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六月，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感觉到皇后已经失宠，而且明白废后已是大势所趋，不免内心惶惧，于是上表请求解除中书令职务，改任吏部尚书。
如果武昭仪处于王皇后的境地，按照她的性格，必将奋起自卫。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都会采取这种态度。可惜的是，王皇后并不是这种人，她性格中更多的是懦弱的成分。她在面对武昭仪的诬陷时，居然无以自解，什么反击也没有，只是等待着别人来将她击倒。
虽然高宗已经打定了废后立妃的主意，但要付诸实施却面临很多困难。王皇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别人转身留给世界的也许是背影，而她转身留给世界的却是庞大的家族背景。
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先皇唐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又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一般大臣都很难接受她为皇后，更别提一手遮天的元舅长孙无忌了。
武昭仪知道，长孙无忌是最难，也是最后的关口，要想实现自己的皇后梦想必须跨过他这一关。
武昭仪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她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通过皇帝，她正式向外廷提出废立问题。
现在，关键性的问题是长孙无忌的态度。永徽政治的格局，是以李治为皇帝，长孙无忌为监护人的格局。赢得了皇帝的支持，仅仅是完成了一半任务，而任务的另一半是赢得监护人的支持。长孙无忌如果同意废立，事情就算成定局了。
但是，要想取得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的同意，并不那么容易。他们是政治经验丰富之人，用扼杀婴儿之类的简单方法去诓骗他们，是行不通的。更何况，长孙无忌与王皇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长孙家族与王氏家族都是关陇集团中的重要家族。而保障王皇后的地位也是先皇的遗命，太宗临终嘱咐褚遂良，要好好保护他的儿子与儿媳。
武昭仪知道，要想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只能依靠高宗李治。
她在与高宗皇帝商议之后，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想做做长孙无忌的思想工作。皇帝驾临舅舅的府第本是平常的事情，但武昭仪陪同而来，就比较奇怪了。
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分，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迎入府中盛宴以待。高宗皇帝一落座就送上大礼，当场拍板破格提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
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长孙无忌对此心知肚明，他也清楚皇帝此行意欲何为。酒酣耳热之际，唐高宗李治一声叹息：“唉！可惜王皇后无子。”
比兔子精明、比狐狸狡猾的长孙无忌又怎会听不出这话中有话，他知道这才是高宗携武昭仪来此的真正目的。希望他这个舅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
长孙无忌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如此几次三番，高宗和武昭仪都很失望，悻悻回宫。后来，武昭仪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长孙无忌的宅第做工作，反复请求他高抬贵手。长孙无忌还是没有给老太太面子。
长孙无忌之所以义无反顾，可能源于两点考虑。
一是不合礼法。高宗立武昭仪为后，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长孙无忌作为受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无法容忍这一切。再者，加之他与唐太宗的特殊感情，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是有害国政。他深知高宗李治生性懦弱，而武昭仪是个过于精明的女子，一旦为后，必将临朝干政、牝鸡司晨。作为开国元勋，他不能临难退缩、坐视不顾。
三是朝中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让他无法超脱事外。王皇后和长孙无忌家族，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因而王皇后的废立涉及朝局政治力量的主导地位问题，长孙无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唐高宗李治也算开了皇帝向臣子行贿的先河，可东西送出去了，事却没有办成。自己还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如果是普通的官员，不知道长孙无忌要狂妄到什么地步。
如果说前一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高宗皇帝看到了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让他直接感受到了长孙无忌对皇帝意愿的漠视和对帝王权威的轻慢。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唐高宗，心中的愤怒早已化作燃烧的火焰。
长孙无忌低估了武昭仪的能量，以为现在和将来，他都能控制局势，皇帝将会长期尊重他，武昭仪也奈何不得他。
但是，这次长孙无忌错了。
武则天是个善于变弱为强的人，她使用的有效方法，便是收买党羽。她在宫廷之内，已经收买了大批党羽，现在，她打算在外廷也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力圈子。
