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之类的极端政治行为，一般总与崇尚暴力的组织或个人相联系。因此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早已为史学界反复论道，而保皇会的同样行为却鲜有提及。尽管有关史料历历在目，先入为主的观念令人难以把暴力手段纳入改良范畴。在视保皇派为革命劲敌、清廷帮凶的同时，忽略了康、梁还是当朝执政通缉的首犯，把他们政治行为中一个别具色彩的侧面排斥于可能性之外。加上保皇会当时的函电文书有意隐去当事者的姓名行踪，事后对此又避而不谈，甚至故弄玄虚，致使各种史实模糊不清。1980年代中期，汤志钧、杨天石两位先生分别依据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撰《诡谋直纪》，确证了戊戌政变前夕康、梁等密谋发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公案，揭示出维新派政治行为阴暗的一面。探讨庚子勤王运动前后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政治势力的品格与性质。
戊戌政变后，保皇救上、恢复新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当务之急。为达此目的，他们设想的主要途径有三：1.援引列强；2.兴师勤王；3.暗杀行刺。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学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从于权力斗争的胜负法则。政坛竞争者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只是处于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统性依据，行动更为隐蔽，以后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编织道义战胜权奸的神话而已。
亡走东瀛之初，梁启超在与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中说:
义师之起，其险着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蹂躏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着而谋之于下，不如公藉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希望由日本出面，联合英、美进行干预，促使光绪重掌大权。他还函邀容闳前往东京，与康有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过，康、梁虽然害怕草莽豪强拥兵自重，也同样担心东西列强仗势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卖国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于下、迫于外的割据瓜分风险，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杀除去西太后和少数顽固重臣，迫退守旧党，拥戴光绪复位，重行新政。
康有为避匿香港之际，宫崎寅藏曾坦然指陈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没有以武力作后盾的准备，鼓动其“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试图促成维新、革命两党结合，联络哥老、三合会党，掀起一番风云。但康有为将政变归罪于西太后，“说她是东亚的祸根，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除掉这个西太后”[2]，并提出借助日本壮士达到这一目的的想法。宫崎寅藏虽然不反对暗杀，但批评其求助于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现，以激将法逼康从弟子门生中寻找赴义侠士。其实，康有为等人本来并不排除以暴力相加为应急手段。只是变法为他们开辟了通向权力中心的大道，一旦沐浴光绪的知遇之恩，便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
然而，光绪失势不仅令康、梁一派的权力地位一落千丈，更严重影响其信念与希望。因而当危机迫近之际，他们曾试图诉诸武力，以扭转乾坤。政变前夕，康有为等风闻西太后密谋于旧历九月天津大阅时诛杀光绪，感到形势严峻，召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他们奏准光绪时，只称废西太后，暗中则使毕“执而杀之”。[3]有此认识，仓皇出逃的康门师徒要跨越暴力行动的心理障碍并非难事，在宫崎寅藏的激励劝说下，康门弟子陈士廉、梁元理决心北上刺秦。临行之际，两人分别到宫崎寅藏在香港的寓所洒泪告别，表示：“此行已不期再归，也不能再见。如果北方风云有变，即为我死之日。”[4]并嘱托宫崎寅藏援助保护康有为，以挽救中国前途。宫崎寅藏则劝以切勿轻易赴死，成功后设法全身而退。当晚，陈、梁二人即登轮北上。
