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汉会是庚子前兴中会与长江流域秘密会社结交的组织形式，又与汉口自立军密切相关，为长江流域联合大举的重要支撑。有关资料多属事后回忆，因而长期语焉不详，且多舛错，很难据以判断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宗旨策略及其与各方的关系。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上村希美雄先生根据东京对阳馆所藏与会人员的题词，撰写了《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一文[1]，对该会的成立日期、与会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我在参与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利用上村先生赠给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的对阳馆藏史料照片，参照其研究成果以及其他资料，对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并撰写《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一文略加论述。[2]近年来，围绕此事的新史料不断有所发现，在排比考校的基础上，对兴汉会的缘起、组成、演变、归宿及其内外关系进行综合论述，已有可能而且必要。
兴汉会由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此事缘起，据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3]
中峰，孙中山；安兄，即毕永年，当时其易名为安永松彦。[4]两人是兴汉会成立的关键人物。
戊戌前孙中山主于外，含义有二：其一，孙中山一直主张利用和改造民间会党武装进行反清革命。1896—1897年滞留伦敦时，他“每日入图书馆，考查欧洲会党发达之历史，思为本国人谋其改良进步，知其不可以压制除也，冀有以利导之”。他认为：“我国虽式微，即彼野蛮会党，其初起时曷尝非政治上之目的，抑亦有种族之观念存也。”[5]与其关系密切的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对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形相当熟悉。伦敦蒙难事件后，记者曾采访他对中国会党的看法，他说：“中国私会在在皆是，推原私会之起，大半因政府所致。官长贪暴，故百姓结成私会，为自护计。”“其中最强者为哥老会。此会结成已久，入会之人，现在约计一兆名。其结会之意，专与官长相敌。而会势之所以强者，以会首有所晓谕，会中之人莫不唯命是听，而生杀之权，操自会首一人。”[6]孙中山可能与他讨论过哥老会的问题。据南方熊楠称，他最早就是从道格拉斯处得知孙中山其人的。[7]
其二，孙力图将兴中会的组织与活动扩展到长江流域。兴中会虽以粤籍人士为主，但孙中山决非自囿畛域，其大中华观念使之一开始就以建立全国性组织为目标，以拯救中国为目的，兴中会章程明确表达了这种意向。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一度想把发难之地向北推移。1897—1898年间，他与宫崎寅藏讨论过四川、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地利人和，虽然认为广东利于聚人，也同意海州利于接济和进取。同时他还注意到湖南的社会变化，既觉得湘鄂“多是粗蛮之人，虽富豪子弟，亦不读书，多尚拳勇之徒”，又赞叹：“湖南一省昔号为最守旧之地，今亦改变如此，真大奇也。”[8]
作为鼓于内的关键人物，毕永年“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9]，又夙具种族观念，早已暗中与会党有所联系。戊戌之际，康、梁等翻然变计，而毕氏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与湖南各地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往来，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政变前夕，康有为以其为会党好手，命他率兵督袁世凯军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毕认为袁不可信，予以拒绝，离京至沪，闻政变，“自断其尾，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10]。然后径赴日本，见孙中山，入兴中会。不久，唐才常亦东渡日本。
1898年10月31日，唐才常、毕永年向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言勤王举义，争取日本的援助。次日，唐、毕二人专门拜访宗方小太郎，要求援助湖南举义。[11]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与孙中山会晤，“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12]。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但由于自私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13]前者指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后者则指康、梁一派。到日本后，毕永年的反满情绪激化，与康有为已生隔阂，而与孙中山结识，却受到重视。
是年11月，唐才常奉康有为之命归国运动起兵勤王，临行告诉平山周，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毕永年虽不知湘中实情，也接到湖南“飞电急催”，感到形势“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告诉犬养毅：“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回因西后淫虐已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14]，请求犬养毅鼓动日本政府出面干预。平山周闻讯，以为起事应四方同时并举，独湖南一隅兴师必不利，因而与孙中山等商议。孙乃趁机派毕永年、平山周赴湘鄂考察哥老会实力。出发前，诸同志为其设宴饯别，席间毕永年赋诗叙怀: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族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今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瞚看玉帛当重来。[15]
抒发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情绪和坚定的赴义决心。11月15日，宫崎寅藏特赴横滨为平山周等人送行。[16]