很多时候，长孙无忌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他环视朝堂时，就会觉得空无一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
造成李唐王朝这一畸形政局的责任，还源于当年太宗皇帝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强臣弱君。英名如李世民者，又怎会想到这一点，或许是他太不放心懦弱的太子了，宁肯把江山交给自己的大舅哥去照应，也不想留下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班子。
长孙无忌已经忘乎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算再懦弱的人，也有尊严，何况是当今最显贵的人皇帝。长孙无忌搞的这一套，武昭仪默察于心。她看出了长孙无忌骨子里的残忍，也在偷偷地学着他那些构陷政敌的阴谋阳招。日后她在反戈一击时，用的就是其人之法。
在男人的权力夹缝中求生存，武昭仪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她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寒而栗。她知道，如果要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取得高宗皇帝的信任，并且掌控朝政。
于是，她开始频繁地同高宗议论朝政，为皇帝指点迷津，鼓励他一定要树起君主的权威来。高宗强，自己强；高宗弱，则自己会更弱。
高宗皇帝也开始了频频动作，借此平衡各派势力。首先是封李为司空，让他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之尊。得到这一荣衔的人，开国以来也寥寥无几，基本上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信号。李将会是他最后一张牌，一张决定胜负的牌。可惜长孙无忌被权势冲昏了头脑，并没有察觉此间微妙的变化。
高宗皇帝执著地认为，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活得如此憋屈，都是拜长孙无忌所赐。
从自己16岁被立为太子，就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中。先是处于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却又时时刻刻处于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的监督之下。虽身为帝王，却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既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处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皇后。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从此，高宗试图加强对朝政的控制，以打击长孙无忌一党。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我经常看见你们在先帝身边议论朝政，有的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那时候你们有那么多事要上奏，难道现在无事可奏了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
此言一出，不少人都能听出其中暗含的玄机。那些长期在长孙无忌的权威下战战兢兢的大臣们，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皇帝有所作为。他们看见的朝堂是长孙无忌的朝堂，顺者高官显位，逆者位卑言轻，搞不好就会被诛杀。如此一来，谁还敢越过长孙无忌而与皇帝直接议论国政呢？
高宗见这样做没有任何效果，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五月，高宗皇帝不动声色地把宫廷禁军将领程知节（程咬金）改任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命他率兵讨伐西突厥。程知节此时已经69岁高龄，本不应该率军远征。但他是长孙无忌的铁杆亲信，高宗这样安排，目的就是解除他对禁军的控制权，以便自己能够安心地和长孙无忌过招。
程知节走后，高宗在朝政中依然无法插手。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将皇后的废立作为突破口，以此打破已然形成权力结构，瓦解长孙集团的势力。
如果废后之事得以实现，朝臣们就会明白这个朝堂还是高宗一个人的世界，人心才能归拢。武昭仪此时和皇帝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会穷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高宗来对抗长孙无忌等人，调走程知节就是武昭仪提出的建议。
刚刚过去的一年，在武昭仪身上发生了太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她用小公主的意外暴毙打击了王皇后，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这种超越人类极限的对战方式，对武则天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
为了安慰表面失魂落魄的武昭仪，高宗又宣布武昭仪的直系亲属可以出入宫禁，使她能得到畅叙家庭之乐，这使武昭仪很感动。多年不见的母亲杨氏和姐姐坐着宫车进入后宫，母女、姐妹相见，悲喜交集。她14岁入宫，其间已经16年没有见面。
姐姐已经守寡，带着贺兰氏的一双儿女一直同年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一家人好不容易能在皇宫相见，也算实现了儿时向母亲许下的诺言，一家人能够在一起享尽荣华就是最大的幸福。
晚春时节，宫苑的梨花在一夜春雨过后悄然绽放。武昭仪的姐姐韩国夫人，虽然已年近四十，孀居经年，但姿容未衰，别有一番风情。她的女儿正值豆蒄年华，举止柔媚，含苞待放。母女二人的出现使高宗皇帝在枯寂的年月中得到了某种慰藉与补偿，他频频降旨将她们召入寝宫，赐予美食，寻欢作乐。不久之后，随着母亲被封为韩国夫人，母女二人双双成了高宗皇帝枕畔的娇娃。
