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无疑是庚子勤王运动的要角，不过，勤王并非只是保皇会一家上演的独角戏。唐才常的战略目标由北上勤王转而南方立国，重要原因是南方党人不仅有联合之意，而且出现了联合之机。从正气会到中国议会等一系列组织的成立，体现了各派联合的共识。戊戌政变以后，内乱外患交乘，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各种势力竞相登台，试图救亡变政。190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得到趋新各派的支持赞同，更具声势。只因国会的内外关系错综复杂，当时资料又付诸阙如，事后回忆则真伪莫辨，一直难以了解周详。
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梁启超编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录了孙宝瑄日记中的有关部分，立即认识到这是关于国会“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因为对此重大事件，“《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询问当事人如张元济、狄平等，竟也“都不得要领”。[1]可惜抄录仅十余页，后来日记的己亥、庚子等册又不幸毁于兵燹，难以释读其中的人与事。有人视抄件为孤证，将信将疑，或依然引述其他回忆，而不以日记为定凭，订讹补阙。
19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井上雅二日记的发现和中国《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有为与保皇会》《宋恕集》等资料的出版，使得有关史料大为充实，有关人事的明暗各面逐渐显现。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2]不过，因事出极密，当事人的函电大量使用隐语暗码[3]，所涉及的人事至为复杂，各方记述不一，加上后来人为因素作祟，阅读理解诚非易事，迄今未能充分利用。或者虽然使用，也难免各取所需。有的则为表面意思所迷惑，不能以公私明暗各种记载相互参证，读出史料所隐含的本相。在解读史料，考辨史实的基础上重建国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庚子勤王运动，极为必要。
关于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汤志钧先生据井上雅二日记，做了仔细考证。[4]至于与会人数，7月29日第二次会议孙宝瑄与井上雅二所记相同，均为60余人。而7月26日第一次会议则孙记为80余人，井上记为52人，难以确认。国会后来在沪、宁等地继续发展成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5]其中有名可考者为容闳、郑观应、丁惠康、温宗尧、陈锦涛（以上籍贯广东）、叶瀚、汪康年、汪有龄、汪立元、孙宝瑄、胡惟志、宋恕、张元济（以上浙江）、唐才常、沈荩、张通典、陶森甲、唐才质、林圭（以上湖南）、丘震、狄平、马良（以上江苏）、吴保初、孙多森、孙多鑫（以上安徽）、赵从蕃、文廷式、陈三立（以上江西）、严复（福建）、龙泽厚（广西）、戢元丞（湖北）、宋伯鲁（陕西）、王照（直隶）、沈士孙（江西）、李学孝（不详）。另外沈兆祎（江西）、伍光建（广东）、周善培（四川）、陈季同（福建）、方城、蒋新皆、王修植、夏曾佑（以上浙江）等可能入会。章炳麟（浙江）、毕永年（湖南）两人开始入会，后分别因故退出。而康有为等保皇会首领，虽在海外，显然被列入会籍。[6]
国会第二次会议时，章炳麟提出不准满蒙人入会。其所排之满人，据他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
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7]
似非意指光绪。寿富受业于张佩纶、张之洞，“治经不局汉宋，惟是之程，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8]，曾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主张变法，令天下维新人士刮目相看。[9]政变后他与张謇谈，告以“康、梁盖我政府尊奉而保护之也”，张以为“甚当”。[10]庚子联军陷京，拒降自缢。梁启超称：“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11]
世为杭州八旗驻防的金梁（字息侯）与国会确有直接关系。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将他列入该会文事会员表，称:
戊戌己亥期间，与唐才常在沪相识，意气尚洽。戊戌政变后秋祀孔子，约同人会祭于杭州。是日先到者为唐才常、沈荩，自沪来会，密议结合会党，起义救国。息侯为介绍青帮首领张啸林，是为联络青红帮哥老会之始。初以孙中山先生力持排满，不能明合。及容闳博士自美国回沪筹商，主张团结力量，绸缪国是，而孙、唐合作之议始定，盖合君宪、革命及哥老会青红帮而为一也。自立会将起义，唐本约息侯同赴武汉，赞政事，旋以他故，请息侯留守上海，帮同照顾后方事务，得免于祸。……以余所知，满人有意勤王，亦不反对革命，除息侯外，实不多见。[12]
所述与史实大体相符。章氏特意提出寿富、金梁，要求与会员歃血为盟，“如有引蒙满人入会者，同会共击之”，以断绝各种借口托词，似有实事，而非虚指。
金梁在所撰《瓜圃述异》中，记述了他与章炳麟的交往:
章太炎少以排满名，而与余一见如故交，往来无忤。《苏报》陈君父女及张伯纯、吴彦复等，皆其介见。尝偕访宋燕生恕，宋素谨密，见而骇曰：“二君何可同游耶？”亟托词引余出，品茗市楼，切劝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盖虑二人争意见，终恐不免一伤也。”余笑谢之。未几日，太炎开会演说，主排满，当首诛金某，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于是众皆戏称余为满洲圣人。而二人交往如常。忆一日，偕访唐佛尘才常，未遇……。及党祸既作，太炎返里，不敢宁于家，寓凤林寺。吾营少年，共约邀击之。余闻讯，急驰往，强众散归。太炎始终未知也。[13]此说可与上述推测相印证。
1899年底唐才常函告康有为，言及金梁在戊戌政变后的态度表现，作为南方舆论普遍主张尊王，“海内士夫之议论黑白渐著，而彼元奸巨憝之不敢遽动于恶，以撄天下之怒”的力证，他说: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名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常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14]
其时章炳麟《訄书》刊行，“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15]。章氏的意见未被接纳，国会要人又主张大合而反对排满，金梁直接间接参与其事，亦非没有可能。
国会成立后，领导层托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到南京联络同人，扩展组织，经过一番活动，俞明震（浙江）、刘世珩（安徽）、易顺鼎（湖南）、傅苕生（江宁）、顾云（江苏）、薛华培（四川）等人表示赞同附和。[16]
除南京的响应者外，国会会员主要分为四部分，其一，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包括张通典、狄平、沈荩、唐才质、龙泽厚等；其二，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派，有汪立元、汪有龄、丘震、孙宝瑄、宋恕、夏曾佑、胡惟志，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旅沪人士沈士孙、孙多森、孙多鑫等；其三，因义和团事件由京津等地避乱南来者，如严复、王修植、伍光建、陈锦涛、方城、蒋新皆、温宗尧、赵从蕃等；其四，其他新学名士，如容闳、郑观应、文廷式、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等。后两类虽各有政见，却较少派系意识，周旋于康、梁派与江浙派之间。可以说，弄清康、梁派与江浙派的关系，是把握国会内部派系组合的关键，也是探讨分析国会宗旨主张与实际活动的前提。
国会领导层的基本情况如下：
据此，江浙派在国会中占有明显优势。国会两次集会，第一次叶瀚任主席，第二次确定干部，属于这一派的有书记叶瀚、丘震，干事汪康年、沈士孙、汪立元、胡惟志、孙宝瑄，另外干事郑观应、会计孙多森与该派关系密切，副会长严复和干事丁惠康、吴保初较为中立。赵从蕃的组织活动与唐派联系较多，但观点与汪派一致。只有会长容闳偏袒唐才常。与正气会时期相比，唐才常派的地位明显下降。原来唐才常任正气会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加上张通典、狄平，虽无地利之便，势力却略占上风。
两派人物相比，各有所长。1900年4月17日，严复曾致函章炳麟，对沪上新学名士逐一评点:
苟自所见者言之，则好学竺义，用情恳恻，吾敬张鞠生（元济）；知类通达，闻善必迁，吾敬汪穰卿；湛厚质重，可与主权，吾推张伯纯（通典）；黾勉事功，蔚为时栋，吾爱唐后丞；左矩右规，好善（）固，吾服丁叔雅；深躬尔雅，自振风规，吾见吴彦复；渊种埋照，种德俊时，吾敬沈小宜；慕道乐善，能自得师，吾推胡仲巽；天资开明，乐游胜己，吾望狄楚青（平）；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18]张通典、狄平等未能进入国会的领导中枢，当是所属派系影响削弱的表现。
国会两派的分合消长，始于正气会。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的联系及区别，长期语焉不详。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他说:
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展相牵，葛藤何已。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何怪不并为一谈也。此宜作文一篇，表明新党有若干派，各派之政策若何，则界限明矣。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将来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19]1984年胡珠生先生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利用宋恕日记信函等资料，力证《正气会序》为丁惠康所撰，强调丁惠康、汪康年在创立正气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汪康年、唐才常两派的分歧和影响。[20]但在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人记载之误的同时，忽略了其他文献，过分侧重于从宋、丁相交的角度立论，完全否认唐才常的地位作用，不免以偏概全。
对此，陶季邑教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正气会的创建者不能排除唐才常。其考证仍嫌粗疏，未能从时间、组织上划清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界限。[21]充分利用各种新出史料，考校比勘既有著述，在正气会成立的时间、人员、宗旨、活动，正气会、自立会与国会的关系，以及汪、唐两派的分歧联系等方面，仍须进一步澄清史实，探索脉络。
正气会的成立，应在1899年12月22—25日之间。研究该会的历史，首先应区别史料的性质和价值。就目前所见，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汪康年师友书札》和宋恕的日记信函距事最近。田野橘次记:
于时天下英雄来集者甚众：其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由革新派来者，即周某、汪某、欧某、丁某、叶某等也；而湖南青年党首领唐才常及沈克，实膺此会首领，沈为事务员。有人怀疑此说的可靠性。为证实其说的可信程度，首先讨论以下问题，其一，哥老会首领是否加入正气会；其二，唐才常是否正气会首领；其三，田野橘次与正气会的关系。
所谓哥老会来者，应为张灿（尧卿）、辜人杰。容某可能指容星桥，要某不详。张、辜二人主要是1899年10月上旬在香港与兴中会、三合会合组兴汉会的两湖哥老会首领的代表。唐才常得知兴汉会成立，函邀林圭回国，准备依靠被兴汉会排斥在外的谭嗣同旧部师襄，以湖南为中央本部和活动基地，伺机起事。
11月中旬，林圭等人抵达上海，下旬，和沈荩、田野橘次等出发赴湘。因白岩龙平、宫阪九郎、荒井甲子之助等人的阻挠，赴湘计划无法实现，临时改到武汉寻求发展。这一变化，导致两方面结果：
其一，在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下，以开设旅馆名义，在汉口设立联络机关，与参加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建立关系。12月，林圭、田野等与张、辜等一众哥老会首领26人聚会于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
其二，组成正气会。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并无所谓阶级基础之类的限制，因为正气会同样有联络会党武力变政的秘密宗旨和活动。汪康年等人也因此而结识张、辜。只是革新派的活动可以公之于世，为外圈；与哥老会的联系必须暗中进行，为内圈（详见下节）。
至于唐才常，确曾担任正气会首领，其正式名称为干事长。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致函汪康年，谈到正气会时问：“浩务任干事长，绂臣顷复何如？”[22]则正气会前期干事长为唐才常，后改由叶瀚担纲。不少资料说唐才常担任国会总干事，实际上国会并无此一职位，当是与正气会干事长相混淆。
周本人是正气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始终关注该会活动。田野橘次所说“周某”，即周善培，字孝怀，思想新颖，议论豪爽，历任数省督抚幕僚。他于1899年10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出国前在上海与唐才常、汪康年、文廷式等人有所交往。[23]在日期间，曾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晤谈。[24]是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美洲，周善培随即离日归国，恰好赶上正气会的成立。他后来回忆唐才常道:
十二月初，我由日本回到上海，表面是住栈房，实际在他家里睡了十几夜，都是谈到深夜，不能走了，就留宿下来。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富有票的办法。基础是建筑在结合一般帮会朋友之上，每天往来的尽是四方帮会的朋友。他说四川帮会是几百年来具有组织的团体，要我到四川去担任四川哥老会的责任。周善培告以帮会有形式无组织，没有政治思想，附和者无非为了升官发财，且不能保守秘密。他本人年轻，又是官场子弟，与哥老会难以接近，即使设法入会，要熬到大哥，需要十年。因此联络会党只能作响应，基本的工作应运动军队，如湘军等。沈荩表示已有联络湘军的途径。[25]
田野介入正气会事务很深，作为该会掩护的东文译社，即以田野的名义登记，所记有关正气会的活动多为其亲历之事。他指出汪康年、欧阳柱、丁惠康、叶瀚为与会的革新派成员，还不足为奇。但知道在沪时间很短的周善培，则必定深悉内情。[26]此外，田野在武汉结识了两湖哥老会首领，1900年初唐才常曾打算让他率人北上实行暗杀，时任驻南京湘军营官的辜人杰又告以长江举义计划，这样，他对正气会两派的内圈外圈活动均知之甚多，所记可与其他资料相印证，非道听途说可比。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正气会成立的时间。胡珠生据宋恕日记，定为1900年2月22日正式召开大会于绳正学堂。而从周善培、唐才常等人的行踪看，正气会的成立不会晚于1899年12月25日。根据之一，周善培是12月26日离开上海的，次日他曾在镇江于舟中致函汪康年，请其代收遗落之物汇寄汉口。[27]根据之二，田野橘次称，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即赴香港，从香港银行领取邱菽园的三万元赠款。据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和狄平、师襄等一行三人，于1900年1月5日购船票出发。此事有周善培函为旁证。1899年12月31日，周归途于九江函询汪康年：“佛尘行乎？”[28]白岩龙平1月11日的日记称：“唐才常从广东归，来访。”[29]1900年9月3日康有为致康同薇函也提到，唐才常“去年十二月来盘桓数日，今遂永诀”[30]。
其实，胡文所引宋恕等人的记述，已清楚表明正气会成立于1899年底。如海州黄受谦于1900年1月初致函汪康年，告以“海上新创正气会，睹斯会，心焉喜之，特未知宗旨耳”[31]。宋恕1899年12月30日与孙仲恺书称：“丁中丞之公子字叔雅者，在上海与汪君穰卿等创立正气会，已刊章程，其意欲联络海内志士共图振兴中国之策。曾以章程见邀入会，弟力谢之，不敢列名。……且力阻诸君之从速解散，未知诸君之肯从忠告否也。”[32]由此返观宋恕日记摘要各条，己亥（1899年）十一月下旬，“汪穰卿送正气会章程来，我不敢入会”。实为记述该会的成立。十二月初九（1900年1月9日），“候穰卿，劝勿开正气会，以免风波。同日，候石芝（欧阳柱），石芝所见与我同”。应指劝告正气会不要继续活动。至于其庚子正月廿三日（1900年2月22日）在“绳正学堂大会，始识丁叔雅”，并未指明此会与正气会有何关系。
宋恕生性畏怯，不敢列名反对立储通电，与唐才常、丁惠康等又不熟悉，他于1899年5月23日在亚东馆认识唐才常，整整四个月后还是“得见尚希，其深未悉”[33]。加上日记仅存摘要，所记只能反映他本人对正气会情况了解的程度，而不足以确证正气会的组织活动。况且他既不赞成立会，似不会出席正气会的成立大会。胡文力图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著述的谬误，但片面从宋恕的角度立论，不免矫枉过正，反倒难以辨清事实。后来廖梅依据井手三郎日记，确定正气会的具体成日期应为1899年12月24日。[34]
正气会成立不久，唐才常、汪康年两派就发生摩擦。[35]该会依会章选举汪康年为会长，实权却握于唐才常之手。井上雅二稍后忆道:
去冬兴起正气会，汇集四十余人，汪康年为会长，不任办理之事，实权差不多集于才常一人。[36]
唐才常既握实权，又得到邱菽园的大笔赠款，避开汪派，暗中从事内圈的活动，令汪康年感到不快。1900年2月11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公在沪既无意趣，虽不因人言而离沪，又何不自为而离沪？”[37]汪康年开始打算另立门户。3月12日，夏曾佑从安徽祁门函询：“公与浩公私之计若何？正气全[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以后又迭函询问：“别会成否？中有西人，则有宗教可淘气耳。”“正气能又摇身一变否？”[38]
五六月间，远在四川的周善培辗转接到汪康年3月底的两封来信，对于“正气不张，不幸如仆往日所料”，大感“太息”。并说：“仆于四川叹其孤立，然见君辈之龃龉，则孤立者又仆之幸也。”[39]这时两派的冲突已经表面化，唐才常平息不了人多势众的江浙派的不满情绪，干脆将干事长的位置让给江浙派领袖之一、性喜任事的叶瀚，集中精力筹划自立会和长江大举。于是汪康年等改变初衷，试图在东西外人的帮助下，改造扩充正气会。[40]
经过正气会时期的角逐，中国议会成立时，汪康年一派乘势抢占上风。他们在上海活动已久，交游甚广，彼此间有着同乡、同窗、同年、同僚、同宗、姻亲、世交等多重社会纽带关系，结成连环相扣的大网，不仅对沪上士林举足轻重，而且广泛结交往来于上海的各省新党志士。国会核心成员中，汪有龄、汪立元是汪康年的同宗（一为族叔，一为族弟）；叶瀚与汪康年同乡，少年时结识汪康年的表弟夏曾佑，又与汪康年为挚友，1894年由汪康年引荐，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与陈三立、邹代钧、谭嗣同等深相结纳。1897年在上海与汪康年等筹开蒙学会，创办《蒙学报》。[41]孙宝瑄也是汪的同乡，曾任《时务报》撰稿人，戊戌前，他和另一干事胡惟志与汪康年、宋恕、梁启超、谭嗣同、吴嘉瑞等自比竹林七友。[42]
赵从蕃的情况较为复杂，他曾参加公车上书及保国会，与康、梁一派颇有渊源，井上称之为唐才常派的驻京代表。但他1895年即在江西结识汪立元、狄平，到沪后与孙宝瑄交善，1898年12月，与孙宝瑄、胡惟志等重开雅集，谈论新学。[43]
沈士孙（兆祉）与谭嗣同同为欧阳中鹄弟子，
于考据学致力颇深，词章绵缈处大似嗣同，亦好格致算学，时时谈西法。往与同学京师，渠治目录，嗣同治纬，相得欢甚。但稍觉其不脱经生气。东事后，久不相闻，迩忽得其书，言于《时务报》见嗣同著有《仁学》，为梁卓如所称，不知中作何等语？渠意以为学西法，惟平等教公法学最上；农矿工商有益于贫民者，亦不可缓；兵学最下。不审《仁学》颇及上一路否？此正嗣同蚤暮惓惓焉欲有事者也，不图小沂猛进乃尔。
谭嗣同为此函告唐才常：“足下闻同门有此人，亦必为轩渠一乐。”[44]《戊戌皮锡瑞往江西，与沈兆祉“谈时事，甚壮，劝彼力开学会、报馆”。随即在江西会馆开会演说，“小宜说得甚畅快……出与小宜诸人谈时势”，讨论办报和阅报事宜[45]；又与之创立废时文会，提倡废八股改科制，并欲将章程等文献刊登于《知新报》《时务报》[46]；并共同“创设茶会，借曾文正公祠为会讲堂，仿照西法讲论一切时务时事，使士农工彻中外大局，复劝勉多购各报，互相会议，俾知万物本有合群之理”[47]。从人脉渊源看，赵从蕃、沈士孙与唐才常关系较深，但据井上雅二称，两人“与汪观点一致”[48]。
书记丘震的父亲丘玉符原为清驻日本神户领事，后归国旅居沪上，与汪康年有所交往，丘震因而得以结识汪康年、叶瀚等人，并参与雅集，曾致函汪康年，告以“公之报馆，浩吾之学堂，此二事无日不回九肠，足准交情之深，痛痒相关，虽欲置之不见不闻，不能也”[49]。1897年他与同人合组苏学会，会员中其年最少，与章炳麟甚相得，“时赴沪访君（章炳麟），称述其言行”[50]。戊戌后集资刊印《天演论》。[51]丘震病故时，叶瀚挽联云：“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52]
江浙派士绅不但有社交密网，而且在独立自治思想的影响下，地域意识有所强化。戊戌期间，浙江学人即有兴浙学以结浙人的愿望。尤其是废立之争天下耸动，通电者“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53]。后来孙宝瑄不无自豪地说:
盖我国开化之志士，广东、湖南而外，惟吾浙最盛。[54]
他们在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同时，借助地缘纽带增强巩固集团势力。同时，汪康年个人又长于社交，汪诒年称:
先生好客，出于天性，在两湖书院时，凡名流之客于张文襄者皆与纳交。其后设《时务报》于上海，则凡在上海之名人，于政治、学术、艺能、商业负有声誉与夫来上海者，无不踵门投刺求见。先生亦无不迎候访问，夕则设宴以款之，相与谈天下大计，或咨询其所长，或征求其所闻见，故于各地之人情风俗，与其人之性情品行，无不明瞭。尝手辑一书，取平日所见之人，分省隶录，并详著其所长，题曰：曹仓人物志。其留意人材如此。先生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无不愿一见先生。[55]
相比之下，唐才常在社交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这不仅因为戊戌前在上海与江浙派交往的湘粤人士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与之相较，唐才常、沈荩的资历、根柢稍浅，而且由于唐为人“深鸷”[56]，“素不习外交”[57]，单凭个人活动，很难打开局面。