毕永年、平山周经上海行抵汉口，与林圭相会。平山对林十分器重，赠以宝刀，并偕游长沙、浏阳、衡州等地，访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李堃山、张尧卿等人，向他们讲解兴中会宗旨及孙中山生平。[17]毕永年“因谭（嗣同）死而九世之仇益横亘于胸中，遂削发往来江湖间，欲纠集同志。林尝左右之，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以前“林囿于欧（榘甲）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见闻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乃与毕氏谋纵火于长沙，因而袭取之，沿江而下”。[18]
一些史料和著述称毕、林偕游及谋攻长沙发生于毕氏东渡前，其实政变后毕即径赴日本，上述事件应在其从日本返国之后。可惜林圭年少，阅历不足，而毕永年理想虽高，却缺乏条理，计划不克成就。行动失利，毕氏到汉口任《汉报》笔政，等待孙中山的指示。毕、林之谋表明，湖南人士曾一度想独力举兵，未达目的，更加重了对孙的寄望。
平山周回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视察的结果，认为维新势力已经寂寞无足观，而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19]。1899年2月，毕永年因事与康有为决裂[20]，回到日本向孙中山复命。孙中山得知湖南会党的详情，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时唐才常再次东渡，与康、梁筹划起兵勤王事宜，复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之事。由于康有为坚持不与革命党合作，唐才常的态度较前消极，经毕永年、平山周等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21] 为此，孙中山派毕永年返回国内，联络湖南会党头目，伺机偕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协商合作办法。[22]这时张之洞严厉镇压两湖的哥老会，“杀了数人，故湖南诸公奔走出沪”[23]。1899年5月16日，作为毕永年的朋友，张尧卿和谭祖培、李心荣等拜访宗方小太郎，谈及要尽快在湖南发动起义。宗方认为三人均为江南地方难得的少年才俊。[24]
这时粤港兴中会员静极思动，屡请行动，孙中山传令不得轻举。其用意显然是想突破1895年广州起义囿于一隅的局限，掀起全国大风潮。为此，他提议先派兴中会员去菲律宾“参与阿氏军队，帮助他迅速成功，然后将余势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25]。这里中原并非泛指，而是对湘鄂有所布置期望。
1899年7月11日，宫崎寅藏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视察地方帮派情况，7月28日抵达香港。[26]这时湖南哥老会首领在上海“遇文廷式，交信嘱其来港觅宫崎”[27]。6月，宫崎寅藏赴港途经上海时，与文廷式结识[28]，后者对哥老会诸雄所说赴港觅宫崎，应是兴中会一派的意思。不久，陈少白接到毕永年的来信，知其“将率领哥老会的首领数人到香港”，因而让宫崎寅藏暂缓进入内地。9月，哥老会首领持毕永年介绍函先到，其中两位骨干主动向陈少白等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我国岂能固步自封?”提议合并三合、兴中、哥老三会以及拥立孙中山为首领，并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待甚切。希望毕先生到后共商此事。”[29]宫崎寅藏闻听之下，大喜过望，立即汇款给因阮囊羞涩而滞留上海的毕永年，促其速来。[30]
毕永年赶到香港后，不数日，举行了合并会议。与会者共12人，其中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属哥老会者为李云彪、杨鸿钧、辜人杰、柳秉彝、李堃山、张尧卿、谭祖培，属三合会者为曾捷夫、郑士良，属兴中会者为陈少白、毕永年、王质甫。[31]因事先酝酿成熟，很快便接受毕永年的提议，决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名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为总会政纲，并歃血盟誓，刻制印信奉呈孙中山。[32]
10月11日晚，为庆祝合并成功，宫崎寅藏在香港的日本饭馆设宴招待众人，出席者除参加合并会议的12人外，另有4人。席间宫崎按日本武士出征的礼仪，为每人摆上一尾生鲤鱼，并解释道：“现在诸位已将三会合而为一，行将一举推翻满虏，岂不也是要走上新战场吗？”[33]遂与众人大杯豪饮尽欢。宾客纷纷为宫崎题词赋诗作画于短外衣上，王质甫诗曰:
英杰聚同堂，诗酒记离觞。从今分别去，戎马莫仓皇。陈少白诗为:
温温其人，形影相倚。昔有书绅，今昧此意。
毕永年诗:
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柳秉彝诗:
将相之才，英雄之质，至大至刚，惟吾独识。
李权杰诗:
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贵清闲在一堆。莫羡牡丹真富贵，须知梅占百花魁。
辜人杰诗:
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骊歌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
张灿（尧卿，名光曦）诗:
久聚难为别，秋风咽大波。柔肠君最热，离绪我偏多。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如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谭祖培诗:
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34]
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寅藏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10月21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35]，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月9日，舟抵横滨，两人径往孙的寓所。[36]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
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的人选安排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在海内外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37]这种名实不符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
