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既互为联系，又各自独立，彼此交错，为了改变戊戌政变以来中国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国大举的形势，进行联合角逐，关系十分复杂。合组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不仅始终在自立军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孙中山与兴中会为了趁乱争胜，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同意用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联合阵营的旗号。他们不仅与自立军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呼应，还努力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协助，并与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协议合作。包括保皇会在内的各派均参与发起以反对当朝执政，革新变政为宗旨的行动。只是在实行以武力扫清变政障碍的过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实力不足，不能适应，遂放弃使用武力的企图，并极力将有关史实隐讳掩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构成庚子勤王阵营及其运作的重要一环。
讲到孙中山及兴中会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首先应当注意兴汉会在自立军中的地位和作用。
兴汉会是兴中会与湖南、广东会党的旧式结盟，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多为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在自立军系统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同时，尽管这些会党首领接受过康有为的赠款，令毕永年一度失望而削发为僧，唐才常与林圭等人的政治宗旨又不尽一致，兴中会对自立军系统的影响却一直赖以保持。
汉口义群公司成立后，容星桥、张尧卿到日本与孙中山商议行动计划，“中峰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只是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林圭从返回汉口的张尧卿处获悉有关情况，致函容星桥，请其
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1]
由此可见，至少在义群公司时期，汉口的兴中会、兴汉会和湖南维新派联成一体，而视孙中山为舵手和引导。
12月下旬，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参与者除了湖南维新派和江浙革新士绅外，还有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以及容星桥等人，则正气会可以视为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的合作向着长江下游的扩大。毕永年弃事为僧不久，终无死心，仍起而救世，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告诉谢缵泰：“湖南革命党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装和尚正积极地进行组织工作”[2]，即指毕永年。
1900年3月以后，为避免在正气会中与汪康年一派的摩擦升级，唐才常让出干事长的位置，用前此与梁启超等人创立于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展开联络聚合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活动，4月，开办富有山树义堂，参与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等于再度肯定兴汉会成员的代表作用以及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联合阵营中的地位。冯自由说这些会党首领后来各自发票，脱离自立军，与史实不符。直到七八月间，与盟兴汉会的杨鸿钧、李金彪、张尧卿、辜人杰、谭翥等人，在自立会的部署中仍然担任重要角色。
兴汉会成员积极参与自立军的活动，正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在毕永年的影响下，兴汉会成员还努力直接配合兴中会的行动。毕永年劝唐才常脱离保皇会关系，改奉排满宗旨不成，痛哭而去，到广东全力投入兴中会。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李云彪、杨鸿钧等也赶到广东、香港。张尧卿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林圭称其“达变通才”，决非有事而乱为的无用才，义群公司的决策机要，主要由林圭、容星桥和张尧卿三人协商制定。后来张尧卿被人谗谤，林圭还致函容星桥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孙“择用自有定见。倘其信任不专，易为人动者，则他人一语而误大事，亦常应有之义”[3]。直到七八月间，张尧卿一直为兴中会办事。兴中会员的动向与此相印证。容星桥、王质甫在自立军起义及其筹备中担任重要角色。
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归国，虽身兼多项使命，主要还是应梁启超之约，准备与之发动中原大举。[4]明治33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密报，与孙中山同船赴沪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人士张浍、高绣延。据容应萸教授考证，自立军失败后，唐才质化名高打，狄平可能化名高德[5]，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应自立军的邀请。综观以上情况，这显然是兴中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起义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所以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赴广州谋炸德寿前夕，还到任职《知新报》馆的松冈好一宅中长谈，发誓为唐才常报仇。[6]
维新势力历来派系林立。戊戌政变后，除康、梁的保皇会外，其余各派维新党人也在寻求组织结合，以图群策群力，挽救内外危局，正气会和中国议会即聚合在上海的各派人士而成。他们不像康有为那样死守保皇立场，而以革新变政为宗旨，手段方式因时变通；与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排满一点，至于兴民政则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统称之为“革政派”（夏曾佑语）。孙中山与革政派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
长江下游方面，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士绅的实力远过于唐才常。由于各自与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双方联合中摩擦不断。戊戌变法前，唐才常的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湖南，勤王运动以上海为根据地，不得不借重原来谭嗣同、梁启超的人脉关系。他组织正气会和中国国会，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绅。正气会由会党首领及革新派人士组成，虽然唐才常任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实际上汪康年、叶瀚一派的影响力更大。正气会成立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分别准备另立新会。唐才常为了避免与汪康年冲突，辞去正气会干事长之职，凭借自立会，以便组织起义。
