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地处晋中吕梁山的东坡谷野间，因境内有文峪河水而得名。文水从吕梁山流出，汇入山西的主动脉汾水。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文水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业集团——晋商，也是凭借这块土地发达的，代代不息，名扬海内外。
武家祖祖辈辈好几代人都生息在这块掘土成金的土地上，靠租种人家的田地过活，只能勉强解决温饱。一直到了武士彟这一代，家境才有所改观。
改变家境的不是命运，而是人的大脑与双手。魏晋以来，中国的政治体系形成了以血统为考量标准的士族门阀制度。国家权柄也由此落入豪强地主手中，世家大族子弟成为帝国权力系统内的一等公民。
官员的选拔使用不是看能力，全凭门第和血统的纯正度。那些高官显贵的子弟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世家大族，凭借门第青云直上，就可以位列公侯；而一般的士子、商人则被列为寒门庶族。出身寒门之人，无论才学和个人品行如何卓著，也难以为朝廷重用。即使有机会进入政界，最终不过以小吏混迹，极难升迁。就算你凭借勇力当了军人，获得军功得到显位，也仍会被士族子弟轻视，或是挂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或是被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洗牌大浪淘沙，直到洗出权力格局。
从武士彟往上数，武家五代先人没有出过一个王侯公卿，基本上都是幕僚、副职之类的芝麻小官，与当时的豪门大族差得太远，属于“小姓”，但也不属于那种“寒”到底的小老百姓。
武则天的爷爷武华，官职还算得上体面，是隋朝的东都（洛阳）丞，可是几个儿子却一个当官的也没有，长子武士稜务农，二子武士逸是隋朝军队中的士兵，武士彟作为家中的老幺有自己的优势，父亲和兄长创家立业，他便获得了格外的关爱，并有了读书见世面的机会。武士彟做的是木材生意。那时候的木材，相当于今天的钢筋水泥，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建筑材料。
武士彟在私塾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久，但他却极爱读书。他曾向后来的唐高宗李渊敬献过自己写的《兵法曲要》三十卷，这本书是他钻研《孙子兵法》，结合当时的军事状况写成的，这说明他读书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并懂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武家三兄弟都是头脑活络之人，但凡头脑活络之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安分是成功者的必备素质，过于安分的人缺乏闯劲，难以实现人生的奇迹。
虽然说祖上没能为子孙留下什么高官厚禄、金山银山，可武家兄弟并没有多少抱怨，既然自己生来不是官富子弟，那就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是每个野心家改写自己命运的座右铭。
虽然说眼前没有更好的出路，那就埋头种好自己的地，做好自己的小买卖吧。他们相信早晚会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改写不咸不淡的生活境遇。
武士彟最初做的只是小本生意，走村串巷，赶集上街卖豆腐。武家的豆腐做得既白且嫩，深受乡邻的喜爱，销路也不成问题的。
在取得成功之前，不管你做的是什么行当，积累的都是人生经验。成功的因素，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在机遇，必然则在自己，小人物的崛起往往大抵如此。
多年的小买卖，把武士彟磨炼成了嘴甜腿勤、精于算计的生意人。
对于这样的生意人来说，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有时候，甚至连感情也成了变相投资。在谈笑风生之间，就可以把你口袋里的钱划拉到自己的口袋里，而你还以为自己赚着了。
短短几年的卖豆腐生涯，武士彟为自己掘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有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加之掘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武士彟的创业之路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那么如何得到这宝贵的第一桶金呢？当然也有少数幸运的人会比较容易就得到，比如长辈赐予、偶然所得（比如中彩票）等，但更多人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创业路上苦苦挣扎。就是靠着这“第一桶金”，武士彟走上了自己的转型之旅。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卖豆腐，卖豆腐养家尚可，却难以发家。如果想发家，就要进行产业升级。
何谓产业升级，比如说现在有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琢磨着上市，上市就会让自己的企业站上更高的平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者有眼光和胆略，要认清时局，紧盯国家政策。
武士彟是精通算计的生意人，但他更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他对时局看得还是很通透的，个人的创业蓝图也不仅仅是把武家豆腐坊的连锁店开遍全国。那样的话，他的女儿也成为不了一代女皇，撑死了也就是个“豆腐西施”。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纠缠于国内的种种社会矛盾之中，苟延残喘。这位非主流暴君算是形象工程的鼻祖，他只管埋头致力于他的大手笔，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搞开发，这种劳民伤财的建设，除了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更能养肥一些百万千万富翁。隋王朝的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木材，卖完豆腐的武士彟从中间捕捉到了更大的商机。
这种商机比卖豆腐更有赚头，它需要和官方直接打交道。一个人挣再多钱，充其量只是个商人，区别在于大富与小富。有人大富显贵，有人小富即安。
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被沿袭下来。在明清以前，商人的地位都十分低下，富商巨贾即使口袋里再有钱，在仕途上也无路可投。因为商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自然也就不可为官。也就是说商人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尴尬的。要想受人尊敬，既富且贵，只有一条路可走——当官。