很多年后，武昭仪都无法忘记在岐州万年宫撞见高宗与姐姐武氏相拥而眠的情景，那是令她极为尴尬的一幕。韩国夫人嫁给贺兰氏，不久丈夫就去世了，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对于武昭仪的得宠，她的内心充满了羡慕与嫉妒。
韩国夫人并没有取代妹妹的地位，或和妹妹争宠的野心，她只想也得到君王的一份宠幸。她是妹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姐妹，分享一点妹妹的幸运也不算过分。可是她忘了一点，这个妹妹和一般家庭的妹妹有很大的不同。14岁进宫，历经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与煎熬，才获得今天的地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不会像对待王皇后、萧淑妃那样，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
武昭仪以极其冷静的态度接受了高宗与姐姐之间的关系，她的冷静与沉默反而赢得了高宗皇帝的尊重与同情。高宗甚至有些内疚，这个默默忍耐的女人，忍天下最难忍之事。亲生女儿被杀这种世间最痛苦的不幸，也没有让她疯狂。而她的丈夫又在她最苦痛的时期，和她的姐姐纠缠在了一起。
高宗皇帝将这种负疚之情、丧女之痛全部发泄在了王皇后身上，又坚定了他的废后之心。
与此同时，幽禁之中的王皇后正在后宫度日如年，在母亲柳氏的唆使下，想借用鬼神之力，来完成人力所不能及的逆转。也就是巫术、巫蛊、鬼邪之道，统称为厌胜之法。具体的操作手法就是用桐木制成人形，然后由施法者在上面刻上对方的名字或星宿，然后在胸部、头部、脚部打进钉子，施法者口中念念有词。委托施法者相信，过不了多久，对方便会被鬼神摄魂夺魄而死。
朝廷严禁厌胜之法，尤其宫中更是大忌，这等同于谋反罪。只要发现有人使用巫术，所有参与人员及其亲属不是死罪，就是流放。
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一则颇为可疑的传闻“皇后和魏国夫人柳氏沉迷于巫术”在宫中悄悄播散，经由武昭仪上达高宗。
一场突击搜索的结果是，有人在王皇后的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只桐木人，这个桐木人的形状酷似高宗，它的身上钉满了铁刺。看起来，这个妖魅的妇人正用一种奇异的巫术在加害圣上。高宗联想到自己近来四肢疼痛，时常恶心，国内灾祸不断，边疆诸战连连败北，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
桐木人是高宗的可能性不大，皇后和柳氏母女没有必要将死亡的诅咒指向高宗，她们施行某种巫术的对象只能是武昭仪。自从稀里糊涂地被视为杀死小公主的凶手，王皇后的忧闷可想而知，自己又无法自证清白，只能任由武昭仪的枕头风吹得高宗皇帝深信不疑。
曾经骄傲、冲动而又固执的王皇后只能整天以泪洗面，哀叹命运不济，人心难测。而她的母亲柳氏既心疼女儿，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就这样消沉下去，这是危险的。母女二人陷入有冤无处申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将最后的希望系于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以期扭转败局。
一些宦官们深知桐木人事件的内幕，他们躲在角落里用敬畏或惶惑的目光观察着武昭仪，在急风骤雨般的宫廷之战中噤若寒蝉，而事件的策划者武昭仪此刻正坐在书案前撰写她入宫后的第一本著作《女则》。
文章针对后宫所有女性，身为女子应该遵守哪些道德礼仪。其实作为昭仪，武氏是没有资格做这件事的，这个工作应该由母仪天下的皇后来做。
按照正常程序，这类对嫔妃女官的劝诫之书皆由品性方直的皇后负责撰写，比如说，高宗的母亲、长孙皇后曾有《女训》一书。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女则》都是对《女训》的模仿与复制。但这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此书的问世多少给世人这样一个印象：身为昭仪的武氏现已侧立于历朝贤淑女子之列，其位居皇后只是时间问题。
武昭仪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言辞文章风采飞扬。《女则》告诉后宫的所有嫔妃宫人，身为女子应该恪守先帝们制定的所有道德礼仪，其中有一条规定嫔妃以下的宫人不许随便接近皇上。
由武则天来完成这样一本女子贤德之书，具有极大的讽刺效果。在世人议论她身为先皇的才人，现在又成为高宗的昭仪，甚至向着皇后的宝座发起冲击。自己做着反道德的事，又拿着道德的标尺去约束别人。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本书并不只针对王皇后，也同样针对她的姐姐韩国夫人。当后宫嫔妃们在捧读《女则》时，不得不叹服武昭仪的深谋远虑和对现状未来的深度把握。由此看来她在身为昭仪撰写《女则》时已经考虑到日后的皇后之道了。
高宗将长孙无忌再次召入太极宫，向他表达了自己废后的想法：王皇后嫉悍凶险，不堪母仪天下；而武昭仪贤淑明达，可取而代之！
长孙无忌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在高宗情绪激动的时刻，沉默不语是他用来对抗圣意最有效的选择。而这一次，废除王皇后这一想法已经成为植根高宗皇帝心底的信念。
高宗皇帝以厌胜为罪，禁止柳氏进入皇宫；七月，他又把王皇后的舅舅柳奭降职为遂州刺史；柳奭赴任的路上经过扶风，可能对前来接待的地方官说了几句怨言，长史于承素又检举他泄漏皇宫里的秘密谈话，柳奭所说应该是皇后废立之事。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柳奭又被贬为离京更遥远的荣州刺史。
高宗皇帝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一手打压王皇后的同时，他又一手力挺武昭仪。
李治在暂时无法将武昭仪册立为皇后的情况下，就在修改制度上做文章，他想在贵妃之上设一个宸妃的称号来册封武昭仪。
