领每天都必须面对无数的难题与重大的决策。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两点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在战争期间，高层指挥官通常必须作非常紧迫而且重大的决定，但他们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通常不是事后历史学家根据“后见之明”所拥有与评估的资料。一位指挥官在作决策时，他只能根据当时手边拥有的信息来作决定。第二，对一位从未参与过高层决策的人来说，整个决策过程看起来蛮容易的。下属常常忽略指挥官问题的整体复杂性，所以每当他们接到一个迟来或不明确命令的时候，都表现得极无耐性。我们常常可以很简单地去批评，但当我们也担负类似的责任时，却很难做得更好。
有关高层指挥的决策问题，还须提到第三个要素。通常一位战时指挥官能够选择他的重要参谋人员，这些参谋人员很可能都是他认识非常久，而且是非常能干与投入的专业人员。每个人都不能忽视这些参谋的意见，当他们全部反对最高将领的结论时，整个的决策过程就变得更复杂与困难。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时所面对的重大决策，是关于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地点、日期及时间。除此以外，他还要决定是否要在登陆之前派遣空降师进入瑟堡（Cherbourg）地区等问题。这些空降师要保护英国与美国的登陆区。依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所说，这个原因是“很明显的，登陆区后的一大片低地布满敌军，只有几条路通过一片只有 1.6 公里宽的狭窄沼泽地。除非空降部队能降落在路端后面的硬地上，夺取道路控制权并与敌军防卫部队交战，否则通过那些狭窄泥泞的道路时，一定会在路上被敌人的炮火扫射。因此当我们的部队从海滩往内地推进时，会造成严重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的资深空军顾问，英国空军上将雷-马洛里（Leigh-Mallory）就一直反对使用空降部队，因为他认为这将导致优秀的空降师作出无谓的牺牲。他的观点是，瑟堡强大的防空炮火以及狭小的空降区，会损失 75% 或以上的滑翔机及 50% 空降部队，将有数千人因此丧命。他认为这次任务会因为这些巨大的损失而失利。
1944 年 5 月 30 日，雷-马洛里又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办公室，针对此次行动作最后一次抗议，在雷-马洛里将军阐述他的分析时，艾森豪威尔的脑海里浮现了以下的想法：“若雷-马洛里的意见不被接受，为了保护他，我会命令这位空军指挥官将他的建议写在一封信上，并且告诉他会在几小时内收到我的答复。我没有再去找别人谈这个问题。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已经帮不上我的忙了。
“我独自一人走进自己的帐篷坐下来思考。一次又一次地检查每个步骤……当然，我了解如果我故意忽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家建议，一旦他的说法被证实无误，我的良知将到死都背负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即愚蠢、盲目的牺牲几千条年轻的生命。撇开个人的重担不谈，若是他的建议无误，则灾难恐怕不只在这里发生，也可能影响整个盟军。”
当艾森豪威尔考量应该如何做时，他衡量了下列因素：
1.他确信这次空降任务对整个进攻行动的成功与否具有关键地位。
2.如果无法登陆犹他海滩（Utah Beach），并立即在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建立滩头堡，整个作战计划将过于冒险。
3.以他自己的判断，他不相信德军能够造成如此大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雷-马洛里，告诉他进攻行动将依计划如期进行。历史证明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对的。第一批降落的伞兵损失不超过 2%，整个行动的损失也低于 10%。当时任艾森豪威尔助理的海军哈利·布奇 （Harry Butcher）上校在他的书中提到，空军上将雷-马洛里以“典型的英国运动家精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很坦白地说：“人往往不容易承认自己的过错，但是这一次他却很乐意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并恭喜艾森豪威尔将军能有这种作出明智指挥决策的智慧。”