保皇派暗杀的重点对象，是发动政变，残害六君子的罪魁祸首西太后和荣禄。特别是荣禄，不仅反对革新变政，而且鼓动西太后复出，密谋围杀光绪，又掌握重兵，把持朝政，迫害新党，保皇派视为万恶之源，对其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此番北行，梁元理到天津即折回。陈士廉只身入京，亦因禁卫森严，难以下手，无功而返。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记，戊戌政变后，
广东诸同志，愤慨非常，日夜谋所以雪恨之道。方此时，有二奇人出现于中土，此在支那不易得之青年也，曰梁某与陈某是也。第一，刺客梁某。梁某二十一二岁之美男子也，容貌温粹，而眉目之间，自有一种凛然之气。予每见此人，必追想我国维新当时之桥本左内，盖与之有同风也。第二，刺客陈某。其颜面如（）儿，一见惊人，性滑稽，有大气魄，且善饮。予尝与之对酌，顷刻可倾数升。盖予与陈君实酒友也。既而提匕首任刺客之义务，以赴北京。梁、陈两人，由香港乘船向北，所狙敌即西后也。后彼达北京，费种种苦心，以谋暗杀，然宫中不易近，计无所施，竟脱走日本。[5]
此番受挫，保皇派并未就此放弃暗杀计划。此后两年间，在陈士廉、麦孟华[6]、刘桢麟、罗伯雅等人的主持下，保皇派一面从海外各埠招募侠士，一面联络两粤的会党豪强，多次组织行动。如广东南海县西樵乡巨盗区新，曾于1899年受保皇派驱遣，“潜行入京谋刺大臣”[7]。加拿大、檀香山等地的保皇会也派归数人任侠。维多利亚华侨关炳响应倡议，回港与刘桢麟等共谋大事，由刘主议，关回乡“招集四方豪杰，千金不惜，即欲刺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不料四方寻觅，竟然有三十四人允诺”。其中为首的十余人，“胆实，有弹必中”。无奈澳门总局调度乖方，关炳几度致函而不一覆，亲往询问，则《知新报》馆已停，总局已撤。“回家对义士说知，则众君大哄，谓愚失信于天下。”关炳只得变卖祖业，自行支敷，因而破家。[8]康门弟子或有谋无勇，或缺乏真才实干，组织不力，加上京师禁卫森严，大内尤甚，几经努力，无一成功。
康、梁等人亡走海外，声称奉诏，鼓动保救光绪，创发报刊，抨击当朝执政，成为西太后及其党羽的心腹之患。从其出亡之日起，清政府就设法予以铲除。开始试图缉拿正法。政变不久，清廷即派荣禄的心腹李盛铎任驻日公使，取代黄遵宪，准备重施驻英公使馆绑架孙中山的故伎。
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据东京警视厅报告，康有为接到友人函告，有沈、陈二人奉清政府之命暗杀康、梁，正在上海与日本人往还，以求交际，将东渡日本。[9]4月，又有以保皇会为目标的刺客抵达日本的消息。[10]
其时清廷由刚毅筹划对付康有为，“刘问刍自认能除康，刚极喜之”[11]。7月，清政府派刘学询、庆宽等以考察商务名义赴日，与日本政府暗中交涉“交康”事宜。[12]此举不成，遂改用通缉与暗杀并举之法。刘学询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密谈，其中据说涉及如何对付康有为。此事在刘学询一方，是肩负清政府的使命，在孙中山以及从中撮合的日本人士，则旨在筹集军费。[13]
同年10月，康有为接到其母病危的急电，从美洲东归，途中证实事属子虚，担心是清政府的阴谋。[14]恰好《清议报》馆被火焚毁，康有为更加害怕清廷故意制造混乱，以便下手。况且报馆失火事确与清廷有关。其时刚毅南下广东，一面筹集巨款，一面督促杀康事宜。回京之后，“又常常专注拿康，危言耸论，不知又加几许……合肥之商务两广，皆为此事，有此一事，则余事皆不暇矣”[15]。
11月，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并奉密旨除康[16]，即任用刘学询，企图利用孙中山诱捕康有为。关于此事，孙中山先期制定了一套办法，但在刘学询函约之后，迟迟没有回复。刘学询鉴于“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准备“得孙回音，即先赴粤”，要求李鸿章“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李鸿章认为孙中山不答复表明其“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刘学询答以“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行刺之事由港澳之人实施，“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17]，以防康有为闻讯外窜。
据说康有为在港期间，“刺客载途，登吾港寓三层楼行刺焉。时门人狄楚卿犹在楼下与唐才常谈也。又开隧道于邻，欲火吾室，幸吾先行而免”[18]。由于在港行动不便，清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使港英当局将康有为驱逐出境，同时“多方部置，静以待动，不惜财力，诱而掳之，务期必获”。李鸿章还指示刘学询：“此事宜细心设计密图，勿过卤莽，防一击不中，口舌更甚。黄金福系刚派密捕者，亦合办为妙。”[19]
鉴于秘密行动屡试不果，同年12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令沿海各地督抚“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20]。公然鼓动滥杀。同时派遣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以办理除康事务，破坏保皇会在广东及海外的势力与活动。1900年1月24日，清廷再度颁布上谕，确定赏银数额为十万两，无论生死，一体给赏。而且将银两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一面即验明交银。如不愿领赏，则破格授予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21]除康之意十分迫切。
