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勤王运动，保皇会以武力用兵为行动方略的重心，除试图争取清军将领外，主要是利用秘密社会现成的组织和武装，“从草泽而与朝廷抗”[1]。以往的研究，目光集中于长江流域，对两湖及江淮的会党盐枭参与勤王之事有所论及，而对保皇会与两广会党游勇及盗匪的关系所知不多。保皇会将勤王的主力正军和根据地放在两广，必然全力争取当地的秘密结社，网罗了不少实力强名头响的首领人物。关于秘密社会，史料较为难得，所见多为外在的否定性片段记录描述，不易形成系统，深入内部，要找到某一具体人物或某一地域、某一团伙的连贯性资料，尤为不易，历来研究者不免雾里看花。
至于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康有为等人事后为了推卸责任，将“惊粤”的罪责嫁祸于革命党，又极力否认其与两广秘密社会的联系，使得有关史实更显模糊。其实，保皇会结交利用的两广秘密社会，不仅有广西游勇首领如李立亭、陈翼亭等，还有不少广东著名的盗匪头目，其中康有为的同乡、南海西樵巨盗区新便是代表之一。
与其他盗匪会党首领相比，区新参与革、保双方的反清密谋时间较长，关系较广，留存的资料稍多，经过十余年的寻访搜求，可见大体轮廓；而且所得不仅限于某一方面的记载，可以相互比勘印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个案反映出晚清地方社会权力资源分配经历了大幅度的复杂变动，盗匪势力过分膨胀，但并不完全脱离地缘和宗族（至少是形式上的血缘）联系，破坏了原来官权与绅权互为协调补充的机制，社会控制乃至整个统治秩序陷入极度紊乱。连官场中人也明确认识到，如果不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清政府将无法继续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
清代广东盗匪横行，早已远近闻名，令当局大为头痛。所谓:
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2]
赣人文廷式的感觉是:
粤中盗贼太横，将来不知若何？离城一里便是畏途，非可久居。[3]
所以广东虽然交通海外，物产富庶，商贸发达，却为官不易。为了对付盗匪肆无忌惮的活动，维系统治机制，各级官府采取了多种防范和压制措施，清廷也十分注意广东盗匪的异动。
区新的活动进入清廷的视线，最早是在1899年9月。9月3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等:
有人奏闻广东南海县西樵、大同、吴村等乡，贼目李昭、傅赞开、区新聚党数千，潜谋作乱；又闻肇庆府西江一带，有劫及轮船情事，著谭锺麟、鹿传霖严密查明，如果实有其事，应即督饬文武员弁，认真查拿惩办，毋任聚众滋事，并将办理情形，即行具奏，以靖地方。[4]
不过，区新一伙形成势力，对广东当局的统治构成威胁，则至少从一年前已经开始。
区新，广东南海县上金瓯堡人，其地在西樵山西北，与三水县临界，堡内各村总名为区村，共分小村16，其中10村为区姓。[5]有报道说：“南海区村附近西樵，宗族繁盛，盖富乡也。该乡向例每届三年约内神庙赛会巡游，极为庆闹”，还要招演梨园名班搭台唱戏[6]，照常理并非盗贼滋生出没之地。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恰为盗匪丛聚之区，南海尤盛。光绪初年任南海县令的杜凤治在日记中称:
广东盗案之多，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六大则以南海为多。[7]其中西樵更是盗匪渊薮。据称:
广州南海属有西樵山焉，跨南海、三水两邑，绵亘数十里，环山上下，凡数十乡，向为盗贼丛聚之区。年中劫掠之事，已不胜偻指，而以区村一乡为最。有盗魁区辛者，常招诱其族人及乡邻悍匪，四出掳劫，为患乡里。[8]
与之同时同地同姓的还有区申、区隆、区标等多股盗匪，而“区新为西樵群盗之魁”。[9]他们与邻近区县的其他盗匪如潘亚桂、陆畅、傅赞开、廖珠、廖隆等互相勾结，活动范围向四周伸展，尤其以西江一带为重点。加之珠江三角洲民风强悍，械斗不断，又地近港澳，军火走私历来严重，甚至有设店经营，以为图财之道者。如与顺德交界的南海沙头乡，“向有匪徒在该处私设铺店数间，暗中售卖军火，各乡械斗及盗匪所用军装，多在该处买来，最为地方之害”。因社会需求大，利润高，官府屡禁不止。[10]南海县境内多处地方，盗匪“明目张胆，各持快枪，结队往来”[11]。
1898年，清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督清乡勇捕治积匪，至其乡（区村）指名按捕，封其祖祠，押其绅耆，反为其族绅某京官贿御史揭参其勇扰民，遂撤差去”[12]。关于此事，《申报》的报道可以提供旁证：“水师提督何军门长清统带勇丁往各乡查办各匪，只以所部良莠不齐，遂致迭次肇事。去年南海区村劫案，乡人指勇丁所为，禀诸军门，未经准理。迨来省上控，大宪虽示明白批示，然未免不悦于心。近日九龙新辟租界，士人向英人滋闹，归咎军门办理不善，现已具折奏参，恐难久于其任也。”[13]则扰民不过是撤差的前因。
