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我习惯将所有公仆归类成两种人：第一种人心里想的是能对工作贡献什么，第二种人心里想的是能从工作得到什么。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战争部长［1909—1911］、国务卿［1928—1932］、战争部长［1939—1945］）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是由许多特质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专业知识、决策、人性、公正、勇气、体恤、授权、忠诚、无私和风格（character）。但是从我所有的研究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成功领导者的特质中绝对没有一项比得上风格重要。人们之所以会记得许多伟大的将军，如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罗伯特·E. 李（Robert E. Lee）、乔治·马歇尔，除了他们是伟大的领导人外，更是因为他们有显著的风格。
本书中有很多专注于这些风格的特性的评论与讨论。其中一个是由在 1939—1945 年担任战争部长的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提出的：“马歇尔将军领导能力的权威直接来自于他的风格。”
还有其他许多论述都提到了马歇尔的风格。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说马歇尔是“一个有独特崇高风格的男人”。在“二战”欧洲胜利纪念日给马歇尔的一封信中，丘吉尔写道：“我等到内心的激荡稍微平息后才给你回的信，因为我要告诉你，能收到你友好和认同的字句，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我们一起见证与感受到了这场可怕的战争所引起的内心挣扎，而在挣扎的终点，没有人的意见能比得上你的意见在我心中的价值。
“你想指挥一支伟大陆军的理想虽没能实现。但你必须要建立、组织和激励他们。在你的指导下，这支强大与英勇的军队已经横扫法国和德国，并且令人惊讶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型并趋于完美。不只是战斗部队及其复杂的附属单位被建立起来，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你提供的有能力的指挥官足以带领这支庞大的现代陆军组织，并以最卓越的灵敏度在需要时进行机动部署。除此以外，在主要的战略领域上，你也是联合参谋长团（Combined Chief of Staff）这个一流组织的主要动力来源，该组织的运作与关系也将成为联盟和联合作战规划及管理的典范。
“经过这些年的心力交瘁，更使我对你的风格与坚强意志力的尊敬与钦佩与日俱增，这些都能带给你身旁的跟随者无比的慰藉，我也愿永远成为你的跟随者之一。”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一次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演讲中提到罗伯特·李将军，他说：“（他的成就）不止存在于每一个军人的记忆里，也存在于每一个喜爱高尚与有能力的人的心中，这些人希望看到来自于风格的成就，看到所完成的事业并不是为了自私或自大的目的，而是为了服务国家以及证明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这些不止突显了这位伟人的名字，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也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位。”
带领联邦军获得胜利的尤里西斯·S. 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回忆在阿波马托克斯镇（Appomattox）受降时的李将军以及他的风格的情形时说：“李将军有何感觉我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透过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几乎不可能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是为征战终于落幕感到高兴，还是对这结果感到沮丧，这些情绪因其刚毅的个性不会表现出来。不管他的感觉如何，他都隐藏得让我观察不出来。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很喜悦地接受他的降书，但我心中却感到悲伤与沮丧。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击败一个为了某个原因和我交战这么久，又这么英勇且牺牲这么大的敌人的喜悦。虽然我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人类为之而战的最差理由，也是最没借口的，但我一点都不怀疑与我们对抗的人们的真诚。”
李将军在美国内战时及战后的牧师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写道：“我每天都在见证这些使他在和平时期显得比战时更崇高的美丽风格的特质。”
学者给了李将军很多褒扬。英国学者、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董事菲利普·斯坦霍普·沃斯利（Philip Stanhope Worsley），在他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歌咏特洛伊战争的叙事诗）一书时就将它献给罗伯特·李将军。沃斯利写道：“你会容许我将这个作品献给你，因为李将军……是这个英雄，就像《伊里亚特》中的赫克托尔（Hector）……同时当我想起他崇高的风格时，这些诗中一些最华丽的词段就会浮现……”
内战时期最显赫与成功的两位将领是尤里西斯·格兰特和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当格兰特被林肯选为最高将领时，他被召唤到华盛顿，从林肯手中接受对他的晋升。谢尔曼很清楚华盛顿的情况，就写信给他的弟弟——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请你尽可能给予格兰特所需的支持。他将经历被人奉承这个令人讨厌与危险的过程……格兰特是位难得的优秀领导者。他诚实、人格高尚、目标专一，并且没有争夺内政权力的欲望。比起军事天分，他的风格更能化解各军团间的不和，有效维系军队的团结。”
有关李将军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由道格拉斯·索萨尔·弗里曼（Douglas Southhall Freeman）所写的传记。该书阐述了李将军对马歇尔的影响。弗里曼博士在完成李将军传记后仍留下许多研究资料，他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三卷本《李将军的副官们》（Lee’s Lieutenants）。弗里曼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了一篇定名为《李将军和马歇尔将军》（General Lee and General Marshall）的文章，文中写道：“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李将军的两项指挥官素养对我们的领导阶层十分重要，即出色的预测能力与正确合逻辑的判断力。我相信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正展现像李将军一样超然的判断力。这个国家可以冒马歇尔将军所冒的险，因为在这赌注后面有着伟大的智慧、卓越的判断力和高贵的风格。”
马歇尔夫人被这篇文章所感动，并在她的著作《同在一起》（Together）中说：“我将这篇文章随下封信寄给乔治，因为李将军是他在我们的历史中最敬仰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十分尊敬李将军的风格和其作为一个军人的能力，以及富兰克林的直觉决断力和对人性的了解。”
陆军五星上将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也是风格的具体表现。1941 年，他给他唯一幸存的儿子约翰提供了高中毕业后何去何从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的《闲暇时刻：说给朋友们听的故事》（At Ease: Stories I Tell My Friends）中详细地提到了这点：
约翰一定曾想过为什么我还会留在陆军。为了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我告诉他我的陆军生涯非常有趣，我可以接触到许多能力强、有荣誉感，又一心想报效国家的人。
后来，艾森豪威尔问他的儿子：
“显然，约翰，爱德叔叔说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尝试进入西点。”
“是的，没有错。”
我问他理由，他的回答大意是：“我是受了前几天晚上你那一番话的影响。那天晚上你谈到你从陆军生涯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以及你因为能与许多品德高尚的人共事而感到骄傲，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他又加了一句：“如果在我结束陆军生涯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我想我会比你更不在乎晋升。”
这些谈论都强调了风格的重要。那到底什么是风格？风格在成功的领导力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
对某些人来说，成功是那些杰出指挥官唯一的共同点，因为成功代表领导地位并建立良知。但乔治·华盛顿在获得最后胜利之前，曾多次败北，他的大多数手下并未因此对他失去信心。李将军是战败一方的指挥官，但他的名字是领导力的同义词。为什么呢？因为两人都是有风格的人。