艾森豪威尔将军还经历过一次与此十分类似的事件。阿登反攻行动失败后，同盟国开始重新集结兵力，艾森豪威尔希望继续扩大在莱茵河西岸的有效战役，因为他相信如此一来，在突破莱茵河防线之前，能够摧毀希特勒的大部军力。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爵士非常反对这个策略，他认为这个行动将抽调蒙哥马利从北方穿过莱茵往鲁尔区（Ruhr）推进的兵力，使得盟军的兵力分散。布鲁克十分坚持自己的看法，但艾森豪威尔也坚持他的决定。数星期后，布鲁克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你完全正确，我为自己因害怕兵力分散而带给你的压力感到抱歉。感谢上帝，你能坚持己见。”
“二战”期间，为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与地点，整整讨论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艾森豪威尔在大战期间最困难的决策之一。当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最高统帅时已决定战场的地点为法国。计划这个行动的参谋人员选择了 1944 年 5 月为进攻日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日期。艾森豪威尔研究作战计划后，认为必须将进攻的突击师由 3 个增加为 5 个。为了完成人员及后勤的部署与调整（特别是他需要更多的登陆艇），日期必须从 5 月延到 6 月。这一个月的延迟关系重大，因为春天的好气候十分有利于进攻作战。
决定日期的关键因素就是天气。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要决定在北非“发动”或“取消”攻击的时候，天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尔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气候问题则更糟糕。后来同盟国决定进攻，但就在进攻的前一天晚上，天气并非如预测的那样风平浪静，反而刮起每小时 64 公里的强风。这种强风会激起大浪，不但使许多军人晕船，也会让登陆行动格外危险。这种天气也令即将空降到敌军中央的第 82 空降师十分不乐观。马歇尔将军发出电报，他想知道“行动是否照旧或取消”。艾森豪威尔对自己说：“我的反应是，但愿我知道！”然而决定权还是落在他身上。他再度孤身一人，再一次独自斟酌各种风险。如果他现在取消进攻行动，有哪些部队会发生哪种悲剧，因为他们已经因负责的特别任务先行出发，这些部队会因为延迟收到取消的信息无法折返而被屠杀。他们十分看重的奇袭效果也会消失无踪。他再次走到户外去感受风速，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下令：“按原计划进行。风浪虽大，但我相信明天必有好消息。”
但是随着夜幕的加深，风速也在增强。就在等待天明的寂寞又绝望的几个小时中，他只能把玩着他的幸运钱币。心中想着：“除了孤注一掷的祈祷外，我们也无能为力。”
由于进攻诺曼底的时机需要正确地配合月光、潮汐和日出时间等因素后才能决定，当初选定的登陆日期是在 6 月 5 日、6 日或者是 7 日。会在这 3 天中的哪一天行动将依天气而定。艾森豪威尔谈到当时的情形：“如果这 3 天的天气都不理想，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将失去隐秘性。突击部队要后撤，之后他们会挤回到由铁丝网围住的原有集结区，那里将变得非常的拥挤，因为他们原先驻扎的地区已被预备下一波行动的部队占去。复杂的行动管制表将被丟弃。士气必然低落。很可能得再等上至少 14 天，甚至是 28 天——这是一个让 200 万人悬疑不定的士气问题！主要战役所需要的好天气会越来越少，而敌军的防卫能力则会随之增强。”
原先暂时定在 6 月 5 日发起进攻。最后要决定这项决议的会议是在 6 月 4 日清晨 4 点召开的，虽然当时有一些先遣部队已经出发了。当时天气非常恶劣，云层很低、风浪很大，种种迹象都显示这次登陆行动会很危险，因为不可能进行空中支援，海军的炮火也会失准。艾森豪威尔将军请教他的主要顾问团：海军上将拉姆塞（Ramsay）从海军的观点保持中立立场，蒙哥马利赞成出击，空军元帅泰德（Tedder）则主张不应出兵。但是他们只能建议，终究该由艾森豪威尔来作最后的决定。他决定延后这次进攻的时间。
第二天早上参谋会议再度召开，天气预报说 6 月 6 日是一个好天气，但也许仅能维持 36 个小时。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很生动地描述了 6 月 5 日早上的情景：
当天早上所有的指挥官都出席了，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进来时，他穿着剪裁合身的野战夹克，脸上挂着因沉重的决策压力带来的严肃表情。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穿着他平日所穿的宽松灯芯绒裤及一件毛线衫，海军上将拉姆塞及他的参谋长都穿着整洁的金蓝海军制服。