清军的剿办既然不能奏效，“于是区辛益纵恣无忌惮，召集至数百人，联络声势，复与其附近之著匪傅赞开合伙。傅固著名巨匪，老于盗中，为众盗所推服者也，从党甚盛，与区既合，自是恒窜扰于西樵附近九江、沙口、河清之间”。河清上接三水河口，直至西北二江，下通新会、顺德二县，与鹤山、高明两邑隔一水对峙，“实为形胜便利之地。区、傅盘据其间，控水路通衢，官兵至则他窜，绝不拒捕。若困之急，则又渡海窜入高明界。高明山岭丛密，官兵不能穷捕而退，退则彼又复回故处，故出没无常，商旅过者，必劫夺竟尽乃已”。[14]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结构，政府官僚体系相对简小，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与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的有效结合。一般而言，盗匪为脱离社会常态秩序或被社会所抛离的人群，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盗匪，则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地缘与宗族关系。他们并不完全脱离本乡本土，虽然在官军的压迫下不得不四处避匿流窜，原籍仍是其重要的活动基地，甚至往往是最后的藏身之所。其骨干和从众，多由同族同姓之人充当，大小头目更多是亲属。不仅如此，盗匪还以威逼或利诱等形式，利用宗族组织为其作掩护，与官府周旋。一些劣绅则乘机与盗匪勾结，在地方为所欲为，成为盗匪的合法护符。1898年何长清进剿反被区氏族绅控告扰民，可见宗族关系的庇护作用。
1901年，任南海县令的裴景福会同委员查办清乡，在西樵出示惩办当地某绅，指“近年沙东、区村匪徒猖獗，咸以大岗墟为巢穴渊薮，抢劫之案，日必数起，凡乡民趁墟卖丝买物，无论多寡，无不遭其拦夺。其附近各乡，户小丁单，家资殷实者，该匪探知，无不纠众行劫，纵横数十里，大小数十乡，真暗无天日，不成世界矣”。究其缘故，则因兴贤局某绅族大年尊，主局多年，案积如山，从未禀攻一匪，捆送一盗。其他小乡小姓，不敢与抗。乡民告则勒缴花红，若无花红，则将捆送前来的匪徒释放。以致民怨益腾，匪胆益张。后复以办团为名，开一票厂，聚集匪徒，纵之抢劫，回厂公然分赃。结果大岗墟生意较往昔锐减六成。官府只好拆厂换人，并将该绅之子拘押，以示惩戒。[15]
不过，盗匪势力坐大，引起直接利益冲突的首先还是地方士绅，少数人能够从中获利，多数则受到威胁损害。1899年4月，南海西樵绅士以“四乡盗贼孔多，往往入黑杀人，风高放火，横行市井，莫敢谁何。日前大宪委派何军门长清，统带各勇下乡清查，匪徒即闻风远扬，然未几仍恣横如前，终未能根株尽拔”，“深恐首恶不除，终为后患，特来省具禀督宪称：有积匪区新、李昭、傅赞开等，匿迹邻乡，时思伺隙蠢动，求派勇剿除，以安闾里”。[16]。西樵局某绅被区新、傅赞开等率众滋扰，被迫逃至省垣，“禀请大宪拨勇前往弹压。大宪以刻下勇单饷绌，不敷分派，谕令回乡联合乡团练勇，以备不虞”[17]。
官府推卸责任，士绅同样无能为力，“南海县著名各巨匪自经大宪派员严密缉查，即衔局绅刺骨，时时与之为难，甚且骚扰市廛”，使得一些地方闭门罢市。“日来公局悬赏购拿，谓能拿获匪党者，每名给赏花红洋银二千元。匪党闻之，复向局绅索取此款。局绅无奈，避匿无踪”。[18]
官绅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盗匪横行，于是谋求合力。1899年6月，广州《博闻报》报道说：“西樵同人局绅董黄德华等，以土匪区赤肋申等纠党横行，具禀抚辕，请即派兵弹压。”广东巡抚鹿传霖批示曰:
据禀区赤肋申、区标各匪，在西樵一带纠党横行，请添兵驻扎江浦，以遏乱萌等情，不为无见，现在举办保甲团防，原以佐兵力之不足，古人守望相助，洵属良策美意。今匪党猖獗，为该绅等桑梓切盾之灾，亟应认真整顿团练，自卫乡里，加以派去关都司等所带营勇数百名，亦不为少，俾即会同设法分头查缉，将著名盗匪悉数拿获解办。果能官绅合力，自不难逐渐剪除匪类，以靖地方。[19]
南海开办保甲团练，由来已久，1898年底，再度奉旨办团，“义主寓兵于农，期于人尽知兵，以树自强根本”。所定《南海县保甲团练章程二十六条》，强调此次办团与寻常取效一时者不同，必须官绅合力，以官率绅，以绅劝民，“团练必托始于保甲”。具体办法是：县分九属，各乡设一大团，以各乡局绅为团绅，各项事务由各绅会同妥议，禀官给谕。并针对盗匪与地方宗族组织联系密切的特征，总结历次办团无效的原因，在于“各乡虽有图甲，户口迄未清查，此匪徒所以得而托足也”。因此须由团绅督同各乡绅，挨户详查各户位置、家长、人口、性别、年龄及壮丁幼丁数目等情形，发给牌照，使盗匪无法藏身。[20]
不过，从盗贼横行无忌的情形看，该县官府只是“虚应故事，并不实力奉行”。有鉴于此，鹿传霖“特饬南海县杨邑尊加意整顿，不得视为具文。邑尊接奉严谕后，即与绅士筹商，想不似从前之玩怠”。[21]
地方官府的亡羊补牢，似乎为时已晚。9月，清政府接到奏报，“据称广州府属西樵一带，巨匪区新等聚匪千余人，布散各处，联盟拜会，恣出劫虏”[22]。这时官绅相互维系的统治链条已经断裂，不仅失去对于社会的应有权威，连自身的生存安危也成问题。香港《循环日报》报道:
南邑西樵土匪不靖，官绅筹剿筹防。兹闻大岗墟有质库，系某大绅之业，日前匪辈致函打单，绅未允所求，惟止当候赎，以避其锋，仍照情禀官，请兵剿办。匪由是忿恨益深，现在匪势日恣披猖，官兵剿办未能得力，绅惧祸生不测，闭歇质库，禀缴牌照，避地他去。[23]
而官兵剿办不力，原因之一，是其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署顺德县李家焯卸任，贼来打单，无所忌惮，民不堪扰。”[24]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时，李家焯任缉捕委员，对于破坏起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清政府官员中可称能吏。区新等人居然向他勒索，可见社会治安败坏不堪之一斑。