兴汉会的缘起，与维新派也有一定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一批维新人士亡走东瀛。孙中山屡次主动前往拜访，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为拒绝。先此，1898年七八月间，东亚同文会的井手三郎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中西正树、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频繁往来，“商议联合各派力量”[38]，试图利用变法维新之机，加紧对华行动。因而孙、康合作也一度为日本人所关注支持。无奈康有为十分顽固，担心与反清人士交往，有损其忠臣形象，危及权力来源。早在政变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荐的毕永年，令毕觉得“殊可笑矣”[39]。到日本后，康有为又因毕永年先访孙中山，且不赞成保皇主张，而“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彼此的矛盾日趋尖锐。据说康因毕永年在某报播扬其阴谋，“益深切齿毕”，收买亡命，企图将其刺杀[40]，双方可谓势不两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得关系复杂化。唐才常虽有种族意识，却对康有为十分钦佩。戊戌后，他力主起兵勤王，并希望联合各派势力大举兴师，游说孙中山接受两党联合进行的建议。孙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41]唐才常得到这一允诺，邀梁启超同向康有为进言。尽管后者固执己见，联合努力一再受挫，孙中山并未就此放弃。他一面与唐才常订约合作，一面努力争取梁启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问题上并不以康有为的顽固立场为然，比较热衷于联合。到1898年11月，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计划即获得成功。
谢缵泰从1896年起就与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有所接触，洽谈过联合与合作。无论从宗旨的分歧程度还是声望的高下着眼，康有为都宁肯接受杨衢云而避开孙中山。在谢缵泰的劝说下，他表示赞同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等与兴中会的交往明显增多。湖南维新派与兴中会的成功合作，对于梁启超无疑有所触动。而孙、梁关系的发展，又对唐才常、毕永年的交往产生影响。
唐才常、毕永年二人的宗旨立场明显有别，因此杨衢云称前者为湖南维新派，而后者为湖南革命党。但两人都是谭嗣同的旧交挚友，政变后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是要为谭烈士复仇还愿，实现其未竞夙志。同时，他们彼此也堪称生死之交。政变前夕，毕永年请康有为急催唐才常入京，与自己同担捕杀西太后的重任。仅此一事，可见两人肝胆相照的互信程度。毕永年虽与康有为反目成仇，对唐才常却深信不疑。而唐才常为实现大举计划，既要借重康有为的声望资财，又要依靠毕永年的会党武装，同时还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开明士绅等各种政治派别沟通合作。
1898年11月，毕永年与平山周抵达上海后，得知唐才常与康有为保持联系，颇为不满，但并未因此产生戒心。次年夏，他和湖南哥老会首领同赴上海，继续与唐才常交往。5月27日，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人假座一品香宴请文廷式、汪康年、唐才常、张通典、狄平等人，毕永年也在座。[42]兴汉会成立后，宫崎寅藏、陈少白赴日途经上海，曾登岸拜访唐才常于其寓所，并将史坚如托付给他，请其设法引至湖北。所以，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成功的消息，唐才常早应获悉。
保皇会中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只是梁启超等人，兴中会对于康有为一派染指兴汉会的企图不无警惕。毕永年到港，而合并会未开之际，湖南哥老会首领师襄也从上海赶来香港。师襄字仲吉，浏阳西乡人，尝跟随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任谭继洵的卫队长。后弃官随谭嗣同四处奔走，戊戌前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商议，招募百余勇力果敢之士，由其带往省城黄忠浩营中训练，以备不时之需。[43]政变后师襄改投唐才常。他素为会党中人，是哥老会的股肱，兴中会怀疑他私通康派，欲将其排斥于会议之外，经宫崎寅藏劝说才改变态度，好意款待，以促成合作大局。
会议前夕，师襄忽然潜往广东，此行极可能是与当地保皇会或澳门总局接洽，归来后即诈称在粤接到急信：“说我党已在长江一带起事。目下众首领皆在此处，而部下竟轻举妄动，若不赶紧前去领导，只怕要惹起不测的祸患”，使得同寓的会党首领人心浮动。幸而宫崎寅藏当即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才稳住军心。宫崎寅藏察觉到师襄“勾结康派，企图从孙派手里夺取这些帮会的领导”的用心，与陈少白商议，以托其照顾内地同志为名，将他支走。师襄临行表白：“心里并没有孙、康之别，只愿能同心合力早日起义。”[44]
尽管师襄信誓旦旦，他与保皇会的确有阻挠联合之意。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函告康有为:
师中吉偕湖南志士九人（皆哥老会头目也）来港，已分往潮州及福建各处，师暂住两礼拜亦往别处矣。师云：湖南内地有九万余人，独无军械粮饷，不能举动，拟候君勉南洋筹款。然君勉初到南洋，一切布置未定，奈何，奈何！在澳门，何穗田亦曾见此数人，晚生亦见之，然筹款一节亦甚难耳。……诸公到港亦曾识宫崎及少白等人也。惟师则主意极定，外联宫崎、少白，而内防之。湖南诸公亦深信服师。师且云：文廷式有异志，欲自立者。师之忠勇可爱，诚不愧复生之友耳。[45]
师襄到港，与参加兴汉会的其他哥老会首领并不同路，他所携湖南志士，如于9月中旬已分赴潮州、福建，则未参与兴汉会，是否为同一批人，或梁铁君函署期有误，待考。或据此函判断兴汉会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实误。这样一来，师襄的影响力要较梁铁君所说打些折扣。他此去即赴上海，参加唐才常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过上述途径得知兴中会与湘鄂会党结盟的确信后，函邀林圭等人归国筹备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为乡里所不容”[46]，1899年7月，应梁启超之招赴日，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因费用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报刊辱骂中国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实行为目的，读书非其所好，遂向梁启超请求归国。恰值唐才常函邀，于是趁机踏上归途。