有了钱的武士彟开始把目光投向官场，他决定与官方合作做买卖，以寻找进入官场的捷径。商场和官场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者都是利字当头，只要胆大心细都能混出个样来；其次这两种职业都是按照规则出牌的游戏，游戏的结果与个体的付出并非成正比。
武士彟能够在商场混得风生水起，他相信官场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为他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吃素的，虽然卖的是豆腐。
他和朋友许文宝一块儿贩卖木材，南北大集、互通有无。由此武家的买卖越做越大，财富也越积越多，路也越走越宽，武家很快就成了当地的暴发户和官场的常客。
武士彟几年前在乡间建房买地，本来打算过几天地主老财的日子。其实只要他不折腾，那时候积攒的财富已经足够让他娶几房姨太太，逍遥半生。按常理说，只有在太平的天下才能过太平日子。可隋炀帝的天下这时候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天下不太平，家门盈财也未必能够守得住。武士彟开始琢磨用自己手里的钱，不断地交结地方官员，并在太原鹰扬府谋得了一个“队正”的小官。队正等同于部队里管理百十个兵卒的连长。虽然职微言轻，但好歹也是个官。
官，简言之，就是替朝廷干活卖命的高级打工仔。
也就是说，武士彟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又到官员的三级跳。虽然是最底层的官员，可也为将来的家族翻身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的堂弟——燧宁公杨达受诏与宰相杨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武士彟探知消息，准备了一份厚礼，通过关系见到了杨达，并通过杨达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让他长期供应营建洛阳的木材等物资。这不仅让武士彟的财富得以迅速积累，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商人身份与帝国高官打交道，这让他有了结交权贵的机会。
就在此时，他结识了唐国公李渊，这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好机遇。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运气，更需要贵人。如果有了运气，又遇上了生命中的贵人，那么不成功就是天理不容。武士彟在杨达的府邸中第一次见到了李渊，他为对方的帝王之表所倾倒；他相信，在李渊心中，自己表现出来的儒容雅姿，绝非一般官吏可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利用对方的企图。李渊要立非常之业可以借助武士彟的财力；而武士彟要进入仕途，李渊是再好不过的借助之阶。
当时连通两地的官道正好从并州文水的武家庄穿境而过，武家的机会也跟着这条官道而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善于捕捉人生际遇的武士彟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的。
武士彟果断地辞去了队正的官职，在家门口的路旁开起了茶馆。让人奇怪的是，茶馆大多数时候是关门歇业的。茶馆卖的不是茶，是一种等待。等待的不是别人，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机会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武士彟这个茶馆老板纯粹是玩票性质，他并不关心茶馆每天能挣多少钱，挣多少钱都有花完的时候，他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是这辈子的饭票和下辈子的荣华。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时任并州河东巡抚大使的唐国公李渊率兵去关西，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奔走于并州、河东两地。只要途经太原地区，李渊就会到武士彟家里住上一宿，有此机缘，武士彟自然百般迎合。很多时候，武家庄的男女老少会经常看见武士彟毕恭毕敬地立于路边，毕恭毕敬地等待李渊下马歇息。
武士彟不但免费招待李渊，还不时从自己的马厩里挑上几匹骏马送给对方。李渊本来就是个武人，武人自然好马，武士彟不过是投其所好。苦心到底没有白费，也就在第二年，李渊改任太原府留守，成为主政一方的行政长官。
机会来了，武士彟毫不犹豫地就抛家舍业，到太原留守衙门当了行军司铠参军，官至正七品，比起鹰扬府的小队正，政治前途无疑又迈出了一大步。不怕进步慢，就怕没有进步。随着李渊势力的不断上升，李氏集团被天下人普遍看好。武士彟凭着自己精明的大脑，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押对了宝。
李渊在晋阳举义旗，武士彟的官阶也一步一步随之擢升。他曾经私下里对李渊说：“夜曾梦见唐公入西京，骑苍龙升为天子。”这句话除了有拍马屁的功效之外，还可以看出武士彟的胆略和独到的投资眼光。
武士彟拍着胸脯向李渊保证，只要你敢起兵，我就敢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投资入股。
李渊大为感动，拉着武士彟的手表态：如果将来自己取得成功，当与武兄共享荣华富贵。李渊当时是太原地区最高长官，武士彟是他的下级官吏。两个人能够这么掏心掏肺地交流谋反之事，可见他们之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酒肉朋友关系。
武士彟为什么要如此攀附李渊，李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李唐皇室在其显赫之时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就难免会让人质疑。有人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既然是神话，就是不靠谱的话。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雨后彩虹折射的七色光，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是如何的，李渊家族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进入到了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也由此脱离了神话的轨道。