正气会两派的分歧摩擦，并未因国会的成立而消除。双方的矛盾，不仅一直妨碍彼此间有效的协调合作，而且最终导致国会瓦解。井上雅二曾叹息道:
要而言之，议会之始，康、汪两派之间，互有阻隔，且于经费甚支绌，竟因是迟迟迁延时日。及至唐等之败，而两派之间遂截然分途，不能化合。夫两派既经破裂，则议会亦由是散耳。[58]导致两派矛盾的主因，通常认为是宗旨不合。关于国会成员政见与方略的差别，亲历其事的章炳麟有如下记述: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藉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同龢]、陈[宝箴]坐镇，梁公[狄平]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59]
章氏从排满的角度立论，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60]。因不为同人接受，愤而退会。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指责“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61]。
不过，这种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孙宝瑄稍后曾对革新势力加以区分，他说: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62]如此，则排满不等于革命。孙宝瑄与章炳麟争论满族当逐与否，认为:
枚叔深于小学，力持逐满之议，以夷狄为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然向来人多称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东貉者殊少。如以东夷而论，则《说文》夷从大，大，人也，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言小学，严种类之辨，故即据小学与之争。[63]
并函告章氏：“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其实孙、章私交甚笃，在学友之列，章氏断发之后，两人仍时相往还。这一次章颇震怒，示意绝交，而孙则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
孙宝瑄戊戌后虽由主张民权退到君宪，但对清廷的变法并不轻信，曾与王修植讨论政府变法而不变心术之故，指出：“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法变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64]，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叶景葵说，孙“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即并暗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拘守名分太过”[65]。联想到国会成员易顺鼎早在甲午之际就提出不惜诉诸兵谏、废立以图救国，其革命概念虽由古训，毕竟不拘泥于保皇，更不是一味维护清朝统治。
汪派的另一要人夏曾佑也认为
夫逐满之说，谓满不同种乎？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谓满愚民之政乎？则愚民者我之旧制，不创自满人也。谓满为曾暴吾民乎？则革命之际何人不暴？既不能因朱元璋而逐淮北人，因洪秀泉[全]而逐广东人，而独逐满，亦非持平之道矣。[66]
排满当否在学理与方略上的关系至为复杂，否定的态度不可一笔抹杀，何况国会确有满人革新进取的实例，而不赞成排满者同样主张革新变政。
章炳麟的主张在国会中几乎绝无仅有。国会的政治分歧，一般认为主要是“迎跸”派中唐才常与汪康年的对立。而对立的表现，一是政治上汪为“依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系和康梁唐狄对抗的一派人的政治代表”，二是行动方略上联络会党武装勤王为参与议会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67]胡珠生先生表达得十分清楚:
由于汪康年派旨在发扬清议，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南，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而康有为派则痛恨后党，坚决勤王起事，部署即将就绪，召开国会旨在取得合法依据。因此两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68]
诚然，汪派成员多与南方各督抚保持复杂关系，如汪康年、叶瀚与张之洞，孙宝瑄与李鸿章，但这不能完全左右他们的政见及态度。孙宝瑄“与合肥虽至戚，甲午以前每每痛诋之。自审知中外政务以来，始不敢厚非，稍稍敬重之。凡遇訾议合肥者，必为力辨，非袒其私，欲伸公义于天下也”。他对李鸿章的过失并不曲意偏袒，庚子后指责李在对俄交涉中为俄国所愚弄。[69]而夏曾佑对于张之洞的态度是：“夫南皮者，鄙人所不快之人也。”他虽不赞成公开抨击，以免其狗急跳墙，却对《清议》《知新》等报揭露张的鄙见丑态，使之“名士、名臣两无所得”而感到“足以蔽其辜而快我意矣”。[70]视汪派为张之洞的政治代表，除历史渊源外，缺乏直接证据。其实，唐派的张通典等与刘坤一也是关系匪浅。
更为重要的是，汪康年等人的宗旨主张和行动方略，与张之洞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国会的宗旨，孙宝瑄和井上雅二两位当事人的日记有明确记载，综合为：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在此宗旨下，实行三点：一、尊光绪帝；二、不认端王、刚毅等；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但不一定排除满人。不过，这只是向全体会员公布的宗旨。据井上雅二记：“中国议会的真正宗旨，绝密。很多会员是不知道的。”井上没有引述秘密宗旨的内容，但提到国会对外简明章程的要点:
根据十二条，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71]
关于“建立新政府”，康有为在一封致各埠保皇会公函中称：由于各省督抚抵制清廷伪谕，后者必将垮台。“伪府既倒，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72]另据唐才质说，国会会议后唐才常曾告以“议会设立之意图，欲俟起事成功，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自立会同人，除争取民主权利与政治革新而外，制度如何树立，政府如何组织，均待选举程式确定，正式议会成立，合全国人民，五族俊义，协商处理，期于至善”[73]。这一设想并非唐才常一派所独有。井上了解此项机密，是通过与汪康年的谈话。后者表示:
中国议会有两个办法。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民间各处都有私党，各种流派，有些纪律严明，而有些纪律松懈。他们有力量，联合起来也是可能的。[74]
由此可见：一、国会的目的，在于开创新国（首先在南方），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二、新政权将采用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国会即为开国议政的基础。三、总统将推举一位名人出任，人选包括光绪，却不以此为限。四、实施途径之一是派人到各省联络会党土匪武装。这个得到各方认同的计划及其实施办法，与唐才常派的宗旨手段没有根本不同。和章炳麟的分歧，也只在后者基于排满而排斥光绪为总统候选人以及满人加入国会。
有学人依据汪康年在《中外日报》的公开言论和对中国议会所定第一法“似易却难”、第二法“似难却易”的表态，认定“汪康年的基本见解一直未变，那就是始终把关注点放在南方，始终主张南方处理自己的政治，建立武装力量也是为了保证南方的安全稳定，对北方和全国将来的政治、清中央政府的正统地位不发表意见。而中国议会中的唐才常则想推翻眼前的清政府，创设全国性的新政府”。并据此将汪康年联络各地秘密社会的活动统统解释成依靠民间力量由士绅主持改革，似与史实本相不相吻合。
对于任何政府而言，秘密社会都是危及其合法统治的异端，何况联络组织各地的各类私党，必定对现政府的正统性构成直接威胁，因而当局绝对不可能容忍。对此汪康年不至于无知到失去基本判断。他从事此类活动均以秘密形式，即表明其十分清楚所具有的极端危险性。可以说，联络民间私党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否定现存各级政府的合法性。要想将此类行为解释为不触动北方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不得不曲解材料和前人心意，甚至将后来汪康年、叶瀚等人欲收拾自立军余部进入湖北宜昌、恩施一带深山的计划，也说成“大概是想辟地自行改革”[75]。若非太过书生气，未免有强史料以就我之嫌。除非证明汪康年缺乏远大抱负，因而不作全国政权之想，或者其政治目标不出于东南互保的界域，否则，其行为与任何土匪一样，已是对于清政府的公然反叛。近代中国的一般士绅，非到万不得已，当然不肯出非常手段，但当形势迫使其必须在国家社稷与君王之间权衡选择时，任何举动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何况汪康年结交三教九流，角逐政坛，这种万一的选择，不可能不在其考虑之列。政海之中，结交愈广者，心术往往愈深，其言行难以常理度之。
汪康年与唐才常之间，确存在不少分歧，但关键何在，是否为战略方向的南北之分，则不无可议。最初康有为与唐才常为勤王制定的战略目标，当然是北上救主，复行新政。可是后来唐才常的观念有所变化，1899年11月15日，他致函康有为，鉴于“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建议成立南部联合机关，以为他日安内攘外的根本；并且认为北方尊王宜购死士实行暗杀，而自己于北方情形太不熟悉，无从下手，将责任委与康有为，同时强调:
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与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若夫社会既立，权力恢复，至于事机决裂之会，从容举事，进可以勤王而清君侧，退可以植国而结东邻，而其要在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76]
北上尊王，是康有为的固有旨意，南方自立，则是唐才常的新进见解。据此，一、所谓南方党人，既包括趋新士绅，也涵盖秘密社会。二、推光绪为社会领袖，恰是南方自立的举措，而非北上勤王的目标，前者为总统，后者为复辟。三、北上尊王为手段，南方自立则是立国根基，二者虽然并行不悖，似分实合，主次轻重仍然有别。唐才常之意，显然旨在说服康有为接受南方自立。四、南方自立的更深目的，在于防止事机决裂，进退得宜。唐才常没有明言决裂为何事，据当时情形以及相关者的看法，不难判断意指万一光绪发生不测，尊王失去对象，自立依然可以进行。
唐才常的这一意见，与梁启超、汪康年的主张大体一致。只是后者更加偏重于各省自治，对于建立统一的南方政府心存顾虑。1900年4月，梁启超分别向康有为和孙中山进言，说服他们同意借勤王以行民政，举光绪为总统，并预防光绪万一不讳。汪康年认为推名人为总统的办法难以实行，其实在唐才常等人的计划中，名义上固然与康有为的主张不相冲突，实际只不过遥奉光绪为尊，重心还在经营长江流域六省自立政府。梁、唐、汪的政治倾向激烈程度有别，对于他们而言，希望政府能够顺应形势，主动改革，无疑都是首选。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择与政府公然对立甚至推翻政府的立场。但戊戌至庚子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将趋新士绅逐一推向反面，而且令清政府自己走向崩毁的边缘。于是士绅不得不在朝廷政府与国家兴亡之间作出选择。像汪康年这样惯于结交九流者，政治权变远较一般人的幅度为大，不可以坐而论道者视之。