11月13日，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是日上午7时，孙中山和陈少白由横滨赶赴东京，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会晤后，出席红叶馆送别会，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间各人举杯预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47]林圭出发前亲诣孙中山请益，孙为之介绍在汉口俄商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48]这时孙已经接到陈少白、宫崎寅藏送来的印信，是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份与会。而林圭回国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联络会党。所以，孙中山允诺提供帮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红叶馆送别会出现于孙、梁合作的高峰期，当时双方进入洽商联合行动的关键阶段。唐才常虽与孙中山订约合作起兵，只限于殊途同归。而孙、梁关系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在康有为阻挠、华侨中两派冲突及诸同门掣肘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态度时冷时热，不仅曾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49]。况且梁启超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见，因而双方联合中竞争时起，共事时摩擦不断。唐才常让林圭回湘，显然是想利用毕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强己方实力，与兴中会保持均衡。
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才常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由于唐才常戊戌后并未到湖南从事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答应与梁、唐合作而非合并，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组织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红叶馆送别会后，林圭当晚乘船前往神户，与田野橘次同赴上海。和他同时接到唐才常邀请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50]。此四人应为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唐才中。宋恕日记载：己亥十月，“晤湖南自东回田、李诸君”[5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行动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属成城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日华学堂，不能无故离校，直到次年暑假才归国参与自立军事。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记，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据黄中黄（章士钊）《沈荩》：“己亥冬，林圭乃返国，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52]而秦力山《说革命》称:他于旧历腊月往天津，次年2月，经上海至汉口[53]，似不在同行之列。即使其余四人，所谓偕行也是大概言之。
林圭抵沪后，与唐才常、张通典相会，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后与沈荩及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的田野橘次等一起出发赴湘。11月20日，田野橘次、唐才常、沈荩等曾在上海拜访白岩龙平，当是接洽赴湘事宜。[54]唐才常于1899年11月21日手书一函，托林圭带到汉口面呈东亚同文会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函谓:
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55]
此行的真实目的，三年后田野橘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予以披露:
湖南以长沙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楫殷阗，百货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场也。爰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
他们准备途经汉口时，知会张之洞，利用其为保护。不料“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也，竟向予等之计画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所谓“三愚物”，当指白岩龙平、宫阪九郎和荒井甲子之助。据前引唐才常致宗方函:
顷悉白岩、荒井、宫阪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白岩龙平等人入湘，目的在于乘岳州开港之机，将大东汽船公司的航运业扩张到洞庭湖，进而与半个世纪以来未经欧洲列强染指的湖南全省直接联系，开发湖南的对外贸易，为将来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做准备。这显然与田野等人欲在湖南联络哥老会密谋起义的计划存在冲突。
1899年12月1日，白岩龙平和荒井甲子之助从上海抵达汉口，与宗方小太郎、田野橘次等人会面。次日，宗方小太郎一行三人着中装由水路入湘，白岩龙平、荒井甲子之助等候宫阪九郎，定于4日启程。出发之日，沈荩、林圭“来见，并带与湖南朋友书数通转交”，田野橘次还到武昌码头送行。此行历时20天，归来后白岩龙平即赴上海，又返回日本，运动开发湖南航路。[56]
据田野橘次称：由于白岩龙平等人从中播弄，“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予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其危险不可言喻”[57]，林圭只好放弃原定计划。直到这时，唐才常与兴汉会的关系，仍是相当表浅的外在间接联系。误认为林圭等人一开始就以汉口为目的地，则不免夸大唐派勤王计划的组织准备程度。实际上，戊戌后唐才常只是短期回乡省亲，因遭顽固党纠集无赖围殴，即匆匆离去，并未与会党建立密切关系。[58]其主要的活动舞台是上海。
田野橘次说：“予于湖南计画之运动既为三愚物所破坏，其反动之势力遂转而成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是也。”[59]这两方面都导致唐才常、林圭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的加速结合。
“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而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合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联络也。”[60]林圭临时改变计划，原来的中转站成了目的地，一时间财政上“穷无所告”[61]，人事上无从措手，不得不求助于毕永年和容星桥。本来孙中山介绍容星桥给林，不过是便中相助，现在却成为林圭的主要依靠。而容星桥也积极施助。他和毕永年分别捐助林圭三百金、二百元，以解燃眉之急，使之站稳脚跟。又与林屡次商议，认为“必大合而后能办妥”，在汉口设立公所一处，一则为群兄议会团聚之地，以免人心涣散，二则便于掩人耳目。
