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亡走海外的康有为师徒为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创和国内外风云变幻的局势，采取种种对策以图力挽狂澜。面对沉重的外部压力以及与其他革新派系错综复杂的关系，保皇会内部在政略和战略决策方面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其中一条主线便是革命与保皇的取舍。围绕这一宗旨选择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
既往的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庚子年为革命与改良的重要分界，但受革保双方后来历史记忆偏差或故意扭曲的影响，目光集中于汉口自立军，又以非此即彼的两极观立论，强调保皇会与革命党争夺的一面，而将其内部的政见分歧与公开宣传的差异，视为别有用心的权谋。台湾张朋园教授于1964年出版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在收集、研读当时可见史料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了迄今为止仍不失为最具洞见的论述。只是许多史料尚未问世，不解症结仍然存在，一些关键论据似能作两可理解，加上历史环境作祟，因而后续各书（尤其是海峡此岸的论著）并未采信其主要论点。
随着收藏于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港台和大陆等地的相关史料渐次发表，各个环节的事实真相逐渐显现，已有学人继张朋园教授之后指出梁启超的“实为革命”并非骗人，而是其真实感情、理论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并进而论述了梁的革命活动、宣传及其与康有为、黄遵宪就宗旨差异展开争论的过程和要点[1]；复有学人从概念的发生演变入手，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的观念与行为在中国展开的历史进程。[2]由此反观保皇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可见在“革命”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并非革命党人的专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个人，也有政略的不同与利害的冲突。革命与否的分界，仅仅依据组织系统并不能够划分清楚。
由于各种已刊未刊资料被打散成为片断，相关人事及因果时空的判断存在不少错误，迄今未能恰当地连缀拼合，并据以恢复史实。已有的若干判断因论据尚嫌粗疏，难以征信定案。有的研究在个别问题上相当深入，可是不能兼顾各个方面，很难对相关人物摇摆不定的思想脉络全面梳理，仍然不免见仁见智。[3]从相关人事前后左右的联系入手，以求解开索扣，揭示保皇派言革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革命言论的反响作用，对于庚子勤王与保皇会的研究，当可深入一层。
戊戌前康有为一派大抵坚守和平变法路线，但直到1898年，才出现自上而下实行变革的契机，令他们觉得可以施展抱负。因此“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人略显躁进的变政措施，明显地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急切心情。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中国各界人士感到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纷纷行动起来，准备采取各种非常手段。面对旦夕危亡的时局，这种时不我待的心理，加上长期宣传鼓动和结党组织屡屡受挫，使得康有为、梁启超开始考虑调整行动方针，以图应变。关于此事，狄平的《任公先生事略》记载得相当详细: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4]
此文的遣词用字，显然受后来时局变化的影响，观念与事实均有所夸大变形。
不过，此文所记大要虽与保皇党人后来故意掩盖其一度尝试武力反清的主导倾向不合，却有相关材料可以印证。1901年康有为致赵必振信中说: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至[圣]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5]
庚子勤王失败后，保皇会讳言曾经“言革”，因此康有为只讲民权自主。实际上戊戌前入湘的梁启超等人确已主张“革命”，只是其观念更多地偏于中国古义，与转换后的近代语义不大相同。梁启超逃到日本不久，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及国内局势，他说: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6]
这印证了狄平所说虽系事后回忆，却大体近真。
由草莽而革命，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康有为门徒中便不乏暗中结交江湖的志士。出身万木草堂的嫡系中，欧榘甲原籍广东惠州归善，该地素为秘密会社渊薮，“其乡人多入三合会”，“榘甲少居乡，结识会党首领颇多，因亦名厕会籍”。“少与邑中秘密会党游，持论激烈”。[7]罗伯雅为广东番禺人，善结交绿林会党，“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8]
康、梁一派的应变，并非仅仅停留于口头，一方面，如梁启超所说，先后入湘任教于时务学堂的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等，以激进民权思想灌输给青年学生，启迪其变革之心和种族观念。不过，这时梁启超等人虽然“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还是不能公然“盛倡革命”，只不过于“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9]，“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10]，“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据说还“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11]而当时顽固党罗列的罪状是梁启超“惟恃康有为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遂其私图。即在学堂所著学生日记等类，悖谬之言，不一而足”，所举“大可惶骇者，如言君统太长，又言今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其令人万不敢述而不忍不言者，如论《孟子》则指本朝轻赋为大貉小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令人发指眦裂等语”。[12]这与梁启超的事后回忆多少有些差距。
坊间传闻有人揭参梁启超，将其原批另抄粘呈。“折既上，上曰：‘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以罗织之耶？’”[13]则至少从实际效果看，其言论的启蒙色彩多于革命。如时务学堂二班生林圭，“受粤人欧榘甲之教育。欧固康弟子，倡公羊张三统之学。林君化之，不复为前日之佻达少年，而究心于经世”。政变后林圭随毕永年往来江湖间，“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先是，林囿于欧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闻见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14]。林圭入时务学堂较晚，所说至少反映康、梁一派得到光绪重用后，政略发生变化，教育方针也许随之改变。
培养青年，应是长期计划，另一方面，维新派还有组织应变的准备，并尝试直接掌握武装。与康有为商定大计的谭嗣同回到湖南，提倡设立团体，“讲致用之学，为爱国之基”[15]，此即后来自立会的发端。其时原在湖北练兵的黄忠浩受湘抚陈宝箴之邀，返湘整饬军事，谭嗣同等欲乘机以兴办团练为名，聚集会党首领到黄忠浩营中培训。1898年4月19日谭嗣同致函欧阳中鹄，告以:
前商团练事，绂丞所拟之办法正与尊意同，而师中吉所拟之办法又与绂丞同。师说在绂丞前，唐说在夫子前，而彼此暗合如此，亦一奇也。绂丞及嗣同于前七八日已函商岳生，请由县送百人至省，即令师中吉统之往泽生营中学习。面商泽生两次，大以为然，并极赏识。师中吉闰月即可率百人住其营中，渠必加意训练云云。……嗣同等及师中吉所知之勇力果敢之士不下数十人，即可由师中吉一手招募百余人，而请各绅选试，可选得百人。师中吉带至省城，再由泽生选试，必易精矣。[16]
5月25日，欧榘甲、韩文举、叶湘南曾与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一同到黄忠浩营中聚议立营学等事。[17]戊戌政变之际，康有为等希望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里应外合，执西后而废之，并致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即为这批“勇力果敢”之士。正因为维新派事先有所鼓动，政变发生，有人企图“割据湖南以勤王，不奉诏”[18]。广西方面，康有为也有类似布置。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期间，劝唐景崧以圣学会名义归乡办团。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用意之一，当是为武力应变做准备。
与兴中会谋求建立合作关系，也可以视为应变的准备之一。其路径分为两条，宗旨也不尽相同。其中之一，是由谢缵泰、康广仁接洽的和平变革路线。而另一途径，由孙中山、陈少白及广东兴中会骨干主动联系，宗旨并未局限于变法。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人亡走日本，原有的地位骤得骤失，当务之急是设法让光绪帝重掌权力。他们虽然不赞成冒险而谋之于下，主张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争取日、英、美三国出面相助，其实并未放弃谋之于下的路线。其方略有二，一是暗杀行刺，一是武装勤王。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到香港，寻求宫崎寅藏的帮助，后者趁机建言以武力兴师，实行共和。康有为没有接受宫崎的建议，却也明白一味循和平路线难以挽回大局，他依然相信只要光绪复位，重掌权力，一切革新事宜仍可照旧进行。而光绪复位的主要障碍便是西太后，所以当务之急是将西太后及其死党除去。在借助日本壮士行刺的企图被宫崎拒绝后，便在门徒中选派充当刺客之人，以后又改为以金钱买死士。保皇会的暗杀活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