对于地方治安，官吏历来尽可能地敷衍了事，以免遭到牵连追究。然而一旦遮掩不住，同样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乃至身家性命，便不得不奋力一搏。南海县令杨荫廷知道大事不妙，亲自“督带全班缉捕快壮差役及清乡营勇二百名，驰诣杏头乡，驻扎社学，随与乡绅妥筹剿办之策，即于十四日之晚亲乘小轮，溯流详览形势，即回行营，会同关、石二游戎分派勇役，握要堵截，相机进攻”[25]。随行还带有站笼一具，刽子手二名，“如获正匪，即就地正法”[26]。经过一段时间的督剿，似乎有所收效，两广总督谭锺麟奏报:
本年六月间，据报南海县西樵吴村等乡有匪徒结党滋事，掳人打单，并枪伤团练局勇。臣立派参将石玉山、都司关贵昌、副将沈棋山共带勇七百人驰抵吴村陆公祠，捕获匪党谭亚巨等十四名，搜出炮码刀件，讯系吴村陆亚乾、区村区新、罗村阮亚务等为首，未获。蛋家堡为匪巢，有蓬厂十八座，当即烧毁，起出白布红边号褂两篓，英美堂木戳一颗。臣因首匪在逃，缉捕不容稍懈，复派副将郑润材率安勇靖勇各五百人驰往围捕，至太平沙遇匪互击，伏匪由蔗林放枪，哨弁李来保被伤殒命，毙勇二人，伤三人，我勇毙匪十数人，生擒区充裕等八人。旋据郑润材以罗格围罗姓顽民尤为猖獗，潜伏桑林，拒毙各营弁勇十八人，伤者三十三人，禀请添兵剿办。随派提督刘永福率福字四营续往督剿，攻破南庄，焚毁匪屋，获匪九人，交县审办。该处道路纷歧，各匪四散逃逸。在事官绅，始则张皇请剿，继则以衅起械斗，代求宽办。臣谓无论因何起衅，伤毙官军五十余人之多，不痛加惩创，何以示后？更难免兵去复聚，为害地方。郑润材开报匪名罗姓最多，李昭、傅赞开亦在其内。现在罗姓绅耆具结交匪，将刘永福、石玉山各营调回，仍留郑润材、关贵昌各营在乡，设法购拿各匪首，按名悉获惩办，以绝根株。此南海县西樵各村办匪之情形也。[27]
奏报所称英美堂，应为英义堂，1904年2月3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报提及1899年“官兵捕获匪党，起出号褂及英义堂木戳”时注明：“英义堂者，即区新所称”[28]，也就是当时区新联盟拜会的堂口。
此番进剿，虽然抓住了一些从犯，但主要首领均逃逸，还伤亡了不少营勇，令清廷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广东为海疆要地，若如所奏，各处盗匪猖獗情形，亟宜赶紧剿办，以遏乱萌”。谕军机大臣“着谭锺麟、德寿简派得力营员，扼要防扎，实力剿捕，并饬举办乡团，严密稽查，以清盗薮而卫民生”[29]。不久，清廷又两度就办理土匪和团练事宜降旨两广总督谭锺麟：“广东盗风素炽，务须认真整顿缉捕，随时惩办，以靖地方，毋稍大意。”“著分饬各属，实力举办（团练），毋得视为具文。”[30]
清廷连降谕旨严词督促，当是对地方官员处理盗匪事宜时欺下瞒上的一贯手法有所认识，实际情形果然比奏报所描述的更为严重。而且奏报多有不尽不实之词。如进剿过程中伤亡惨重，有的并非盗匪拒捕造成。南海县为了捉拿巨盗，“将广毅军移扎官山墟，俾势成犄角，以资镇慑。各班差役则分居艇上，寄于河干，按时分队出巡。所有差艇均就鹢首排列枪炮，藉壮观瞻。讵前日某艇猝被风浪掀播，各枪纷然倾跌坠落，舱中有九响连枪，满藏码药，机捩触动震发，弹丸纷飞，帮役某甲驻足船旁，恰中要害，当场毙命，并有二役亦为流弹所伤，唯幸不致命耳”[31]。这些意外当也一并计入战斗伤亡之列。
瞒报以外，更有令人“不特可惊可骇，直为可惧可危”之事，即所谓“离奇变幻，劫掠翻新，竟有以盗贼之行，而为官吏之事，以地方之患，而反为商旅之安”。原来盗匪劫掠，除强为抢掳之外，有所谓打单，即临时定额勒索。无论官商，均成为打单对象，已经显示盗匪势力之盛。1899年底，南海、花县等地盗匪“乃别出新法，勒收规费，谓之行水。凡商船出其水道者，无论为何种货物，必定额抽缴。西北二江，为全粤米、杉、柴、纸四种之大源，而区、傅所握之处，又为运载四种货物船艘所必由之路，故每米船一艘，区、傅必按其大小，勒缴行水数百圆，许其保护，永无劫掠。如有差失，刻即赔偿，柴船亦然。至于杉行，闻其已与北江总行订定实纳四千五百圆；其西桅尾等杉之杉排，订定实纳二千五百圆，允许保至明年正月十日为止，谓之一届。外此轮船拖渡，每一艘或五百圆三百圆不等，其人力车渡，及杂货商船，则以次降杀，大抵无一能漏免者”。本来“行水之名，粤盗所旧有，又谓之打单，然不过偶间为之，无常例，无常地，亦不敢公然标明，如今日之所为也”。
更有甚者，各地盗匪还依据势力大小，划分范围，如“花县著匪汤春者，亦盘踞于番禺、花县一带，勒收行水，与区、傅一例，各划定势力圈，不相侵犯。凡如此者，尚有数伙，不甚著，然将来或通而合之，则不可问矣”。其勒收行水的行为，并非秘密进行，而是公之于世，甚至张贴告示，如汤春所发布的告示云:
大统领汤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统领征收行水，均按生意大小，著为定额，决不过苛。尔各商船既纳行水之后，本统领必力为保护。如有人将尔等商船抢劫，则本统领力为追究。如不能追回货物，本统领亦必照尔等所失多少，如数偿回，断不令尔等有亏血本，决不食言，切切特谕。
由此可见，盗匪坐大，已经使得官绅一体的统治秩序分崩离析，盗匪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掌控者。《知新报》对此痛陈四大危害，其一:
米、柴、杉、纸为粤人日用之大宗，而皆仰给于西北二江。近来厘金经费加抽成数，名目繁多，物价已比前涨增过倍，今又复加盗贼之抽收，凡此四物之来源，势不能不出其地，即势不能不缴纳行水，而其行水之所出，势不得不派敛于货价（现杉行已定每价一两抽银八厘，米柴二行可知亦然），而货价不得不增涨以为抵偿，是使粤商无异增一厘金之额，将来百物踊贵，小民益难以觅食，惟有流为盗贼，为区、傅之遥应耳。[32]
稍后李鸿章督粤，因柴价过昂，贫民难以为生，委派专人详细查察，知“柴薪之贵，半由河道不靖，匪人打单行水，节节强索所致”，又因南海、顺德二县的五百余家缫丝厂，每厂日需500斤柴薪，每日共计需二三十万斤，而来源日见其稀，市价因此昂贵。土匪一时难以平靖，只好下令各缫丝厂于九月至明年二月间一律用煤，不准收柴囤积，以平抑柴市。[33]
危害之二:
盗贼行径，向来劫掠所得，即按份均派，不留盈余，其人又极挥霍，不事盖藏，故随得随散，无以聚大伙，无以屯粮械，卒不能为大患。今区、傅悉变其面目，掳掠所入，留其盈余，以为公积。按其岁中船艘过往，何止千数，以一艘勒收三百，扯计已不下数十万。况镇埠市集，复有所勒，四出劫掠，亦复不赀。统而计之，年中所入，胡可限量。苟持此道以久行之，何难揭竿大举。天下事只患无财，彼既有此财力，即不能禁其妄想，况穷民遍地，人心思乱，彼一举招之，直旦暮间耳。
危害之三:
从来盗劫之案，官吏皆以为司空见惯，日日严饬捕盗，却未尝一日能绝盗源，亦未尝见真有大患。故官吏所最惧者，惟明目张胆，攻城掠邑，关系于一己之参革处分，不能不达之于天听，故不得不为着急。若除此之外，彼则以盗劫之案例之，惟有循行保甲团练之常例以塞责。至于保甲团练之俱穷，则听其自生自灭，以为向来固如是耳。今区、傅所为，不遽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兵来则去，兵去则来，官吏以为强盗结伙，非同叛逆，可不至为我官守之累，即不必费我剿捕之劳。彼盗于是乃得从容蓄聚，无所顾忌，定额征税，俨同国法，拥众号召，以厚党援。久之，毛羽既丰，乃一发而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至此，为官吏者始着急而谋剿捕，则已不可收拾矣。
危害之四：“凡举非常之事，最难得者人心耳。”区新、傅赞开等人虽然没有当年洪秀全之势，
而有洪逆之狡，彼征取行水，以保护商旅为名，虽其所勒收第出于迫胁，然其坚约守信，赔偿不误。商人纳厘税于官，而官未能保，反或为之扰者；纳行水于盗，而盗保其不失，且能赔偿，是商之信官不如其信盗之足恃也。商既信盗，纵非本心，惟习于安便，则必乐出其途，盗亦或更设别术以要结之。他日一有举动，彼商人或怵于积威之渐，或服其约信之坚，或习于往来之狎，或倖于祸患之免，必有为之接济，为之驱使，为之托庇者。财多则势厚，众集则心雄，吾恐金田之役，不能谓其不可复见也。
为了维持局面，广东地方官府除派兵进剿外，也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令每艘渡船设勇四名，以为堵御；凡客人搭船，必先搜检。又有查禁携枪之令，有入夜各街闭闸之谕，但是或毫无效果，或干脆无人响应。如禁止携枪，盗匪早有防范，不会因禁令而放弃，“是禁枪只可以禁良民，而不可以禁盗，适为盗成其专利而已”。入夜闭闸，为向来成例，劫案并不因此而减少。
至于渡船设勇，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扰民。因盗匪“其聚伙常数百人，其器械皆新式快枪，其劫渡每用轮船，不需小艇，其一日常劫数船，不取一艘。以区区四名之额勇，无论其怯懦无用，即使其奋身捍御，而寡不敌众，已万无能胜之理。又况勇之工食，由渡船供给，每一名年需百圆，此四百圆之数，以生意几微之乡渡，岂能筹此巨款。即使能筹，而又不能保其能御盗，则不如宁纳之于盗，其数尚少，而可以保安之为愈也。故大吏屡出诰令，严词批斥，而竟无有应之者”。
论者以为，这些措施“实大吏之不通下情，不审时势，当一筹莫展，无可设法之时，而故为是责难之举，以为塞责耳”。并进而指出：“治法以本原为主，今日百政废弛，工艺不兴，商务不振，民穷财尽，迫而为盗，而官吏又无东西国警察巡捕之善法，徒坐视其扰害闾阎，酿成大患，竟无一策以处之，此实谁尸其咎哉。”[34]
在此情形下，广东地方不仅成为盗匪横行的世界，而且其活动日益上升到台面，虽然非法，却已公开。区新、傅赞开劫掠新会县瑞生当店时，“乘三人肩舆入村，督率攻劫，乡团练勇，无一敢出”[35]。到1900年2月，区新、傅赞开等“日形猖獗，地方缉捕，莫奈伊何，匪等遂将一切行水，从容议妥，竟无有过而问之者”。西江桅杉排行与两盗订明，每年愿纳行水银万二千元，保至光绪二十六年底。其银按月交清，地点或在省佛陈龙，或在梧州肇庆，届时由盗示以所在，依期交纳。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
是日立约时，傅、区两盗，各架紫洞艇一艘，后随以小艇数十号，至小唐沙地方，彼此换约既迄，随又与北江杉行在沙头地方立约，每年共纳行水四千元，先交一成，其余限至明年九月，分三次交楚。旋又有四会、沧江、广宁、怀集等处杉行，亦与该盗立约，每年行水约一千二百元。盗等随各给以凭据，小旗一枝，上画狮形。其约内则声明：嗣后如有被劫，不拘赃值多少，均由该盗如数赔偿。
报馆因而叹道:
此岂各商人之帖耳输服于盗哉，无亦以官失其权，盗得其义，与其向官问盗，而官不能为盗之雠，曷若以盗为官，而盗反得任官之责。坐是为丛驱爵，为渊驱鱼，即一类推，而中国民情携贰，上下解体，又何待外人召之饵之劳之集之，而始知其有无穷之患也哉。是则中国之大局兴衰，可以决矣。[36]
广东盗匪势力不仅能与官绅鼎足而三，在基层社会甚至一方独大，引起在海外结成保皇会、谋求勤王救上的康有为等人的注意。
