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关系，除了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还有各种利益团体与中国民间人士、社团以及地方政府、社会的关系。后者不仅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补充，还广泛深入中国地方的内部事务，立体式地对中国的政局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日方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的重视程度不一，发生影响的大小各异，1900年前后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活动，即为典型个案。关于东亚同文会的历史，已有专书，相关研究涉及的问题也不在少数。唯其中广东支部存在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对该支部的组织及其活动多语焉不详。事实上，其间正值中国社会内外矛盾全面激化，朝野上下，各种政派集团纷起行动，企图按照各自的政见利益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政坛上波谲云诡。乘机插手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得以纵横捭阖，发挥作用。了解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组织、活动与趋向，补正充实庚子勤王运动的史实之外，更能进而透视近代中外关系的大框架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作用。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11月2日，系由东亚会和同文会两个以研究日中时事问题为标榜的团体联合组成，为当时日本最大、最有实力的民间团体。先此参加东亚会的众议院议员平冈浩太郎利用其斡旋大隈重信和板垣退之助创立宪政党以及成立隈板内阁的机会，成功地说服政府赞成开展对华民间外交，由政府付给民间团体补助金。政府方面因为难以分别给予各个对华民间团体补助，于是促成联合。
由于隈板内阁随即总辞职，已经内定的国库补助金暂时延期支付，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无法确定具体的事业内容，其《规则》关于组织设置只能泛泛规定“本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中国各地”[1]。直到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决定从1899年4月起支付四万圆国库补助金，东亚同文会才于3月14日召开春季大会，更新人事，并决定事业计划。会议议决将设置支部之地扩大到日本国内及韩国，而不仅仅限于中国，分别名之为内国支部和在外支部。[2]在中国设置的五个支部为：北京、上海、汉口、福州、广东，分别由中西正树、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中岛真雄、高桥谦出任支部长。[3]
不过，在广州设立支部早就在东亚同文会的计划之中。1899年1月，该会会长近卫笃麿在日记中所附《东亚同文会在清支部设立地及其事业》，已经提出在上海、重庆、广州、北京、汉口等五座城市设置该会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在清支部”，其中广州的南部支部管辖的范围是：广东、广西、福建以及云南的四分之一、贵州的七分之一。后来重庆支部实际上未能如愿成立，只设派出所。而增设的福州支部则将原来南部支部所辖范围的一部分划出。[4]
这一调整，很可能与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态度有关。其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为日本台湾殖民史上经营华南、南洋的设施最为积极者，1898年10月，日本又迫使清政府同意不割让福建，以此为自己的势力范围。[5]所以东亚同文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福建的地位。1899年1月，该会举行时事讨论会，议题之一便是由松本龟太郎报告台湾与福建、广东地方的关系。[6]出任广东支部长的高桥谦曾任台湾总督府翻译官，在水野民政局长之下奉命进行所谓台湾旧贯调查时，到厦门、泉州、福州、汕头做过几个月的民情习惯调查。[7]
东亚同文会重视广东，除了与福建的地理关系密切外，还有对广东本身日显突出的重要性的认识。1900年5月该会春季大会上，干事田锅安之助报告过去一年本会经营的事业时指出：“广东为清国南部的重地，最富革新气象，且散处海外各地的数百万中国人，既以此为故乡，又以此为根据之所。”[8]
此外，东亚同文会组织系统的渊源，也使之对广东格外注意。1898年6月成立的同文会，其成员大都来自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他们始终重视对中国内陆及边远地区的调查，早在乐善堂时期，就以汉口为本部，在长沙、重庆、北京设立支部。东亚同文会在华各支部的设置及其区域划分，大体沿袭乐善堂的格局，五位支部长中，宗方小太郎和高桥谦曾分别担任乐善堂北京、湖南支部的负责人，其余三位支部长也均由乐善堂出身。
