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宣布立储并加紧迫害帝党和维新人士，使得康有为意识到指望当朝执政自行回到变法的道路上可能性甚微，终于将保皇会筹划年余的勤王推入实际运行的轨道。历来论及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意掩饰和放大相关史实的影响，都以唐才常和自立军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陆续披露的资料动摇了这一看法的基本论据，一些学者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由于这些以函札为主的新资料夹杂大量隐语代码，而且内容杂乱，解读相当困难，迄今未能有效应用。以往围绕这一事件的聚讼纷纭，主要源于对史料史实的误判，一方面不能正确释读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又受事后回忆的误导。从目前情况看，进一步发掘新资料固然重要，对已经公开的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考校参证，更为迫切。因为这不仅可以澄清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重新勾画出保皇会勤王战略及其行动和结果的轮廓，而且有助于防止对新史料的再度错解，以免以讹传讹。
武力勤王计划动议于唐才常，湘鄂又最具声势，但在保皇会的战略框架内，自立军只是“数路大举”中的一路，而且不是主力正军。
当勤王运动偃旗息鼓，而部分保皇会军将仍不肯善罢甘休之际，康有为致函坚持要继续尝试在广东举事的“井上”，即梁炳光，其中谈到整个勤王谋略的发端及其变化。他说:
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仆家本将门，又少知地理，综揽大局，专意桂湘，以为桂乃空虚无人之地，湘乃入鄂扼要之枢。吾新造之师不能当整兵，而只可乘虚势。以湘多义士，故嘱黻谋湘，而起点自桂。至于故乡，则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胁外，无用兵理。故任与诸子，及一切京中诸士，皆主谋粤，而仆前后皆决弃之。任前后十余书，皆已驳斥。是时惟黻赞此议，诚为绝识也。……前后同仆议者，惟一黻丞，而其后来经营六省，亦竟忘专力于湘之一义矣。以黻之才识绝人，而犹如此，盖久则易移也。即仆虽见及此，卒亦不能力持，而为众所夺，是亦仆之罪也。[2]
据此可知，一、保皇会决定具体的用兵方略，应是1900年2月的事。二、其主要战略方向是“专意湘桂”。三、梁启超对此计划不以为然，其他康门弟子乃至京中诸士，也主张谋粤为先。四、唐才常是唯一支持康有为决策之人，但他后来也转而经营长江流域中下游六省，并非专力于湘。揆诸史实，其说多能得到印证，尽管其中也有若干不尽不实之处。
戊戌政变后不久，康有为等人很快决定以勤王为救上复政的重要途径。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
同举敌忾勤王之义，咸厉奔问官守之心，名义正则天助其顺，圣主存则国赖以兴。[3]这一武力倾向的呼吁，改变了空言复辟和一味依赖外援的被动。此一变化，很可能与唐才常的到来有关。
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与柏原（文太郎）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宗方）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次日，唐才常与毕永年专门拜访宗方小太郎，仍要求日方援助湖南举义。[4]梁启超与志贺重昂笔谈时所称：“南部各省之志士，咸动义愤，将兴师清君侧，仆等亦不能阻之”[5]，主要即指湖南方面。
或许出于巧合，1898年10月31日出版的《知新报》第74册刊登《中国各省市民合呈上海总领事禀》，呼吁英国“劝令太后归政，保护皇上，俾皇上下诏布告天下，则志士仁人共起勤王，驱除奸佞，时哉时哉，不可失矣”，也呼吁勤王兴师。
尽管康门师徒政变前就不排除以武力为手段，要想大规模地展开军事行动，并没有现成的人财物力准备。因此，康有为一派的所谓“勤王”，除了鼓动民气之外，开始一方面是向各地督抚呼吁，另一方面则要设法筹饷，以运动组织内地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过是纸面的口号而已。
1899年7月，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对遍布全球的华侨社会进行政治总动员。这时清政府表示出一些复行新政的意向，令康有为看到一线曙光，于是发动各地华侨要求撤帘归政，同时继续以勤王名义在海外鼓动筹款。1899年10月2日，他告诉准备游说全美进行筹饷的华侨人士，内地已聚兵70余万，
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方今西后病危，荣禄与庆王争权，万一有变，中国立亡，故今日救火追亡，未有所急，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美洲多富商，若有愿为国出力者，封侯之赏在今日，望劝之得千数百万，乃可举动。[6]其实这时保皇会在国内准备用于武装勤王的人马尚未联络妥当，许多不过还在计划之中。
倡议勤王的唐才常决心为谭嗣同复仇，他绝不指望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能够主动改邪归正。在与康有为等人约定武力勤王之后，他回到国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从事组织联络。1899年11月15日，唐才常向康有为报告其活动的成效，并提出政略方面新的建议:
去秋匆匆拜别，数月之内，奔驰粤桂吴楚间，未得一当，以慰慈廑，愧悚不可言状！惟幸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类皆摩拳擦掌，隐伺时变，以图大举，且彼中智识亦渐开拓，其机有五：一渐知尊王之义。二减其仇视外人之心。三欲得吾辈中人主持其事。四湘粤之气日通一日。五于改革主义渐能相容。似此情形，将来必有可大用之日。惜手中支绌异常，不能大施鞭策，为可惜耳。然此等南部联合之机关，实为他日安内攘外根本，或吾圣主万一不讳，即不计成败而用之。而此时欲行尊王之实事，则究当以多购死士伺衅京师为主义，惜常等于北方情形太不熟悉，左袒为刘，夺门复辟，徒悬其事于心目，而无下手之地，未审夫子有何方法能用燕赵健儿否？然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与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何者？天下未有无大党会而能倡发大难，以树非常之义者，即未有不因人心易于趋向之鹄的，而能驱策天下以收旦夕之功者。尊王者，中国二千年来国民脑性最合之质点而驱策之易为力也；社会者，今日无政府党即异日之大宪政党，而奉我皇上为社会领袖，以除去天下之公贼也，一顺天下之自然，一以萃天下之豪杰，如是而数千年来之秕政寙制，可得而次第更张矣。……于此而多遣死士，乘机救上，外协舆论之公，内寒奸雄之胆，归政之期，或不远乎！若夫社会既立，权力恢复，至于事机决裂之会，从容举事，进可以勤王而清君侧，退可以植国而结东邻，而其要在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故曰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者也。
是函末有“余事云樵一一代禀”[7]，则其时唐才常应与梁启超等人讨论过合作大举的计划。商议的结果，尊王不过手段，自立才是立国基本，即使光绪不讳，也可以赖此安内攘外。这与康有为一味寄希望于光绪复辟不无区别，而与梁启超、欧榘甲等江岛结义一派乃至江浙维新士人如汪康年的认识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兴汉会成立，红叶馆送别，正气会筹组之际，“正气会之宗旨，以纠合爱国正气仁人君子为主，此虽空空漠默之主意，然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其合群”[8]。唐才常正是有了合群大举的基础，用力于南北的分别，才将专意湘桂改为经营六省，因为湘桂是北上勤王的要道，而六省则是南方立国的根基。康有为说唐才常支持其战略决策，未免曲解人意。
康有为对清廷所抱的万一期望自然会破灭，盼来的是当朝执政不断加紧迫害维新势力，密令各地搜捕保皇会成员及其亲属。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清廷两度发布上谕，悬赏银10万两捕杀康、梁，又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保皇会明白双方的矛盾已至生死存亡，感到危机日迫，时不我待，非速以武力大举，不足以救燃眉之急。1900年1月底，康有为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为了便于其遥控指挥内地的勤王行动，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9]。
