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很快翻页而过。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大唐帝国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如果把一个帝国的发展视为一个人的一生，这时候的大唐帝国经过了贞观、永徽年的生长发育，进入了盛年时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人口不断递增，当时唐都长安人口更是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
这一年，新皇后武氏35岁，李治31岁。唐高宗李治改元显庆。李治和武后这两口子最喜欢在年号上搞噱头，大玩文字游戏。这两位尊神的年号加起来，几乎占去了大唐诸年号的将近一半以上。
唐高宗在立武氏当皇后之前也只用了一个年号，永徽。自从武后参政以后，年号变动一下子频繁起来。武氏当了28年皇后，前后共用了14个年号，平均一个年号用两年；当太后五年，用了四个年号；当皇帝15年，用了14个年号，平均一个年号只用一年多一点。甚至有的时候一年就改三次年号。比方说公元696年，本来叫天册万岁，但是因为武则天登嵩山封禅，又改名叫万岁登封，刚叫了三个月，因为修建通天宫，又改名叫万岁通天。
武氏改年号如走马灯，她恨不得让天下人都透过年号知道她在想什么。从登上皇后之位的那天起，武氏就陷入了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之中。作为女人，她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年代符号，去让天下人认可一个女人当国的合法性。
对武后来说，巩固自己的皇后地位不能单靠君王之爱，这是最不明智的举动。因为李治的个性优柔懦弱的成分居多，耳根也软，会有一时的感情冲动。今天他爱自己，说不定哪天他对废后和废妃又旧情复炽，或者爱上别的女人，届时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废立皇后之事将会再次上演。
当务之急武后要做的，一是对斗争失败的情敌做最后的处理，二是尽快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如此可免后顾之忧，又能母以子贵，巩固后位。因为这样做既能使高宗皇帝对囚禁起来的王氏、萧氏死了那份心，且又让他日后再想重新废立皇后也不容易。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废太子李忠为梁王，被赶出长安贬为梁州刺史，武则天4岁的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这一年唐高宗和新皇后武则天特地在玄奘法师译经的大慈恩寺举办了一场无遮大会，为新太子李弘祈福。
无遮大会是佛教举行的广结善缘，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都一律平等对待的大斋会。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谓古印度“五岁一设无遮大会”。五年办一次，可以说是佛学界的奥林匹克。中国的无遮大会始于梁武帝，盛行于南北朝。
在这场佛教盛典的梵音佛乐声中，后贞观时代也随之风流云散。
李弘为太子后，帝国的权力高层也有许多人事变动。侍中韩瑗与中书令来济，虽然屡次请辞，仍继续留任。现在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礼部尚书许敬宗，此人新任为太子宾客，正三品，两人共同担任太子侍从，并担负起规谏太子言行的职责。
李义府作为挺武派的急先锋，在本职的中书侍郎外，又加封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右庶子，终于进入帝国的宰相班子。武后并不盲目激进，长孙无忌已是孤家寡人，彻底垮台是早晚的事。
太尉长孙无忌虽然屁股还坐在权力高台那个最显赫的位置上，但权力已如手中沙，正慢慢从他紧握的掌缝中逐渐地滑落出去。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习惯了操心忙碌的长孙无忌有了更多时间用来回忆自己漫长的官场岁月。
或许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段时间双方并没有发生特别的争战，可是谁也不敢大意。表面的平静，却无法掩盖暗地里的波涛汹涌。最后的决斗时间，正一步步走来。