气象专家们立刻被带进来。皇家空军上校斯塔格（Stagg）——一位高大的苏格兰人，倦容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他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想我们已为您找到一线希望了，长官。”我们每个人立刻洗耳恭听下文，首席气象学家接着说：“从大西洋过来的锋面，其移动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还快。”他接着又保证将有 24 小时理想的天气。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开始快速地对这位气象学家发问。当他们问完后，全场持续了整整 5 分钟的静默，艾森豪威尔将军坐在房间后面整排书架前的沙发上。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位充分了解作战成败系于他个人判断正确与否的指挥官，在作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竟然如此寂寞与孤独。他安静地坐在那儿，不像平常一样地站起来在房里快速踱步。他很紧张，考量着天气的各种影响，就像从 4 月起做的各种演习过程一样，同时他还要盘算着其他无法预估的因素。
终于，他抬起头望着大家，而且脸上紧绷的表情也消失无踪了。他迅速地说：“好吧，我们上！”
历史记载这次登陆行动非常成功，但在一个指挥官的内心深处，他是如何度过这漫长的煎熬去作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的？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件事：“再一次地，我必须忍受从高层指挥作出最后决定后，到行动成败初步结果出现之间的煎熬等待。”
尽管在作决策的前、中、后都有许多人围绕在他身边，但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艾森豪威尔在战时写信给他的朋友说：“高层军事指挥官最难受之处在于孤独……”
一些美国最高三军统帅所面临的重大决策挑战都落在杜鲁门总统的身上。在罗斯福总统过世前，杜鲁门只当了 83 天的副总统；自从他在“一战”以陆军上尉的军衔在欧洲服役后，就再也未到过欧洲；他从未被邀请到白宫西厢的作战室，听取每天让总统了解战争进行情形的简报；他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或听取相关简报；他并不了解美国和苏联对波兰的许多争议；他对原子弹的发展一点儿概念都没有；而且他从未上过大学。
在杜鲁门宣誓成为总统的第一个月中，他必须要作许多迫切而且重大的决定：是否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如何处理战败德国占领区的问题，如何说服苏联向日本宣战，以及如何处理苏联在华沙建立一个共产政权。不难想象，杜鲁门总统为何要将他的回忆录第一卷定名为《决定性的一年》（Year of Decision）。他在前言中写道：“美国的总统承担了非常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非常独特且无可比拟的。
“很少人有权为总统发言，更没有人能替总统作决定。没有人能够知道总统作重要决策过程中的思考程序与阶段。即使是他最亲近的参谋，或是他的家人，也不能完全了解总统做某些事情或得到某些结论的所有原因。作为美国的总统就是要能承受孤独，尤其是在作重大决定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时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回复一个朋友有关杜鲁门总统的领导风格时说：“总统是一位非常直接、果断、简单，而且完全诚实的人。”这些人格特质都指出杜鲁门总统是一位非常有品德风格的人，这种特质对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曾于“二战”期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他曾与罗斯福总统和其行政当局密切地工作达 14 年之久。当他比较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时，他对杜鲁门总统的评语是：“你可以带着问题走进杜鲁门总统的办公室，出来时你就有了他的决定，我从不知道任何人能这么快速地作决策。”
有批评者指控杜鲁门总统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时过于“草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杜鲁门总统曾说：“我对于原子弹的知识来自上任后，史汀生部长向我作的全盘报告。他告诉我，当时此计划已接近完成阶段，预期在四个月内可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史汀生部长接着建议我出面召集最优秀的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并要求他们仔细研究新武器对我们有何冲击。”