康有为所说的“去年决计用兵”，具体而言是“自正月发策”[10]，即1900年2月才决定用兵方略。按照唐才常的设想，长江、珠江应同时起兵，而后者由保皇、兴中两会共同发动。康有为否决了这一计划，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部署。其基本方针，如所定《勤王行师议》:
除别有所图经营外，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焉。[11]尤以广西为勤王正军的发难之地。
为了实现该计划，保皇会全体动员，由康有为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叡（觉顿）组成指挥中枢，背靠侨商邱菽园等；梁启超、梁启田（君力）主持美洲、澳洲华侨的捐款事务；罗普（孝高）、黄为之、陈国镛（侣笙）、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货，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君勉、雪广）、王觉任（镜如）、叶湘南（觉迈）、陈士廉（介叔）、韩文举（树园）、欧榘甲（云樵）、刘桢麟（孝实）、邝寿民、何树龄（易一）、何廷光（穗田）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晓生）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子刚）、张学璟（智若）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长江流域由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调度，以为响应，大有一鼓而成之势。
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具体方案不断有所调整，贯彻主要战略意图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最初，康有为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因为广东“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其难在“许应骙党羽颇盛，而又有李鸿章为之督”；福建官场人才绝少，帑项支绌，只要能招抚南北洋海军管驾，招募湖南游勇，拥立有声望者，亦可号令下属。[12]不过，康有为言及福建，多半是敷衍邱菽园，其心目中理想的发难地还在两广，而具体部署则有东西倚重与两粤并举的权衡选择。
康有为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13]的确，保皇会一开始便注重广西，其“所最足恃者，为南关一路，以为正兵，道桂、湘窥鄂”[14]。所谓南关一路，指广西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15]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四章《广西两革命家》称:
聋翁陈氏，广东人也。明治二十三年（即光绪十六年）予与彼会于上海之客舍，身长六尺余，眼光如炬，无一言苟且，举动甚沉重，盖革命中之极有手段者也，驻广西南关□□，方今南清所沸起之乱匪，或即彼部下之壮士欤？[16]康有为对其极为器重，委以专办广西军务以及勤王正军主将的重任，让他率部取道钦廉入桂，与龙州、梧州、思恩等地会党游勇配合，攻占桂林，进袭湘鄂。
对于上述计划，梁启超略有异议。他虽称“此诚第一著”，但“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主张“必先取粤”[17]，以立根本，壮士气，开新府，示文明，办外交，防止孤军深入，列强干涉，尽早打出新政权的旗帜。考虑到保皇会人力财力有限，而广东准备不足，梁启超接受几位美国人的意见，提议用百万筹款之半数招募菲律宾散勇，以图广州，收“大壮军容”[18]，节省费用，“东西兼顾”，“不分翼军之力”[19]的奇效，与原定方案相辅相成。为了抓住这“第一绝大机会[20]，梁启超一面亲自物色人选，一面请容闳出面接洽。此外，他还通过叶湘南、罗普等人向柏原文太郎、犬养毅打听，能否雇佣500名日本将士，携带武器，由港取省。[21]
其实，康有为和澳门总局对广东另有一番部署。康有为后来称:
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信之。绂丞，唐才常；羽异，陈翼亭；井上，应为梁炳光。[22]，以及各地的会党绿林，并争取由潮汕赴新加坡考察的丘逢甲“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23]。1900年3月，康有为和来访的容闳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24]其意并不专指汉口，而是从两广发动的整个勤王起义。
当时陈翼亭准备起自南关，而负责广东军务的梁炳光则抵达香港，要求在总局的援助下采取行动。梁启超迭函康有为和澳门总局，请以经营内地为头等大事，尤应注意广东。他认为：“今日事势之迫，已到极地，刚等所谋，岂尚能迟。”“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准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并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与刚、智协办”，“以全权交此四人最善，即不然而会款所得，亦必当接济刚、智”。[25]
但是，澳门总局为“取粤”而“养侠”，“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26]，造成财政匮乏，“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门存款若干，无从遥断”[27]。后来更具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28]。康有为大为震怒，严厉申斥。他本来就认为徐勤“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只因王觉任母病归省，梁启超又极力举荐，不得已让他暂时承乏。徐被逼过甚，要求辞职。到六七月间，康有为“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29]。
这时保皇会自觉实力有限，总体战略虽以直捣京师为目的，但具体行动方略还徘徊于第一阶段的取粤或取桂，作战意图只决定夺取武汉后顺江而下攻金陵，下一步行止则无定议，直捣北京恐兵力不敌荣禄的武卫五军，又担心俄、英、法等国趁机插手干涉；“若先画江以待力足”[30]，则光绪危在旦夕，难以救急。为了摆脱两难境地，梁启超托人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协商：“我师若得武昌或南京之后，隈、犬之力能使日政府出而代我胁和，使还我皇上否？”[31]以勤王军为倚靠，而引外强为奥援，双管齐下。
关于正月发策后的战略方向选择，康有为后来对梁炳光解释道：所定专意湘桂之策，
足下南来时，亦曾谋告，而足下以为然，岛公亦然之。不幸孔青南关事泄，故迟延少有支离。至五月时薄伐不成，仆又决策，主将所有人才饷项兵械，尽从事于西。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盖欲聚而致力于西也。[32]
实则决定向西，与广西人士的要求关系密切。5月底，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请约期发动。[33]唐自1897年在康有为的协助下举办团练于桂北[34]，这时已与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地设立根据地。[35]康有为认为，广西方面“一有小山坐镇，滇、黔皆来，一有版筑，一有廉之商务，一有思恩之康四，其余尚甚多”。“若能西栈开张，大做鄂湘生意，真天赞也”。[36]恰好在日本购械之事也峰回路转，联系到大批旧枪。于是，6月2日，康有为下令改变战略方向：“拟百事捐弃”，“一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一以全饷购械，成西事。但得五千洋枪队，数万附从人，大事成矣”。[37]其实，前此广东办“刚事”，目的仍在广西，“原以候刚事如何，乃专定西栈”。为避免再度坐失良机，康有为反复强调：“但吾视西事最重，故欲尽所有人才，全付之耳。”[38]