开始容星桥欲将公所设在租界，因房价太贵，改在僻静的老官庙择上首小房一所。同时，林圭还与容星桥、张尧卿计划开银矿轮栈以筹款聚人，并派人到各路探险联络，以“义群公司”名义相号召。唐才常邀林圭回湘，既有利用毕永年所招会党势力之意，又想通过师襄等以本派名义重新聚合。至此，则只能依靠兴汉会的现成力量了。好在毕永年、林圭原有合谋长沙之议，而兴汉会又因毕永年移居汉口而将活动重心转到湖北。
和毕永年、容星桥的联系使林圭等人与已经相识的兴汉会哥老会首领的关系进一步密切。1899年12月下旬，辜人杰、张尧卿及其同志26人在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宴请田野橘次，其中半数以上是会党头目。他们刚刚从香港聚会归来，一见田野橘次“即奋呼曰：‘日本豪杰来！’”以玻璃大杯豪饮数十杯。田野以此非中国习俗，不胜奇异，乃叩问张尧卿。张大笑答道：“此是香港流行之饮酒法也。吾尝在香港，与日本豪杰宫崎滔天会饮，即是滔天之传授也。”酒至酣时，哥老会员“裂眦大骂，放歌高谈，颇有无赖汉之状。惟张君震声高吟亡国之诗云：‘神州若大梦，醉眼为谁开？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62]
这一结合对双方均发生重要影响。林圭方面，开始将自己与孙中山、兴汉会相联系，认为所从事的是继续两年以来由孙中山筹划，毕永年、平山周实行的事业，遥奉孙为首领；派张尧卿与容星桥一起专程赴日，向孙中山汇报有关情况，请其务必商定办事的方针规则，以便加速开展活动；人事安排上也十分重视孙的态度意见。孙中山方面，林圭的转向和汉口的进展，促使其相应调整对策，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尽管在具体方针上与张尧卿等“所商尚无一定之规”[63]，但已不仅是从旁协助，而视为自己的事业。至此，双方都倾向于真正的合作大举，并将长江中游作为重心。
然而，正气会的成立却对汉口方面林圭与兴中会的合作产生牵制作用。湖南计划放弃后，唐才常召沈荩回沪，加紧筹办正气会。先此，唐在沪已开始联络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64]。只是因为行动重心定在湖南，暂时未在东南一带筹建组织。湖南计划受阻，唐才常决定汉口、上海并重，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会党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负责汉口，运动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则负责上海，主要运动江淮地区。
1899年12月24日，正气会成立于上海。此事关系到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倒戈”的时间及程度，有必要略加申论。
据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动的田野橘次称，正气会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产物之一。其筹划或早已开始（《正气会序》写于1899年夏），但未付诸行动。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组织步伐。兴汉会成立后，部分成员奔赴上海，风闻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大笔捐款，不免心有所动。加上一些首领随湘军驻防南京，张尧卿、辜人杰等遂与江浙革新派人士汪康年、丁惠康、叶瀚以及周善培等共结团体。不过，上海的士绅对于成立正气会意见不一，欧阳柱（石芝）、宋恕等对于正气会不以为然，后者说：“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65]，因而并未参与。
唐才常匆匆赶建正气会，目的之一，是便于赴港之际向华侨及港澳人士募捐，以吸引会党豪强。而他担任正气会首任干事长，除个人影响和实际作用外，强劲的财政后援无疑是重要因素。正气会成立后，邱菽园向唐才常赠金三万元，唐即日出发赴香港受领。[66]唐才质所编《唐才常烈士年谱》记: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师中吉自湘来，拟在湘组织机关，与汉口相接应。公以经费无着，乃谋至香港筹款。初五日买船票，狄葆贤拟买二等票，公云：“我辈个人用费，宜省得一文是一文。且我既任此等事，尤宜以吃苦为前提，不可图舒服也。”于是乃购三等票三张。船客多，已无余位，只得在船尾近舵之货舱角落，籍以安身。又值风浪大作，师中吉生平未坐海轮，呕吐不堪。三人皆三日夜未进食也。在港华侨无以为意者，再三设法，仅得二千元。香港用小角，实仅千八百余元也。直至明年庚子七月，新加坡邱炜萲（菽园）始汇二万元来，此时沪款已将罄矣。公乃亲携此款往汉，后又凑一万元由禹稽梅带往。[67]
当时汪康年、丁惠康、叶瀚等人经济上均感拮据，维持生计尚可，出钱搞政治活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财政优势不仅扩大了正气会的组织声势，吸引哥老会首领归附，也使林圭等人更加倚赖唐才常。因为财政困难恰好也是兴中会的一大弱点，很难在这方面展开竞争。师襄鼓动唐才常去香港筹款，目的之一就是在湖南组织机关，与汉口接应。他已被排斥于兴汉会之外，只能借助于海外捐款与旧日的同党沟通。
否认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得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难以解释。唐才常为人“深鸷”[68]，“固非轻卒[率]举事之人，常取沉重之态度，决不至为众人所煽动也”[69]。正气会事务又分为内圈外圈，唐才常主要关注内圈的人与事，以举兵勤王为职志。他虽与宋恕相识，但也知其为人怯懦，缺少胆识，不肯与之深交。两人自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结识，整整四个月后，9月23日宋恕致函梁启超时还说：“拂尘信不愧复生之友，但得见尚希，其深未悉”[70]，只能从唐才常所著《内言》中窥见其性情见解。唐才常当然不会因这种泛泛之交而出面联络。所以，争取宋的使命由汪康年承当。而汪与唐矛盾甚深，言语间自然多提丁惠康，使宋恕产生错觉。宋恕连正气会是否成立，具体何时成立亦不知其详，所记只可证实丁、汪的作用，而不足以否定唐才常。
“义群公司”和正气会的设立，形成长江流域革新势力联合大举的雏形，也奠定了唐才常等人在趁时而起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阵营的中枢地位。
证实唐才常在正气会中的地位作用，可以说找到了正气会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联系的关键。正气会的目标，并非如公开文字所表述的，只讲“爱国忠君”，意在恢复清议。唐才常等人是要借此聚人筹款，密谋起义。领到邱菽园的三万金赠款后，唐于1900年1月“蓬蓬然归于上海”，并携归海贼数十人，计划一面由田野橘次率海贼入京，刺杀西太后，驱逐奸臣，“打碎北京政府”，一面率辜人杰等会党首领于“来月下旬，一举而屠南京，再举而略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图天下”[71]，内圈之事大张旗鼓。
唐才常在江淮地区依靠的会党，一是徐怀礼、张金山、宋刚涛、黄金满等地方豪强，二是辜人杰、杨金龙等驻防湘军将领。而辜正是结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之一。