这个委员会直接由陆军部长史汀生负责，杜鲁门总统接着写道：“他们建议，一旦完成就应该尽早使用原子弹来直接对付敌人，他们接着建议在使用时不必有任何的警告，同时要能针对一个特定的目标明确地展现其雷霆万钧的威力。我当然也了解引爆一颗原子弹将会造成无法想象的伤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委员会中的科学顾问团指出，‘我们无法提出其他有可能使战争提早结束的技术论证，除了直接的军事使用外，我们看不出其他可行方案’。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有可能结束战争的技术上的威力展示，例如投掷到一个无人海岛上。它必须是针对敌人的一个目标。
“然而，在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还是须由我来作最后的决定。我视原子弹为军事武器，从未怀疑过它应被使用，我的军事顾问们建议使用，且当我与丘吉尔先生谈及此事时，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假如使用它能有助于结束这场战争的话，他也支持我使用这颗原子弹。”
有些时候，杜鲁门总统在作重大决定时，也会将其最亲近的顾问所提的建议放在一旁。美国在 1948 年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共和国的决定。“二战”后，英国在财政与军事上几乎都破产了，而且必须放弃许多受它管辖或影响的区域，例如巴勒斯坦。负起这个受创且多难的土地的责任转移到联合国，最终又落在美国的身上。
杜鲁门总统对于犹太人的悲惨命运非常同情，尤其是当他想到“二战”期间，犹太人所受到的种种迫害与大屠杀，以及其许多幸存者在内心深处很想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杜鲁门总统对这样的渴望非常敏感，这是出自对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且他也相信这些犹太人应该有权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杜鲁门总统最重要的顾问们都反对他协助以色列建国的决定，其中包括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副国务卿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杜鲁门总统的主要国务院顾问及苏联专家乔治·F. 凯南（George F. Kennan）、查尔斯·博伦（Charles Bohlen），还有迪恩·艾奇逊。他们相信，从美国国家安全角度而言，以色列建国将埋下一个很大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的石油依赖越来越深。承认以色列建国，将是对阿拉伯世界一个极不友好的举动，而且可能挑起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必要时，美国可能需要派军队去援助以色列，而此举可能将阿拉伯国家推向苏联阵营。
杜鲁门总统几乎都会听从外交政策顾问们给他的建议，但当英国的统治将在 1948 年 5 月 15 日结束时，他还是决定美国要承认以色列。
一位传记作家对于这个议题的主要会议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马歇尔将军非常愤怒，他认为杜鲁门总统是屈服于政治压力，对这位老将而言，这是一种无法原谅的罪恶。于 5 月 12 日在布莱尔大厦（Blair House）进行的会议中，他听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提出承认以色列的各种说辞时越听越气愤。他对允许一个像克利福德这样的政客参与这个会议，并讨论如此敏感的国家安全议题感到愤怒。克利福德回忆当时他很不安地看着马歇尔的脸由白转红。
马歇尔将军当着杜鲁门总统的面指着克利福德说：“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在这个地方。”当时房间里的所有人从没见过这位老将这么严厉无情过。他冷酷地对杜鲁门总统说：“假如你附议克利福德的话，等到下次总统大选时，假如我还去投票，我一定投反对你的票。”杜鲁门总统从他认为是“当今最伟大的美国人”口中听到这番话，就如吃下苦得难以下咽的药一样难受。