汪康年等人不仅参与制定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计划，而且积极实行。国会一成立，即“不断接受带兵的官”[77]。7月29日会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怀礼[78]，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大为彼辈所垢，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79]，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所派之人提议：
一、以实利办下交，“必须本会有一定凭及利益何如，方足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否则樽酒往还，中无实在，徒贻耳目之累，无裨爪牙之用”。因为“寻常之招集联络甚易，而欲其临时必为我用，必平日以利结之，方可得其死命”。
二、“文必己出”，“若以他人之文使为我用，其难与自撰无异，而流弊滋甚，自主无权，我有可以自立之道，则比比者皆为我之犄角，否则空为大言，求为彼隶卒且不录，遑言其他乎！”
三、要求“本会同人派一干练之员，驻镇江以通扬、沪消息，又宜赶紧编排隐语暗码”，并加速筹款。[80]
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扬州的下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执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故虽间有龃龉，终归于好也。”[81]
此外，国会还试图向湖北发展势力，通过派往扬州之人了解到，“本店伙计黄小琴，渠在宜昌，情形最熟，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希望“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与渠会同办理”。据说“小琴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82]汪康年等采纳这一建议，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
事实表明，汪康年一派决非仅以清议为变政手段。而且，至少在办事人看来，上述活动都应通过容闳、严复两位正副会长。扬州方面负责人要求派人驻镇江，即称：“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与黄小琴联络，也说：“惟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83]则其作为应视为国会的组织行动，而不是其中某些派系的举措。
汪康年等人联络民间势力武力变政，并非一时愤激冲动之举。早在1895年对日战败后，汪康年、夏曾佑、胡惟志等就决心破党会禁令，继明末遗风，仿泰西新法，结合士林正业，创立中国公会，联络举国人心志气，兼利天下谋裨国是。并力反文武士商暌隔之弊，接纳武侠商贾入会。[84]1897年德国占据胶州湾，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戊戌后，矛头转向顽固政府。
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85]上的评语颇有同感。与汪康年熟识的吴桐林投入刘永福营中，招募散勇，“所遇各处有肝胆有血气之人不少，与渠辈相交，时时勉以信义，将来若有变故，渠辈咸大有可为。昨得台北义士来函，欲为中国洗耻。桐急驰函令其勿轻动，勿妄为，且劝渠等善留身体，以为保华之用”。他函告汪康年，拟借团练保甲名目组织保华会，求人心合一，设学堂练兵，又格外筹款，多买好枪炮，实施操练，“一旦有变，方足以备一战”。[86]
汪康年东游归来，又计划作湘中之行，“尽心察访彼间一切新政，纲举目张，天下之望，颇欲以此为汉河内、晋建业”[87]。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等计划一面派人率海贼赴京刺杀西太后，逐尽顽固亲贵大臣，一面发动长江会党举义于南京、武昌，进而号令天下。对于正气会的组织决策和行动，汪康年一派不仅参与了解，而且实际介入。周善培回四川后即加紧运动会党，“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他函告汪康年:
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然其规模狭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仆极意招徕，渠辈又谓是老酸者，不足与谈生意。此四方公司大兴之时，四川又商务最盛之地，仆用四五月之力，了无成效，不胜忧念。浏阳前有要湖南伙计来川之说，此事甚不可迟。学堂之事以规矩束修之故，应者绝少。仆之初意，本意即学堂为公司章本，今日公司既难，学堂又窘，仆又不忘东南之事，或者秋间闭门南来也。[88]
据此，以办学堂、开公司名义在各地联络会党，显然经过包括两派骨干在内的正气会领导层定议。国会筹备期间，虽然唐才常避开汪派经营自立会，但汪派内部商讨的行动方略，却与之不谋而合，这从夏曾佑措辞隐讳的信函中可以探知一二。7月3日、6日，夏曾佑两度致函汪康年，答复其五六月间的7封来信，中谓:
此一新天地之方针，必须决定。二十周之大事即作此，几个土匪开头，不亦异哉。
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山中太深沮，若能有一人来最妙。
公所言见异人甚多，望一一考定其来历与前途，即为将来九合诸侯之地，其本人之有无作为，似不必深考也。
尊函所商之事，今已十日，想形势大换矣，不知有何校[较]有把握之政策也。不得见面，言无可言，总以摆脱文士，疾忙下手八字望公而已。[89]
仔细品味，与后来汪康年所说国会秘密宗旨完全吻合。由此可见，两派的主要目标和手段并无根本分歧。正是宗旨方式的一致，使心存芥蒂的双方达成妥协，维系联合局面。如果政见截然不同而汪派又控制国会大局，那么虽有容闳的支持，成立国会非但不能带给唐派合法依据与庇护，反倒成为束缚的羁绊，并增加暴露的危险，此举岂非有害无益？
汪、唐之间的矛盾摩擦，集中体现于自立会的活动。诚如胡珠生先生《自立会历史新探》所揭示，该会是唐才常继承谭嗣同遗志而倡议，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不过，唐才常开始并未以自立会的名义在国内展开组织长江会党的活动。直到1900年3月以后，他因与汪派的矛盾，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专心致力于策划会党起义，自立会的名目才出现于长江大举的筹备日程。这大概是不少当事人颠倒两会顺序的原因。4月，李金彪、杨鸿钧、林圭等人到沪，与唐才常计议，刻制富有票，散放邀人。[90]6月初，梁启超复函狄平，同意将富有票的灭洋改为自立或救国。[91]这些均未通知汪派。
国会成立后，派往扬州之人惊奇地发现，“此间竟有散给标识多人，云系长素所使，此事是否属实？抑系赝鼎？兄处乞为一探真伪为要”。“现在探得有托名新党，在江北散给票布，有两种之多，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弟密访其首事之人尚未得，不知何以托名新党也。”[92]汪康年等对此极为不满，怨气透过远在川、皖的夏曾佑、周善培等人的复函也反映出来，“浏阳之事，闻之长叹，当今日同志孤危之际，所以处朋友者，亦不能不筹完全之法。大抵不外遇事叫穿，胸无蓄怨，而出之以婉。人以离，我以合，如是庶几持久哉”。“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93]所以井上雅二认为:
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赞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全由康派与唐才常相往来，相计划而成立；汪康年深以为非，实有分道扬镳之势。[94]
不过，长江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汪康年等人是知情者。国会派往扬州之人两度询问：“所候之张君已到沪否？”“所云紧要之人，是否君在轮船所遇之古辛否？”[95]当指张尧卿、辜人杰。汪派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唐才常不通声气，而不是政见方略。他们知道唐的密谋，既未叫破，也没有出手干扰。所以，当汪康年等为自立会事抱怨时，周善培劝解道:
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谋内圈之事，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特于足下可一直言之而不言，则可惜者。总之，吾党既欲有所营于天下，则凡小疑小嫌，肠胃之间，皆当设一消化之力以待之，乃能相合于永远。[96]
国会成立后，因会长容闳“深爱康有为之为人”，早在1900年3月访问新加坡时，即与康合作，代表保皇会试探英国殖民当局对可能发生的起义的态度，加上其族弟容星桥参与汉口自立军，唐才常开始将自立会的情况有意识地传递出来。井上雅二多次记道:
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
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会，纪律严格、铲除泄露军事机密者和奸淫者。像哥老会那样，以暗号对答。宗旨在于中国的自主独立。不允许虐杀外国人，盼望与外国人和睦相处。
固然，中国自立会与中国议会是一致的，自立会已有了会印，数万人已签名。井上雅二到南京，即分别通过俞明震联络绅士和官僚，“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通过辜人杰联络武官，“使之为自立会的事而尽力”。[97]
成立国会，唐才常得到的最大实惠，是获得会长容闳的支持，将自立会与国会扭在一起，同时又能避免派系纠纷掣肘。他将自立会作为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国会的武装，并未经过国会领导层集体公决，所以汪康年等人不知道富有票的派属和内情。自立军失败后，孙宝瑄与孙多森兄弟“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98]。这大致反映了汪康年一派的意见。可见国会与自立会的确存在隔膜。
目前所见汉口自立军文件最早使用国会名义的，始于庚子七月初八（1900年8月2日），内容为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发布篆刻关防，任命国会自立各军统带。文中说明:
照得本国会驻汉总会，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刊“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99]
但这应是唐才常在上海制作，或抵汉口后刻制而倒填日期（以征得容闳等同意的时间为准），以后一种可能性为高。因为第一，这时国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仅两天，汉口方面不可能知悉。
第二，8月9日起义的大通自立前军，所发文告中没有中国议会字样，只标明自立会。[100]唐才常于8月9日乘船离开上海，8月13日（一说14日）抵达汉口，在此之前，汉口方面显然不知道唐已将自立会与国会挂钩。