兴汉会成立后，毕永年一度对在湖南发动起义满怀希望，他函告宗方小太郎: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
[72]正气会成立时，毕永年亦参与其事，这说明兴汉会成立前逐走师襄，主要是反映兴中会的态度。这种差异客观上为哥老会首领与唐才常结缘创造了条件。不过，毕永年对唐才常坚持忠君爱国，反对顽固党而拥戴光绪的宗旨强烈不满，与孙中山一样，他强调排满革命的重要性。而且他与康有为的关系势同水火，坚持要求唐才常改宗旨为排满非君，断绝与康有为的联系。唐才常坚不肯从。
参与兴汉会的会党首领本来与澳门保皇会有所联系，又接受康有为的赠款，转而事人，使毕永年大受刺激。他早与佛门有缘，起初不过剃发绝清，伪装和尚，后在香港邂逅同乡前辈释紫林，与结弟子之缘。[73]这时更愤而弃事为僧，易名悟玄，贻书平山周志别:
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他声称：“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74]打算云游四海，老此一生。
毕永年出家入山，除了与唐才常及会党首领的冲突外，别有隐情。1900年1月26日林圭致函容星桥谈及此事:
知者以安兄之急于办事，一有不获，则不免于燥，而出此无益之为，然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不知者以安兄如此热肠，尚欲弃而为僧，其事必有因，则难免因而解体。[75]
个中原因，1903年秦力山写《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氏作传时，曾有所提及：“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76]至于其中具体过节，1901年，秦力山在《国民报》上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均予抨击，显然是针对庚子之事而发。他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势不允许改朝换代，另立新皇，“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证据是，华盛顿、鸦军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不亡他邦匿异国，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77]这番话很可能是代毕永年传言。
其后秦力山对孙中山的认识加深，又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心目中的孙文已由“广州湾之一海贼”变成“异乎寻常之志士”[78]，于是写《庚子汉变始末记》时有意隐去毕氏因误解而生的责难。此说若能成立，则毕永年出家的原因之一，当为其急于办事，而孙中山则“尚无一定之规”，疑心后者不敢举事，故意拖延。
孙中山虽然为兴汉会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又殷切款待远道专程来见的张尧卿，但对于将组织活动重心转向湘鄂，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其本意在于扩张势力影响，以广东为立足点，而以长江为响应。加上听到一些关于张尧卿的流言蜚语，毕永年又弃事为僧，更不敢倾全力投向长江。孙中山与湘鄂的联系主要得力于毕永年，他听说毕“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79]。
从自立军后来失败的情形看，孙中山的谨慎事出有因。但如此一来，开始倾向兴中会一方的林圭，不得不再次调整对策，平衡于唐才常、孙中山之间，以维系共同大举的原案。由于双方实力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平衡政策必然有利于强劲的一方，无形中增强了唐才常的影响，使保皇会的支配力相应增长。加上1900年1月令海内外震动的废立之争骤兴，起到动员整个革新势力的作用，使勤王声势暴涨，长江流域的活动更加向着保皇会一方倾斜。
然而，正气会的外圈之事却时生阻隔，会中唐才常和汪康年两派之间一直不和。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不在宗旨策略，而在派系人事，特别是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
唐才常以正气会联络各方，密谋兴师，与汪康年等人并无矛盾。甲午之后，中国迭遭重创，戊戌变法的一线曙光又被扼杀。开明士绅受传统民本观念和天下己任抱负的熏染激励，加上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对皇权的离异心增强，而民权的代表性扩张。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可见，当时与之交往的士人官绅普遍怀有怨清反清的意识情绪。身为留学生监督的钱恂，认为中国士气扼于满人压制，1901年底拒俄运动兴起时仍说：“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80]以彻底变革为图存先机。他还指刚毅等顽固党为“中国之忠臣”，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反激出新政议论，甚至说，俄国“近来学生囚三百余人，请看五年之内，俄国必有起色”。“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盛。”[81]他们纷纷采取行动，以拯救危亡。其不顾朝廷禁令，毅然集会结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了独立立场和行动方针。
在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他们试图结交下层秘密社会，以达到政治目的。尽管多数人不赞成排满，主张以革政代革命，却并不反对动用武力，也不排除宪政，甚至可以接受共和及联邦体制。用《正气会序》这类公开文献来否认有关组织或个人反清密谋的可能性，甚至否认中国议会成员的武装勤王宗旨，都不免忽略了政治文件所含宗旨与策略的两重性，低估了绅权与皇权在相互依存之外还有彼此制衡的一面，由此产生的忠君观与圣王观也是互为联系约束。正气会之下，不仅唐才常努力联络会党豪强，汪康年、叶瀚、周善培等也积极发动江淮川鄂的民间武装。其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历代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常规表现的重演，只是受西方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增加了新的取向。他们觉得保皇、革命均有所偏颇，虽然奉光绪为趋新象征，却并无保皇派的固执，既可推之为总统，也准备弃而另选其他有声望之人。[82]康有为的存在，反而成为他们任意发挥的障碍。
正气会内部的派系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分化，对该会和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正气会组织发展艰难，唐才常不久即将干事长一职让给叶瀚，自己为避免行动掣肘，避开汪康年等人，全力经营内圈之事。以后又将筹备活动一分为二，用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联络组织长江会党，设中国议会联络开明士绅。汪康年等则自行其是，在川、鄂、皖、江淮等地联络会党。因此，后来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主要是与唐才常等联系，而与江浙派士绅的关系相对较少。