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等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最显赫的家族势力，首推这八大家族。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都是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
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我们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先后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又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唐高祖李渊。
武德初年（公元609年），李渊开创大唐基业，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就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可谓荣耀之至。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在隋文帝执政期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人结婚时，杨坚就郑重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要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当时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
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国家大权。她的一个娘家人犯案，杨坚想替他宽恕此人，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7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李渊作为最年幼的世袭贵族，早早地就被卷入了这场皇权交替的轮盘赌。李渊生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
青年李渊具备了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好人缘。
凭借良好的人缘，和过人的社会交往手段，这时候的李渊深得杨坚夫妇的欢心。
在独孤皇后的关爱之下，羽翼将丰的李渊先后做过畿辅地区或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辗转累任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也就是说，隋文帝在位期间，李渊的最高官级也只是达到过地方州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太守）。
在这一期间，李渊对姨夫杨坚的大隋江山是忠心耿耿，并无异心的。顶多只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自己的权力得失做一番权衡和考量。
公元六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主要功能是为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罢了。
谶言向来多用于政治斗争中，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造一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王莽与刘秀就分别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与“中兴”的合法依据。在这些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了东汉，谶纬神学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历史上神奇的谶言的产生可归为三类原因：一是官史的粉饰；二是野心家的编造；三是大众的选择性记忆。当然，还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可忽略，但是巧合的因素要远远小于人为的解释和放大。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已经43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对于一个43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因为李渊还有一个重要身份，皇亲，并且是李氏。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的实际权力。
隋文帝杨坚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之手，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了李渊的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赋予的豪门世族的高贵血统，另外就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亲关系。
杨广即位后，对自己的表弟李渊还算过得去。从小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身边长大的李渊，与杨广在成长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交集。这种交集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倾向性。可是对于权力者来说，少年时的情感代替不了权力上的交割。
一次，隋炀帝当众羞辱李渊是“阿婆面”，李渊的长相是“高颜面皱”，长得像个老太太。皇帝羞辱自己，这让李渊很是郁闷，回到家中见到夫人更是羞愤难平，话语间，不禁怅然落泪。
当然李渊还没有脆弱到因为相貌问题而流泪的地步，而是因为他从隋炀帝杨广的话语里解读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对于生长于核心政治家族的李渊来说，他对于政治的解读能力要比其他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敏感。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众多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李渊经常会盯着帝国的军事版图，陷入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高楼，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深深的忧虑，也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皇亲，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条件允许，谁都想去掉后缀，直接摘取权力王冠上的夜明珠。