至于宫崎寅藏的起义军于中原一策，康有为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将政治目标由共和改为复辟。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其政治目标虽然与兴中会不同，行动方式却趋于一致，因而增加了双方的共鸣。还有几种因素促使维新派与革命党相互呼应：其一，兴中会继续主动寻求合作。戊戌政变后，孙中山在日本几次登门拜访康有为等人，表示合作的善意。维新派对此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的主张各自不同。唐希望两派牺牲小异，同力合作，摒弃保皇或排满名词，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康有为则坚持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并几度拒绝与孙中山会晤。[19]不过，与此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给予积极回应，赞成他们关于两党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的意见。[20]
其二，日本人士的压力和影响。1898年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其部分成员主张支持中国实行反清革命。早在康有为到日本之前，宫崎寅藏在香港与康门师生会晤时就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不能妄想以一纸上谕清除中国的积弊，要使改革的上谕发生作用，必须具备罢免大官的实力，即以武力作后盾。而兵马大权掌握在大官手中，秘密结社又都以倒清扶汉为旗号，因此，中国改良之难，实较革命为甚。如果光绪真是英主，可让其主动退位，以选举实行共和，平满汉、官民之界。万不得已，则只有由康有为“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待势力稍盛时，使皇上投向这边。要想不流血而扫除积弊，等于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决不可能的”[21]。宫崎寅藏还向平冈浩太郎、犬养毅等人建议:
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
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如就（中国）国民的观点来说，除非非常的英雄仗义奋创，以革命的事业一扫多年的腐败政权，显然不可能维持今日的老大帝国”。[22]
1898年12月出版的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2号，刊登了该会评议员池边吉太郎的论说《改革か革命か》（第4号连载），正式公开提出中国政治变革的宗旨选择取舍问题。文章从伊藤博文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演讲谈起，认为依据中国各方面的实情，改革比革命更加困难。[23]这与宫崎寅藏的观点完全一致。该会及该刊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关系密切，梁启超在《东亚时论》上发表多篇文字，《清议报》也多次译载该刊的文章。
诚然，东亚同文会的基本方针并非倾向革命，《东亚时论》第1号所载江藤新作的《支那改善策》，即认为改革政治非局部而是整体，实行之途有二:
曰主权者也，曰革命之军也。依兵力扑灭满清政府，更树立新政府，则改革政治风俗，最容易也。虽然，革命军得其势力，不得不待其机运熟。且革命军而至成其志，其间支那国土，惨害必非常。以情论之，邻邦兄弟也，不忍成此举也。依主权力改革之，不如革命军之惨害，可以平和行其事，余最所希望也。[24]
《清议报》第18、19号以《支那改革论》为题译载此文，对于池边吉太郎的文章则没有正面回应，至少表明公开态度有所差异。但日本人士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维新派的深思反省。
其三，清政府血腥镇压变法激发了维新派的反清意识，不仅湖南的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复仇心切，梁启超等万木草堂弟子也群情激愤。梁启超在《去国行》中就表达了此种激情：“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他向往明治新政能够“驾欧凌美”，更知道盛世来之不易，“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并且誓言：“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25]出非常之策大干一场，成为他们向往的首选方略。
在此背景下，康有为一派出现分化。戊戌以来，康、梁表面连在一起，实则分别甚大。后来梁启超谈到与乃师的区别，认为最相反的一点，是“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并具体提及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与“改制”。[26]其实师徒两人的分歧不止于此，或者说，因此一点，双方的差异始终而全面。竹内弘行《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一文指出，康、梁从初会起就不一致。[27]戊戌期间，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刊行后，不少维新人士觉得其“浅陋狂谬，学术不正”，而对梁启超以通才之资，不能摆脱乃师，颇感惋惜。[28]汪康年将此意转达梁启超。
面对质疑和劝说，梁启超坚决维护师门的统一性，声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29]可是，康、梁的分别，不仅世人从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可以客观判断，与之有所交往者，更能察觉其主观意向的不同，吴樵函告汪康年：“康徒惟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30]
保皇会的分化逐渐加深，开始体现于宗旨与组织的异动。组织方面，梁启超对于和其他政派合作一事的态度相对积极。1899年2月，他代表康有为出席在犬养毅寓所举行的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的会谈，情形相当融洽。据说其对孙中山的言论异常倾倒，有相见恨晚之慨，并表示要请康有为闭门著书，自己放手做去。
3月，康有为离日前往加拿大，梁启超等人更加频繁地与兴中会员接触，赞成联合与合作。1899年5月，他和唐才常等人继承谭嗣同的遗志，组织自立会，鼓吹：“大丈夫之贵自立也。横览古今中外多事之际，则英雄豪杰乘时而起焉，岂尝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志任事者，则天下之事，皆将成于其手，洵乎英雄豪杰之本无种也。”[31]这显然有超越勤王保皇的志向，与康有为的主张有异。
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陈国镛、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32]这12人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此事显然和与革命党合作之事宜密切相关。[33]因此，保皇会成立后，梁启超等人对其宗旨方略似乎并不热心。
革、保双方的交往促使保皇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所接近。1899年秋季，基于联合大举的共识，两派开始进一步接洽结合。尽管宗旨上梁启超等人与兴中会趋同“言革”，双方“订交”的内容还是合作而非合并，而且保皇会中激进派“言革”与革命党毕竟同中有异，组织方面继续竞逐争夺也在情理之中。
保皇派的异动，不仅体现于暗中“言革”以及靠近革命党，甚至公开的文字宣传也可以见到与时序相当吻合的日趋明显的变化轨迹。梁启超在1898年12月创刊的《清议报》第1期上发表论说《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开始谈及欧美近代史上的革命可能在中国重演。他说：“今试言满人他日之后患，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他并不排斥革命的结果，只是认为在中国发动革命的社会力量尚不具备，贸然实行，将会导致内乱外患。
今我国之志士，有愤嫉满人之深闭固拒，思倡为满汉分治之论，倡为革命之论者。虽然，其必有益于支那乎？则非吾之所敢言也。凡所谓志士者，以保全本国为主义也。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有未定也，而何能变法之言。即不尔，而群雄乘势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国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
这与他和志贺重昂谈话的观念相当一致。将希望寄托于光绪复辟，可以说是康有为一派政变后的首选政略。至于通过外援、勤王还是暗杀来实现这一目标，只是手段问题。
梁启超等人拒绝“革命”，除以西史为鉴，担心革命的惨烈，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革命”一词正处于中外新旧概念转换的过程之中。他们已经意识到，“天下之理，非剥则不复，非激则不行”，即使“列国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刑戮干戈之惨酷”。美国独立后，“凡所谓十九世纪之雄国，若英若法若奥若德若意若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世之浅见者，徒艳羡其后此文物之增进，民人之自由，国势之浡兴，而不知其前此抛几多血泪，掷几多头颅以易之也”。[34]同时，受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的影响，知道“十九世纪，为政治上竞争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为经济上竞争革命之时代，此有识者之公言也”[35]。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暴力流血为人类进化的媒介。
而中国“革命”的本义，指用暴力手段实现改朝换代，不过一家一姓的鼎革而已。1897年3月，章炳麟在《时务报》第19册发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便明确宣称:
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士，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梁启超在《横滨清议报叙例》中也指出:
我支那数千年来，义侠之风久绝，国家只有易姓之事，而无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闻有因国政而以身为牺牲者。