清廷步步进逼使之与保皇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康、梁等人不仅无法踏足祖国，海外活动也因此障碍丛生。梁启超欲往旧金山，清驻外使节串通当地忠清侨领，以“官吏悬赏购刺，无赖小民，及贪利洋人，既已预备药弹匕首以待”[22]为由，加以恫吓阻拦，迫使保皇派以牙还牙。为了对抗清政府日益加紧的迫害行动，旧金山保皇会提出保护家属之法三条，其中第一、二条规定:
一我帝党中人无拘在何处被人戕害，或波及亲属，一经查出，确是因保皇起□，即访主谋者何人，立速函报各属，务要罪人斯得。更即函商总会，将其主谋家属一并翦除，庶可以弭奸人之伺。
一同志中有敢任报仇者，查确果得真凶，本会即奖赏中国银五百元；倘非真凶，不能领赏。能得仇人家属翦除者，亦以中国银五百元为酬。所有赏费，均由会项支销，决无失信。[23]
决心以暴制暴，大规模实施报复行动。新加坡侨商也表示愿出十余万“以捕诸大贼”[24]。
北方行动不易措手，奉命到粤查办保皇会的李鸿章便成了众矢之的。李鸿章赴任后，为了敷衍交差，捕拿了几位保皇会员的亲属，在海外华侨中激起轩然大波，一些人畏惧惊恐，更多的则是义愤填膺。前此，康有为接纳唐才常的建议，决心起兵勤王，他督率弟子党人一面加紧宣传募捐，一面在澳门设立总局，联络两广会党首领和地方实力派，制定出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勤王战略。特别是1900年5月以前，一度以广东为发难之地。而两广总督李鸿章，成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重大障碍，令保皇会心存顾忌，千方百计要将其铲除，以利于军事行动。
此外，保皇派的老对头刘学询又被李鸿章罗致门下，益发激起康、梁等人的忌恨。康、刘之间，早在1896年就因康代王鹏运草拟弹章牵及刘学询而结仇[25]，后又因刘学询东渡密谋交康及在沪策划绑架之事风声走漏而积恨，双方已成你死我活之势。刘学询掌握闱姓巨款，又控制着李鸿章所购六千军械[26]，李、刘勾结，狼狈为奸，成为保皇派的首要之敌。当时保皇会在港澳等地购械运货，准备起义，刘学询奉李鸿章之命四处查堵，给起义的筹备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于是，保皇会将暗杀的重心暂时南移到广东。
对于刺杀刘、李之事，梁启超态度最为积极。他在军事上力主大举必先图粤，而以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为此谋略成功与否的要素，因此于1900年3月间不断函嘱负责两广军事行动的澳门总局:
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去年遄归诸侠，有可用否？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请留意。[27]
在复函赞同沈荩北上行刺计划时，还要提及一句:“肥贼、刘豚为我辈无限阻力，能并图之最善也。即失之于北，亦当取之于南。”[28]希望其一身二任，南北兼顾。
恰值此时，李鸿章担心北方政局变化，若与保皇会的矛盾不断激化，不利于将来进退，遂托人向保皇会问讯。梁启超得知消息，一面复函康有为：“来书言合肥使人问讯，其人为谁，来时作何语，幸见告”[29]，以求证其事详情，一面调整策略，将李鸿章暂时排除在暗杀名单之外。1900年4月12日，为配合取粤为先的谋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提议:
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威），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
而将刘学询列为首杀对象，说：“孝高言使东人为荆、聂之说，闻其已禀先生，此事大佳，望助成之。彼须先以款存银行，不知要多少耳。似此胜于用吾党人。刘豚为我阻力极大，不可不图之。”[30]以后又催促道：“孝高拟用东人为荆、聂之举，似甚可行。其有所需，望赞助之。”[31]
雇用日本杀手的主意，虽由罗普提出，用于行刺刘学询，却由梁启超出谋划策。同日他致函罗普，提出:
在东觅及买□□料伙伴，妙极妙极。往京办货固极要，然广货亦不可不留意。北猪不如南猪之易买（会意否？即使无□生怒形于色之畜生也），南猪前曾运来东者，近布其体内霉菌之毒，罹人甚矣，非首买之不可。（买南猪心得）伙伴伪称某大新党记者往，由粤持一名人（不必贵人，而当用富人，涩仓朝山之类皆可）之绍介书往，约期□□林五，务以必得见为止。一见便买，买得后从容挥双指口以出，此最易事也。若犹欲有进于此，则莫如胁之，使自割其肉以养我。其法如前，而添用一吾党人，记名通译，入则挥双以指之，使其以若干自赎（少则十万，多则倍之）。签名发单后，通译即挟彼一亲人往银行，收得即电汇他处（即滨、檀之岭。若在东，径寄湘南，无不可也）。然后仍将该货收买，如此真乃一举两得。然欲干此著，须俟株主到港乃可，因省银行不便也。但欲办此，必须先查该株主有银多少存在银行乃可，否则空劳也，祈酌之。自余来书，一切布置皆妥。现已觅定人否？薪金几何？合同已定否？祈书告，俾慰。若办第二法，则通译人颇难，弟能任之否？但此人一得款后，当即登舟往他处，勿使警吏得踪迹为要。此乃私罪，非国事犯可比也。来檀者但得神奈川县签一字，言系游学，往来领事处再签一字，即可来。盖米例惟许传教游学等四种人，但在所居之地，得地方官一字，来领事便可出纸。在港则华民政务司也。故神奈川县若知此例，不费之惠，何难之有？望托人图之。若仍不能，则使斯□冒称懋龙，懋龙常有英籍纸，作为英人来何如？望商之，务求必得为盼。两人来，则更善也。不得已，乃用一人耳。[32]