与同文会相比，东亚会虽然缺少在中国内地的组织系统，但成员中不乏具有志士气质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该会成员积极设法援助康、梁等维新党人逃亡海外，并允许流亡日本的康、梁入会。其中一些会员如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还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建立联系，介入广东地方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武力反清及勤王密谋。东亚、同文两会虽然尚未在广东建立组织，却都已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广东对全国的影响日益增长的趋势。
根据1899年3月改订的《东亚同文会会则》，在外支部设支部长一名，事务员若干名，其支部长由东亚同文会本部干事兼任；在外支部均由本部维持，而在华各支部则由上海支部负责联络。各支部隔周须向本部定期报告，遇有紧急必要事件应临时报告。在华各支部除向本部报告外，遇有必要事件，还应向上海支部报告。上海支部则应将该报告通报有关各支部。[9]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除高桥谦任支部长外，另派原口闻一为事务员[10]；原来任教于万木草堂、后任澳门《知新报》记者的田野橘次，实际上也参与广东支部的活动。[11]严格说来，该支部正式成员仅此三人。但按照东亚同文会的计划，要派遣若干名“广东留学生”，其资格为身体强壮，精神确实，高等普通学校毕业，懂英语，年龄在27岁以上。[12]所派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松冈好一等六人，均陆续加入东亚同文会为正式会员。[13]他们除承担学习粤语的义务外，所起的作用与事务员并无二致。
根据东亚同文会的计划，在清支部主要举办以下事业：一、调查管辖区域内的各种事务。二、与清国人秘密交际联络，提携共济，举办实事。三、以支部为单位，各培养日本俊秀子弟十人，精通南北各地的语言情事，以备他日有用之选。四、适当地培养熏陶人数不定的清国有为子弟。五、在各形胜枢要之地发行报纸杂志，作为启发诱导的机关，成为清国舆论的木铎。[14]其中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国方言一事，主要由上海支部和广东支部承担。
在政府方面提供的国库补助金落实后，1899年4月13日，东亚同文会召开干事会，议决选定清国派遣员和广东留学生资格条件等事项。[15]同年5月，在清各支部的支部长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井手三郎、高桥谦等人在上海会合，磋商各项事务并做好创办支部的准备工作后，即分别向就任地出发。[16]6月18日，东亚同文会在向岛八百松楼为原口闻一等四位清国派遣员举行送别会，会后各派遣员陆续出发赴任。[17]
在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负责的事务中，培养学习广东方言的日本留学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高桥谦的身份，即为留学生监督兼支部长。[18]按照最初的计划，该会与其他各在清支部一样，从本部领取创立费金500圆（重庆派出所为金300圆），而经常费为每月620圆，年度共7440圆，少于上海支部的8400圆，多于重庆派出所的1800圆。每月经常费的具体预算为：房租70圆，支部员津贴250圆（支部长200圆，事务员50圆），学徒培养费（10人）150圆，各项杂费150圆。实际上1899年度的预算仅广东留学生一项即达3850圆，除去500圆来华旅费外，经常费共3350圆，其中留学生给费1200圆（以每人每月20圆计，预算共5人，实为6人），监督津贴600圆，房租600圆，修学旅费、医疗费及预备费等共950圆。这一时期实际支出的“广东教育事业”费为3600圆，其中绝大部分应是用于粤语留学生。[19]也就是说，该支部预算的一半以上用于粤语留学生的培养及其活动。
在1899年5月中旬的东亚同文会干事会上，选定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等五人为广东留学生[20]，是年8月5日、11日，该会又两次召开干事会，追加松冈好一为广东留学生[21]，使广东留学生总数达到六人。其中松冈好一已经在澳门《知新报》馆担任译员，其他学生则陆续赶赴广东。6月18日欢送原口闻一等派遣员时，桥本金次、远藤隆夫二人也在被送之列。7月13日，两人出发赴粤，25日抵达广东。另一位留学生熊泽纯之助于7月18日先期到达。[22]其余两位，山下稻三郎由汉口转赴广东，内田长三郎的行踪不详。
先期抵达广州的高桥谦和原口闻一，于6月下旬在西关观音桥观贤坊设立了事务所，标名为东亚同文会粤省分会[23]，开始正式挂牌办事。随即按照该会规定，陆续展开各项事业。6月26日，为设在事务所内的留学生宿舍举行了设立式。
在1900年4月30日于东京麹町富士见轩召开的东亚同文会春季大会上，干事田锅安之助的报告将广东支部开设以来所进行的事业总结如下：
一、与地方的有志者联络沟通，不仅省城广州，与澳门、香港、汕头、潮州、佛山等地的有力之人亦陆续联系，因此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二、在省城有志者开办的时敏学堂增加日语课程，并劝说汕头、潮州的有志者在当地各开设一所东文学堂。
三、澳门《知新报》和广州《东华报》赞成本会主旨，《东华报》几乎可以说是本会的机关。此外，时敏学堂的发起人在该支部的劝说下，计划发刊《东亚报》，已筹集到大部分资金。
