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因内外形势骤变，保皇会加紧行动，公开揭出勤王旗号。义和团事变起，清政府对外宣战，为应付复杂局面，令各省督抚派兵增援，等于下令勤王。同一旗号之下，朝野双方的行动目的截然不同。即使参与保皇会勤王计划的各派，在推翻后党、恢复新政的大同之下，也各自存有并不算小的政见、利益分歧。而清廷的各省勤王之师，更是心怀鬼胎，表现大异。另一方面，相同的旗号又给一些脚踏两只船的胸怀异志之人，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合法外衣，使其得以见风使舵，相机行事。庚子岑春煊千里勤王，便属于后一类的典型。只是由于当时行动隐秘，知情者少，后来当事各方又有所忌讳，避而不谈，以至于真相只见诸笔记掌故的传闻[1]，迄今不为史家所采信。仔细梳理相关的史料与史实，可以深入透视在庚子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化的形势下，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动与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徐一士《一士谭荟·岑春煊》条记:
庚子之役，以甘肃布政使率师勤王，护驾西行，遂邀西后特赏，迁任封疆。相传其时春煊初拟助帝收回政权，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说动之，乃不敢发，而益自结于后。论者多病其不能见义勇为，然封疆重臣，统兵大将，多戴后，帝则势处孤危，举事不慎，将有奇祸。春煊纵欲建非常之业，其力亦苦不足耳。[2]
《啁啾漫记·清德宗西狩琐闻》条记:
清德宗久制于孝钦太后，郁郁不得志。拳乱之始，帝心非之而不敢言，且朝贵咸党于太后，虽言亦不得从。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抚以自助。勤王之师，陕西藩臣某最先，某故先朝旧勋之裔，帝颇重之，擢陕西巡抚。一日招某入，叩头毕，帝甫有言，而太后适至。帝色变，某亦汗下流背，乃乱以他语而罢，太后未之审也。[3]
两说颇有不合，后一说并有小误（如岑春煊为甘肃而非陕西布政使），重要的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不可视为游谈无稽，岑春煊确有借清廷勤王之名行保皇会勤王之实的可能。
戊戌变法前，岑春煊即与康有为建立起密切关系，积极响应变法维新，参与康有为的各种组织活动。1895年康有为发起上海强学会，岑春煊为“噬肯来游”、加入是会的各省“名儒硕彦”之一。[4]1897年2月，康有为再到桂林讲学，并与唐景崧、岑春煊等地方官绅议开圣学会。唐、岑二人一自台湾归，一自山东回，均亲历中日战争，对于清政府战败求和，丧权辱国极为不满。台湾民主国官绅内渡后，均不得清政府任用，而岑春煊则辞官归隐，不作出山之想。
岑春煊返桂之初，交游议论，尚属平平，唐景崧与龙泽厚等“见则谈学，与岑云阶及官场则谈博谈戏”[5]。后唐、岑两人“往还最密”，鉴于清朝“败兆已伏”，“正思所以挽之救之之法”。他们与康有为“晤谈之下，志同道合”，因而赞助最力，捐献最多。[6]康有为作《桂林圣学会后序》，还托名岑春煊。为此，岑春蓂商得乃兄同意，特致函汪康年，要求登报声明更正。[7]
次年，岑春煊送七弟入都赴礼部试，或指其在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8]。岑春煊参加保国会，虽有传闻，查无实据。他本人后来作《乐斋漫笔》，矢口不提与康党结交之事，唯渲染奏对和上书。他向光绪皇帝当面及条陈所说，即“力陈国势阽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吏治、信赏罚，乃克有济”。又以纸虎为喻，认为一味对外示弱，“譬如纸虎被揭，威严尽失，谁复有所畏惧，以后外交将步步困难矣”。并指斥“枢臣误国，蒙蔽圣明”，致使朝廷“是非不明，赏罚不当”。看法与维新派大抵相通。因此，虽然“疏奏自以语多讦直，虑触忌讳，而是时德宗亲政，方锐意有为，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旧例京曹外用者，大抵实任三品卿方能简授藩司，岑以销假请安尚未收缺人员，即被特简，“实异数也”[9]。
不过，“异数”的背后，大概确有康有为的帮忙。1902年康曾透露，岑春煊“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10]。以当时的情形论，康有为的暗中举荐应较岑春煊的奏对及上书更易见效。
发布岑春煊接替调任山东的张人骏为广东布政使，已是1898年8月31日[11]，这时百日维新高潮已过。1898年12月19日，岑春煊调任甘肃布政使[12]，其在广东总共只待了大约三个月。难安于位的起因是与总督谭锺麟不合，背后的真正原因则当事各方说法不一，其中牵涉到与康有为的关系。
岑春煊《乐斋漫笔》称，他于“陛辞赴粤”时，光绪曾面谕到任后宜设法剿办粤省日益猖獗的土匪，并指粤督谭锺麟“年老不能办事，尔抵粤后可察看奏知”，许其“据实奏闻，朕与尔作主”。“时广东有道员王某，素为谭督所信任，颇多不法，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因索诈而毙命者，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后，始有来控者，廉得其实，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严行查办。谭督不从……议论抵触，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坠石棹立碎，势张甚。”岑调任甘肃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13]
然而，事实与此不无出入。弹劾谭锺麟及广东按察使魁元、知县裴景福、候补知县李家焯等，系由御史宋伯鲁提出弹章，时间尚在岑春煊到任之前。开始清廷谕令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奏，陈被革职后，由继任余廉三接办。余详查的结果是，原参贪劣的谭、魁各节，查无其事；裴则官声尚好，均免置议；只有李家焯因对所带卓勇约束不严，交部议处。所称“道员王某”，即候补知府王存善，倒是由岑春煊本人“列款详参”，却交由谭锺麟查办。[14]谭锺麟派委司道按款查讯，“奏称王存善并无浮冒侵渔之据”[15]。此事非但未能增加岑春煊的政治资本，反而使其遭受一次小小的挫折。“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锺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16]
荣禄官声颇恶，但在19、20世纪之交，于新旧华洋之间，却能起到一定的调护作用，岑师事之，引为奥援。[17]岑春煊不甘受挫，调任后继续奏参广东各员侵蚀巨款，袒庇瞻徇潘灿、王存善等事[18]，清政府先后再派鹿传霖、刚毅查办，结果确认广东“所挪之款系历数十年积累而成”，所用办理盐务的候选同知潘灿等人办事认真，“均可无庸置议”。只是后来将厘金改由招商承办，表面是为了“杜中饱而祛糜费”[19]，实则欲筹巨款以应急需。[20]
晚清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若以此划线，恐怕无人不在可参之列。岑春煊穷追不舍，别有潜因。记载此事的另一版本所述便有大异。陈澹然为裴景福《睫闇诗钞》（戊午正月付印）作序提到:
先生之任南海也，廷旨捕南海康有为，籍其家，括尝所往来书，廉其党。先生奉檄偕知府王存善往。西林方为布政使，与康交，惧事泄，令择要人书藏之。先生察其书皆通候往来，任王君持以献粤帅，固未达也。而西林则大恨，即藉他事劾王，粤帅右之，仅免。
其时清廷确有下令粤省查抄康有为家之事。1898年12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
昨据两广总督谭锺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21]
后来岑春煊督粤，必欲将裴景福等人置之死地，也根源于此。[22]1899年12月19日，谭锺麟去职，代以李鸿章，在清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因为参劾案，而是为李鸿章谋一位置，同时加强对广东的控制，打击在海外活动声势日张的保皇会。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逋逃客与曾经赞成变法的清政府朝野要员之间，看似公开敌对，其实互有需求，因而暗中互通消息，彼此利用。李鸿章而外，康有仪曾在南洋康有为座上见有各督来函外套[23]，肃亲王也曾与之通函。岑春煊不仅与康有为等早有联系，而且一直保持。与岑关系密切或情况类似者，不少人介入了保皇会武装勤王的密谋。
早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便有以武力为后盾之心，并且暗中有所准备。政变后，与各地的官绅以及会党土匪一直保持联系。广西方面，康有为有类似布置，岑春煊似也牵连其中。
康有为等人本来准备应付政变的计划，因袁世凯的出卖而一败涂地，北上行刺，一时也不易措手。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借“奉诏求救文”，明确向清廷臣民发出“勤王”呼吁。[24]不过，唐才常希望联合各方革新势力发动中原大举，与康有为的想法不完全吻合。康有为一派亡走海外，仍然坚持倚靠光绪实行变法的政治目标，因此首先要恢复光绪的权力地位。他们除了求助于列强，还组织保皇会，扩张实力，创办《清议报》，鼓动舆论，号召勤王，矛头直指重揽大权的西太后。保皇会的勤王，一方面暗结草莽，大兴义兵，另一方面则鼓动方镇大员，起兵救上。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目的之一，即在警告清廷官员“不讨贼则非臣”，“若屈膝以事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冰山必难久倚，狐鼠岂可同群”。希望他们“共兴故国之思”，“圣主重兴，共兹大业，则尔公尔侯，自有前例”。[25]
尽管康有为等人对西太后恨之入骨，因为实力有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复辟归政，甚至对当朝执政心存幻想。而清政府欲除后患，千方百计要将康、梁等人置诸死地。几番引渡、绑架、诱捕、谋刺不成，又颁布上谕，公然悬赏购线，买凶捕杀，并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在建储即为废立的严峻形势下，保皇会再度将重心转向武力勤王。加入保皇会的暹罗华商陈斗南等在电争废立的同时，分别上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鼓动南省大吏举兵勤王，以救圣主。[26]《清议报》第37号（1900年3月1日）发表署名佩弦生的《论建嗣即为废立》，批评“事既逾月，而海内之臣子，未闻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阙以死争之者，更不问一人急君父之仇，发愤而勤王讨贼者，岂忠义之热心不逾月而顿冷哉”。后来更认为“今日而望各疆臣勤王，是真望梅止渴也”，呼吁国民以独立自主之精神兴师勤王。[27]
有鉴于此，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划。1900年1月，康有为移居新加坡，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随即制订了战略行动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广西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与岑春煊有通家之好的唐景崧扮演重要角色。康有为的勤王谋略首先“以全力取桂”[28]，之所以将广西作为整个勤王行动的发动地，除了可以原镇南关游勇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军外，重要原因是有唐景崧的加盟。唐当年是万里请缨的名士，曾任台湾巡抚，虽因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之事被清廷闲置，在地方上号召力不减，而且数年来一直以办团练为名有所布置准备。依据康有为亲拟的计划，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实际担任中军主帅之责。
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远赴南洋，告诉康有为“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康有为见广西“有小山之坐镇，滇、黔皆来”，决定全力向西。[29]唐景崧与滇、黔的渊源，显然不及西林岑家。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在滇、黔两省征战任职凡三十年，官至云贵总督。后来岑春煊作《乐斋漫笔》，不无自得地说：“至今滇人士与余家相值，犹依依如其乡人焉。”[30]唐景崧如果真的争取到滇、黔来归，至少要借重岑家的关系，才可能达成这样的效果。而唐、岑两家为世交，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曾在岑毓英麾下效力。
义和团期间，清政府为应付内外乱局，于6月17日、20日先后谕令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7月，京师形势吃紧，清廷于4日、12日、25日以及8月8日、13日，连续诏令各省勤王之师兼程北上，星夜驰援。[31]除一般性号召外，还向袁世凯、马玉崑、李秉衡、鹿传霖、张春发、刘永福等发出专门指令，也有个别官员主动统兵北上。
然而，各地的文官武将多徘徊观望，等待局势的变化。如江苏巡抚鹿传霖“闻乡里大扰，族之长幼均被屠。于是在抚署内大哭，誓与拳匪不两立。遂借勤王美名，力请开缺，克日帅羸卒北行。至河上，闻乡里无恙，遂逍遥不进。闻者皆非笑之”[32]。广西巡抚黄槐森等人因行动不力，还被清廷严旨申斥。而岑春煊却义无反顾，行动神速。甘肃于6月26日接到6月20日清廷着各省分兵驰援京师的上谕，当天岑春煊即率兵启程。[33]他后来自炫其不顾陕甘总督魏光焘的阻拦，率省马队二旗先行，又不待马队齐集，先率卫队数十人，自兰州取道草地沙漠，忍受种种困苦，昼夜疾驰，赶赴京师。所部是为数不多先期到达京师的勤王军，其余各地的勤王之师，多在两宫西幸后才陆续赶到太原或西安。
岑春煊迫不及待地挥师勤王，目的究竟何在？辅助光绪收回政权的可能性并非子虚乌有。康有为号召勤王之初，曾致函同门简朝亮，请其出面鼓动两粤草茅之间的义杰之士，合众勤王，“出湘桂疾卷武昌，长驱河朔”。其时简正为讼事缠身，托康设法，康告以“讼事之案已托岑云阶方伯为之昭雪，并嘱其延访”[34]。这不仅从侧面印证康有为举荐岑春煊破例任广东布政使之事，还表明双方在政变后依然保持联系，互为利用。
义和团势盛以及联军入侵，中国社会空前震动，各种势力纷起因应，试图按照自己的政见和利益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而大范围冲击了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促使朝野各种势力相互联系，谋求合作，以挽救危局，振兴图强。新党士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经元善、汪康年等人函电纷驰，游说各省督抚兴师勤王，北上平乱。保皇会将勤王的直接目标由“清宫阙而诛贼臣，联外交而安圣主”[35]，助光绪复辟亲政，改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36]
1900年7月11日，《知新报》发表题为《论各省亟宜勤王讨贼以造中国》的论说，呼吁疆臣“驰檄各省，奔问京华，布讨贼之文，率勤王之旅，平团匪之乱以谢远人，枭贼臣之头以快天下，然后重扶圣主，复行新政，开通口岸，酌赔兵费”，是为上策，否则稳固东南，变政自立，“为平等之新邦”。如果望疆臣勤王如望梅止渴，则“望诸豪杰，期我国民，提独立之性质，振自主之精神，以鸦君阿度为归，以吐兰士哗为法，宁裹马革之尸，毋作砧上之肉，宁为特立之雄鬼，毋为双料之奴才”。
李鸿章北上途中稽留沪上，上海新党名士策划建议其急率江南兵力的半数拔队北上，剿灭“团匪”乱兵，内安两宫，外对列国，扭转危局。7月30日，14位维新党人联名由郑观应代表上书李鸿章，认为平乱局、缓客兵的关键在于“自剿北匪”。但此举“非将迭次谕旨分别其伪则不能剿，非实有可用之将，得力之兵，则虽剿而无功”。请李鸿章会商各督抚速行遴派劲兵，协筹饷项，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不奉贼臣之矫诏”，不仅“剿匪”，而且将助“匪”为乱的将弁一律诛戮，将“不顾国家，不明大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的贼臣奏请正法；同时于“勤王诸将中择一明干精警而有稍习京曹情形者”，率一大队驻守西道，以防“匪党”乱兵与二三贼臣挟持两宫西走山陕。[37]李鸿章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在次日与刘坤一联名所上奏折中，却“冒死沥陈”了其中的一些意思，要求明降谕旨，保护外国使领和洋商教士，剿办乱民散勇，“以清内乱而弭外衅”[38]。尽管在对待帝后的态度上保皇会及其他维新党人与南方督抚明显有别，有些方面还是不乏共识。
如此一来，清方勤王将帅怀有不同动机，一部分拥护当朝执政，另一部分则不认贼臣矫诏。在同一旗号下，各人目的究竟如何，扑朔迷离。上海维新党人即指责东南勤王之师的李秉衡、鹿传霖、锡良等为“东南之端、刚”[39]。章炳麟论及李秉衡、鹿传霖的勤王时，也认为：“勤王者，则汗漫兼容之辞耳，剿匪者得举是以为号，助匪者亦得举是以为号，二帅之名曰勤王，其实助匪也。”[40]岑春煊万里驰援，到京入见太后时，却自陈：“臣军临时召募，但任防守，不敢当前敌。”[41]结果奉诏驻张家口防俄。这刚好与南方维新党防止两宫西走的预谋吻合。
无论岑春煊的初衷如何，审时度势，他终究选择了“戴后”而非“助帝”。坚决拥帝反后的康有为闻讯，不忧反喜。他在家书中说：“岑云阶扈从甚有权，将来或借以作周勃，将拟遣人说之，若吾辈办事，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42]则岑的地位上升在保皇会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有利之事。
汉口自立军失败后，保皇会的勤王谋略渐趋停顿，所余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争取北方岑春煊一类的同道，而将勤王分为南北两路。1901年春康有为称:
内地勤王布置甚妥，北路一面，已派多人指点圣皇复辟之举，南面一路勤王义举之谋，想主上回銮则在春间。[43]
据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第九:
驻跸太原多日，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各种条件，皆可因依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岐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盖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论是非，专视多助者而助之。[44]
北路勤王最终还是议而未行。
庚子以后，岑春煊因护卫有功，得到西太后的宠信，成为晚清政坛的要角。丁未政潮，岑政坛失足，退隐沪上，称病不出，直到辛亥铁路风潮，才被重新启用。其受挫的要因，仍是与保皇会的关系。
勤王计划流产，岑春煊仍然是康有为心目中的一颗政治筹码。1902年7月，岑春煊调补广东巡抚，康有为闻讯，大感振奋。他说：“此人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今来巡抚，极有权力，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45]后因四川哥老会起事，清廷调岑春煊署理川督。直到1903年4月，才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这时保皇会已基本放弃利用广西会党游勇发动武装勤王的谋略，任由岑春煊剿灭昔日的同道。一些人甚至将岑的到任视为一大契机：“岑春萱到粤西省，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颇不以为然，告诫康有为:
请夫子切勿信之。觉顿、伯纯等（觉、纯前数月日以攻夫子为事，此楚青之言，可痛！可痛）于吾党感情甚淡，捐官后万不能为吾党有所尽力也。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此等人只有置之不理可也，切勿赠以金钱。切叩！切叩！[46]20天后，又再度提醒康有为:
觉顿欲捐官，乞勿理之，其近情弟子知之甚详也。岑督不可信，周孝怀亦才智之士耳，不可靠。[47]
康有为并未采信徐勤的进言，仍与岑春煊有所联系。康有为到香港后，招康有仪往见，后者命其子同和赴港收账，
偶见其座上，有假冒岑督致彼之公文一角，盖必伪托，以欺外埠商人者。其见和到，旋检而匿之袖里……仪是时寄居港栈，而来往于南洋者甚众，果闻有康党伪托岑督劝捐之公文，行骗各埠之说。
康有仪虽指为伪托，未必没有其事。所以他又说:
自念督署关务房，仪先祖与父，于微时曾执役于此，虽与该大逆之祖若父，同有役股，惟伊胞叔介藩及兄弟，盘踞多年，时有藉此作奸。今闻有前此伪谕之事，设或出于关务房，则事发不免再受拖累。因将此事，并逆党之近情薄为，密禀岑督，静中查办。禀内声明，同和实见其伪札，并薄知贼情，特留其在省候讯指供。仪以他事，并为避逆党之凶锋，暂避于上海某处。如仪挟嫌诬攻，则和可就近拿捕，仪亦可一电奉擒等。禀去后，此事久而未发，虑为逆党贿搁。因前后再补一禀，然终未蒙批斥。想岑督未便据一面之词，或又为逆党所诬未定。否则，该大逆之乡省祠屋已封，祖坟已掘，断无留此役底，以为肘腋之祸，授逆党以窥伺，及作奸之理。[48]
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露此事，不满于幕僚的从中阻挠外，或许已经疑心岑春煊有意包庇。
其时清廷力行新政，各地督抚鉴于时势，为博取政声，较清政府步伐更加急切。推行新政首先需要聚集人才，早在1900年9月26日，岑春煊就奏请“上下一心，力图振作，求人才而行实政”，主张“痛心求治”，“破格用人”。[49]而当时能够招揽的维新人士多曾参与戊戌变法和庚子勤王密谋。清政府直到1904年6月21日，才谕令赦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人以外的戊戌案内各员。岑春煊不顾党禁之严，署四川总督时即“恨不能多得贤者以助之”[50]，督粤后幕府中相继延揽了曾经参与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周善培、丁惠康、陈锦涛、温宗尧以及保皇会的汤叡等人，[51]，并对他们极为器重。[52]这些人在保皇会与岑春煊之间沟通联络，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关系。
周善培于1899年访日期间，与梁启超多次见面会谈，1901年、1904年、1905年他又三度东渡，每次都与梁启超有所往还。1905年，梁启超邀约周善培、张鸣岐在香港会面，周、张二人报告岑春煊，岑“很高兴地说：‘可惜我不能去会他’，立刻请坚伯就去，拜托坚伯替他向任公致意，问任公出国几年，有什么挽救国家的办法，尽量告诉他”。此行二人与梁启超长谈，张鸣岐将重要内容记录下来，回省转达岑春煊。后者虽然没有采用梁的办法，“却对任公始终是表示崇拜的”。[53]后来岑欲将康有为的门生、女婿麦孟华礼聘入幕，并计划与梁启超在上海秘密会面。[54]以至于陈庆桂参劾其“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55]。
用人之外，岑春煊的主张做法也与保皇会及国内的立宪派士绅多有契合。督粤期间，他知“欲去两粤之乱，要从吏治、民生、路矿、农工入手，但非真变法，即不足以语此。而目前救民水火，亦不能不治标，奈何奈何，为之奈何！”为此“焦忧日迫，故时愈时病，终难复元”。[56]黄遵宪通过周善培转告岑要注意收拾人心，以备大局应变，不要过于看重总督的头衔，岑还去信表示感谢。[57]他不顾幕僚及有司的反对，采纳尹克昌的进言，欲设局专门筹办地方自治[58]，又支持张謇、郑孝胥等人创办立宪团体，“愿助开办费一万元，仍筹常费岁一千”。参加宪政研究公会的张元济、夏曾佑、叶瀚、孙多森、狄平等人，都是庚子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骨干。
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后，一面致电袁世凯，“拟请由公主稿，邀同泽公及张、端诸公联衔沥恳，迅筹设立新内阁，以定大计”。要求变制为责任内阁，一面表示赞成张之洞托蒯礼卿传递的“内阁总理一人，必合内外官用廷推之法，并主持即开国会”的意见。[59]从岑春煊幕府出身的署理广西巡抚张鸣岐，开始也想招麦孟华入幕，其“求才若渴，恨不能得公（梁启超）相助为理，务请佛（康有为）欲来，决办地方自治”，并“力主开国会”，“谓国会一开，康、梁党禁即解”。[60]
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因为与康、梁的关系而被挤出政坛，实际上疆吏乃至王公亲贵暗中结交保皇党，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61]他们有的本来就是维新变法的同道，新政复行，官府与新党的政见隔阂渐趋模糊，而相互利用处日见增多。五大臣考察宪政归来的奏议，即出自梁启超之手，其中端方、载泽等与梁的往来尤多。不过这时保皇会尚未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权贵身上。1906年春梁启超函告徐佛苏:
现今大吏中，其指日封疆而可借以布画一二者，宜莫如贵乡袁京兆，公盍一图之。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耳。[62]
1906年9月1日，清廷诏示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
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63]
恰在此时，保皇会派往北京组织暗杀的梁铁君事发被捕遇害，这时保皇会已经看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定暗杀行动不宜继续进行，接受梁铁君生前的意见，改变政略，结交权贵，培植势力。开始的对象主要是载泽、端方、袁世凯、赵尔巽等，对岑春煊则意见分歧。前此徐勤即认为岑不可靠。1906年春梁启超还称：“西林为人，弟深知之。此[人]轻喜易怒，而不学无术，恐不易共事。”但一年后梁的态度大变，他为了向南下的岑春煊“要之于路有所陈说”，将与蒋智由、徐佛苏商谈组党的要务推后20日，专程赶赴上海等候。并解释道：“现当经始之时，本不宜他行，然西林、项城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想两公亦必以为然也。”[64]
就与保皇会暗中结交而言，端方、袁世凯和岑春煊无异于同道，在变政制、开国会方面，张之洞与岑春煊亦有共识。他们都是统治集团中的立宪派，但在清政府内部的权利斗争中，却利害各异。丁未政潮事发，端、袁、张等人都以勾结康、梁为罪名，向岑春煊落井下石，无非是为了打击他人，保护自我。背后主动者应是袁世凯。作为政潮冲突的敌手，他与岑春煊的争斗势成你死我活。
本来袁世凯和张之洞都是保皇会的宿敌，庚子后“皮逆”更一度被保皇会列为头号暗杀对象，袁世凯反而与保皇会逐渐靠近。戊戌政变，袁背主叛上，但康有为对其一度还有所寄望，以为勤王军兴，“袁绍首谋，必为内应，其余庸懦疆臣，皆按兵坐观成败，鄂镇虚声，无能为也。义声所定，一举而柬之之业成矣”[65]
从1906年起，袁世凯甚至成为保皇会拉拢权贵的首选人物。梁铁君事件中，袁世凯“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保皇会虽痛失大将，“然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为此，康有为想致函袁世凯或徐世昌，梁启超认为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
1906年底，保皇会筹划改组为宪政会，经熊希龄交涉，袁世凯、端方、赵尔巽许诺为暗中赞助人，并担任集款15万中的一半。[66]1907年冬，康门弟子罗普在上海办《宪报》，以为保皇党的又一机关，“资本六七万，端、赵、袁、张（即之洞）皆有股”[67]
然而，岑春煊与康、梁的迅速接近，令袁世凯等人感到保皇党与自己的政敌清廉派联手的巨大威胁。“政府之中伤西林，皆以康梁为词”[68]，这样既能有效地打击政敌，又可切断保皇党另谋同盟的企图，还能避免本身的嫌疑，显然对袁、端等人最为有利。
端方与保皇会的联络最早，对此却最为忌讳。1906年清政府改革中央官制，“外间传言午帅官制折等，系托熊聘三先回东京，请梁卓如捉刀，熊曾于元丞前露之，《新民报》之反对革命论各篇，其送梁有三万金之多等语，而端回京即力远熊，并不列之保案。到上海时又发电沪道，谓探闻梁潜迹沪上，属严拿。萍乡匪难，端禀军机电谓为保皇党主动，电见《中外报》□□党即系也，诸事皆确有凭据，盖初用其人，继恐人播之有累，则力扑之，以示不与相通”。对此王幕陶等人感到：“似此手段，与之共事，未免可畏。”[69]岑、端戊戌变法期间本是康、梁的同道，只是岑春煊任陕西巡抚时，与任布政使的端方屡有争端，因而结怨。[70]
与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劾几乎同时，张之洞也“告邸：‘岑招康、梁至沪，谋不轨’”[71]。背后的挑动者当也是袁世凯。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称：“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72]
1907年9月5日，徐勤函告康有为:
岑之去，一由于庆王之排挤，二由于岑初特聘孺博入四川，袁世凯、张之洞、梁鼎芬皆借此以陷之。澳门卢老九、香港陈赓虞、杨西岩等，又借此以万金贿陈香邻参之，卢老九之为此，为山票公司也。陈、杨为此，为欲攘铁路也。彼等一面运动张鼎华之侄通香邻为之，一面运动星海嗾张之洞，借此电庆王以陷岑。张与梁与吾有宿仇，故又借以打吾党，以巴结庆王也。岑屡被参皆不动，参以勾引康党，则那拉动矣。于是开缺矣。[73]
在这场政治角逐中，道具（如照片）的真伪乃至事实的真伪其实无关紧要，与康、梁的关系，已经成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砝码。如何投置，全看政治天平的摆动。
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全行失败，保皇党并未放弃对他的寄望。其时康有为等因“袁劭反谋，诚非常之大忧”[74]，决心实行“联肃排袁”之策[75]，袁世凯不再是其争取利用的合作对象。1908年四五月间，康有为等计划“以争外交为名”，聚合十八省代表，“隐开国会，明拒外侵”，欲在王文韶、马相伯、岑春煊三人中推一人为领袖，并认为马的名位不够，“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76]。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一派怂恿岑春煊回粤，与革命党争夺权力。[77]护国战争中，岑春煊与梁启超再度成为同道。后来岑与康有为则由政治结盟走向儿女联姻[78]，这时两人均已淡出政治舞台，一桩并无政治意图的婚姻，似为长期的秘密交往产生象征性的结果。
民初政局变幻莫测，对于庚子前后的这一段联系，当事各方似乎都有难言之隐，不约而同地讳莫如深。尤其是岑春煊，在自述生平的《乐斋漫笔》中竟然只字不提。清末官场流传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的口碑，有关的笔记掌故描绘岑春煊，大都是粗犷勇武的形象，所谓“其刚可用，其智则黯矣”[79]。后世史家受此误导，真以一介武夫视之。更有自以为是的文人望文生义，看相测人，依据照片分别岑春煊与瞿鸿禨的性格。其实，袁世凯固然长于权术，张之洞也是宦术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样深藏心计，决非单纯恃宠。
据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前后参革之员达1060人，“上自抚院，下至典史，无不皆有”[80]，并疏请以后两广用人，吏、兵、工部不能恃其权，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能在吏治腐败的清末和政局诡谲的民初宦海弄舟，历经变动，几度沉浮，而时时跻身于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没有过人的权术，早已倾覆水底。袁世凯若非洪宪称帝，多数人也不免继续为其愚弄。而岑春煊的所作所为，当时人已看法各异，或称忠勇，或斥奸雄。学人如果不能了解同情于官僚政客之心，以是非为准绳而不以胜负为鹄的，很难把握此类人物言行的真实动机及目的，难免为其障眼法所蒙蔽。则其权术不仅得逞于当时政坛，更继续作用于后来的学界。
政坛角逐的目的首先在输赢而不在是非，盟友与敌人，立场关系往往只是一转念之间。在朝与在野，固然是得势与否的表征，但其中蕴藏的变数太多，有时内部的利害分歧甚至超过敌我。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那些切身感到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开明派，对于他们，最具威胁的政敌往往并非在野的反对派，而是同朝为官的竞争对手。与敌对一方的联系，不仅可以增加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还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或出路。
保皇党之外，岑春煊与革命党人暗中也有所牵连，其属员曾请求陈少白等人协助抓捕遁往澳门的裴景福。[81]岑开始甚至对革命党的《中国日报》亦颇重视，该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82]。后因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与省港两地的粤路股东矛盾激化，《中国日报》抨击最烈，双方关系才迅速恶化。由此理解清末保皇党人与当朝政要各方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可见政坛上几乎没有固定的敌友，无法按照常理或固定的框架来判断。那种以政治派分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