领导力事实上是领导人潜意识表达出来的风格与人格特质。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在很多方面风格是领导的一切。它是由许多特质构成的，但我会认为风格就是正直。例如，当你委派某件事情给一位部属时，这绝对是你的责任，而他必须了解到这一点。身为领导人的你，必须对你部属的所作所为完全负责。”
对布莱德雷（Bradley）将军而言，风格意味着“可靠、正直、绝不会做知道是错的事的特质，不会欺骗任何人，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风格是一种包含所有特质的组合。一个有风格的人，每个人都会对他有信心。军人必须对他们的领导者有信心”。
“二战”期间意大利战区指挥官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谈到成功领导的必备素质时说：“我会将领袖风格摆在第一位。假如你要挑选一位军官担任指挥工作，你会选一个对自己能力有信心的人，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还是会选一个有风格的人？我会选一个有好风格的人。有许多人都知道用‘聪明’的捷径完成事情，但他们都会践踏同事、恣意孤行。我不要那种人。”
“二战”时历任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卢西恩·K. 特拉斯科特（Lucian K. Truscott）将军说：“就如在我读小学时我们常说的，风格就是你自己的本性，名声是来自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些人在攀登成功或领袖的阶梯时失败，是因为名声和风格间有落差。这两者并非永远一致。有人可能被认为有极佳的名声，机会也许会降临在那人身上，但如果他只是浪得虚名，他将经不起考验，失去那个机会。我认为风格是成功领导的基础。”
对首任空军参谋长与“二战”欧洲战场空军指挥官的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而言，风格是坚强的意志。“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者，你不能优柔寡断。”他说，“你必须能掌握状况，然后作出决定。优柔寡断是人格特质的弱点。你必须能信任领导者告诉你的所有事情。”
约瑟夫·劳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将军是朝鲜战争时期的陆军参谋长，他说：“我会将风格作为领导力的绝对第一要求。就风格而言，我主要是指正直。以诚实和判断为行动基础的领导者，才是其长官以及更重要的部属能够信赖的人。如果他不能以荣誉为行为的准绳，他就是个毫无价值的领导者。”
“二战”时的陆军指挥官威廉·H. 辛普森（William H. Simpson）将军相信“一个人的纯正风格包含许多特质。我不知道如何将其细分。一个有良好风格的人必定正直、诚实、可靠，并能与每个人坦诚相处。对他的家庭、朋友和长官也都忠诚以待”。
“二战”时的集团军群司令雅各布·L. 德弗斯（Jacob L. Devers）将军说：“当我用‘正直’这个词表示领袖风格，用领袖风格表示正道时，我经常遭到批评。我想风格是领导力的一切，这也是我们试图使年轻军官具备的特色。风格对我来讲是真理，这是我唯一能表述它的方式。要能挺身说出实情，而不要模棱两可。”
风格的意义对“二战”中国战区的美军最高司令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个人而言是：“一位能在炮火下挺身而出的军官，他用足够的才智、勇气而不是傲慢或顽固来保卫他的信念。一个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能聆听有不同经验和不同知识的人。这意味着一种很深层的忠诚感。除非军官具有领袖风格，否则他无法做任何事来使他的部属爱戴和尊敬他。”
“领袖风格在领导力中扮演主角的角色。”安东尼·麦考利夫（Anthony McAuliffe）将军说，“它是许多素质的综合体——人格特质、严谨的生活和风度。它是一个很难描述的词，因为众所周知，有形形色色和各种个性的领导人。我不认为任何我熟悉的两个人，差异像麦克阿瑟将军和巴顿将军那样大，但他们两人都是带领大军的优秀领导人，两个人都有伟大的风格。”
任何一个多于两人的团体，很难对同一件事达到全体一致的共识。许多达到领导高位的军官，一致认为风格是军事领袖的基础。对领导风格重要性的信念也从与作者交谈或通信的上千位准将以上的军官中获得了一致的认同，但大家对“风格”这个词的意义则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风格无法被定义，它需被加以描述。
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在马歇尔的一个惊喜生日会上说：“你是我认识的军官中最大公无私的一位。”在美国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供职的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说：“在我看来，我从没见过哪一位像乔治·马歇尔处理事情时这样完全的大公无私。”（霍夫曼是监督“二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行政官员。）
大公无私是我们军事领导人的关键特质。艾森豪威尔也强调风格，而他的生涯也阐释了风格对于成功领袖的作用。他在《闲暇时刻：说给朋友们听的故事》中回忆：“华盛顿是我的英雄……首先，他让我钦佩的风格是他在逆境中的坚忍和毅力，以及不屈不挠的勇气、胆识和自我牺牲的情操。”
艾森豪威尔具有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的品质，当马歇尔将军认识到这一点时，也是艾森豪威尔军人生涯的转折点。他告诉我：“马歇尔将军最鄙视的一件事是任何人只考虑到军阶——为自己着想。一天，我们在谈某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有次一位他原本有好印象的人来见他。这位仁兄进来告诉马歇尔他需要被晋升的各种理由。他说晋升是必须的，但马歇尔几乎发怒。‘我告诉那个人，’马歇尔说，‘注意听着，在这场战争中被晋升的人是将要承担重大责任的指挥人员……参谋人员是不会被晋升的。’
“忽然马歇尔对我说：‘你现在就是一个个案。我知道乔伊斯（Joyce）将军试着让你当师长。克鲁格（Krueger）将军也告诉我他随时都乐意让你指挥一个军。很不幸的是，你只是一个准将，你也将继续当个准将，就是这样。’我回答说：‘将军，你错了。我一点都不在乎你所提的晋升，以及你能晋升我的权力。你要我来这里执行一项工作。无论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个工作，我都不会向你提问。我只是试着尽我的责任。’接着我就站起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因为某种因素，我回头看了一下，我看到马歇尔将军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优雅地自嘲了一下，我知道我让自己出丑了。
“你知道从那天起他开始提拔我。事实上，不是当天而是 10 天后。他写信给国会请求将我晋升为少将。他说他在美国陆军所建立的作战处并不是真的参谋职务。他说我是一位指挥官，因为我要进行军队部署等等，这是他的合理化理由。之后没多久他决定派我去英国，当我赴任时他给了我另一颗将星，后来又加了一颗星。”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后来的一段对话也流露出他们两人的风格。1944 年 6 月 12 日，也就是美军登陆欧洲战场的 6 天之后，马歇尔将军、亨利·H. 阿诺德（Henry H. Arnold）空军上将，以及海军首长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海军上将来看望艾森豪威尔。“马歇尔说：‘艾森豪威尔，你已经挑选出的或接受的那些华盛顿派来的指挥官，你选人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我不经思考就说了‘无私的精神’。事后细想，我意识到正是马歇尔给了我‘无私’这个观念，这是最伟大的风格特质。回想那次在他办公室中的争吵以及我的反应，马歇尔将军心里有数，眼前有个不考虑个人升迁而努力工作的人。我认为无私的想法藏在许多观念中，它并不是一个新观念，是我的潜意识让它发挥出来。要不是那次与马歇尔将军的对话，我可能直到战争结束还是战争部（War Department）作战处的军官。”
无私是艾森豪威尔一生的标记。他的日记表明他在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的经历并不愉快。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并不亲密，两人间并没有真正的袍泽感情。
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的 4 年任职期中，只回国停留了 4 个月。他当时并不一定要回菲律宾，而且他也有朋友可将他重分配到别处，但责任和无私将他拉回了菲律宾。他从未放弃能和麦克阿瑟共事的希望，况且他意识到了该任务的重要性。
艾森豪威尔对责任与服务至上的概念在他驻扎在菲律宾时展露无遗。他拒绝了几个民间和私人企业优渥的工作机会，拒绝接受企业董事并回绝了数个“交易”和赞助。
荣誉和正直是决策的重要素质。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回绝了一大笔钱，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了他的无私，在 1942 年 6 月 20 日的日记里，他写道：“菲律宾总统今天早上 10 点来找我。他的目的是赠予我一个谢礼，以报答我在马尼拉暂代麦克阿瑟将军参谋长时期的工作，当时他（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政府任军事顾问。
“奎松（Quezon）总统带着一份谢礼及一份褒扬草案来我的办公室。
“我很小心地向总统解释我很感激他的关心，也感谢他表达谢意的方式，但这是不合适的，我也不可能因为我的工作而接受物质奖励。我解释虽然我知道这是完全合法的，总统的用意也是很崇高的，但这可能会造成某些人的误解，进而危害到我在这场战争中对盟军服务的有效性。我的政府托付给我重要的任务，也伴随着沉重的责任。”