作为湖南、江浙维新党人联合以及哥老会与革新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正气会所采取的方针正是唐才常、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张，即所谓“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7]。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与孙中山还有过交往。
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国各界的动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启超打听过孙中山的情况，对后者有所了解，这应是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有关消息评论的重要契机。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此行目的之一，很有可能是应孙中山与国内维新人士接洽的要求，商谈有关联合革新救国之事。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他会见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人，批评“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8]，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党而拒绝相见形成鲜明对照。他还与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交往，1899年5月27日，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聚餐。[9]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人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参与正气会的周善培在日本考察期间，经梁启超介绍，曾走访孙中山，“商量一切事务”[10]。他建议汪康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以备不急之需。[11]夏曾佑也关注孙中山的动向，主张设法争取革命党参与新政事务。[12]
中国国会成立时，汪派的势力进一步增长。尽管其内部各派的政见、方略不一，大抵均为戊戌政变以来主张联合救国的有志之士，具有很强的革新变政甚至反对当朝执政的倾向。因提倡变革而与清政府为敌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自然为其成员所重视，或者说在共同的救国革新道路上，彼此或迟或早已经有所联系。
1894年孙中山想通过盛宣怀上书李鸿章，郑观应曾为其作书介绍。[13]1898年汪康年在日本见孙中山时，正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在座。戊戌政变后，遭到清廷通缉的文廷式在陈宝箴和日本人士的帮助以及刘坤一的故纵下，辗转逃到上海。[14]对康有为有所不满的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愿意予以援手，他说动刘学询为文廷式提供资助，而自己则利用租界提供政治庇护。[15]1899年5月，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聚会，参与者还有文廷式、张通典、狄平等人。6月，文廷式与宫崎寅藏在上海结识。1900年春文廷式到日本时，与宫崎寅藏几度会饮[16]，并与孙中山会晤，谈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7]回国后，文廷式还与张尧卿一起到长沙为孙中山散票。井上雅二日记提到，8月21日，文廷式归自湖南，“似乎事情没有成功”[18]。
国会会长容闳与杨衢云、谢缵泰等人从1900年3月起即多次会商，设法促成维新各派的合作，并取得孙中山的同意。8月孙中山赴沪前，再度呼吁各派联合，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态支持，声称: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应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19]
由于容星桥的关系，容闳对自立军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对素未谋面的孙中山开始印象不太好，“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20]。1900年9月1日，孙中山响应自立军起义不成，返回日本，与逃避清廷缉捕的容闳、容星桥同船东渡，由容星桥居间引荐，到长崎后孙中山又两度前往容闳下榻处拜访，秘密晤谈[21]，容闳因而改变成见，表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22]
不久，容闳接到上海密电，于9月7日由长崎启程赴香港。与孙中山一同前往东京活动的容星桥闻讯，也于9月14日由横滨赴港。[23]平山周曾于8月20日在上海声言，预定三周后赴香港举事，容氏兄弟的行动与梁启超所说要与孙派在两广合作的话，似非偶然巧合。此后，容闳一面继续为保皇会办外交，“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24]，一面被孙中山举为代理使职于外国之人[25]，分别成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由于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犹荣，容闳逐渐疏远前者。
主张排满的章炳麟也一度参与中国国会，早在《时务报》时期，他就从梁启超处得知孙中山主张武力反清，“心甚壮之”，“窃幸吾道不孤”。[26]但开始对孙中山的评价不高。1899年初，他函告汪康年：“东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谬者或以逸仙并称，则妄矣。”[27]意下孙不及汪。1899年7月8日，经梁启超介绍，他和孙中山相见于横滨。也许是初识，交谈不够深入，章炳麟对孙中山的看法仍不甚佳。7月17日，他函告汪康年:
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28]1900年7月29日中国国会第二次集会，章炳麟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为平民”[29]，“会友皆不谓然，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亦即移书出会”，后致函孙中山，称:
去岁流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自顾藐然一书生，未能为此，海内又鲜同志。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去岁幸一识面，稠人广众中不暇深谈宗旨，甚怅怅也。
他虽然认为容闳“天资伉爽，耄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
对于兴中会的事业，章炳麟也表示关注，寄予期望，“□□处知□□有意连衡，初闻甚喜，既知复以猜疑见阻，为之惘然。时遭阳九，天下事尚有可为，惟为四万万人珍摄”[30]