次日，梁启超又致函澳门总局，“卯金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之大过于荣（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图之。弟前书已频提，诸兄想已计及”[33]。认为刘比荣禄为害更烈。4月20日，梁启超再次致函澳门《知新报》同人，强调：“卯金事，我必不两立，一切未办，亦当先图之。”身处海外侨界，他深感刘、李在广东株连本党亲属所造成的影响危害，认为：“鼠辈猖狂如此，非磔数四，不足以挫其锋。”并对“去年以来，介（陈士廉）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的情况表示不满。[34]
4月29日，梁启超在不知澳门保皇会总局已经动手的情况下致函徐勤，再度表示：“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义人人知之，人人有同心”，并对总会“现时款项虽非大充，然亦未至尽绌，何以数月以来，无一毫动静”的状况大为不满。他指责麦孟华等人“去年数次经营北事，不就手犹可言也；至于今年经营豚事，数月不就手，不可言也”，怀疑他们手下“未有用命之人。不然，何至今阙如也”。在檀香山华侨“无日不以此事相劝相责”之下，为了打击清廷凶焰，重振华侨对保皇会和勤王运动的信念，他提出：“此事既为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重赏之下未必无勇夫，不宜惜此区区也。悬赏之法，与其人同往银行订存若干，事成而谢之”，并且声称：“此事若就，檀可增金万数千也。请速图之！”[35]与清政府的举措针锋相对。
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澳门总局经过多次尝试，终于设法执行了行刺刘学询的计划。1900年4月24日，刘从澳门回省，“甫登岸，即被凶徒以手枪对面打中胸旁，赖里衣搪护，仅入皮肉三分，血流不止”。经洋医诊治，尚未致命。“盖此等事为新党仇恨，下此毒手。”[36]行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保皇会总算有了搪塞华侨的借口。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函告保皇会洛杉矶分会负责人谭良:
至募死士刺杀贼党一层，为极难事。自去年至今，已日日注意于此，已费许多金钱招致此等侠士，惟总未见一施诸实事者。前月在省城枪伤刘学询，谅亦有所闻。此正我保皇发轫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近闻其弹子尚未取出，又有谓其已死者，真否尚未可知，容俟续报。[37]
杀“南猪”不果，梁启超仍不甘心，以后保皇会集中兵力向广西，康有为对李鸿章还有分化利用之心，梁启超则认为已无价值。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一面执行清廷镇压维新派的旨意，一面向维新派示好，他在公私场合下多次自认为“康党”，称康有为能为其数十年不能为之事，自愧不如。甚至当着慈禧的面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38]又托伊藤博文、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宁和东亚同文会井深彦三郎等人三次向梁启超转述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
李鸿章督粤，为了压制海外华侨保救光绪的热情，拘禁家属，掘墓毁祠，激起保皇会员的强烈愤慨。梁启超公开上书，告诫李鸿章秉公办事，谨慎用人，不要逆时势而行。[39]6月，梁启超接到李鸿章托孙宝瑄代复的信函，知其“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仍然坚持“此贼若在，阻力不小”，希望澳门总局伺机设法将其先行除去。[40]
保皇会在谋取刘、李项上人头之时，并未忘怀于北方大敌。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中提到：“伯忠来书，有‘介现入都’之语，然则介所办仍是在密一边，非在明一边也。”介，即介叔，陈士廉字。所谓明，即兴师起兵，所谓密，则是暗杀行刺。当时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41]应对梁启超关于广东军事部署的询问，而梁知悉陈士廉仍在京师从事暗杀活动，故有此一驳。除保皇会直接指挥的行动外，罗普（孝高）还提出以金钱“使东人为荆、聂之说”，企图利用日本人实现其夙志。[42]
保皇会的暗杀重点随军事行动南移，与之关系密切的唐才常等人，则以长江流域为主要用兵之地，北方清廷也是关注的重心之一。正气会成立后，长江一带的革新志士与哥老会群集麾下，唐才常赴港领取新加坡侨商邱菽园所赠三万元资金，准备大举起义，率会党徒众发难于江淮，占领南京、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号令天下。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请日本人田野橘次率海贼三十余人，“期于正月之祝节杀北都西太后”[43]。出发前田野橘次忽患重病，不能成行，改由正气会干事员沈荩代理。沈素持破坏主义，不屑于文字小道，在正气会中，主持一切交通事务。正气会成立前，沈荩“以事返上海，又蹈隙往北京，有所谋”[44]。所谋之事，应为主持行刺。梁启超接到沈荩、唐才常、狄平等人来信通告此事后，表示:
读诚〔〕兄书为起舞。吾固知行菩萨行之人，决不住声闻触觉地位矣。能流血之人，此间同胞非无之，但涉数万里而归，所费未免太大，而情形又不甚熟，故未遣之耳。风萧萧兮易水寒，弟甚愿东向遥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45]
然而，沈荩此行亦未奏功，及至汉口事机急迫，应唐才常之命返鄂。自立军兵败，沈荩侥幸得免，遂再入京师，结交宫禁权要，密谋入宫行刺西太后和光绪，不幸事泄身殉。[46]
汉口自立军未起先败，保皇会的两广谋略草草收场，勤王运动雷声大雨点小。经此一役，康有为以党人“株连死者无算”“自后不敢言兵”。[47]面对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会员的一片言革之声，他顽固地坚持保皇路线，至于如何保救光绪，则除了以“待时听天”[48]为托词外，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暗杀。
庚子事变后惩办祸首，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遭受重创，但保皇会视为大敌的荣禄等人并未受到追究，康有为接连致函各地同党，亦喜亦忧，“旧党诛灭殆尽，天之欲新中国可知，独恨首逆荣、庆巧诈漏网耳”。“旧党剪除甚多，而荣禄不去，大祸未艾。复辟虽可望，而支节尚多。要之，除旧布新之运则必然矣。”“今贼党仅可存荣禄、李联[莲]英、鹿传霖，其余中立皆已亟变，日望复辟，日讲变法，日思戊戌之诏。以今日情势言之，皇上必可保全，贼党谅不敢遽行篡弑。但祸根未绝。非清君侧之恶，必无以弭后患而遏乱机。”[49]他反对分省自立和革命扑满，认为:
今日欲得民权、自由，欲保中国自立……全在除荣禄、李、崔三大毒，中国即可救矣。吾国人应全力注此，则于此三毒何难去之？乃同人不知办事之法，远言扑流[满]而不合力攻荣。今望同志之人尽力设法，去此三毒。而皇上复辟，则全中国真自立，同人有自由之乐矣。若三大毒未除，皇上复辟尤[犹]有待，恐为三毒暗算。我同人可不合大群，务以除之以救我皇上乎？[50]
康有为告诫弟子:
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与荣一人战，抑与全国战，孰为难易乎？不待言矣。[51]
锋芒所向，仍在荣禄。康有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声称:
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剸刃之。如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52]
为除大毒，保皇会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梁启超自1901年5月回到日本，到1903年初，年余时间，用去万七千余金。其中自用不及三千，其余均用于派人北行、援助张学璟等赴广西运动会党等事。[53]庚子后，邱菽园与康有为绝交，保皇会失去重要财源，加上康坚持不肯言革，谨守保皇二字，在“无一人不言革命”[54]的海外各埠难以开展活动；华侨又风传康门师徒侵吞挪用捐款，使保皇会的募捐活动陷于停顿，财政十分拮据。梁启超倚靠《新民丛报》进款，维持横滨保皇会事务，弥补旧金山《文兴报》和檀香山《新中国报》的亏损，供应康有为日用，“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为作文字，辄数夜不寝，太过劳苦”，依然入不敷出。其余党人如张学璟等，也因此而“家已破尽”。[55]
壬寅、癸卯间，梁启超受时局感召以及保皇会面对内外种种非议的刺激，自愧向华侨筹集巨款而未能做成一二实事，因而革命言论“时时出没于胸中”[56]。因此，他一反前此热烈鼓动暗杀的态度，对康有为等人的密谋一再提出异议，借狄平之口表示怀疑是否有必要倾全力对付一个老朽荣禄。[57]绝望于清政府，使之决心推翻满清，除旧布新。只能决定几个老臣生死的暗杀，当然不能满足这种彻底变革的愿望，甚至对光绪能否复辟，也渐渐失去兴趣。
1903年，保皇会刀光剑影所向的头号大敌荣禄病死，康门师徒凭借天意而感到“诚足使吾党一吐气”，以为复辟在望，暗杀锋芒转向李莲英和镇压汉口自立军的祸首张之洞，而侧重有所不同。康有为指示华侨上书《请归政复辟》，“以荣禄死后，事情迥异，皆为吾会先声，不可不上。今日只余李联[莲]英一人，尚不得不用旧法，想喻之也”[58]。梁启超则认为：“元凶既去，天日昭苏。现在与新党为仇者，仅余一张之洞耳，想天夺其魄亦当不远矣。然荣贼之权远在张贼之上，荣既去，张亦无从横恣也。伫看圣主复辟之日在本年矣。”[59]澳门和日本的保皇会机关开始筹划刺杀张之洞，当时尚在游历新大陆的梁启超闻讯，认为：“及今谋去皮逆，自是正办。”只是他不赞成澳门方面用金钱买死士的做法，主张“由其人之热心肯自奋身前往”，对日本同志中有谋此事者颇为关注，打算东归后参与筹划。[60]