奎松接受了他的解释，并说“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不会再提了”，他用一个书面的褒扬状取代了谢礼。艾森豪威尔表示：“对我的家庭来讲，这样的褒扬比任何金额的钱都更好、更有价值……（奎松）显然没有任何怨恨地接受了我的决定，也没有感到丟脸——后者是我非常关切的。在远东地区拒绝任何人的礼物，尤其以伦理的理由拒绝，是很容易变成严重的个人问题的。”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于 1942 年 3 月过世，但即使在这段悲痛的时间里，他的责任感仍然战胜了一切。因为在华盛顿担任作战处副处长的责任压力使得他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在 1942 年 3 月 11 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感觉非常糟糕，我非常想在这几天陪着我的母亲。但我们正在战争中。战争并不轻松，我们没有时间沉迷于即使是最深处、最神圣的感情里。母亲一直是父亲生命里的鼓舞，也是任何方面的真正帮手。现在是晚上七点三十分，我要停止工作了，今晚我已无心继续下去。”隔天他写到有关他的父亲：“他信守的每个承诺，他的纯真诚实，他坚持立即还清所有的债务，他对他的独立性感到骄傲，这些所建立起的名声使他的儿子们受益良多。”
在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登陆日统帅和陆军参谋长的杰出表现后，他的国家和世界继续要求他的领导。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艾森豪威尔被指派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官。当时杜鲁门（Truman）总统将麦克阿瑟将军革职也是一个令人困扰的纷争。艾森豪威尔再度想起了无私的重要性。他在 1951 年 4 月 27 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评论：“在美国，这个‘大争论’只不过是由不同程度的个人偏袒和争吵所组成的持续风暴。对大部分人来说它已经被简化（事实上是过分简化）为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斗争。这是多么悲哀啊，在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却因人类的自私而分裂。有很多有启发性的讨论与辩论空间，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也没有权利来弱化自己，因为我们陷入满足个人野心的事务上。
“就我所知，这个总部的每一位资深军官都能有更好的去处。每一个在这里服务的人都是被一种对人类事务紧要性的强烈责任感所驱使。很不幸的是，他们必须每天对抗来自伦敦、华盛顿和巴黎的那种让人悲观与沮丧的认知。在那些地方，不配的人正在引导我们的命运，或在竞争激烈地争取能主导我们命运的机会。
“如果我们有需要道德和智慧的正直感的时候，正是现在。感谢上帝（真的），我们仍有一些能让大众尊敬的人。为我的家庭以及美国，这也是我生命中真正的热诚，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将继续有效和乐观地工作。但我深切希望在自由世界有影响力的地方，已经培养出新的、年轻的、有活力的民间和军事领导人，并让他们专心奉献于他们的国家、责任心和安全。”
艾森豪威尔对责任的概念不止于军官。当他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时，他曾考虑接受成为总统候选人。一个代表团在 1951 年 10 月 25 日与他见面，鼓励他竞选总统。他回忆这场会议：“我并不想当美国总统，而且我也不想接受任何政治职务或有任何政治关联。我现在的工作如果成功，将对未来的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
他同时也强调在他责任感内的无私：“我接受这个职务（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SHAPE］指挥官）完全是责任感使然——当我离开纽约时，我确实牺牲了许多个人的方便、利益和喜欢的建设性工作。我绝不会为其他的政府工作而离开目前的职务，除非有明确的责任召唤。我绝不会参与任何促使我被提名的活动，因为我相信总统一职不应该被追求，同样我也相信它无法被拒绝。我无法说清需要何种进一步的情况才能说服我有责任进入政治圈，我就是无法知道是何种状况。在这一刻我仅能承认，在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协助或我的默许，我不会考虑他们所说的提名，让我去承担如此大的责任。”
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是一位真正无私的公仆，他自杀的悲剧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和福莱斯特经常谈这些事情，”艾森豪威尔说，“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他有正直的目的和对公共事务的奉献。此外，他个人非常关心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险，而他也愿意谈这些事情。一些我在军中、政府或民间部门的同事和福莱斯特有一样的无私精神，但很少有人有他那种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并运用其知识为公众利益服务。所以我们一起探索和搜寻来定义一些至理名言，让它们在语言上能具体而明确，并且能普遍的适用一段时间。”
艾森豪威尔非常憎恨自私的人。当总统的时候他回忆：“在夏威夷州长这个事例里，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角逐该职位。两人都培养‘游说团体’来支持各自的诉求。这样追求公职的方式违反我的本性。主动追求该职位，对我来说，就是不适任的证据。我认为任何一个来到华盛顿接受一个重要政府职位的人，若没自我牺牲精神，就不适合该职位。这当然不适用于一些较技术与专业的职位，假设别人对高层职务有和我同样的认知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对一个一味追求政治职位的人的尊敬与敬仰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了。”
他又说：“这些人都会抓住一位成功商人必须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获得成果的工作机会。合理的牺牲当然是可预期的，事实上，除非一个人愿意牺牲物质上的利益，否则政府无法承受让他占据一个重要的岗位。但是走极端的惯例最终会对我们造成严重损害，除非我们能在参议院作出一些合理的改变以处理这种情况。”
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职务的思考
当玛米（Mamie）和我来到白宮时，我们对在里面生活大概有很好的了解。我过去多年所担任的重要军职给了我一些经验，这些经验虽然无法与之相比，但的确类似总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当我任职“二战”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 Headquarters of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s，SHAEF）及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官时更是如此。在这两个职务上，我过着非常孤独的生活，前一次只有我的助理陪我，后一次是和玛米住在一起。因为安全、礼仪和要求签名等问题，我们不能像一般人一样去餐馆、戏院或其他公共场所，连找到健康或休闲所需的时间也都很困难。
我们知道白宮的生活会使这些困难加倍，但至少我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
乔治·华盛顿将军在作为独立战争指挥官的生涯中，很早就为军官们展现了无私精神，并成为两百年来高级军事领袖学习的典范。他的许多部下没有滑膛枪（muskets），只能用帚柄训练。许多人没有鞋穿、毛毯匮乏、食物不足，同时征募任期也不定。华盛顿在他 1776 年 1 月 14 日的信中向他的朋友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透露了他的想法与顾虑：“当我周遭的人都在熟睡时，一想起我的处境以及这支军队，我就辗转难眠。只有少数人知道我们所处的窘境，但我还是相信如果我的战线发生任何灾难，一定是来自这个原因。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接受指挥权，而是扛枪入伍，或者我能合理面对我的后代子孙及良知，退居乡野、住在简陋的小屋中，我将会多么的快乐。如果我能克服这些困难，我将虔诚地相信必有上帝插手，使我们的对手盲目；如果我们能安然度过这个月，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不利态势。”
国家是幸运的，华盛顿没有避居乡野小屋也没有加入行伍，而是无私地领导我们的国家迈向胜利。他拒绝君主制一事可能是最能彰显他无私的行为。当时有很多人想要他加冕成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王，但是他拒绝了，也因此造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国。
拒绝他可以轻易获得的皇家权力，展现了华盛顿无私的卓越品格。身为独立战争成功不可或缺的一个人，他可以拒绝“王冠”。通过这个行动，他向同僚与后代子孙证明了风格才是他伟大生命的动力，而不是贪婪。
战争结束后，华盛顿遇到了另一个对他风格的测试。在 1783 年 3 月 15 日，一些军官由盖茨（Gates）将军带头，聚会讨论以军事行动来确保陆军的薪饷，“争议在于是应由文人还是军人统治新的政府”。情况非常危急，使得“华盛顿自身的领导……也受到威胁。陆军觉得他的‘过度软弱’，这阻挡了他们争取应得的权益”。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刻。因为在美国全部历史中，这是唯一一次文人统治受到军方严重挑战。如果这个误入歧途的威胁成功，美国的历史将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再一次，华盛顿做到了关键性的扭转：他的领导加上不屈不挠的风格。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告诉他将有一个军官会议后，华盛顿决定亲自去参加。当他出现时，“这群聚会军官的表情很清楚地表现出他们并不喜欢这个惊喜。自从他赢得陆军的爱戴后，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怨恨与愤怒”。他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恭敬地要求军官抵制采取军事行动的诱惑。他告诉他们：“让我恳求你们，先生们，对你们而言，不要采取在理智的平静眼光看来会降低你们的尊严与玷污你们迄今所维持的光荣的任何措施。”