罗伯特·罗维特提到，那天在会议中杜鲁门总统的表现“非常明显是政治导向打败了其决心”。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家福瑞斯特·C. 波格（Forrest C. Pogue）为当时的决策过程提供了进一步的解说：“当马歇尔聆听大家的讨论，他能够看到罗维特的指控有其真实性，克利福德完全是以政治的角度在谈这件事——因为在美国境内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承认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家，将对美国总统大选非常有助益。他说这么做了，将会伤害到总统府。很可能是因为克利福德那天的言行激怒了马歇尔，所以马歇尔将军跟着说，这样一个议题不能完全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国内政治的考量，克利福德也不会在该会议中。马歇尔接着建议，大家在 5 月 16 日之后再讨论这个议题。杜鲁门总统很快看出这个会议将要失控，他说他倾向于同意马歇尔的看法，大家可以再考虑一阵子。”
犹太领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知道了 5 月 12 日会议中讨论的内容，他们马上给杜鲁门总统施加政治压力，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于 5 月 13 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恳求信，这让总统大受感动，隔天杜鲁门总统就打电话给克利福德，要他去安排下午承认以色列的事宜。
罗维特的立场是，是否要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总统的决定，而且要毫不犹豫地加以执行，他只是非常顾虑马歇尔会因此辞职，所以他先和马歇尔讨论了这件事。马歇尔的反应是，他“要向他的上级，也就是总统负责，他的意见在据理力争后还是未被采纳，现在他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一些马歇尔的朋友主张他应该辞职，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反而告诉这些朋友，总统有权作这个决定，而马歇尔的责任就是执行总统的决定。承认以色列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决策过程，可以充分显示杜鲁门的决策风格，以及马歇尔虽然极力反对承认以色列，但他仍然无私地执行三军统帅的决定，马歇尔始终都是一位好军人。
马歇尔将军于 1939—1945 年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必须比任何人作更多非常重要的决定。他是否遵循哪种决策方法与程序来帮助他作决定？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没有比这个模式更好的了。
马歇尔依靠一群非常有才能的军官来协助他作许多必须作的决定。他建立了一个他称为“秘书处”（the Secretariat）的团队来帮助他决策。
当马歇尔将军在 1939 年，也就是“二战”前及战争期间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柯林斯少将说：“当时需要由参谋长或其副手来作决策的研究报告通常由总参谋部相关部门先行准备。”柯林斯曾是“秘书处”成员，也在 1949—1953 年担任过陆军参谋长。他指出：“根据这些研究产生出的行动报告（Action Papers），首先是送到瓦德（Ward）上校的办公室，然后由他分配给他的助理，准备向副参谋长或直接向参谋长报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被分配到 5—10 份报告。当我在‘秘书处’的时候，并没有给每人指派特定的主题。我们要审查分配到的报告，检查明显的错误、不完整或不清楚的部分，并对一些我们认为参谋长或副参谋长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厘清，然后再向他们针对每一份完成的报告进行简报。”
坊间出版了许多有关决策的书籍，但是没有一本能够超过马歇尔将军非常简单的决策方法。这种决策方法也是许多马歇尔将军所带过的优秀军官们普遍奉行的。这些军官中的许多人在日后都成为了美国的高阶将领。柯林斯写道：“马歇尔将军要求所有参谋的书面报告，不论其议题有多复杂，都要缩减到两页或者更少。其格式也有严格的限制：第一部分先要描述问题的本质；然后是有关此问题的相关因素及其正反面看法；有需要时附简短讨论；结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议行动方案。需要提供较详细的背景、讨论或解释的附件可附在报告之后，但只在报告本文中加以简要注解。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档案可能有大约 2.5 厘米或者更厚，但凡是要长官作决定的报告都要简化到两页或者更少。这种要求强迫其参谋要作更缜密的分析以及更明确的建议。”