康有为与区新虽然同为南海西樵人，活动时代也相近，但两人的社会身份相去甚远，彼此毫无联系。如果不是戊戌政变和勤王密谋，两人之间不会出现相互需求的背景和条件，也没有联系的必要。不过，西樵既为孕育康、区两人共同的社会环境，彼此也当有所耳闻。1898年底，在戊戌政变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康门师徒经历了短暂的愤激彷徨，受唐才常等湖南志士的催促，决心鼓动武力勤王。其行动方略，首先注重两广。广东方面，由梁炳光、张学璟负责经营。此外，由于保皇会在港澳设立联络协调机关，以为总局，因地利之便，又有乡里地缘关系，对广东格外关注。他们事先缺乏相应的准备，欲诉诸武力，只能利用现成的社会组织和武装力量，民间秘密社会便是其首要选择。
康有为解释“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的战略构想时强调：广东“各府县皆有倜傥不羁之土豪，若能收罗而抚之，则此辈俱为我用”[37]。保皇会为勤王事宜编制的电报密码中，便有“422现豪杰归附者颇多”“427△△地大盗若干人已收之”“428大盗会党已运动七八成”，以及“676花县巨盗”“678西江巨盗”等条目。[38]
据岑春煊后来的奏报，区新曾于1899年“受逆党嗾使，潜行入京谋刺某大臣，事既不成，改易洋装回粤，勾结会匪，伪立‘新广东志气军’名目，语多悖逆，乡愚被其煽惑，声势甚大”[39]。此说如果属实，则区新与保皇会的联系，自1899年已经开始。戊戌政变后，逃到香港的康门师徒在宫崎寅藏的激励下，尝试北上入京刺杀西太后和荣禄，有关行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如果区新真的参与过此项行动，接洽联络之人很可能是万木草堂弟子罗伯雅。罗字润楠，广东番禺人，“性豪侠，仗义气，善结交绿林会党”[40]，“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41]。从此区新成为保皇会勤王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
1900年2月，保皇会确定用兵方略，虽然康有为“前后俱注意于西”[42]，港澳总局办事诸人和负责广东方面的梁炳光，坚持在东，不肯向西。梁启超等人也质疑康有为西向的战略决策，认为无论如何，应当重视广东，“先取粤与否，为一大问题也”[43]。取粤须掌握武装，保皇会的做法是派人到广东各地聚人办团，联络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梁炳光为横滨福生泰号少东主，热情有余，能力不足，又不熟悉广东各地秘密社会的情况。另一位负责人张学璟，广东宝安县人，与罗伯雅同为万木草堂弟子中以交通会党绿林著称者[44]，联络区新等人，很可能由他担任。
区新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自立会名单和保皇会的电报密码中，其地位却相当重要。1900年5月底，因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告以西南各省联络妥当，请定期发动。康有为闻讯大喜，下令全力向西。所开列“入西办事”的九名将领中，就有区新，位置仅次于勤王正军主将陈翼亭，列第二位。康有为告诉港澳总局的办事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具体计划是：扫地卷众袭桂后，“以正军大操一日，然后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据电局以惑观听，收军装局及三营七百防勇之械，以分给正军及区、傅之军，留桂一日，即卷甲疾趋袭长沙，尽区、傅、李立亭之军分作二三队皆行，至此时也，军械将近二三千余，力愈厚矣。……翼正军数千人作为官军，至全州封船下袭，昼夜并行，四五日可至长沙。有区、傅作二队，陈、李作三队，唐作后劲”，进而破长沙，占武昌，趋襄阳，取京师。[45]
依据保皇会的部署，长江、广西和广东为三个战略主攻方向，广西的陈翼亭为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江淮的徐怀礼为重要响应，广东方面，一度被列为战略重点，康有为开始觉得力量不足，“故全力图东栈”[46]，只是邱菽园主张西向，他也认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仍对广东有所寄望。不过，经营广东虽然投入力量多，活动时间长，联络了不少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能够落实的却不多，因此行动起来不得不以区新、傅赞开等人为依靠。在1900年5月底康有为决定弃东而西之前，保皇会一直以广东为主要基地，梁启超一度还有开府于粤或武昌、金陵的权衡，并建议取粤为上，请康有为决定以某军取粤，则亲入某军，并以该军为正军。[47]则区新等人很可能是首选之一。
正当保皇会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备时，清政府方面出现变动，使得区新等人的活动陷入困境。1899年12月，清廷为了镇压保皇会的活动，调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1900年1月，李鸿章到任，他对清廷打击海外保皇会而采取的一些过激措施态度消极，而对平靖地方却毫不手软。对于保皇会与内地盗匪勾结谋乱之事，尤为关注。区新等人的势力膨胀及其动向，受到严密注视。
自立军起义后，刘坤一、张之洞等分别致电英、葡两国驻上海总领事:
近来大通滋事，湖北会匪蠢动，长江一带，凡各种会匪，明张揭帖，云：奉南海康有为之命，派妥人至粤密探，知康有为令著匪区新及三合会匪首潘新桂、联合各省会匪，欲在两湖、苏宁、上海等处起事。粤省乱党极多，均在澳门《知新报》馆为拜会聚义之所，其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树令、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等，往来香港、澳门，勾结党类，谋乱地方，若不查办，必为北方拳匪之续，有碍东南大局不浅。务请电达贵国政府，速由藩部严致香港、澳门总督，密为查拿拘禁，免致蔓延。[48]
稍后，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
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49]
可见官府对区新与保皇会的联系及其密谋等情形早已注意。这也印证了区新之于保皇会广东部署的重要性。
西江盗匪活动猖獗的情形也引起英国的高度关注，英国驻广州领事拟定《西江弥盗章程》，表示英国海军愿以兵力相助，华官无庸出费，欲趁机染指广东内河权益。李鸿章一面婉拒，一面答应认真查办。[50]为此他剿抚兼施:
莅任以来，察悉粤中盗贼猖獗，劫案频闻，若不严办匪徒，无以安靖地方，随设立营务处，并缉捕总局，为缉获匪徒讯办之所，并派员分作五路缉捕，委司道为总办，水师提督何长清军门、陆路提督刘邦盛军门、马惟骐镇军、黄金福镇军、郑润材副将、潘观察培楷，分为各路缉捕。四营将官，在省为会办缉捕事宜，现下各员分营募勇，已陆续成军。何军门麾下营员，带队已至南属，会同郑协戎麾下营弁，缉捕樵匪；黄镇军麾下之信勇，已往芦苞、清远、北江一带，剿捕匪类。闻何军门之营员，带队至南海，探悉区新偕伙匪十余人踪迹，随往围捕。讵区新先已逃脱，仅获其伙匪三名，毙其四名。现官军严密踩缉，除暴安良，想在此一番振作也。[51]
军事打击奏效后，李鸿章又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他以为非添设勇丁水陆缉捕不能清盗匪之源，而添设勇丁必须保证饷项，为此“姑准番摊纳缴饷项，以为一时权宜之计，而盗匪果由此潜踪，闾阎安堵”[52]。他还委派刘学询等负责招降事宜。在官府的运动下，与区新意见不合的李昭先期倒戈，“纳款投诚，自愿擒区赎罪”[53]，并带领清军紧密缉捕，迫使区新、傅赞开等逃往鹤山县境；又率勇丁百余人到鹤山龙口镇袭击区、傅所部，“大破之，获匪十九名，内有李姓、源姓、温姓三名，均系著名头目”[54]。
李鸿章离粤北上滞留上海期间，刘学询又设法将傅赞开招降[55]；与区新等人划地而治的花县匪首汤春也缴械投降[56]，使得区新陷入孤立。这时江淮的徐怀礼亦为刘坤一招降，保皇会的部署完全被打乱。康有为鉴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香港总督明确反对在广东发生任何动乱，所招揽的秘密社会首领又首鼠两端，保皇会的筹备活动靡费多而实效少，于是暗中放弃取粤乃至整个勤王计划。失去同道和依靠的区新转而与兴中会接上关系。
庚子勤王，本来唐才常、孙中山及梁启超等人协议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并举，由于康有为等人拒绝合作，兴中会与保皇会在广东的活动无法相互配合，携手并进，反而彼此竞争，甚至暗中拆台。兴中会的军事行动，虽然以惠州为根据地，目的还在夺取广州，因此广州、惠州互为呼应，甚至有广州先期发动的计划。负责广州方面的史坚如、邓荫南等人，与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合作，“联络绿林计划，亦与欧[区]新、马王海等订立条件，一旦有事，即揭竿响应”[57]。其行动计划为：联络骨干，“令阴结羽翼，刺探机密，以供驱策。羊城各要隘，以东北为建瓴，以西南为犄角，潜师袭击，分路并进，东西北三江如马王海、区新辈诸盗首，复各帅勇士数千人，驰会应合，期七月某日起事”[58]。
兴中会筹划的广州率先发动因故未能实现，区新的承诺能否兑现，不得而知。此事却牵涉兴中会与保皇会的关系。本来革保双方一直有所交往联系，而康有为等屡屡傲视兴中会，不愿合作，甚至有意无意间挖兴中会的墙角，令广东的兴中会会员产生怨气。同时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之事意见不统一，革保双方在某些方面又确有合作意向和实际联系。史坚如等人被捕后，坊间传闻其“供认听从康逆指使”，并供出同党三十余人的姓名。[59]康有为闻讯，大为恼怒，担心牵扯保皇会，“连累益甚”，于是特请邱菽园登报声明：“决不惊动故乡。”[60]
盗贼绿林的社会声誉毕竟不佳，尤其很难为保皇会的社会基础和权力来源所接受，因此康有为等在暗中联络利用秘密会社的同时，公开的舆论宣传对于区新等人的言行仍持否定态度。一旦与其公开形象不相融合的种种密谋有暴露的危险，他们便不惜嫁祸于人，以洗刷开脱自己，戊戌如此，庚子同样如此。这种态度，使得保皇会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较革命党人更加疏远一层，结果盗贼绿林游勇的首领也只是利用保皇会获取枪械银饷，这就决定了双方的合作很难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保皇会的取粤计划，除耗费大笔海外筹款外，几乎一事无成。