但连他们英雄所说的感人肺腑的话都无法动摇这些军官。在他演讲结束时，他利用“朗读一封信的手段，以感性与即兴的言辞吸引他听众的注意力”。他伸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封来自国会议员的信，解释国家当前财政的窘境与国会补偿陆军的努力。但“状况有些不对劲。将军好像很迷惑，他无助地瞪着信纸。这些军官都倾向前去，内心充满焦虑。接着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副眼镜”。
听众们惊讶地看着他用眼镜来读字迹潦草的信。他抱歉地说：“先生们，请容许我戴上眼镜，因为在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时，我不只变得头发灰白，视力也变得很差。”
令人心酸的坦白吸引了他的听众：这样简单的一段话完成了他之前无法完成的任务。军官们泪流满面，从他们的泪水中可以看出对这位长期带领他们的指挥官的爱。华盛顿快速地念完这封信，他知道这场战斗已经赢了。带着戏剧性的独特感受，他迅速走出礼堂以避免虎头蛇尾。
华盛顿再一次将国家从暴政中解救出来。第一次，他从英国殖民地的暴政中解救美国。第二次，通过拒绝加冕，使美国免予经历另一个君主政体。最后，经由“眼镜演说”，他保护了初生的共和国免予军事叛乱。这三个事件中，他的风格，尤其是不顾个人权力的无私精神，拯救国家免予危险。
华盛顿作为我们革命军指挥官的生涯是一段逆境不断的经历。我相信这影响到了马歇尔将军对“二战”时位于本宁堡（Fort Benning）的候补军官学校（OCS）第一届毕业生的致辞。他说：“真正的伟大领导者克服所有的困难，战役和战斗只不过是一系列待克服的困难罢了。装备匮乏、食物不足，缺少这个与那个都只是借口。真正的领袖通过战胜逆境来展露他的风格，不管有多困难。”
无私无疑也是马歇尔风格的一部分，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他在讨论谁将领导盟军反攻欧洲这一问题中的表现。
早在 1942 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就达成协议，认为盟军最高统帅应该由英国军官担任。随着战况的发展，盟军中的美国军队和物资明显占多数。这一点让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处于尴尬的政治立场。如果最高统帅是英国人，罗斯福必须告诉美国人民，绝大多数由美国军人组成的盟军部队将由一个外国人指挥。另一方面，丘吉尔也发现，要向英国人解释将由一名美国人指挥对欧洲的进攻，同样是个烫手山芋。丘吉尔主动对罗斯福说最高统帅应该是个美国人时，才解除了罗斯福的这种尴尬情况。
最高统帅的选择关系着每个人的重要利益，但这个问题却拖延了两年未作决定。美英双方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最高统帅后，罗斯福拖延了 18 个月才提名，这段时间内，丘吉尔经常施压要他尽快作决定。1943 年在德黑兰（Teheran）举行会议时，斯大林横蛮地问道：“谁将指挥‘霸王行动’（Overload）？”总统回答他尚未决定。斯大林表示他比较喜欢由马歇尔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并试图逼迫罗斯福作出决定，所以他对罗斯福说，他内心很清楚，在最高统帅还没被提名之前，他无法认为盟军是真心想进攻欧洲。斯大林极度渴望开辟第二战场，但罗斯福不为压力所动。
马歇尔确实是这个职务最主要的美国候选人。1942 年 7 月 31 日，丘吉尔发电报给罗斯福说：“如果马歇尔将军被指派为围剿计划（Roundup）的最高统帅，我们定会同意。”1943 年 8 月 10 日，战争部长史汀生在一封写给总统的信中，表达了他对选择征欧统帅的立场：“最终，我相信是到了我们必须选出最优秀的指挥官来负责这关键时刻的关键战役的时候了。您比林肯先生或威尔逊先生幸运多了，因为您将比他们更容易作选择。林肯先生必须经过一段摸索的过程与可怕的损失才能找到正确的选择。威尔逊先生必须选一个几乎连美国人都不认识的人，去领导外国军队。马歇尔将军已经是一个拥有崇高地位、经过锻炼的军人，也是个具有宏观视野与能力的行政官。这从一年半前英国就已提议由他来担任此职务即可证明。我相信以他的风格与能力，他是我们目前的最佳人选，我们需要他的军事领导来使我们两国充满信心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执行这一伟大作战。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项任命将对华盛顿的全球战略及组织造成多大的损失。但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我看不出有其他的选择。”
1943 年 8 月 22 日，史汀生和罗斯福谈论起此事。史汀生说罗斯福告诉他：“丘吉尔主动找他，并提出让马歇尔指挥‘霸王行动’。总统说，这件事让他免予亲自提出此要求的尴尬。他也和我讨论了谁将继任马歇尔（参谋长）的位置，并提到了艾森豪威尔。”马歇尔显然是罗斯福的最高统帅头号人选。罗斯福于 1943 年 11 月访问北非时，在当地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长谈。罗斯福总统说：“艾克（Ike），你我都知道内战时最后几年的参谋长是谁，但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位将军的名字。只有那些战场上的将军，如格兰特、李将军和杰克逊（Jockson）、谢尔曼、谢里丹（Sheridan）等人，才能做到妇孺皆知。我不想到 50 年后，没有人知道谁是乔治·马歇尔。这是我希望乔治指挥这次重大任务的原因之一。他有资格以大将军之名，名留青史。”
当情况已表明同盟国就快提名征欧统帅时，华盛顿充斥着对马歇尔的谣言。当马歇尔将离开华盛顿到欧洲担任最高统帅的消息走漏时，各地掀起一股讨论热潮。军事委员会的三位资深委员沃伦·R. 奥斯汀（Warren R. Austin）、史泰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和约翰·格尼（John Gurney）提出抗议，他们认为马歇尔对国会太重要，不能离开华盛顿。史汀生说：“他们告诉我，不止他们个人十分仰赖他，而且他们说事情只要是经过马歇尔同意，他们就能在同僚间化解有争议的问题。”参议员们很担心有一个由敌人暗中促成、煽动的下台运动，敌人希望马歇尔离开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因为他对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很大的影响力。
《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 Herald）甚至发表了一篇有关“谣言”的文章，认为马歇尔将军是因为攻击总统所以要离开华盛顿被派到国外。1943 年 9 月 28 日，另一个故事控诉总统使诈将马歇尔“明升暗降”，然后再让萨莫维尔（Summerville）将军就任参谋长。故事进一步说，罗斯福这样做是为了萨莫维尔将军能利用他的职权，帮罗斯福赢得 1944 年的总统大选。
潘兴将军也反对马歇尔将军离开陆军参谋长一职。在一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潘兴表达了他的看法，说如果马歇尔被调职，“这可能是我们军事政策上最根本且非常严重的错误”。罗斯福总统向这位“一战”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AEF）总司令说，他希望马歇尔将军成为“二战”的潘兴。
莱西（Leahy）、阿诺德和金上将都分别私下去找罗斯福总统，要求让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他们三人都认为，马歇尔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军首长都认为他是主导的灵魂人物，尤其是在决定及执行联合战略的决策时。作这些决策时，他具有使三军团结的力量。依照阿诺德和金上将的说法，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公认领袖。
金上将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在华盛顿有必胜的组合，为何要将它拆散？”阿诺德也指出没有人能像马歇尔一样：“他对全球战场各种必备条件，陆、海、空军的知识，对于判断一个战场、一个盟国、一个军种的相对重要性的平衡具有一种神奇的敏感度。”
在一篇军中的非官方报刊《陆海军月刊》（Army and Navy Journal）的社论中提到，解除马歇尔的参谋长之职“将震惊陆军、国会及全国”。
最终，史汀生部长对马歇尔事件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他在 1943 年 9 月 30 日自己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对于最近接二连三出现的某些报道，我可以作个说明……我以一种绝对有信心的立场说，今后不管马歇尔将军担任哪个职务，都将由对马歇尔将军完全信赖的总统决定，而总统唯一的目的是将这位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军官指派到最能发挥他潜力的职务上，通过他的服务能使这场战争圆满结束。”
通常一个人以卓越的方式负责任地执行其工作，往往给人一种他很容易做到的感觉。这正是马歇尔将军担任参谋长时的表现。所以有时候他的杰出成果会被人视为理所当然。有关他将被调职的谣言，更向人民强调了马歇尔将军所完成的杰出工作。
1943 年 12 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担任最高统帅。尽管有他两位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史汀生部长——热诚的建议由马歇尔担任，他还是选择了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马歇尔。斯大林和丘吉尔也曾明确地表示他们比较喜欢由马歇尔担任。
