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不阿的宋璟从担任宰相以来，始终贯彻和执行姚崇时代所遵循的一切，在此基础之上，他更加严守法度，任人唯贤。对于有能力者，他尽力提拔，对于立功者毫不犹豫的赏赐。
可以说帝国在这位良宰的治理下，依然稳步的向着最辉煌的时刻迈进。
然而在这征途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宋璟像是一位预言家那样，对于该怎样赏赐有功者，宋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开元四年（716年）说起。
那一年的六月二十九日，突厥的默啜可汗率领本部大军向邻部的拔野古部落发起了进攻，结果大获全胜。不过在班师凯旋的途中，默啜却遭到了伏击，由于放松了警惕，军队遭受了重创，默啜也不幸被人从背后将身体砍成了两截。
砍断默啜身体的人，是一个叫颉质略的人。
颉质略正是来自于拔野古部落， 再闻听自己的部落被默啜洗劫一空后，他决定采取突袭的方式进行报复。当颉质略砍断阿史那默多的身体后，并没有在乱军中过多的停留，而是切下了他的头颅，绝尘而去。
偷袭成功，颉质略内心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要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提着默啜的人头，自己该往何处去。
返回自己的部落是有风险的，甚至还有可能会给整个部落带来灭顶之灾，但放眼偌大的突厥地盘，实在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思虑再三他投靠敌对阵营——唐朝！
当时大武军（今山西省代县北）子将郝灵荃正出使突厥，所以颉质略决定先去找他商议对策。事实证明郝灵荃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在边境防范突厥这么多年，现在居然敌方阵营的人会送来了默啜的人头，面对这份大礼，郝灵荃的嘴巴乐开了花，在他看来有了这颗人头，自己将会前途无量。
大唐开国近百年来，能够得到突厥可汗首级的能有几人，现在我郝灵荃已经做到了，立下这样的奇功，朝廷一定会为我加官进爵。
带着这份美好的愿望，郝灵荃和颉质略来到长安，将默啜人头进献给了皇帝李隆基，而李隆基也确实很是兴奋，下令将默啜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同时让当时还是宰相的姚崇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员研究对该怎样对郝灵荃进行奖赏。
然而我们的郝灵荃同志运气实在差劲，他左盼右盼，上盼下盼，最终等来了消息却是姚崇被罢相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暂且搁置，不了了之。
但郝灵荃依然没有丧失信心，姚崇不干了，总还有别人，然而他的运气的确不是一般的差，等到宋璟上台后，虽然为他加官进爵，但是足足等了一年多的郝灵荃，居然等来的只是一个正五品的郎将官职。
从原来的大武军子将到五品郎将，郝灵荃只提升了一个品级，换句话说只多拿了一级工资，这和郝灵荃当初的期望值相去甚远，问题的关键是，郝灵荃并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这位仁兄在听到消息后，顿时委屈的嚎啕大哭，急火攻心之下，居然一命呜呼，算是典型的憋屈而死。
如此看来有的时候，人真是不能和命争。
唐朝开国之初，唐俭也是奉命出使突厥，在突厥呆了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功绩，算是公费旅游了一趟，可是回来后居然当上了户部尚书，而且李世民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可谓是功成名就抱的美人归。
我想郝灵荃之所以那么委屈以至于因此一命呜呼，很可能是想起了唐俭当年的经历，当时在郝灵荃的心中一定会说上这样一句话：同是奉命出使突厥，而且我还立下了大功，为什么奖励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站在郝灵荃的角度而言，他的确应该得到更高的奖励。但是宋璟不赏，也的确有他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在姚崇提出的《十事要说》中，有一条是“不求边功”，姚崇提出这一点是基于大唐帝国在此之前很多年四处征战，有很多都属于穷兵黩武式的征伐，最终导致无功而返，姚崇针对李隆基的追求，认为要想继续缔造盛世的局面，必须至少在十年内不求边功，其实等于是不再对外进行领土扩张。
基于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在姚崇当政的四年中，严禁那些边境的守将主动寻衅滋事。因为武将不同于文官，要想升官发财，必须通过创建军功来实现，现在禁令一出，如果你为了创建军功主动寻衅滋事，那等于是触犯了法律。所以时间一长守将们也就不愿意做这有风险的事。
但有一点请注意，对于外来的侵略，守将们绝不能有所怠慢，如果到那个时候出工不出力，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事实上，姚崇提出的“不求边功”，在他当政的时期，基本是以约束边臣来实现的。
前边我们说过，宋璟担任宰相后，依然奉行和延续姚崇的治国方略，《资治通鉴》上就记载说，宋璟因为李隆基喜欢创建武功的原因，怕那些好战的边臣们心生侥幸的念头，进而会在边境上寻衅滋事，所以故意压低了对郝灵荃的赏赐。
不可否认，在对待边臣的问题上，姚崇和宋璟有着同样的看法，但既然边臣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得到对应的赏赐才是，而宋璟恰恰违背了常理，这让当时很多人产生了质疑。
事实上，宋璟除了奉行姚崇的治国方略之外，在对待边臣立功的问题上，他有着自己预见性的策略。
那就是采取不赏边臣的方法，来抑制边臣们的野心和权力！
在我看来，导致宋璟产生这种想法的，是因为他准确的预测到了一些事情的走向。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一个新兴的官职说起。
这个官职的名字叫节度使。
景云元年（710年），李旦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从而开始有了节度使官职的雏形。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节度使是武官，最初主管大唐帝国的边境防务工作。当时朝廷之所以设置这么个官职，主要是因为大唐帝国在高宗李治时期疆域达到极致后，在边境上的屯军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和改变临时征调的困难，这类屯戍军设置愈多，并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守捉，各自置使。那些行军大总管也逐渐演变成统率诸军、镇、守捉的大军区军事长官，于是长驻专任的节度使应时出现。
事实上早在仪凤三年（678年），大将刘审礼远征吐蕃，兵败身亡损失掺重。从此时开始朝廷才意识到运转巨大的战争机器是有风险的，到了武则天时期，狄仁杰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的策略。
应该说景云二年节度使的出现意味着大唐帝国的边疆形式已经变成由攻转守。
节度使作为边境的最高军事长官，仅仅负责军事事务，对于当地的财政、民政是无权过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开元后期乃至天宝年间，大唐帝国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南方的剑南、岭南共为10个节度使区，并且节度使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利逐渐增大，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最终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这就形成了一种大唐帝国特有的畸形局面：外重内轻。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来，宋璟当时之所以对边臣郝灵荃不进行过高的赏赐，其实他并不是为难郝灵荃这样的小人物，我斗胆的猜测当时宋璟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指向节度使的，他很可能已经预料到了节度使这个官职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是守卫边境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是尾大不掉的拥兵自重。
事实上，从景云二年（710年）到开元五年（717年），仅仅七年的时间，节度使们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根据边境的形式，不自主的进行着兵制改革，那就是由最初的府兵和征点制军队逐渐向在辖区内募兵过渡。
总之一句话，节度使这个官职，在宋璟看来，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不加以节制，很可能会成为帝国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但是宋璟是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的，他当然不能上疏皇帝请求废除节度使官职，因为节度使的出现也是帝国形势需要的产物。所以宋璟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压制节度使。
总结陈词：宋璟压制节度使的方式，是采取不赏边臣的方式，目的是发挥节度使积极一面的作用。
但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其发展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宋璟只能掌管他身前的事。
终于，很多年后当那个杂胡种出身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15万铁骑南下的时候，大唐帝国的高层领导者们才意识到很多年前，他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给予节度使过高的的地位和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