四、六名粤语留学生中，一人被聘请为潮州东文学堂日语教师，两人水土不服，一人已复籍海军，剩下的两人，正与汕头东文学堂联系选送其中一人为教师。[24]由此可见，虽然在粤语留学生方面投资最多，成效反而较小。
其实广东支部筹建的事业不止上述几项，高桥谦到粤之初，准备开办面向中国人士的东文学校，为此，向东亚同文会本部申请了100圆补助金。[25]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广东东亚同文书院于1899年10月张榜招生。该书院设在广州宝庆新街，由高桥谦任院长、原口闻一为总教，邓逢清、田野橘次、熊泽纯之助任教习。[26]首届定额30人，开馆日期为十月初一（11月3日），学生年龄限于15至30岁，须略通中文。以后每年秋季招生，每届均为30人。
广东东亚同文书院学课定为三年，第一、二年为普通课，分中文、东文两类，前者包括四书、左传、淮南子、作文、书牍记事、近思录、尚书、韩非子、管子、孙子、策论等，后者包括东语、东文翻译、万国地理、万国略史、算学、物理学、生理学、化学。第三年为高等课，东文类包括文明史、商业史、教育学、理财学、性理学、行政学、军制摘要、战时国际公法、社会学，中文类则有易经、荀子、墨子、作文、策论等，另外规定了自己阅读的12种书，即《通鉴辑览》《东华录》《皇朝史略》《续国史略》《朔方备乘》《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考详节》《皇朝通考》《经世文编》《经史百家杂抄》《大清会典》和《吏部则例》。其中一些课程，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相当前卫。学生毕业，发给文凭，并添注所学课程，以便荐往别处，充当教习及翻译；如有欲往日本留学者，可由广东支部照会东京东亚同文会总会，代为照应。[27]
东亚同文会在华开办同文书院，最著名的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如果计算其前身，该会先后在中国的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开办过同文书院，在福州、汕头、潮州等地开办过东文学堂，在北京、广州等地开办过学堂，其中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已有专书研究[28]，其他各同文书院、东文学堂等在《对支回顾录》《东亚同文会史》等书中亦多少有所言及，而广东东亚同文书院则未经论述，甚至相关著述亦鲜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研究该会历史的重要缺失。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能够顺利展开活动，的确如高桥谦所说，与该支部得到广东地方士绅的支持响应密切相关。据说与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有关的学校、报刊的关系人，大抵是地方的一、二流绅士，他们倾力办学，热烈鼓吹东亚同文会的趣旨，可见该支部与地方人士结交之深。如《东华报》发起人朱琪，是广东的一流名士，潮州东文学堂发起人杨鲁在当地极富资产名望，陈石珍则为潮州第一富豪。另外广西桂林的龙昌纶资产德望兼备，有同志百余人，专门来请该支部派人赴桂。[29]
最为典型的是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办，该书院评议员由17位广东绅士组成，其中邓家仁、陈芝昌、陈兆煌、邓纯昌、梁肇敏为时敏学堂创办人，其余各人，如盛景熙、陈连生、罗维东、邓紫垣、朱祖昌、陈栋元、冯绍基、黄汝驹、梁庆福、邝国元、莫伯伊、朱云表等，亦为绅士名流[30]，而地方士绅通过结交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对所办事业也有所促进。时敏学堂开设时暂赁宝庆街民房，后来在刘园对岸印务局左近购地造屋，大启规模。[31]
然而好景不长，1900年初，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命刘学询等人千方百计谋捕新党，广东学政发布告示，禁止考试答案谈论洋务以及引用释老诸书。从广东支部成立之始就对东亚同文会寄予深厚同情并鼓吹该会主义精神的《东华报》被迫停刊[32]，使该支部的活动遭受挫折。
正当广东支部的活动全面展开之际，1900年夏，东亚同文会突然决定暂时撤销广东支部。8月15日，该会在江东中村楼召开临时大会，针对义和团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变化，重新检讨该会一贯坚持的保全中国的主张，以及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贯彻宗旨的策略，提出公开发表保全中国的宣言案，大张旗鼓地向社会提倡保全主义，一方面抗衡欧美列强乃至日本国内日见抬头的分割主张，一方面解除中国人对日本对华态度的疑虑，使之由感激而更加信赖自己的邻国，令日本对华处于有利地位。为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中国南北局势迥异的局面。
干事国友重章报告是年春季大会以后本会事业的大要时提到，南部的广东地方应为重要的致力之地，但因为各种形势的变化，近日暂时撤回支部。这并非本会事业萎靡不振，也不是担心在此设置支部与本会的保全方针有所不合，更不是要舍弃该处的事业，而是暂时的调整。该会在华经营以长江一带为主，暂时放弃部分地方，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广东已经成立的潮州、汕头等地的学校，将继续举办。[33]