当时为何选了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马歇尔？有部分原因在于马歇尔无私的性格。如果马歇尔将军当时表示他比较喜欢最高统帅的职务，他就会得到那个任命。1943 年 12 月的开罗，在尚未作最后决定之前，罗斯福总统叫马歇尔到他的别墅。马歇尔写下了他们两人见面时，总统问他有关最高统帅职位的情形，马歇尔答：“我记得我说过，我不会试图评估我的能力，应由总统您来作评估。我只是希望厘清一点，那就是不管决定是什么，我都会全力以赴。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因此，我并没讨论其利与弊。我记得总统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我觉得你不在国内，我晚上会睡不着觉。’”
史汀生部长记录了罗斯福总统对这段谈话的解释：“总统以一种暧昧的方式带出了（最高统帅）这个主题，他问马歇尔要什么，或者他认为应该怎么做。和平常一样，马歇尔很恭敬地说这不该由他来说应该如何做。这时，他在应该表达自己意见的话题上又加了一句，若是由他——马歇尔，负责‘霸王行动’，总统不应该让参谋长的位子空着，而应该让艾森豪威尔担任正式的参谋长（他们正考虑让艾森豪威尔代理参谋长），任何其他方案都对艾森豪威尔或参谋部不公平。”这种表现再度展现了马歇尔将军的无私精神，因为不管其军阶任期，在陆军担任参谋长都是最高的职务，而这种安排将让艾森豪威尔成为他的上级。
后来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告诉马歇尔将军：“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最后决定让你留任参谋长，而让艾森豪威尔负责‘霸王行动’。”马歇尔不露任何感情地接受了总统的决定。他与陆军助理部长约翰·J. 麦克罗伊（John J. McCloy）讨论这次会议，据麦克罗伊的观察，马歇尔“似乎不像一个非常失望的人”。但史汀生断言：“我认为我更了解马歇尔。我知道他内心深处的抱负，是能指挥对法国展开的进攻行动。这仅是他那无与伦比的自我牺牲与自我控制的力量造成的一种假象。”
在总统下定决心之后，史汀生和马歇尔之间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两人将不再讨论马歇尔指挥“霸王行动”这件事。史汀生提到马歇尔对这个决定的反应是：“他对整件事情，表现了他惯常的大度。”
马歇尔的成功以及别人对他的尊重根源于他的风格。总统、战争部长和国会都是对参谋长战争行为的影响力量，但在美国，最终的权力还是来自人民。美国民意的意向部分受到媒体的影响，记者有时可以问些民众不能直接问的问题。自从日本开始侵略菲律宾，当地美国部队状况非常不好。部分人士酝酿着对马歇尔将军的质疑。陆军公关人员的一位军官在 1942 年写道：“马歇尔的一位朋友是一份中西部大报驻华盛顿办事处的主任，有一晚他来到我家，告诉我外界对马歇尔将军是否适任领导职务的不满正在扩散。”记者们要求马歇尔召开记者会，但当时战争部的政策是由战争部长史汀生来召开记者会——这种安排马歇尔再满意不过了。
在建议马歇尔召开记者会的几天后，史汀生部长必须离开华盛顿前往检查巴拿马运河与其防卫。为了避免取消安排好的战争部记者会，大家说服了马歇尔主持该记者会。
马歇尔将军告诉华盛顿记者，他知道他们有很多有关战争进行的问题要问，他要求他们先把各自的问题提出，然后他会一起回答。马歇尔很专注地聆听所有的问题，然后告诉他们他会很坦白地回答。
“马歇尔讲了超过 30 分钟，几乎涵盖了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他说明了将补给送到位于巴丹（Bataan）的部队的各种努力，如试图采购船只及提供参与此事的船员的家庭事先规定的保险。他在可安全公布的范围内尽量说明我们所遭遇的灾难的程度，这些挫折阻碍了我们执行先期针对这些状况所研拟的计划。”
马歇尔将军主持记者会的方式熟练卓越。他坦诚与直接的表达方式使他在“二战”期间赢得了媒体的尊重。他将媒体收归己用，并赢得了怀疑者的支持。对他能力不满的隆隆炮火完全销声匿迹。陆军公关人员的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将军展现了我从未见过的魅力。”
一直到战争结束，马歇尔每周主持一次或两次记者会。他习惯先听取所有的问题，然后再针对每位询问者的问题逐一说明。他对事实资料与人名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直率而且值得信赖。他会说明哪项陈述是需保密的，并且相信记者不会违反他对他们的信任，记者们也从没背信。如果战争中他没有赢得并保持媒体的信任，他的领导就无法有效。
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密切关系只有一次濒临决裂。在美国海军极力促请下，罗斯福总统考虑晋升马歇尔为陆军五星上将，升金为海军五星上将。史汀生于 1943 年 2 月 16 日第一次听到海军部长诺克斯（Knox）提到这个晋升计划。史汀生说：“当我回到部里，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也要求我前往国会山和两个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拒不接受这个晋升机会……他说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海军低阶将官向金和诺克斯施压，再传到总统身上。”
马歇尔将军反对晋升是有理由的。他担心这件事会破坏他对国会和人民的影响力，因为这像他在追逐私利。无私是他风格的一部分，对他的领导力也很重要。这次晋升将会干扰他完成赢得战争这一首要任务。史汀生谈到有关马歇尔对晋升的立场时说：“马歇尔无私的行为很伟大……”
因为马歇尔的反对，史汀生当天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已和马歇尔讨论过这件事，就他的考量而言，他的晋升是弊多于利，尤其是关于他和国会的关系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件事的立场非常强硬，原则上，我也倾向同意他的意见。”几天之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商讨这件事，最后他们决定取消晋升。稍后这件事又被再度提起，国会和总统决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在战后授予他五星上将的军衔。
1942 年 1 月，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面临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挑选一位派往中国的美国将领。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已节节败退。美国将领的责任严峻，因为他要能指挥中国和美国部队，而且必须与中国腐败的官僚政治体系打交道。第一个列入考虑的人选是休·德鲁姆（Hugh Drum）中将。但是史汀生写道，德鲁姆“认为我派他到中国的任务不够大，对他是大材小用了”。
史汀生部长当晚和马歇尔将军讨论德鲁姆中将的职务。第二天，事情发展到一个高潮。史汀生写道：“整个下午都在处理讨厌的德鲁姆事件……我收到一封德鲁姆的信，他显然为自己不情愿到中国任职而造成的影响感到惶恐，因而在信中告诉我，他愿意接受我派他做的任何事情。”
史汀生把这封信拿给马歇尔，他看过后更加认定德鲁姆中将的“不适任，也更加认定他只是在努力保护自己免予受到拒绝赴任的批评”。
如果有军官让马歇尔感到他急切地想找到一份适合个人喜好的职务时，这人就会遭殃。“威廉·哈斯凯尔（William N. Haskell）将军跑来看我，”史汀生于 1941 年年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商讨他退休前这 8 个月的差事。我喜欢哈斯凯尔……但当我告诉马歇尔时，我发现哈斯凯尔为自己计划未来差事一事激怒了马歇尔”。马歇尔和史汀生关系非常好，但他不同意给哈斯凯尔特别的关照，尤其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请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空军历史中，有两个重要的时期，空军军官在争取空权与战备上都展现了无私与卓越的风格。关键的领导者有亨利·阿诺德将军、空军的首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将军和 1974—1978 年担任空军参谋长并于 1978—1982 年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大卫·C. 琼斯（David C. Jones）将军。这些人在 50 年间完全无私并愿意牺牲个人生涯来发展足以保护西方自由的空中力量。许多时候，他们做他们认为对发展空中力量有利的事，即使这样做有损其生涯发展。阿诺德和斯帕茨对 20 世纪 20 年代空军的发展非常重要。但若缺乏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对空军领导的无私贡献的记录，这段历史将不完整。
米切尔对航空的兴趣最早展现在他对操纵军事气球的分析上。作为一名长期身负陆军航空责任的通信兵，直到 1916 年秋天米切尔才自费开始飞行员的训练。1917 年 1 月战争部决定送他去欧洲担任航空观察员。这个机会及其所获得的经验扩展了米切尔的航空知识，使得潘兴将军将他晋升为上校，并让他在盟军远征军中担任战斗指挥职务。
潘兴认识到米切尔具有高超的作战以及战斗领导能力。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国航空部队指挥官。潘兴对他非常欣赏，并推荐他晋升准将。1918 年 12 月米切尔回到美国担任军事航空处处长（director of military aeronautics），但该部门在战后因为陆军重组而被解散。
米切尔在“一战”中获得的经验与成长，使他发展出了对空权的愿景。他看出航空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因而投入了在这个领域的准备。对米切尔而言，空战和地面战或海战一样重要，因此他坚信应该有独立的空军。