第三，担任文书的汪楚珍供称，七月十四日（8月8日）与林圭等人刻制官防戳记及札稿凭单。仍写“中国自立会汉口总会所字样”。而唐才常到汉口后，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他与沈荩等赴新堤再次赶写札稿，“札内伪衔系‘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字样，伪关防宽约二寸，长约四寸，刊‘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之关防’十三字”[101]。另据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刻有中国国会字样的自立军8种印信官防，“乃汉口铸就刻就，将颁发各路者，未及施行，已为清吏所抄获”[102]。
唐才常与容闳的默契，加剧了汪派的不满。“容本来与康关系较好。因此，汪康年一派厌恶他的袒护。”[103]立会之初，汪派还认为：“国会容首而副以严，可谓得人。”只是觉得“二公进化太高，不合于天造草昧之事，且下又多，必不能合之”，希望“有一种专任作机器皮带之人”，从中调节。[104]不久，汪、唐之争变成汪与唐、容的摩擦。“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汪不知自立会的事。而容闳好像是知道的。”“容与汪不合拍。容认为汪有私心。”[105]《夏曾佑接到汪康年的几封来信后，问以“容、严之举若何”，表示“深为公等忧之”，断言“容断不能任国会之事”。[106]
不过，尽管汪、唐两派“固属莫不相关，各成派别”，仍有沟通协作的基础。汪康年称正气会“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107]，不仅显示了汪、唐两派的思想共鸣，也表明正气、自立两会的精神相通。后来汪康年等始终关注自立会的成败。大通起义失利，汪派虽然事先不甚了解情况，叶瀚却主动让狄平致电康有为，“希望筹集资金帮助唐率兵西上保皇”。汉口失事，汪康年等“想收拢唐等的败兵并利用他们”。为此汪还专程赶赴汉口[108]，计划在湖北的宜昌、恩施及安徽祁门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余众拉进去潜伏待机。[109]
稍后，自立军余部在清政府的严密搜捕下，纷纷逃往上海，以图设法转赴港澳和海外，汪康年冒险暗中大力相助。《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第一函谓:
弟伴十余人来沪日久，颇难支持。况本酷暑而来，又值天气渐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寤寐反侧，如何如何。久欲于先生前一筹良策，知海清、和生、春池、孟青等前在此地，以及去港累先生者已深，而先生又非扩充之时，何暇顾及。每欲启口，转觉赧然，所以屡次沉吟而辄止。兹明日有友往他处，急要之件刻不能延，四处张罗，毫无门径，不得已于先生之前一借箸焉。敢烦先生于他处代借洋蚨四五十元，济此眉急。一俟源头水活，定当合浦珠还，大丈夫磊落光明，断不至使先生为难矣。想先生热肠慷慨，古道照人，而又交广知深，虽在窘乡，断不以区区之数碍难。倘蒙慨允，筹归自不必说，尤不仅弟感隆情于不置焉。
第二函谓:
翁辈阴图之事，早为俞兄代达。洞中虽骀台不足为灾，然亦不可稍疏防范。人心之险巇如此，良用浩然。弟等之事，彼等尚在狐疑，时密派人暗中窥探。……兼以同志多人，皆为弟罗致在此，日用一切颇难支持，层筑债台，时形支绌。所以前日之请，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承先生热肠慨允，感不去心。兹以日内偪仄非常，如在荆棘丛中，无一刻之安，非得先生手援，倒悬莫解。可否于他处代筹，济我眉急。人非木石，当思所以图报焉。倘蒙赐示，即乞交俞兄为祷。
第三函谓:
两奉手札，得悉一是。先生高谊，感激涕零。知先生身在窘乡，而竟请出不情者，实迫于势之急于不得已也。张罗之学，素不讲求，又适此急难之时，所有同志能为助者远不能济。而现在此者，同是天涯。至于平日交游之辈，闻弟声名狼藉，各省被拿之人，恐惹身灾，见而掉臂。知先生热肠，故敢冒昧。卒至以琐琐而累及先生，弟之罪也。先生之心，铭之肺腑也。[110]
虽然其中尚有一些情节难以体会贴切，大体可见此事原委。汪康年接济逃亡到沪的自立军余党，并帮助他们出亡，不止一批，因此受累不小。只是“汪亦非举大事之人”，其“朋友中没有决心死战”者[111]，“及今纵令能代唐等收其余烬，然时运不来，终难收效”[112]。夏曾佑甚至对联络会党之计也感到懊悔，他说：“民会魁桀必皆旧党，因稍新者必不能与众相合也。故前所著之论云云（在申所呈者），今日观之，都是废话。总之，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如何做得到！”[113]
国会内部分歧主要不在宗旨手段，而在人事派系。其中重要因素，便是周善培函中提到的“某君”，即康有为。汪、唐两派的门户之见，与保皇派关系密切，特别是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宿怨。
汪、康结仇，主要源于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一是《时务报》之争，一是汪康年与孙中山的交往。
汪康年与梁启超、康有为在《时务报》问题上的争执，历时近两年[114]，背后的确有张之洞的压力和影响。但汪康年等人除奉命办事外，也有自己的看法或主见。对此不能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一言以蔽之曰洋务与维新之争。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此二源即“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115]
清末治今文经者，除皮锡瑞外，语多妖妄，容易引起非议。加上康有为曲解孔学，自命教主，党同伐异，早已引发与章炳麟的冲突。[116]戊戌时叶瀚、陈汉弟等鼓动汪康年组织浙学会，认为：“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欲与同志独立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117]因汪康年不肯出头，叶瀚便代而倡兴浙学，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这种学派分歧，实属维新势力内部不同派系之争。
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19]，倚仗皇权，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不仅遭到后党和洋务派官僚的疾视，也得罪了不少往日的同道旧友。如横滨的孙中山、陈少白，港澳的王质甫，湖南的邹代钧等。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120]。即使调和派也不满梁启超等始则挟诏旨与汪为难，“继又腾书各报，极力痛诋”，以为“迩年以来，言新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借口，而维新之机失矣”。[121]
维新派的内讧甚至惊动海外，日本人评论道:
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122]
占据政治中枢的康有为党同伐异，导致维新势力四分五裂，是加速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当两派因《时务报》而龃龉横生之际，出现了汪康年与孙中山交往的一段插曲，令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23]，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其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24]有的日本人士遂将汪、孙并称。[125]
此番东游，会见孙中山似在日程安排之内。[126]此事缘起，当在1897年孙中山返回日本之后，“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127]。是年冬，曾有一陶姓之人到沪访康有为，“穗卿、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128]。所以汪、曾东渡，事先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29]但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30]
汪康年了解孙中山，最早还是从梁启超处得到若干信息。1895年3月，梁函告汪康年:
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131]
此后，维新人士一直关注孙中山的动向。1897年，吴樵致函汪康年，几度提及:
孙氏（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
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状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132]
汪康年东渡见孙中山，本来是国内维新人士的共同意愿，但恰在此时，汪、康双方关系恶化。1898年3月，梁退出《时务报》，以后又与康有为试图借光绪龙威夺回报馆。而《时务报》馆与孙中山暗中接触之事为驻日公使裕庚告发，汪大燮函告汪康年:
昨日菊生来言，译署接裕朗西函，言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大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当即往见樵，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惟谓长、卓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弟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皆旧党，虽瓶公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并致电尊处，未知作何动静，鄙意且弗张皇为妙。君客腊神山一夕之谈及交姚某带去之函，均登东报，此间颇有人知之，行事如此，真可谓不慎矣。如有主意，望密示，惟断不可瞎撞瞎跑。卓有令君出游之说，未见高妙，似且以镇定为主，弗再自蹈虚步。
稍后汪大燮又来函，告以:
裕事近已无复言者，惟恭邸病则又愈矣。前此所以询君且急急者，其时菊生言译署人颇有讶之者，且欲兴风作浪，而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此事宜静不宜乱，诚恐其奔出大乱子也。梁自抵京后，与兄未一晤。渠来两次未值，而兄去四次亦不值。因此事又往访之，亦不见。其弟康、麦见兄垂首速去，似不欲见兄者，是以愈疑之。
康门师徒的怪异行径，反映其心中确实有鬼。很快京师就有种种关于汪康年的传言，如“湘帅过申而君匿避，有谓君席卷而逃者，有谓湘帅欲杀君而君避至东洋者，有谓君尽以报馆存款畀孙文作乱者”。汪大燮函告汪康年:
裕函到京，闻康、梁去皆支吾，欲归咎于弟。兄往访三次不见，有一次正投刺，见康之弟及麦孺博出门，门者以兄刺示之，二人俯首速行，并不请见。兄知若辈终日营营，不知所为何事，大惧大惧。其欲借题陷弟，告子封、菊生，子封又为嘱菊生及他人察其举动。[133]
康有为一方面担心汪、孙交往之事传扬开来，牵累于己，另一方面则企图借机打击汪康年和《时务报》，密谋举报。徐勤函告韩文举：汪“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要黄遵宪、梁启超“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指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指汪“荒谬”，目为“小人”。邹代钧担心康门师徒施展“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的惯用手段，牵诬构陷，飞函告急。[134]此事进一步加深了汪、康的裂痕。此外，因汪大燮的关系，汪康年间接与刘学询引渡绑架康有为的密谋有了牵连，无疑也会加重后者的恶感。