美洲归来，梁启超宣称放弃破坏主义及革命排满宗旨，同时也对康有为“舍钱买侠士”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他将保皇会“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之事父母”“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日日下气柔声……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他揭露康有为当时所招“林侠”者，“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同时声明：“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61]隐约批评了康有为的行为，并反对将教育捐款挪作秘密活动经费。徐勤也表示：“今日中国欲行荆、聂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无其人。”[62]
两位副会长异口同声的反对，迫使康有为不得不调整部署，放弃招诱死士之法，启用党人担任暗杀之责。1904年秋冬，他请老友梁铁君出面主持，挑选本党精英执行暗杀行动。梁名尔煦，南海佛山人，故鸿胪寺少卿梁僧宝从子，身材长大，讲王学，好读书击剑，有古侠士之风，康有为对其十分推崇，曾咏物“惜其才侠不见用也”[63]。他与康有为相识二十年，曾在梧州办盐埠十年，助其兄发财廿万。闻康有为有难，则弃其盐席每年千六百金，奋起勤王，跟随康有为到日本，负责护卫。又随往南洋等地，康有为“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但此公好办事而不好虚名”[64]。由梁铁君亲自出马，可见保皇会决心之大。陈默庵、梁炳光等亦随同前往北京，兵分两路，由梁铁君亲率一枝，梁炳光等为一枝，合力办事。按照拟定的计划，以西太后为目标，到次年5月下手。此举在康有为是尽力一搏，梁启超则有到此为止之意。他说:
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65]
然而，保皇会虽有赴死之心，却无制胜之道，梁铁君化名吴道明，潜入京师，结交太监冯仲平、金蔚九、姚焕卿、王汉章等人，与内廷沟通消息，一面掌握光绪的起居安危，救其脱困，一面了解慈禧的行踪，伺机下手。因清廷防范严密，在京活动颇为困难，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梁铁君曾函告康有为:
此刻渐渐运动，以祈交通，必能办到妥治。惟自昨年八月后，门禁加严，内里人概少出来，即朗秋至今未见王汉章、姚焕卿面矣。独太医院内务府两路能常通消息耳。蔚九在内，有事则以德律风告我。若有要紧事必知之。[66]
在梁铁君北上的同时，康有为的同高祖兄弟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发保皇会的密谋:
今查该逆果派人入京开行店，以便入北之人小住，候隙行事。虽然，查无凶器，不得为据，然亦有其谋为不轨之人之字迹，可为其人之据者。亦有确是其党人，若其形迹可疑，即捉之以讯问，再恐之以必直攻，然后许尔超生，则其的是凶人，及凶器必有在也（凡今年广东及西省之人，在京里所开一切店铺，不论何样生意，与在要路摆卖小生意者，与太监之饮茶馆，必有逆党在其间）。……仪屡欲将前情，刊之报章以自明。惟此事一扬，则前后入京之刺客有备，无从搜捕。二则逆党费多年之苦心，欲达其志，今一旦为人败露，又此事早为仪所知，今为反对（仪不就其席之故），宣泄其事，其不置仪于死地者几希。
他还随函附上梁铁君光绪二十五年中秋节致康有为的一封密函，于函末批注道：“熙是铁君之名，佛山梁性霞氅之弟也，其映片五张之原字底，曾寄岑督查办。”并开列了“入京运动人之通行姓名”。[67]
1906年8月8日，梁铁君遭人告发被捕，解往北洋严讯。[68]戴鸿慈等人曾设法保救无效，据说袁世凯担心“案移刑部，烈侠口供，涉及戊戌政变前康袁交往，故杀以灭口”[69]，于9月1日密令暗中下毒，将梁铁君鸩杀于囚室。
梁铁君等开始筹备之时，保皇会的财政仍十分拮据，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掣肘，不能同心协力予以援助。原计划以半年为期，最省之费约需一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为其充作旅行费，并许诺一月后陆续接济，其实已经“一文无存”，只是顾及“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他致电香港王觉任、邝寿民等告借五千元，却遭到拒绝，只得将广智书局所属地皮部分出售，以救燃眉之急，并托康有为向加拿大侨商叶恩求助。但叶恩不满于康有为固守保皇，倾向于革命自立，双方因嫌生隙。
梁启超对“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大为焦虑，既“并一掷之力而无之”“彷徨而不之所出”，又担心“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70]此后梁铁君一再延期，前后耗资数万元，更令保皇会捉襟见肘。行动失败后，康、梁虽然对“铁老竟为我而死”感到“痛断欲绝”[71]，但庆幸“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72]反倒像是卸下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大包袱。
天缘巧合，梁铁君暴毙之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令保皇会的流血牺牲有了象征性的成果。从此，保皇派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宪政，又与一些当朝权贵暗中交结，企图利用清政府的内部矛盾改善境遇，连袁世凯也在拉拢之列。其实，梁铁君被捕之前，已经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认为“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开始改变策略，实行所谓“办官”，即捐官和交游官场。其致康有为函称:
仲平与书田均劝我捐官，彼有道路，为我想法，可得好处云云，盖书田与老醇王至好……小醇王是其世谊矣。如大总管皆相信，极密谊，溥同与其常来往，认识内廷人贵人最多。仲平劝我必要归宗为是，书田亦然，且谈起戴鸿慈有亲谊，及家叔伯□等，书田劝我当用本宗，好交游，易办事也。王汉章上之至亲信，醇王涛贝勒，上之胞兄弟，皆可以在书田处结交。[73]
被捕的前一天，梁铁君还致函同党，“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保皇会觉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奈何，奈何！今日只有笃守铁公遗言，一面专办实业，一面专派游学，才、财已足，则政党之基立矣。吾势力既足，政府不能不用我也”。梁铁君之死引起的连锁反应，令保皇会感到得不偿失。
铁公为吾党第一运动家，今遭不测，实为可痛！且因此生大阻力。端方与荣庆商量，请开复卓如，因此事，故不果。赵尔巽与端方拟在京开日报，特聘狄楚青主持，今因此，又不能北上矣。麦孺博亦因此不往东三省。故此事之变，同人谓“小戊戌”，诚哉，诚哉！[74]
不仅如此，保皇会还怀疑梁铁君之死为革命党陷害，却认真凶袁世凯为帮忙的同道。梁启超致康有为函称:
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启超亦忧之久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但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少怀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75]
加上保皇会表面奉行和平手段，海外宣传及募捐均以商务、教育为名，不能大笔挪作秘密活动之用。为了避免空耗人力财力，影响全局，此后保皇会不再组织对清朝权要的暗杀。
保皇派实行暗杀的目的，先是促成光绪复辟，继而作为勤王辅助，其中不免夹杂个人的复仇情绪和冒险取胜的侥幸心理。后来康有为企图建立和保持正人君子的形象，强调以德服人的精神感召力，千方百计地隐晦当年的种种密谋。金梁“尝以兵劫颐和园事问康南海，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76]
保皇会庚子勤王运动的重心在两广，汉口自立军不过是偏师，康有为却故意抬高汉口为正军，掩饰其在两广结纳江湖豪强，“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77]的事实，以推卸办事无能的责任，维系“决不惊动故乡”[78]的谎言，将“惊粤”罪责推给兴中会。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暗杀活动更加讳莫如深。在1924年初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铭》中，他特意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先是，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谓吾党欲效日本义士之胁萨摩、长门候，藉其力勤王，宜大义于天下，非欲除之，严戒勿行。[79]
林圭是否有此部署行动，不见于其他有关资料。而避居新加坡的康有为，由于港澳总局沟通不畅，连两广的情况也往往无从揣测，更难顾及汉口；况且远在千里之外，当时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不能阻止已登屋瓦的刺客下手。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非但不反对暗杀，还以此为重要手段。在保皇会为勤王运动所制《办事军情暗码补》中，赫然写有“着△△人行刺△△人”[80]一条。24年后康有为欲盖弥彰的障眼法，恰好表明他有意掩盖历史真相另有目的。
康有为有谋无勇，缺乏胆识，很不适应相互仇杀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亡走香港，去向未定之际，一听说李盛铎取代黄遵宪任驻日公使，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前往日本。担任救援的宫崎寅藏指学生而骂先生，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81]，才使康有为下定决心。
保皇会的暗杀行动成效甚微，没有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震慑力，而由此造成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反倒令康有为本人杯弓蛇影。为了防范清廷加害于己，除梁铁君外，他又从华侨派归的精壮中挑选卫士，并对弟子们将卫士名额定为一人大为不满。[82]在新加坡等地，还要求殖民当局派兵保护。有时竟疑及同道。1900年六七月间，因为前此孙中山确实参与刘学询的除康密谋，而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之前又在广州与刘学询密谈，使得康有为疑心大起，将奉孙中山之命前来接洽合作事宜的宫崎寅藏等人指为清廷刺客，耸动殖民当局将其逮捕下狱，导致孙、康最终决裂。1906年梁铁君北京密谋失手，康有为也怀疑是孙中山一派的构陷。[83]