一时冲动而弃事的毕永年果然“终无死心”，再度“起而救世”，参与筹划自立会。因唐才常依然坚持与康有为保持关系，毕永年又一次愤而离去，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参与兴中会的起义密谋。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
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他函告平山周：“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83]据说还一度参与惠州起义的筹划。
不过，毕永年与兴中会之间似乎总有些隔阂，终因不合，跑到广州，卖掉西服，着僧装，寄身某禅林。留书同志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84]“实寓革命于僧界中”。不久以病殁，葬于广东罗浮山。民国成立后，1913年1月，由其后人徙骨殖返湘。途经上海时，同志曾假湖南会馆开会追悼之。[85]
毕永年离去后，孙中山与湘鄂哥老会的联系有所削弱。加上康有为的阻挠和康门弟子的傲慢，两派合作计划一再受挫，孙中山更集中精力筹备惠州起义。不过，孙看出康与梁启超、唐才常之间有异，将他们区别对待，又希望联合大举成功。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也需要多一条办事途径，以为回旋余地和政治筹码，而不能死守惠州一隅。这是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孙中山在风云诡谲，各派纷起竞逐的庚子政局中，保持独立地位，并设法追求实现宗旨目标，扩大影响的要诀。而林圭等人的态度及其与容星桥的协调合作，使孙中山感到汉口仍有可图。因此，尽管新加坡宫崎寅藏等人被捕事件使孙、康两派势如水火，直到惠州起义前夕，兴中会仍然试图争取澳门保皇会总局的支持。汉口自立军更包含于兴中会的方略计划之中。
1900年8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6月，孙中山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86]
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抱有信心。七八月间，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与孙中山会晤。[87]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88]，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希望“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89]，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有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90]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具体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二是对兴汉会的组织有所误解。与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不同，兴汉会作为兴中会与下层秘密会社的结盟，除了名义上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及奉行兴中会的纲领外，并未组建统一机构，其他未参与结盟会议的首领会众，也无须履行入会手续。既然根本没有过组织实体，也就无所谓消亡。而林圭和容星桥的存在，构成这些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联系的牢固纽带。
如前所述，林圭到汉口后，与容星桥合作创办义群公司，联络会党，其基础就是与盟兴汉会的各位首领，因此林圭奉孙中山为该公司的领袖。可以说，义群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兴汉会系统在汉口的组织机构，只是由林圭、容星桥等人主持。
1900年4月，为解决经费困难，林圭、李云彪、杨鸿钧到上海与唐才常计议，创开富有山树义堂，散布富有票。[91]票据上所写内外号中的绝句，据说就是孙中山为兴汉会所拟起义时的联络暗语。[92]这至少表明他们无意割断或摆脱与孙中山、兴中会的联系。
结盟兴汉会的成员当中，杨子严（鸿钧）、李金彪（云彪）在富有山堂位居正龙头，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和毕永年列名副龙头[93]，辜仁杰任总堂。仁杰即人杰，字洪恩，是驻南京湘军总兵杨金龙部的副将。或谓人杰与洪恩为二人，实为一人。据《自立会人物考》，有辜万年者，字鸿恩，长沙人。井上雅二明确记道：辜人杰改名万年。[94]另外，列名盟堂的柳启宾、谭翥，当为柳秉彝、谭祖培。柳秉彝为宫崎题诗时自署长沙人氏。据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柳启宾，长沙人，年四十余岁，身材中等，与辜人杰即鸿恩一路的。”[95]谭字凤池或凤墀，长沙人。另有名谭树者，乃靖江口人。列名盟证者为张尧卿，即张灿，名光曦，又名张义年。《自立会人物考》称其“名未详，以字行”。但据李英供称：“张尧卿即张义，去年由香港、汉口回长沙。”[96]李权杰似为李堃山，又名李正山，岳州人，未列山堂名单，张篁溪称其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批人地位的显要，表明兴汉会的基本格局得到了肯定与维护。
冯自由说，因保皇会没有及时汇款，“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97]。因而有人认为与盟兴汉会者后来逐渐脱离了自立军。细查史料，事实并非如此。
据井上雅二日记，中国自立会的部署，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均为结盟兴汉会之人。另据唐才中供称：李金彪、杨鸿钧一直在上海办事。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平，仍以杨、李作为与徐怀礼对应的湘鄂义军首领。7月，兴中会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广东独立，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98]
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99]，“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00]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01]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102]。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103]。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104]。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在江宁自首，被押解到湖北处决。[105]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106]