这时唐朝的后宫沿用的是隋朝制度，设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是正一品。高宗要在后宫中特别设置一个“宸妃”的名号，位置在其他妃嫔之上，封给武昭仪，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这个封号应该是出自向来痴迷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
这是一个折中方案，唐高宗认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不料他刚说出自己的想法，就遭到了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强烈反对。刚被提拔为中书令的来济、门下省侍中的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
在这次行动中，长孙无忌并没有亲自出面，甚至褚遂良都没有露面，而是授意韩瑗和来济出面谏阻。他们已经从皇帝调走程知节的事件中看出了事态发展的走向。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时候不适合直接出面，那样只会激化矛盾。更何况这次所议的又不是皇后的废立，他们出面也显得目标太大。
尽管两位权力大佬躲在幕后，可他们还是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逼人态势。
韩瑗和来济都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来济是个性格略显耿直的人物，此番进谏，应该是出于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
韩瑗出身京兆府，世世代代都是长安名门。年轻时在太宗手下担任兵部侍郎，正四品下，后继承其父爵位成为颍川县公。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任黄门侍郎，四年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跻身宰相班子。两年后，担任侍中要职，成为首席宰相。
韩瑗的妻子是长孙无忌的表妹，由于姻亲关系，二人在权力集团中也是同气连枝。
来济是扬州江都出身，他是隋朝大将军，荣国公来护的儿子，也是名门之后。贞观年担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担任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
既然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她也不想在这件事上做过多纠缠，所以进号宸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宸妃事件”只是一颗试探性的石子，反馈回来的信息正如她所料。
武昭仪觉得，自己在后宫世界孤军奋战的状态要尽快结束，只有将朝臣间那些反长孙无忌势力集结起来，形成抱团势力才行。前方虽然阻力很大，但是也有未可知的希望在那里等候。
“宸妃事件”虽然不了了之，但韩瑗和来济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官员的名字，却被牢牢锁定在武昭仪的黑名单上。此事虽然没有取得最完美的结局，但是作为一国之君，高宗皇帝在此时力挺武昭仪的举动在朝臣之中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有人反对，就会有人站出来力挺。别说是皇帝，就连那些小小的基层官员拥有芝麻大的权力，都会有人去投其所好，更何况是堂堂的一国之君？那些受到长孙集团打压排挤，无法得到重用的官员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希望通过废后，在帝国的权力系统来一次大清洗，让他们能够在这场权力的轮盘赌中赢一把。
正在武昭仪筹划着下一步如何围绕许敬宗再做一做文章时，朝中却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任何一起小事件都有可能引发大变局。当时朝中有一个中书舍人名叫李义府，此人是贞观年中后期被推荐入仕的，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在历史的舞台上，一个局面结束，将要展开新局面时，关键人物通常是那些可以改变时局的英雄。
当然李义府和英雄的概念相距甚远，但却比一般英雄更令人感兴趣。此人阴狠、笑里藏刀，因此江湖名声较差，人送外号“李猫”。李义府是瀛洲饶阳（河北省饶阳县）人，其父是一个下级官吏，家中并不富裕。此人自幼勤奋苦读，在当地有些小名气。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义府21岁那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来到永泰，听到有关李义府的种种。本来李大亮以为边远地区的乡土秀才就是有才华，才华也是极其有限的，龙生龙，凤生凤，有才之人皆出名门。
结果在一试之下，李大亮大为惊叹。这样的人才，埋没于乡间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向朝廷大力举荐李义府。要知道，当时的科举还是“秀才科”。也就是由地方的刺史或相等的官吏向朝廷举荐。如果被推荐之人，是一个草包型人才，没有通过科举，那么推荐的官吏就会因把庸才推荐给皇帝，要接受处罚。所以，推荐之人必须有相当的把握才会这么做。
唐朝之后，那些非贵族豪门出身的人，想荣登科举，并不是只答对几道策试题就可以的。对策及格后，更要身、言、书、判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也就是相貌端正，举止大方，语言表达流畅，要写得一手好字，能够迅速裁断疑难。
由于他的学识和官场投机，历任监察御史、太子舍人、中书舍人等，并成为弘文馆十大学士之一。当然有人赏识他，同样也有人会鄙视他，长孙无忌就是讨厌他的人之一。长孙无忌一直想让此人从眼皮子底下消失，将其逐出京城，降职为壁州司马。
就在长孙无忌授意草拟的敕令还没有送达门下省公布的时候，李义府已经通过自己的耳目收到了消息，无奈之下便向同是中书舍人的王德俭请教应对之策。
官吏的升迁及调动，都有一套程序。先由中书省起草，送达门下省，经天子批准后才会公布。所以，中书舍人李义府在命令送达门下省以前，收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忧愁万状的李义府早就从长孙无忌看自己的冷酷眼神里看见了自己今天的命运，可他又不甘心就此埋没。