到1901年6月2日举行春季大会，干事小川平吉所作上年度事业报告中，关于特别变更的第一项就是暂时废止广东支部。潮州的东文学堂，也因为惠州起义等事件的影响而中止，唯有汕头东文学堂依然存在。[34]此后，东亚同文会在广东只有派遣员[35]，再未设置分支机构。
国友重章解释暂停广东支部的原因时，尚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之中，因而多少有些含糊其辞。实际上该会撤回广东支部，主要是担心卷入当地的武力反清密谋，影响全局。待到时过境迁，小川平吉就说得比较坦白。他指出：广东一带常有革命主义者，万一趁义和团事变举事，而广东有该支部举办的事业及留学生，容易影响东亚同文会的整体事业。正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暂时撤回广东支部[36]不过，小川也未将情况和盘托出。当时保皇会和革命党人均在广东密谋展开武装行动，相互之间沟通联络，不少东亚同文会会员卷入其中，广东支部也与革、保双方保持密切关系，并参与了组织联络。
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和同文会组成，两会原来的宗旨并不一致，前者支持变法派和革命党，后者则与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官僚的关系较深。但其中一部分两会会员与几方面都有联系，彼此之间也互为沟通。东亚同文会成立后，在近卫笃麿的“保全中国”论之下，这些会员感到主张体制内稳健改革的洋务派、体制内激进改革的变法派以及主张打倒清朝、建立共和制的革命党之间，存在一些共识，并且知道各派彼此暗中有所联络，遂积极介入其中，试图利用各派的反清活动，以求实现该会的总体目标，即保全和协助改善中国[37]，以东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于欧美）和共同性（彼此之间），确保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和利益。
广东支部方面，介入保皇会和革命党密谋较深的是田野橘次、松冈好一和原口闻一。
田野橘次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私淑荒尾精，注意东亚问题，并对康有为的主张有所共鸣。1896年，康有为派徐勤、罗普赴日本留学，适值田野橘次与井上雅二、五十岚力、原口闻一等人讲求中国问题，共同居住在所谓“梁山泊”，罗普也入住此地，对日本学生好酒气烈印象深刻。戊戌变法前，由平冈浩太郎推荐，田野橘次进入万木草堂任教。[38]其时康有为、梁启超远在京、沪，由任学长的王觉任负责教学管理事务。戊戌政变起，田野橘次与王觉任协商解散学校，于9月25日率领学生亡走香港。此后留港谋设广东日本语学校[39]，随即转赴澳门《知新报》为记者。与之同时进入《知新报》任译员的还有松冈好一。松冈原来活动于南洋诸岛，从此将重心移到华南地区。[40]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立，田野橘次利用自己与保皇会的关系以及在《知新报》任职的有利地位，使广东支部与保皇会在广东的势力迅速结合，互为推动。高桥谦筹设广东支部事务所时，先将《东亚同文会主意》及章程送交《知新报》刊载，表明主张东亚中日韩三国“政府须执公尚礼，益固邦交”，“商民须守信共利，愈敦邻好”的旨意[41]，争取舆论和民意支持。
《知新报》刊登有关文件后，还发表评论，称道“斯会之设，将以救东亚也”，“东亚之国，中国为大，而能自立者惟日本。日本变法，垂三十年，而欧洲诸强，莫敢逼视。日本又与我与韩国同文，今之立此会者，盖将以先觉觉人，仁及吾国，而共保亚东太平之局也”。欧人相逼之惨，同类相救之切，与中国亡国危机之迫在眉睫，“然则此会以为专为中国设可也”，呼吁“我国志士，其闻风而兴起哉！”[42]
筹办广东东亚同文书院时，高桥谦所说“东文一年小成，三年即可读政治理财哲学诸书。夫日本自明治以来，将军奉还政权，力求维新，泰西诸要籍，悉经翻译，则今日读东书同于读西书，而学东文又捷于学西文矣”[43]，以及“今日本讲究西学，而以捷法得之，其书本与中国同文，是故用力寡而见功多，中国习西文不如习东文之易也，读西书不如读东书之捷也，东文既通，更就学于其学堂，修专门之学，夫由中国造日本，其难易与造欧西孰若，不待辨而知也”[44]，基本是当年4月发表的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的翻版。[45]
除了利用保皇会在当地的影响之外，田野橘次还参与聚合革新力量的组织活动。他与徐勤、张寿波等在澳门发起镜湖茶谈社，“此乃合康有为派、基督派及张玉涛派三者而成立也，其势力在广东省实为最著”[46]。张玉涛，名寿波，出身香山县沙尾乡豪族，权理该族的张续光堂，家财巨万。辛卯（1891年）秋闱，中本省乡试第七名举人。1894年与族叔仲球、同里陈蔚秋、陈筱江创设原生学舍于澳门，研习中西文字。[47]他与粤沪等地的维新人士交往甚多，参与不少新事业和活动。1895年公车报罢，割台议起，他和梁启超、麦孟华、赖际熙等联名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48]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并任董事。[49]1898年响应横滨戒鸦片烟会，率先在家乡创设张氏大同戒鸦片烟会，计划由一姓一乡做起，将来不分乡、姓，合成大团。[50]又热心于女子教育，在澳门创办原生学堂，教育男女学生四十余人，同时开办演讲团、阅书报社、原生书藏。1897年初，张寿波在《时务报》连载《欧亚气运转机论》。[51]戊戌政变后游学日本，就横滨实习商业。1899年，他和梁启超、黄为之等筹办银行。[52]是年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在镜湖茶谈社发表演说，张寿波担任翻译。他是日本赤十字社会员，欲在中国创办赤十字社，还参加了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