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七八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107]
。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不等于倒向保皇派。自立军失败，张尧卿曾助清政府诱捕师襄。[108]1900年12月22日刘坤一复谭钟麟函称:
承示富有票匪张尧卿、易敬臣、李和生三人，现在上海投诚，拿获盗匪数名，并帮同诱获大头目师中吉以自赎罪。旋因湘、鄂饬缉甚紧，密电余道将该三人镣钉解宁监禁，听候迎提，一面据该道禀转电香帅、廙帅为之乞恩。嗣得廙帅复电，免其解湘，始行释回上海，仍交余升道督拿要犯，此时未便再由敝处拿解，有失大信而碍政体。如经湘省续获解到江宁，谨遵台命，即饬沿途水师递护，以免疏虞。[10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中第二函提到：“昨师中吉之事，如此办法，时懍冰渊，欲去不行，欲留不得，进退维谷，如何如何。”
张尧卿此举，别有隐情，有关资料，还有不少难以解读的情节，似不能简单地目为降清。他关注的是如何让带来沪上的十余位同党逃往香港和日本，“惟现在香港、东京，均未奉到回信”[110]，所带诸人又来沪日久，举目无亲，难以支持。无奈之下，除了求助于汪康年，也与史坚如被捕后牵连保皇会一样，利用革、保两派的矛盾，以换取多数人能够脱离险境。所以张尧卿并未因此而免于清廷追究，“屡被捕入狱，屡以计脱”[111]。辛亥后出狱，一度鼓吹反袁革命。
在自立军中，林圭与唐才常的政见不尽相同。秦力山说:
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因其组织多近于美国制度，与唐每多冲突。唐终不化，屡掣林肘。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112]
林圭的态度：一是出于宗旨分歧，二是受毕永年、容星桥等人的影响。他在汉口寓所内陈列《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之路》《社会平权论》等书籍，“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113]。
唐才常长期活动于上海，起义前夕才赶赴汉口，对自立军只能给予有限的经济资助。组织活动方面，林圭主要依靠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这无疑会加强其与兴中会的联系，而削弱唐才常的影响。至于保皇会的间接作用更形微小。保皇派事后的记述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对自立军的控制力，而革命党则想回避与维新派合作“上当受骗”的事实，更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结果造成错觉假象。平心而论，尽管哥老会员一般“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114]，由毕永年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兴汉会的人表现还是比较好。可惜他们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会众，使林圭难以统辖调度。
从兴中会方面看，虽然毕永年离去，会党首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但容星桥始终支持配合林圭的行动。8月9日，唐才常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同行四人中，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曾与盟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115]他们于8月13日抵汉，由容星桥出面具保，以150两银子在汉口租界租下一处大屋，60余人合居。[116]事发之际，清军包围顺丰茶行名捕容星桥，容化装逃脱。王质甫则辗转逃回香港，岁暮，曾与秦力山在港晤面。秦赋诗唱和道:
头颅大好价三千，生不封侯死不仙。但有文章供笑柄，断无毛雨焕奇妍。我身欲葬曾无地，君算成胸别有天。沦落莫添同病感，众生普渡在来年。
血战成红热大千，又从徐福访神仙（时将重游日本）。八千弟子能无恨，五百童男别有妍。铸铁铸金难铸错，知生知死不知天。嗟君险阻今尝遍，已到文候十九年。[117]
既有对自立军失败的慨叹，又表达了愈挫愈奋的决心。
史坚如与自立军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在兴汉会成立前夕，经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介绍，他认识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听说哥老、三合、兴中三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他感到“非常欣快”，借名与宫崎寅藏、陈少白同船北上，到上海后由唐才常托人携往两湖，观察哥老会实情，“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打下基础”[118]。抵汉皋后，游览形势，与湘鄂会党豪杰志士周旋，莫不倾结。[119]随即又与张尧卿、容星桥等赴日拜晤孙中山，奉孙之命深入长江联络会党[120]，在华中活动数月，然后由上海转赴香港。[121]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曾到在澳门《知新报》任职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松冈好一寓所，与之纵谈唐才常之死，慷慨悲切，十天后即谋炸德寿，毅然赴死。[122]
容星桥、王质甫、史坚如以及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的行动表明，兴汉会在汉口自立军中始终发生重要影响。自立军不仅是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的自立会的武装，也是与兴中会结盟的哥老会首领的武装，兴汉会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消失。因此，孙中山准备亲自参加中原大举，决不是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与王质甫等人协调一致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是两年以来联合大举计划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考虑到保皇会坚持以两广为重心，对长江流域并未切实支持，以及各方各派的分歧纠葛，如果起义成功，自立军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兴中会与兴汉会的组织影响至少具有与勤王口号及财政空头支票的蛊惑作用相抗衡的支配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