米切尔在“一战”后最被铭记的贡献是他坚持飞机具有击沉海军船舰的能力。为证明这一点，他不顾海军的恼怒，在 1921 年 7 月 22 日击沉了德国战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德号”（Ostfriesland），在 8 月击沉了一艘美国过时的战列舰“阿拉巴马号”（Alabama）。
战后，米切尔经常上头条新闻。不管是他的朋友或对手，都承认他对其目标的奉献以及专业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对空军重要性的看法，也只有十来个人具有他独特的愿景与热诚。战后，米切尔有许多高潮与低谷。这些最终累积到了一个摊牌时刻。
1925 年 9 月 5 日发生了一个事件，这是建立独立空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米切尔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个记者招待会的影响永远不会被空军历史遗忘。我不会详述随后带出的军法审判，而只指出其主要议题，因为它们影响着空中力量——包含一个独立的空军及其领导者——的未来。
1925 年 9 月 1 日及 3 日发生了两起海军飞行员的悲剧。9 月 1 日，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中校及其四位同僚在从旧金山飞往火奴鲁鲁的途中在太平洋上失踪。大量的公众报道将失事归因于顶风飞行造成的油料不足。当时驻扎在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的米切尔在 9 月 2 日通过无线电台称罗杰斯等人为“烈士”（martyrs）。
9 月 3 日，当罗杰斯及其机组人员还未被找到时，“谢南多厄号”（Shenandoah）——一艘大型硬式飞艇——撞进了一个暴风，其指挥官及 14 名乘员都坠机而死。这一损失的悲伤因一个谣言而加剧，据说其指挥官因为天气恶劣而反对这次飞行，但被命令继续执行任务。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此事显示出的漠不关心。他想降低两起悲剧的冲击，因此公开表示这是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空权的证明。这样冷酷无情的言论，无法被空权的拥护者及失去亲人的家属所接受。
这些悲剧使比利·米切尔无法再保持沉默。米切尔在 9 月 5 日于圣安东尼奥市召开记者招待会，引爆了几年来他和其上级间的一个争议。他指控这些“可怕的悲剧……是由战争部和海军部对国防无能、可耻的疏忽和背信的管理直接造成的”。
毋庸置疑，米切尔的行为要面临军法审判或记过。他的指控严重到不能被置之不理。认识他的人相信，他想以军法审判来赢得对他争取用先进且有远见的政策取代古老过时的空中政策的支持。他相信如果他能自军中退役，将更有机会推进航空发展。
光是记过无法达到米切尔的一个目标——引起国会调查。在他的记录里加上记过处分，无法解决他说的军事航空是操控在一群“愚蠢”的上级手里的指控，这些人“一点儿都不懂飞行”，而且他们让飞行员像过河卒子一样去进行愚蠢与不当的冒险。
一次军法审判可为米切尔证明他的指控提供一个机会，或是被踢出陆军。在审理中，他可以依据法律程序提出他自己的证据和证人，并能交叉检验政府的证人。这样可以让争议浮现出来。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决定以破坏良好秩序与军事纪律，不服从和发表藐视上级言论的偏差行为起诉米切尔上校。
军法审判的记录有七大册。虽然自从“一战”结束后有过 20 多次对空军的调查，但都没引起大众的注意。这次则是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举国重视。
关键的争议议题有：（1）是否该有统一的空中军种，也就是独立的空军；（2）航空的发展与进步是否因为陆军和海军的保守而迟缓；（3）对陆军航空兵军官是否有待遇和晋升上的歧视；（4）在地面以及海上的战斗中，航空兵有何重要性。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中我们完全没有空中兵力，不管是物资（飞机和装备）、人员（飞行员、观测者、炮手、机械工）或战法（使用的方法）……而我们现有的飞机都已破烂不堪，它们都非常危险，没有能力执行任何现代空军的功能。”
依米切尔所言，人员和物资的不足是因为“空中事务是授权陆军和海军来负责，并由非飞行军官主宰其运作与管理。他们不只对航空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视其为现行活动的附属品，而不是国家军事装备的主要力量。他们对空中事务的证词可说是毫无价值，更严重的是，有关支持空军的声音还没发出就被扼杀掉了”。
他补充说，比起选了解航空的将领来解释空中需求，“他们通常是依‘泰德（Tag，应指随便一人），就是你了，你去和国会谈谈航空’的原则处理”。
米切尔对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工的制度有很严苛的批评，他说“制度执行的如此差劲，可以说是用飞行员的性命来训练这些人”。他预言性地争论说不只要现代的独立空军，更要求重组战争部和海军部，使它们成为国防部下陆军、海军、空军三个部门。
支持米切尔的人更提出反诉，控告这次军事审判是参谋本部排挤米切尔的努力，审判前米切尔一再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支持空军的作为，他将被逐出部队。
陆军参谋长海恩斯（Hines）少将就极力反对米切尔所鼓吹的独立空军。对他来讲，空军是陆军或海军重要的一部分，但必须依附在地面部队或船舰上。海军的立场是，统一的空军将破坏作战时所需的指挥与平时的训练。
米切尔的抨击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他的一些同僚对他所作的无能、玩忽职守与叛国罪的指控感到愤怒。也让那些相信米切尔上级的动机无可置疑与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已经尽可能做到最好的人感到不舒服。
新闻评论员更不友善。一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社论就讽刺地说：“米切尔上校完全是‘自找的’，既然这样就给他吧，虽然他还妄想这会增加他的荣耀，并获得明智的人的尊重。”这篇社论评论他的证词会破坏“他仅存的声誉”。
1925 年 9 月 7 日，《纽约时报》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他使用的战术并没有全然使他的一些好朋友喜欢。他们认为他所用的一些鲁莽、不顾后果与不正确的说辞将破坏他的原意。”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市的宣言震撼了整个国家，因为他冒着天打雷劈的风险。陆军不再能对他的挑战视而不见了，因为这将对陆军士气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虽然如此，仍有相当多的军官认同米切尔的努力，例如两位出庭作证的军官，他们也将成为“二战”重要的空军领导者，即亨利·阿诺德和卡尔·斯帕茨。他们两人被警告不要出庭作证，否则将有损或结束他们的军旅生涯，但两人都没有屈服。
审理时，阿诺德的证词证实了一项争议，也就是陆军和海军军官给了国会错误和误导的信息。阿诺德说他的上级在外国空中力量现况，以及外国军种组织结构有分开与独立的空军等事务上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米切尔回顾这个插曲时说：“站在我这边阵线奋斗的是这样一位军官，他的信念与勇气将帮助我们的空军在下一次战争来临前建立起必需的战力。他就是亨利·阿诺德，一位无惧于其顽固、有偏见的上级的军官。”
军法审判后米切尔被判有罪，但阿诺德仍不想放弃努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先想要持续推动这场战斗的是赫伯特·达阿格（Herbert Dargue）和我。在华盛顿服务多年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都有很多朋友。我们继续前往米德尔堡（Middleburg）的米切尔家以及国会山进行接触，并写信来延续这场战斗。
“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回应。经历比利·米切尔的种种问题以及不受欢迎的结局后，大家并不想让任何火花继续存在。我终于了解到柯立芝总统本身是主要的指控者。我们两人都被叫进他的办公室回答我们有关改变空军地位状态的‘不正常的’信件联络。达阿格得到了申诫；我如媒体所报，被‘放逐了’。”
造成他被放逐的议题在军法审判一年后再次被提起，一则对陆军航空兵团非常推崇，但对陆军参谋部则非常严厉批评的新闻稿很秘密地开始流传。伊拉·埃克（Ira Eaker）说：“陆军监察长寻迹追踪到阿诺德使用政府的打字机和纸张，所以他被依不当使用政府财产进行不利于陆军的计划加以起诉。监察长建议对阿诺德进行军法审判，但在梅森·帕特里克（Mason Patrick）将军的仲裁下，他被解除空军参谋的职务，驱离华盛顿，改调堪萨斯州莱利堡一个骑兵基地去指挥一个空军中队。”
埃克上校告诉我当他还是梅森·帕特里克少将的行政助理时，他也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时刻。埃克叙述了这次放逐事件：“阿诺德为帕特里克贯彻其职责与职务。帕特里克认为他是一位聪明、有能力的军官，并对他执行的工作完全满意。然而，除了（阿诺德）对帕特里克的公务责任外，他的其他公余活动全投入在帮助米切尔——这些我们都认为是对的……而且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我想阿诺德一向认为帕特里克对他很严格。”
帕特里克对媒体的一段话说明了问题的核心是他们四处散播传单，鼓吹对立法的支持，而这些军官的行为是“不为其所知，是错误的热情”。针对有许多空军军官牵涉其中的指摘，帕特里克回答说：“调查发现我的办公室只有两位军官涉及以我不认同的方法试图影响国会立法。两人都受到了惩戒，其中一人（阿诺德）已经不受我的办公室欢迎，将要被调到其他基地。”