保皇会方面，除了徐勤以外，何树龄（易一）亦为镜湖茶谈社会员，“动大颜而吐珍说奇论”，是有名的雄辩家。梁启超称之为“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53]所谓基督教派，以廖德山为代表，他是广东开平人，博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为孙中山的友好[54]，“盛唱宗教的自由平等说”[55]。
镜湖茶谈社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会员每月但以15钱为会费，每月朔、望，两次集会于原生学堂，各述己说。[56]演说时有问辩答疑，可“纵意宣发”，并设有客座，允许来宾入座听讲，原生学堂学生也参与其事。该社“规条”特别规定：“星球同界，方趾同类，识智精越，皆为道华，无论中外，皆得公举为演说主。”[57]此一规定可以说是专为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而设，第一期演说即由田野橘次主讲《天才论》，以后高桥谦、松冈好一也分别演讲《论国家盛衰与人才消长相关之理》和《老屋说》。[58]
田野橘次称镜湖茶谈社纲领有二:
一、同志结恳亲。二、研究时局问题。观以上二者之宗旨，绝无举革命之思想，又无亟速之运动。然由其外部观之，或大有不稳之状。予之诸友人互来相告曰：革命在近，子其图之。予固希望团体之巩固，将以唱革命。然恨百余会员，有革命之思想者甚少，故予常欲主张革命而仍有所踌躇也。[59]
田野橘次虽然是当事人，其说也未必尽然。松冈好一在该社演说，即以老屋比喻清朝，公然鼓吹彻底改造。其说谓:
有一大老屋于兹，其占地甚广，其罗物甚富，无数耄稚男女栖息于其中。但其家以久阅星霜，梁柱既倾，丹青剥落，墙垣四撤，苔莽丛生，上雨旁风，不足以避，阴盗明贼，纷至沓来。于时屋之主人翁，深忧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乃谋于其所信任之心腹人，欲破毁旧屋，建筑新居，锐意蒐集新材，搆一闳厦。会有谗者构陷其主人翁于后母，后母闻之，乃愤懑不能禁，率顽冥不灵之徒，出暴力以阻遏其企画，且谓主人翁曰：旧屋是尔先祖之所手建，若更毁之乎，上无以对祖先在天之灵，不孝莫甚于此。余等择邃室入处，使疾苦不相及可矣。如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不足顾虑也。遂退主人翁，后母专坐堂皇，与其二三心腹人，分握一家之主权，专横放恣，无所不到，依然居此老屋，歌斯哭斯，蚩蚩焉偷一日之安。强盗大贼，只来双至，无日无之，登其轩庭，入其曲房，锁钥既持，奥窔毕窥，朝夺田园，夕掠财货。彼主人翁阖族之耄稚男女，为寇盗所夺攫，冻锇彝伤者不可胜数。而此老后母视之若无睹，听之若无闻，以为此固自了善法也。自其邻人视之，则悚然为之寒心，如视对岸之火灾矣。吁嗟！天下复有如此愚物哉！当此时也，为问其家族及其臣仆，委心任运，归之天数乎？抑顾虑一家之覆灭，为之设法以谋转圜乎？仆偶有所感，爰提出此疑问，以仰同人诸君子之高教。[60]
这实在是明目张胆地抨击当朝执政，鼓动体制外变革。
本来与革命党联系较多的宫崎寅藏，戊戌变法期间通过田野橘次的介绍，得以结识康有为派的人士。而田野橘次本人也早怀颠覆清廷之志。他于1890年到上海时即结识了广西南关游勇的头目聋翁陈氏，此人当为庚子康有为命为勤王正军主将的陈翼亭。田野橘次任教于万木草堂时，与奇青年罗君交善（应为康门弟子中善结交绿林会党的罗伯雅），一夕夜深，罗叫醒田野橘次，“请谈革命之事”，欲偕往广西、湖南，发动中原革命。田野橘次答道：“予虽有其志，然资力不足，请缓图之。”[61]
田野橘次指张寿波的思想为博爱主义，“非革命家，而实温厚之教育家也”[62]。其实张氏是康有为的受业弟子，卷入保皇会乃至革命党的密谋相当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两派沟通联系的重要中介。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的谢缵泰一直在香港与康有为一派谋求合作。受此影响，省港澳一带的革命、变法派分子关系不错，互相往来。1897年，东亚会的平山周到澳门访《知新报》馆，并拜访了日本汉学家山本宪，经后者介绍，往见张寿波。[63]
这时同会的宫崎寅藏在横滨拜访了兴中会的陈少白，陈知宫崎寅藏有华南之行的计划，介绍其到广州访问变法派的何树龄。宫崎到港与平山周会合，即往澳门与张寿波订交，并想借此探听何树龄的住址。“张君情意恳挚，邀集同志，设宴款待我们。他的谈论颇中时弊，足以鼓舞志士的斗志。但是每逢涉及会中秘密，便噤口不言。强自询问，他只是提笔写道：‘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向他问何先生的住址，最先他自辩和那人并无来往，后来又说：‘听说他现在住在广东某人家里。’可见他的用心是如何周密了。”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按其所提供的地址到广州找到何树龄，何对宫崎等人改善中国现状唯有革命的主张态度暧昧，指示其到香港耶稣教的道济会堂找兴中会的区凤墀。而张寿波与区也相识，宫崎等在香港，还是由张指点才找到区凤墀。[64]
作为镜湖茶谈社重要会员的何树龄，是康有为的早年弟子，曾十年馆于康家，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为兄弟之交，同居十载，抵掌对足，穷极论议，故于中外之故、天人之理，亦无不究焉”。[65]1896—1898年，正值康广仁负责与谢缵泰联络两党合作事宜，何树龄显然是知情人，曾代表维新派致函孙中山，表达群贤公意。孙中山与何树龄似也相识，说：“彼胆小心细，弟深知此等之意非彼一人所敢言也。”宫崎寅藏问其是否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孙答道：“未与。彼无此等胆略，但甚有心耳。”[66]