首先打破这种宁静局面的人是侍中韩瑗，在此之前，他已经数次辞官都未获批准。他知道，自己作为反武派的中坚分子，想要平平安安地退出权力的角斗场，已是痴心妄想。武后不会放过他，那把让人生不如死的钝刀子已经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能做的，就是等待。
他决定在最后一刻到来之际，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韩瑗平日最钦佩的人是褚遂良，对他被贬职深表同情，于是决心为他请愿，以期恢复原职。
韩瑗能够想象得到，自己这么做，就等于主动跳进武后布下的陷阱，属于自己的最后一刻或许会提前到来。他不愿被动地等待，毅然决然地上书为自己的老朋友鸣不平。
韩瑗上疏：“褚遂良忠心体国，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我，其节操如霜如雪，其忠贞如铁如石。如此忠臣，却受到朝廷处罚，请求皇上予以宽大处置！”
他的上疏并没有动摇高宗李治的决心，韩瑗发觉自己再说什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想退出这场权力游戏，还是被拒绝了。放眼世界之大，竟没有自己的方寸之地。
这一年十一月，武后生下了她的第三个皇子，取名李哲。武后很想在这个时候缓和一下情绪，这么多年的奋战使她的神经如同拉满的弓，绷得紧紧的。她需要好好休息，未来日子里还有更多未知的风险在等着自己。在她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她想的比平日更多，也更加敏感。她的眼前经常会出现王皇后和萧淑妃扭曲的脸，涂满血迹，如同鬼魅。
武后提出，离开阴森森的太极宫换个地方休息一段时间。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高宗皇帝偕皇后武则天行幸陪都洛阳。除一部分人留在长安，大部分朝廷官员及后宫人员跟随他们一起迁移洛阳宫。
洛阳位于长安东北约850华里处，与长安相同，这里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同时又因为处于黄河支流洛水之北，习惯上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称为洛阳。
洛阳地处华北平原与渭水盆地的交通要冲上，作为首都的历史非常悠久，当年东周的平王曾迁都于此。隋炀帝也曾在这里建都，名为东都。洛阳宫是从隋朝手里完整地接收过来的。
相较于长安的太极宫，武则天还是更愿意待在洛阳宫。长安沉淀了她太多屈辱时光的噩梦，长安的宫殿不仅给予她甘霖，也曾给予她苦水，每一寸宫墙都渗透着自己的血泪。很多年前，当武则天还是太宗的侍女时，就曾经来到过这里。如今再次回到这里，已是君临后宫的皇后，身份的转换让她的心境与先前大不相同。
而武后似乎对后者耿耿于怀，她时常对高宗和皇子们说长安是她的伤心之地，而800里以外的洛阳宫使她感到安宁和舒适。
武后常常出入于洛阳宫和西园禁苑。禁苑内的合璧宫是一座绿树繁花环抱的凉宫，炎夏之际武后和高宗皇帝会带着皇子们在那里用膳。合璧宫的东边有方圆数里的凝碧池，一湖碧水之上倒映着南方石匠们精心仿制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而池边的50座亭台楼阁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它们像疏密有致的星星护卫着武后居住的明德宫，那里的一切都带着梦一样的奢华气息。
在美若幻境的洛阳宫，武后的身心充满了新的活力。在享受洛阳良辰美景的同时，武后并没有完全放松自己的身心。
这件大案是高宗李治即位以来继房遗爱事件的第一件大案。其规模牵连更甚于房遗爱案。许敬宗敢向以无忌为首的现任和前任宰相下此毒手，当然有武后作为后盾，才敢如此一件一般地他案发生，遂用此案以诬告的方式转移为谋逆大案，又以司法审判为手段牵连一群人，分别坐实其罪，处以死刑、流配、贬降不等的惩罚，把敌对者和不悦者一起连根拔掉。
由于这个案子以六位现任和前任宰相为目标，事关重大，所以不能操之过急。这个案子前后拖延了五个月的时间，从先贬褚遂良一事开始，再连着诬告韩瑗、来济而解除其相职，使长孙无忌彻底陷入孤立状态。
经过一年多的观察，长孙无忌或其他朝臣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武后决定用他案诬连最后的目标——长孙无忌，并连带把中立而令她不悦的于志宁也一块拔掉，这个过程经历了两年之久。
武后知道，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虽然遭到重创，但亡她之心不死，她的反击还没有到最后一刻。被贬到潭州任都督的褚遂良，再次被贬到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岭南的桂州为都督。对于长安与洛阳这样的大都市，桂州像是远在天涯海角。