国会成员的政见与方略，虽有“排满”与“迎跸”的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章炳麟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直接针对参与其事的金梁，以及主张变法的寿富。他说:
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是故联合志士，只取汉人，东西诸贤，可备顾问，若满人则必不容其阑入也。[31]
其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接近，但在国会中只是极少数。由于得不到响应，他本人退出，“排满”与“迎跸”的矛盾不复存在。汪康年与唐才常的矛盾，主要源自人事及利益。唐才常与康有为联系紧密，势必引起戊戌变法以前就与康有为结怨的汪康年、叶瀚等人的不满，担心康有为归国，引起麻烦。因此唐才常别创自立会，以防掣肘。
其实，自立会同样觉得安排康有为是一件棘手之事，只想利用其筹饷，而不让他出面任事。[32]这种架空康有为的设想，与孙中山、梁启超谋求联合时所拟让康息影林泉的主意惊人地相似，是不谋而合抑或暗通声气，值得玩味。由此可见，汪、唐之争还是派系利益，无关政见宏旨。惠州起义期间及此后，周善培、汪康年等人仍然关注孙中山的动向，表示要予以支持响应。与江浙派的诸多联系，应是8月间孙中山敢于赴沪的潜因之一。
兴中会以及兴汉会的势力影响能够始终保持，也由于自立军并非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康有为等人没有重视（或许尚未意识到）在自立会方面与革命党的竞争，梁启超则支持各派的联合大举。
勤王动议最早由唐才常提出，他主张在长江流域联合各派大举起义，宗旨和组织均采取兼容并蓄之策。本来康有为没有大规模动武的勇气，流亡之初，寄希望于列强干涉，以助光绪复辟，后来知道“与日本社会相合，而政府未必肯听其请……然至此亦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矣”[33]，才顺势打出勤王旗号。不过，康有为和保皇会澳门总局对唐才常联合大举、南方自立计划的反应不甚积极，而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
康有为后来为了应付华侨的追究，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在长江、广西、广东方面担当大任的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等统兵之人，其实保皇会真正重视和全力投入的还是两广，尤其以陈翼亭一路为主力正军。所依靠的力量有三：一是康有为的草堂系骨干，云集澳门总局；二是两广的会党、游勇、绿林，除陈翼亭外，如广东的区新、傅赞开、林玉、“版筑”“三品”等，以及广西的李立亭、康四、李立及梧州二陈等；三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官员以及各地原来支持戊戌变法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熊希龄、黄忠浩等。至于汉口自立军、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等部，则是呼应的偏师。[34]财政上主要依赖南洋、美洲的华侨捐款。
康有为在人、财、械各方面集中全力投向两广，海外筹款由保皇会拨给长江的仅1万元（另外3万元由邱菽园交给唐才常），而在两广前后共投入了20余万。这些款项大都为会党首领骗取滥用，保皇会虽然没有贪污侵吞，但缺乏军事行动能力，组织调度混乱，勤王密谋始终未能正式发动。正因为保皇会的行动重心不在汉口，革、保双方在此没有展开激烈争夺，自立会才能自行其是，与革命党联合。以后康有为故意掩饰真相，抹杀事实，令人产生种种误解。
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主张全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大举计划。他多次写信要求澳门总局给唐以财政援助，总局均坚持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组织方针，不予响应。所谓中原大举，组织上要联合各派反清势力，包括与康有为早有积怨的江浙士绅以及孙中山的革命党，政治上则打出以勤王兴民政的旗号，准备废弃君主专制，视情况举光绪为总统甚至另举他人。这与康有为有所区别。康虽然说过“上不能救，则必自立”[35]，也有“定勤宗旨方易办事”之外“定革宗旨方易集事”[36]的策略权衡，其心理障碍和利害计较使之更为依恋光绪，不肯放弃复辟。
实力不足而灵活务实的孙中山对于联合不同党派共同行动可以说一贯态度积极。他从来主张“联络四方贤才志士”[37]，早在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时，就努力争取维新派的支持，邀请康、梁及陈千秋等加入农学会。是年3月，孙中山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其援助即将发生的起义，声称统领有四人，康有为是其中之一。[38]此事显然是故作大言，也可以反映孙中山对维新派的态度。
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从两条线试图与康、梁一派建立联系。1896年2月，谢缵泰在香港与康广仁等人会面，双方讨论了维新须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谢缵泰自称一贯主张“联合各党派，统一中国”，极力劝告各政党要联合与合作以救中国。10月，谢缵泰又与康有为约见，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同意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由康有为拟定维新计划大纲。
次年3月和9月，谢缵泰与康广仁两度会谈，建议召集两派领导层开会，实行“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关于合作对象，康广仁表示:
象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
关于政治宗旨，康广仁强调是“和平”革命，既非亲满，也不是“反朝廷的或革命的运动”。会谈后，康广仁赴上海向康有为、梁启超汇报有关情况，谢缵泰则写信通告在南非的杨衢云。所得到的反应，梁启超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杨衢云则从南非返回日本。[39]这时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受到清帝重用的康有为等人对兴中会兴趣不大，尽管康广仁还想和杨衢云会面，始终未能如愿。
戊戌政变，康广仁等六君子作了牺牲，谢、康主导的这一条联合路线遭受重挫。一方面，回到日本的杨衢云不能不依靠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已经开创的局面，另一方面，梁启超取代康广仁，成为维新派主导联合路线的中坚。两派洽谈联合的主角自然变成孙中山和梁启超。由于时势和观念有别，在同样对合作持积极态度之下，梁启超对孙中山了解较多而成见较少。早在1895年，他就函告汪康年：孙中山略通西学，愤嫉时变，并非哥老会中人，“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访之，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40]。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译载了英国和日本的有关报道[41]，梁启超答复询问孙逸仙情况的章炳麟道：“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42]这对于国内有志之士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和歪曲，认识和了解孙中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实，在谢缵泰之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一直与维新派有所联系。1897年孙中山从欧美返回日本后，主动函邀梁启超或其亲信赴日“同商大事”，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形，并派人赴上海见康有为。[43]当时省港澳一带的革命、变法两派关系不错，陈少白、区凤墀等与康门弟子、澳门《知新报》主笔何树龄以及赵兰生、张寿波等有交。后者认为：“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44]前此孙中山虽然断言康有为名声太大，“断不能来”，接到何树龄的来函，却认为“信内所陈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并为康先生所许，方敢发此言也。是则此意非一人之私，实中国群贤之公意也”[45]。稍后汪康年、曾广铨的日本之行，与此不无关系。