作为两派的中介，张寿波后来继续与革命派联系。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原计划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协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在所乘坐的法国轮船“烟迪斯”号旁的一只舢板上，兴中会干部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和平山周等人会见，并开了一个钟头的会议。与会者中赫然有张寿波的名字。会议一方面传达日本政府答应支持的信息，一方面决定开始积极进行武力反清的准备。[67]关于后者谢缵泰没有提供详细内容。据冯自由称，包括惠州发动、广州起事及暗杀、饷械接济等项准备及相应的人员配置。[68]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不是核心骨干成员，决不可能与闻其事。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与革命党的关系也相当深。廖平子说该支部标明宗旨“为联络中、日、韩三国人士感情，实则以测绘地图，侦探军情，联络同志，勾通绿林为事”。除日本人外，邓荫南、苏绰南等人参与其事。“是时工作颇忙，因先后影绘虎门、黄埔诸险要及各衙署形势甚夥，联络绿林计划。”[69]此说确有所据。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日记称:
邓荫南在省城附近，是福字军的哨官，另外，在河南缉捕里有他的同志。他率领着约九十人。林信贤、吴苏[义、羲]如，都在省城。此外，有一个英国人名叫莫克鲁克，他是孙的人。上述三人都是原来由原江[口]闻一介绍给平山等的。有人说他们是已与官兵联络好了，实际上是不确切的。[70]
邓荫南、苏绰南、吴义如均为孙党，庚子与史坚如筹划在广州起事暗杀，策应惠州起义，苏负责运送军械，吴负责运动防营士兵反正，邓则总司其责，策反军队，联络绿林。据说原口闻一还和兴中会员一起往见刘永福，说以种族大义，请其归附帮助。刘答应赞助。[71]英国人即摩根，1896年与孙中山相识于伦敦，1899年来华，来往于省港间，协助邓荫南、史坚如诸人办事。[72]1900年6月，曾随孙中山前往南洋。[73]田野橘次在《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提及摩根，将他与宫崎寅藏相匹配。
廖平子又称:
时会员朱通儒、杨肖欧，文士也，谓谋思潮广布，须藉宣传，遂开办旬刊，名为《嬉笑报》，自为主笔，而嬲原口闻一为社长。讵《嬉笑报》一出，即为清吏侧目。盖报虽以嬉笑为名，藉免纵谈时事之嫌，但嬉笑之甚，更有过于谩骂者。遂以毁谤朝政，莠言惑众为罪，派兵围宝庆新街会址，幸党人已闻风遁去，只余二三日人，清吏无奈，牒请日本领事，将原口闻一逮解出境，勒令东亚同文会解散。[74]
杨肖欧为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助理笔政，后来又负责附设于《中国旬报》的“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讥刺时政”，“是为吾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朱通儒和原口闻一则经常到《中国日报》社谈论。[75]井上雅二称朱通儒“与省城附近的有志者、壮年有志者以及武官有所联系”[76]。据井上雅二《支那に於ける新闻事业》记：“《东华报》上年发刊，《嬉笑报》起后不久，即被停刊。”[77]
朱、杨二人与《东华报》创办人朱淇关系极深，一是其亲侄，一为其门人。而朱淇原是兴中会员，曾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密谋，因其兄告密，为其他会员追究，脱离会事，改取缓进主义。[78]他先后在广州办《岭学报》《岭海报》，又与香港《通报》合作出版《省港通报》，支持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暗中与革命党的联系仍多。1899年5月陈少白筹设《中国日报》时，曾打算接手香港濒临倒闭的《通报》，该报据说亦由朱淇的门人主办。[79]朱的门人杨肖欧先后随其主《岭海报》《省港通报》笔政，《嬉笑报》“抉时政之缺失，嘻笑怒骂，文字诙谐”，被认为是广州报纸诙谐文字之始。《中国旬报》附设的《鼓吹录》从人脉到形式、风格、旨趣，均与之一脉相承。《东华报》被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视同机关报，则通过朱淇等人的关系，广东支部容易联络革命党。
此外，广东东亚同文会支部长高桥谦也与革命党有所联系。该支部成立后，史坚如往访高桥谦，“意气极相得，力劝东游，谓大可增长见识，物色豪杰，且中国革命党领袖亦在日本，思往访之，遂以高桥为介，先晤港中同志陈少白、杨衢云诸人，并加入兴中会焉”[80]。1899年10月上旬，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在香港合组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高桥谦等人也与闻其事。10月29日，率领湖南会党头目赴港的毕永年致函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宗方小太郎: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81]