柯林斯进一步回忆：“在向长官进行口头简报时，我们使用最少的小抄，并且专注在报告的主要关键点上。我们必须准备回答任何来自参谋长或其副手的问题，以及提供任何他们想知道的问题的更详细资料。如果报告需要由参谋长亲自签署文件，或是该决策会影响到重要政策时，就必须直接向参谋长作报告。马歇尔将军从过去的共事经验中熟知每一位成员，并尊重我们每个人的判断。马歇尔鼓励我们对建议的方案提出不同的意见，或者提出任何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欧洲战场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是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马歇尔的下属。当奥马尔·布莱德雷少校在步兵学校兵器组担任少校组长时就开始注意到史密斯“绝对聪慧与具有分析能力的头脑”。马歇尔看过史密斯的一个课堂简报后立刻向布莱德雷说“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官”。
1939 年，布莱德雷当时是马歇尔参谋团的助理秘书。他想起在步兵学校表现优异的史密斯，并将他推荐给马歇尔，请他来协助处理马歇尔与外界往来的各种信件。史密斯没多久就成为马歇尔将军不可或缺的一位参谋，他非常清楚如何将马歇尔将军的想法写出来。
身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罗斯福总统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他不能忽视一些不可避免的政治问题。罗斯福总统对许多事情非常坚持要有决定权，同时又要避免干预纯军事方面的事务。这对马歇尔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实际挑战，因为罗斯福总统是一位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决策者。罗斯福总统的白宫军事助理是埃德温·华生（Edwin Watson）少将。沃尔特·史密斯就是被分派到与华生将军对口，这项任务史密斯做得非常成功。具有外交手腕的史密斯能将白宫与战争部间的政治干预程度降到最低。
史密斯将军的传记作家曾写道：“有能力去作决策，并有足够的自信能挑剔马歇尔的人在陆军部可说是凤毛麟角，但也是明日之星。”艾森豪威尔也提到一段马歇尔告诉他的话：“战争部有许多非常有能力的军官，他们能作很好的分析，但是通常要把问题交给我，让我来作最后的决定。我需要的助理是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并对我汇报他们做了些什么。”
马歇尔指示布莱德雷说：“除非我听到所有赞成以及反对行动方案的意见，否则我不知道我是对的还是错的。”马歇尔将军也非常坚持，即使与他的意见不合，他的参谋仍然可以作决定，当然这些部属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决定。就这样，马歇尔创造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环境。
亨利·阿诺德将军曾经在马歇尔将军麾下指挥陆军航空队。在其全盛时期，陆航部队有多达 240 万人与 8 万架飞机。阿诺德是一位活力充沛的决策者。霍华德·C. 戴维森（Howard C. Davidson）少将曾这样说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观察阿诺德将军，因为我在其麾下担任过第 19 轰炸群的指挥官，以及后来我担任航空部队长的执行官时，阿诺德为副部队长。阿诺德将军作决策非常快，虽然有时是错的，但大部分都是对的，因为阿诺德无时无刻不在搜集关于航空部队人与事的资料。即使是在一个社交场合，像是鸡尾酒会或是晚宴，他都会向人请教许多问题。假如有位飞行员从阿拉斯加来到华盛顿，阿诺德通常会邀请这位飞行员共同进餐，然后请教许多有关阿拉斯加的问题。”
阿诺德将军对资料求之若渴的态度对他的决策非常有价值。在“二战”参战前，他曾邀请一位驻柏林的陆军武官为空军参谋演讲。他把握住各种不同的机会，邀请美国的制造商访问欧洲以研究并搜集当地制造飞机方式的资料。在他去过德国之后，他曾经要求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先生对他作有关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能力的简报。在这次简报中他也特别邀请了陆军参谋部参谋以及战争部长参加。阿诺德将军希望由“孤鹰”（Lone Eagle，即林白）给大家口述他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为的就是印证他所担心的事情——德国一直在增强其空军军力。
戴维森将军也提到在领导与决策上，“阿诺德是一位非常没有耐性而且脾气暴躁的人。他缺乏耐性的性格，促使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事情完成，幸运的是，不用四个小时他就会忘记何事让他如此生气。因为他没有耐性去读长篇大论，身为他的执行官，我会要求同事能将许多页的意见浓缩到一页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