保皇会系统中最早公开正面宣传“革命”者，当推欧榘甲。戊戌政变前，欧榘甲和韩文举、叶湘南等从湖南到上海[36]，政变时曾为康有为联络日本《亚东时报》馆人设法救援。[37]欧任教于时务学堂时，与同事唐才常“至相得也”，临行唐赠以五古《侠客篇》，“读之怒发上冲……汉上勤王之志，肇于斯时矣”[38]。受唐才常的影响，欧榘甲对与革命党人合作一事，态度明显较康有为积极，而与梁启超一致。1899年3月初，在梁启超与孙中山于犬养毅宅会谈后不久，欧榘甲也与孙中山会面，讨论良久，孙中山畅所欲言，而欧榘甲依然受制于康有为，不能做主。[39]
在康有为的挟制下，欧榘甲的文字宣传一度也坚持“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40]。但是面对清廷的高压，除极力鼓吹自由民权观念外，其不平之气仍时有宣泄。如针对清政府“诬义士为乱党”的攻击，他撰文痛加驳斥：“乱之所生也，皆起于不均不平不通不安，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不安，又皆起于在上者愚民之虐政”，“而此不均不平不安不通之政，曾不肯改革之，以俾平民享一日生人之乐，不均则争，不平则鸣，不通则悖，不安则倾，如怒潮之激动，如火山之迸发，佛兰西乃起而革命，美利坚乃起而自立”，呼吁“支那义士相率而起”。[41]
菲律宾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欧榘甲一方面感到“非律宾尚可自立，安有中国不可自立之理哉？”一方面乘机表达了对近代世界历次革命的正义性的肯定:
美人抗英立国，而后自由之光，照耀于大地，独立之气，蒸涌于五洲，自非冥顽不灵之族，大惑不解之伦，野蛮无知之俗，莫不被其流风，鼓其热望，以自由为天赋之权，独立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当保护安全之，不可受人压抑，非如草木禽兽横生倒生寄生，不能自由独立，受命于人。此理印于人人脑中，故于在上有损其自由、制其独立者，必起而抗之，于是列国革命之事起。此非民之敢于抗上也，为其扼人自由，制人独立，害天理，损人为，不得不深恶耳。[42]
一个月后，欧榘甲为纪念戊戌政变周年发表论说《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再度论及近代欧洲革命，态度更加鲜明：“当欧洲百余年前，革命之惨，至于血河头山，然而其文明之度，即以此而大增。”并将戊戌政变视为“文明之运将至亚洲大陆而先为严冬苦雨”的表征。[43]
1899年10月25日，《清议报》刊登了欧榘甲撰写的《中国历代革命说略》，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开为“革命”正名的第一篇文字。照欧榘甲看来，中国历代的“革命之运，或进或退”，不仅“与黄种盛衰伸绌有大关系”，而且“与今日改革时机尤有相为影响者”，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与近代革命相联系。他盛赞三代之治，认为尧舜“虽非与今世完全之民主国相同，亦当时之大圣，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批评时人所谓“中国无民主种子，革命后不能为共和之治”的论调“皆大谬误，不知孔子之大义者也”。又区分历史上的“家族政治”与“庶民革命”，斥责夺占国人所有的“假革命家”坏了革命的名声，“家族为国之时代已成熟，其先德入人之心，庶民革命之时代尚幼稚，而所为又拂民之欲，则民宁安于家族政治之下，而不愿遭庶民革命之惨。读佛兰西革命史，杀人之多，大乱之频，几令人不敢复言革命事，而王族之党欲窃发而起者，犹时有焉。盖革命势尚未成，一革再革，至于三革，而不能成功，则人厌乱，思其旧矣”。自真革命家汤武顺天应人，“革之时义大矣哉。今革义行于五洲矣，革效被于四海矣，其风潮起于环地中海……自今文明世界，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饮一啄，一波一沤，皆欲自由之光荣，新华之昭耀，而原其始也，莫不有革命为之别开天地，重光日月，以有今日也”。
近代亚洲大陆虽然“革运稍为阻耳，然其期亦不远矣”。革命既然“莫不藉铁血之威，掷千百头颅，流千百膏血以易之”，孔孟至仁大圣，何以目为应天顺人？即因天赋人人以自由之权，独立之性:
人人尽其自由之权独立之性而不相侵，斯谓能守其职；人人捐其自由之权独立之性而不相吝，斯谓之能成公益。如是则均平，则安乐，无偏无颇，众民欣和。若夫纵一己之自由，而压众人之自由，伸一己之独立，而缩众人之独立，是视己如天，视人如畜。众民者已供其身家财产，而身又陷于犬马奴隶之籍，终其身无一日生人之乐焉。夫以犬马奴隶待人，实悖天道，实害人理，以犬马奴隶自待，亦悖天道，亦害人理，如是则不均不平不安不乐，雷霆撼天，水中生火，如是不革命，则为黑暗之世，地狱之世，生不如死，有不如无，乾坤毁而天地灭矣。故必有大英雄大豪杰崛起，而涤荡犬马奴隶之世界，而为人类最贵之世界，开豁黑暗地狱之世界，而为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则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
他又引述西人所说“文明者购之以血也”，“将独夫民贼之血洒地球而皆红，则民安矣”，以及史学家所谓“欲革千人之命者，必流百人之血，革万人之命者，必流千人之血，欲革亿人之命者，必流万人之血，古今万国之通例，不可规避之事”等至理名言，论证“革命者，去野蛮而进文明必经之路也”。古代至圣虽主不杀，亦因革命为理之必至，势所必然，而予以首肯。
按照《清议报》的说明，此文尚有续篇，但此后却不见刊载。其原因从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寻踪迹。有学人从文章的观念多与孙中山相近，判断其受后者的影响，不无道理。[44]只是所受影响不仅来自3月欧榘甲与孙中山的会晤，更与后来双方的频繁接触乃至订交有关。不幸，这种合作势头因康有为的到来而被打断。10月24日，康有为赴香港途经日本，因日本政府拒绝其登陆，在横滨港口的轮船上与专程从东京前来的梁启超秘密会谈。[45]所谈内容不知其详，次日康有为离开横滨前，托水上警察署署长向山手町百三十九番《清议报》馆的欧榘甲转送一封信，大意为惋惜暂时无法面谈，到香港后会再次来日。至于将来事业，包括以前所说各事，应在日本奋励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的末尾，康有为特意告诫其时刻不忘勤王趣旨[46]，则很可能梁启超在会谈时提及与革命党人合作及宗旨转换问题，而康有为又看过刚刚出版的新一期《清议报》，对欧榘甲鼓吹革命的文章极为不满。
10月27日，由欧榘甲主笔的《清议报》馆火灾被毁。11月2日，林霭云抵达横滨，与欧榘甲密谈。11月8日，欧榘甲离开横滨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善后。[47]11月14日，冯镜如也前往香港与康有为商议今后报馆的处置。冯氏坚持保皇立场，当不能容忍欧榘甲继续鼓吹革命，所以欧榘甲不能回任，文章也不能续完。1900年初，欧榘甲赴加拿大前在香港曾与唐才常再度聚首[48]，后又由加拿大转往英国，据说还一度回国任事。[49]1900年2月22日，代替欧榘甲为《清议报》主笔的麦孟华抵达横滨接任。[50]
勤王失败后，欧榘甲和徐勤、梁启田等人被派往旧金山主持《文兴报》事。冯自由各书关于梁启超等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人离合的种种说法，如上书康有为劝退为徐勤告密以及欧榘甲撰文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被发配美洲等，虽然事出有因，但揣测之词甚多，中间环节缺失不少。
冯自由所记，也有蛛丝马迹。壬寅十月、十一月，梁启超曾数次上书康有为，所言当包括与革命党合作事。此事令康震怒。1902年康有为因梁启超“决言革命”，复函徐勤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51]则1899年梁启超曾因言革而遭到徐勤的坚决反对。冯自由诸说，当由这些事实因缘而来。
梁启超等人的“言革”倾向受到康有为的压制，不得不有所收敛，上书引过。但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函徐勤，仍然揪住梁启超不放，责其“违命”“专谬”[52]。所说从梁启超的几封信可以得到印证。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在致《知新报》同人信中反躬自省：“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表示要“痛自改悔”，每日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等五事自课，以去病根。同月23日致函康有为，又讲读《曾文正公家书》而“猛然自省”的心得:
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
所说之事，不仅是汇款疏慢，以误大事，显然还包括宗旨的分歧甚至组织的异动。所以梁启超在4月29日复康有为函中说：“弟子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愿自改之。”
不过，梁启超的忏悔，似乎仅限于对待康有为的态度应当保持尊师的恭敬，并非完全放弃宗旨和组织方略的权宜变化。所以接下来又明确表示：“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主张“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然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53]，并坚持自由之说。他从檀香山函告孙中山以“从权办理”，这也就是他前此所说：宗旨务求独立，方略随时变通。[54]其“随时变通”不仅对孙中山而言，对乃师同样如此。
立储事件后，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备，但勤王的成败系于光绪的安危，而保皇会恰恰无法保障光绪的安危。其时关于光绪病重的传闻不绝于耳，对此康有为可以不顾一切，梁启超却对勤王的成功与否以及如何应对局势变化表示担忧。1900年4月13日，他致函康有为，讨论勤王方略之后，谨慎而明确地提出两点疑问，希望康有为明确答复：其一，
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
其二，
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55]
康有为如何答复，从4月29日梁启超对其来书的复函中可以窥知大体。梁的答书全面反映了师徒之间的宗旨分歧，针对康有为“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的表态，梁启超直截了当地予以反驳，声称自己始终不放弃自由之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而且梁启超所说的“自由”，
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他反对康有为借“自由”一词的翻译不妥而“诋其意”，“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
康有为“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并指梁启超“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梁辩解道:
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他坦然自认鼓吹法国革命并非受日本的影响，相反，“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56]“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无自由，历代鼎革之惨祸，也不在法国之下。“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康有为坚持欧洲近代文明与法国革命无关，梁启超对此表示“甚所不解”，并引据《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所载相关史实，力证“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所以“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更形象地称法国革命为“十九世纪之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针对康有为明确表示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国民的智富愚弱，关键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而实现自由，须由自治。“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
梁启超自称上述为“心中所蕴，不敢自欺”，“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57]其实这是坚持其戊戌政变后的一贯主张，将中国革新事业成败的关键放在兴民权立民政之上。梁启超在《自立会序》中引述“西人之常言曰：国之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立之权，人民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其有自立之志与自立之行”。进而论道:
嗟乎！中国之失自立权也久矣，忧时之士，扼腕竖发，太息痛恨于执政者之非其人。夫执政者之罪，固无可贷焉。然岂不闻乎国者民之积也，未有人人不思自立，而国能自立者，亦未有人人思自立，而国犹不能自立者。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故我辈亦当责诸己而已。己苟能立，天下之事待我者多矣。[58]
就在复康有为来函的前一天，梁启超致函孙中山，商议双方合作共举之事，劝说后者顺应废立事件后勤王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势，改“倒满洲以兴民政”为“借勤王以兴民政”，“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59]
梁启超后来的行为，显然实践了他的诺言。他积极支持包括湖南、江浙维新派和革命党在内的各派联合长江大举行动，而各派联合阵营的实行民政、仅予康有为以虚名等决策，与梁启超的设想相当吻合。所以，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中，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梁启超，由于得不到师尊与同门的认可和信任，实际上处于旁支的地位。梁启超曾经主动请缨，要求到澳门主持保皇会总局，未得批准，只能远游海外筹款。
不过，对于梁启超提出的“万一”忧虑，康有为也并非毫无考虑。他曾亲口告诉加拿大保皇会骨干叶恩：“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且言求广东自立。”[60]在其使用的电报密码中，既严格区分“孙党”“我党”，对兴中会保持戒心，又有“一于定勤宗旨方易办事”，“一于定革宗旨方易集事”[61]的权宜选择，可见至少作为政治旗号，康有为和保皇会对于勤王尊皇的号召力及长远性缺乏足够的自信。
勤王运动流产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的血腥，再一次令革新势力感到，在清政府的统治下由和平方式寻求变革，实在是南辕北辙，加上保皇会使用海外筹款虚耗多而实效少，引起不少传闻揣测，参与勤王密谋的各派势力迅速发生分化。首先是湖南党人对康有为不满，继而留日学生日益倾向革命，海外各埠华侨也日趋激进。环境压迫之下，保皇会内部再度出现“言革”之声，所引发的风潮，几乎导致保皇会组织的瓦解。
仔细分析相关史料，庚子后各方面的激进倾向，或多或少与保皇会中一度“言革”的梁启超等人有所关联，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彼此共识共鸣的体现。1901年，担任《清议报》总理的冯紫珊致函美洲保皇会，“述及留学生宗旨与吾党不同之事”，梁启超得知后解释道:
此亦不过其中之二、三人耳。冯君忠爱之心最盛，义形于色，故直责之亦宜也。盖此辈学生中，每愤激时政，深恨满洲人，因而立言，观其所出《国民》，想大略可见。但弟居东亦常与彼等谈论，自能潜移默化之，终必为吾党之用，不必过虑也。[62]
其实提倡讨满革命的留学生如秦力山、唐才质、郑贯一等，均为梁启超的学生，并且参与《清议报》的编辑。
秦力山愤于庚子自立军失败，对康有为极为不满，与梁启超却仍然保持关系，继续参与《清议报》的编辑事务。他到新加坡调查保皇会海外筹款账目后，曾告知梁启超，邱菽园有意再出十万元，由梁启超返回日本，主持内事全局。[63]对于秦力山，梁启超既是“讲堂说法更吾脑，廿岁浮生不二师”的蒙师，又是“自由平等经开凿，独立新民任主持”的精神领袖。而梁启超也曾向他表示：“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卢梭）孟（孟德斯鸠）高文我本师。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
1901年6月，秦力山在所办《国民报》发表《中国灭亡论》，对康有为、孙中山均予以严词抨击，唯独不涉及梁启超。[64]此后，他“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原因很可能是其“宗旨唯在革命”[65]，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彻底革命”，“推翻现今的暴虐政府”[66]，而梁启超却不能痛下决心，依违两可。
郑贯一在担任《清议报》编辑的同时与冯自由等创办《开智录》，公开鼓吹中国时局“正适一大革命之好时机也”，“有志于铸革命之剑”。[67]1901年，梁启超派唐才质前往澳洲雪梨，唐趁机抨击保皇，宣传革命，保皇会因“郑贯一、唐才质相攻之事，于会事大有碍”[68]，但碍于梁启超的面子，不便反击，以致失去这一重要阵地。事后康有为抱怨梁启超：“自唐才质往雪梨后，吾累与该埠书，皆不复，今一年音间绝矣。吾始欲攻唐，又碍于汝所遣往，今则已为唐化，无可复言。故汝虽不攻我，而攻我多矣。”[69]
庚子以后，保皇会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放弃武装勤王，但除了部分成员对广西会党游勇起事仍然关注外，实际上在康有为的主持之下已经草草收场。而为了便于筹款，各地保皇会会员不得不顺应华侨社会普遍激昂的民气，继续以起兵为号召。同时一部分本来倾向革命的保皇会会员开始冲破康有为的禁令，或倡革命，或唱类族，或主分治。[70]
鼓吹自立，本来是得到康有为认可的方略，用于万一光绪不及救之时。叶恩即于1901年上书两广总督陶模，引孟子民重君轻观、世界公理和近代历史，要求破除媚上与媚外积习，速求自立，以存中国。[71]可是保皇会言革一派的宣传愈趋激烈，不断将自立引向反清革命。其中欧榘甲一马当先，在所主持的旧金山《文兴报》以“太平洋客”为笔名，发表《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长文，连载27篇，“‘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72]。其他康门弟子纷纷响应，在《文兴报》《新中国报》《新民丛报》发表激烈言论。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虽然声明“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73]，但激烈的情绪时时显露于报端，又因反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与之信函来往，相互驳论，流露出提倡国家主义、赞成破坏主义的倾向。
其时康有为远在印度，对保皇会会员尤其是万木草堂嫡系弟子纷纷言革的情形不甚了然，但曾经有过言革之举的梁启超的言行引起他的警惕。1902年春，康有为致函梁启超，“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梁启超虽然觉得“此事有甚难言者”，还是复函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于大同，因为其改信国家主义，在论国家思想时将大同说拿来作衬，忘记此说在中国为乃师发端。他指出大同学说“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并非故意攻击康有为，而且保证此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然而，至于“真有难言者”的“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关乎政见宗旨的大是大非，梁启超决不轻言服从，他坦率地表示：“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这篇“披心沥胆”的答书，可谓梁启超有心与乃师立异的政治宣言，他声言: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不但如此，梁启超还宣称其主张并非一己私见，而是代表同门的公意。对于康有为畏惧的“破坏”，梁启超自己“亦未始不惧”，
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接着，梁启超更在谁能反映全党公意的问题上挑战康有为的权威: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74]
读过梁启超的来函，康有为觉得大事不妙，立即采取措施，他致函各地弟子，告诫其严守保皇立场，并观察反应。不久，康有为陆续收到各处弟子的来信以及寄来的《文兴报》等报刊，对于弟子们“极发自立之事……以为鼓动”大为担忧，惊呼：“何为出此亡国奴种之言也？”痛斥弟子“不学而误读书”，法、美革命自立的情势与中国绝不相类，革命自立必然导致中国分裂而亡国，并以印度分立致亡为据，主张“保全国而合大群，求民权而立宪法”。其中“或以中国政府纷乱，必不能保全中国，思有以振倡人心，则不得不借扑满革命为名以耸之，犹日本之变法，先借排幕为名，实不得已也”，当隐指梁启超，而“妄言广东自立”，“详论之至二十七篇”，则明指欧榘甲。[75]
保皇会会员肆无忌惮地“猖狂言革”，令康有为感到事态极为严重。1902年6月3日，他复函徐勤:
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而已。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死吾而已。……吾始于同门中，以汝为忠毅可倚，今汝若此，吾何望矣！今不能转人，乃致为人所转，吾志自立，义自定，岂关他人之何如耶？……所言啖饭尤谬陋，任大事岂为啖饭处耶！且今译局成，次望商会，岂不言革，则无啖饭处耶！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新民报》原甚好，但不必言革耳。