针对“北机极好”，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又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的局势，康有为制定出相应的完整方略，由陈翼亭、区新、陈紫瀛、傅赞开、叶湘南、李立亭、陈廉君、康四、林玉等九人率兵改装，由粤入桂[39]，以陈翼亭正军加上版筑劲旅为前锋，与梧州陈廉君所部合兵袭取桂林。届时广西各路伏莽“已全归我牵制”，驻桂清军唯一可调之兵为戍边的苏元春部，鞭长莫及，由唐景崧驻守桂林，正军“大声勤王之师以收桂省”。随即陈、区、傅、李各军分梯队经全州趋袭长沙；另遣陈廉君统领后军收柳州、大黄江，集款购械，接济长江，攻略广东。同时令康四出而骚扰，牵制粤军来援。唐景崧招抚桂北湘南会党万人成立后队，亲率入湘接应，担任统帅，坐镇中军。这时湘鄂两省清军兵力或分散或单薄，在黄忠浩所部防营及新党志士的内应下，破长沙，下武昌，策反长江沿岸各部湘军。接着，勤王军以两万装备优良之精兵，数十万附从，长驱襄阳，冲入直隶，山东大刀王五、镇江徐怀礼部亦分路北上，趁清军腹背受敌，一鼓攻破京师，完成勤王大业。[40]
按照这一详细的用兵方略，起于南关，经桂、湘、鄂、豫、直进入京师的陈翼亭正军，乃是勤王主力，而广东、长沙、武昌、江淮、山东等地，则是响应之师。
为实现上述计划，康有为重新调整部署，他力劝邱菽园“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41]，将原定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办西事，以后又争取邱在捐款10万元之外，再借款10万元捐赠；变散财招伙，聚人为上的办事方针为全款购械，因械得人；指派与黄忠浩、熊铁生等湘籍人士熟识的叶湘南、韩文举随正军兼管粮台，让欧榘甲任文书；等到因家事暂归的陈翼亭、丘逢甲复出，以及完成购械运货，即于6月底正式发动，“备十八日粮交羽异。凡港中各雄各才愿往者皆宜同行，扫地卷众袭桂，速即举事”。“诸将全行，诸众并上，必取之也。”[42]大有破釜沉舟，灭此朝食之概。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清廷于6月18日急电李鸿章北上。虽然李借故拖延，保皇会得知的消息却是“北乱李行”。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一直是影响保皇会广东方面行动的要素之一，开始试图以暗杀除去，以后又一度计划“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借以收示人文明，“寒奸党之心”[43]，易办外交，安静地方等四利。
6月初保皇会全力向西，但仍留连于东，派眼线住关房，“打探实真（二九）情形，若必不能，则专西事”；同时继续要求澳门总局对“刚事必极力招呼”。[44]康有为所发指令表明他依然举棋不定，既要求“先将全款办翼军事，一文不留，一事莫支”，“聚精神，聚全款，聚人才，专应翼军，赶速应之”，又声称：“军事难定，原难遥制，汝等可相机酌之。若廉处一举，当此人心，可四处应，如火燎原，惟今之时为然。如此，又不必泥翼之一军耳。或粤中可取，则先图之。计二九当此必大动心，或可为也。”[45]
李鸿章北上的消息传出，保皇会在广东举事的顾忌大为减轻。“李去，广东各事自较易办。”[46]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等：“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广东方面仍由梁炳光统大局，林玉、版筑、三品等伏兵于广州近郊的狮岭或曹涌，假清军刘永福旗号，奔袭劫城，并一度有调驻广州湾的陈翼亭部奔袭省城的动议。
不惜动用广西一路的勤王正军，反映出康有为有过弃桂图粤的念头。但同时他又表示：“若仍用前议图湘、桂，则汝偕翼行可也。”[47]集中一路变成两地并举，相机行事。这时海外华侨捐款既多，历时又久，对保皇会迟迟不举啧有烦言。康有为迫于压力，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令各路人马迅速发动。其“总以速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乱来也”[48]1900年6月27日的两可指令，让各路统领进退两难。
取粤的最终目标是北上勤王，6月下旬，康有为函示徐勤等人：“若布置停妥，则并力西向，较为长策。”[49]广东“有刚统大局，有版、品、林诸人，或可以守，则羽异往西亦极稳”[50]。视取粤为巩固后防，袭桂才是勤王进取。
7月18日李鸿章北上后，保皇会更加偏重取粤，并进一步制订出具体计划：挑选精勇选锋分队入城埋伏，首先袭夺水师舰船，以舰炮轰击城池；于观音山五层楼及各城门遍插预先制作的清军旗帜灯笼，布为全城兵变疑阵，趁乱夺城；然后“挟德寿出示遍谕勤王”[51]，传檄州县，夺饷械，募款项，练精兵，安商旅，设民政局，照会各国领事。可是康有为还在犹豫不决。他指示办事人：“此刻专注东省（以李去之故），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直趋湖南。”“或全力取东，或全力趋西，此间不能遥断。或两粤并举。”“务求一发必中，便宜办理，不拘一说，避实击虚。”[52]
与此同时，唐才常电催康有为还港，“预备入江入津，因外国欲救上也”[53]。康遂通电各国，探测其对于营救光绪的态度，以便相机决定“还港调度”还是随英国军舰“赴京救上”。虽然他曾经指望依赖外强保救光绪，甚至公然号召“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但对列强仍然怀有戒意，担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侥幸南渡，订立和约时，“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在他看来，救上的目的在于变法，而变法“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不然。则李傕、郭汜之流，可夺上而生他变耳”。[54]将保救光绪的重心由倚赖外强转到建立勤王武装之上。后来英国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绪的求救手谕为出面干预的先决条件，北上化为泡影。而还港“明购械治兵”之举，也担心刺激广州清军加强戒备，城“反难取，故不还港”[55]。
正当保皇会在两广左顾右盼之际，汉口自立军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时保皇会用兵的重心仍在两广，梁启超赶赴自立军起义不及，在上海即表示：“也许将去两广。似乎与两广的唐景崧已经联系好了。”[56]除原定计划外，5月间，保皇会日本总部以“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指示洛杉矶分会，以矿物、铁路为报酬相诱，游说“既知兵，而且有此志”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在保皇会举事时，募集美兵相助，并通知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57]荷马李赶到澳门，准备召集2.5万名苦力组成军队，由美国军官率领，从澳门攻打广州。[58]康有为认为其“来助甚好”，但碍于“饷薄难供养”[59]，“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耳。”[60]因而澳门总局将此方案暂时搁置。
康有为虽然声称将长江之事托付唐才常，实则主要关注取道湘鄂北上，对唐才常将注意力转向长江中下游六省不以为然，因而对后者所筹备的各项事宜并不热心。保皇会中对于联合大举方略与唐才常共鸣最多的是梁启超。他一再函告港澳总局：“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希望同门能够“不分畛域”。[61]由于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以两广为重心，长江方面财政上很难分得一杯羹，考虑到“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62]，他准备孤注一掷，托人向美商大笔借贷，并分别致函康有为、唐才常和孙中山，劝各派“不可轻于一掷”，待其借款到手，再同时发动，以求必胜。但又担心“气机已逼，不可能挫其一鼓之勇，贻悔将来”，让唐才常“与诸豪随时行事”。[63]继而鉴于“我辈与贼党今日既已成短兵相接之势，想亦已待无可待”，对唐的“速发之议”亦表示“附和”。
在这一战略框架内，梁启超与康有为讨论举兵时后者应入何军，提出开府于广州、武昌或金陵的选择。长江流域分为以上海为基地的唐才常和以汉口为基地的林圭，其计划原不限于湘鄂，除安庆、芜湖、铜陵外，由于哥老会首领辜人杰等随湘军移防南京，以及盐枭徐怀礼来附，唐才常等又将势力扩展到南京、镇江、扬州。梁启超与唐才常、狄平商议：“若用虎威，两公入虎穴与否，是一大问题。”不入则事权全在彼辈，而彼不解文明举动，必坏大事；即使小成，也难以控制。入则势孤力单，难以接应。“然两者比较，似入之较为害少利多”。如果徐怀礼与湘鄂的杨振鸿、李云彪能够团成一军作为正兵，梁启超建议唐、狄二人以一人入之，一人在外观察接应，并建议入军后简其勇诚者练百人作为亲卫。[64]
徐怀礼字宝山，绰号徐老虎，庚子年仅35岁，丹徒县南门内人，向开竹店生意，因犯抢案被当局捕获，逃脱后投入盐帮，聚众万余，私盐船700余号。1899年6月20日在七濠口设立春宝山堂，将素来争斗不已的青红两帮统一麾下，“时假仁义煽结人心，赈济贫民，收纳亡命。凡营中弁兵被革者，该匪必罗致之，或以资财恤其家室，或派盐船使其管驾，顺之则生，逆之则死”。1900年2月，“忽来二人到七濠口与徐怀礼说话，自言系康有为一党，闻徐怀礼是个英雄，前来相邀，如愿合伙，即与他同到广东香港见康有为商量，银子军火皆是现成。闻徐怀礼已派郑大发与康党前往探听虚实，至今未回”。[65]