对那些京官而言，一旦调为地方官，即使是升迁，心里也不是滋味，更何况是贬职。如果再倒霉一些，被调整到穷山恶水的地方，一辈子就再难重返京都。李义府来自蜀地，经过官场上炼狱般的煎熬，现在又要重新回到蜀地，回到人生的起点。离开繁华的京都，让他觉得人生的无限悲凉。他想到少年时代的自己负笈京都，在宦海里苦苦挣扎，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欲哭无泪。
李义府写在脸上的黯然失意被另一人看在眼里，此人便是中书舍人王德俭。
授计于李义府的王德俭是另一位失意官员许敬宗的外甥，在权力集团内部被人称为“智囊”。因此，王德俭向李义府授计，应该是许敬宗的一种活动。
有可能许敬宗曾和他这个外甥说起目前有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但这个机会的投资风险太大。王德俭之所以自己不去“叩阁上表”，去争取那一套富贵，而是把机会让给李义府，是因为他还无法准确把握这件事将会带来怎样的结局。
叩阁上表是有风险的，因为长孙无忌还占有绝对的优势。
王德俭教给李义府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敢干的事。他不愿去冒这个风险，而李义府则不同，他必须铤而走险，这是他唯一的选择。这次王德俭见李义府遭到这样的排挤，不妨死马当活马医，就拿他来做一个活体试验。
王德俭对李义府说：“皇帝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正在犹豫不决，一直担心宰相们会有异议。你如果能够在这时候提议立武氏为后，那么就有希望转祸为福。”这虽然是一步险棋，但李义府这时候已经别无选择。人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绝地反击。
李义府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也是命不该绝。当天夜里正好是王德俭值班，他将这个值夜班的机会让给了李义府。天亮以后，命令下达中书省，即使是高宗皇帝，也无能为力。
这一天的黄昏，李义府进入宫中值班。
在中书省值夜后，李义府在适当的时间，宣称有急事上奏高宗，并约好担任紧急联络的宦官，把已经拟好的奏文呈上。
奏章的主要内容：臣闻皇后王氏行为有碍妇德，恳请尽速废王氏，立堪为后宫典范的武昭仪为皇后，以满足天下臣民的愿望。高宗皇帝十分高兴，亲自召见李义府，赐给他珍珠一斗，留他在京官居原职。
武昭仪也暗中派人慰勉李义府，并说服高宗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贵族官僚，在背后议论废后立武这件事时，张口就骂武昭仪是“寒门出身的贱妾”。这样的话打击了一大片，尤其在同样出身寒微之人听来是刺耳的，让人愤怒不已，本来他们或许是两边都不靠的骑墙派，可现在却更加同情武昭仪的境遇了。
如今李义府公开站出来挺武，不但挽救了自己明天就要被贬职的命运，还得到了许多赏赐，并升高官。李义府是高宗和武昭仪投到外朝官僚湖中的第一颗石子，要让废立皇后的消息与影响，随着石子引起的涟漪，一波一波地向外扩散。
这件事让那些不知道如何站队的官员们认清了现实，只要拥护武昭仪，不管长孙无忌一派如何反对，也能荣升。当武昭仪立后有一天成为事实，他们便可以从长孙集团的手里夺取政权。
此事和对弈极为相似，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本来黯淡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同时，高宗和武昭仪也大受鼓舞，他们终于有理由相信，朝中确实还有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这是最重要的。
高宗皇帝第一次违背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了长孙要贬斥的官吏。多年宦海浮沉的帝国官员们很快从这件事上找到了权力的解码，皇帝已经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提出废后建议，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上位。他的职位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看到支持高宗皇帝废黜皇后改立武则天的好处这么大，很多人都动心了。心动不如行动，在这其中许敬宗是行动最快的一个。
李义府转祸为福，是太尉与昭仪两大力量较量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人们从这个变化中，得出的结论是，权威赫赫的长孙太尉已经敌不过宫廷深处那个小小的昭仪。
那些观望者对长孙无忌一直心怀不满，其中有想去结交武昭仪又畏缩不前的人，现在开始放下包袱。其结果，便是在朝堂上形成一股拥护武昭仪的力量。于是卫尉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都成了武昭仪倚重的心腹之人。
这是外廷上第一批投靠武昭仪的力量，这股力量，与她在宫廷内集结的情报网，构成她起家的基本力量。
这时双方的力量有不相上下之势，武昭仪的频频出手，已经引起了朝中人士的注意。人们自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太尉长孙无忌的力量大，还是武昭仪的力量大？
如果从武昭仪不断派人向太尉致意，力图争取太尉的支持上看，似乎是太尉的力量大。但是已经有一部分朝臣在暗暗地希冀着，在这场斗争中，昭仪能够战胜太尉。许敬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李义府挺武的背后之人就是许敬宗，许敬宗算是帝国的三朝老臣，他比唐太宗李世民还要大七岁，和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魏徵是老同事，曾一起在瓦岗寨的带头大哥李密的手下当过幕僚，后来又投奔了秦王李世民而成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这是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混迹了大半生的老戏骨，可是演技依然平平，官运依然不见起色。最辉煌的时候曾经熬到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可屁股还没焐热板凳，就被赶下台了。