痛心疾首之余，显出几分恼羞成怒。为此，康有为对弟子们下了最后通牒:
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无多言。将此示云及远，并示力。[76]
同日，康有为又致函罗璪云，告以“今天之言革命者，其极亦[不]过欲得成立宪政治，民有议政权耳。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是我等不独不能自保，而反自鬻之也”。“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至于“扑满之说”，其认为“尤为无□[稽？]”。并且表示:
仆亲承衣带之诏，愧不能救主。若革命说，则他人之妄想，仆不敢从也。即门人各报，时有他论鼓动人心，然实年少，阅历未深，忿激过甚者耳。且恐上有变，则为此耳。若今日施之实事，实未能行。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惟君明照其故，将此布告同志。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77]
由此可见，勤王保皇在康有为已成筹款的托词。不过，尽管他对于弟子们纷纷改弦易辙肆意言革之事十分震怒，开始仍然想内部解决，以免引起保皇会组织的分裂。
恰在此时，康有为收到加拿大保皇会的来函，得知华侨为广西、直隶等地的民变所激励，情绪日益激进，遂于6月11日函告李福基等人:
皇上舍身救民，至今无恙，天命攸在。吾会全以保皇为宗旨，累电救主，既著成效，岂有半途而废者乎！望告同会中人，勿为异说所惑，自生变乱。……凡乱党中，即日假借汉人民权言以鼓人从之作乱耳，实则其魁皆有君主之心，徒借吾四万万人头颅，以供彼君主之欲。不观于法国之拿破仑乎，天下安得有华盛顿其人。
他指革命必生内乱外患，欧洲除法国外，均为立宪君主制，而有民权自由，所以“自乱则民权必不得，徒为外国所定。少待则上复辟，民权必可得也”。
在论述了“中国今日万无可言革命之事”，“尤无可言扑满之理”之后，康有为断然宣称:
仆受圣主衣带之诏，愧不能救，誓死救上，岂可为他论。故革命扑满之言，仆不愿闻也，亦望同志俯鉴仆心，俯采仆言，并将此书登之各报。其报中若有发革命扑满之论者，虽其人或出仆门，然实悖仆宗旨，望勿为惑。盖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妄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
至此，康有为见形势严峻，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保皇会将瓦解于无形，才被迫公开布告天下，不惜与万木草堂弟子决裂，以维护保皇的宗旨立场。康有为还特意叮嘱道：“此信望即南北美、雪、檀各埠，并常粘各会所壁上，并告各报中为望。”[78]此函虽比致罗璪云书的态度更加决绝，并且不惜公之于世，但一些对草堂弟子明言而容易引起华侨社会误解、妨碍保皇会筹饷的意见，如即使光绪变生不测也不改变宗旨之类，却有所隐晦。
将此函内容与《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所收《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仔细比照，不难看出，后者显然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增而成。在后一书中，康有为自称接到美洲华侨来信，“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且诬保皇会为逆党、匪会，进行镇压，以为“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于是撰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79]此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均为压制保皇会系统的革命倾向而立论，但由于对象不同，时势稍异，两书的态度明显有别。
关于与梁启超等人书，康有为后来称：“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所指责的，主要是各省自立，以及为振倡人心达此目的而借扑满革命之名，教告的本意，也在挽救，因而指“诸子之大谬”，“盖由于但读欧、美之新书，而不能考亚洲之故事也。诸子之自以为博新学者，岂知其大谬乃由于不学也”。各国国情各异，“万不能妄引他国为比例者也”。
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以绝异之事势，而但闻革命自立之事，则艳慕之，而不审己国之情实，乃遂妄言轻举，以酿滔天之大祸，以亡国绝种”。过失虽大，毕竟出于误读。康有为还不愿将保皇会尤其是草堂师徒间的政略冲突公之于众，试图内部解决。答美洲华侨书则不然，眼见革命风潮在华侨社会蔓延开来，康有为再也不能以私了的方式处理，他有意将这封信写成一篇公开的政治宣言，在其中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从过去否定民权自由的立场上让一步，将革命与民权自由“分而为二”，依据欧洲各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除法国外，皆有君主，而法国虽经革命，却导致国大涂炭，民权自由反不可得的史实，康有为声称：“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并指责“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
一般性的政治宣言只是对外表态，这封信则旨在整顿保皇会自己的组织，所以关键还在以下的一段话:
仆誓奉皇上，有死无二。诸君夙厉忠义，曰有异义者，得无以各报时有非常之论，而误以为出自仆意故耶？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80]
这显然是针对弟子坚持言革而表态不惜清理门户。
这段话在《新民丛报》刊出节录本时被删去，后来出版《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时也遭删节，仅存于手稿之中。除非康有为有意另写一篇更具说服力的文件，否则前引6月11日致李福基等人的那封信就是正式寄发各地的告美洲华侨书，两份文件只是详略不一，意思、论据乃至叙述逻辑大体一致，其中也包含《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手稿中被删去的那段话的意思。由此看来，公之于众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的文本，很可能是后来为了对外宣传，需要详细阐明自己的意旨，在原来书信的基础上改写作为宣传品。出版之时，康有为因弟子及各地侨领劝以处理不要太过决绝，所以删去了欲将言革弟子扫地出门的话。
康有为决心清理门户的意向，确定无疑地传达到了各地保皇会组织。康门弟子言革，原因不一，面对压力，反应自然不同。徐勤自称其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81]，所以接到康有为的指令，当即表示：“弟子近日亦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言他矣。鸟约致公堂因保皇二字不能运动之，弟子亦听之而已。”[82]欧榘甲则公然不服，他早有辞去《文兴报》编辑之意，“为各同志苦口挽留。今云樵似不满意，观其报中辩自立与自治之说，便可知也。弟等前曾禀告会长，谓其借题发挥，藉资鼓舞耳。而会长复函均不以为然，诚恐愈激愈深，势将决裂，则大局有不堪设想者矣。至会长前后所来各函，均皆搁而不发”[83]。
1902年9月，康有为致函谭良:
云樵妄鼓革命，背叛宗旨，吾欲绝之、逐之。吾受上知遇，当戊戌之治，躬受衣带，岂忍背之！惟虑《文兴》无人主笔及主持其事，弟能暂代之乎？民权、自由皆可鼓，惟勿悖保皇宗旨，不可言革。汝读书虽少，但采择如故。候吾再派人来可也。[84]
加拿大维多利亚保皇会的徐为经、李福基等函告同党：“会长以云樵兄前报立论过激，至叠次来函责攻，如临大敌。初则着规谏之，继则着驱逐之。又云派澳中某孝廉主其席。又谓着谭张孝代其劳。总之逼令云樵兄不去不止，殊令云樵难堪。”[85]同时徐勤也接到“云樵寄来被逐之函，为之惊甚”[86]。
驱逐欧榘甲一事，使得保皇会内部尤其是康门师徒的政见分歧公开化，由此引发严重的组织危机。康有为见数致责函杳无音信，于是“发函谭楚彬，而谭氏遂吹波助澜，乘势借攻君勉、君力两兄，几动大局”，维多利亚保皇会不得不“飞函各埠以驳之”。徐勤报告:
自谭贼之函一布，人心已大为瓦解，即种橙一事，已纷纷退股。而港报之股，想亦难收，终日如坐愁成[城]。方欲设法挽回大局，今无端又有云樵被逐一事，各埠知之，以为内讧，则会事立败矣。
美洲保皇会骨干叶恩、李福基等来函，“皆极怪夫子所为，余可知矣”。徐为经、李福基等人认为:
此次报中立论虽属过激，实足以鼓励人心，美属会事之复兴实藉其才有以致之也。即便立论不善，当以暗中劝为改良。今会长不察于此，而欲以鸣鼓攻之，此不独为对党所窃笑，即一会之中，亦将变局矣。可不惧哉！
为此，徐勤、徐为经、李福基等人向康有为进言，请其从稳定大局、影响华侨等处着眼，“此后务当暗中调停，不宜露面，庶得以顾全大局，是为至要”[87]。并替欧榘甲辩解道:
云樵久不复函，诚有罪矣。然在此主持报事，使《文兴》日有进步，使会事日有进步，实不为无功。今稍以言语出入之故即见逐，则使人人自危，貌合神离，又何为者？……云樵之去不足惜，恐日后同人人不自安，外人知之，受[授]人以口实耳。郑贯一、唐才质相攻之事，于会事大有碍，倘云樵踵而行之，不几令人心尽散耶。仲尼不为已甚者，请即函慰留之，勿致决裂。……《文兴》来年若云一去，则不复请主笔矣。彼日日抄《中国报》论，或另聘别人，其奈之何？《文兴》无人主持，则全局大败矣。
其时徐勤在纽约谋发展保皇会，并欲遍游美东各埠，然后返港办报事，不能为一报局即返大埠，梁启田又不能文，侨界及《文兴报》不欲聘之。考虑到“云樵一行，即会散矣，实最可惜可痛之事也。千辛万苦乃成各会，一旦以小事而败之，岂徒可惜矣已乎！”徐勤出面向康有为“力保云樵此后不言革命事，请留之，勿失人心”。[88]
徐勤的解释与担保，并不代表康门言革弟子的真心。面对康有为的高压，欧榘甲直到是年11月仍电告徐勤，游各埠时“力言起义兵事”[89]。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继续赶印《新广东》并分寄各地侨埠，梁启超原拟为之作序，“因忙极不暇”[90]，还筹办《新广东报》，以广宣传。
眼见弟子们依然我行我素，1902年11月康有为再度长函痛骂梁启超，至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梁启超“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91]并复函表示“痛自克责，悔过至诚”。康有为对此感到“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但他对“流质易变”的梁启超依然放心不下，一面指示其“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一面力数其所造成的恶果：“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92]