宫崎寅藏称：“在当时，康有为和革命党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双方都主张民权共和，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有如卢梭，对门徒鼓吹以美国的自由共和政体为理想，推荐他们阅读中江笃介翻译的《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和《万国公法》等书籍，又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还时以吉田松阴自任。[46]孙、康的分别在于:
孙立基于西学，康则因袭汉学。一个受耶稣教的培养，一个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然一致，其教养和性格却不同如斯。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47]
双方合作的具体成果之一是横滨大同学校，该校由陈少白发起，孙中山接手筹办，他推荐梁启超担任总教习。经侨商持孙中山函往见康有为协商，改派徐勤代替。[48]徐勤到日本之初，还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讨论时政得失。
戊戌变法令康有为一派青云直上，也引起顽固派的嫉视，攻击的口实之一，便是与革命党的关系。有传闻指徐勤到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49]。康有为害怕牵连变法大业，动摇已经取得的地位，函告徐勤与革命党断绝往来，言论也一改救亡图存的慷慨激昂，一味歌颂圣君，赞扬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毕永年约井上雅二、平山周等人到译书局会见康有为，“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连毕永年也觉得“殊可笑也”。[50]两派在日本、广东等地的联系顿时疏远。革命党“把他们看做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51]。
尽管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翻脸无情，戊戌政变后孙中山仍几次登门拜访。这时维新派对于合作一事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各自不同。唐主张“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52]，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唐才常遂约梁启超向康有为进言。康有为坚决不肯与革命党来往。他到东京的次日，孙中山托宫崎寅藏介绍与康会晤，后者托词拒绝。孙前后“三次造访，康皆拒不见。后孙之友某日人与康笔谈，偶及拒孙之故，康曰：‘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盖康是时方自称奉衣带诏也”[53]。
康有为拒绝孙中山，一则彼此宗旨不同，康依然眷恋于清帝，二则他自认为可以说服日本朝野帮助光绪复辟，希望和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这一指导思想在徐勤控制的横滨大同学校得到贯彻。1898年12月7日，梁启超访问大同学校，受到师生的欢迎，在接待室与来访者会谈时，门口挂出“闲人免进”的牌子。[54]而孙中山前往大同学校，却被挡了驾，据说校方还贴出“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双方发生口角。横滨兴中会员原来多为上层侨商，康、梁等人到日本后，纷纷倒戈，这时更指责孙中山，袒护徐勤，与孙中山一派势成水火。这一冲突扩大到整个横滨华侨界。
1899年1月，大同学校职员任期届满，支持兴中会的一派华侨要求改选，拥护康有为的一派则主张连任，几经冲突，由于孙派仅70余人，康派达到300人，而且多为中等以上人家，结果最终兴中会一派失去了原来的位置。日本人士因此对徐勤极为不满，纷纷指责其攻诋孙中山，徐勤不得不致函宫崎寅藏自我辩解，函谓:
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民[闻]报》所刊《中山樵传》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甚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55]
值得注意的是，在拒绝孙中山的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却予以积极回应。1898年12月，谢缵泰得知两党联合有困难，即致函康有为，力劝其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康有为很快回信表示赞成。谢缵泰显然希望康有为以杨衢云为主要联合对象，加强后者的地位，以便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的领导权。而康有为则在以“维新”为联合的基础方面与谢存在共识。[56]
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的康门师徒在宗旨和手段上出现分歧，对与其他派别合作的认识也不一致。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对于联合一事的态度要积极灵活得多。从1897年起，他对与兴中会合作就一直予以肯定，多次表态赞同，并愿意就此向康有为进言劝说。康有为拒绝会见孙中山之事为犬养毅所知，犬养欲促成两派联合，共任国是，特于1899年2月邀请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到早稻田自己的寓所会谈。届时康有为托故不到，梁启超自称被委派为代表。双方竟夜长谈，商议合作利弊及办法，相当融洽。据说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言论异常倾倒，有相见恨晚之慨，答应与康有为商量后回复。陈少白等人问以合作之后如何对待康有为，梁答称唯有请其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之任之。
不久，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与平山周回访。康有为虽与梁启超等人出见，仍坚持保皇宗旨，话不投机。其间在座的王照又忽然声称被人监视约束，后来更在平山周等人的帮助下抖出康有为作伪衣带诏的内幕，康有为因此迁怒于革命党，双方关系更加紧张。但维新派内部仍然有人希望响应合作的动议。
3月初，欧榘甲到东京对阳馆宫崎寅藏寓所，托其约孙中山商量合作事宜。孙中山同意于3月3日来见。双方讨论良久，欧凡事均须请示康有为，不能做主，会谈毫无进展。孙中山表示“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57]。