起因是他去参加长孙皇后的丧礼，长孙皇后是高宗的母亲，太宗皇帝的皇后，长孙无忌的姐姐，按级别这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国葬。在这样的场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就算不能做到如丧考妣、悲痛欲绝，最起码表情应该庄严肃穆。可是许敬宗却不这么认为，他连最起码的跑龙套也演砸了。
当时他在丧礼上，目光游移，四处乱瞟。他兴趣索然地在人群中四下里张望，还真就让他发现了日光之下的新鲜事。
那个平日里长得就像个猴似的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楷书四大家之一）居然也穿戴整齐，像个人似的站在那里，沐猴而冠，这家伙怎么像刚从笼子里跑出来了。想到这里，许敬宗居然笑出了声。在人们都沉浸在悲痛状态之时，却传来了他那诡异的笑声。
太宗皇帝极为震怒，将许敬宗贬到洪州，没被砍头，实属万幸。后来许敬宗因为参与太宗篡改历史，状况才得以改善。在唐太宗率军征辽东的时候，他得到了赴军中接替丞相岑文本遗留下的工作机会，但随后又因为一句话惹怒了李世民。
当时打仗时有一个不要命的勇士率先冲锋，所向披靡。作为主帅的李就指着那位勇士对许敬宗说：“许大人，你看这人真勇敢啊！”
许敬宗随口说了一句：“只有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才会不怕死，不惜命”。
当时李世民也在旁边，李世民也是武将出生，许敬宗这句话太侮辱人了。真不知道是别人头脑简单，还是自己头脑简单。好不容易熬到礼部尚书的许敬宗，又一次因为祸从口出被贬。不久后，他被召回京师，只能在弘文馆继续整理那些枯燥的史料。
许敬宗是个性情狂傲之人，很多时候具有小人特质，并被后世划为“奸臣”。无论是小人还是奸臣，都有自己为之奋斗的志向。人生真是个残酷的游戏，谁也无法预知下一秒的意外。
在李义府挺武这件事上获得的种种好处，让许敬宗知道，识时务才是生存之道的根本。他随之抛出了自己的挺武宣言：老农民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
话糙理不糙，唐高宗和武昭仪听了自然很受用，不久以后就恢复了许敬宗礼部尚书的职位。武昭仪此时已不是初入宫廷的天真小姑娘了，她对朝中各派的实力、诉求、优劣都了如指掌。抓住许敬宗这个人后，她觉得可以放心利用。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武昭仪秘密召见许敬宗。这次密谈，武昭仪亮出了她的政治底牌，一是实现自己的皇后梦想，二是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
武昭仪的两张底牌，要的不光是个人发光发热，而且要整个帝国跟着自己一起发光发热。宦海沉浮的许敬宗毕竟是老辣之人，他劝武昭仪不要操之过急，目前仍以网罗人才、收罗人心为主，伺机再动。他还特别劝武昭仪，要多看历代《实录》，知古而鉴今。
知道怎么站队的官员，就是皇帝需要的官员。尽管武氏当过高宗皇帝的小妈，如今又成了他的昭仪，下一步还要当母仪天下的皇后。让武昭仪当皇后，一般人是难以接受的。
难以接受不代表不接受，何况这是高宗皇帝的意思。事到如今，就算是傻子也能明白皇帝的心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中来，王德俭、崔义玄等是较早的一批，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武则天的心腹。一批大臣就这样分化出来，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
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之后，还不知好歹地跑到长孙无忌府上去劝说他赞成立武昭仪为后，结果可想而知，他遭到了长孙无忌正言厉色地斥责。长孙无忌的态度并没有挡住武昭仪的这一波攻势，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
八月，长安县令裴行俭，听说了这件事，到长孙无忌的府上谒见，凑巧中丞袁公瑜也在场。裴行俭言辞激烈地抨击几句之后才告辞离去。袁公瑜一出长孙无忌家门，就跑到武昭仪的母亲杨氏那里告密去了。第二天，高宗皇帝颁诏，贬裴行俭为西州长史。
经过这一段的暗中较量，双方正式摊牌的时间终于到来了。
高宗皇帝实施的一系列人事任免打击了维护王皇后地位的保后派，鼓舞了支持武昭仪的挺武派，同时也看出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人并不会采用激烈的手段对付自己。既然如此，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夺权行动就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了。
王皇后的垮台，让武昭仪可以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解决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
九月，由皇帝李治亲自提名，六十多岁的许敬宗官复原职，任礼部尚书。当许敬宗气宇轩昂地站在朝堂前排的时候，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对其投以鄙夷的神色，但又无可奈何。
他们只好以沉默来表示不满，往日热热闹闹、畅所欲言的朝堂出现了少有的冷清。高宗李治也觉得不对劲。问问朝臣们有没有事，见大家都摇摇头，只好早早地宣布散朝。
这天早朝后，宰相们按惯例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忽闻皇帝宣召长孙无忌、李、于志宁和褚遂良等宰相去内殿，说有要事相商。
大唐自先帝以来已经建立了一个惯例：宰相退朝后一起到门下省的国政议事堂——政事堂——议政。这时的宰相共有七人，而高宗这次只宣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左仆射于志宁和右仆射褚遂良四人，而没召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和崔敦礼，事有蹊跷。
褚遂良在进入内殿前说：“今天让我们进内殿，很可能是为了皇后的事情。皇上的主意已经拿定了，违背他的旨意就会被杀。太尉是皇上的舅舅，司空是开国功臣，不能让皇上背负诛杀舅舅和功臣的恶名。我出身寒微，又没有汗马功劳，当上这样的官职，而且受先帝临终前的嘱托，不以死相争的话，将来有什么面目去到地下见先帝！”
