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发动勤王，对全球华侨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也得到海外华侨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后者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捐款，而且始终关注勤王方略的制订调整及其实施。其中新加坡华侨对庚子勤王运动的贡献尤其巨大。关于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相关著述已经有所论及。依据近年来的新出史料，既有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没有看到除邱菽园以外其他新加坡华侨的参与和作用，对邱本人介入的程度则囿于财政后援一隅；其二，将整个勤王运动视为保皇派的单独行动，忽略了各种政治派系组织上的联盟和行动上的合作，以及在“大合”之下各派的自行其是。而新加坡华侨不仅支持康有为，也对实际上处于联合阵营中枢地位的长江流域的革新党予以积极援助。后者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政纲及其反清底色，得到超越保皇会范围的社会联系的强化，最终促使新加坡华侨与保皇党分离，有的甚至转而支持革命党。
1900年6月下旬，康有为致函设在澳门的保皇会总局诸办事人，谈到新加坡华侨对勤王计划与行动的态度:
连日仰光、吉冷、暹罗、澳美信电交至，责望起兵勤王，岛日日侧望，徐、力、黄、林急如星火，抚髀拍掌催促。及前日闻上弑之谣，岛恚怒，诸公大恚，在岛处责语难闻，谓经营两年，糜十余万金，而至今大急之变，不能补救，并不能起。又言：若我今不起，外国代我立主，则与外国为难，更不能起矣。其言甚怒，于办事诸人皆有微辞。故于汇三万之后（廿七日汇），适有此事传闻，恚而不汇（汝来书但言可起，不可言其恚怒也）。吾闻而愧甚，无以对上，无以对菽，更无以对各埠责望之心。……即以岛之明达，尚有太持重之言，林、徐、黄、力更有它言矣，林至谓用弓矢亦可。[1]岛，邱菽园，号星洲岛主；徐，徐季钧（亮铨）；黄，黄乃裳（黻臣）；林，林文庆；力，力昌（艾生）。上述五人，在保皇会专为勤王行动制定的电报密码中有名可查，邱、林列入人名栏，黄、力、徐列入人名补栏。[2]
这五位华侨彼此关系密切。1898年5月《天南新报》创立时，邱菽园为大总理人兼华文总席，林文庆为英文总校，徐季钧为主笔。[3]邱、林二人私交甚笃，政见亦同，在许多新兴事业上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合作，可以说是这一小集团的核心。黄乃裳于1899年9月五十岁时才举家南渡。他加入这个圈子，有两方面因缘，其一，林文庆是他的大女婿；其二，他与邱菽园是1894年甲午科乡试中举的同年，第二年又曾一同赴京会试。黄的加盟成为和这个圈子多少有些距离的力昌与此结缘的重要契机。力昌是福建名士力钧（捷三）的族弟，也是甲午科举人，黄在国内曾与力钧同办兴化盐务，又认识力昌，他下南洋的目的，便是与力昌合作，实行移民垦殖计划。1900年7月，两人在邱菽园、林文庆的支持和出面担保下，与沙捞越政府签订了垦荒合约。[4]
上述五人与维新派早有渊源。1895年，邱菽园、黄乃裳赴京会试，适逢中国对日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邱、黄二人毅然参加，签名拒和。后邱菽园以主战者不可靠，感到失望，收回联名拒和名单。此番两人均落第，却从此分别走上变法维新之路。邱菽园两年间游历沪苏杭穗港等地，结交维新人士，与丘逢甲、康有为、黄遵宪、唐景崧、王晓伦、梁启超、林鹤年、潘飞声等号为诗中八友。戊戌变法起，邱菽园等人创办《天南新报》，以为响应。他们与康、梁一派不仅思想共鸣，而且建立联系。《天南新报》馆一成立，即“承澳门《知新报》托为代售其报章”[5]
1897年，徐勤在横滨创立戒鸦片烟会，邱菽园的挚友，《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和《知新报》主笔刘桢麟分别创设分局于港澳，新加坡“僻处南荒，声气不广，虽未设有分局……其开列履历寄往香港分局挂籍者亦不乏人”。《天南新报》成立后，社友李乾生“以为不设分局不足以通声气善鼓舞”，与邱菽园协商组织。[6]
黄乃裳返回福建，即在教会所办《闽省会报》发表《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首次表达其变法维新思想，主张讲求西法，培养西学人才，振兴工商业。接着独立首创《福报》，痛斥顽固守旧，宣传变法维新，并协助任英华书院教习的美国教士蔚利高（C.Myron Wilcox）润色其译著的《美国史略》一书。1898年春，黄乃裳携长子再赴北京参加会试，刚好遇上百日维新，遂“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7]，与康、梁等多有交往，屡次参与上书活动。
力昌与维新派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族兄力钧。后者早就与上海的闽籍新党人士过从甚密，徐勤在《时务报》期间曾倡设戒鸦片烟会，力钧与郑孝胥、陈季同等参与其事，以后力钧又与陈宝琛等在福州设立蚕学会。[8]黄乃裳在福建举办的各项新事业，也得到力钧的大力支持。
徐季均虽“夙居闽垣”，但“久与西人游处，举凡地球时政事宜，无不烂熟胸中”。[9]他主持《天南新报》笔政，以“古梅钝根生”的笔名发表大量论说，抨击清廷弊政，呼吁变法革新，有目可查的如《驳上书筹饷议》《防俄末议》《论中国积弊》《隐忧篇》《论中国吏治之坏》《论挽救中国吏治之坏》《时局卮言》等。尤其是一篇题为《论中国吏治之坏》的长文，连载多期，指陈中国官场通病共十四大害，声称：“虽其间不乏清慎勤明之吏，然横览廿一行省，千数百州县之中，不过百中一二，其余大半俱系民蠹民贼，其足以斫丧我国元气者，实属不少。”[10]“若使逐条诠写，穷究其弊，虽罄南山之竹而书之，有不可胜书者。”对此，他提出三条“治法”大纲：“设议局，增俸禄，裁冗员”[11]