正当合作之事陷入僵局之际，康有为被日本政府要求离境，于1899年3月22日前往加拿大。[58]这给两派合作带来转机，成为维新派在日核心的梁启超显然加快了合作的步伐。1899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谢缵泰，通知康有为离日赴美消息的同时，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的主张。4月23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康有为党的成员同意联合与合作，日本朋友和支持者亦曾劝告两党联合起来。”5月1日，孙中山到东京访梁启超不值。
6月，杨衢云和梁启超在横滨文经商店会晤，尽管梁启超表示现在还不愿意同革命党合作，却与杨约定继续做好各自党派的工作。这次两党领导人会晤的结果令谢缵泰大失所望，不过此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交往一直延续，频繁互访，就办事宗旨、方略、社会经济理论等事多次在横滨《清议报》馆、文经商店、东京上野精养轩等处会晤，各倾肺腑，开怀畅谈。
前此杨衢云指责“康有为党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据说好几位博学的湖南人对康党作过类似的评述。[59]孙中山与梁启超晤谈时，坦诚批评其“狭隘”“盈满”，并于宗旨方略有所进言。对此梁启超答称:
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60]
7月8日，梁启超还在横滨介绍来访的章炳麟与孙中山相识。这可以说是彼此来往最为密切，交谈也最为深入的时期。
与维新派的联系对孙中山及革命党的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孙中山开始与留日学生接触。该校学生来自湖南时务学堂和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教材多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学生高谈革命，各以欧美革命家相期许，并与其他各校留学生时相聚谈，成为留学界的政治中心。[61]
其次，充实和完善革命理论。过去兴中会缺少饱学之士讨论各种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孙中山多与外国友人切磋，难以得到国内学者的印证。在与梁启超的交往中，孙中山谈及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梁启超认为“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62]，进一步促使孙中山注意中国历代的相关土地问题。再次，开始重视宣传。兴中会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正式宣传机关，也缺乏适宜人才，而康、梁等人到日本刚刚两个月，就开办《清议报》，继续政治宣传，影响广泛。有鉴于此，孙中山于1899年四五月间派陈少白回港筹款办报[63]，后来陈少白在港接收维新派的《通报》，开办《中国报》，担任笔政的杨肖欧原来也属于维新派的《岭海报》。尽管《中国报》开始还有较浓厚的维新色彩，毕竟是兴中会独立进行舆论宣传的开端。
此外，通过梁启超，孙中山还扩大了与趋新人士的联系交往。1899年秋冬，周善培赴日考察学务，与梁启超多次会晤，后者两度致函孙中山，告以“有四川一豪杰周君孝怀，弟欲与之同见足下，商量一切事物”[64]。庚子勤王其间，周善培关注孙中山的动向，并希望汪康年等人与之配合。
双方的交往促使康门弟子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所接近。保皇会成立后，横滨的梁启超等人似乎并不积极，反而进一步向革命党靠拢。1899年秋季，基于联合大举的共识，据说两派开始接洽组织结合。关于此事，冯自由有如下记述:
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返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学璟、梁炳光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同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65]
署名者同门十三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13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除梁启超外，其余12人为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学璟、李敬通、陈国镛、梁炳光、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不久，梁启超至香港访陈少白，谈两党合并事，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勤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劝退书，已怒不可遏，接到徐、麦二人来函，立即派叶湘南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13人团体无形消灭，孙、康合作之局亦随之瓦解。[66]
此事言之凿凿，但破绽不少。首先，梁启超离开日本去美洲，早在计划之中。1899年5月2日，梁启超接康有为来函，“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67]。所以他在《汗漫录》中说：“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诮，固知不免。”[68]至于其决定12月20日出发，直接原因是10月下旬康有为到日本时，被日本政府禁止上岸，此事引起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梁启超等人觉得不可能依靠日本朝野达到志望，准备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有志师生前往美洲进行活动，以发展组织和筹集款项，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存亡的一大关键。[69]其航行路线为经檀香山到美国大陆，预计在美国大陆停留半年。[70]而欧榘甲离开横滨在11月8日，原因是10月27日由他主笔的《清议报》馆火灾被毁，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后续[71]，以后转赴加拿大。
其次，康有为移驻新加坡，在1900年1月下旬，其时梁启超已经赴檀香山。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并未前往香港。
其三，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罗普，梁启超指其从来不言革命，所以得到康有为的信任和赏识。[72]而徐勤虽然与孙中山关系紧张，对于革命之说似乎尚无成见，1900年6月，康有为指其和梁启超一样，“近来骄谬专横已极，无事不如此”[73]。保皇会港澳总局在他的主持之下，与广东的兴中会员保持若隐若现的联系。1902年4月，他又和梁启超先后向康有为进言，主张“言革”[74]，两人交谊不错。
正因为存在种种疑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签注者中有人指冯自由“捏造无端事实，诋毁不遗余力……故彼所书关于与任师有关之事，均不足据，似宜尽删之”[75]。近年来论者也指出此说颇靠不住。[76]
不过，一口否定冯自由的记载还略嫌草率。冯自由各书虽有不尽不实之处，的确保存了不少真相，甚至一些乍看似不可思议处最后证明反而是信史。此事冯并非亲历，不免有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而保皇会在戊戌变法、庚子勤王、与权臣关系等事情上有意歪曲作伪，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毁尸灭迹难以彻底，仔细搜寻，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
梁启超到檀香山10日后，致函孙中山，称: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77]