康有为的担心并非多余，梁启超后来告诉徐勤，他虽然表示悔改，“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9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2年12月2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2期刊登了署名“中国之新民”即梁启超撰写的《释革》一文，此文被后人当作梁启超本人政治观念的直接表述，但从中读出来的梁启超的政治倾向却言人人殊。最近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陈建华认为此文较充分地体现了梁启超骑虎难下的复杂心理:
他所醉心宣传的“革命”本身指一种长程效应，而当时中国难以提供实践渐进革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当政治革命成为压倒性的议题时，他的软性“革命”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反满革命思潮，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民众原先对“造反”的恐惧心理。更为吊诡的是，此时梁氏既痛恨那个激进的“革命”口号，同时仍然迷信自己的渐进“革命”……他似乎坚持在“变革”的意义上继续传播“革命”，且寄希望于长程的启蒙运动，用心良苦。当他意识到他已经陷入自己制造的“革命”的语言铁笼里，开始怀疑使用“革命”一词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日本人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根本就不确当，试图提出改用“变革”一词。实际上他深刻认识到“革命”这一词语所蕴藏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习惯。因此他在该文中大力攻击的是与“革命”相连的传统意识。[94]
实则梁启超的难言之隐，恰是迫于康有为的压力，不能正面宣传他所主张的扑满“革命”。而他的本意，恐怕正是用汉语替代的“变革”一词，为激进“革命”的合法化开辟通道。所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虽然为君主官吏留有“附于国民以自存”的余地，其实就是革命，而且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
梁启超等人言革，并且在康有为的高压之下依然坚持，除认识见闻的增长引起思想的变化外，时势使然是一大要因。庚子以后，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令保皇党感觉不到革新的希望，革命成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趋向。尤其是在北美各埠活动的徐勤、梁启田、欧榘甲、陈继俨等人，“知洪门大可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党籍，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95]。而洪门多少仍然具有反清意识，保皇会员与之交往，当然要顺应其势。1902年，表态放弃革命的徐勤还是忍不住函告康有为:
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今各埠之人，弟子所到者动问曰：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待时听天，则失人心矣，汉口亦不可起矣，□□起兵及自立之说，实与保皇相因而至也。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天下之事岂有束手而待耶。弟子闻此言，实无言以对之。檀山、雪梨之失，未始不由于此。[96]
康有为反复声称身受衣带之诏不能叛上，梁启超则认为这是私意而非出以公心，既然没有依靠光绪重开新局的可能，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另辟蹊径以实现政治变革的目标，而破坏性的革命一途无疑首当其冲。
当然，梁启超等人对于革命并非义无反顾，令他们迟疑的要因，一是革命可能造成惨烈牺牲，二是发动者缺乏自觉，革命容易走向割据专制。这也是其间依然“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97]的黄遵宪与之反复讨论的问题。因此，在康有为的压力与形势的逼迫之下，梁启超等人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同时，局势的急速变化又使他们感到时不我待，否则可能被踢出局。
在师徒均无法说服对方，尤其是梁启超自己也举棋不定的情形下，梁自然会想起1902年5月间他曾对康有为提出过的民意取决方式。对此王学庄先生有一极具真知灼见的推测，他认为，1903年元旦留日学生团拜大会上，马君武和樊锥两人在演说中分别鼓吹排满和同种主张，很可能是梁启超事先布置导演的一出双簧，目的在于测试民心向背，以便向康有为进言，促其适时变换宗旨。根据之一，樊锥前此已经倾向反满；根据之二，马君武的四首《壬寅春送梁任父之美洲》诗，当写于癸卯而倒填日期，因为梁启超赴美在1903年初，1902年春他并无美洲之行。其中二首为：“千古两箴言，四海几同道？神州风云恶，祝君归来早。”“抚剑借青锋，饮冰疗内热。志士多苦心，临歧不能说。”[98]明显有希望早定宗旨之意。
此说不易找到直接证据，却不无可信。癸卯元旦演说当日，与会留学生首推马君武上台，
马登坛力数满人今昔之残暴，窃位之可恶，误国之可恨，应如何仇视，如何看待。座中除三十余名满人外，约有五六百人皆鼓掌。逾刻满人互相语曰：“宁送朋友，不与家奴，诚吾人待汉奴不易之策也。”马退而湘人樊锥继之，言：“中国患在外而不在内，满虽外族，仍为黄种，不宜同种相仇，与人以鹬蚌之利。”满堂寂然无和之者。
这似乎更加坚定了梁启超革命的信念，赴美途中他对东京留学界元旦大会的影响颇为关注。当时以良弼为首的满族亲贵学生，对于马君武公开演说排满反应极为强烈，“倡立一会，其宗旨有三，第一，禀求政府禁汉人学兵。第二，削夺汉官之权。第三，杀灭汉族。会中人若得势之日，不杀汉人，群斥为猪狗，决不认为满人。”[99]4月，梁启超从温哥华致函徐勤，忿言道:
东京学生有大闹事。因满洲鬼良弼（满人派来学兵者）干涉监督，不许送学生学军故也。须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云。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100]
稍后又表示:
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兄想亦谓然，但不可以告长者，再触其怒，致伤生耳。[101]
所以，2月16日高山（当为罗普）函告康有为所谓“任近来大改宗旨，极知革之不可行，且劝人勿言，其往日所纵论，洵出于一时高兴耳”[102]，只不过是为了让康有为释疑放心的托词而已。
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一方面怀抱宗旨抉择的信念，“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03]，一方面感受“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决心“誓将去空言界，以入于实事界矣”。他开始相当乐观，认为“此行目的颇达五、六，大约实业界之基础可成八、九，秘密界之基础亦得三、四也”。[104]但年底东还时却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友共和者，其将唾余”，欲“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05]
关于这一大逆转的原因，时人议论各不相同，梁启超本人当时及事后的解释也不一致，概言之，有中国人资格不足及自己信奉的理论翻新两大类。
关于前者，梁启超民元在报界欢迎会演说时列举了种种:
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106]
关于后者，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加以阐述:
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不过，仔细考察，上述解释所涉各点，有些此前已经存在，如对留学界及内地学堂学生频闹风潮的看法，梁赴美前已“欲大奖励德育，亦大有所鉴于近日少年风气之大坏也”[107]。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时间更早在《清议报》前期[108]；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惨烈的担心也一直存在，态度却因时而异。有些原因则只是后来起附加作用。
梁启超游美，确有实地考察美国共和政治，尤其是当地华人实行自治情形以定宗旨的初衷，结果却令其大失所望，看到民主共和的诸多问题。在对最具典型性的旧金山华人社区考察后，他于《新大陆游记》中叹道: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需要陶冶锻炼中国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09]但这是在10月以后，其时梁启超已经告别革命。所以这些虽系相关因素，并非关键所在。而使其转变的关键，仍与革命本身密切相关。
目前所见梁启超放弃革命的最早直接证据，是1903年8月19日他写给蒋智由的信，函谓:
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事，弟初睹甚骇怵，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呜呼！不敢复相天下士矣。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东中情形若何？闻留学生会馆散尽，仅余七十人，然否？公行止近复若何？颇思得拯救之法否？沪上被逮六君，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10]
此函涉及东京、上海两大激进势力聚集之地在短短数月中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时势变化。吴某事，当指传闻吴稚晖告密引发《苏报》案。此事后经学人论证并非属实，无论确否，似与梁启超关系不大。实则梁启超之所以感到心理重创，恰恰缘于他与上海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保持着密切关系。
1902年，吴稚晖等人因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一事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大起冲突，引发了留日学界的退学风潮。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一方。本来中国教育会准备乘机开办学校，收容退学生，事出仓促，未能如愿。11月，受梁启超的文字宣传鼓动起而抗争的南洋公学学生掀起全体退学风潮，请求中国教育会协助其开办“共和学校”，随即成立了爱国学社，吴稚晖作为学社代表人在开学仪式上演说。该学社是激进师生借以培养爆裂之材料，试行共和政治的组织，得到了正在鼓吹革命的梁启超的赞同和赞助。1903年3月23日他函告蒋智由:
爱国学社事无日不往来胸中。近彼中状况复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则不能预言。有书往沪，望勗同志以坚持而已。[111]
1901年留日期间，吴稚晖就与梁启超结识，本来在其同志之列。上海主张革命的新党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关系尚属融洽，拒俄运动初期双方互相配合。上海中国国民总会成立时，发布公启，通告“各省志士欲入会者，仍照原议，随时到四马路《新民丛报》支店及福源里爱国学校报名为望”[112]。
此外，梁启超所主张的“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在留日学界确有其事，即屠宽、钮永建等人提倡的中央协会，钮氏曾为此与吴稚晖沟通联络。[113]梁启超游美期间，开始一直关注沪上及东中新党情形。
然而，《苏报》案前夕，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发生冲突，无形停顿，冲突各方正是梁启超熟悉的吴稚晖、章炳麟等人。7月，东京留学生会馆的军国民教育会又因激进会员要求变宗旨为“实行民族主义”而引起分裂，多数成员当即退会，导致解体。[114]
上海与东京是梁启超所谓“秘密界之基础”的重要基地，接踵而来的不利消息对于举棋不定的梁启超的影响无疑相当负面，天下士和新党均不可信，加上在美洲考察所得印象不佳，使得本来就怀疑发动革命者能否坚持自由民权的梁启超最终决定放弃革命。所以梁启超后来谈到此事时说: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而变矣。[115]
梁启超态度的逆转，也与保皇会内部的变化有关。梁启超赴美后，在徐勤等人的一再劝说以及梁本人的再三“认过”之下，康有为终于“心平气和”地表示“已释疑怒”，尽管他致函徐勤时仍然对梁启超、黄为之“攻之不[遗]余力”[116]。在此情形下，梁启超当然不可能就宗旨抉择一事向康有为进言。而在此之前，保皇会的美洲、日本与港澳机构成员发生矛盾，彼此互相攻击，引起保皇会组织运作的动摇。此事除涉及财务利益外，与言革不无关系，横滨与旧金山均为言革的基地。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因横滨方面“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所以偏信港中之言”。[117]在康有为的干预下，梁启超不得不致函在港同门表示“先自认过”[118]，以求化解矛盾。
不久，黄为之等人账目欺瞒之事败露，在保皇会内部引起新一波震动。在日本、美洲与港澳保皇会的冲突中，徐勤本来极力袒护梁启超和黄为之。1903年秋，徐勤亲到横滨和上海两地督查，“见各人多怀异志，即同门亦然”[119]，“多以攻击长者为事”，原因在于“一二小人离间其间，欲握我财政而制我死命也”。所谓一二小人，即黄为之和梁荫南，而这一切，均起因于梁启超等人“忽然倡革命，于党中生大变”[120]。
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之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121]
于是徐勤一面“即函卓如，速速返东整顿一切”[122]，一面建议康有为“多传各同门见之，相隔数年，学殖荒落，无以鼓舞之，则一齐放倒矣”[123]。1904年春保皇会首领及重要成员聚集香港举行大会，清理门户，整顿组织当在议程之列。
徐勤自称他与梁启超言革，旨在扩充会事，相助长者，“然小人因之遂从中离间。初则攻港澳之人，继则并长者而攻之，且于既死之幼博先生、游学之康同璧而亦攻之。人之无良至此极矣，夫复何言！盖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长者之命，浸假财权到手，即卓如之命亦并革之矣”[124]。
徐勤言革，的确是为了鼓动筹款，一旦受到康有为的训斥，便表示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再言他。至于梁启超言革，却是出于本心，由衷而言，在康有为的一再打压之下，坚不肯弃。黄为之是江岛结盟十二人之一，可以说是梁启超言革的老同志。此事对梁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
不过，放弃革命并未让梁启超恢复心理平衡，“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125]，反而陷入更深的心理冲突之中，以致产生强烈的厌世轻生倾向。1903年11月18日他致函康有为，将内心痛苦和盘托出: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
他虽然同意“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但并不赞同“舍钱买侠士”的暗杀策略。“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所筹款项虽不少，既穷精神，又担虚名，
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126]
话虽如此，梁启超毕竟从此不再言革，转而提倡学校报馆等事。1903年底回到日本后，他于次年初函告蒋智由：“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127]，并在《新民丛报》载文公开宣告与革命分道扬镳。《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刊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与美洲之行前的《释革》相比，看似都在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探讨革命的可能性，实则后者的主导倾向在于说明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前者却旨在力证中国不能实行以铁血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狭义革命。
保皇会的言革风波，历时六年，至此大抵平息，但影响至为深远，几年后还激起一阵回澜。1908—1909年，已改名帝国宪政会的保皇党内部因振华公司案再度发生内讧，开始不过财务纠纷，后因刘士骥被刺杀，演变为公开敌对，互相揭发。而加给欧榘甲、叶恩、梁应骝一方的罪名之一，则是“借商谋乱”，图两广独立，密谋革命。据说欧榘甲亲笔函称“欲谋乱，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运购军伙，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128]。康有为、徐勤等人指使侨商出面，揭发欧榘甲:
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129]
上述指证，出于双方冲突公开化之后，而且是向清政府申述，不无故意罗织之嫌。但空穴来风，与此事相牵连者，多为曾经言革之人。欧榘甲在1902年几乎被康有为扫地出门之后，依然“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力止劝之”。[130]欧榘甲到纽约为振华公司招股时，“曾对某君言曰：‘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彼到檀香山又密函吾党机关报某君，谓自今以后，切勿攻革命党”[131]。
叶恩也有自立反清意识。早在庚子勤王运动时，康有为就向他表态应允求广东自立。壬寅梁启超等人言革之际，叶恩又“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令梁欣喜“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132]1903年梁启超赴美，与之交谈，继续言革。所以尽管梁启超自辩与振华事无关，康有为仍然不依不饶，1910年还致函斥责道：“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133]
保皇会内部由言革而引起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因为言革诸人本身尚在动摇犹疑之中，又有康有为的外在压力，公开的言行难免模棱两可，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即将信将疑，后来学人的看法更是毁多于誉，因而主观意向与客观效应有时并不一致。由此可以引申讨论如下问题。
梁启超等人言革，对于革命党而言并非福音，檀香山兴中会的地盘即在此情形下尽为保皇会夺占，导致双方关系开始恶化。1902年，章炳麟鉴于孙、康两派自相残杀，是“大龟”“两害可殊”的毒计，而“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恐适中大龟之谗搆耳”，因此他虽然觉得双方仇怨已深，难以调和，仍然勉为其难:
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搆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他对于“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134]的分析判断，可谓知情者的洞察。
诚然，梁启超等人言革的进退两难，既有迫于时势的权宜考虑，也有受到康有为压制以及同门牵制的曲隐，在言革的同时，与孙中山一派又有所争夺，欧榘甲在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还故意阻挠其行动。但言革不等于必须归附孙中山，同一革命阵营内部存在派系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亦属正常。况且当时革命还未具备后来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性。可惜梁启超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转而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
在孙中山一面，曾有与梁启超合作，而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尽被其夺占的前车之鉴，又有两派成员在各地摩擦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自己的美洲之行，更遭到保皇会的极大阻力，于是认为梁启超“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对于梁启超在檀香山“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的情形感到“欺人实甚”，尤其愤怒于如此一来，美洲华侨“多盲从之”，保皇会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认为:
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恔[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