康有为决策用兵后，徐怀礼居然别出心裁地致函江苏巡抚鹿传霖，义正辞严地加以斥责，并通告其准备举兵勤王的计划，函谓:
鹿兄阁下：盘踞贵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范为结。足下赫赫重名，当此巨任，而以苟且禄位，因循时日，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挟太后以驭天下，而囚我圣皇，独不闻主忧臣辱之义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诗书之陈迹，然窃信君臣二字之义，较公等为稍明者。且吾与子有何仇雠？公等联络二凶，甘心弑主，非仆之所与闻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况救吾圣主乎。特此布闻，附呈谕稿。
所附谕稿为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布的告示，宣称:
本帅近奉光绪皇帝密诏：朕自戊戌八月以来，坐受太后凌辱幽禁，惨无天日，其各奸臣荣禄、奕劻等，尤狼子野心，忘恩反噬，日日以谋弑朕躬为事。尔军民人等世受国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党，以救朕躬。将此通谕知之。为此特布告两江两湖豪杰之士，速速遵诏行事，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尔公尔侯，爵赏在即，河山带砺，决不食言。若犹执迷不悟，坐失事机，滔天祸起，玉石同焚，悔不可追。
徐宝山此举，不无蹊跷，等于将自立军的举兵计划公开。当局开始打算“密寄责成江苏皖鄂各督及李秉衡并请交片奴才转饬张春发、陈泽霖二军，不动声色，设法擒拿”[66]。因为当地“水陆各营多受匪贿，暗通消息，长江水师尤甚。惟此两军新募之众，设有事端，可期得力”。荣禄接报，认为“不便令其办理徐匪，恐祸激酿为患”。鹿传霖鉴于“该匪党羽甚众，消息极灵，历年贩私，获利甚厚。以多贿勾通营弁，以小惠要结人心，与各枭争利互斗，杀伤甚多，皆投之江中，无人报案。近复向洋行私购精利快枪数千枝，情殊叵测，隐患实深”，决定“不时侦探，其赴香港沟通康逆之事究竟如何，并密遣妥人，许收重赏优保，授计歼之”。[67]
6月，张謇得知大沽口失守，拜见刘坤一献策招抚徐怀礼。[68]据井上雅二“从徐的部下一个姓熊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徐老虎的降伏是一时的计策。随时行动的准备工作已就绪”。[69]但是徐反复无常，诈降变成倒戈，反而协助清军破坏自立军的行动，唐才常等人不得不舍弃江淮而专注于湘鄂。
自立军失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随之而来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不过，保皇会人力物力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虽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勋先陨，失我良将”，仍坚持发动，甚至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的传闻所鼓舞。9月间，他在家书中不断提到：“得上海电来，知长江上游三处起，下游六镇即发，麻城大军入河南迎驾。”[70]“幸麻城一军有十万人北上迎驾，又湖南藩司锡良所带伪勤军为我所袭，力颇厚矣。今变为第二队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71]“长江有人卅万，今下游尚有大力，即决日再起，北上入晋矣。广西亦有布置。”[72]
然而，这时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73]英国政府担心其在长江及广东的利益受到影响，指示殖民部电饬新加坡、香港等地总督查办，使保皇会失去了外部支持的便利条件。
9月，梁启超和容闳先后抵香港，分别会见港督，欲与之“定约取粤”，港督坚决反对，警告“尔等切勿起事”。[74]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暗中放弃取粤。但又担心“损办事者之气也”，故秘而不宣，仅“大力令取西”。澳门总局的徐勤、欧榘甲等对此底蕴“亦未之知”，拒绝了港督卜力的请愿建议，继续“眷恋东省”[75]，造成统帅部与前敌指挥所在调度指挥上的严重抵牾，令保皇会的行动陷入混乱。后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道:
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数月相牵，致两无成功，在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以此故处之甚难），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彼备既严，吾实力未足），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
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老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俟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为之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76]
对主持粤事的梁炳光，康有为更是满腹怨言，他说:
以吾当时人才及饷力，专意于空虚之西，必有所得。而足下当时恋恋于粤，以十八新去，可以窃图，来书必欲试一办东事，不成乃从西，刻日可起。东中议论纷纷，皆和君，仆无如何。十二月事未成，而君以刻日可起，姑听君为之。然君日日皆云能起，终以事机之误，自六月至闰八月，皆不能起。当时给饷与林玉、子盈、云樵，皆因君故，留为接应，不然仆必不发也。[77]
由于调度乖方，保皇会的东西两军始终筹而不举，莫衷一是。10月6日，兴中会却在惠州树旗起义。清政府因汉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连收到孙、康两派购械运货的密报，“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78]。“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叶湘南在东莞所办团练被查出，陈翼亭虽得密报出走，“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甚严”，其运械小轮也被迫停开，“部下因此有散者”。康有为“决意令停办东事（日间已累飞书停绝东事），专意西机”，以免“饷累无穷（粤累饷最大），终为所牵”。[79]
此后，粤中党祸益甚，保皇会一些骨干及其亲属被捕。陈翼亭“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共[其]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康有为再度表示：“既决为之弃粤。”[80]
11月26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
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仆惟恐其妄动，今仆被执，恐死矣，其一军恐散。若不能西，已令向北，免久糜饷。此皆他人所不知者。若羽异之先，原得三万，起自南关；后泄，则力有未逮，已交四万余，改请七万；今又泄，而前途戒严，又索十数。……今轮被停，而械亦少矣，幸虽泄而其人尚无恙。[81]
虽未明言放弃，已在为勤王运动作收场总结了。
虽然汉口、惠州的失败导致局势日益恶化，康有为又几度下令停办粤局，梁炳光等人“尚固持欲办”[82]，仍然不肯罢手。康有为后来函告梁炳光:
故东事泄后，八、九月间，仆再发人才兵械饷力全西之说。当时默筹更熟，词意更决，而足下以数者措置有绪，益眷恋不能舍。君勉、镜如、易厂之流，皆力赞成足下，谓足下自有妙筹。仆无如何，辄又听之君，概不专制。五月、八月二次令停东局，扫境而西，皆为君而留。[83]
惠州起义失败后，梁炳光等人还想放手一搏。这从康有为写给梁炳光的一封信可以窥见大致轮廓，函曰:
闻君来，欢喜无极，扫径久待，消息寂然。十余日后，得岛公书，知欲还港，而不竟来，为之大惊。因足下近来军谋，秘不告仆，仆未敢专制，故不敢请。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故惊惧极；尚幸君即来，得共商榷。若遂不来，则无从商之，而君等之策将陷于绝地。是以不能不惊痛欲绝，而旁皇电催也。尚恐别有故不来，今特痛切相告。凡兵事以方略为第一，苟方略少误，则全局皆败。……（惠州事败），前车可鉴，而诸子复欲践覆辙，则是徒令仆旁皇哭祭，哀赋大招，使人财俱尽而已。诸公虽忠义舍身，仆则爱才如宝，实不欲听之蹈兹绝地，以覆我人才。且大事岂可再坏？此事得失，仆以生死任之，国之存亡系焉。他日败后，仆固难任机宜乖误之咎，而人财两尽，何能数数起耶？仆与公等义同存亡，实不能塞耳拱手，而坐听公等倾覆，而任其咎。