这时高桥谦陪同漫游欧洲归来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从香港赴上海，然后归国，宗方小太郎则由日本归任，在上海等候近卫文麿，陪同其访问南京、汉口等地，两人应在上海会晤。[82]毕永年“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事，即为兴汉会，而有关详情由高桥谦转告，一方面是因为宗方小太郎曾答应支持湖南起义，另一方面，则说明高桥即使没有参与兴汉会结盟的仪式，也必然了解详细内情。
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赴香港，动因之一，是“据东亚同文会支那支部之请求，一同到香港碰头，先作部署，对各方面进行调查”[83]。所谓支那支部，即为广东支部。该支部重视广东语教育，与孙中山或许不无关系。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与犬养毅、宫崎寅藏等议设广东语学堂，并就设于东京抑或广东的利弊有所讨论，其目的在为起事做准备。[84]孙中山6月上旬赴港，目的之一，是与李鸿章协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之事。而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也牵涉其中。7月19日，受犬养毅和平冈浩太郎派遣前来中国考察孙、康两派态势的内田良平回国后发表谈话时透露:
东邦协会福本诚（在香港）、东亚同文会员高桥贤[谦]（前此已返国）等先已知道李鸿章对改革派寄予同情，与李交涉。李因华北事件更感到改革之必要，际此对福本、高桥之说有所感动。此次交涉出现意外的好结果。[85]
冯自由一再声称原口闻一、山下稻三郎和远藤隆夫等随孙中山一起，于1900年6月乘法国轮船“烟狄斯”号到香港，参加了在舢板上举行的秘密会议，是惠州革命参谋团的成员。[86]查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各件，当时随孙中山从日本登船者名单中并无三人的名字，他们应是由广东各地就近赴港。7月1日，广东支部的远藤隆夫和福本诚、尾崎行雄等人一起在香港酒店与杨衢云、谢缵泰会晤，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87]次日福本诚等人前往西贡与孙中山会合，远藤隆夫不在其中，应留在广东。广东支部撤销后，所属成员似不再直接参与革命党的活动。
由于东亚会和同文会以往对华策略不尽相同，重新组合后，意见分歧依然存在。撤回广东支部，客观上为形式所迫，主观考虑，则是与东亚同文会的总体目标有所冲突。在“保全中国”的名义下，该会更加重视长江流域一带的利益，积极参与革政派的中原大举。在这方面，介入革命党广东密谋很深的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与东亚同文会本部干部的看法并不一致。宫崎寅藏曾经表示:
吾等最终之希望在于扶助孙逸仙遂其素志。吾为一介书生，无信望于海内外，而欲成全此事，故不得已而借助东亚同文会之势力。然而，如果该会之一举一动，均需与政府商量，则终不能成事。[88]
广东支部方面，虽然支部长高桥谦来自同文会，原口闻一来自东亚会，但该支部的活动深受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影响，以至于一些兴中会员误认为宫崎寅藏等人也是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1900年9月，东亚同文会认为宫崎寅藏等参与孙文独立计划者为原东亚会的过激派，要给予惩处。同时还解除了该会上海支部干事山田良政的职务。[89]他们两人均来自东亚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撤销，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1900年6月孙中山赴港前曾发表谈话，声称清政府对公开号召勤王的康有为派严重警惕，而放松对革命党的注意，为“我党的幸事”。“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计划要汇集众多同志，并徐待时机。”[90]这显然与东亚同文会本部的宗旨有所冲突。6月17日，东亚同文会召开干事会，研究对清政策，会长近卫笃麿主张持慎重态度，静观形势。与会者同意这一主张，干事犬养毅和佐佐友房等人还认为，应援助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南方督抚。[91]
两天后，该会了解内情的会员称：孙中山等人的南方之行非同寻常，
彼等常怀不满于同文会，同文会亦不以彼等为有利用价值。由于未能开诚相见，共论东洋之策，故不知彼等有何计划，起事之规模如何。要言之，彼等乃寄生动物，一如我国之策士，而绝非如彼等所自夸，为有大决心，真助亡命者以成就清国革命之人。[92]
宫崎寅藏等人借助东亚同文会的势力，首选便是广东支部。而东亚同文会撤销广东支部，召回高桥谦，正是担心其卷入没有把握的革命党的密谋太深，影响全局。
不过，断言东亚同文会本部根本反对带有割据倾向的地方性密谋则嫌表面化。早在戊戌政变以前，东亚会的宫崎寅藏、平山周就与同文会的井手三郎、中西正树等人频繁交往，畅谈中、韩问题，并共同会见孙中山、陈少白，商议联合各派力量。[93]至少两会的部分骨干成员在方法策略上已经达成一致。