与武后的满血复活相比较，高宗却始终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自从即位以来，高宗皇帝从来没有缺席过早朝。到了洛阳之后，不知是因为近年来精力透支过甚，还是身子骨本来就虚弱，早朝改为隔日举行。
刚过而立之年的唐高宗和他的大唐帝国第一夫人武后携手在朝堂之上掀起清算狂飙。夫妻同心，其力断金，何况是打击他们共同的政治对手。
网早已撒开，该到了最后收网的时刻。许敬宗和李义府二位宰相立刻弹劾侍中韩瑗与中书令来济，和桂州都督褚遂良互相勾结，有造反企图。朝中文武官员没有几个人相信，但他们知道，真伪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武后会何时收手。
对于武后来说，她并没有收手的打算。在她看来，决心清除一个或一群敌人，就要将其彻底清除，以防止其复苏或残余势力反扑。这就好比打蛇一样，就要打七寸，防止它反咬你一口。
随后，高宗皇帝下诏，韩瑗被贬为振州刺史，来济则贬为台州刺史，而且终身不得返回京都之地。同时褚遂良从桂州再贬为爱州刺史，柳奭也从荣州再贬为象州刺史。柳奭的再次遭贬与褚遂良等“谋反罪名”有关。
武后知道，到这时，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已经与长孙无忌彻底分隔开。虽然长孙无忌还是国舅，还是位极人臣的太尉。可是谁都知道，他屁股底下的权位已经处于悬空状态，随时有跌落尘埃的风险。当初他厌恶的那几个污浊不堪的小人，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已身居宰相高位，成为官场上的活跃分子。
武后通过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使她的政治对手们精神崩溃。经历过人生低谷的武后对此有痛苦的记忆，人很容易被不断变化的生存所同化，再强大的精神力也抵不过命运的反复琢磨。如褚遂良那般血性之人，也在这种反复打击之下，逐渐丧失了先前的豪气，而变得日益消沉。他宁愿被处以极刑，痛痛快快地死。
褚遂良不甘心就此老死天涯，他要为自己争取最后一次发声的机会。他终于提笔写下奏文呈给高宗皇帝：“当年太子承乾和魏王泰争夺天子之位时，臣无惧一死，全心归附皇上……而今，臣命如蝼蚁，苟且偷生，恳请皇上怜悯！”
褚遂良一心一意地等待着京都传来好消息，直到此时，他还天真地以为，高宗皇帝会对自己网开一面。他了解皇帝，是个懂得宽容的厚道君主。
时间一天天过去，褚遂良以最后的心血书就的奏文，始终没有换来君王的呼应，无比的绝望使褚遂良在神伤心碎之余，耗尽了生命的火花。时为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享年63岁。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八月，韩瑗以“谋反”入罪，被贬为振州刺史。韩瑗生于贵族世家，官场之路走得也颇为顺利，官至首席宰相侍中。在此之前，他还没有真正离开过长安。
望着渐渐消失于身后的长安，泪水湿润了双眼，这一次对他来说，也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从此他将步入人生的漫长旅途，长安与他再无瓜葛。
长安的官场百态，也在这一瞬间，突然变得遥远、奇怪而渺小。在那个遥远狭窄的世界里，所谓忠、义、君、臣，如今皆化为虚空的幻影，出现于夜晚的黑暗之中。不管是褚遂良或来济，甚至于长孙无忌的相貌，如果不用心去想，都不过是一团模糊而奇异的形象而已。韩瑗不敢想，也不忍去想他那远在长安的妻子，那么远，那么不可企及！
在这孤独的世界里，韩瑗的苦恼并没有维持太久的时间，他中了瘴气，也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痛苦地死于振州刺史任内，享年53岁。
或许是因为缺乏联络的原因，韩瑗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得到来自于京都之地的回应。
以前，强烈反对武氏立后的五个重要人物中，褚遂良、韩瑗、来济、裴行俭等四人已先后被各个击破，只剩下长孙无忌一个人而已。可是，这最后的一个人，也是最可怕的对手，是最顽强的敌人。武则天采取此种策略，无非也想要就此孤立长孙无忌。
眼见着政治盟友一个个垮台，眼见着武则天封后，眼见着自己的政治对手风生水起。长孙无忌却变得异常沉默，一个帝国的权力大佬就好像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位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不问世事，埋头研究起了学问。
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起，他与史官、国子监祭酒令狐德棻合作，陆续编出了武德、贞观两朝《国史》。还组织史官编撰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组织礼官修成了《显庆新礼》一百三十卷。