李渊的忧虑来自于，帝国的巨轮将会载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于何处？莫名的冲动和迷茫，使他隐隐地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大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地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可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始终心存防范之意。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一个人，他通过时局传感器让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这种不信任。
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没有前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隋炀帝杨广的这句话就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皇帝表兄。对于李渊来说，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
李渊从杨广对自己的态度里，解读出了自己在仕途上的黯淡前景，也同时解读出了李氏家族在帝国权力结构内的尴尬位置。因为距离权力高层太近，李渊要比别人更加了解帝国政治的运作规则，也更加明白受到皇帝轻视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是个相当妖孽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于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说是肘腋位置。
就在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他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趁着隋炀帝放弃京都，巡游扬、越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攻取了洛口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李渊这时已经被隋炀帝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是李家的国，那么太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土。乱世之中，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宝地，真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我们不领情，那么就有可能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太原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这里既是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
或许正因为如此，李渊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他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绝佳机会，他不可以错过。
大业十三年初（公元617年），李渊父子决定趁乱起兵，在乱世之中捞上属于自己的一票。晋中的粮秣充足，李渊早已让武士彟牵头当地的富商大贾积存下了大量粮草。但是，兵源却只有数千人，而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是炀帝的亲信，是皇帝派来专门监视李渊的，他们也有权控制军队，要招兵必须通过他们。
李渊的异常举动自然引起了王、高二人的怀疑，他们私下找了武士彟来商量这件事。王威直接向武士彟提问：“唐公所募兵队，尽付刘弘基、长孙顺德等统管，我与公等针插不进，是何道理？
就在两派斗争的时候，武士彟采取的态度与他的身份地位有直接关系。
这时候的武士彟具有几种身份。首先，他是隋府兵集团中的成员。在李渊父子发起的太原起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隋府兵军官身份。比如后来成为李渊左膀右臂的裴寂与刘文静。武士彟在这些人中间，地位不高，仅仅是队正。但武士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是晋阳的土著地主。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的隔阂依然很大，庶族与士族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李渊经常住在武士彟家中。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马邑军人刘武周杀了太守王仁恭，自称太守，接着又投降了突厥。这一事件引发了太原城内隋朝官兵的恐慌情绪。李渊借此，逼迫王威、高君雅同意他扩大兵力的要求。随着李渊兵力的增加，原先依附于王、高二人的当地土著势力也随之转向支持李渊。
武士彟和刘世龙都是在太原起事前变成了李渊的人，而在此之前，武士彟在巴结李渊的同时，私下与王、高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毕竟他们是隋炀帝派过来的。武士彟是商人，干的就是资本投资的活。
他在心里早就把单位成本与投入回报率算清楚了。武士彟在这时之所以放弃王、高二人，除了看好李渊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他是晋阳的首富，在太原城内广有资财，如果双方在太原城内展开冲突，武士彟的资产必将荡然无存。
时过境迁，唐高祖李渊问过武士彟这个问题。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跟着我。武士彟的回答充满了神话色彩，他说：“我经常梦见高祖皇帝进入长安，做了皇帝。”