庚子中国政局变幻莫测，东亚同文会在“保全中国”的总体目标下，不能不考虑万一清政府无法维持，如何与影响局势发展的各派力量建立联系，以保证其影响力和利益。1900年8月16日，东亚同文会电告上海支部关于临时大会通过保全中国宣言的消息，井上雅二即认为：“除了这宣言以外，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则不可知。”[94]可见宗旨与方法、手段确有分别。该会原来与南方督抚、保皇会及革命党均有所联系，这一格局正好有利于该会实行均衡策略。如果说撤销广东支部有利于该会的总体战略，那么撤出广东，则势必损害其在华南地区的利益。所以早在6月17日东亚同文会干事会上，出席者就认为：瓜分中国，早晚必至，目前应培养实力，等待时机成熟，奋力一搏，进占南方目的地。[95]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只是撤销了组织的名义，支部长高桥谦归国，绝大部分成员依然留在港澳和潮汕，继续关注广东局势的变化发展，如原口闻一、松冈好一、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等。[96]按照规定，在稍通方言和熟悉当地情况后，广东语留学生要深入内地调查旅行。[97]取消组织名义，更加便于他们的行动。
不过，原来广东支部的成员似乎更倾向于保皇会与革命党联合的大举起事，而不大赞成孙中山等人的惠州起义和广东独立。井上雅二称：“原江[口]认为平山等在惠州开始的行动是不行的，表示反对。他自己想在广西地方巩固根据地以发起行动。平山与原江[口]之间一直不合拍。”与原口有关系的广西唐景崧及其同人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欲发起行动。[98]这实际上是康有为全力取桂，袭湘攻鄂，直捣京师的勤王战略的一部分，唐景崧正是保皇会勤王正军的主帅。邓荫南等人联络的绿林区新等，也是保皇会倚赖的勤王军将。
田野橘次很早就注意到革、保双方的分歧与摩擦。戊戌政变前夕，广东革命党人与康有为一派关系紧张，宫崎寅藏和田野橘次等人居间调节，极力维护。1898年9月25日，天津《国闻报》刊登据说“从东友处辗转传抄”的《中山樵传》，对孙中山进行攻击污蔑。日本人士怀疑徐勤“大攻孙文”，且疑《国闻报》的《中山樵传》出自徐的手笔。而田野橘次对徐勤的期望甚高[99]，因此特地告知徐勤。徐勤闻讯，致函宫崎寅藏，声明与此事无关，从而平息了一场风波，使两派的联系与合作得以继续进行。
田野橘次于1899年底转到上海，任《同文沪报》主笔，与井上雅二等人一起，积极为革政派的长江大举进行活动。上海正气会成立，会址伪名为“东文译社，以田野为社主，大书揭诸户端”。他先是于1899年12月在汉口会见了刚从香港归来的与革命党合组兴汉会的湘鄂哥老会首领，继而又接受唐才常的指令，愿率海贼三十人北上，刺杀西太后，并逐尽所有奸人。田野橘次还握唐才常之手表示：“吾以革命自任，生死以之。成败不敢期，然为知己致此躬，何所踌躇之有？吾指挥此三十之同志，当打碎北京政府。”[100]后因田野橘次重病，计划流产。这时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仍然坚持联合大举，与康有为的想法有所差异。
即使在广东，东亚同文会支部也希望保皇会与革命党合作共举。1900年6月孙中山到港，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和张寿波均参与机密会议，便是两派依然保持联系的明证。只是保皇会意见分歧，康有为对此并不热心。东亚同文会撮合康、孙两党不成，广东支部成员认为孙中山一派的单独行动胜算甚微，而且公开支持建立华南独立政府的计划与该会的宗旨不相吻合，遂采取旁观的态度。不过，东亚同文会虽有一定的政见，毕竟是利益至上，因而重视成败的程度远在政见分歧之上，何况在武力勤王、革政救国的旗帜下，革命与保皇的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惠州起义失败后，原口闻一从香港发出分析报道，介绍广东三合会的分布、宗旨，以及与康、孙等新党相结托的历史，描述惠州起义的过程，分析失败的原因为过于急激，缺少武器，无人策应等，尤其强调没有应援地孤军作战，必败无疑。[101]
松冈好一在《知新报》馆，也一直关注康、孙两党的动向。1900年底，他从澳门发出《康孙两党ノ近情》的通信，报告有关情况。汉口自立军失败后，广东的保皇会员一度情绪激昂，日夜密议，准备纠合长江一带的同志，再兴武力。后鉴于内外形势，轻举难以奏功，转而取慎重态度，专以养成实力为名，努力募集保皇会员。孙派煽动三合会在惠州树起反旗，一时猖獗，颇为内外人所注意。但盗贼的乌合之众，难以成事，如今已如线香火花，陷于沉寂。革命党在惠州暴动前后试图利用勤王党的财力，频频踏足《知新报》馆，谋求两党联合，均为康党谢绝。因此孙派同志怨恨康党的无情而鸣不平。史坚如谋炸广东巡抚德寿前十天曾造访松冈好一，悲伤唐才常之死，慷慨纵谈。[102]可见广东支部虽然撤销，东亚同文会并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他们有必要避免直接参与当地的反清活动，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些活动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直到两派行动均告失利，东亚同文会才最终放弃恢复广东支部。
东亚同文会这类组织，成员的来源不一，活动有明暗两面，其在华分支机构，又与中国各派人士联系广泛，不同派系者政见、策略及活动方式往往各异，要认识其具体活动的真实意图，必须以中外各种相关的公私史料互为印证，才能去伪存真，再现轮廓，从明暗两面把握其动向。否则，坊间传闻与事后回忆，固然不足征信，单凭组织本身的文书，也很难透视暗的一面，完整地重建信史。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