庚子革、保两派在广东相继失利，整个中国也从义和团事变的大乱中逐渐平静下来，这种平稳显然并不适合于盗匪的活动。此时南海县的主官换成了素有能吏之称的裴景福。裴氏安徽霍山人，以名进士为宰粤东，屡任剧邑，“所至号称难治，而睫闇治之辄裕如”。或谓“每治事与民语丁宁委婉，若恐重伤之者，而治盗恒用重典”。[61]前此在番禺县任内，一月之内破获前令积年盗劫案凡五十桩，令广州知府击掌赞叹。[62]
1899年底，南海县令出缺，调任朝阳县的裴景福署理。李鸿章到任后，认为原南海县令办事尚属周妥，无庸另行调署。[63]但稍后裴景福还是接任南海县，并且连任到1903年被岑春煊参革流放为止。任内裴景福继续显示其酷吏本色，加强对盗匪的打击和镇压，仅从《申报》的报道看，几年中公开处决盗匪的频率和人数都有大幅度增加。在南海县任内仅以站笼站毙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后共有128人。[64]内外交迫之下，区新一度不得不逃往广西梧州等处藏匿，以避风头。
不过，庚子以后，中国各种严重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依然如故，前此造成统治秩序紊乱的社会势力继续活动，清政府对待归降的盗匪又不能餍其所愿，甚至从来就不打算兑现承诺。如李昭投降后，虽协同清军“弋获匪党多名”，官府仍然认为“尚无大功可记”。[65]傅赞开降清，署粤督德寿电询在上海的李鸿章处置之法，后者答称：“战事计日可平，无须若辈效用。”于是德寿将傅赞开等108人“尽隶黄得胜麾下，建功赎罪”。[66]
盗匪秉性，本来就反复无常，受到冷遇，自然更不驯顺。傅赞开降后，西北江仍有匪人持其名片索取行水，并且开枪拒捕，将赶来镇压的安勇打伤数人。[67]当局虽指为假冒，未必不是傅氏或其部下重操旧业。与傅赞开同时降清的陆西干，被派归肇庆协吉镇军部下效力赎罪，“以为从此可以革面洗心矣。不意近日忽又纠集党羽，大开博塞之场”。地方绅士为此赴督辕禀控，粤督下令查办。[68]李昭降清后，仍向各处勒收行水，被绅士密禀当局，官府乘其因事来省之际，派人拘至五仙楼清讯。[69]
李鸿章离粤后，各乡剿匪措施有所松弛，前因粤东缉捕甚严无处容身的区新，从广西梧州潜回南海县境西樵埠，“纠合党羽，在官山海口向来往各船勒收行水”。1901年1月，被官府眼线侦悉，“报知是处卓字营管带某君，某君立即督率勇丁前往兜拿，区匪竟敢出而抗拒，互相轰击，反被枪毙勇丁一名，仍未擒获”[70]。李昭等人又再度叛清，与区新合为一股，活动范围也不限于南海一地。1901年10月，番禺某店司事关凤俦具词赴县控称：著匪区新等与其党羽设立英义堂名目，屡次致函打单勒索。[71]
由于地方不靖，为官不易，本来应是肥缺的两广总督之职，竟被视为畏途，鹿传霖以“力难胜任”再三推托，改调陕甘总督陶模，陶也声称：“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72]
1901年初，与区新潜回南海几乎同时，陶模终于南下接任。其督粤期间，对于新政改革颇为热心，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至于平靖地方，虽然不是特别用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1901年9月，南海县局绅、举人陈文蔚以盗匪猖獗、掳人勒赎等词控诸督抚二署，陶模、德寿等除径饬广州协南海县严密查拿外，下令缉捕总局半月内将陆畅、区新、谭郁、陆亮、岑剑等悉获究办，“不论军民人等，如能速将各犯获送，定即从优奖赏。绅耆包庇，查出即照窝盗论，决不宽贷”[73]
区新自李昭、傅赞开降清后，“独该逆怙恶不悛，其弟区湛凶悍尤甚，李、傅之徒既散，该逆之势益盛，枪械精利，党与众多，拜会敛财，打单掳劫，商船则勒收行水，农田则逼缴护费，广、肇两属遭其蹂躏几无虚日。官兵剿拿，俨然劲敌，屡被拒杀，迄未就擒。该逆行踪诡秘，又常往来于香港、澳门，散布谣言，摇乱人心，所以为患于粤东者已非一年”[74]。1902年4月，南海安隆砖窑接连接到义和堂著匪廖珠、廖时、区新等来函打单银若干，限期送至某处，否则炮火从事。业主无力交银，投诉于局绅陈文蔚，后者再度赴省向各衙门禀告。[75]
1902年的大明顺天国密谋，官府也认为“为首者实著名巨匪区新、刘大婶，招集逆党数千人，约期作乱”[76]；参与其事的苏焯南等人，则是1900年兴中会谋取广州计划的执行人，与区新等有所联系。据说区新在官府的追捕下，曾逃往新加坡，回国后在新会崖门附近据山为巢，招纳亡命，“且区自出洋后，颇好读兵书，闻有新译之本，多方托人代为访购，其于山川险要皆测绘为图。去冬尝与他党争据某山，区登高指挥，动中窽妙，他党不谙地势，遂为所败。日前会党闻其名，特收为羽翼”。洪全福起义事败，区新再度亡命外洋。[77]
1903年5月，接替病逝的陶模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抵达广州，岑氏庚子护驾有功，得到西太后的宠信，在清末政坛上迅速崛起。他对于整顿吏治颇有一套办法，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粤督任内参革广东地方官员千余人，对于镇压民变、安靖地方也有一套铁腕工夫。清廷先后用他任四川、两广总督，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平定当地的会党游勇叛乱。