此函于相关人事记载确实，不似造假。与双方“订交”相关之事有红叶馆送别会以及孙中山作书介绍梁启超于其兄德彰及诸友，如果事先没有协议，这些言行过于突兀，难以解释。
至于冯自由所说“十三太保”，很可能由“江岛十二郎”演变而来。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陈国镛、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78]这12人按叙齿依次称“江岛某郎”，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罗伯雅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等素有交往；张学璟直到1902年仍坚持赴广西联络民党头目，发动起义；欧榘甲几番肆意言革，一度几乎被康有为逐出门樯。江岛结义，显然与和革命党合作一事密切相关。
冯自由称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等与孙中山往还日密，也有所据。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函告徐勤:
卓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79]
1902年康有为因“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复函徐勤称:
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今不三年，汝又从洞若矣。[80]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梁启超，更是屡屡提及相关情形。1899年秋梁启超函告孙中山:
昨得刚兄（即梁子刚）由横滨寄上兄一书约践旧游，刚兄有事不能赴约，令弟自往。[81]
1903年5月梁启超函告徐勤:
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由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故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
则江岛之盟与言革之事有密切关系。[82]
1900年4月4日梁启超致函黄为之，批评道:
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诗酒悠悠一语，勿使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83]
亦可印证此事确与同革命党合作有关，因而彼此之间也有竞争。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少白关于两派合作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可信度较高的说法，即其从日本回香港时，梁启超托其带信给康有为，劝康与革命派合作，信由梁启超和几个同学反复商量后起草，交给康有为，却没有下文。后来梁启超从外国到香港，用日本人的名字，住在酒店，请其前往讨论合作事宜，结果圆满。复让陈少白和在香港的徐勤拟定合作章程，梁并专函交代徐勤。陈少白找徐勤商议，不了了之。[84]
其说于时间、人物、地点多可印证。陈少白于1899年11月9日和宫崎寅藏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兴汉会成立情形并呈印玺，其间出席了红叶馆送别会，见过梁启超，19日出发赴香港。[85]梁启超去檀香山，是用柏原文太郎的护照。至于到香港之事，虽然《汗漫录》没有记载，但到檀后仍有秘密来港的可能。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记，庚子春（应为己亥冬），丘逢甲在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腾风等合摄持刀并立小照。康有为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赴新加坡，唐才常亦于1900年1月8日到港筹款[86]，则其间梁启超或曾秘密到港，协商大计。[87]
尽管如此，梁启超似不可能直接向康有为进言劝退。如果真有此类“欺师灭祖”的言行，以康有为的性格及其对待弟子的脾气，师徒早已公开决裂。当时梁启超等人确有倾向革命之意，也向孙中山表达过合作愿望，甚至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至于上书康有为，或如陈少白所说，只是要求合作，而不一定涉及劝退和改变宗旨，更不是组织合并。
梁启超向康有为提出宗旨的权通，应是1900年4月12日致函后者谈及:
[光绪]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
对此康有为坚持“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反对鼓吹自由，还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梁启超直言抗辩，指责康有为的言论与张之洞相类，坚持不肯放弃自由主张[88]，要求与革命党合作、江岛结盟以及主张改变方针，虽然不至于令乃师忍无可忍，清理门户，梁启超确有失宠于康有为的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有为只让他到海外筹款，而不许担当勤王运动的组织大任，甚至对其主动请缨也置之不理。
关于梁启超与兴中会合作及其倾向革命的动机，历来备受争议。就在两派积极商谈合作之际，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的阵地被保皇会夺占殆尽。1899年1月横滨大同学校职员改选，革命党已在中华会馆失势。鉴于横滨华侨对兴中会一派的排挤日甚一日，孙中山怀疑梁启超从中作祟。梁启超辩解道:
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
他请犬养毅作调人，愿意当面向孙中山、陈少白等解释“踪迹不得不疏之故”[89]。
此后梁启超组织华人商业会议所，欲以课会费的方式筹集款项，7月30日会所告成，完全排除革命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遂以“横滨阖埠不平人”的名义发布公启，以示抗议[90]，又是由犬养毅出面邀集两派领导人进行调停。因为存在这些过节，早在1904年，《大陆》就载文指责梁启超用心险恶:
戊戌政变，梁着胡服走日本。时孙文客东京，交结日之权贵，如大隈伯、犬养毅等常与往还，孙氏供给，皆为是赖。梁初抵东京，不得不通款于孙氏，遂由孙氏之介绍，的纳交大隈伯等。未几即疏孙氏，且向大隈伯等下孙氏之石焉。……又由徐（勤）得纳交横滨商人，商人固素崇拜孙氏者也，梁至是更排挤之，无在不攻击其短，于是孙氏日东之一席，一旦为梁所夺，梁因此得遍游美洲、澳洲，无一日之困乏。[91]
到檀香山后，梁启超利用孙中山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脚，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92]。他还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93]，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不过，种种对梁启超的猜疑指责，均建立在其从宗旨到组织全面归附革命党的假定之上，果真如此，则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表态，的确别有用心。可是，他本人讲得十分清楚坦然: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94]
与兴中会合作，接受排满革命旗号，无非是有利于独立民权而已。就行动方略而言，梁启超支持唐才常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与孙中山等人接洽合作，正是实现独立民权的努力之一。此举既然是合作而非归附，所以要考虑保皇会在联合中的地位与利益，这也是他挖兴中会墙脚的主要原因。从联合大举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言行，虽有方略变通，甚至在师尊同门的牵制和派系利益的作用下，还有暗中竞争的一面，宗旨却是一以贯之。在与兴中会争夺华侨和广东的同时，他对保皇会的方针行动也不以为然，呼吁本派同人摒弃私心，不分畛域，切实支持唐才常的大举计划。所以他在复函康有为，希望加紧与兴中会竞争的同时，又不避嫌疑地反驳保皇会同人对孙中山的谩骂:
弟子今言及此事，又不得不冒嫌疑以谈及行者，盖行者之为人，虽无论何如，若其用心此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彼本有才之人，而用功于此事者数年矣，而我辈今始入行。今日我辈骂行者前事非，恐我他日所行，尚不及彼前事也。我辈骂彼为“卤莽”，我辈自问能免“卤莽”二字乎？我辈骂彼“大言无实”，我辈自问能免“大言无实”四字乎？我辈笑彼“结识无赖”，然我辈今日欲做事，方知非“结识无赖”不能为功也。我辈骂彼为“叛逆”，此二字岂可妄以加人哉？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曾何足怪？彼与皇上曾无恩义，而照各国人文明之公理例，驱逐满人，正我族之责也，何“叛逆”之可言？以此当知我辈之必与行者为难，实不免狭隘之诮矣。弟子今日复为此言，先生恐又以为倾心行者，然弟子非倾心行者，实痛恨我党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95]
h2第四节应和与纷争
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立嗣上谕，举国震动。1月26日，经元善等绅民1231人联名电请代奏，谏阻光绪退位，海外各地华侨纷纷通电反对立嗣，形成一次全球范围华人的政治动员。梁启超一面表示要勉力仿效，“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96]，一面考虑如何利用时势，调整方略。3月4日，他致函南洋华侨桂绶，告以:
现时各处捐集之法，虽不相同，大率开保皇会处为多，因光绪帝维新变政而被废，人人共愤，借此为题目，名正言顺也。……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皇帝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97]
4月28日，即在向康有为提出万一光绪不讳，可否民主建政的半个月后，梁启超致函孙中山，认为:
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怵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
他主张通国办事之人当合而不当分，
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
建议孙中山“宜稍变通”，“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鉴于各派分散起事，“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梁启超劝孙中山将近日所布置之事推迟半年，待其设法借款千万，“我辈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98]
孙中山收到来函，没有停止其华南行动的准备，兴中会的起义密谋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又不如后人所推断，两党联合即告失败，孙中山从此打消了与保皇会合作的念头。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联合大举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决定远赴南洋，“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99]，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以纠集大批同志”。[100]他还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先期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接洽。
不料，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后，康有为拒不相见，致使宫崎寅藏等人被疑为前来暗杀康的“刺客”而被捕入狱。此事康有为在致其女及柏原文太郎函中委过于林文庆[101]，无论真相如何，康有为的担忧确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清廷互相实行暗杀，冲突愈演愈烈。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102]1899年底和1900年初，清廷又两度发布上谕，悬赏购线，公然鼓动对康、梁实行滥杀。[103]而孙中山的确牵连其中。1899年7月，刘学询以考察商务名义到日本接洽“交康”之事，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后来李鸿章命刘学询负责除康，而刘则试图利用孙中山达到目的。[104]孙中山虽然未必真的采取了应和的行动，但也没有表示拒绝，企图利用这一联系从李鸿章、刘学询手中获取兴中会最为缺乏的财政援助。1900年6月路经香港，孙中山还派人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有关事宜，而宫崎寅藏等正是谈判代表。[105]
本来就杯弓蛇影的康有为不断接到各方面传来的讯息，进一步加强防范也在情理之中。政治上的不信任当为康有为多疑的要因，相比之下，唐才常对孙中山较为倾心。其时盛传驻日公使李盛铎试图派人刺杀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唐才常闻讯，托在南洋公学任翻译之职的栗林孝太郎送信给孙中山，请其转向香港总督谋求救援康有为的办法。[106]
经此一事，孙中山似乎对康有为已经绝望，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07]两派在香港的人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兴中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动华南起义及策划两广独立等方面。
恰在这时，中国的形势发生剧变，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各派人士纷纷改变态度，抽身离去，经费奇缺的兴中会无法举事。而汉口自立军发动在即，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108]梁启超接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函电多件，皆催其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知道“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立即改变行程，于1900年7月18日搭“日本丸”东返。临行致函孙眉，告以“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109]7月28日，梁启超抵达日本，8月18日由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其间除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外[110]，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111]。
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决定暂停粤事，亲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