迄今经年，西事无绪，东事既泄，复若去年正月创议之时。惟专意闭眼高歌，付之吾子。若足下之秘谋，又必欲踵李之败辄，而不欲使仆闻，徒令仆想像招魂，吁嗟生祭。……孝高之来，述其所见，及日与粤人士议论，莫不注意于粤，此等贪想，人人同之。而于统筹全局，如何择地，则皆不及。以力山之奇才，仆日日与言大局，谈桂湘，而力意不属。盖甚矣，统筹大局之难也。……今甚望与公等统筹之，俾彼此同心，议论定一，乃克省济。若各行其志，则我等区区数人，亦已焉哉。今日大局舍桂湘外，无从下手。桂湘亦舍胁及省垣，无从下手。若舍是，则惟有人才[财]俱尽而已。若在外府动，而听督抚坐会垣，以指挥诸将，更无有不破败者。今日已非弓刀之世，望揭竿相应如洪家时，甚至舍空虚而不计，仅恃桂兵千数百，以攻兵力全盛之区，又犯其州县，击其诸军，则仆诚不知其所终极也。诸君胆勇亦至矣，然当有以统筹之，何必置之无用必败之地哉？兵有胜于未战之先，亦有败于未战之先者，此类是也。仆固无一能，然于阅历及地理方略，则于诸公有一日之长，诸公得无笑其夸乎？高山亦言，大众看地图，无有及西南一角者，今乃知其非也。尚有许多谋议，非西不谋，望即惠然，无吝尔音，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故尽所怀，不能复隐。[84]
据此，康有为与其门人的异议，除东西之分外，还有外府与省垣之别。东事一停，广西方面的发动之机也日见其微。办事人无心恋战。到11月下旬，“若港澳之间，前已令停，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85]。澳门总局的徐勤等人陆续撤离，仅留王觉任、叶湘南、刘桢麟等办理善后。
实际上，澳门总局办事诸人在汉口兵败之初还情绪激昂，日夜密谋纠合长江同志再举。后来见国内外形势恶化，感到轻举难以奏功，便转而采取慎重态度，仅以养成实力为名聚集力量，暗中放弃起义计划。[86]惠州起义的影响，不过是保皇会体面下台的借口。停办东事，早在惠事前已经明朗化。1901年康有为致函港澳总局，言及其中曲折:
一、高之西也，定于正月初间，君尚在庇，特未相告耳。当时以候江来，乃提菽款，黄汉元之与高办事也，乃高二月四日出坡面约之。高到坡专为向菽提款，当正月四日之前，吾既不知，菽决不提款与高，及高在坡行时，乃函告我，我得函，知无款与桃，乃决撤澳局，是二月廿间也。至令卓汇款与高，是正月十二日所写之书（君亲见高所写者），当时不知菽、桃、汉元一切也。……
一、君之归也，与桃相见，言语多不合，桃来书，极愤君，谓破家不足道等语，此诛君之误也。人至破家极苦，只有慰之，万无斥之之理。自此桃极怒，及有撤局之事，故怒君益甚。而开端自君与桃言语不谐始，其后桃愈怒，而君亦怒，仆累以书复之。
一、撤局之说去年八月、十二月两说命行，十二月之书，君所见也。所撤在澳局，欲省费耳。若避难之人，则必养之。办事固分为二，君误会以为撤局即停事，至桃大愤。
一、桃来书仆即复之，朱、龚书亦皆复。覆云缓办而非停办，撤局而非停事，其义至明，可安桃心，乃君一切搁之，致桃等以为吾绝彼，彼已绝望，谚所谓赶狗入穷巷，必反噬，宜其谓见康氏必杀也。夫办事用不用皆可，然无绝人而树敌之理。他人犹可，我今地位则不能。况彼避难而来，无所归，又一失此数人，湘即尽失乎？他人绝人无损，仆为会长，一绝之，则一切皆绝望矣。天下无此办法，彼即极不妥，亦当优容。君是老友，又自南归，彼已大疑，又累书不复，非绝之而何？宜其无不致也。君谓若与我书，彼亦骄之，既搁书不交，何以复至殴打家叔之事乎？是绝之之所生，而非不复书所能戢其骄至明矣。故一搁书其祸至此。介二叔谓君过烈，亦必有故，若早与吾书，必不至是，而适有汉元、孝高之事，嫌疑遂不可解。然大要在搁书一事，君误认题目，以为等于外省无赖，故以决绝，绝则一纸书六个字，告以汝事难办，可去澳足矣，何劳君等如是之苦哉？仆未绝彼，不意君忽为我绝之，天下万无此办法。君之至忠，彼之横绝，岂复待言。而此事办得极谬，至生此波，今君更以相责，仆亦不能隐，想谅之。局事合众甚是，同商甚是。至于办此密举，万无众议之理。澳局多费，内讧如此，惟有撤去一法。[87]
桃，陈犹龙，字桃痴；朱，朱菱溪；龚，龚超；均为自立军将。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陈、朱失败后率亡命客多人向梁启超算账，后参加支那亡国纪念会，龚超则参与洪全福起义。由此可知，庚子八月、十二月，康有为两度下令停止澳局运作，以省费用。而陈犹龙等人到港澳总局求款，罗普赴新加坡向邱菽园提款未得，康有为只得命梁启超汇款给罗，并再次令停澳局。澳局负责人以为撤局即停事，令避难前来求援的陈犹龙等人怀疑其故意排拒，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此后自立军余部倒向革命党，这是一大关键。其中变化，清方也相当了解。1901年5月18日两广总督陶模复电张之洞，告以:
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谋者。湘楚少年托名保皇会出洋，讹索巨款，闻徐勤等不耐骚扰，暂多远离。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若辈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请吾师勿再捉拿。湖北书院事，亦勿深求，恐为丛驱爵。[88]
随着时间的推移，废立之争带给勤王运动的声势已经掩饰不住保皇会漏洞百出的组织准备，这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康门师徒大举兴师的信心。即使没有惠事的影响，保皇会也难以支撑下去。暂停澳门总局，正是全盘放弃勤王运动的表征。
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走访康派志士，了解保皇会的动向，并到庇能拜访康有为，康表示以“蓄力”“筹饷”[89]为长久之策。他还拒绝了荷马李等人“大集众埠”华侨精英再度起义的建议。[90]邱菽园因保皇会停办粤局而对康有为失去信任，亲自出马掌管粮台，并截留海外各埠捐款；后又与康决裂，提出再捐款10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重整旗鼓。[91]虽然1901—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时，仍有一些保皇会员入桂联络，无奈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
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历时两年，波及多省，动员大量人财物力，又趁清廷自顾不暇之机，结果却不战自溃，草草收兵。事后人们纷纷追查败因咎责，保皇会内部也互相猜疑推诿，或称告密牵累，或谓饷械失济，或指中饱私囊。然而，检验保皇会的组织指挥系统及其实际运作，可见其中存在严重痼疾，使整个战略准备停留于计划的一纸空文，没有落到实处，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贵在组织严密，指挥果断，办事有效，令行禁止。否则，计划再周详，也是纸上谈兵。但保皇会骨干多为士子书生，情急而言兵，从个人素养到组织功能，都与军事行动的要求严重不符。正所谓秀才造反，夸夸其谈，成事不足。康有为身为统帅，长时间对主攻方向举棋不定。虽然他后来声称“前后俱注意于西”，但未能坚决贯彻实施。在华侨督催，属下意见分歧，以及客观形势千变万化等因素的干扰下，一年之内，几易方略，最终也没有注全力于西，主攻策应流于相机速发。帅无定见，乃兵家大忌。
此外，由于澳门总局办事不力，康有为无法切实掌握各路勤王军情，却坚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断”[92]，所定用兵方略悖离实际。如黄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还郑重其事地将其巡防营作为长沙内应的主力。而且康缺乏军事常识，其决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93]1900年6月5日，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94]。他自诩知人善任，却往往用人不当，信任夸夸其谈的富商子弟和心怀叵测的游勇头目，埋下致败祸根。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95]。加上康有为缺乏勇气胆识，远居南洋养尊处优，不敢亲入内地统军，平时还要众多卫士洋兵保驾，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难怪一位久慕其名的加拿大华侨指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96]