林文庆长期求学于欧洲，与国内维新党人较少直接交往。他是黄乃裳的大女婿，其妻黄瑞琼“淹博华英文字”，曾于1895年秋偕美国女友环游地球，“以增识见，冀兴中国之女教”，被李鸿章视为奇女子，准备奏派为即将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妇女大会代表。[12]他虽然在五人中唯一没有科举功名，一生主要接受西方科学教育，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却丝毫不逊于他人。
戊戌政变后，邱菽园等人与康、梁的关系更形紧密，不仅思想共鸣日趋强烈，个人交往和组织联系也不断加强。《天南新报》同人对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著文针锋相对地驳斥查禁报馆访拿主笔的上谕，称:
报纸最为生民之益者也，安得谓之最为生民之害者乎？……主笔之人，多系淹博之士，深知古今利弊，洞达中外时务，徒以文章憎命，不能见赏于有司，于是挟其辅世之心，长民之具，降而就报馆之席，有时出其经济，发为议论，使在上之人阅之，可以兴利除弊，在下之人阅之，可以益智广闻，此固大丈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而亦本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以天下自任之志也。[13]该报有意识地增加了转载康、梁派《知新报》《清议报》各报论说的频率，并代为发行日本人士大岛省轩印制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幅照片，代销《清议报》。[14]
1899年，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又倡设女学，不仅在女子教育方面开南洋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公开表明反对政变后朝旨的立场。百日维新期间，海外各埠奉诏办学，清廷驻新加坡领事造庐请谒，共草章程，欲请邱菽园、林文庆担任中西总校，邱辞不就。所以《清议报》转载林文庆募创女学堂演说时特意指出:
政变以后，内地学堂皆废，而邱、林二君独能倡女学于星坡，为吾中国强种之本，其豪杰之士坚忍不拔者耶？他日人才之盛，当于星坡乎观之矣。[15]
8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邱菽园捐款3000元，并担任董事。[16]林文庆、邱菽园等还发起成立星洲支那好学会，定期举行演说会，分时务、学术、政治三类，“任凭择说，各尽其长，或仿西国议院互相驳诘之法，然后凭众举手以定公论，较易增长见识，开拓心胸也”[17]，吸引了众多华侨加入，仅第9、10期新增会员就达37人。[18]
康、梁等人亡走海外，仍坚持其政治抱负，一面痛斥当朝执政，一面争取恢复新政。为达此目的，组建保皇会，倚靠华侨，积极展开行动。康有为以光绪皇帝的存亡为中国复兴成败的关键，不惜一切代价手段力争保救，而视慈禧和顽固大臣为最大障碍，千方百计要加以扫除。新加坡华侨予以积极回应。
1898年底，徐季钧就撰文预言“中国不久必有变乱”，他说：“自古国家之败，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乱。”甲午战败，中国外患日剧，新政甫兴即败，一线生机遭到扼杀，外祸较前益甚，究其原因，“则以我皇上圣明英武，大权旁落，新政不行，而政府守旧诸权臣悖谬昏庸之所致也”。内部则民变会党蜂起，商人报馆纷纷托庇于洋商外强，“夫愚民之见异思迁未足忧也，匪类之甘心作匿未足忧也，独至巨商硕富之家，谈道读书之士而亦离心离德，疾视其长上如仇雠焉，此其祸变岂小也哉”。反观“中国执政诸权臣，方且因循苟且，粉饰矜夸，于政之宜革者必举而张之，于事之当行者必废而去之，即或文告所颁未尝不以兴利除弊为训戒，而一为留心绎，皆不过口头禅门面语，以之哄骗无识之人耳”。此前他与友人纵谈时事，认为“兵燹变乱之事，吾身或不能亲见及之，而不料金瓯无缺之江山，一旦竟覆败于女子小人之手也，此等世变远不出十年之外，近即在早晚之间”。[19]《天南新报》还载文辨析“中国今日无所谓新旧党”，断言:
其所谓新党者直帝党耳，其所谓旧党者直贼党耳。[20]
1899年后，有关废立的传闻沸沸扬扬，保救光绪迫在眉睫，10月11日，邱菽园得西报传讯，传单会馆，联合侨民500余人，于次日电达总理衙门，恭请圣安，并恳请归政。一时间南洋各岛效法，加拿大、日本、美国、南美、澳洲华侨及内地人士继起踵接，联名抗电力争者数十起，“天下仁人君子皆翘首跂足以望星洲”，新加坡华侨因此被视为“我四百兆同胞之云霓”[21]
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等积极部署，筹划武力勤王。新加坡华侨一面制造舆论，一面参与谋划。1899年7月，《天南新报》连续转载《清议报》所刊无涯生（欧榘甲）撰写的《明义篇》系列文章，如《义士乱党辨》《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等，为反抗清廷倒行逆施的义举正名称颂，文章指出:
天下之祸，固莫哀于亡国哉，而追原其始，则皆由于诬义士为乱党。……当其始也，义士痛心国事，疾政府之专横，忧外族之逼处，思有以伸人民天赋自由之权，人治进化主义，以壮国基，以图自保，不得不谋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机关，或开新闻揭激昂之论，以醒国民之精神；或开大会演说国耻家仇，以刺国民之纪念；或开学堂输进万国文明，以开国民之智慧；或集图书报告，指示治内治外之失权，疆土日蹙，地图转变，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奋兴。……有国者视民若犬马奴隶……谈时事有禁，议朝政有禁，著书有禁，立会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治，以固帝王万世之业。一旦而夙昔所视为犬马奴隶者，忽倡言改革国家主义，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权，开化之路，彼早已惊走骇汗。……天潢世族，奴视其民之私，宁甘心亡国而为狗马之幸存，决不愿国家改革使国民有见天日之一时，外患愈棘，而内压益甚。[22]
要拯救危亡，必须保救圣主明君。“故废皇上者，所以断绝我四万万同胞义士之生机也。夫断绝人类之生机以自纵其欲，于古谓之独夫民贼，于今谓之野蛮无知，摧陷而扩清之，是天地之公义也，人之正理也，况其为废我四万万同胞所恃皇上之贼党乎？己之仇不报不可以为人，君之仇不报更不可以为生。”只要光绪复辟，“则内外人心咸为改视易听，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宪之制，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
为达此目的，文章公开号召发动海内外民间秘密会社，武力勤王，“我中国侠学虽微，而内地以及海外会党间义烈之士尚多有之”，呼吁“声大义于天下，举雄师而北指，戮叛君亡国之贼臣以救君父之难”，为四万万人建立“功在万姓，功在万世”的大业。[23]
《天南新报》自撰的言论也渐趋激烈，有人说：“各国谓中国刑法惨酷，其实失刑甚矣。京师数百菜市尚不足以容奸佞之头，而悬首藁街者曾年有一见乎？国家疲孱不振者三百载，非有廓清摧陷之烈不可以致中兴。”[24]
1900年1月，清廷宣布立储，欲废黜光绪。新加坡华侨先期得知消息，呼吁海外华商再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认为：“今皇上以三十壮年之圣君，而西后以七十将届之衰龄出而夺其政以尸之位，不谓西后有过不得也。”[25]徐季钧更指斥西太后为“伪临朝”，声称:
本馆自开报以来，即力主维新宗旨，于前年八月政变后，更复痛斥权奸，不遗余力。外间不察，以为奸党或不至所言之甚，疑本馆执笔人未免偏执己见。……至此次伪谕遥颁，天下之人，咸恍然共知那拉氏之藏心轨图步武氏之后尘焉。[26]经元善在沪联合士绅1231人电禀反对废立，遭到清廷缉捕，并借故移文澳门当局将其拘禁。邱菽园、林文庆与何廷光曾设法营救。[27]
此后《天南新报》又发布公启，呼吁将“祝寿之虚文”改为“保寿之实法”，由全国4亿人各出一元，向英、德、日、法、奥、意列国的保险公司购买光绪的人寿保险，这样，一方面“以我四万万人共保之，地球之列强共保之，则我皇上之圣寿必可保”，另一方面，“能保皇上之寿，即以保中国之寿，即以保我四万万同胞之寿矣”。“实不徒为皇上买保险，实为中国买保险，为我四万万人身家性命各自买保险也。”[28]将保皇与保国保家相联系。同时刊发《母后有罪可讨考》，据《春秋》大义，论定君与母后可讨与否，关键是看有罪无罪，“若有罪焉，天子可名为独夫，太后可名为贼臣”。而罪与否的标识，当“以下民之视听为视听”。“母后有罪当讨，非子讨母也，母后得罪天下，天下共讨之。”[29]保皇会的各机关报均不断转载《天南新报》的文章，以加强勤王舆论。
随着勤王运动的逐渐展开，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必要。梁启超先是函请丘逢甲劝林文庆出面，在香港创办西文日报，“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者”，继而又提议将林文庆在新加坡所办西文报改组为保皇会的党报，“发表我辈他日政策”，以利于“与西人交涉”。[30]
舆论宣传之外，新加坡华侨积极参与保皇会的组织，以及勤王的筹饷和方略谋划。
保皇会最早派往新加坡活动的当为徐勤和陈继俨，目的是运动南洋华侨和为大同学校筹款。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函告康有为，哥老会首领师襄称湖南内地有九万余人，独无军械粮饷，不能举事，“拟候君勉南洋筹款。然君勉初到南洋，一切布置未定，奈何，奈何！”[31]是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函邱菽园:
讲闻风义久矣，天南一柱，独持清议，天挺人豪，以救中国。每读报及得赐同门诸子书，未尝不眷然神往也。仆以不才，过蒙圣主知遇，哀国危亡，毗赞维新。遭变以来，故人亦多遗绝，而足下乃独哀念逋亡，辨其愚忠，助共张目。徐生之行，过承接待。又复轸念琐尾，馈以千金，拜登感激，不知所报。但以执事高义雄才，纯忠硕学，相知之深，相待之笃，联辔并轨，以救君国，非复为寻常语言所可谢也。[32]
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
仪侃君仍寓敝楼，晨夕倾襟，致雅相得。日间《天南新报》正在赶印大同高等学校章程及代理收单千号，印成，即请林芷俦陪仪君往各处筹款，而萲通函以为之先，签名以坚其信，看得多少，再及其他。今日筹款如不借径为无别法，南洋英、荷各属禁会甚严故也。……梁任公昨尝函约萲为兄弟，闻亦有檀山之行，何其盛也，临风逖听，快慰何似！任公新有信来，极慷慨激昂，一主勤王，到底不懈。萲欲函复与言南洋一带，所筹大同学校捐款，不论多少，总以提归正用云云。
当时风气未开，阻力重重，邱菽园已经预料到筹款活动很难顺利，所谓:
南洋虽日倡孔庙学堂，和之者多，然事未办，地未择，图说未有，捐条未发，必无款可筹；即筹矣，而十羊九牧，其款亦究应拨提，此是固本之事，终于目前应变之方，无济分毫。再四思维，只得暂且放下，虚与委蛇，而不急起以追之，诚恐蹈任父在东徒作嫁衣之辙也。然急欲得其人而与谋，商家少大志，南中尤僻陋，一切绝无见识，殊难与语，故惟有借还之一法，如近之以大同高等起点是也。自愧言轻，不足举重，容竭心力，并藉陈、林二君四处游说之能，徐观后效可也。[33]
陈继俨等人的筹款，看来的确未能引起普遍响应，所以不得不由邱菽园独力承担大笔捐赠。而陈继俨对于促成其事居功至伟。后来康有为谈到陈继俨的功过时说：“某今以才自负，目空一切（昔在南洋筹款，鼓动邱菽园大款有功）”[34]，所论即指陈继俨。
筹款而外，邱菽园还向康有为介绍南洋各埠的有关情况，并为其移席新加坡预做准备:
此间得刘孝实、陈紫瀛两君来书，又何晓生西文函一，藉悉旅祺绥和，至为忭慰。君勉君在暹罗孟谷城，粤人陈斗南君广义和店，陈亦志士，郑藻裳君已出，来星坡云：往巴罗见陈翼廷，往吉冷见吴铝鹤，又王泽民（即王炳耀之堂侄）皆有志之士，翼尤刚劲可用。……林文庆顶礼我佛，五体投地，每与萲言之，如掬肺肝，精格致学及天演家言，于各教立教本旨，皆能洞晰无遗。萲为述我佛讲学大义，救世婆心，喜跃感泣，无间寤寐，而于勤王立宪诸宗旨，尤切兢兢，诚海外友人第一等豪杰也。今督瑞公颇与之密。其余馆舍，萲亦早同预备，有以安长者，一得电报，自可供张周密，虽带多人，亦所甚安耳。[35]
林文庆还计划以商团名义训练陆军，邱菽园则向康有为赠款2000元，邀请其南下新加坡。在香港身陷窘境的康有为对此大为感慨：“九洲横睨呼谁救？只有天南龙啸声。”[36]900年1月底，便带领梁铁君、汤叡、康同富、董津、李棠等赴新加坡[37]，先后寄居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家中。
康有为移居南洋，并非单纯躲避清政府的暗杀绑架，而是以退为进，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保皇会筹划已久的勤王运动正式提上日程，密锣紧鼓地加紧进行。2月，康有为抵达不久，邱菽园就前往马六甲、吉隆坡活动，暗中组成保皇会新加坡分会，自任会长。[38]与此同时，康有为指示保皇会在香港、澳门设立总局，以便遥控节制国内的招伙运械等筹备活动。
三四月间，丘逢甲、容闳、徐勤等相继赶赴新加坡，表面上各有所图，实则为了共同商议和运动勤王事宜。其间康有为、容闳曾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39]这显然是为即将举行的勤王军事行动展开的外交努力。而丘逢甲也同意“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40]。邱菽园在《赠别徐雪广征君返里》诗中毫不掩饰其跃动的雄心：“即今王室伤如毁，草檄宾王大有人。”“独有英雄造时世，相期犹记廿旬中。”[41]丘逢甲赠诗林文庆:
君名文庆字文庆，应慕汾阳郭子仪。若论收京扶圣主，终须横海出雄师。公卿当代多余气，豪杰中原望义旗。欲起病龙作霖雨，天涯我特访神医。[42]
其与邱菽园唱和，也有“出关待草勤王檄”，“谁遣拿破仑再出，从来岛上有英雄”的诗句。[43]
保皇会能够迅速将勤王由一纸计划落实为筹备行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华侨的倾力支持和帮助。主要体现于两方面，其一，财政上，邱菽园提供了勤王所需的主要款项。邱菽园的父亲邱笃信是新加坡的米业大王，他自20岁赴新加坡做苦力，10年后开恒春号经营米粮，到1870年代，就积聚起百万家财。1896年4月邱笃信病故，年仅22岁的邱菽园继承父业，他年轻傥倜又满腔豪气，办事往往一掷千金，对于视为大义所系的勤王救国，更不惜尽囊相助。[44]在整个勤王运动中，邱菽园共捐款20万元，占保皇会全部得款的三分之二，可谓勤王大业的财政支柱。
其时保皇会虽然向各地华侨广泛募捐，认捐者相当踊跃，但一则华侨中富商不多，二则认捐爽快交款难，是一般常情，三则清廷驻外机构横加阻挠，梁启超在檀香山等地的筹款即长期不能到位，并因而见疑于同门。没有邱菽园的捐款，保皇会的勤王计划至少还要在纸上搁置一段时间。所以保皇会财政上一直倚重邱菽园。运动之初，梁启超认为：“若能得百万，以其半供内地豪杰，以其半招菲岛之劲旅，可以垂手而成大业。”而这时邱菽园已经捐款10万元。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表示感激之余，劝以再接再厉:
兄以义侠任此数之十一，诚为可敬，望更以兄之血诚，尽力以感召同志，南洋一带能得其十七，则美洲必可足其十三也。生死骨肉，全望我叔子矣。
几天后致康有为的一封信又说：“弟子所望于南洋者，望其得六十以上之数也。叔子肯周游说法，或可望乎。弟子兹图一切事，望告叔子同舟共济。”[45]
其二，新加坡华侨为保皇会的“总持”康有为及其统帅部提供了活动基地。戊戌政变后国内政局日益恶化，不少爱国志士或被迫或自觉地将挽救危亡的目光转向海外。黄乃裳便提出以办学堂，建商会等形式，发动和组织南洋五六百万华侨，举办各种事业，“进而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以保南洋群岛所有已得之利，不至为外国所攘退，而为我仁明英武之君，恢复中原二十二行省破碎之河山，俾四万万同胞兄弟，不至为牛为马为奴为虏，得以优游食息于二十万里膏腴之域，或且收拾已失藩属，以共戴天朝，是皆南洋有志华商同出回天之力，以整理我华夏既残之局之功之德也”。如果南洋华侨能够联合全球各地同胞，“牵合内地四万万建出非常之业，而恢复五千年历掌之河山”，“是华人之托于英法美葡西诸属地者，未始非苍苍之天之特开此局，为恢复中原之地，以保黄种之族也”。[46]黄乃裳组织侨民屯垦事业，目的即在于此。