对于上述种种过节，汪康年等人一直耿耿于怀，并影响到国会的人事安排。早在国会成立前，汪派讨论办事方略时，夏曾佑便感到“有一极难对付事，即是安插对山”。国会成立之始，再度提出：“国会中有几个极难安顿之人。”以后进一步明确道：“至于某某之名一节，弟前曾言，此中有极难位置之人，即指此而言也。然此次尚不过列名，若其人真归，则费事之极耳。”[135]唐才常深知双方宿怨极深，不便将与康有为的关系和盘托出。所以周善培劝道：“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其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
其实，汪、唐两派对待康有为的态度本质上也是异曲同工。据了解内幕的井上雅二称，按照自立会的布置，因大多数人不赞同康有为的言行，“只是要利用他的筹饷”，而不打算让他出头任事。[136]这一说法可找到相应证据。其一，据章炳麟所述，唐才常主张由翁同龢、陈宝箴坐镇，只有狄平想密召康有为归国主持。不料1900年7月21日陈宝箴被西太后赐死，使自立军的周密布置为之一挫，失去援助。[137]
其二，保皇会中赞成支持唐才常联合大举计划并与之宗旨相通的梁启超，曾提议让康有为“闭门著书”，息影林泉，又认为可以推光绪为总统[138]，与唐才常的主张无不吻合。后来梁不惜犯险亲赴长江，准备参与起义，说明唐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俩的共识。由此看来，汪、唐两派的冲突摩擦，虽然有康有为的关系从中作梗，但唐本人缺少联络沟通的主动，又没有作机器皮带之人居间调解，致使双方貌合神离，无法真正做到求同存异，联合中枢终究难以稳固。
中国议会存在前后不过月余。自立军败，清政府从查抄的文件中发现大量牵及国会的证据，指名通缉，容闳、汪康年、吴保初、丘震等被迫出亡或隐匿，国会即告解体。但由于它集合了国内主要的新党势力，又得到海外革命、保皇两大政派的支持，计划以民间力量组织新政府，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相当重大。这从国会与各方的关系可见一二。
保皇会方面，虽然康有为列名国会，但始终将重心放在两广，对自立军未予全力援助。他和容闳关系较好，对唐才常借勤王以兴民政的联合大举方针予以默认，对汪康年等人则心存芥蒂。自立军失败后，康有为听信传闻，认为：“汉事之败，由汪康年一人之泄。而诛死数千人，惨不可言！”[139]1900年11月26日“此事全由汪康年之泄，或以为出邱震来，硬坐东文译社，考察踪迹，故致泄露。”“汪尾唐后而入鄂，一搜而得据，故尽败。”其实汪再度入鄂的目的，应是设法收拾自立军余烬。保皇会的徐勤等人更因此而试图毒杀汪康年，因康有为不赞成而作罢。[140]
汪康年的确因自立军一些头目的投诚行为与清政府有些瓜葛。张尧卿致汪康年函谓:
前呈辜君之函，未及晤谈，甚为歉仄。如执事饬人去宁，必须秘密，恐为作恶辈所知，又多一番疑忌也。余道宪所禀弟等之事，已奉刘岘帅批准，免于追究，咨请鄂督湘抚销案。至发给公文护照至各处解散胁从，尚在酌议。颜梓琴统领今日去宁见制军时，必面陈一切，俟乃君返沪，再定行止。[141]
在此前后，张尧卿帮助清方诱捕师襄，汪康年也是知情者。
不过，汪康年暗助张尧卿，别有隐情。罗振玉记:
有湘人李某者，任上海某局文案，亦与闻长江事，惧连染，乃诣江督告密，谓事变由会匪煽动，簿其名以上，且自请捕之。江督许焉。时汪君穰卿主《中外日报》馆，已练达世事，议论日趋稳健。顾平日负侠气，闻而不平，谓会匪诚可诛，然既与同谋，败而下石倾险，孰甚焉？乃阴资诸会匪纵之去。某愤甚，于是又以汪某实为首领告。穰卿时方在白下，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矩林观察（森甲）知之，不义其乡人所为，密卫穰卿出险，并以实语江督，某乃接浙去沪。[142]
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帮助到沪的会党成员逃往香港，因此遭到清方的追究。
闰八月，先生因事至南京，江督刘岘庄制军忽误信蜚语，疑先生有异图，遣一武员率兵至先生寓所之客栈，闭门大索。幸先生先已得讯，急微服出通济门，附内河航船，由句容、丹阳经常州达苏州，改附小汽船至上海。事后始知刘制军既索先生不得，复派数十人至下关，遇有登汽船之旅客，均加以穷诘，期于必获云。先生后致书刘制军，辨明其诬。刘制军亦知为人所误，其事乃已。[143]
夏曾佑认为汪康年“得罪两面，实可虑。当设法散释一面，择其急者”。“我等总以二面均绝不与闻为长策耳”。同时感到“彼党仇公，毫不足虑，并防备亦不必。彼不能刺双火、君瑞而能刺公哉？刺贵人，勿刺平民”。[144]戊戌后，保皇会中只有梁启超经人调解，与汪康年尽释前嫌，极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联合大举。汉口自立军败，他刚好抵达上海，和国会的狄平、赵从蕃、丁惠康及井上雅二等人积极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国会与孙中山革命党的关系值得深究。该会中容闳、汪康年、汪有龄、周善培、文廷式、郑观应、唐才常等前此与革命党人有过交往，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唐才常最早向革、保两派提出求同存异、联合并举的纲领计划，并得到孙中山、梁启超的支持拥护。1900年5月，孙中山接受梁启超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顺应时势，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旗号。8月，他与归国参加长江起义的梁启超协调步骤，决定暂停广东军事行动，亲赴上海，参与中原大举。同行者还有化名张浍、高绣延的唐才常派成员。则孙中山赴沪，不仅出于先期约定，很可能还是自立会或国会的邀请。
汪康年一派也考虑过与孙中山的联合。东游归来，汪虽然认为孙中山无能为，但并未断绝与革命党的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还会见了孙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145]这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形成鲜明对照。[146]与汪关系密切的周善培，1899年在日本经梁启超介绍结识孙中山，他得知汪、唐有隙，不能通力合作，劝解之外，建议汪康年“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147]。
国会筹备期间，汪派认真讨论过与各种力量的关系组合。夏曾佑关注“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他认为不能指望张之洞、梁鼎芬，也反对依靠“欲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而“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对于革命党，他虽说“与中山合，此较妥”，但担心“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侍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因而提议:
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只须宪法上立一条曰：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如此则革命党又何求乎？）[148]
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坚持“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49]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150]则汪派与革命党虽然政见不尽相同，行动上却屡有合作的需求与愿望。
国会会长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始于和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商议联合计划。1900年3月底到4月初，他在香港与谢、杨二人多次会晤，设法促成趋新各派的合作。4月4日，容闳离港赴美，谢缵泰致函孙中山，建议其在容途经日本时与之会晤。“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谢还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51]4月底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赴新加坡与康有为洽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当在议程之内。
尽管谢缵泰的提议既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会长失势之意，但孙中山本人对此表示赞同。8月孙中山赴沪前，不仅对各派联合的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示支持，称之为“众望所归的领袖”[152]。以后容闳还担任了兴中会的外交代表。至于文廷式，他于1900年春访日时，曾与孙中山讨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53]国会成立后，他还到长沙，在张尧卿的协助下，为兴中会散票。[154]
国会与南方几大督抚的关系耐人寻味。井上雅二曾作如下评论:
初，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于中国议会之事，不甚注意，亦甚不阻止。及后支那官吏之入会者渐多，而唐等又一败而不可收拾，于是刘、李二人皆有阻止之议。李尝正言曰：“破坏内阁，创立新政府，今之所谓维新党者，吾决不登庸之。”张之洞则自始至终与议会大相嫉恶，尝以解散及破坏为宗旨。及党祸频兴，唐才常等被获，议会因之解散，而张之心始快。盖张素与西太后有不可离之因缘，而议会之宗旨，即以排斥太后，扶掖皇上亲政，为唯一之要件。此为其所以深恶痛绝之一原因。彼之观念，以谓皇上亲政，则康党必见登庸，康党登庸，则岂能容彼等之老朽据封圻、序朝班哉？故不得不竭其心，尽其力，摧之戮之，而不留余地也。[155]在此期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实行东南互保，抵制清廷与列强开战的旨意，表面似与国会的宗旨吻合。国会成立时，不仅李鸿章不见怪，刘坤一不妨碍，就连张之洞也未加干预，张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156]。
张之洞后来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说:
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157]这不过是表面态度，至于内心考虑，则复杂得多。清政府为守旧党所把持，自乱天下，引起内外矛盾大爆发，造成空前危局。如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较量中保存和发展力量，对于各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构成严峻考验。作为地方大员，既要保证辖区的利益不受侵害，又要防止个人权力流失，这些角逐政坛多年的官僚采取静观与敷衍的策略，力求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一方面对时局大事不轻易明确表态，另一方面与各种政治势力交往应酬。自立会在长江一带的活动早已无密可保，不少文武官员卷入其中，张、刘二人不会毫无所知。所以置若罔闻，一是政局尚不明朗，二是尚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