不可否认，阿诺德的一些同僚军官的态度会影响他的反应。阿诺德回忆在他到达莱利堡后，“当孩子在我们的新住所就寝后，碧（Bee）和我很沮丧地走向基地指挥官布斯（Booth）将军的住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公事拜访。他的房子灯火通明。当我们被引入屋中后，看到指挥官正参与一个牌局聚会。起居室到处都是人。我们站在那里，当布斯将军从房间的另一头看到我们时，他起身走向我们。然后他一只手和我握手，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热诚地说：‘阿诺德，我很高兴看到你。我很荣幸你加入这个指挥部。’然后他提高音量让所有人都可以听到，他补充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孩子。只要你在这里，你可以写或讲任何你想的事。我所要求的是事先能让我先过目。’”
萨莫维尔将军成为阿诺德被放逐后的上级，他发电报给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官，询问下一期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是否可再加入一位军官。回复说：“可以的，是谁呢？”当阿诺德的名字被提出时，对方答复他们不想要他，但如果他真的来了，他会被接受。
阿诺德说：“在一封给费凯特（Fechet）将军的私人信中，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官表示，如果我到利文沃思堡当学生，我将会被‘迫害’。虽然如此，我还是下定决心前往就读。我记得学校指挥官曾经参与对比利·米切尔的审判，这可能影响他对我的感觉。虽然他的信里缺乏友善，但我发现其课程非常有价值，我也没有遭遇许多困难，课程对我来讲也不难。
“自然的，我并不同意学校许多有关对飞机的运用概念，我也认为课程，尤其是有关航空军部分，可能并应该需要现代化。”
阿诺德在全期 88 位学员中以第 26 名毕业。
几年后阿诺德说：“我在利文沃思堡时的指挥官是 E. L. 金（E. L. King）将军。后来我在 1931 年参加一次演习，当他告诉我他很欣赏我离开利文沃思堡时写的文章时——文章概括了我对学校空中行动教育的想法，我非常惊讶。他同时也恭贺我作为军需官对工作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褒奖来自一位当初说如果我去当学生会被‘迫害’的人，让我感觉非常的高兴。”
另一个像阿诺德一样的关键军官，也在比利·米切尔的军法审判中作证的是卡尔·斯帕茨。斯帕茨一度担心因在早期的争辩中公然反对帕特里克将军，他会被调离要职。显然他低估了后者对他的观感。1925 年 6 月 18 日，他接到要他到华盛顿向空军参谋长（chief of air staff）办公室报到的命令。这是一个对他个人发展与生涯至关重要的职务。
在到华盛顿报到六个月后，他卷入了比利·米切尔争取空权的斗争中。虽然上级曾警告他出庭作证将严重危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斯帕茨还是决定出庭。
辩护律师问斯帕茨说：“你能否告诉法庭目前提供给空军的装备现况？”
斯帕茨回答说：“空军的装备已经达到一个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能继续飞行的地步……空军的大部分装备都已经非常过时或是将被淘汰的。”
在斯帕茨的证词中，他还被问道：“在现有可用的飞机中，有多少可用在追逐战斗机的任务上？”
他回答说：“我们现有的飞机都不能——我不希望开着现有的任何一架飞机参加战斗。首先，它们的维护工作非常的困难，而且已经使用了 3 年。我想大部分都已经至少进过一次基地维修后再重新分发给单位使用。”至于飞机的短缺部分，斯帕茨评估大概缺少 355 架飞机。
接下来的询问是有关人员的部分。斯帕茨陈述他们在战术单位缺少 660 位军官：夏威夷需要 85 位军官，菲律宾 55 位和巴拿马的 54 位。
米切尔的委员会很执著且步步逼人，在质询斯帕茨的律师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向陆军说：“参谋部的军官所受的训练与经验是否有资格给军事航空提供指导原则？”刚开始斯帕茨不能回答，因为这直接挑战其上级。经过强烈的抗议与费时的讨论后，才同意让斯帕茨继续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哈蒙（M. F. Harmon）少校和布兰特（C. G. Brant）少校外，参谋部的军官都没有空中服役的训练，但还在担任空中战术单位的指挥职务。”
随着审判的进行，斯帕茨从他在空军的朋友那里获得了鼓励。弗兰克·亨特（Frank Hunter）上校在 1925 年 11 月 10 日发电报给他说：“好小子，干得好。”一位名叫皮克林（Pickering）的人说：“为你的证词和胆识喝彩，这对米切尔很有帮助。有我可以效劳的吗？”
为获得正确的了解，我在与斯帕茨将军的几次面谈中讨论过这件事。斯帕茨解释说：“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就是反抗变革。当你已经对你的专业训练非常熟练时，你不喜欢任何可能要你重新学习的事情发生，而且在你的专业历练越久，就越拒绝变革。当旧秩序的效益降低，职务与晋升偏向新的秩序，旧的秩序终会被新的秩序取代。基本上，这是军中反抗变革的一个心理上的集体偏见，我想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现实。”
斯帕茨晚年说：“我帮比利·米切尔作证，反对参谋本部的立场，而他们也没有对我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不能对你怎样。因为你在宣誓下回答问题时，你必须告诉他们实情。”
另一个空权发展的关键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需要进行发展新战略轰炸机 B-70 的计划。这件事大卫·琼斯上将最有资格谈论，因为他的无私，他愿意挺身支持空权而暂时牺牲晋升准将的机会。琼斯回忆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我还是中校时，我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柯蒂斯·E. 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我清晰地了解到对战略空军的需求。后来我在李梅当空军首长时担任空军参谋，他要求我作一个对 B-70 需求的参谋研究，这是一种新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我将这个研究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作了简报，关于此项需求，我们以为已经说服了他。但没过多久，他取消了这项计划，这令我们非常惊讶。
“接踵而来的一个很大的争论，是来自国会对取消此计划的考虑的强烈质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由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卡尔·文森（Carl Vinson）领导，他要我向该委员会提交我给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同样的简报。这份简报导致该委员会将 4. 91 亿美元列入下一年度的拨款法案，并指示要求空军必须将该笔经费投入 B-70 的研发中。
“不顾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反对，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也坚持要获得同样的简报。国防部研发次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找到我，和我一起修改简报。哈罗德·布朗和我对简报内容有许多争议，但我对他的才智与正直深表尊敬。我们最终得到一份两人都能接受的简报。当布朗将该简报送给麦克纳马拉核准时，他被一顿狠批。麦克纳马拉修改了简报，在空白处写了很多难以辨识的意见。更离谱的是他并没有修改图表，所有图表和文字有很多出入。当我拿到简报底稿，要赴国会都已经迟到了。
“通常向国会作简报都会有高层官员在场。这次只有一个人很不情愿地陪我，他是空军的助理部长布鲁克·麦克米兰（Brock McMillan）。听证会一开始，小组委员会主席罗伯森参议员先表达了对我们迟到的不满，然后说琼斯上校‘要给我们他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同样的简报，是这样吗？’他听到两个答案。一个来自我说的‘不’，一个来自空军助理部长麦克米兰说的‘是’。
“当罗伯森主席听到麦克纳马拉部长改过这个简报，他非常生气，没有接受简报就结束了听证会。麦克纳马拉还是展现了冷静的理智，并亲自到国会山交给罗伯森一份原本的简报，最后这个议题是由肯尼迪总统与卡尔·文森在白宫的玫瑰花园散步时解决的。他们同意取消 B-70 计划，但准备进行一个更先进的轰炸机的研究，这个研究导致了后来的 B-1 轰炸机。
“刚开始的指导是研究先进战略载人飞机（advanced strategic manned aircraft，ASMA）。我们很快改名为先进有人驾驶战略飞机（advanced manned strategic aircraft，AMSA）。没人可以接受一个新飞机被称为因为呼吸疾病而无法呼吸空气。①
琼斯在听证会开始前被告知，他已经被空军选为晋升准将候选人，但他的名字在名单离开空军后被删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他的名字是被麦克纳马拉刪除的。琼斯当然可以听从上意来保住他将得到的准将，但他的风格与对未来空权理念的执著却不允许他这么做。虽然他失去了一颗将星，但他的风格却使他最后还多出三颗将星。他的军旅生涯并未因此终止，后来更成为了空军参谋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哈罗德·布朗部长最近提到当初他在麦克纳马拉时代当研发次长时，两位让他最头疼的年轻军官就是大卫·琼斯上校和海军艾克·基德（Ike Kidd）上校。布朗说这两位军官也是在 1978 年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两位候选人。讽刺的是两位常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在国防部里担任最高领导职务。
当琼斯成为空军参谋长时，B-1 轰炸机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卡特总统大笔一挥又砍掉了其研发计划。这又引起了争议。国会的重要领导人要抵制这个决定。他们的策略是强制编列大笔经费用来再生产两架飞机。如果空军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两架飞机就很可能会被生产，但要恢复全部计划的机会很小。
当时的空军副参谋长是威廉·麦克布莱德（William McBride）将军，他很清楚地记得大家对宣布取消 B-1 计划的反应。“决定取消 B-1 计划的当天，信息办公室主任盖·哈里森（Guy Harrison）冲进我的办公室喊着，15 分钟后总统将宣布取消 B-1 计划。我利用内部通话系统告知琼斯这个消息。大卫虽然难以置信，但他还是保持了理智，他说：‘去了解总统针对这件事所说的真正语意，并准备向媒体说明。我们会被许多人询问我们的反应以及我们将如何处理。’很明显，在未来几天我们会一再地被问到我们计划怎么做。我们会抗拒总统的决定吗？我们会不会辞职？我们会不会接受这个决定？当时的情绪是，几个高层军官说：‘该死，我将很乐意递上我的辞职信。’这时清晰的头脑可能更有用。
“在和包括主要指挥官在内的许多人谈过后，大卫认为抗拒这个决定没有道理。我们最好的结果只是获得再生产两架飞机的授权。政府当局不会支持生产 80 架飞机的计划。大卫说：‘我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在推动这型飞机，但现在总统已经作出决定，我将支持他。’”
琼斯上将收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斯坦尼斯（John Stennis）的一封信，询问他对此决定的意见。在他的答复中，琼斯写道：“我相信继续现代化我们的战略部队将最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这包含载人轰炸机……既然 B-1 计划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继续消耗国防资源而没有增加战力，反而会让我们忽视更大的战略需求。我相信这将让我们在许多未来战略部队的关键议题上更难汇集我们集体的力量。”
在一次和琼斯上将的访谈中，我问他是否想过辞职以表示对总统决定的抗议。他回答：“没有，我从没想过。如果对一个单一的武器系统的决定可能造成生死存亡的影响，那我们在军中的人将对国家帮倒忙。一旦总统下定决心，我不认为试图暗中破坏该决定是适当的。”
当琼斯在担任空军参谋长期间深陷 B-1 武器装备争议时，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上将对整个美国陆军也有同样的警觉忧虑。迈耶是卡特总统跳过许多比他资深的将领，直接在 1979 年 6 月被拔擢为陆军参谋长的。以此职位，他参加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人事小组在 1980 年 5 月 7 日的听证会。众议员霍普金斯询问迈耶上将：“我前往诺克斯堡（Fort Knox）去拜访该地将军，参访过程很愉快。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和士兵相处……我们谈得很实际，我问他全募兵制部队的运作是否顺畅。不出所料，所有人都说‘不’，很多人要申请退役。他们说目前招募的士兵都是那些在街头贩毒的混混，而且仍然在贩卖毒品，事实上，他们就在诺克斯堡贩毒。如果我们的国家安全要靠这些人来保护，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我想改变这种现状，而我要你来帮我推动。”
迈耶上将的回答也许不像 1776 年在莱克星敦市发动革命战争一样的“震惊全球”，但很明显，他的证词发挥了作用，也吸引了相当的注意。他对霍普金斯众议员的答复是：“我只要为 80% 的优秀年轻人辩护，他们可能来自你的选区、尼科尔先生的选区或其他人的选区，如果你能去看看我们前沿部署的区域，如柏林、欧洲或巴拿马——这些地方有充足的人员与武器，你将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你所说的现象是零星存在的，基本上这也是我所说的今天美国的空架子陆军，因为我们没能提供所需的质量兼备的士官与人力，而这个法案正是针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开始……”
迈耶的答复不只引起了行政当局的注意，1980 年 12 月 5 日，迈耶被当时最受欢迎的晨间新闻节目——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邀请上节目。节目主持人是大卫·哈特曼（David Hartman），节目的对话如下：
哈特曼：“早安，迈耶上将。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迈耶上将：“早安，非常感谢你。我很高兴能来。”
哈特曼：“不久前，你说美国有你所谓的空架子陆军。也有报道说 10 个作战师中有 6 个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这很令人害怕，我想全国也同感震惊。你所谓的空架子陆军是什么意思？你是否仍坚持你的观点？”
迈耶上将：“当然。我所谓的‘空架子陆军’，是指当为了使我们海外的部队能维持高战备状态，我们必须抽调国内的军士官兵。所以为了让我们在欧洲、韩国、巴拿马、阿拉斯加……能有完整的陆军，我们必须缩减在美国境内的部队。因此我们国内有的连、排没有完全满编，而且我们也缺少可以训练他们的士官。”
我和迈耶讨论了其他军事领导人针对这类事情所面对的挑战。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他遵循文人权责的理念：“我有过许多类似的经历（争取陆军需求），但当我告诉国会我们面对‘空架子陆军’时达到了高潮。这是对陆军的攻击。幸运的是，我私下已经告诉过总统和布朗部长，所以他们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许多人并不了解。我的一位上级长官要求我收回声明。我说不，我不会收回，然后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写我的辞职信。我并没有递交辞职信，因为他们忽然了解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国家负责。我们宣誓忠诚的对象不是对总统，我们是向宪法宣誓表达我们的效忠。这表示我们对国会以及总统有同样的责任。”
后来，迈耶在 1983 年 2 月 25 日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 1984 年国防预算需求作证。他在对委员会的开场白中说：“我因为说我们有一个空架子陆军而卷入了许多麻烦。我只能说，过去 3 年国会给我们的 1530 亿美元让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建构未来的陆军。”
委员会主席陶尔（Tower）回应说：“请容我这么说，将军，对这个委员会来说，你没有制造问题，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弗吉尼亚州的约翰·W. 华纳（John W. Warner）参议员接着说：“我想表达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想在两年的时间内改变空架子陆军的现象，而我们现在必须削减预算，是不是应该建议这个刪减落在现役部队而不是在现代化上，因为我们认识到你的大部分采办计划都需要 5—10 年的时间？”
这整个事件的意义是，迈耶上将直截了当与诚实的做法是否有用？我特别针对这一点问他，他说：“这对陆军的内部与外部都造成了影响。对陆军内部来讲，这是向他们传达信息，表示高层领导人已经知道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解决该问题。对外所传达的信息是，当领导人在国防部以及国会被问到我们所面对的真正挑战时，都有责任没有限制地表达真实状况。”
陆军在接下来的几年获得了改善其训练与战备缺失状况的大部分经费——这是我们军事领导人重要风格的另一个例子。迈耶虽然在国会语出惊人，但他之前已经告诉总统及国防部长他将要做的事。而且他不会退缩，因为他坚信自己立场的重要性，他甚至作好了辞职的准备，并能将陆军的福利置于个人福利之上。
描述阿诺德和斯帕茨为比利·米切尔辩护的事件有其道德意义：他们无私地将其军事生涯置于火线上。阿诺德和斯帕茨晚年时都提到米切尔应该留在军中，在制度内为空权努力。这也是阿诺德和斯帕茨的选择。
当阿诺德被放逐到莱利堡时，泛美航空公司曾邀请他担任总经理一职，但被他拒绝，因为“我不能在争议压力下离开军中”。关于此事我也问了斯帕茨将军，他告诉我就是这样，当时泛美航空也邀请他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当卡特总统决定取消继续发展 B-1 时，很多人告诉琼斯上将他应该辞职以示抗议。但他没有，就像阿诺德和斯帕茨一样，他留在体制内努力，而且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样的，接替琼斯空军参谋长职务的乔治·S. 布朗（George S. Brown）上将在 B-1 被取消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有些人也建议他辞去主席一职。
布朗上将的幽默感在一次出席国会时展露无遗。一位众议院议员忽然脱离了质询的议题问他：“对了，布朗将军，你是空军的资深军官，卡特决定取消 B-1 计划，你为什么不从空军辞职？”布朗很没外交手腕地说：“我当然可以这样，但这样对国家的影响可能就像你从国会辞职一样。”
我们的国家很幸运地拥有许多睿智的军事领导人，随时准备好在战时能保卫我们以及全球的自由。他们是大公无私的人，奉献一生为国服务，危机时则挺身而出。从各方面来说，整个军队是无私的，就像他们的家庭一样。他们必须忍受低待遇、缓慢的晋升、经常调动、长期与家庭分离和经常面临训练与物资补给的经费不足，有时候他们还要忍受官僚的愚蠢和政客的自私。他们经常不受重视或不被感激，事实上，有时还受到来自大众的敌意。有时候他们的家人必须接受低品质的医疗，他们必须忍受和牺牲儿女无法和朋友或学校建立长期的关系，因为他们必须随职务调动。
我和第一任空军参谋长斯帕茨上将的遗孀曾有一次很有意义的访谈，她回忆有一次她的长女大学二年级返校时提到：“妈，你知道吗？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连续在一个学校上第二年的课！”
这些人无私的最高表现就是他们愿意在战时牺牲他们的生命来保卫国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应付未来冲突所需要的战备而不惜牺牲军旅生涯。
① ASMA 的发音像气喘（asthma）的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