勤王运动开始，总帅驻扎何地成为首要军机大事，保皇会有星洲、日本、澳洲三种选择，澳洲太远，日本已拒，康有为又不敢深入内地，星洲便是唯一可行之处。此外，为了解决在香港设立保皇会机关的问题，梁启超还建议由他本人及邱菽园、何东出面，在檀香山、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集股20万元，在香港开办一家铁器公司，一面经营生意，一面聚集同志以助正事。[47]
武力变政最重要的准备当属谋略的制定与实施，新加坡华侨自始至终参与了勤王计划的制订、修改并督促实行。早在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邱菽园时就提及:
篡废事虽迫于舆论，暂辍所谋，然枭獍之性岂尝一日忘食母哉。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火星。叔子日与南海促归运筹，其大端下手处果若何，幸常常急相告。[48]据康有为后来称：“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49]
长江、广东、广西分别由为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负责。这一布置在1900年春已成定局，梁启超致函梁君力通告各地运动情形：“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理具备，所欠者饷与械耳。”[50]
不过，保皇会在三个方向上并非平均用力，依据康有为所拟“勤王行师议”，广西一路为勤王主力正军。所以4月梁启超复函康有为，对该计划虽推为“第一著”，却提出首先取粤，以固根本而壮士气。[51]
在战略主攻方向的选取上，保皇会有过权衡，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邱菽园等人态度的影响。最初康有为对“粤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的人和优势情有独钟，主持澳门总局的康门弟子也多为广东人，希望首先由此发动，同时对李鸿章督粤及许应骙党羽颇盛心存顾忌，反而觉得“福建关键最为紧要”，详细研究过福建发难的各种地利与人和因素，以及具体的运动办法。[52]
不过，注意福建，多半是敷衍闽籍的新加坡华侨，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从康有为等人一到新加坡就开始策划，而对广西始终有所偏重。5月底，广西的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请期”，康有为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全力注西。[53]本来邱菽园打算“出五万开办闽生意”，康“恶分则力薄，已极力说其改归西，今已全变，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并将全股本拨来”。康有为得此巨款，慨叹“岛真不可再得者也”，随即与邱菽园商议，改变原来广西方面因缺少军械而不能起的不利局面，改“散财招伙”为“因械聚人”，决定“趁日本旧货出售，将尽以全力大购之”，把邱的5万元全数径直汇往日本，不由港澳总局转手。[54]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又风闻“上弑之谣”，新加坡华侨认为危机迫在眉睫，不断催促保皇会赶紧采取行动。对此康有为感到时不我待，赶制出详细的行军作战计划，几乎尽遣所联络到的两广民间武装头目全力取桂。本来邱菽园答应将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用于广西方向，汇出3万元后，见保皇会迟迟未动，怒而扣留余款。恰好此时发生广西容县被变民围困事件，梁铁君“以为或者即李立之兵”，康有为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因以此告此间及吉、暹，云西已起，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诸公得此报上实耗，乃少解”[55]。
在康的哄骗劝说下，邱菽园不仅汇出余下的2万款项，还允诺再捐10万元，以求“刻日成军”。邱菽园虽有百万家产，但要立即拿出现款，也非易事。他“四处筹借，即不然，亦于两礼拜内，必得此十万”。[56]果然言出必果，最后用屋契作保，以6厘息再借款10万元捐出。康有为一方面感叹其“破家为国，再无第二人”，另一方面则陷入两难境地，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然再迟，人心散矣”，竟指示部下“速为之，成败皆在今日，今不妨冒险”。[57]
北方局势的变化，也牵动着岭南政局。6月18日，清廷电令李鸿章北上。“北乱李行”的消息传出，给保皇会在粤行动带来一线曙光。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58]，打算改变战略主攻方向。但这一变更遭到邱菽园的坚决反对，迫使康有为回到原定方案。康将此事函告叶湘南:
吾始以力薄，故全力图东栈，然岛力欲羽异西，吾亦以为立不败之地，极佳。……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岛甚谆谆于是，吾亦未尝不以为然。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驱为要，长驱仍以翼为之。[59]
其实，康有为在战略决策上并非如此果断坚决，举棋不定，华而不实，才是保皇会勤王的行为特征。