国会中不少人是张、刘、李等大吏的戚友僚属，政治上有不同程度的共识，因而往往互相借重利用。汪康年曾先后专程赴汉口、南京，向张之洞、刘坤一进言，以后又与郑观应等15人联名上书李鸿章，请求他们“剿匪劾政府”，或“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国会成立后，他再赴江宁，与同志商量，请刘坤一“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议和”。[158]张、刘虽然拒绝，但未追究。而李鸿章曾自认是康党，接到汪康年等人的上书，只以“乳臭小儿焉知国家大事”一笑置之。[159]
国会与督抚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西太后和端王、刚毅等当朝执政的态度，国会要求督抚实行北上勤王或“自建帅府”之策[160]，“不奉贼臣之矫诏”，诛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161]，公开反对顽固重臣把持下的中央政府。而张、刘对西太后“仍感佩服”，李鸿章也与之“有缘难分”。在大乱局势下，他们不能不考虑万一中枢既倒的善后，但其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的任命和西太后的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因而毫无自立或北上的意气”。[162]尽管张之洞见恶于康、梁，而刘坤一在戊戌政变后曾抵制慈禧尽废新法的谕旨，反对重立新储，对待清廷的态度刘却更为消极。陈三立等人为此致函梁鼎芬，强调“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和可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希望其鼓动“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163]不过，“借资鄂帅”在国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夏曾佑对汪康年直言相告:
武昌之行本无谓，赤股本是烧料，刘表必不能听先主之言，而其左右之人无一可商者，不独大胡子也。此等事岂可与名士老爷商者。……公武昌之行无为之极，弟在申必阻之。今日可将此一章书除去，不必再说矣。[164]
国会与督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井上雅二认为:
中国议会与张、刘难以并存，如果不废除长江保约，难以推动国民运动，而且无法与各国进行协商。
国会是政局大乱的特定情况下民意浮升、民权提高的表现，它以勤王为旗号，要通过北上清君侧或南方割据，进而达到变政目的。除反对排外一点，与东南互保的承认西太后、保全清朝一统天下及地方安定之旨格格不入。当形势不明朗之际，双方尽量避免直接冲突，以集中精力对付北方乱局。但国会在争取和利用督抚的同时，又设法联合革命党，运动江湖客。张之洞破获自立军，拿到确证，除“令其军以自立为名”外，
其汉洋文规条，有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一朝为国家”等语。其逆党逆信，有“皇上仓皇西窜，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等语。其康、梁会衔伪通饬文，又有“欲图自立，必自借遵[尊]皇权始”等语。夫尊皇权，明言是借，且明言图自立，明言不认国家，甚至以逃窜等字加诸至尊。如此情词，尚有丝毫爱戴我皇上之意乎？[165]
自立军失败后，容闳等人仍准备组织团练，实行民间用兵的明暗二法，“明的是以北上西指为名，暗的是组织团练以保护长江一带”[166]。后来汪康年遭到刘坤一缉捕，上书自辨：“或电称康年勾结革命党人，又或指康年勾通江湖中人，非特诬蔑之无因，抑亦侪偶之不类，非意存倾陷，即缘于误会”，指蜚语为保皇会捏造，自称前此所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167]其实，保皇会固有挟嫌报复之意，所说则不无实据。
由于新党与督抚本旨冲突，公开翻脸在所难免。而具体契机，一是7月22日清廷谕令各督抚保护外国人，谋求和局，重新赢得官场的支持；二是自立会起义在即，各地督抚如果继续依附清廷，势必处于敌对立场。唐才常赴汉口之际，在轮船上对井上雅二说:
此行专欲纠合武汉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底。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敕，以出于排外之举动，则余惟先一蹶彼，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耳。[168]
张、刘出手镇压大通、汉口自立军，也是势所必然。而在处理方式上，则试图区别对待。被清政府缴获的文件及被捕诸人的供词“颇牵涉国会诸人”，张之洞鉴于“国会人数颇多，并非尽系康党。其皆通谋知情与否，不敢臆断”，所涉“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时务者，颇为不少”，表示“其谋乱已成者，不得不捕诛；而其附和同声者，犹望其改悔”。他以“尚未得有实据”为词，隐去各人姓名，并亲自撰写《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大量印制，寄往各地，随宜散布，“庶几多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陷溺，亦即少一人株连”。[169]这虽有袒护旧属之意，但也表明其不为己甚，不愿树敌过多的用意。他告诉刘坤一:
此次国会中前列查出各省文武官绅甚多，鄙人不肯株累，一线可原，务从保全。若逆乱之尤确有实迹者，不敢不极力访拿，以杜再举而保大局。[170]
他致函伊藤博文，也说:
弟于此辈少年文士，极愿培养其才，开通其智，勗以忠爱，进诸文明，储备国家他日缓急之用。不意康、梁从而煽惑之，得罪名教，干犯王章，鄙人当执法之时，未尝不深悯其愚，而惜其为奸人所误。爰特刊发告示，晓谕两湖士民，并于百忙中，别草《劝戒国会文》一通，广为传布，冀有以平其矜心，发其深省。……能少一人附和，极少一人株连，告诫谆谆，亦保全之微意也。[171]
容闳亡走日本后，沪宁等地的国会人士大都没有遭到穷追严查。
庚子后，张之洞成为众矢之的，虽咎由自取，也别有原因。正如当时人所论:
今中国之大臣，其可恶甚于南皮者何限！只以彼等皆与文士绝交往，故遂无私愤。而南皮则喜与文士往来，又往往其交不终，于是私仇公义合为一谈，而南皮之身遂为天下所不容矣。[172]
国会既然自认为民意代表机关，又计划建立新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必然成为交际重心。容闳、唐才常等人与驻沪英、美、日等国领事联系密切，国会成立后，由严复、容闳分别起草中英文电报，通告各国，国会宗旨又将联邦交、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置于重要位置。而以东亚同文会为主的日本人士，则有组织地介入了从正气会到国会的核心机密。国会的一些秘密电文，还通过各国领事传送出去，国会的一切用款及电报各费约七千余元，据说“均是英、美、日各国帮助的”[173]。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良好。英、日驻沪领事内心轻视国会，而容闳等人则“不大喜欢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官场的人。因为各国领事等只是利用他们来维持秩序”[174]。而且，照夏曾佑看来，“新党见疾于西人，此是定理。和局若果成，必有大不便于此党人者”[175]。
国会与督抚冲突加剧的潜因之一，是因为张、刘等人断然拒绝列强军队侵入长江，并表示不惜背水一战。而全面和局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压抑了新党的变政要求，局部的东南互保成为督抚出手镇压自立军的重要依据。列强则借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对其寄望甚殷的新党惨遭屠戮。
中国议会起到动员和组织趋新势力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政局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01年3月，拒俄运动初兴，原国会成员汪康年、孙宝瑄、温宗尧、吴保初、蒋智由、陈锦涛等发起推动，在上海绅商两次张园集会上发表演说，并组织拒俄会。丘震因咳疾不能登台演讲，引为憾事，后来致函《申报》，批驳该报载文“隐以张园两次之集议为干预国政，而坐以主张民权之罪”[176]。钱恂以为：“张园大会为补救国会之要点，敬佩敬佩。无此举，则真四万万人无一有脑气者矣。”[177]张之洞得知“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函告刘坤一、盛宣怀等人：“此等议论举动，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能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178]
1901年，严复、孙宝瑄、胡惟志、吴保初等组织名学会。1902年春，中国教育会成立，叶瀚、龙泽厚、蒋智由等人加入，叶还成为其中温和派的领袖。由于国会承上启下，戊戌辛亥间趋新势力社团组织的发展保持了一脉相传的继替关系。清末宪政运动兴起，民初实行政党政治，中国议会成员中不少人成为各种团体党派的活跃分子。[179]
庚子中国议会及其政治行为，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民间和民主色彩；二、行动方式不拘一格；三、组织上兼收并蓄。
国会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反映出新学士绅对欧美近代民主宪政的接纳，显示出由他们代表的民权力量的增长。如果说，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官员来表达兴民政的意愿，那么国会的民间性则成主导特征，即使策略上对官依靠利用，也有其他选择作为支撑或后备。这种民间性既有传统民本观主导下绅权制约皇权、独立于官权的延续，又有近代欧美民主精神所激励的国民意识的增长。
在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内，皇权必须承担各种责任，而不能一味为所欲为，否则士绅将不得不在君民社稷间作出两难选择。维新运动兴起，新学士绅日益认识到救亡振兴只能依靠民间力量，并开始用西法进行实际的政治动员和组织。中国士绅有民重君轻、天下己任的观念以及异端结交江湖的传统，又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如果朝廷政府一意孤行，不顾社稷苍生，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寄望于国民。汪有龄说:
大局日非，伏莽将起，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即有事起，各竭其力。[180]
夏曾佑认为:
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一支之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181]
与国会关系密切的经元善表达得最为明确:
堂堂中国政府，惑邪肇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致，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182]