先生如此，门生更甚。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照梁启超的说法：“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97]，“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98]。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之“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99]。后来因两广行动虎头蛇尾，康有为声称：“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100]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们开脱咎责。
该局实际主事者为《知新报》同人，如王觉任、陈士廉、刘桢麟等，而由王觉任总办。梁启超屡次用“散漫异常”“极其散漫”“未有人克称其职”等词句形容总局状况，批评其“不举行总会之实事”。他到檀香山两月余，“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101]梁启超连“港澳近日布置”亦“丝毫不能与闻”[102]，根本无法协同动作。为此，他建议加派人手，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但情况不见改善。到4月下旬，他仍然批评“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103]。自己“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104]。
王觉任母病归省后，徐勤接任总办，叶湘南、欧榘甲、罗伯雅、张棠荫、王颖初、韩文举、陈继俨、陈默庵、邝寿民、梁应骝（少闲）、何树龄等保皇会精英汇集澳门，人才济济。但直到5月下旬，梁启超还在抱怨“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105]。
梁启超与《知新报》诸人有些过节，受到慢怠，还算事出有因。然而后来康有为也同遭冷遇。“刚事”康再三函嘱，总局月余不应，“十七书皆不复，可怪。但言支款及加拿大事，四信皆然，如此哓哓，反置它要事于不理”。徐勤还以写信则不能睡觉为托辞，“但言不暇复信”。[106]甚至如何写信汇报情况，也要康有为反复指教：“不得轻率苟简，令吾无从揣测调度。”[107]而且“自正月以来，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并无报销。偶一问及，即以为有人攻击，申辩无穷”[108]。且不发各路军饷。康有为嘱购一幅地图，亦前后“五、六函追不得”[109]。急得他大骂徐勤：“汝既总办，我为总持，喉舌所通，事关至要，岂得以不暇委哉！”“如此做法，非小儿即是心乱，令吾忧极。”[110]
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海外各埠及上海电函纷至沓来，唯独澳门音信杳然。邱菽园“日来问消息布置”，康有为无词以对，“消息且绝，况于起乎？”保皇会倾全力注西，而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主帅竟毫无所知，令“各人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康有为气急败坏地迭函斥道：“天下岂有办事若此者乎！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111]“开一剃头铺，尚有铺章，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112]“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113]迫不得已，他只好强命王觉任复出，总管内政，由叶湘南负责内事筹划、接复函电及综核理财，徐勤专办外交，应接志士，抚绥豪杰。可是局面仍无根本改观。
办事不力源于能力不强。保皇会骨干大都长于文笔而拙于任事，梁启超因而慨叹“同门无人才”[114]。徐勤、王觉任等抱病节哀，用功勤苦，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麦孟华、罗普及澳门总局先后主持策划暗杀行刺，费时年余，或一筹莫展，或击而不中。尤其是缺乏统揽全局，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韩文举“谨有余机变不足”；欧榘甲“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115]，“于报才为长，而任事则非其长”[116]；何廷光笃信扶乩算卦；王觉任、陈士廉善决断，但或才短或量浅。
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梁启超“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117]，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主持大局。但康有为认为他“颇有轻听人言，因人之短而轻信之弊”[118]，未予批准。而且保皇会正副会长的用人意见不一，康有为、徐勤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指其“太密而沉，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119]。梁推崇徐勤，康有为又认为“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120]。康重用王觉任，可是不仅梁启超颇有微词，各同门也觉得其“为人虽佳，然究短于才”[121]，难以服众。
办事无能，偏又个个自以为是，使得保皇会意见歧出，行动起来无所适从。梁启超催促容闳前往美洲协助借款，待其出发后，又函阻“以勿来为宜”[122]。澳门总局对康有为的指令也阳奉阴违。甚至对康有为本人的行动，众门生还纷纷指手画脚，“如径电勿来新坡，卓径电勿上香港”，则康只能“死于海中矣”。对于这种轻率随意地发号施令，康有为十分恼火，曾向徐勤抱怨道:
汝视吾行事，如学台看童生卷，随意批诘驳落。汝等稍自立，数人近皆如此。我一童生，而涂等无数学台吹毛求疵，吾一老童之卷，年老手颤，其必下第固矣。而无如汝数学台或仅阅破承，或但观起笔，不阅全卷，即已抹落。又汝等诸学台本不读书，侥幸放差，阅历极少，乃遂妄行。吾一童既落，而全棚之不卷哗罢试者几希。[123]
康有为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124]，“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125]。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可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习。他指示总局健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箱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126]，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保皇会奉行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闭式组织方针，以君、亲、师的旧式纽带定亲疏，令人才不足的痼疾更加严重。梁启超对此早有不满，认为：“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既然同门之人才不能“扛起天下事”，则“同门不同门之圈限，必当力破”[127]，“兼收并蓄，休休有容乃第一要着”[128]。主张以“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必出尽方法以收罗难驾驭难节制之人”，而批评“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129]尽管“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30]，他仍然坚持己见，“不敢因噎废食”，并反驳康有为“不同门多误事”的责难：“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131]可惜这一批评不为师友接受。他视梁炳光、唐才常为“吾党长城”，屡次函嘱澳门总局“与之和衷，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但二人均非万木草堂嫡系，总局并未切实接济。梁启超对刚、智二人“以百口保之”，认为“同门无及之者”。[132]徐勤却甚不满“子刚为人”[133]，令梁启超担忧“刚与澳人不水乳”[134]。