岑春煊抵任后，很快发布除暴安良示，为各地方官、各营将弁、各处绅民及被贼胁从悔罪来归之人要约赏罚条件，分别开列“各地方官当知十三条”“各营将弁当知八条”“各绅民当知六条”和“各匪悔罪来归者当知六条”，保奖结合兵团保全地方，剿除肃清匪患，越境助剿，实力练团，拿获匪首，安顿饥民，办赈有效的官吏、将弁和绅民，凡剿办不力，知情不报，扰民冒功，甚至通匪济匪者予以严惩。悔罪来归者分别情形予以安置奖赏，尤其鼓励引领官兵进剿；著名匪首若能擒杀相当著名之匪首，或携带军火五十件以上来降者，亦可免死录用。[78]是年科考，岑春煊于第三场另出五题，鹤山县士子应对的七十余人中，有六十余人力陈该县盗风猖獗，当地盗匪串同著匪区新、谭二、罗永等打单勒索，请为严办。[79]
此外，岑春煊还设法查知两广地方私运军火的三条路线，下令严密盘诘，以绝盗匪武器来源，并悬赏洋银两千元，擒杀区新。与区新同时的马王海等大股盗匪相继被清军剿灭。
岑春煊抵任之初，因广西的游勇暴动声势浩大，重心不得不倾注于西。1903年底，岑春煊从广西浔州回到广东，查访情形，知区新“生长本地，窟穴甚多，非重兵不能扼其窜越，非确线不能得其踪迹，因严饬统巡水师候补道李准重资购线，密调水陆各军，于西樵一带遥遥扼要驻扎。探知该逆掳掠归巢，确在区村，遂令各军抽队渐渐逼近”。其间岑春煊密札李准，限期一月捕获区新，后又责成把总潘斯铠，以十日为限。李、潘二人熟商，担心区新察觉远飏，不敢稍露声色，由潘斯铠派线人佯招区新投降，使其不致远逃，又密派兵勇或伪作乞儿，或扮成小贩，日夜伺区新之出入，并绘制匪巢要隘地图一册。
1904年1月2日，清军各营兵勇千余名，兵轮十余艘，拖带蛮船三十余号，驶赴三漕口驻扎。1月3日，李准下令分官山、岗头两路起岸，调齐粤义、靖勇、安勇、喜字、顺字等营，分六路（一说五路）从东西两面进剿，包围区村，“一面多张告示，晓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义，以解散其党羽”。此役官方的报告是：次日黎明，由队官潘灼文、潘斯铠、傅赞开等带队进入区村严密搜剿，由把总潘斯铠的线人引路，“得其窟穴于村内陆家塘边，李准亲至督剿，官兵重重围裹”。区新与其死党负隅死守，与清军激烈交火，相持三日之久，区新等不支，夺路欲走，被清军追擒23人，击毙一人，其余四散。区新、区湛、区满等满身重伤，旋即死去，并被戮尸。[80]
传媒的报道有所不同，《香港华字日报》称：1月3日清军抵达区村后，立传该村绅耆查究，遍搜匪巢不获，仅起出被掳候赎之潘某。各营弁禀请收队，李准不允。时有潘斯铠队中勇目某甲密禀具知该匪所在，但虑被匪报复，身家不保。李准令其将家眷迁省，力允招呼家用，并当堂书付千金之券，甲遂感激效命，带至该村山脚陆姓屋内。匪党不虞勇之猝至也，放枪拒捕，轰毙粤义军一名，安勇一名，防勇一名，伤者数名。各勇奋力围攻，当场将区新枪毙，并毙匪党区湛、区满及不知姓名者三名，生擒潘佑、区东养、区余三名，1月4日早返抵广州。[81]为了保险起见，潘斯铠亲自查验区新尸体，“足有支指，膝盖上有刀痕，手之大指曾受枪轰一边，果是真区新”。从其身上搜得相片，区新中立，左右各一人，上题“拿破仑一人千古，震地惊天”，下款署正总理人某，副总理人某某。又搜得密函一封，中有“举目山河之异”、“以茶当酒，以水当茶，与君痛饮，消一生不平之气”等语。[82]从《香港华字日报》报道的时间看，官方的报告所谓相持三日之说或有夸大。
区新与官府有深仇大恨，据说广东水师提督郑润材曾派人到新加坡招降，区新表示拒绝。有人问其何以甘心为盗，区新应道:
一人犯罪一身当，与吾死父何涉？满清官弁无能，不能将吾捉获正法，乃拆吾祖屋，锁拿吾父之木主以去，并将吾兄押毙狱中，事后宁家，已成瓦砾场，只剩下一个旧神主箱。此一生最切齿之事，宁断头，无降理也。[83]
态度可谓坚决。但其为盗依靠族人和同党，最终却栽在族人和同党的手中。《香港华字日报》所称告密带队之某甲，很可能是区龙。据说“轰毙区新，首功系区新族人区龙，其次为傅赞开”[84]。此次得手，李准和带队各官均获奖赏，区龙超免补千总，以守备补用，傅赞开免补千总，以守备归广东水师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85]有报道说：“该匪花红之多，除各处商民旧悬不计外，新悬之红，善后局五千元，李统巡二千元，南海县三千元，合计新旧不下三万元，为全省著匪之冠。若非岑制府之严厉，李统巡之认真，恐未易得手也。”[86]而据官方奏报，于原来赏格外再加赏银一万元，其余打死各匪合计赏银八千元。其来源则是抄没区新等人家产，以及严饬包庇之族邻各绅罚款赎罪，并令该绅等出具甘结，保证“该村永远不出匪人，及永远不再庇匪”[87]。
岑春煊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优势兵力，虽然可以一举铲除区新这样的积年惯匪，却仍然无法根除匪患。两个月后，有报道称:
西樵著名匪首区新拒捕殒命后，其党凶焰未衰，仍向往来客商抽收行水银两，一面指拨款项赡其妻妾。如尚不足，则勒令富户捐资助之。[88]
一年以后，西樵乡一带依然匪患甚炽，“经江浦行营认真搜捕，在各乡拿获著匪多名，及起获被掳乡人十余名。现闻各官弁查悉匪踪，往往潜匿于各糖寮，因议将所有糖寮分别清拆，责成寮主不得寓留闲人，俾若辈无从藏匿”[89]。在岑春煊幕府中任事的高凤岐函告汪康年:
东省著匪区新等五大匪，皆累年悬赏万金者，虽已尽锄，而小股仍未靖。欲去两粤之乱，要从吏治、民生、路矿、农工入手，但非真变法，即不足以语此。而目前救民水火，亦不能不治标，奈何奈何，为之奈何！府主焦忧日迫，故时愈时病，终难复元。尊书所关切处，已一一备述，徒多叹息而已。……国气不振，稍有人心者皆有不能终日之势。[90]
此说算是触及根本。但这不仅超越岑春煊的权限范围，更超出其能力所及。有心救上，无力回天，留下的悬念只是清王朝何时垮台，以及人心尚在的官吏如何寻求应变之道。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