政坛角逐诚非坐而论道可比，但品格也有高下之分。相比之下，康有为往往以小人之心度人，种种文过饰非，嫁祸栽赃的言行，足以显示当他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中心时，恰恰缺乏光明正大的“圣人”品格。
庚子以后，康有为逆流而动，坚决反对革命，反倒成为热血青年的行刺对象。1903年6月1日，《苏报》在由爱国学社青年接办后改良出刊的第1号上，便刊登论说《康有为》，公开透露这一信息:
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康有为必欲为革命之反动力，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特恐天下之激徒，将援先生所说春秋责备贤者之法，欲得剸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方今暗杀之风正在萌芽，乃一试其锋者，不在反对婪毒之政府疆吏，而在为德不卒、认贼作子、维新首功之康有为，此亦无可奈何之事。
《苏报》的论说或许只是表达一种情绪，不过当时真有准备行刺康有为之人。据陈少白称，1903年苏子谷到香港《中国日报》社，一日，忽向陈借用手枪，
问他原委，他说要去枪杀康有为。原来湖南、湖北哥老会首领金龙山堂龙头杨洪钧，腾龙山堂龙头李云彪，前因唐才常勤王军事失约接济，流落香港，贫病交迫，知道康有为向华侨筹有巨款，回港居住，大肆挥霍，交结英吏，于是到康寓，请求接济。怎知康有为不特不接见，反而嗾使守门的印差强把杨、李驱逐。杨、李心甚愤恨，把事情经过，告诉少白。少白给他们一些款去疗养医伤。再过几时，杨、李重到康寓理论，也给英兵印差无理殴伤，大动公愤，理论到华民政务司处。结果，康有为因此事也要离港……但当杨、李被康寓门警殴伤受辱的消息，传入子谷的耳鼓后，这位沉默寡言万事不理的苏子谷，忽然义愤填膺，要去枪杀康有为，替国家社会清除奸慝，为革命志士舒一口气。少白劝他不要这样妄动，因为手枪是有枪照，绝对不能借给他人。要是有事故发生，领照的和担保领照的，都要负直接责任，故无论如何，不能够借用。至于康有为的悖谬，只好另想办法去对付他。而且香港地方狭小，警探四布，如果发生暗杀案件，凶手也难逃脱。子谷闻着，才半晌无话，最后长叹一声，来结束了之这一段借枪谈话。[84]
保皇会暗杀活动的历史，还为后来的一桩悬案提供了一点旁证。1909年5月，由广西地方官绅与保皇派合力举办的振华实业公司负责人刘士骥在广州遇刺身亡。是年旧历七月，该公司的另一负责人刘义任又被毒杀于广州。有关两事的主谋真凶，聚讼纷纭，迄无定论，而以康、梁、徐勤等人的嫌疑最大。[85]当时他们力辩与己无关，将罪责推给欧榘甲、叶恩等反叛派。进而又将杀刘与徐锡麟刺恩铭案相比照，罗织欧、叶等合谋造反的证据，指暗杀为革党手段。不仅嫁祸于人，而且牵及无辜。尽管现有史料不足以定案，但暗杀确系保皇派的惯技，康有为也不乏栽赃陷害的前科。
早在庚子前，康有为就因毕永年于报章上播扬其阴谋而衔恨至深，“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港澳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86]。企图以暗杀加诸昔日的同道。自立军失败后，风传由汪康年、龙泽厚泄密，徐勤也试图毒杀之。[87]如果刘士骥案确系徐勤等人所为，那么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就随着它在政治上的倒退，而入于下流了。此后中国政坛上各政派多以暗杀手段对付政敌，保皇会不无开此恶例之嫌。
揭示保皇会的暗杀活动所得到的启示是，以激进青年为主体的革命党固然崇尚暴力流血，开明士绅受民重君轻观念的熏陶和天下己任抱负的激励，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采取起义暗杀等暴力手段，来谋求实现救亡振兴大业。在这方面，近代西方革命史实与下层社会暴动虽不无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绅权既有接续官权传导皇权的功能，又有代表民意制约皇权的责任。一旦朝廷官府置国家社稷的兴亡安危于不顾，士绅便会起而代行社会主导职能。如果面对高压，他们更不惜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自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其首领往往是下层士人），从草泽以抗朝廷。斗争形式与手段，不足以作为政治派属的分界标准。诚然，历史上士绅的此类越轨行为仍属例外，但这种例外现象每当内忧外患之际又总是循例发生，形成常规通则。清末只是增加了废皇权兴民权的选择。
此外，先秦以来的游侠风尚，早已化为士林性格的有机成分，荆轲、聂政更是无数少年风靡崇拜的偶像。1905年梁启超编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起曹沫，讫李广，并准备续编至张汶祥，传列历代名将侠客。其用意不仅“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88]，更隐含为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寻找合理依据之意，以证明它与正统士风的契合。当然，圣王之道毕竟两歧，保皇派只好在致圣的幌子下，大行争霸之道。只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功力，没有值得炫耀的业绩，不得不避讳遮丑罢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