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并一再强调自己的行动与梁启超的一致性，“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112]。虽然其强调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实际上准备与梁启超共赴长江大举。
梁启超抵沪次日，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噩耗已至，他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113]梁启超的这番表示绝非故作姿态，种种迹象表明，革保两党在广东的确继续有所合作，只不过康有为似乎并不知道详情，而由梁启超一派暗中主导，港澳总局的徐勤至少予以默许。保皇会负责广东方面行动的梁炳光，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惠州，与兴中会的密谋吻合；梁启超则毫不掩饰地赞成孙中山的用兵计划和组织能力[114]；兴中会广东负责人王质甫与徐勤等人有所联系，又参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张寿波则参加1900年6月17日兴中会在香港船上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区新同时被革保双方纳入其行动计划。由此可见，保皇会的广东计划在与革命党竞争的同时，还存在暗中配合的可能性。
不过，梁启超“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的见识以及“阔达大度，开诚布公”的方针“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15]据东亚同文会在澳门的会员松冈好一报告，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员不断前往澳门保皇会总局所在的《知新报》馆，要求合作，以争取其财政援助，遭到拒绝，为此兴中会员抱怨康党的无情。[116]兴中会的最大弱点是财政不足，而保皇会拥有大笔海外捐款，这应是孙中山锲而不舍地寻求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康有为的顽固反对，其努力终究未能奏效。
不仅如此，惠州起义及史坚如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失败，康有为非但不表示同情，反而落井下石，借攻诋兴中会为保皇会开脱举事不力的责任。他致函邱菽园称:
史坚如及区兆甲（惠事），皆孙党也，而冒仆弟子，致诸报展转登之，望贵报辨明，否则同门之见疾于人，而致祸益剧点。史率攻吾党四十余人，可恶甚，致今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罗□□今竟被拿，必死矣，此子勇猛无前，惜哉痛哉！……皆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然此祸日益剧烈，与江无异，故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今粤中党祸，大索麦舍，亲家已没，余皆束缚，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自汉事一败，百凡坠裂，尚有惠事相牵诬，致败乃公事。呜呼！汪、孙之罪，真中国蟊贼也。某既决为之弃粤，纯老已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想公必以为然也（粤中人心极震——以惠及抚署事，恐连累益甚。望速登报言：某人保皇，专注意北方，以粤为僻远而不欲。且自以生长之邦，尤虑乡人之蒙祸，决不惊粤，且从彼之士夫，多在各省，与孙之除粤人无所为不同。今孙自援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反，望吾乡人切勿误信谣言，安居乐业。要之，某人决不惊动故乡云）。[117]
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一直以两广为重心，人财物力，均倾注于此，始终筹而不举的原因，是其用人不当，调度乖方，虽耗资巨大，准备工作却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康有为将“惊粤”的罪名归于革命党，指勤王流产为惠事牵累，自保之余，不免存了害人之心。而粤港地区的革命党人与康、梁一派联系既多，摩擦不断，有时也不免将对方作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如孙中山牵涉清政府的除康密谋。史坚如被捕后，也有心将保皇会拉下水，“广东轰炸抚署，讯系康党所为”[118]，其用意当是报复保皇会港澳总局拒绝兴中会员的财政求援。
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认为梁启超的从权办理实为一大骗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使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119]
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20]，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乃师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121]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孙中山所指望的合作基础，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宗旨和封闭组织路线，而是梁启超主张的联合大举及民主变政计划，其实施的主力是唐才常的长江自立军。长江计划原不限于汉口，按照唐才常的设想，以汉口、上海为中心，形成中、下游两大基地，汉口主要由林圭负责，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多，下游由唐才常、狄平负责，与康有为及保皇会的关系更深[122]汉口以两湖会党为基础，上海则以江淮徐怀礼、江宁湘军各部为依托，唐才常还一度有以徐怀礼的虎军为正军之意。后因徐怀礼临阵变节，只得依赖汉口。
林圭与唐才常政见相歧，而共同主张联合大举，又有赖于唐才常的经济支持，因而坚持合作共事。林圭和孙中山从宗旨到组织有许多共鸣与联系，而孙中山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关系有所区别，兴中会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阵营使用权宜口号，至于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则仍然公开打出排满旗号。这无疑反映出孙中山宗旨的一贯与方略的灵活。
孙中山不断地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地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荡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有狭隘种族复仇之嫌，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地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则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与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去看围绕正气会和自立军的宗旨矛盾与争论，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意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只有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才能如实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