在长孙无忌看来，高宗对这件事相当执着，背后应该有武氏的一再催逼，该来的事情总是要来的，躲是躲不开的。
褚遂良的态度异常坚决，那就是以死相争。在这几个人中间，只有李最滑头，这位时任司空的开国名将在这时候却当了逃兵。李居然连内殿都没有进去，就找个机会开溜了。
其实李有他自己的一番考虑，他不愿意帮助长孙无忌向高宗皇帝施压，因为他更倾向于支持皇帝立武氏，以压制长孙无忌的熏天权势；但同时，他也不愿意当众和这些同僚闹翻，把关系搞僵，于是选择了暂时回避。
李一走，就剩下三人步入内殿。李治的意思很很明白：王皇后没有儿子，武昭仪有儿子，现在自己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不知诸位爱卿意下如何？
褚遂良没有食言，他不等长孙无忌开口就抢先说道：“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选的妻子。先帝临终前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要把自己的好儿子好儿媳托付给臣，陛下当时也听见了。如今，皇后并没有犯什么过错，怎么可以轻易废黜呢！我不能只听从陛下，而去违背先帝的遗命。”
皇帝的权力虽然很大，但还是有办法能制约的。制约皇帝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帝遗命，现任皇帝违抗先帝遗命就是不孝。在封建时代，就算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怕担上不孝的罪名。
既然褚遂良把先帝遗命抬了出来，高宗皇帝也只能无语相对。
高宗皇帝昨天刚刚碰壁，今天又再提此事，依他略显软弱的个性，在爱情的魔力和武昭仪的步步进逼之下，他并没有就此作罢，反而越战越勇。
其实形势这时已经完全明朗化了。政治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有时候比拼的是私欲。凡是因理想而玩弄政治，最后成全的往往是个人的野心。
高宗准备废后的想法，引起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站在王皇后一边的，是以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贞观朝的老臣，这帮人是关陇集团——士族官员的代表。一方面，他们是在忠实执行唐太宗的临终嘱托；此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四大臣中，属于非关陇集团的是李，他的态度是令人关注的，自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九月李从迭州被召回来，他的官位一直在上升，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长孙无忌杀吴王李恪时，李似乎是支持长孙无忌的态度。李恪死后，李升任司空，这个位置原来是李恪的。
在废后立武这件事的初起阶段，李的态度和长孙无忌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今天四人在进入内殿之前，先开了一个小会，议论由谁先进言的问题。既然是讨论由谁先进言，那么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四个人的态度已完全一致，即他们都一致反对废立。然而就在这时候，李的态度已经暗暗起了变化。
这次是初步交锋，高宗李治与四位大臣都摆出了各自的论据，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闹得不欢而散。
而另一方，阵容没这么整齐，倒像是权力系统内的散兵游勇，但其中不乏机智之人。其中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李。李是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县）人，本姓徐，也就是演义里神鬼莫测的徐茂公。不过现实中，此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武将。
李是土豪出身的草头王，隋末投了农民起义的瓦岗军，瓦岗军被打垮后，率部下降唐，受到高祖、太宗两代皇帝的器重，是“凌霄阁二十四名臣”之一。
由于这些人是以李为带头大哥，所以有人将其称之为山东集团，代表的是庶族官员的利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稍加权衡，武则天就能看清自己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在支持她的人中，除了李义府，还有礼部尚书许敬宗。
李给人的感觉是犹抱琵笆半遮面，让人看不清真面目。武昭仪知道，尽管自己已经做到了极致，可那些反对她的人却浩若尘沙：左右仆射褚遂良、于志宁、大尉长孙无忌、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大将裴行俭……
高宗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与宠爱虽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但武昭仪深知“月盈而亏”的道理。更何况高宗皇帝性格中偏弱的成分要大于刚猛之处，很多时候，在长孙无忌这样的朝廷重臣面前，他也只能做一个提线木偶。
没过两天，高宗皇帝于又找到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人会谈。李为了躲避，找了个借口请假没去上朝。长孙无忌表情严肃，眉头紧锁，仿佛在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他知道，今天的早朝不同往常，也许关系到朝廷和他本人日后的命运，昨天晚上，他秘密将韩珍和褚遂良召到自己的府第，几乎一夜未眠。
褚遂良趁着平明时分浓浓的秋雾，悄悄地来到长孙无忌身边，他告诉长孙无忌，就在半个时辰之前，他获悉了大将、长安令裴行俭被迁谪外地的消息，裴行俭掌握着京城的御林军，现在突然被贬也许透露出一个不详的信号。
以官阶而言，都督府长史和长安令都是正五品。现在不只是从京官贬为地方官，裴行俭被贬的地方是西州，也就是被唐朝所灭的高昌，位于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天山山脉南麓的盆地，是当时唐朝最西的边境不毛之地。