外面在厮杀，他却稳坐著书斋；其他的关陇大佬接二连三被贬，不见他发一言，这真是一场奇特的“静坐战争”。他这是心灰意懒，是无能为力，还是惧祸？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此消彼长，有太多不可思议之处。武则天的进展，真是太顺利了。
首先，关陇一派这几年虽然处于劣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构成顽强的阻力。其次，广大的中间人士恐怕也看不惯显庆新贵们的卑污，不会积极附和武后势力。再者，“后党”一派的人数实际上少得可怜，他们不过就是敢跳出来而已。论资格、论声望、论实力，都微不足道，就算有高宗和武后的支持，也不至于这么痛快地过关斩将。
但是，一个声威赫赫的官僚集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搞垮了，没有激烈的反抗，没有宁死不屈之士，没有覆灭前的绝唱，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究其缘由，就在于关陇的第一领袖长孙无忌放弃了反抗。
长孙无忌是一个长于行政与智谋的官僚，在生死存亡之际，怎么会有如此的书生气？一切的缘生缘灭，都是由于信念的破灭。
唐这个国家，虽然是高祖李渊缔造的，但在整个贞观时期，可以说是由太宗李世民再造了国家。而长孙无忌，则是再造国家的灵魂人物。
看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国家，一天天变得陌生，他大概是感到了空前的幻灭。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坚定发起者，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唐太宗李世民，没有贞观时代的风云激荡。几年来，眼看着永徽年间，一个比宫女高级不了多少的女人渐渐坐大，控制了皇帝和朝政，一些急功近利的低级官员，一夜之间爬上最高的政治平台逞狂，这难免会让他寒透了心。
他看到了政治理想的虚无。一切光辉灿烂之物，瞬间一钱不值。那么，还有什么值得自己去为之奋斗？放弃一切，这就是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所做出的带有极端个人色彩的选择。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大隐隐于朝”，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庞大的势力，无人统领，无人协调，就等于卸去了甲胄的巨人。面对敌人刺来的剑，自己所能做的是一种无力而无奈的抵抗。
褚遂良虽然也是关陇重臣，但他始终是辅佐型、智力型的人物，不能操控全局。于是，群龙无首，不战自溃，这种权力对战局面到了最后就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关陇集团垮台垮得这么窝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专制使人心疏离。这个集团长时间罕无敌手，一直处于养尊处优、唯我独大的状态。一党独大，让其失去了斗争意识，也在士林中失去了号召力。他们成了一只体态庞大、只知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庞然大物。然而一旦天地变色，就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高级官僚被贬，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武后登台，百官行礼如仪。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会不知不觉地走向绝境。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倒下了，或是闪开了。关陇集团，就只剩下了他这一棵老树还在这里勉强站着。
磨刀霍霍声，已隐约可闻。长孙无忌仍然那么神闲气定：早晚要来的这一天，就让它来吧。生死荣辱，老子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就在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遭受到打击的同时，一件本来和长孙无忌毫无关联的案件直接把帝国的首席宰相送上了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