康有为虽然关注刚事，对长江流域却未予同等重视。保皇会海外筹款30万元，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其中3万还是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由保皇会分拨的仅1万。[135]自立军失败后，唐才常声名远播，康有为诡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举义而响应”[136]，故意将湘鄂偏师说成主力，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责。实际上，当时保皇会的决策是：款多“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137]。康、梁眼中的徐敬业，至少并非“舍唐莫属”[138]。直到6月，康有为还认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139]。方略中没有湘鄂的显要位置。
保皇会坚持两广发难，明显带有畛域之见。康有为不肯北上，原因之一是南中亲军未立，不能驾驭群雄。其战略主攻方向虽定在广西，所依靠的正军还是广东游勇，领兵将帅也大都为粤人。康有为明确指示总局:
我广勇为最精最勇之军，且言语相通，倚为心腹必广勇。厚集其势力……合为一大团体，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诸军也。[140]
其防止各路诸侯趁乱生变的用意不无积极一面，但以地缘定亲疏，狭隘性明显可见。更有甚者，他自吹“我家将才极多”，推举曾跟随从祖康国器镇压太平军的几位亲戚在袭取广州后出而领兵[141]，并轻信侄子康同富“于办军务及兵法滔滔可听，皆可施行”，立即派归任用，认为他们忠信可靠，“且极可托，必不患其泄”。[142]以血缘关系作为区分忠奸的标准。
然而，旧式纽带并不能保障保皇会的战略行动，其勤王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现的原因之一，恰好是“办事皆东人”。保皇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则“气味不甚相投”[143]。王觉任等行为慎密，在澳同门刘桢麟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而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诿。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觉任、欧榘甲告密状，力辩之外，且加攻诋。罗普也怀疑梁启超海外筹款“有不实不尽之言”[144]。
勤王不成，耗资无数，华侨责难日至，为了维系派别私利，康有为不惜嫁祸于人，他声言：“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145]，表面承担用人失察之责，其实是委过于领兵将帅，以解脱草堂弟子的干系。当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的用途去向时，康竟栽赃于何廷光。秦力山等专程赶到澳门查阅收支账册，才知何“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146]。何氏所扮演角色，本系康有为一手操纵。6月，何廷光无意中得知康因支款事责备徐勤，亦具函申辩。康为此函责徐勤：“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147]排斥于前而嫁祸于后，为自保不惜害人，心术险恶，无过于此。
保皇会倚为心腹的广勇头目，多为骗棍赌徒，贪图利诱而来。康有为称正军主将陈翼亭之才为“众口交推，非独仆所信保。但太稳求全，非冒险家耳”[148]，对其笼络有加。其父病故，在保皇会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康有为指示总局奉以厚奠。[149]但事到临头，陈却不断抬高要价，“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150]。其他如版筑、三品等，康视为得力干将，为网罗到手，“所费不赀”，后来却“不能得其用，弃之难塞”。[151]梁炳光更指三品为“虎狼”，“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152]。另如梧州二陈，保皇会曾派陈默广、叶湘南专程前往调查，“大称其有人确凿。其头目数人来港索款数万为军装，不能应之”。事后康有为承认对他们“未能深知”。[153]另外，从清方详细查处的情况看，思恩康四也没有自报的聚众三万的实力。[154]
惨痛教训令徐勤三年后仍然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155]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156]
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康同富奉命到广州后，与“必败事”的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157]。他极力拉至的堂兄弟康有仪父子，还向清方告密。保皇会从檀香山、加拿大、日本等地粤籍华侨中罗致的所谓军事人才，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不过略具胆识。就连梁启超极力举荐，统兵一路的横滨福和商店少东家梁炳光，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158]。5月以前广东失机，总局固有援助不力之责，梁炳光本人亦仅谋及“可以聚多人”之法，还是梁启超提醒他：“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159]
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参与变法维新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黄忠浩、张棠荫等。他们具有反清（或当朝执政）变政意向，要求改变政变后的政治现状，但并无义无反顾之志，与保皇会同道而不完全同心。如黄忠浩虽在反复劝说下同意加盟自立军，担任前军统领，却认为这种行动“目的虽对，方法不行”[160]，态度消极。这些人在顺利时表现活跃，积极参与筹划，掌握地方枢要，唐景崧、俞明震分别担任广西、江宁的联络主持人，丘逢甲亦自愿具名于勤王檄文。一旦形势危迫，则或蛰伏不出，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
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充裕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地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6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162]但梁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163]。
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16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165]，的确“去事尚远”[166]。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16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168]
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16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
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群情激愤，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搪塞一时，哄骗邱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170]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71]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72]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
保皇会盲目张大声势，坚持数路大举，又不肯与他人合作，且急于发动，只好走捷径图侥幸，实行“散款招伙”之策，“意在收罗豪杰，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是亦不得已之事”。除心腹死士外，还要“旁收偏裨，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糜用之，免资敌致祸”。[173]结果“杂进群才”，“愈益滥支”。到6月报账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174]《实际收到的海外捐款10万元已用去8万。康有为不得已，下令“尽购货不招伙”，“不须预招”，使“神不外散”，并改变前此“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175]，补贴办事人小费家用的做法，紧缩开支。