他们虽以勤王为号召，但倡建国会，在清政府之外自行组成权力机关，并实际发挥对内对外职责，确如梁启超所说，是乘势借勤王以兴民政。而且作为未来政府的首脑，光绪只是最佳人选之一，真正的权力机构在国会。直到1901年拒俄运动兴起，汪康年等结拒俄会，周善培还认为：“夫推会之宗旨，固以拒俄，然亦假借以为国民发动力之起点，夫其圈线固不限于俄之拒而已也。”[183]可见以民权兴民政已经成为有意识的行动。
政见宗旨相近，方式手段趋同，一旦当道的所作所为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革新势力的不同政派便会与一切反政府势力联合，以武力求变政，在宗旨和手段上，很难发现原则区别或有什么不能跨越的界限。戊戌政变后，顽固亲贵把持下清朝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士绅们看来，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为泄一己私愤，不惜将国家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促使他们采取非常手段，以拯救危亡。陈三立说:
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184]
汪有龄认为:
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屈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185]
孙宝瑄也说:
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186]
无论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如何，都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尝试各种方式，以解救燃眉之急。夏曾佑建议借列强兵力使光绪复辟时说:
鄙人向不持此策，然今日除此别的都来不及，且行此策则尚有后文可做。若不行此，则别事既不及行，各国权力界一定将忍而终古矣。[187]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派的政见分歧对其行动方式并未构成约束，既不能以政见规范手段，也不应以一时一事的手段来断定政见。
当然，各派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大有差别，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各自不同，这对各派的政治动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庚子后，保皇会不敢言兵，国会成员不少人赞成清廷变政，反对革命排满，声称：“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188]但又认为清廷的体制内改革难以成功，民众暴动不可避免，陷入绝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们不是因为宗旨有异根本反对动武，而是尝试过使用武力，证明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只得改行和平变革方式。况且，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不到绝望境地，就不愿意社会流血。
方式手段趋同，与各派公认以兴民政为救亡图存大计密切相关。亡国危机令各派政见的相同处凸显，分歧则退而居其次。近代中国的趋新人士本来为数不多，开始的政见分歧与派系界限又不甚分明，一些因利害而起的冲突摩擦，往往令旁观者为之痛心。戊戌汪康年与康、梁不合，许多人出面劝说，力图化解矛盾。汪有龄认为梁启超以意见不恰而独树一帜，为开风气起见，固无不可，但不应争闲气，“中国所谓卓卓者尚且褊私如此，夫复何言”。他虽然主张全力相争，“然所谓争者，不在诉曲直，不在记恩怨，惟在报而已矣。问心无愧，可以大度处之，将来渠当自悔其卞急也。龄所切望着，倘现在可以转圜，使各立后不伤和气，则请阁下为大局计，屈己下之。或托人调停，或自行陈谢。气虽折矣，理则益壮，阁下之苦心更为人所钦仰，而大局亦不至稍有摇动，似为正策。否则使将来共事者咸引汪、梁以为殷鉴”。并希望汪康年“现在如有诉卓如短处者，乞阁下一笑听之，有为持平之论者，请阁下改容纳之。龄非欲阁下自屈，乃望阁下以屈为伸也”。[189]
高凤谦得知梁启超挟诏旨与汪康年为难，以为“迩年以来，言斯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藉口，而维新之机失矣”。曾致函汪康年加以劝解。戊戌政变，高凤谦“痛心疾首于发难之人，而康、梁之短长，固不暇计较也。夫康、梁平日举动，固不无可议，即康之书、梁之诗，辞气间少忠爱诚恳之意，弟亦不以为然。惟此番祸变，君国之事，非康、梁之事，即必归咎于康、梁，则恨之可也，嘲之不可也；恶之可也，幸之不可也”。对于“《中外日报》时时丑诋康、梁，颂扬逆党。若甚愿其有此事者，弟所不能无疑于足下也（彼时未知足下及尊嫂之病与昆仲不与《日报》事，故甚怪足下）。今《日报》虽属曾君，足下有可以规益者，似当尽言，力持清议，勿为守旧者所笑”。[190]
后来汪康年与梁启超化解前嫌，陈锦涛闻讯来函志贺:
吾人同处支那，实如同舟共济，今舟已遇风浪矣，舟中之人当泯其私嫌，得以同力合作，以度苦海。不然则是者亦死，非者亦死，长长太空，料不于此千百万微生物之大没日，而特设一审判日也。来信云今之嫌隙已泯，是公有至人之量，可谓公幸，亦可为吾人之幸也。[191]
夏曾佑认为满汉平权即可化合革命与革政两党，颇有代表性。其中一些活跃人物认为各派根本目标一致，“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192]。加上每一派的实力都严重不足，不能应付全国性危局。而且派系之分未久，宗旨差别若隐若现，人们对此认识尚属朦胧。各派内部的小集团，又往往与别派有所共识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调节沟通，有人积极呼吁，有人从旁协助，有人众望所归，“必当合而不当分”[193]，“必大合而后能办妥”[194]，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195]。这一大合局面，以长江为中心，以国会为最高组织形式。其作用如田野橘次所说:
予初闻中国议会之名目，但知其不过为庞然无序之团体耳，至于实力，则未必有也。然时势之所变，几咸驱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团体。……而一时感动奋发之气象，理想知识之发达，实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爱国之热诚，非所顾于成败利钝也。故万一事成，不特称霸于中国，雄飞于亚东，固将摧狮威，折鹫翼，握全球之霸权，执万国之牛耳，而为世界主人翁也。[196]当然，各派的分歧依然存在，加上复杂的人事纠葛，合作时冲突不断。大合阵营中不同派系互争雄长，同一派系里小集团彼此掣肘，由此开近代中国政坛无谓党争的恶例。
自武汉事败之后，康、汪两派竟至各为秦越，而终不能调和，自余各派，亦互相排击。此不特新党志士之忧，而于全国前途之影响，有大不利焉。
大敌当前而内部纠纷不已，令参与其事的日本人士大为叹息:
且今日当道之官司，满清之奴隶，无论若何党派，凡为维新之士，一概严捕而诛戮之。在新党能合力一心，以谋抗拒之策，以图自立之机，犹且不暇，况或自相冲突相解散，其不为异族所戮辱，则为顽固者之话柄而已。
他们“亟望新党之化意气而谋合群，图大业而忘小嫌”。[197]
朱淇鉴于“今日维新志士已不可多得，若伤残一人，则是中国志士少一人，残害国家元气，莫甚于此。他日中国终不能不维新，若此时已将志士残害，则将来维新之时，恐人材不足用矣”，特撰《圣朝无党祸论》，欲为党人作大解脱，以免当道以“康党”二字罗织中国志士而聚歼之。[198]可惜良好愿望未成现实，此后进步势力的朋党之风不绝，内讧不断，不仅妨碍直接目标的达成，更使中国民主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形象大受损害，步履维艰。如何发扬政治精英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抑制其宗派意识，遵循民主制的规则，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成败的一大关键。
剖析庚子中国议会的史料与史实，启示颇多。对此事件看法的诸多分歧，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后来政局的变化和研究中两极对立的观念，妨碍了全面、历史、细致地观察问题，革命与保皇的概念，显然不能涵盖当时趋新势力的派系关系；而由此产生的简单正邪观，更无法判断各派政治行为的是非正误。那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团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认识复杂的历史。
参加国会的人士固然不乏主张激烈者，如唐才常，另如丘震，梁启超称之为“当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固夙以为国流血自祝，吾亦冀其为铁血派中一伟人也”[199]。而多数人属于革政势力的渐进派，“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材、财政、内忧外患而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希望“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及天下”[200]，政治表现鲜有大放异彩之时。有的后来更趋于保守颓唐，绝足政坛，袖手神州。但在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际，他们一片天下己任的抱负热忱，不仅毫不逊色于革命先驱、维新志士，而且曾经实实在在地协手合作，共赴国难。
二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史料的掌握理解和运用存在片断与片面的弊病，很难把握事件的全部内外联系。有关结论逻辑上似能自圆其说，但往往是由于看不到材料，或以舍弃、蒙蔽部分史实为代价。以为正气、自立、国会的纲领以及纲领与行动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便是从后来的观念逻辑出发，依据片断史料而形成，与当时人的理解及真实全貌相去甚远。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资料所限，那么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如何解读史料，了解史实更显重要。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实，把握和揭示其本来内在的各方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历史。从史料中读出历史真相，了解流变因果，进而重建信史，绝非仅对上古史才有意义。近代史虽时隔不久，但史料太多，难以掌握周全，而且政局变幻多端，当事各方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制造、隐瞒、曲解、放大或缩小史料史实，研究工作整体上又未经疑、考过程，如果研究者不能严格从学术史出发，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尽可能将所有新旧史料排比考校，进一步解读，结果必然观点先行，史料填充，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之弊在所难免。与历史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相比，任何理论与逻辑都显得苍白无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