新加坡华侨对于保皇会的组织发动与联系也有所影响，保皇会在两广所倚重的丘逢甲、陈紫瀛、唐景崧等，均与邱菽园早有交游。1899年，丘逢甲、黄遵宪等人在粤筹组保商局，陈紫瀛参与其事，邱菽园与丘逢甲通信中，曾询问其踪迹。不久，陈赴香港，与邱菽园订交，丘逢甲得报，庆幸“天下有心人，声气无不投者”[60]。丘逢甲原来答应出面主持广东方面的勤王行动，不料返乡时潮汕一带遭受鼠疫，多位至亲惨遭不幸，巨创之下，隐居不出。陈紫瀛则从4月与陈翼亭相合[61]，一直积极参与勤王活动。他是勤王正军的九位主将之一，在自立军的富有山树义堂中，又和邱菽园名列正龙头[62]，地位极高。
新加坡华侨为勤王事业捐献巨款，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联系。而保皇会的康门师徒多为坐而论道的书生，缺乏办事能力和勇气，尤其拙于秘密武装活动，选材用人，组织联络，策划调度，筹款购械，处处好大喜功而力不从心。康有为曾经抱怨华侨“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何况邱菽园捐出巨款，连康有为也承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此次大事全藉菽园乃有所举”[63]，其期望值自然较一般华侨更高。双方的矛盾摩擦多由这一反差滋生。
保皇会的勤王计划，一开始摊子就铺得过大，远非其人力财力所能承受。梁启超筹款百万之想已有几分梦幻色彩，后来还不断膨胀，托几位美国人借款1000万。结果耗去2万本金，毫无所获。他在檀香山半年，“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直到6月中旬，寄往日本和港澳的不过2万元。[64]这引起邱菽园的不满，“颇有过言”。7月间，康有为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美洲各埠，也所得区区。[65]在此情况下，保皇会只得一味依赖邱菽园的捐款。而澳门总局办事人又举措失当，所用非人，以散财招伙之法，网罗两广豪强，结果愈益滥支，虚糜太甚，受骗实多，款已用尽而事不能举，甚至情报不灵，音讯不通，令邱菽园等人大失所望。
六七月间，形势危急，邱菽园等人每日前来询问消息布置，而康有为“一辞莫对”，身为全军统帅，连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也一无所知。6月27日，正当康有为在新加坡“日夜与铁、觉商，与岛辨，为西事办否，今日尚辨驳无已，思辨无穷”[66]之际，忽接徐勤电告，陈翼亭已经出发，后来又证实陈并未移动。对此邱菽园“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又虑我等多费而无成也，至云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此语极难闻”[67]。
这时邱菽园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已经扩而大之，对总局办事诸人皆有微词，康有为担心“我等收其多金，彼心热望深，再若迟之，彼或疑我等浪费乾没，谣言一起，则事无可为矣”。但又明知办实事有心无力，因而关注重心有所转移，勤王与筹款的位置互易，即勤王由目的变为手段，筹款则由手段变为目的。他说:
若我等再迟不起，恐有它变，我等实对不住，无论如何再不敢开口问取也。顷暹、吉亦开捐，若能起，岛更高兴，尚可多出，则外埠踊跃，源源而来。澳洲谓尚有二万未汇，然今须起后乃敢催之，否则责望不得，人心渐散，哗谤大起。[68]
为此，他不顾时机成熟与否，指示各路“以速为主”，导致汉口自立军仓促行动。
不过，康有为也有难言之隐，其自居圣人，心高气傲，在邱菽园等人的催逼下，他一方面力不从心，无以回报，颇感欠咎，另一方面难免滋生寄人篱下，失势受气之怅。他虽力劝邱菽园息怒发款，“然已费多少曲折解慰求请乃得此”[69]，心中郁积着一股闷气，这在以教主自命的康有为也算勉为其难。4月间，他曾想远游澳洲，一走了之，被梁启超等劝阻，梁在函请邱菽园出面“力尼此议”时，对后者“冒险难，排众议，以作东道”的义举加以赞誉，并主动担负筹集巨款之责，以改变“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70]的窘困，似乎折射出康、邱间因嫌生隙的行迹。
自立军之败加深了邱菽园等与康门的分歧。本来勤王计划的动议者是唐才常，但他主张各派联合大举，又以“借勤王以兴民政”为宗旨，得到梁启超、汪康年、孙中山等各派的支持，长江中下游成为联合大举的中枢。然而，此举有意无意间触犯了康有为，除了宗旨上后者“深恶痛绝民主政体”[71]，以保皇作手段不为其接受外，更重要的是唐才常、梁启超、汪康年等人都不愿在未来以民政为基础的新政权中为康有为预留位置，而且三人均与主张倒满洲的孙中山有所联系。加上主持澳门总局的康门弟子抱有门户和畛域之见，保皇会倾全力运动两广，对长江方面不能予以有力的支持，尤其在饷械的分配上，厚此薄彼。这与梁启超、邱菽园的态度明显有别。
邱菽园与唐才常虽素未谋面，却早有联系。1897年邱途经香港赴新加坡之际，在友人处看到《湘学报》，知道唐才常其人，与之通信。1899年12月正气会成立，“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于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鍖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72]。翌年春初，唐才常将所著《觉颠冥哉内言》四卷寄赠邱菽园。[73]
邱、唐之间的联系，因梁启超的支持而得到加强。梁对于澳门总局的偏心早已有所察觉，多次函告：“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所有急需，乞就前者金山会款及南中菽款接济之”；“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不分畛域。”并让唐才常等“有急需者尚请先商之于星洲诸贤可也”[74]，而康有为和澳门总局仍怀私心，暗中做些手脚。