7月，各路人马将起，纷纷催请饷械，保皇会支绌异常。康有为以“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失时失机。散漫不节甚矣”，进一步明确指示总局将所存9万元以7万购械，2万运动，并且“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一切截止各事，亦截止各款”，办事人“但支月费”，“专办一事之人支二十金，书札奔走之人支十金”。[176]
然而，因摊子铺得过大，虽然“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177]，只得停办“累饷最大”[178]的粤局，以节靡费。
资财耗尽，一事无成，当时事后各方纷纷猜测指责康门师徒中饱舞弊。康有为顾及派别私利，不敢直言相告，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辩解推诿，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心，坐实这一桩公案。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军情紧迫之际，梁启超曾以在港办铁器公司为名，倡议从檀香山、香港、新加坡“集股二十万”，称“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179]。对勤王大计三心二意，不免自私自利之嫌。但保皇会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30余万。截至6月底，除邱菽园的12万外[180]，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5万5千。
海外募捐，往往认捐快而缴款慢，费用又高。康有为曾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181]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6月中旬，实际收集的不过4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2万。
鉴于“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182]，梁启超只好转而设法通过美国人借贷，先联系名鲁云之人，后以其不甚诚实，又以2万金委托美国人赫钦到纽约办理千万元的巨额借贷，并以此为大举成功的希望。[183]他一再函告康有为、邱菽园、唐才常、梁炳光和澳门总局，建议等到8月借款事成再行发动。然而，款未到手，2万本金也付诸东流。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辩解虽暗藏损人利己之心，关于捐款用途的说明则大体属实。
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184]，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185]1900年6月27日。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相比之下，兴中会人少财乏，而惠州起义从筹划组织到指挥行动，却要严密有效得多。所以梁启超不顾师尊同门的责怪，一再肯定孙中山一派致力于武力反清之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186]
这种由地位、经历、社会交往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能力差异，对今后各自的走向不无影响。康有为表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牺牲，痛恻于“株连死者无算”[187]的惨状，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他们并非根本反对动武，而是担心玩火自焚。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188]从此，保皇会除以金钱收买死士密谋暗杀外，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以“待时听天”“坐待复辟”[189]，自欺欺人。
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华侨均要求自立、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190]为了稳固财源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1901年初，美洲华侨响应荷马李的倡议，企图大集各埠精英归国举义，康有为坚决反对，认为：“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
荷马李的建议当然不足取，问题是康有为已经放弃了勤王计划，不是从军事的成败来考虑，而是以利益的得失为权衡，勤王只是幌子，敛钱才是目的。为此，他提出“开新埠，筹新款”的方针，要求“今日务以开新埠为主，必开新埠乃可有款，若旧埠则虽苏、张之舌无能为也，徒生是非耳”。[191]此举用意，无非是旧埠已生戒心，且力已用尽，新埠则易于行诈，以防泄露天机。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张学璟等人前往龙州、南宁与其首领联络。康有为、徐勤既不赞同，也不相信有成功希望，但鉴于“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92]，因而未加阻拦。
庚子以后，保皇会关注武装勤王的活动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对广西的民变有所寄望。此事的真实情形，据1902年9月23日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等通告美洲分会:
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述及官兵始终未尝与游勇开仗，所报毙若干人，夺得枪械若干枝，皆是统带冒认胜仗，欺蒙公司也。惟六月廿间马盛治亲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该党预伏兵于树林之间，俟马盛治过，即放枪轰之，当堂毙命，并杀毙官兵百数十人。若使该党枪炮充足，此一千人皆无命回也。现新任巡抚王之春不敢进兵，只驻梧州，商量剿抚之法，一因兵饷不足，一因山路崎岖也。[193]
直到1904年七八月间，梁启超致函蒋智由还提到:
西省前半月亦曾一人来，惟彼与柳党不相属，且极诋柳党之无用，仍主持重蓄势之说也。……顷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罗璞士者，前曾与涣卿言其人，想公间接闻之。此公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归，方将实行。而此公昔本在广西运动占势，近在粤与西党中一重要头目通电，为吏诇悉，客月初间被逮，此间极力营救无效，于月之廿三，继两浏阳而去。弟为此事苦痛不可言状。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苍之虐，一何甚耶。公闻之，想亦为一哭也。[194]
梁启超虽然认为“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所志”[195]，继续支持张学璟、罗孝通等入桂起事，可是急切间难以再举，只好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196]。
勤王军兴之际，已有人怀疑保皇会“依于救支那帝国计其隆盛之名义，以募集数十万圆之寄附金（寄附金也），于支那之政治改革毫无所用，而但为自己等之赘泽（赘泽即骄奢也），或为旅行费，彼等之所作几于诈伪”[197]。后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各埠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梁启超因“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198]康有为则一意孤行，坚决反对再用武力。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橘次慨叹道:
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199]
注释: