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被认为是洋务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而非孤立的偶发事件。[1]在戊戌以后中国政治变动的进程中，其影响弥久不消。庚子勤王期间，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主要成员，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参预了趋新各派的密谋，从而在台湾民主国到戊戌变政、庚子中国议会之间，构成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链条的重要环节。由此回溯，这批人在甲午之际的行为心境，除了人所共知的一面，似还有另一面未被揭示。而这一面曲折地体现了在西方民主思想和传统民本观念的交相作用下，近代绅权与皇权、民权的关系，显示了中国士人国难当头时如何对朝廷与社稷作两难取舍。而这也是理解庚子勤王运动中各派趋新人士政治表现的一大关键。
庚子勤王运动名义上的“总持”，是保皇会的首领康有为，为了实现其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总体战略，保皇会倾全力经营两广，尤其注重广西方向，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康有为以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兵，准备取道钦廉，攻占桂林，以此为基地，然后进攻湘鄂。制订这一计划，除了战略上地利的考虑外，人和当是重要依据。因为原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在桂林一带聚集力量，并与保皇会暗中早有联络，被纳入该会的战略计划之中。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向康有为报告：“滇、黔、桂皆来归”，请约期发动。康闻讯大喜道：“此天赞也！”[2]立即指示澳门总局的徐勤等人：“西力膨胀，既拟移全力注之。”并将“有小山（即唐景崧）之坐镇，滇、黔皆来”[3]，作为调整部署的主要理由。
在此之前，保皇会虽然制订出总体战略，但感到实力不足，因而具体计划只决定取鄂后顺江而下攻金陵，而不敢直捣北京与荣禄的武卫军正面相撞，又担心“画江以待力足”则缓不济急。[4]到6月初，北方义和团蜂起，形势骤变，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加上唐景崧派人请期，康有为趁势调整完善实施步骤。依据他亲拟的计划，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勤王之师取桂后，以唐景崧留驻，一则收复全省，一则聚集人马。“有薇老在桂留驻，不患无人。”
薇既留守，彼为灌阳人，灌近湖南，其俗强悍，迥异于桂。全、灌、兴安之间，皆为会党，上通永、桂、郴、道，旬日间可招数万众，开库截粮以养之，立选强健，操之旬日，以万人为度，薇或亲统或派人作后队，赶上湖南，长驱接应。若有妥人留守，薇以亲统为宜，以将来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当有大帅指挥之也。其应派人前敌或留守，由薇指挥。
大军到湖南后，与黄忠浩部防营里应外合，下长沙，破武昌，长驱襄阳，山东大刀王五和镇江徐怀礼各军亦分路北上，入直隶，逼京师，趁乱破之。[5]
依据这一计划，唐景崧实际上被委以勤王正军全军统帅的重任。
康有为如此安排，显然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军事行动主帅应亲自入营统兵，而康有为自视为四万万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勇，处处以自己的安全至上，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早在1900年4月，梁启超就为此犯颜直谏，坦陈意见。当时康有为计划以星洲、澳洲、日本三处为驻扎地，“似无入营亲统之意”。梁启超表示反对，认为：“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败则应以身殉之。“既动则有进无退，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他进一步劝说道:
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因而坚决主张:
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帏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并以不先入军中则起义之师不能正名相挟，力劝康“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6]
对于梁启超的苦口婆心，康有为不以为然。6月，唐才常以起义在即，请康有为乘轮北上。康问以驻港或驻沪，作欲“还港办事”状，甚至提出要“赴京救上”[7]，其实稳坐星洲，并无动意。自立军起义前，唐才常致函康有为，“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康依然置若罔闻。倒是梁启超履行诺言，兼程归国。[8]康有为抬出唐景崧，既能保证大军有主帅坐镇，借以卸责，又可塞绝弟子门生的进言劝说。
其二，唐景崧曾任封疆大吏，其旧部分散于西南各省，又与西林岑家（春煊、春蓂）交善，在西南一带颇有号召力，可以节制各部将领。这种利用开明官僚声望的做法，符合当时一般人的心理。长江自立军也曾想请原湖南巡抚陈宝箴坐镇，因陈猝死而作罢。[9]
除广西方向外，保皇会在广东另有一番布置。康有为派梁炳光、张学璟、叶湘南等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惠、潮、嘉的会党游勇如林玉、“版筑”“三品”等。这一计划得到原台湾民主国义军统领丘逢甲的赞助。台湾民主国成立时，康有为在北京以其“苍葛之呼，震动宇宙，事虽不成，义暴天下”而“侧慕之私，甚愿执鞭焉”。后来在桂林与唐景崧交往，“具审执事大才，益增想望”，“以为吾岭海磅礴，有吾两人，如孟德言，所谓使君与操也”。这时则致函丘逢甲，请其“命驾来游，俾瞻丰采，获聆高论”，希望借重丘的影响，“台澎旧侣，潮惠新知，以公号召，必当共济”。[10]
1900年3月，丘逢甲赴南洋考察学务，在新加坡与康有为、容闳晤谈，同意参与保皇会的勤王起兵。4月9日，梁启超致函梁启田，言及保皇会在广东的军事准备时提到：“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11]，又同意“归统”，与潮汕的版筑“合成一军”[12]，愿意在起义之际具名签发由保皇会拟定的保护外人布告。[13]这使保皇会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向西。6月，保皇会的勤王正军准备大举袭桂，而主帅陈翼亭丁艰在家，为不失时机，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与丘逢甲商议：“万一羽异未出，可先动不？”[14]希望由丘逢甲领头，率先发难。
原台湾民主国帮办刘永福当时率军驻扎广东，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勤王运动，但保皇会试图加以利用。康有为指示勤王军在两广发动时，“拟东西皆假刘旗，以其声威震动大众”[15]，乱敌军心，便于奔袭。并具体安排专人秘密制作旗帜号衣上的“福军某营”字样。其时兴中会策划在两广独立起义，以响应各派联合的中原大举，并力争在广东与保皇会合作，有会员往见刘永福，说以种族大义，请其归附帮助。据说刘“极之喜欢，答应倘有机会，定必赞助”[16]。
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因唐才常与康有为的关系，名义上由保皇会统属，实则自成系统。而内部又分成若干派系。在下游势力很大的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有宿怨，汉口自立军的实际统领林圭则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唐才常本人也感到事成之后难以安置康有为。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在经历了正气会、自立会的分合之后，各派携手组成中国议会，维系合作大举的局面。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湘军将领。而南京方面作为联络官绅中介人的，便是原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俞明震。[17]尽管井上开始觉得俞明震及其弟明颐“气质很好，但不是很主动的人”，可是俞明震却积极在南京士绅中串联鼓动。经过一番活动，俞聚合了一批士绅名流如刘世珩（聚卿）、傅春官（苕生）、易顺鼎（实甫）、顾云（石公）、薛华培（次申）等，于8月17日下午借游玩秦淮画舫之机与井上会面，谈论中国议会之事，得到大家的赞同。次日，俞明震再度拜访井上雅二，商议联合大计。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的大力协助下，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18]则俞明震在中国议会向南京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参与井上、俞明震等人活动的易顺鼎，也与原台湾民主国关系很深。甲午中日战争之际，他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下，参与戎幄，对清廷割让台湾极为愤慨，诣阙上言，请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并鼓动刘坤一支持唐景崧等人坚决抗战。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他决心亲自赴台相助。可惜抵达厦门时，民主国已经败亡。此后他仍两渡台南，试图为刘永福争取大陆援军，均未成功。[19]内渡后曾任湖南督销局道员，庚子督办江阴江防营务处。[20]
长江联合阵营从正气会成立起，便着手联络秘密会社。1900年3月后，唐才常因为与汪康年一派的矛盾难以化解，为避免办事掣肘，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召集湘鄂江淮的会党首领在上海成立集贤会，完全避开汪派，以前此建于东京的自立会的名义，专门从事发动和组织会党的“内圈”活动。
不过，汪康年等人显然参与了正气会运动会党的决策，知道内情，汪还认识会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人。该派骨干叶瀚继唐才常之后任正气会干事长，有责任全面了解会员的活动情况。参与该会的周善培，虽远在四川，仍不断以通信方式向汪康年等报告其运动会党的进展情形，并且一面认为唐才常应将所谋内圈之事通告汪派，一面劝汪康年等人体谅唐的苦衷，不要因此而生龃龉。[21]
7月，北方形势危急，时不我待，汇聚上海的革新人士酝酿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变政大计。为此，组织成立了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加紧准备，“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22]。依据这一计划，国会一成立便立即派人到扬州秘密联络会党豪强；同时湖北方面有黄小琴其人，熟悉宜昌情形，表示“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要求国会正式委任。[23]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叶瀚等还准备收拾其余部，通过黄小琴在宜昌、恩施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队伍拉进去潜伏待机。[24]则黄小琴是国会实行武力变政方针在湖北的重要依靠。关于此人，据办事者告诉汪康年：“敬如兄熟知小琴，可详询之也。”[25]敬如，陈季同字。陈为原台湾民主国外部大臣，有记载说他是民主国的动议者。他在如此深的秘密层面上了解具体人事，无疑也是国会核心机密的知情人甚至参与者。
此外，保皇会开始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而欲得福建，必须争取南洋海军和马江船政局。其时船政局提调为曾经与陈季同留学欧洲的魏瀚，康有为指示：“最好能得精通法文之陈敬如以联络之，则法监督等俱为我用。”[26]如此看来，保皇会也视陈季同为自己人或同道。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一直保持相互交往，但是参与庚子勤王，迄今未发现他们之间彼此沟通联系的证据。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更显示其思想倾向的一致或吻合。由此可以引申讨论的，是晚清士绅的动向及其与清王朝的关系。
庚子勤王，各派鉴于形势危迫，虽借此旗号，却随时准备自立变政。甚至康有为也有“万一”的考虑，打算在来不及救上的情况下自立救国。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不惜犯险参与武力反清变政的密谋，决非偶然，其思想基因五年前已露端倪。内渡官绅以身世、经历、性格而论，多属两类人，其一，担任过外交边疆事务，接触了解西方较多；其二，传统士绅圈中的心怀异志者。
担任民主国外务大臣的陈季同，原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堂学生，1873年曾随团考察台湾军事，1875年随日意格游历英法，协助采办轮船机器，1876年春归国。[27]次年，李凤苞率制造、驾驶学生各12人，艺徒7人赴英法留学，陈季同以文案身份随同前往，并和作为随员的马建忠一起，进入法国私立政治学校“专习交涉律例等事”。这种与一般“习英学者可期为良将，习法学者可期为良工”[28]的普通学生要求截然不同的留学，最初显然是为了应付有关的外交事务，却使陈季同意外地接触到当时一般中国人鲜有认识的西洋新知的不同层面。以后陈归属清驻英国公使馆。
1878年清政府在德国设立公使馆，陈季同又为首任公使李凤苞咨调，与担任翻译的罗丰禄一同赴德，同时仍兼办留学生事务，先后历任驻德、法、比、奥、丹、荷等国参赞，以总兵衔、福建补用副将任驻法二等参赞官，并代理过驻法公使。他通晓英、法、德、罗马、拉丁数种文字，熟谙国际事务，尤精法国政治及拿破仑法典。[29]
在法国期间，因翻译接待等职务之便，陈季同与驻在国朝野各方及各国使节时相过从，经常可见到“伯理玺天德”，对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有切身体验。[30]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将他与罗丰禄相比较，认为:
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场，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31]
陈季同曾通过许多法国朋友进行大量的外交活动，“异常灵活地协助了驻法公使曾纪泽在唤起法国舆论反对茹·费里‘东京政策’的外交活动中所作的努力”[32]。并因为有法文著作畅销于世，而得以在巴黎的沙龙里大出风头。
长期的驻外生活，使陈季同的行为举止多少有些不拘礼法。1881年1月，赴德采办机器设备的徐建寅应邀和使馆人员前往皇宫觐见德皇，“陈季同初以无票可入误人，继则夺人之票以自用”，致令徐被阻于宫门外一刻钟之久，情形十分尴尬。徐责备其“无礼甚矣”[33]。陈衍形容其“不修边幅，滥用钱”，“然未尝媚外”。[34]
1891年，陈季同撤差归国，甲午战争爆发时，他在天津曾就借款事与盛宣怀电报往还，关注战事发展。[35]1895年春，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电调其赴台。割台事起，陈季同和丘逢甲等商议保台之计，率先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主张。[36]后来他随唐景崧内渡，旅居沪上，通过马良、马建忠兄弟结识维新志士与洋务名公[37]，维新运动中也有所表现。1897年9月，陈季同和陈寿彭、洪述祖等在上海创办《求是报》，自任主笔，月出三册，分内外两编，内编为交涉、时事、附录，外编为西报、西律、格致、泰西稗编诸门，所采多录法文书报，“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38]。后因林旭的推荐，增聘陈衍为主笔，刊发论说，介绍和报道世界大势、对外交涉、各国刑律、学会活动等，风行一时，成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这使他得到与江浙士绅交往的机会，与福建人士力钧等组织戒烟公会，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幼博、曾广铨等人结交[39]，经常往来于《时务报》馆，参与翻译农书，开办蚕务等事，又与康、梁及沪上名士赞助经元善主持开办的女学堂。
1898年4月26日，陈季同在上海郑观应的寓所参与了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的亚细亚协会成立准备会。该会名义上延续日本兴亚会和亚细亚协会而来，实际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汪康年、曾广铨赴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盟救国的产物。是日与会者有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何梅生、志钧、张謇、江标、严信厚、薛华培、盛宣怀、汪康年、曾广铨、经元善、施子英、姚文焯、杨子萱、沈仲礼、唐才常、李洛才、李谷生、吴瀚涛、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三井洋行总办小宝三吉等。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正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有议员24人，官商界入会捐资者达百余人。[40]据开启此事先机的日本东邦协会福本诚描述，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陈季同颖悟通达，但是危险人物。[41]后来加入国会者至少有五位是该会成员。[42]
戊戌政变后，迭遭挫折的陈季同一度避难出游各省，但仍然关注时政。返回上海后，潜心翻译，1899年4月，严复与张元济评论同时译手，首推罗丰禄、伍光建、陈季同、魏瀚四人，“罗、伍两公，凡书皆可译，而汉文亦通达；陈文字稍拖沓，魏稍拙滞。”[43]1900年初，经元善因领衔和千余名士绅反对废光绪立新储，被清政府缉捕。陈季同事先曾予为布置，设法解救。[44]义和团事起，各国出兵，陈与汪康年等人呼应，通过沈瑜庆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45]，暗中则介入中国国会的武力变政密谋。
担任过台湾民主国游说使的姚文栋，曾先后随黎庶昌、洪钧、薛福诚等出使日、俄、德、奥、荷、英、法、意、比等国，并奉命勘查印度、缅甸及滇缅边界，“每至一国，辄交其贤豪，通其政学，研切利弊，心知其所然，冀归而为自强之具。又尝志其山川民情，及兵政诸大端”[46]。他高度警惕列强的侵华野心，对边疆事务多次陈情，力图遏制殖民者的攻势。内渡前后，他曾在上海、天津等地筹组学会，与梁启超、严复、汪康年、夏曾佑等交往，颇得好评。1896年7月、11月，他以直隶、北洋道员两次拜见翁同龢，晤谈之下，后者觉得其“文秀而议论正，欲以《周官》法参西人教养之术，有心哉”[47]。庚子他滞留北京，未直接介入勤王运动，但也曾上书荣禄，反对纵容团民，并奉荣禄之命南下，与李鸿章密商对策，因而间接有所关系。
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等人虽未担任过驻外使节，对边疆事务却极为关注。丘逢甲生长于台湾，近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列强觊觎之地，与英、法、日等国的冲突不断，因而“筹海防”“褫夷魄”很早就是他梦系魂牵的大事，而郑成功等“驱异族出境”的民族英雄，则成为他仰慕崇敬的偶像。[48]内渡后他厌倦于将“戎马风尘”化作“经生面孔”的生活，鉴于时局日迫，他计划“由南洋而欧，而美，环球一周，考彼政要，为我张本”，又担心“分裂之说，旦夕恫喝，则须与中州豪杰商略保种保教之策，故拟由吴越而楚蜀，而秦晋，而燕齐”。他希望邱菽园囊括海外人才，并询问其中“有高阳酒徒、燕市击筑屠狗之夫乎？”[49]在新加坡期间，除了与邱菽园、林文庆、黄乃裳、徐季钧等人交往外，还发表演说，呼吁海外华人自立，“各以豪杰之士自任，并起以当救中国之任也”[50]
唐景崧于1882年以日俄蠢动，琉球、朝鲜多事，越南四境虎狼，主动请缨赴越，招抚刘永福部黑旗军抗击法军，战后转赴台湾任职多年。在长期处理边疆事务中，一方面爱国情怀不断受到刺激，另一方面对清廷的懦弱无能有切身体验，不无怨愤。内渡后，唐景崧官场失意，但并未忘怀于国家民族的兴亡。1897年春，他与到桂林讲学的康有为合开圣学会，康有为接连函告梁启超：“旧总统甚发扬，桂人亦乐附之”，“旧总统在桂言论激昂，大有凡亡非我亡之意，闻桂人顷亦颇归之。此间似宜用前议寄书与彼，勒索一切”。[51]适逢兴安动乱，波及灌阳，康劝唐景崧以圣学会名义归乡办团，并夜叩按察使蔡希邠门请假军械助唐。“有为此举，用意何在，桂人对此，颇有疑意。”[52]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至少可以说用意之一是为武力应变做准备。后来康有仪揭露康有为，罪名之一，即指其此次桂林之行，“阴结唐薇卿，托开学会，同为运动”[53]。
康有为与广西的联系，不仅通过唐景崧，其入室弟子王颖初一度也在保皇会港澳总局协助做事。据康有为《我史》1894年甲午：“十一月，游广西……桂中诸士王浚中颖初、况仕任、黎文瀚来学。王颖初老矣，尝为教官，志清而气直，好心学。”[54]而唐景崧与王颖初等人连为一体。到庚子年，唐景崧麾下的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已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建立根据地，“他们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55]。此事当与王颖初有关。1900年6月20日前康有为致徐勤第一书称：“颖、云、和皆无书来，而汝疑之”；6月20日思庄函告徐勤：“至若海、雄、颖初诸公欲款不得，皆由井上函来言之。”[56]所以康有为有分款给王颖初之意，“西书并命廉、颖，而后独汇与颖者，以刚书云欲留廉办东事，又适无款，故不交廉也。至颖愿行否，可酌乃交”[57]。广西巡抚黄槐森为保障地方，奏请唐景崇督办通省团练，并请唐景崧、曹驯会办，“设局筹商，将各属团务，认真整饬，联成一气”[58]，无形中提供了合法外衣。后来康有为一直设法利用唐景崧在广西团练中的地位。
易顺鼎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批人身上的“异人”性格。所谓异，主要表现为身世经历奇特、言行奇诡、胸怀异志。易是晚清有名的神童，湖南汉寿县人。其父易佩绅历任江苏、山西、四川等省布政使。易顺鼎五岁时因兵祸与父母离散，被太平军启王收养。后又为僧格林沁所收，辗转送还其父。光绪乙亥恩科举人，但六度会试，均名落孙山。[59]他曾问业于王闿运，王对易氏父子的看法是，父好谈禅，“颠狂自恣”，子为“仙童”，“纯乎宝玉议论”。[60]叶昌炽称:
易实甫观察来谈，赠所著《琴志楼丛书》两函，《盾墨拾余》一函，非儒非墨，非佛非仙，一枝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奇人奇才，吾见亦罕。……其学问宗旨，在一灭字。自叙云：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刍狗万物，实欲驾释老而上之，可谓好奇矣。[61]
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其他内渡官绅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唐景崧万里请缨出关，丘逢甲进士而不肯入仕，均为晚清士林所罕见。
与易家世交的义宁陈氏父子（宝箴、三立），虽未直接参与台湾民主建国，却与乙未、庚子两事关系密切。甲午战事起，陈宝箴为直隶布政使，与李鸿藻、翁同龢等擘画战守，痛斥李鸿章弄权误国，后来甚至以辞官抵制李回任直隶总督。陈三立不仅电请诛李鸿章，以申中国之愤，还因前此随侍其父于湖北布政使任所而羁留武昌，与谋援台之事。他与易顺鼎函电联系，鼓动江鄂两帅支持台湾抗战。其函云：“实甫竟至台南，与刘永福有患难相守之约，日前以请援事至金陵，书告二刘。”“实甫昨来电，台事已不可为矣。电云彰（化）复失，安平危，刘（永福）誓入内山。饿死不救，无天理。救无法，因督壮民速举，国[图？]掣敌解围。兄念急需代求两帅云云。所谓两帅者，更有何法？虽有十包胥，安用耶？已电速还。”[62]
陈氏父子的异人性格不久在民间亦有反响。据陈三立子陈寅恪自述：“当戊戌时，湘人反对新政者，谣喙百端，谓先祖将起兵，以烧贡院为号，自称湘南王。寓南昌时，后有人遗先君以刘伯温烧饼歌抄本一册，以其中有‘中有异人自楚归’句，及‘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暗藏‘三立’二字语。”[63]戊戌政变之际，发起学战会的黄萼“与某谋曰：‘如此圣主，虽尧舜曷过是哉？’时义宁陈公抚于湘，二人遂联名请其割据湖南以勤王，不奉诏。陈公不纳，亦不之拒，乃与湘中顽固党大相攻击”[64]。其时被清廷密旨捕拿的文廷式正在长沙，陈宝箴“既探知密旨，以三百金赠文丈，属其速赴上海”。然后再发令长沙县缉捕，不获。[65]陈宝箴还命地方官让文乘坐官船，送至汉口，使其幸免于难。[66]
庚子陈宝箴之名固为自立军所借重，陈三立也参与了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1900年7月9日，他函告梁鼎芬:
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
陶观察，即陶森甲；龙大令，即龙泽厚；雪澄，王秉恩字，四川华阳人，张之洞在蜀所取士，久居张幕，民国为著名藏书家。此函当为陈三立等欲使梁鼎芬商筹王秉恩，谋通款曲于张之洞，由张之洞劫持刘坤一，主持勤王大业。[67]陈三立、陶森甲、龙泽厚等后来均加入了中国议会，这封写给梁鼎芬的密函，作为国会“借资鄂帅”之策的一部分，还不足以显示其政治态度的全貌。
甲午战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明显受到排挤。早在内渡之初，张之洞就接连致电内渡官绅聚集的厦门，一告易顺鼎“务速行，万勿在厦停留，致生枝节。谣言不可不防，事已至此，于大局无益有损。若再不行，只好奏明矣”。一告杨提台，“闻有俞主事明震在厦，其人不甚老成，恐久留在厦，多言好事，致生枝节，关系非轻，万一有谣言传播，俞主事难当重咎”[68]。民主国之事，虽然事先得到张之洞和总署的同意默许，实行时却多少超越了清廷所能容忍的界限，内渡各员因此受到追究，“有劾唐薇卿者，事连敬如，已派黄公度密查矣”[69]。此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可是民主国官员从此不得任用。宦途失意，无疑会迫使他们积极求变，或者附和革新派的言行。而他们对腐败朝廷的不满，则从根本上制约其趋新求变的意向。
后人分析台湾民主国的政治取向时，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强调官绅们的忠清意识，而多少忽略了他们对清廷的怨恨离异倾向。在台湾民主国官绅看来，宁可违抗朝廷旨意，也要力求保全社稷。中枢与地方的从属关系，不能压抑君权与民意的对立。而这正是他们后来主动附和庚子维新势力的重要原因。交织成离异意向的因素，一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二是中国传统民本观念。
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破头就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70]此言虽系事后所发，却可视为当时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71]作为废约依据，应与熟悉西洋律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而立国采用民主制，设总统、议院，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名分上与清王朝相冲突，另一方面，则显然受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
关于总统名号，唐景崧与张之洞曾有过一番交涉。1895年5月17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
三国护台，不知肯否；然当务者，谓台必自主后与中日断绝，请外援方肯来。但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藉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否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台能自成一国，即自请各国保护，以及借债、开矿、造轮、购械次第举行，始有生机；否则，死守绝地，接济几何，终归于尽也。台之自主与留不肖，事机凑拍，公能牵合且坐实之，似尚易行。或由驻洋使者商之各国，谓台不服倭，亦不强夺还华，公议台为自主之地，公同保护，持理既正，倭气略平，为解纷上策。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不肖亦可进可退。
19日，张之洞复电唐景崧：“另立何名目？大约称总统。朝廷未必肯给密据，恐为倭诘。如事至万不得已时，只可由尊处自奏。”没有明确反对。次日唐电告：“名目惟有总统，仿洋制也。”
5月21日，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为总统。张之洞获悉，于5月24日再电唐景崧:
台民欲劫公守台，无可如何，然名目宜酌。电奏只宜云自约为民会民政之国，不可云民主，不可云自立。外洋总统甚大，似不相宜，须稍变。或云总管，或云总办，谗谮嫌疑亦须防也。
明确反对使用民主及总统。但第二天，台湾民主国正式建国，仍然照用“民主”“总统”名号。以致张之洞在接到唐景崧5月21日宣告民主国成立的各省通电后十分不满，指责其“致各省电太不妥，望速妥酌更正声明要紧”，“奏咨内只可云民会民政，不可云民主；只可云暂留，不可云暂主”。并强调：必须“恪守臣节，朝廷方能鉴察，天下方能共谅”。[72]
5月29日，唐再度致电总署，表示：“以后奏事及行文内地各省，均仍用本衔及巡抚印。”同日，张之洞特意致电总署，为唐景崧申辩：“唐现办法，洵属无可奈何之苦心。事成则国家受其利，不成则该抚身受其害。”[73]但台湾民主国国号已立，总统、议院名义天下周知。由此可见，台湾自主虽得到张之洞的幕后支持，在处理与清廷的关系方面，双方的态度不无分别，唐景崧没有谨守张之洞划定的底线。这种超越，在张之洞看来已经悖离了君臣礼法。尽管唐景崧一再声明“遥奉正朔”“永戴圣清”，表白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乏主见和主动。只是一方面要避免清廷干预，争取外援，另一方面要维系与张之洞的关系，以保饷械，并为自己留下退路，不能与清廷公开反目。因此，台湾官绅顺从敷衍张之洞意旨的公开表态，不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直接反映，而他们的自行其是及擅作主张，则是不惜违旨抗命的真情流露。
此外，台湾民主国的“民主”含义有二，一为台民自主，一为民立其主，这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内涵并不一致，但毕竟不同于奉天承运的绝对皇权。在台官绅精心选择与皇权相对立的“总统”作为民立之主的名号，仅用对清廷避嫌难以解释清楚。
张之洞与在台官绅的态度差异，还有另一旁证。台湾成立民主国前，在两江总督幕下的郑孝胥也提出：“为台湾计，必急立民会为自守计，而后求庇于英。”有人将这番话告诉张之洞，张“深然之”。几天后，为台民推举入都请愿的姚文栋到宁，与郑孝胥接谈数语，即邀其立即渡台一试所谋。两人还策划由台民将台抵押，借款聘请外国人募兵购船。这时张之洞尚指望“求朝廷赎还台湾”，郑孝胥则认为“非台民能自拒守，使彼不能吞并，则日本岂肯听我取赎也”。经姚文栋联系，唐景崧电调郑孝胥等赴台，张之洞表示同意。
恰在此时，台湾民主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郑孝胥欣然道：“此诚当务之急，与余速立民会之说合。唐帅腹中居然有此稿，固非寻常中国大吏之流辈也。”而张之洞却临阵退缩，先是遣人追回派郑孝胥赴台的札咨，继又面示：“台已自立为民主之国……深言毋行之便。”郑孝胥坚持与姚文栋赴台，为不使张之洞为难，主动提出不用公牍，以自行请假名义前往。[74]民主国解体后，易顺鼎坚持独立抗战，张之洞、刘坤一却“惧君违旨挑衅累己，延君父至饿，坚命促归”[75]。
在新学士绅看来，西方近代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主旨并无二致，民众与社稷为国家本体，帝王朝廷只是依附其上的治理者。从至圣才能称王的圣王观出发，君主必须以德为本，无德则失民心失天下。正如洪弃父所谓“弃民者民亦弃之”。纲纪之说，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中，对皇权同样具有规范作用，易顺鼎代刘坤一所拟致唐景崧书，不仅痛斥“当轴主和”，无故割地，“欲令赤县沦为左言，苍生变为左衽”，而且特意申明:
窃思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鲁隐、荀息无救于乱，鬻拳、祭仲犹谓之忠。至圣苦心，所以教千古之英雄，扶万世之宇宙者，至深且远。三代以下，此谊不明，海内三四贤豪，束缚于规矩之内，拘牵于文法之中，一遇世变，惟有孑身远引，否则束手待毙，自活不暇，何能活人？于是乱臣贼子，夷狄枭桀之徒，转得乘间蹈瑕，争窃其柄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涂炭，神州陆沉，而天下之祸亦已极矣。虽仲尼复生，不能不望于以圣贤之心行英雄之事者也。[76]
只要能够救国，则兵谏、废立亦在所不惜。透过表面的忠奸之辨，士绅那种天下己任，制衡皇权代表民权的角色作用呼之欲出。正如台湾绅民血书所说：“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77]皇朝如果弃民不顾，则臣民理应抗命不遵，甚至除旧立新。这与庚子维新派“不奉伪廷之矫诏”、自立救国如出一辙。
士林中的异人每逢国难当头，往往有此表现。当时在南方策划起义的孙中山，也引此类异人为同道。1895年3月，他在香港会见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时，提出起义后与康有为、吴瀚涛、曾纪泽之子共为统领。[78]其中吴瀚涛即为异人。吴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以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身份赴日，后升任神户副领事。[79]1879年王韬游历日本时与之相交，称其“年少有才，踔厉奋发，要自不凡”。又说：“瀚涛今世豪杰士也，年少而才奇，识见超卓，志量恢扩，当今殆罕其俦。”两人诗酒互酬，“谈兵论剑”，交情甚笃。其中王韬一首诗曰:
平生豪气俯凡流，今日逢君让一筹。举世岂真无北海，论交当自有南洲。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80]
次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提及这位年仅二十三四岁、“其才绝群”的使馆随员，极口称道：“此人卓荦不凡……他日终为有用材，与仆极知好。”[81]由此可见吴的性格气概。
吴瀚涛归国后，以直隶候补知县任轮船招商局文案十余年，1893年随郑观应稽查长江招商局各分局利弊，1894年曾赴朝鲜。吴“通仙佛之旨”，与孙宝瑄等有交[82]，尤其与郑观应为道友。郑观应《题吴剑华准今论》诗赞道:
剑华独负瑰奇才，经文纬武凌金台。西行东征不得志，橐笔还归沪渎来。高谈娓娓惊四座，琅环展读眼界开。地球行遍九万里，胸罗甲兵智量恢。早知东瀛欲犯顺，上书请讨毋徘徊。相公笑呼为狂士，割地求和酿祸胎。热血喷激东海水，英雄无力随波颓。狂澜欲倒待谁挽，天时人事交相催。五强环伺欲逐逐，棋局纷争历胜衰。何日车书归一统，吾将高隐返蓬莱。
对吴瀚涛极为推重，惋惜其才不得尽用。郑氏另有与吴瀚涛唱和诗，一论路矿:
路矿关家国，为人劫利权。笑吾如傀儡，愧彼任抽牵。欺压民含怨，呼号孰可怜（地方生计尽为彼族所夺）。开门揖大盗（准外人开矿承筑铁路），何处是仙村。
二议政治:
欲固民心议院开，先言人格举贤才。集思广益知优劣，皇道无亲大舞台。
因循畏难书呆子，暴动激昂莽丈夫。两者登场皆误国，外王内圣是良图。[83]
所谈论多家国大事。
1897年底，经元善、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发起设立中国女学堂，得到汪康年、狄平、吴保初等人的响应，吴瀚涛与谭嗣同、陈三立、文廷式、麦孟华、徐勤、沈荩、黄遵宪、江标、龙泽厚等人予以资助。[84]戊戌维新期间，他在上海主办《大公报》，参与亚细亚协会。政变后，与兴亚会会员恽玉茗避走日本，见原《苏报》主人胡铁梅。[85]1900年1月，他还与经元善等千余士绅联名通电，反对清廷废立。[86]
曾纪泽之子，当为曾广铨，也颇具异人秉性。他早年立志自食其力，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通英文，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87]1897年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与汪康年东渡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志士同盟救国，并参与发起亚细亚协会。[88]庚子在粤督李鸿章幕下，介入李和孙中山策划的两广独立密谋。乙未吴、曾二人是否真的卷入孙中山的反清活动，不得而知。[89]但曾向太平军上书进言的王韬这位不折不扣的异人，同样认识孙中山。可见叛逆者与异人之间，存在易于沟通联系的潜质，因而总是机缘巧合。
庚子勤王运动，除汉口自立军有所表现外，保皇会在两广和中国议会在江淮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因而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究竟可以附和维新派到何种程度，无从揣测。但从他们在此前后的行为中，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两广的唐景崧、丘逢甲涉足较深，尤其是丘逢甲，曾亲赴南洋与康有为、邱菽园、容闳等洽商，并与康有为等约定，“须返家廿日，则六月乃出”[90]。丘逢甲回到汕头，适逢潮汕鼠疫流行，其三弟及长子、次子均染疫而殁，举家已由潮州迁往镇平。遭此劫难，固为人生之大不幸，但丘逢甲因此而乡居简出，非但不能率先发动，反倒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似乎难免因小失大。以陈翼亭一介武夫，康有为还希望他“亦当移孝作忠”。从一些迹象看，康与丘逢甲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6月保皇会试图抢攻广州，夺城后所发保护外人布告檄文，须视形势变化，由不同人物署名。本来丘逢甲同意具名，后经修改，决定“若非明失和，则用莲珊（经元善）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91]。此后保皇会的军事部署中再也找不到丘的位置，似已不再参预其事。
唐景崧的情况类似。他于5月主动派人向保皇会请期，康有为因“西力膨胀”，有意让广西率先发动，此后又屡次欲舍东就西，而广西方面始终无力先动，以至于保皇会后来怀疑广西人士意在图财。长江方面参与中国议会活动的俞明震、易顺鼎、陈季同等人，因自立军失败后上海新党名士被当局通缉，国会随即瓦解，汪康年等人的计划仓促间难以奏效，也无所表现。
庚子以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情况因人而异。唐景崧继续得到康有为的借重，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经庇能拜访康有为，谈及中国朝野名士的品格，康表示激赏唐的为人。当井上提到有传闻说唐曾向康索款五万以谋巡抚之职时，康还矢口否定。[92]不过，康有为对唐景崧暗中的确有所资助，1904年康有仪揭发：“唐氏在生时，伪保皇会每年助其万金，康逆屡使人在京，为其运动出山之计。昨年又向京中要人，代其营钻团练大臣之职，奉斥责，今且死矣。”[93]而保皇会其他成员对于康有为偏袒唐景崧似不以为然。1903年，岑春煊督粤，保皇会“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心有余悸，屡次函告康有为，极力劝阻。[94]虽然具体所指为汤叡等，但泛称西省人士，又提及庚子旧事，显然并不以关于唐景崧等人索款的传闻为无中生有。
1902年春，唐景崧评论经元善的《居易初集》:
大著洞达窍要，经纬缜密。祝近日谈时务家，摇笔訾人，浮嚣满纸，相去何啻霄壤。其与人书，皆能忠告直言，无丝毫势分情面在其胸中。此先生学问事业之根本，故能为己亥岁杪惊天动地之举。其余殷殷劝善，无非布帛菽粟之言。统观全集，不求工于文字，自令人展玩不忍释手。世人慕先生义侠，当先学先生之忠信笃敬，而后处牢愁幽郁之境，身泰气和，不然溃败决裂，不可收拾矣。[95]
是年两宫回銮，听说有某大员奏请起用，唐景崧来到广州，欲海路入都，因故迁延，1903年3月2日病故于旅次。[96]其身后萧条，几不成殓，赖粤中官绅与之有旧者捐助，才得以安葬。[97]其被疑从台湾携巨款内渡之冤，遂大白于天下。丘逢甲挽联哀悼：“在中国是大冒险家，任成败论英雄，公自千秋冠新史；念平生有真知，已感觉死生成契阔，我从三月哭春风。”[98]
丘逢甲与时俱进，后来还参加了辛亥革命。陈季同与沪上新党人士长期保持联系，和蔡元培等人也有所交往。后到江宁主持南洋官报、翻译两局，身后萧条，郑孝胥等人曾列名醵资以赡其孥。[99]
俞明震因参与民主国而见疑于当道，以候补道于江南官场之中，“屏居四五年不得一差，穷乏特至。值恩寿为江宁藩司，俞乃携其往日通殷勤之友某所著逐满书及其仇满信函往谒恩寿曰：不杀此人，其言流播，必乱天下。恩大感泣曰：子真大清之忠臣也”。由此得到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位置。俞氏品行确有易为人非议处，报界称其“为人虽似开明而工于趋避，其钻营之术往往出人意表”[100]。此后，他在1903年学界风潮中备受冲击，留学日本的长子俞大纯也指责其“任人不明，是非颠倒”，“若不改良，必将身败名裂”。[101]
俞明震清末官至甘肃提学使，民初又担任过肃政厅肃政使。但对朝廷官府并非死心塌地，时与顽固守旧官绅有所冲撞。将他牵连在内、聚讼纷纭几十年的《苏报》吴稚晖告密公案，经学者考证，不仅吴并未告密，就连俞明震示吴以当局捕蔡元培、吴稚晖之公文，也是有意放两人一马。[102]
易顺鼎1901年曾致函荣禄，吹捧其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坚持定见，匡扶大局，而指“康、梁名为保皇上，而实则乱国家。吾师名为诛康、梁，而实则保皇上。受业此论，刘、张两帅及东南人士皆以为然；即康、梁诸党闻之，恐亦不能不心服耳”[103]。虽系谀词，未必无心。他1902年简放广西右江道，宦海浮沉，仕进坎坷。民初虽一度混迹遗老队中，却毅然剪辫，并长歌记其事，将新旧、满汉、上下，一齐骂倒。[104]
民本观与圣王观制导下的传统中国政治，皇权必须在纲纪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遵守公同认定的规则。一旦越轨，便会遭到绅权的抵制与反抗。此类冲突在王朝末世往往发生更为频繁。这一常规通则到近代依然有效。甲午和庚子，清政府两度恣意妄为，在局部或整体上触犯规则，以牺牲百姓社稷为代价，保家财逞己欲泄私愤，引起士绅的激烈抗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而且，在西学的影响下，新学士绅更加选择了近代欧美民主制度的形式，作为解决冲突，抑制皇权的最后手段。绅权与君权的冲突，在维护地缘利益之外，更有代表民意、保全社稷的一面，表明天下己任并非虚言大话。台湾民主国官绅在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就是近代士绅政治品格一个侧面的典型表现。这种对于皇权恶性膨胀的反弹，很难用革命与改良的两极判断解释定性。因为此类官绅一般并不积极主张以激烈方式进行社会改革。
此外，尽管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在行动上程度有别，其爱国情怀的真切与救国动机的真诚，则不应怀疑挑剔。其行为差异，很大程度是因为各人的身份处境不同所致。以简单的阶级分析立论，又不能辨析当事人事后记述所掺杂的个人恩怨（如唐景崧与刘永福的纠葛，是刘非唐的论据多有不实之词），不免混淆误解历史的真实。36年后，与台湾民主国官绅渊源极深的陈寅恪与胡适就唐景崧遗墨所写诗函，表达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民意与国权的一贯态度立场。时值“九·一八”事变次日，胡适诗曰：“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复函道：“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105]以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发此百年之覆，适以昭示千古不易之理。
附记：此一公案，与陈寅恪家世关系极深。寅恪夫人唐筼即唐景崧孙女。《寒柳堂记梦稿》称：“盖当马关和约成后，凡爱国之人，有是非之心者，无不反对……况先君挚友姻亲中，梁星海丈（鼎芬）则以劾合肥罢职（按此事在中法之役），文芸阁丈（廷式）则在京为主战派之重要人物，并是力攻合肥之人。易实甫丈（顺鼎）及先舅父俞恪士（明震），则皆在台湾助台独立者。盖其时爱国之人，以为政府虽已割台，而人民犹可不奉旨，如后来庚子岁东南诸督抚不遵朝命杀害外侨之比。”另外，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所举四统领之一的曾广铨，亦与陈家世交。广铨妹广珊嫁与俞明震弟俞明颐（字寿臣），而俞氏兄弟的胞妹俞明诗为陈三立续妻，即陈寅恪的生母。寅恪妹新午适俞明颐子俞大维。陈寅恪对祖、父两代参与庚子密谋及祖父被清廷赐死之事，因陈三立隐忍不言，似不知晓。但他对上述各人的家世、思想、作为，“知之尤稔”。对于清室及张之洞的人品学问，则讽词甚多。陈三立绝足政坛，“忍死苟活，盖有所待”，不仅是痛心于民国政治的黑暗，也饱含对清室的极大怨愤，不能以交游而定为遗老。陈寅恪所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更应从文化角度理解。即使带有政治意味，也是以文化为神州正朔、国家命脉所系，而不拘泥于一家一姓之兴衰。台湾民主国游说使姚文栋遗书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仔细体味，绝非遗老恋清情结所能涵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