长孙无忌听到裴行俭被贬的消息，内心的震动可想而知。几个月前宰相柳奭被迫辞职，现在又走了一个裴行俭，看来武昭仪已经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自从武氏14岁入宫以来，他从来没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一切就像是在梦里，肉体上最初不起眼的小疖在不经意间已经长成了巨大的毒瘤，搞不好随时会要了自己的命。
第二天又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与会者除了昨天的三个人外，司空李称病没有参加。当高宗皇帝再次提出废立问题时，双方发生了冲突。这次长孙无忌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褚遂良站出来与高宗皇帝直接叫板。
也不知道褚遂良当时是怎么想的，居然弃“先帝遗命”这个法宝不用，也不再极力维护王皇后，而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高宗身后的武昭仪。
褚遂良说：“陛下如果一定要更换皇后的话，那么就请您从天下的名门世家中选一个嫔妃出来，为什么一定要选武氏呢？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世人都知道。天下人的耳朵和眼睛怎么能够遮挡。后世的人又会怎么评论陛下，请陛下三思！臣今天冒犯陛下，罪当处死！”
接着，褚遂良把笏往台阶上一放，解开头巾，叩头如捣蒜，直到血流满面。他慨然说道：“把笏还给陛下，请陛下批准老臣辞职回家吧。”
褚遂良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违抗圣意，这让满朝文武大臣都没有想到。即便是高宗皇帝也大感意外，惶惧不安。时间犹如凝固了一般，太极殿内鸦雀无声，笼罩着死一般的岑寂。高宗皇帝也尴尬不已，一张失血的脸庞显得更加惨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正当君臣相顾、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厉的女声响起，像一把破空而出的利箭穿透每个人的心脏：“何不扑杀此獠！”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拉出去杀了！
说话之人，不是别人，赫然竟是武昭仪。武则天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嫔妃，竟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而且在朝堂之上公然发作要求高宗皇帝扑杀顾命大臣，何等狂放。
武昭仪话音刚落，早有两名武士上前，拽住了褚遂良的双臂。王皇后当年将武氏从感业寺接回宫中，算是成全了高宗与武氏的乱伦之恋。其实整个过程都是暗中操作，是见不得阳光的。如今因为王皇后失宠而面临被废，当日丑闻居然被褚遂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广而告之，说什么“众所共知”，不能再“蔽天下耳目”。
褚遂良的狂放之言与泼妇骂街无异，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人丑事，骂人“狗男女”，这让高宗与武昭仪极为难堪。骂他们还不够，还波及到武氏祖宗门第，语气流露出士族的自我优越感，这对武昭仪来说，是极大的侮辱与挑衅。
长孙无忌凛然一惊，仿佛从昏睡中突然被窗外的雨声惊醒。他没有想到小昭仪居然会偷听君相之间的谈话，会直接过问皇帝与大臣议政，由此可见，武氏这时候已经权势在握。
从朝议开始到现在，长孙无忌一直在内心告诫自己不要唐突从事，以免在危急关头罹下大祸。可是眼下他已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他的语调和仪表已全无往昔的镇定、从容，犹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钳制着他的咽喉。高宗皇帝内心的怒火就差将朝堂点燃了，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
长孙无忌被迫站了出来，他说：“褚遂良就算有罪，可身受先帝遗命，不可施以刑罚……”长孙无忌的辩解之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可听上去像是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为自己的命运哀告，显得软弱无力。现场除了褚遂良用迷惑不解的眼神看着他，朝中群臣和高宗皇帝谁都没有注意到他。
长孙无忌感受到了巨大的挫败，他没有想到，自己与幕帘之后的那个女人尚未交锋就已经落荒而逃。一种难言的耻辱向他的内心袭来，但他并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扭转败局、洗刷耻辱了。
褚遂良被两名侍卫拖出去之后，高宗宣布退朝。第二天，尚书右仆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被调为潭州（今天的湖南省长沙市）都督。
褚遂良这个时候正值一甲子之年，60岁。他知道自己要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负责，可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长安，心里无限凄凉。他知道，这次左迁后，恐怕此生再也难以踏足长安。斯人已逝，太宗时的君臣相知相契早已不复存在。
褚遂良突遭贬职，给了长孙无忌致命的一击。那日，褚遂良在太极殿上满脸血迹地进谏时，长孙无忌为其求情，褚遂良是先朝一老，不可轻易用刑。他还准备让褚遂良先在家中休息两天，有合适机会再一起进宫面圣。
双方都被现实逼至悬崖边，没有任何一方会轻易退让。高宗皇帝如果退让，就意味着永远都无法摆脱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深度控制；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如果退让，就会让太宗皇帝的才人成为高宗皇帝的皇后。
如果废后立武成为现实，那么作为朝廷头号重臣的长孙无忌不仅对不起太宗皇帝，也无法面对天下人的流言汹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