6月，邱菽园因对港澳总局不信任，将新捐之款“全数汇东”，康“知港澳不给，而无如何”，指示徐勤等向罗普“截一二万还港澳用可也”，甚至打算“调回上海之款”[75]。这些机关算尽的小动作，后来成了“浪费乾没”之说的成因，令保皇会自食其果。
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至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报告长江事变，所说与狄平各异，并怀疑康有为等人“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76]，对康宣布绝交。尽管康有为力图辩解，声称：“尚未集两造，无由处断”，言词间却明显偏袒狄平，说：“力山勇锐，或者畏之，恐其致祸，而不告以实，亦未可知。……雅至忠，而阅历深，有操纵，当俟雅查乃定。”
然而，邱菽园与秦力山自1900年春即诗文互酬，引为同调，况且已对保皇会疑心重重，至此虽未公开反面，却于11月致电康有为，要求亲自出任粮台，掌管钱财，通电各地保皇会将捐款汇往新加坡。康有为一面表示已停粤局以节靡费而蓄大款，一面将深得邱菽园信任的陈继俨拉来助阵，
今仪侃自港来书，亦议请雪梨款尽以寄公，免港澳为众人所分牵，管数者难于破除情面，则大款难蓄，而为零支所累，因以误事，已决计如此。经贻书与任，及复书与侃，特以公近来甚困，忽以告公，虑公以为一埤相遗，故不敢先告。今公慨然任粮台之事，仆既得就近支拨商量可否，此仆所欲请而未敢者。而关切大局，讦谟定策，竟有不约而同心，盖事关一体，自然而同也。今将仪侃之来书并陈，以见公电之先得我心，欢然无似。[77]
其实，康有为此番做作可谓言不由衷。梁启超于1900年九十月间赴新加坡、槟榔屿见康有为时，“见岛极殷勤，必不疑其遽决裂”，抵澳洲后，接邱菽园来电索款，以为“汉狱之焰，方波及于粤。弟子窃疑港、澳局皆站不住，有大变动，又以为岛之此电，必曾与师商者，故得电后即照办”，共汇出2000镑，直到1901年4月接康有为来电，才知变生不测。[78]康有为得知情况，即通告各埠保皇会将捐款寄往其所在的庇能。可见他并不想让邱菽园支配保皇会的财政。
邱菽园与康有为虽然不和，并未与保皇派公开断交。自立军失败后，被捕者的供词牵涉邱菽园，富有山堂又将其列为正龙头，清方查知，两广总督陶模札行驻新加坡领事罗志尧查明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有无植党图粤之事，实则有意为其开脱。邱菽园得知这一信息，于1901年4月上书陶模，声明自己与康、梁的交往，限于考古校经，问政变始末，谈及时务，指陈得失，英雄所见，虽曰略同，而见机观变，豪杰各不相下，并反对将“忠君爱国之人，概目为祖于康、梁之党。康、梁身份，诚日增加，而志士皇皇，进无以为自解之路”，认为只要清廷“取法维新，与民乐利，不徒楚粤诸党会，本非生而好乱，一旦名义无出，闻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犹人耳，望风解散之不暇”[79]。言语间只有辩解之词，而无攻击之意。在此前后，他还与东京的梁启田联系，请其与梁启超协商，如果梁肯东归主持全局，愿再出10万。梁启超甚至准备接受，“愿居长崎，以任内事”，而让康有为游历南美。[80]
邱菽园弃康拥梁，决非仅仅出于财务纠纷或个人关系不合，而是宗旨倾向变化的表征，亦即由康有为的保皇转向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兴民政。邱菽园本有种族意识，曾作《黄帝本纪》万言书，“严辨种界，考据精审，旅外文人多未留意及此者”。其通电上书要求归政之举，也明知“此在中原是逆着”而不惜犯险抗命为之。[81]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冯自由与邱菽园等的唱和诗文，反映出新加坡华侨民权心声的释放。如秦力山《道出星洲赠星洲寓公》:
天南诗阵走雄师，凛凛良狐笔一枝。闻说中原民贼剧，却应头颈惯矜持。
五千年上吾谁祖，四兆同胞尽若忘。可怪胡儿多误我，神洲此后更沧桑。
《重留别邱林徐三君子》:
中原相见再长谈，不到民权死不甘，寄语三君吾去也，魂兮留滞在天南。
人事虽歧心未灰，他年应再动春雷，排空击得弹丸碎，直抵黄龙饮一回。[82]
冯自由《赠寄星洲寓公》:
文明地狱野蛮天，廿纪修罗铁血鲜。傀儡争存魔鬼现，喇叭吹起睡狮眠。自由潮汐新中国，独立风云壮少年，绝好黄金供锻冶，与君击剑倡民权。[83]
可惜梁启超终究不能跨越雷池。后来秦力山因故与梁启超反目，邱菽园也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84]邱菽园于1901年8月13日再次公开发表自辩文，解脱康党干系之外，更对康指责抨击。他说:
不佞以海邦男子，两年以来，籍籍蒙康党之名者，岂真独无闻见，而曾不一为辩白欤。诚以党与不党，我心清白，原有存真。而不图阴鸷阴狠之康有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无趋附门下之心，故动辄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极力表暴，或刊各报纸，或印名会单，不惜齿牙，大加赞誉，深恐天下人士不知不佞为其党也者。甚至如汉口鄂督所捕之会党，及粤东德轮所获之海盗，搜其行箧身上，亦复遍有仆名。
他进一步归纳道:
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其死后不磨之谥，而其结党之法，总以其学问招徕之帜，以大帽子为牢笼之具，凡属少年聪俊好奇喜事之辈，一与之游，无不入其彀中，此则戊戌以前在粤聚徒及在京结党之手段也。至于亡命出奔以后，则又变用其结党之法，以维新为欺人之术，以皇上为保命之方，其与为仇者则攻击之，其施之恩者，则愚诱之。若夫豪杰有志热心君国，不甘趋附之流，稍与周旋，则必推重其名，表扬其义，逢人说项，到处推袁，一若此人为其前身父母，再世知己，而天壤难逢，笃生不偶者，一欲收其入党之心，一欲绝其归国之路。其用计之狡，弄术之工，至于此极。故凡报纸上所胪列新党之名，及其行事或登诸各西报，或见诸《清议》、《知新》等华字报，极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义，若何捐款者，大抵皆非其党，而惧终不入其党，故乱造谣言，冀使内地官场得闻姓字，而设法捕获，则虽有志士，亦苦于进退维谷，而不得不依草附木，以中其计。此康有为出走以来，结党营私之心术也。……故欲知康党与新党之分，但观康之隐扬足矣。其扬之升天者，其人必立志维新而不肯入党者也。其隐之埋地者，其人必彼死党而甘与之图谋裹言倡行自立者也。[85]
是时邱菽园因牵涉保皇会，其家乡族人株连受害，邱报效赈银1万两，声明“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藉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才由张之洞奏准销案[86]既要开脱罪名，当然有所遮掩。但公然骂康，却是发自内心的愤懑之词。
促使新加坡华侨脱离保皇派的另一原因，是与孙中山的联系。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准备亲赴南洋与康有为协商联合大举事宜，先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前往接洽。宫崎等人到新加坡后，寻访邱菽园，后者告以康有为并未在新加坡居住，宫崎寅藏遂托邱菽园转交书信。而康有为一方面排斥主张反满的革命党，另一方面对前此孙中山介入刘学询、李鸿章等人的交康、刺康密谋心怀恐惧，加上他接到多方获得的情报，指宫崎寅藏为刺客，而宫崎寅藏等人赴新加坡之前在广东与李鸿章的手下有过秘密接触，令传闻显得真实，于是借口英国当局保护严密，拒绝见面，仅派汤叡赠款百元。宫崎寅藏等致函反驳行刺之诬，信被警方截获，而保皇会又将此事报告总督，警察遂将宫崎寅藏等人逮捕。
7月9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新加坡，立即动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行动。当地华侨中，林文庆早在1896—1897年孙中山旅英时就与之结识，他是新加坡第一位获得英女王奖学金的华人，1895年又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社会地位很高，孙中山通过他疏通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关系。尽管康有为指林文庆为拘禁宫崎寅藏等人的主谋[87]，但林的确为释放后者起了重要作用。[88]他还介绍岳丈黄乃裳与孙中山会面。
黄乃裳早年好读中译西书，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尤其赞赏，他读了裨治文所著《大美国联邦志略》，慨然曰:
传子之天下，易而传贤，且君位有四年限制；君王之天下，易而民主，或曰总统，令士庶者有举主举官及议政之权；是推陈出新之一大创局也，是驾欧洲英、俄、法、意、奥、西、和、比、葡、瑞、恼诸国而上之也。
变法失败后，黄乃裳为《美国史略》作序，盛赞美国独立战争和民主开国的壮举，希望中国实现百年大变，涌现一华盛顿式的伟人，令中国焕然一新。[89]这使他对坚持民主共和的孙中山一见倾心。[90]以后黄加入了同盟会。林文庆也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孙中山曾托其出面提倡商人以助军费。[91]
孙中山为了营救宫崎寅藏等人，还找了旧友吴杰模帮忙。吴是福建人，别字子范，“少学医于英国，深究化学之理，切脉临症制药待病，尤为独步，在香港设肆售技有年，历蒙各医院院长推函荐许，实效昭然”，后移居新加坡，在衣箱街开设仁济大医房。邱菽园与之交好，曾亲自为其撰写广告，刊诸报端[92]，由此可能间接了解孙中山。
孙中山此行目的本是与康有为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93]。而这一方针先此已与梁启超、唐才常、汪康年等达成默契，邱菽园则对奉行联合大举的长江革新党予以积极支持。1900年8月，孙中山、梁启超分别归国，准备实践前诺，参与长江联合大举。事败，邱菽园排斥抵拒联合大举、借勤王以兴民政的康有为，而信任梁启超，也可视为对长江方面宗旨方针的赞同。1902年，他退出了以鼓动维新而名满海内外的《天南新报》社务，象征着脱离旧轨。以后在革命党与保皇派的论战中，他还自告奋勇，和黄乃裳一道为开演讲会批判保皇派的革命党人张继担任翻译。[94]直到1910年，才因文学关系与爱好相同的康有为复交。
世纪之交，华侨的祖国意识初醒，其中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宣传动员作用巨大。新加坡华侨在当时地位的凸显，除西学新学的影响外，得益于两方面的优势，其一，所受中国固有文化熏染较深，文化认同倾向强；其二，与国内各方的交往联系频繁，政治上同频共振。传统士人的天下意识与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相融合，使得新加坡华侨的爱国情怀与康、梁等人的政治宣传相互激荡，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这种士绅的政治文化优势向社会变迁过程中趋新事业伸展的情况及其作用，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