晋阳起事以后，武士彟兄弟四人，除了武士让之外，都参加了唐军。这是武氏家族发展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李渊太原起兵后，向长安进发，武士彟追随其后，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末，唐军攻破长安。次年四月，宇文化及在扬州缢死隋炀帝，隋朝灭亡。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于长安太极殿（即隋大兴殿）下诏书敕封开国元勋。
武士彟成了开国元勋之一，授光禄大夫，加封太原郡公。嗣后又被封为工部尚书，加封应国公。还让他担任长安城的城防将军等重要职务。以后又外放为扬州都督、豫州都督、利州都督。
武士彟由木材商人一跃成为唐初的高官，尤其是大都督、大都长史等官，已是唐朝的高官大员。开国名将李靖、李孝恭、王君廓及唐高祖的子侄王爷才有资格任大都督，可见其位之尊。然而，武士彟虽然担任要职，却出身寒门，既无卓越的战功，又无满腹才学。他做官一直如履薄冰，每次受封，都会惴惴难安，多次辞受。他在受封光禄大夫时，就“固辞不受，前后三让”。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武士彟才会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耀。仕途也走得谨慎小心，相当敬业。而李渊也没有亏待他，曾经赏赐他一块钦定的免死金牌。有了这块免死牌即使有一天犯了死罪，他也有再生的机会。
这时的武家应该说是彻底转运了，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庶族贫寒子弟的帽子。兄弟三人也分别得到皇帝的厚赏，甚至出现了一门三公的盛况，一国公，两郡公。这是武则天发迹之前，武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高峰，武士彟也一跃成为新朝显贵。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武士彟等了太久，而他终究还是等来了光明。有的人穷尽一生都在黑暗中摸索，不得法门而入。武士彟实现了光耀门楣的梦想，用他自己最为熟悉的方式，不是偷抢扒拿，不是批发豆腐，靠的是他敏锐的商人眼光，以及与生俱来的生存之术。
武士彟在官场混得越来越得意，可他的家庭生活却在这时候出了些许状况。他在禁卫军中供职期间，留在原籍的夫人相里氏和一个儿子相继离世。
武士彟一心想把自己打造成爱岗敬业、勤于职守的模范官员，老婆和孩子双双离世，他都没有回家奔丧。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把私事放在一边。武士彟跟在李渊后面奋斗了大半生，图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虚名。
武士彟不是目光短浅之人，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凡事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他的人生底线是以不能牺牲自己的仕途利益为前提。老婆死了，可以再续弦；孩子死了，可以再生；如果前途丢了，能不能找回来就很难说了。
要知道他当时正随唐高祖李渊在并州视察，离家也只有半天的路程，等于是路过家门而未入。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他选择了忠诚地守护在李渊身边。
唐高祖李渊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感动，特下敕表彰，提拔武士彟为三品工部尚书。相里氏死后为武士彟留下了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士彟的表现成了中国男人的标签式行为，“升官、发财、死老婆”居然成了人生的三大幸事。
就在武士彟死了老婆不久，唐高祖李渊觉得过意不去，就开始操心起这位功臣老友的婚事。自己的三品大员，怎么能够长期无妻室。他打算为武士彟续娶一位有贵族血统的媳妇，借以提高武氏的社会地位。
李渊决定自己来当这个媒婆，他很认真地翻阅了《氏族志》，并向周围的皇亲国戚询问商议。经过再三斟酌，为武士彟圈定了人选，那就是前隋朝皇族的宗室，曾任过宰相的杨达的女儿。隋亡后，杨达已过世，杨姓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从前，但毕竟位列《氏族志》前几名，乃天下名门，血统高贵而纯正，正是寒门新贵期待的择偶对象。
但美中不足的是杨氏这时已年过40，并不是20岁左右的黄花大闺女。
李渊也不是强买强卖，而是征求了武士彟的个人意见，将杨氏的情况大致介绍了一番。武士彟连忙跪地磕头谢恩，直觉眼圈潮湿，感动得要流出眼泪了。
那时候讲究血统论，庶者是庶者的墓志铭，贵族是贵族者的通行证。有钱难买血统，有钱难买贵族身份。李渊还是很了解武士彟的，一个年近不惑的商人，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讲究的是实用和经济。
杨氏是李渊女婿（驸马爷）的堂妹，此女是前隋宰相、皇族宗室杨达的女儿。娶了她，算是攀上了高亲。像武士彟这样的家族，要想与杨达那种门阀地主联姻，如果是在和平发展时期，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从资本的运作上来说，这是一桩好买卖。相当于为武氏子孙进行了一次换血，武家由纯粹的庶民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半庶半贵。身份上的换血，对于生在官场的武氏中人，是很有必要的。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由唐高祖李渊亲自做媒，李世民的同母妹妹桂阳公主主婚，44岁的武士彟和40岁的杨氏结了婚，结婚所花费的钱财也全部由国库支付。皇帝提亲、公主主婚、费用由国家支给，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殊恩和殊荣。
像他们这般年龄，在当时已是老夫老妻，大家女儿，十四五岁就已经嫁为人妇，杨氏女从小笃信佛事，本不思嫁。可是如今在皇帝和公主的提婚下，不嫁也得嫁。武士彟为人本就忠厚，很满意这桩婚事；杨氏女举止温闲，诗画兼能，婚后两人感情甚笃。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婚姻，武氏血统和社会地位焕然一新，身上的穷酸味和商人的铜臭味也就淡然了许多。武氏的人生就这样完成了从富有到高贵的质的飞跃。擅长商业运作的武士彟压根儿没料到，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自己，如今会官至大唐帝国工部尚书。又在天命之年娶上前隋宰相、皇族宗室杨达的女儿。
摊上此等好事，对于武士彟这样的寒门新贵来说，只能说是祖坟冒了青烟。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渊敕封武士彟为工部尚书，赐八百户。不久，李渊又加封他为应国公。就在这恩宠屡加的时候，继室杨氏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后来被唐高宗册封的韩国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