并由此得出结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他亲自发动的“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与前一时期相比，攻击的主要矛头便由康有为转向梁启超，而目的在于揭露“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有为发表《最近政见书》，坚决反对革命，梁启超不与之分离，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所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35]
不过，孙中山与梁启超毕竟有过一段私交，对其了解颇深，他虽然在私函中攻其借名保皇是用心狡诈，公开撰文还是留有余地，指其:
阅历颇深，世情寝[寖]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136]
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硬说本质上康、梁毫无分别，未免抹杀了梁启超的积极一面。
在言革一派的宣传之下，1903年春节悉尼保皇会发布《致各埠同志书》，就鼓吹“汉强满亡”，抨击清政府“卑污腐败，亡我则有余，存我则不足，非组织新政府，振起民族自治之精神，何能与深目高鼻之俦同立于顶天立地之中乎？”只有痛饮黄龙之日，“大会全国国民于中央之地，参谋国事，除千弊，兴百利，共呼‘新国万岁！’‘汉族万岁！’夫而后文明之福泽流被子孙，古国之名誉震惊全球，而所以尝[偿]吾辈素愿者若是矣”[137]。孙中山若能善用形势，未必不能像国内知识界那样，让保皇会的言革之声为反清革命鸣锣开道。
戊戌变法以来，康、梁一体，似成通识，清政府以此攻击维新派和保皇党，革新激进势力也为此自辨自清。早在1900年底，沈翔云就批驳张之洞将自由民权等世界公理“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余唾，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38]拒俄运动中陈天华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也反驳清政府“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为“失实已甚”，正告天下:
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139]
孙中山抨击梁启超首鼠两端，对于划清政治界限，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此一来，也就将康、梁牢牢地绑在一起，无法从外部促使保皇会分化，将其中的激进势力引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而且孙中山以保皇会中谈革命者不与自己声应气求，反而攻击之不留余地为例，证明其为假革命，不无以我划线之嫌，不利于争取各种力量。
这些观念还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眼界，仔细阅读史料，康、梁始终分歧明显。而孙中山并非唯我独革。革、保之间的政治分界，此时还没有固定化为以领袖为象征。如“志在革命”的戢元成，就“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而徐勤的“最与中山水火”，和秦力山的“宗旨惟在革命”[140]，都有政见分歧以外的原因。
孙中山一定要与梁启超“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41]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党与保皇会均视海外华侨社会为生命线，权利基础此长彼消，争夺自然格外激烈。其他方面对于梁启超革命宣传的反映，与孙中山的感觉并不一致。尤其是1903年以前，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文字，虽然宗旨摇摆不定，对于排满之类的观念还一度有所保留，引起过章炳麟的公开批评，后者特撰《正仇满论》加以批驳，指其“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但也认为:
革命与梁子所谓保皇会者，抑可以无间也。昔之保国者，曰保中国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废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权位。虽梁子躬自革命，而于其忠爱之念，犹若可以无憾。[142]
《新民丛报》刊登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反对革命排满的文字，与梁启超等人鼓吹破坏的文章，观念看似相通，其实倾向正相反对。梁启超认为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虀粉之”，为达此目的，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他希望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但又声称如果不能立即实行，则“第二义遂终不可免”。[143]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以为中国民性“大概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得适宜”，希望报馆“不宜有所瞻徇顾忌”[144]，欲实行变法，则须倡言民权，欲实行民权，则须倡言革命。
或以为此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或者不过借革命以行保皇的翻版，其实梁启超固然恐惧革命，并不希望以流血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现实告诉他无血的方式希望渺茫，既然法国革命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母，既然中国无法通过和平温和的道路实现变革，既然革命为不得不为之事，则不如尽快以较小的代价进行。所以他对黄遵宪说“由君权而民权，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145]。仔细阅读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作和译作，无论是政论、史传还是政治小说的创作，欲于不知不觉中张扬革命的苦心孤诣，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146]
对于梁启超的弦外之音，当时人颇能心领神会，一般青年接受其文字宣传，即在鼓吹民权自由独立和破坏主义的一面。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前，曾几次集会演说，会场大书“少年中国之革命军”，率先演说者针对“今之人动曰饮冰室主人”的时尚，呼吁同学勿以之为口头禅:
彼饮冰室主人岂真异于常人，不过善用其知识，善用其精神，心中念念不忘祖国，思有以挽回而澄清之。一蹶再起，一仆再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吾辈犹得曰：中国尚有一饮冰也。然吾更不欲以饮冰自域。饮冰将来之英雄也，前途之主人也，今固困龙潜渊，不克稍振。我事事步武，已让一筹，而况知其外界，不能得其内界之真相，学十失九，求百得一，几何其不为饮冰之罪人。今者吾辈虽才薄，不可不有轻视饮冰之心，不可不有与饮冰争着先鞭之心。饮冰能化千人，吾必思何以化万人，饮冰广开民智，吾必思何以开顽固人之志。争焉竞焉，久则自合于饮冰。苟先欲效饮冰，则心中已有一饮冰为之主张，为之左右，此身非我所有，终必不得为饮冰。……吾望诸君各振其精神而更振他人之精神，必无使饮冰子独昂颈踯躅，屹峙占据夫二十世纪东亚竞争之舞台，必无使饮冰子独为中国匡时济世倡立民政之英雄！[147]
可见在这些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心目中，梁启超已经成为他们角色内化的精神偶像，所引述的革命言论的相当部分，即来自梁启超的作品。1904年初，上海革命党人忠告保皇会不要以敛财为目的，应起而革命，以免为志士所耻笑，还是承认：“梁启超，著《新民丛报》以鼓吹革命主义之人也。”[148]
蒋智由后来对梁启超的宣传效果曾有如下评论:
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149]
严复更从反面剖析原因:
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150]
海外留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各种西方或由明治日本转述的近代思想，对于梁启超等人的崇敬心相对较淡，他们知道后者所鼓吹的大都是教科书式的常识，有人还揭露其抄袭日本人的著述。如《大陆报》就曾指出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字。[151]不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还是成为他们借资的对象。邹容著《革命军》，借用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的内容[152]，杨毓麟著《新湖南》，更是仿效欧榘甲的《新广东》。所以叶尔恺1903年谈到留日学生“濡染习气，徒肆嚣张”，就指“仇满之义，发于《新广东》，最为无理”。[153]梁启超的革命宣传主要在1903年拒俄运动之前，所起效果实际已将革命情绪充满青年胸中，拒俄运动只是使之宣泄，将内在的革命情绪公开化了。
今人常将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对于革命风潮初盛的作用比喻为种瓜得豆，实则梁启超当年本来就是真心种豆，只是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局面果然到来之际，他逆流而动，自悔初衷，从弄潮儿变成异见者。以今人的眼界看，革命与否对于社会发展的利弊尚可讨论，但回到历史现场，尽管一段时期内革命与不革命还能够平等对话，可是后来的历史进程却是革命狂飙的高歌猛进，以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上革命的色彩越来越浓重，异见变成异端，革命与否成了区分正邪是非的标尺，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后人眼中因而不免褪色。
仅仅依据梁启超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公开文字，希望把握其思想的脉络系统和政见倾向，并不一定能够深入其心境，同一理论之下可能存在多种政治选择，而同一政治主张可以来自多种理论的作用。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流质易变之人，处于易变过程之际，不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暗两面之我也各自不同甚至彼此交战。过于固定的解释，反而容易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泥淖，难以发现历史真相之所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