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命中注定的一刻到来了。此时，距离褚遂良死已有半年。
一个叫作李奉节的洛阳人，状告太子洗马（太子政事和文理方面的导师，从五品）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私交权贵，有搞朋党之嫌。搞朋党就是意图谋反，案子很快被李治获悉，他命令许敬宗和辛茂将审理此案。许敬宗接手这个案子后，严刑逼迫韦季方供出幕后指使者。韦季方受不了许敬宗的刑讯逼供，自杀未果。
这么一来，许敬宗有文章可做了。许敬宗想：既然你背后没人指使，那么你为何要自杀呢？只有畏罪者才会自杀，这说明你罪大恶极，背后肯定有人指使。而背后那个人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当然也有可能是长孙无忌！
许敬宗的假想，让武后也兴奋不已。许敬宗把长孙无忌列为头号嫌疑人，有他的政治目的。其一，他和武后的关系会更进一层，他们会从上下级关系，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其二，他除掉长孙无忌，也是替武后完成一桩久违的心愿，武后会从心底感激他，而他的政治前途将会无限光明。
这是许敬宗的主意，也是武后的心愿。在做这件事情之前，许敬宗已经和武后通过气，于是，许敬宗继续威逼没死的韦季方：“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背后的那个人就是长孙无忌，你承认也是他，不承认也是他，谁让你没事去自杀呢？”
韦季方百口难辩，任由许敬宗摆布。摆平了韦季方后，许敬宗就向李治报告：“韦季方和李巢谋反案背后的主谋是长孙无忌。”
李治听后很吃惊：“这怎么可能呢？”但他的语气随即就变了：“舅舅被小人离间，对我有所猜忌倒是有可能的，但不可能谋反啊！”李治的这句话，虽然表明了他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但他相信了一个事实：舅舅被小人离间。也就是说他相信长孙无忌和小人有勾结。也就是说，许敬宗的话，他相信一半。
许敬宗继续道：“长孙无忌就是主谋，陛下就不要再有所疑虑，这样对我大唐不利。”
李治听了，泪流满面，他一声悲叹：“家门不幸，亲人们老是跟我过不去。以前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谋反，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人呢？许爱卿，这事如果是真的，该如何是好？”
许敬宗进一步陈明这件事的危害：“长孙无忌和先帝一起打天下，还当了三十多年的首席宰相，威震天下，众望所归，他要是谋反，陛下您能拿他怎么办？”
李治命令许敬宗再好好审理这个案子，搞清楚真相。
许敬宗很是不解，但他很快就领悟了李治的用意：他无非是想借着这起案子，把那些一向妨碍他执政，以及反对他和武后的人一网打尽。
既然皇帝和皇后都想要看自己导演的这场好戏，那就成全他们吧。对于那些难以消灭的强大敌人，一定要寻求战友的帮助。谁是武后的亲密战友？当然是高宗李治。李治想要摆脱长孙无忌等人的控制，就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收拾。如果没有李治的帮助和打头阵，武后是很难消灭敌对势力的。
第二天一上朝，许敬宗就向高宗皇帝奏报：自己昨夜又审了一次韦季方，他承认和长孙无忌谋反，但他们两人是受韩瑗挑唆的。韩瑗曾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您和柳奭、褚遂良、于志宁等人合谋立李忠为太子，现在李忠被废了，皇上也开始怀疑你们几位了，您该怎么办啊？长孙无忌听了这话后心里极度不安，这才和韦季方谋反。现在证据确凿，请陛下立即下令逮捕他们！”
听了这话，高宗李治哭了。他又一声悲叹：“舅舅就是谋反了，自己也决不能杀他，否则天下人和后世人，会说他这个皇帝会和亲戚不能和睦相处啊！这事就到此为止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舅舅犯法又怎么了？再说亲戚关系和国家法律孰重孰轻，他李治分得清，他只是在表演，在向世人，特别是向长孙无忌展示自己柔情、仁慈的一面。
许敬宗不管这些，他要完成他的使命。许敬宗在审判过程中与高宗皇帝有过两次谈话，经过谈话之后，长孙无忌谋反案才算真正成立。
可是高宗皇帝自始至终没有亲自提审长孙无忌，也不过问长孙无忌为什么要谋反，任由许敬宗诬陷栽赃。
许敬宗做了几个比喻：第一，将长孙无忌与房遗爱相比。这个比喻原来是皇帝提出来的，他说，皇室不幸，亲戚之中屡屡出现谋反事件，既有房遗爱的谋反事件，又有无忌的谋反事件。高宗皇帝说这样的话，已经意味着他同意了许敬宗的论点——长孙无忌的谋反事件是存在的。
但高宗皇帝又激动地表示，甚至流下眼泪，他说，长孙无忌是他舅舅，舅舅谋反，使他无颜面对天下父老。
许敬宗进行了暗驳。他说：“房遗爱与自己的媳妇谋反，岂得成事？”也就是说，长孙无忌谋反，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
趁着高宗皇帝泪流满面的机会，许敬宗又提出第二个比喻，将长孙无忌与当年的宇文化及相提并论。他说：“陛下不见隋室乎？宇文化及的父亲是隋朝的宰相，宇文化及掌控禁军，隋炀帝用之不疑，结果灭大隋之人就是他。”然后话锋一转，又说，“隋朝之难将要重演，皇帝将被杀死。而要杀死皇帝之人，就是长孙无忌。”
这是第一天的谈话，皇帝并没有给出明确指示，而是指示“更诏审核”。皇帝之所以迟疑，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与长孙无忌之间的甥舅关系。
第二天，许敬宗又来向他汇报，说长孙无忌谋逆案，证据确凿。可高宗李治还是表示，决不杀吾舅。
于是许又做出第三个比喻，将长孙无忌与薄昭相比。薄昭，汉文帝的舅舅，因为杀人遭到连坐，文帝让百官到他面前哭，逼其自杀。许敬宗说：“长孙无忌就是薄昭这样的人，如果他比薄昭还要罪恶，那么皇上就会很危险了。今天，长孙无忌忘记了先帝对他的大恩大德，也舍弃了陛下您对他的浓浓亲情，却与小人勾结谋反，按律该灭五族啊。”
许敬宗的这几个比喻深深地震撼了李治，他终于做出决定，查办长孙无忌。唐高宗再度下诏，命李、许敬宗等五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这是一项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和方式。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有一个，将国舅长孙无忌打成不折不扣的叛国分子。
这句话等于皇帝完全认可了长孙无忌的谋反，但同时他还要做一番仁慈的表演。当年处理高阳公主谋反案中，高宗也说过类似的话：“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免其死，可乎？”当年，长孙无忌没有答应高宗的请求；现在，许敬宗同样劝他大义灭亲。
许敬宗感叹地说，“仁慈只能用在仁慈者的身上，对长孙无忌这样凶恶的叛党，绝不能有一点仁慈之心。碰到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要泾渭分明，大义灭亲。长孙无忌忘记两朝恩典，竟敢谋反，事到如今，陛下还犹豫什么？安危之际，间不容发，无忌乃是今日的奸雄，所谓王莽、司马懿者流，陛下若是一味拖延不决，为臣实在担心变生肘腋，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话说到这一步，高宗皇帝觉得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案情现在看起来脉络清晰，处罚理由充分，足可以让天下人心服口服，于是下令削去长孙无忌的太尉头衔和封地，给了他一个扬州都督的头衔，把他押解到黔州安置，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彭水县，当时是很偏僻的地方。
不过，唐高宗发话，长孙无忌毕竟是自己的亲舅舅，不忍心看着他受苦，因此仍按一品大臣的待遇供给饮食。
许敬宗一直把长孙无忌押送到离京城几十里路的地步，才收住了脚。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押送的官员务必小心，务必把长孙无忌押到目的地。
就这样，长孙无忌独自一人，被突然押到黔州，幽禁起来，身边一个亲随都没有。虽然仍是一品官的饮食标准，但对骤然失去权势的长孙无忌来说，这一品官的丰厚的饮食标准又有什么意义？他哪里还有心思去品尝这满桌的鸡鸭鱼肉？
可是事情到此并没有彻底结束。对于武后来说，要巩固皇后的位置，必须对外重新进行优化组合，把反对她的人清除出去，把拥护她的人笼络到身边。而在打击反对派的问题上，她是分两步走的。一是清除反对派中的势力相对小的褚遂良、韩瑗、来济，把他们贬往地方。二是在外围组织已经被清理出去之后，再清除反对派中的核心力量长孙无忌。
这样做是为了慎重起见，避免一下子打击面过大，造成政局不稳，同时让反对派依然心存幻想，逐步丧失斗志，最后坐以待毙。现在，长孙无忌已经倒台，唐高宗和武后再没有什么顾及了。他们终于可以施展手脚了。
于是，长孙无忌谋反案的基调刚刚确立，许敬宗又奏：长孙无忌谋逆。
在没有经过任何审问的情况下，高宗就下诏免除了长孙无忌的太尉爵位，将其贬为扬州都督，并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县），仍享受正一品官员待遇。结局早就注定，要结案必须审案，所谓审案不过就是在既定罪名之下，折腾得犯罪分子身心皆崩溃，唯有一死，方能逃出升天。许敬宗派袁公瑜快马至黔州提审长孙无忌。
袁公瑜，曾经主张立武氏为后的六位翊赞功臣之一，又是告密致使裴行俭被贬出京的那位官场上的投机分子。19岁进入官场，一直在刑部当差，历任大理司直、大理寺丞等官职。
长孙无忌从京城到黔州，一路都有重兵护送，这既是李治的关照，也是他对长孙无忌的警戒。
扳倒长孙无忌，许敬宗紧接着向高宗李治奏报：长孙无忌这次谋反，是韩瑗、柳奭、褚遂良这些人煽动的。另外，柳奭还有毒鸩之罪，于志宁也是长孙无忌的党羽，他们都逃不了干系。
这样一来，所有当年未曾追随武后的元老重臣无一漏网，连一言不发、唯恐惹祸上身的于志宁也未能幸免，至此，这些人全部被免去了官爵。
高宗皇帝只是听了许敬宗的一面之词，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取证，就把活着的韩瑗和柳奭除名，把于志宁就地免职。于志宁本来以为只要三缄其口，即可明哲保身。也许是这个缘故，武氏立后时甚至还命他担任副使呢。此后他更坚信，沉默是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
可是这种情形骗不过武后的眼睛。当时武后便认为于志宁的沉默，就是赞同长孙无忌，她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在武后眼里，世界不是白色就是黑色，从来没有中间色。
死去一年的褚遂良也未幸免于难，他被削掉了死后追封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在流放途中被杀。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高宗皇帝的目的达到了。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前朝旧臣也彻底被整倒了。
这一年七月，高宗又命令李、许敬宗、辛茂将等宰相继续审查长孙无忌谋反案。
许敬宗二话不说，就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缢身亡。是年享年62岁。
一代名臣、贤臣，大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两朝首席宰相，就这样屈辱地死了。他死得很难看，如正武后所言。他死得很不甘心，但他无力回天。自此，昔日的元老集团，长孙、韩、柳这些隋唐两代的高门望族，都纷纷土崩瓦解。
长孙无忌是否是贤臣，后世一直在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那就是，他既是贤臣，又不是贤臣。说他是贤臣，那他是李世民时期的贤臣。李世民当皇帝时，他真的是贤臣，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他不仅竭力帮助李世民打下了江山，还极力辅佐朝政，努力搞好建设，又大力举贤纳才，把贞观之治推向了历史顶峰。这样的臣子，当然是贤臣，我们应该记住他。
说他不是贤臣，那他是李治时期的非贤臣。李治当皇帝时，他位高权重，干涉朝政，架空皇帝，结党大臣，排除异己，牟取私利。这样的臣子，怎能是贤臣？怎能被皇帝所容？因此，他必死无疑。他的死，既是外戚专权的结果，也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长孙无忌死后，他的亲属也受到了牵连。长孙无忌的从弟渝州刺史长孙知仁、族弟长孙恩、儿子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诠、长孙祥，一律流放……其中儿子长孙冲和堂弟长孙诠先被除名，后被杖杀。二人的妻子分别是长乐公主和新城公主，她们都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嫡亲女儿。其中长乐公主被贬放到岭南，新城公主被贬放到西州（今四川越西县）。
长孙诠被杀时，他的外甥赵持满担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他文韬武略，勇武过人。许敬宗担心他起兵造反，竟然诬陷他是长孙无忌的同谋，就将他处斩并暴尸于城外。
李治能当上皇帝，全靠长孙无忌从中周旋。对于这位亲舅舅，把自己推向权力巅峰的第一位功臣，高宗皇帝怎会痛下杀手？
一向处事并不果决的高宗李治在立武氏为后的问题上却相当果决。与其说是长孙无忌得罪了武氏，不如说是他的不近人情深深伤害了唐高宗的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唐高宗不愿再处处掣肘于长孙无忌。当皇帝时间越久，那种朝纲独断的念头越像火一样烧烤着唐高宗李治的心。权力的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分享，只有独自享有。
除掉长孙无忌，成为唐高宗揽权路上必须完成的使命。估计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虽然逼死了长孙无忌这股旧势力，但是以武后为首的新政治势力将会来得更高、更快、更强。
既然人都死了，案子自然没有重审的必要——除了畏罪自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袁公瑜这次出京，还担负着另一项使命，就是用同样的手段干掉韩瑗。
还没等他亲自动手，有人来报韩瑗已经含冤而死。死了也要开棺验尸。袁公瑜相当敬业，他在没有任何防腐措施的情况下，打开韩瑗的棺材，验明正身。他这才放心地返回京城。
韩瑗和长孙无忌两家都被流配岭南，成为奴隶。永徽夺宫，并不只是简单的宫廷政变，它的发生是唐朝的划时代革命。它彻底结束了唐太宗时代。
武则天摇撼了王皇后的地位，又和李一起相继摇撼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顾命大臣地位，取得夺宫的胜利。同时，武则天又以《姓氏录》的门阀体系取代了《氏族志》的门阀体系，以一种包含较多杂色的流内官员结构，代替了排斥杂色的流内结构，从而发动了对长孙无忌的毁灭性打击。
时为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秋，正西风渭水，落叶长安，好一派凄凉。长孙无忌在袁公瑜的不断催促下，在黔州的寓所悬梁身死。临死之前，长孙无忌手持一杯“皇赐”的御酒，不觉老泪纵横……
这场惊天动地逼杀五位宰相的大案，就这样干净利落地了结了。我们来盘点一下曾经红极一时的永徽年间的七位宰相的最后结局：
头号人物：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畏罪自杀。
二号人物：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虽然还活着，但锋芒不再，已过时。
三号人物：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被贬出京，得以终老。
四号人物：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被贬爱州，死于任上。
五号人物：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被贬为庭州刺史，突厥入寇，战死沙场。
六号人物：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平平淡淡地混日子。
七号人物：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被处死。
如今除李与早逝的崔敦礼外已经全部或贬或杀，收拾殆尽，中书省换上李义府，门下省换上许敬宗，执政班子的大换血便以这样血淋淋的极端方式而告完成。而这些在武则天为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全部搞定了。
至此，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都被或贬或杀，一个都不落。
事情办到这个地步，应该算得上是功德圆满了。只要掌控唐高宗一个人，就可以掌控整个朝堂，乃至整个帝国。
就在血腥的清洗之中，一种全新的政治格局诞生了。首先，贵族官僚逐步丧失了权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受到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打击。关陇集团是地方武力集团，人员本来有限。长孙无忌等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死的死，贬的贬，使得这个集团受到了重创。朝廷的很多位置空了出来，新兴的势力就可以补充进去了。原来的一般官僚实力和地位有所提高。
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这些新提拔起来的中下层官员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崭露头角，在清除长孙无忌集团的过程中大显身手，此后，他们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再从皇权的角度来考虑，经由这样一番变化，皇权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帝一直和贵族官僚联合治理天下，正因为如此，皇帝才需要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处处受制于大臣。
随着元老大臣的下台和新生力量的补充，皇帝面对的将再不是贵族，而是一般官僚，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距离拉大了，皇权的伸张有了充分的余地。所以说，由废王立武引起的变化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仅仅意味着支持武后的人上台，反对武后的人下台，还意味着整个社会势力的重新洗牌。
武后在剿灭长孙集团过程中并没有直接跳到前台，她只是在使用一双“隐形之手”。我们只能看见结果的不断出现，却始终看不清它的动作。
整个永徽年间，长孙集团垄断了全部相位和绝大部分中层职位，以“朋党”而论，其势力之大堪称惊人。相权绝对压倒皇权的现象，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高宗向大臣泣求免叔叔和兄长一死都不能如愿。
然而，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起，长孙集团开始迭遭打击，时间才过去两年多，就宣告全盘覆灭。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进程、这样的战果，都不能不佩服在帷幕最深处的那位最高决策者。这样一双效率惊人的“隐形之手”，不可能是许敬宗、李义府这类躁进之徒能胜任的，也不可能是高宗这个有些庸懦的皇帝能完成的。
那个在幕后不露声色的棋手，只能是武则天。这盘棋，别人下不了。
在打击行动开始之初，权力斗争的台面上实际只有两个人在表演，许敬宗和李义府。
两个人面对的是四位现任宰相（长孙无忌、韩瑗、来济、于志宁）和两位前宰相（褚遂良、柳奭），实力和经验都不成比例。尽管在两人背后有高宗皇帝的支持，但高宗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他性格中刚毅果决，凭着这样的君臣三人组，根本无法撼动长孙无忌这棵老树。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义府又因恃宠枉法被贬，公开舞台上只剩下许敬宗在唱独角戏。但是剿灭行动却没有因此而迟滞，反而更加迅速、凶猛。可见，帷幕后面那个人，只能是武后。
在与长孙无忌的决战中，武后没有一次走到前台来。所有的“指使”“操纵”“授意”等说法，都只能是似是而非的推测。权力斗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无形胜有形。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法，武后手上居然没沾上一滴血。坐在皇后座位上的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政治家了。
从历史的细部来看，这是个绝大的冤案。高宗、武后起用小人，以阴谋手段诛灭大臣，助长了一班小人的谄媚竞进之风。但是从历史的宏观看，推翻贞观老班底，打破门阀垄断，又是开创新体制的前提条件。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世事为什么不可以翻转一下？汉以后，就一直没有长久且稳定的大一统皇朝。在恢复了稳定后，好的执政者，就应有所作为。以贞观一朝的努力，只是恢复到了隋末变乱之前。一个肇始不久的皇朝，当然不应仅止于此。
长孙集团不愿意想这些，那就注定了有人要请他们提前退场。历史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出来清场的，会是一个女人。武后在此次权力斗争中，假手他人排除异己，自己仍能保持良好形象，展现出高度的智能和灵活的技巧，不过只是初试啼声，往后的日子才是她大展身手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